第八章 刘知幾与章学诚之史学

，其奈名不副实何 是故谓《尚书》、《春秋》为史，可也，谓《易》、《诗》、《礼》、《乐》为史，不可也，谓《易》、《诗》、《礼》、《乐》为史料，可也，径谓为史著，不可也，此吾夙日所持之论也。

    第二所宜论者，则记注、撰述之分是也。记注、撰述之分，初申其旨于刘知幾，所谓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是也。章氏则谓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记注即今日所谓史料，撰述即今所谓史著，前已略论之矣(见第三章)。然在章氏以前，不仅刘知幾榷论及此，而郑樵亦为之说曰：

    有史，有书，学者不辨史、书，史者官籍也，书者书生之所作也，自司马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夹潦遗稿 与方礼部书》)。

    刘氏所谓当时之简，与郑氏所谓史，皆指属于记注之史料，刘氏所谓后来之笔，与郑氏所谓书，皆属于撰述之史著，与章氏所论，前后若合符节，特二氏所言，不过摘举其要，迨至章氏乃为之发挥尽致耳。章氏又引申其旨云：

    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文史通义 书教下》)。

    第章氏犹以为未尽，又有所谓著述与比类之别，比次、独断、考索之分。其论著述与比类云：

    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盖著述譬之韩信运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不可为良者也(《报黄大俞书》)。

    又论比次、独断、考索云：

    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沈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如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然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亦犹酒可实尊彝，而糟粕不可实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粪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答客问》)。

    按此所谓比类、比次，皆指记注而言，所谓著述，固与撰述无殊，而独断、考索二者，又为撰述之所必具，皆与前说互相发明，而又语益加详者也。考史部分类，始于《隋志》，其后诸史未有大异，其分类之标准，概以纪传、编年之史为主，而以其他属于史者附入之，刘知幾概称前书为正史，其余则榷为十流，于《史通 杂述篇》论之，亦导源于《隋志》者也。现世史籍之分类，其法不一，而以史料、史著分为两类，为最新之方法，或谓此受远西史学传来之影响，与中国无与，不知百余年前，有若章氏，已为之阐发无遗，此较六经皆史之说，尤为可贵而有据，故治史之士，乐为述之。

    第三所宜论者，则通史之倡导也。章氏虽以记注与撰述并言，亦谓记注为古人所重，然终不以记注为作史之极则，故甚尊扬通史，其持论大旨，具于《释通》、《申郑》二篇，前于述郑氏《通志》时，已为略举之矣。其他诸作，于重撰述而轻记注之旨，时时流露于字里行间，试举数例，以见其然。其一云：

    迁、固书志，采其纲领，讨论大凡，使诵习者，可以推验一朝梗概，得与纪传互相发明，足矣。至于名物器数，以谓别有专书，不求全备，犹左氏之数典征文，不必具《周官》之纤悉也。司马《礼书》，末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自沈、范以降，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至欧阳《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书至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宋》、《金》、《元史》，繁猥愈甚，连床叠几，难窥统要，是殆欲以周官职事，经礼容仪，尽入《春秋》，始称全体，则夫子删述《礼》、《乐》、《诗》、《书》，不必分经为六矣。马、班岂不知名物器物不容忽略，盖谓各有成书，不容于一家之言曲折求备耳。惟夫经生策括，类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该，便于寻检，史家纲纪群言，将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数，拾给不暇，是则不知《春秋》、《官》、《礼》意可互求，而例则不可混合者也(《毫州志掌故例议上》)。

    其二云：

    或曰，王伯厚氏搜罗摘抉，穷幽极微，其于经传子史，名物制数，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者，资衣被焉，岂可以待问之学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盖因名而求实者也。王氏因待问而求学，既知学则超乎待问矣。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功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目，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积补苴，为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博约上》)。

    寻章氏之意，盖以古人之史籍，于撰述之外，别有记注一种，所谓别有专书，即属于记注之类也。即其所指名物器数之微，所称策括纂要之书，悉当属于记注，而与撰述无与者也。章氏尊扬通史，故极称郑樵，视记注之书下于通史一等，故谓王伯厚之书为纂辑，而不得谓之著述。同时有戴震，以精于名物器数，见称一时；而章氏不以为然，其曰以襞积补苴为学者，指戴震一派而言也。以史学见解言，襞积补苴，本属于纂辑一类，亦得名之为记注，而不得以撰述称之，故章氏又谓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家书》)，是其立言之旨，仍以撰述为极则，求之古人，则马、班其首选也。抑章氏之论史，又有不止于此者。如云：

    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士，嚣然起而争之，然则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乏文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实有据，转觉贤于迁、固远矣(《申郑》)。

    又云：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家书》)。

    又云：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和州志 志隅自序》)。

    是则章氏之所自负者，惟在深通史意，亦即孔子自谓窃取之义也。其所谓史意、史义，又即所称别识心裁，凡此皆申明重撰述而轻记注之旨也。章氏又云：

    《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也。……《文献通考》之类虽仿《通典》，而分析比次，实为类书之学，书无别识通裁，便于对策敷陈之用(《释通》)。

    章氏之盛称《通志》，以为其书有别识通裁，近于撰述，而甚鄙马端临不明史意，无别识通裁寓乎其中，故以类书目之，亦以其近于记注也。窃尝论之，记注、撰述之分，变动不居者也，前日视为撰述者，正为今日之记注，后日视为记注者，亦即今日之撰述，《左传》、《国语》，可谓撰述矣，而太史公据为史料以修《史记》，是即以记注视之，今之撰新通史者，亦尝据“二十五史”为史料，故论者谓吾国旧史，悉当以史料视之，是亦不以为撰述矣。即以今之通史、专史论之，皆所谓撰述也，通史所述为概括之事实，专史所述具一类之始末，撰通史者，必取资于各专史，是则视专史如记注矣，然则谓之史钞类纂可乎。有如李焘之《续鉴长编》、李心传之《系年要录》、马端临之《文献通考》，章氏视为史钞类纂者，为之正自不易，必先有此等史钞类纂之书，然后具有别识心裁之撰述，乃易于措手。章氏尊扬通史，故重撰述而抑钞纂，似谓专史亦不得尸撰述之名者，岂其然乎，岂其然乎

    第四所宜论者，则方志学之建立也。刘、章二氏皆有志于修史，刘氏为史官甚久，承命修国史、实录，而以不得行其志，遂不甚措意于此，终亦不能自撰一史，以见其志，仅撰《史通》，以示作史之准则而已。章氏虽成进士，而不得与翰林之选，清之翰林，即前世之史官也。官修之史，章氏既不得与，乃欲自撰一史，致力于赵宋之书，终以力有不逮，而徒记空言，转而寄其意于修志，盖以方志亦一方之史也。章氏于此旨颇有阐发，如云：

    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州县请立志科议》)。

    又云：

    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征百国宝书，是其义矣。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知方志为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子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诗文也。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綺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法也。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盖有取于家谱者矣，未闻取于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然其故实，始于误仿图经纂类之名目，此则不可不明辨也(《代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盖国史与方志，本为同条共贯之书，不过一纪国家之事，一纪地方之事，范围有广狭之殊，而同属于史，则无疑义。第自来论者，多谓方志为专详地理之书，与章氏同时之戴震，即力持其义，曾谓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见章氏《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故隋、唐以来诸史之经籍、艺文等志，皆以方志之书入史部地理类。直至章氏，始辨析方志与图经之别，方志应如《吴越春秋》、《华阳国志》，为别史之一种，此可谓创通大义前无古人者矣。余考章氏立论之精者，无过于《方志立三书议》，其略云：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者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

    考章氏此论，盖与上文六经皆史之说，记注与撰述之分，以及通史之倡导，皆有互相贯通之义。何以明之 兹以六经皆史为原则，而六经即有撰述与记注之分，如《尚书》、《春秋》，则撰述也，“三礼”及《诗》，则记注也；再细分之，则“三礼”属于记注中之掌故一类，《诗》属于记注中之文征一类，是则方志之立三书，实原于六经皆史之旨矣。章氏尝谓

    古人之于名物器数，别有专书详之，撰史者不必求备，故所倡导之通史，必以合于撰述者为依归，而于掌故、文献二者，则述之不必太详，以别于史钞类纂，皆此旨也。且章氏之于方志，不仅坐而言之已也，如所撰《和州》、《亳州》、《永清》、《天门》诸志及《湖北通志》，皆能以其义例，实现于著述之中，可谓能实践其言矣。又有进于此者，章氏所撰诸志，纪传、表、考(易志称考又称书以避大名)，诸体略备，一如正史，以树方志为史之规，其于列传，则佐之以表，凡其人已于正史有传者，则具其名于表，并曰事详某史，其正史所不具者，或史具而多漏略者，始为传以传之；又极重图，不惟舆地宜有图，建置水道，更宜分列专图；又谓艺文应专列书目，附以提要，别以诗文，入之文征；又为别撰掌故，以实现其方志分立三书之旨。又其治史主于诸史目录之后，别撰别录附焉。且为之说云，诚得以事为纲，而纪、志、表、传之与事相贯者，各注于别录，则详略可以互纠，而繁复可以检省，治史要义，未有加于此也(《史篇别录例议》)。此又推其修志之法以治史，以明史志之相通。以上所述，皆章氏所建立之方志学，具有别识通裁成一家之言者也。

    第五所应论者，则校雠学之阐明也。吾国校雠之学，始于刘向、刘歆父子，汉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总群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迨向卒，哀帝复使向子歆，卒其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据《汉志》)，而向复有《别录》二十卷。夫条其篇目是谓著录，撮其指意是为提要，《七略》、《别录》，由是而分，亦后世解题、提要之书之所本也。未几班固据《七略》而撰《汉书 艺文志》，有著录而无提要，又去其《辑略》一篇，而为六略。《隋志》以下，继以著录，于是流而为目录之学，而校雠之旨微矣。宋代曾巩奉时君之命，校理秘阁群书，每一书已，必撰一序以述其旨，录而奏之，即师向、歆之成法。然巩为辞章之士，远于学术，非真能究明校雠之旨者。其后郑樵，乃于《通志》中撰《校雠略》，以明部次群籍之法。惟当郑氏之世，《七略》、《别录》均已亡佚，仅就《汉志》考论，未能窥向、歆学术之全，且樵重通史而轻断代，诋谟諆班氏太过，其于《汉志》亦有吹毛索瘢之病，不得以为定论也。章氏承樵之风，而作《校雠通义》，以发明古人官师合一之旨为最精。其言曰：

    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而已矣，又安有私门之著述哉(《校雠通义 原道》) 。

    盖自表面观之，秦人以吏为师，似为衰世之法，不知其正合古制，此由《七略》、诸子十家出于王官之说推而得之，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矣。次则谓著录之法，甲乙部次不同，而其书含有两种学术以上者，可用《七略》互注之法，分见各部(据班氏《汉志 自注》)，以收申明流别曲尽其用之效。又如“孔子三朝记”出于《礼记》，“弟子职”出于《管子》。而《七略》两著其目，是为裁篇别出之法，此亦章氏之所阐明也。至如所云，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编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干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同上，《校雠条理》)，又即今日盛行之索引法。同时汪辉祖撰《史姓韵编》、《三史同姓名录》二书，章氏曾为叙之，即本此论而作者也。其于郑氏所论，多所订正，兹不悉举。惟其后又撰《史籍考》，期与朱彝尊《经义考》相配，其纂辑要旨，具于《论修史籍考要略》、《史考释例》二篇之中。《要略》所举之例：“一曰古逸宜存，二曰家法宜辨，三曰翦裁宜法，四曰逸篇宜采，五曰嫌名宜辨，六曰经部宜通，七曰子部宜择，八曰集部宜裁，九曰方志宜选，十曰谱牒宜略，十一曰考异宜精，十二曰板刻宜详，十三曰制书宜尊，十四曰禁例宜明，十五曰采摭宜详。”《释例》则谓：“著录之书，肇自刘氏《七略》，班氏因之，而述《艺文》，自是荀《簿》，阮《录》，《隋籍》、《唐艺》，公私迭有撰记，其因著录而为考订，则刘向《别录》以下，未有继者，宋晁氏公武、陈氏振孙始有专书，而马氏《文献通考》遂因之以著经籍，学者便之。”又云：“考订与著录，事虽相贯，而用力不同，著录贵明类例，求于书之面目者也，考订贵详端委，求于书之精要者也。”盖晁氏之《郡斋读书志》，陈氏之《直斋书录解题》，于著录书名、卷数、撰人之后，系以提要，说明其书之旨趣，间以考订其得失，此即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所由昉也。朱氏《经义考》，先分四柱，首著书名，名下注其入名，次行列其著录卷数，三行判其存佚及缺与未见，次系以序论、类跋、目次，最后附以考证，故其书原称《经义存亡考》。章氏仿之，而于序论、题跋多从节删，以避烦冗，盖其所论校雠之法，悉实现于此书，惜以其亡而不得窥见也。

    上述五事，已将章氏之史学，撷举大要，不必再为旁举矣。惟章氏既以能得史意自负，故于史学亦有所阐明，此不可以无述也。章氏之言曰：

    古无史学，其以史见长者，大抵深于《春秋》者也。陆贾、史迁诸书，刘、班部于《春秋》，家学得其本矣。古人书简而例约，虽治史者之法《春秋》，犹未若后世治经学者之说《春秋》繁而不可胜也。故《春秋》之义行，而名史皆能自得于不言之表焉。马、班、陈氏不作，而史学衰，于是史书有专部，而所部之书，转有不尽出于史学者矣。盖学术歧而人事亦异于古，固江河之势也(《史考释例》)。

    又云：

    古人史学口授心传，而无成书，其有成书，即其所著之史是也。马迁父子再世，半班固兄妹三修，当显、肃之际，人文蔚然盛矣，而班固既卒，《汉书》未成，岂举朝之士不能赞襄汉业，而必使其女弟曹昭就东观而成之，抑何故哉 正以专门家学，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必须口耳转授，非笔墨所能罄，马迁所谓藏名山而传之必于其人也。自史学亡，而始有史学之名，盖史学之家法失传，而后人攻取前人之史以为学，异乎古人以学著为史也(同上)。

    盖章氏喜陈古以刺今，故谓马、班、陈氏不作而史学衰，然谓古人史学无成书，其有成书，即其所著之史，则为精确不易之论。试考刘知幾以前，何曾有论史专书，考史学者，即于所著之史求之，此外则无有也。至谓史学亡而始有史学之名，史学之家法失传，而后人攻取前人之史以为史，此则出于尊古卑今之见，即实论之，未见其然。夫古人之作史者，如左、马、班、陈，诚卓卓可称矣。然于史学之科律，既未之阐明，即后学之治史者，亦苦无从著手，非古人之智虑及不此也， 尔时去古未远，著述尚质，文成而后法立，学即寓于书中，作史者本不需法，又何史学之足云。魏、晋以后，史籍渐繁，载言之士，不必尽预作史之选，预其选者，亦未必尽申其志，于是以其余暇，囊括诸史，榷其利病，而《史通》一书，缘之以作，而史学之成家，亦始于是时。凡一学术之成，皆由时势孕育激荡使然，不有子玄，亦必有人能撰是书。章氏谓郑樵有史识，曾巩具史学，刘知幾得史法，岂所谓史识、史法，皆不得谓之史学乎 夫别史识于史学之外，始于刘知幾，然非谓有史识者，不必具有史学也。章氏又谓刘言史法，吾言史意，似史意又超乎史法之上，不知史学之包蕴至广，所谓史识、史法、史意，皆具史学之一体，盖必知孔子所谓其事其文其义，三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也。第章氏又分史学专部，为考订、义例、评论、蒙求四门，并为之区分曰：

    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南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上朱大司马论文》)

    兹以愚见论之，蒙求之书，固不足以当史学，然如史纂、史考、史评、史例四者，岂不通史学者所能为乎 鄙屑而不屑道，未见其可。盖史纂属于事，史选属于文，史评、史例属于义，即章氏所分之四门，亦未尝不以考订、义例、评论列于史学之内，吾故曰，必三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也。然章氏又昌言史德，其言曰：

    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为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昔者刘子玄盖以是说，谓足以尽其理矣。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 著书者之心术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史德》)。

    是则史德一项，又为史家三长之本，盖因前代撰史之士，多为无行之文人，故章氏慨乎言之，若为严正之史家，则必不尔，是则刘氏三长之论，仍属至当不易也。

    其次尚有宜述者，则章氏尝以“因事命篇”，为作史之极则是也。于纪传、编年二体之外，“因事命篇”始于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章氏盛赞之，以为体圆用神，真得《尚书》之遗矣。而于此旨，更有阐发。如云：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之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 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则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书教下》)。

    章氏此论，合于近世新史之体例，前已论之；又以因事命题之法，有时而穷，佐之以图表，其于史学，可谓极尽研幾之能事矣。章氏又引申自注之法，以撰别录，以极因事命篇之用。其说云：

    史以纪事者也，事同而人隔其篇，犹编年之史，事同而年异其卷也。左氏年次正文，忽入详具某年之句，人知无是理也。马、班纪传正文，遽曰详具某人之传，何以异乎。然杜氏之治《左》也，于事之先见者，注曰为某年某事张本，于事之后出者，注曰事见某公某年，乃知子注不入正文，则属辞既无扞格，而核事又易周详，斯无憾矣。……纪传纪年，区分类别，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矣。今于纪传之史，取其事见某传互见某篇之类，以其紊入正文，隔阂属辞义例，因而改为子注，洵足正史例矣，而于史之得以称事而无憾，犹未尽也。一朝大事，不过数端，纪传名篇，动逾数十，不特传文互涉，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逐篇散注，不过便人随事依检，至于大纲要领，观者茫然，故于纪传之史，必当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子纪、志、表、传与事连者，各于其类附注篇目于下，定著别录一类，冠于全书之首，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挈纲，治纪传之要义，未有加于此者也(《史篇别录例议》)。

    别录之法，非仅用于纪传已也，亦可用之于编年。其说云：

    今为编年，而作别录，则如每帝纪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侍从、郡县守令之属，区别其名，注其见于某年为始，某年为终，是亦编年之中，可寻列传之规模也。其大制作、大典礼、大刑狱、大经营，亦可因事定名，区分品目，注其终始年月，是又编年之中，可寻书志之矩则也。至于两国聘盟争战，亦可约举年月，系事隶名，是又于编年之中，可寻表历之大端也。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为终始者，则于其始见也，注其终详某帝，于其终见也，注其始详某帝可也。其有更历数朝，仿其意而推之可也(同上)。

    盖章氏论史，尝称自注之善，谓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史注)，此说诚为至当不易。宋代二李(李焘、李心传)所撰之史，其自注之可贵，尤逾于本文，即其证也。惟其所谓别录，虽视《通鉴目录举要历》为加密，然亦仅为索引之一种，须附本书而行，不能自成一史，上较袁枢，尚恐未逮。若夫以事为纲，经纬详明，可备古今之要删者，其即近人所称之通史、别史乎。

    汉儒谓《春秋》有大义数十，炳如日星，吾昧于经学家法，不敢妄有论列，惟如章氏之所阐明，实有嗷曒然不可磨灭之处，而所阐明者，厥为史之义例，盖善于用综，以归纳法而得之者也。章氏尝谓胡太学虔，于襞积编纂之功，比小子为缜密，而小子于论撰裁断，亦较胡君为长，不特取材互省功力，即成书亦互资长技(《上朱大司马书》)，可谓知己知彼矣。盖以章氏比于刘知幾，一则以扬榷利病为先，一则惟阐明义例是务，惟以扬榷利病为先，故详于批评，亦兼及体要，惟以阐明义例是务，故挈其纲领，而略于节目，试以经学家之派别喻之，刘氏如治古文学，正文字，明训诂，究名物器数，而微言大义，即寓乎其中，韋氏如治今文学，惟宣究微言大义之是务，而以文字训诂、名物器数之琐细者，为不足措意焉，此则二氏之辨也。

    《文史通义》始撰于乾隆三十六七年之间，其《候朱春浦书》所云，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是也(按章厌于三十六年十月出都)。其后续有所作，以迄于卒，如《浙东学术》一篇，系作于嘉庆五年庚申(是年所撰之文总题曰《庚申杂订》)，即章氏卒前一年也。章氏于病笃时，以著述全稿，属萧山王宗炎(字穀塍)编定，宗炎旋写定一目，未及付刊而卒，章氏之次子华绂先勘定《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并《校雠通义》三卷，初刊于道光十二年(壬辰)，于王氏旧目颇有更定，即今之通行本也。兹考内外两篇，各为六十一，《外篇》所载，悉论方志之作，后已别署为《方志略》，《内篇》之纯论史学者，不过《史德》、《史释》、《史注》、《传记》、《释通》、《申郑》、《答客问》(凡三篇)九篇而已。卷一凡十一篇，专明六经皆史之义，其余皆文史兼论，其意以为史须载之以文，离文不足以言史也。惟其中又有泛论学术者，如《朱陆》、《浙东学术》二篇是也；有专论文学者，如《文德》、《文理》、《古文公式》、《古文十弊》诸篇是也；然论史之旨，亦以寓焉，其命名《文史通义》，亦以此也。《校雠通义》撰于乾隆四十四年，初为四卷，后二年游汴，遇盗失去，幸前三卷有友人钞存本可据(据《酉冬戌春志馀草》)，此即初刊本所据也。

    其后有《文史通义补编》、《章实斋文集钞》，散见各丛书中，一九二一年，浙江图书馆始将所藏钞本《章氏遗书》十八册，编为二十四卷，排印行世，然犹未备。是年吴兴刘承幹亦汇刊《章氏遗书》三十卷，《外篇》十八卷，其所收者，除两《通义》外，有《方志略》、《文集》、《外集》、《湖北通志检存稿》及《未成稿》，又以《信摭》、《乙卯箚记》、《丙辰箚记》、《知非日札》、《阅书随箚》五种，附以《永清县志》、《和州志》及补遗、附录、校记，是为《外编》；后又取其《纪元经纬考续》为《外编》之第十九、二十两卷，章氏遗著，大略具是，非浙本之比矣。兹考其编次之法，大抵依王宗炎所编旧目，而又为之变通，如改《文史通义》《内篇》为六卷，原刊本《外篇》之论方志者，多具于《方志略》及《永清》、《和州》两志，无事复载，故取诸论文史之散篇，别编为《外篇》三卷，又原刊《校雠通义》无《外篇》，乃取诸论校雠之散篇，编为一卷，核以浙本，盖用王氏旧目也。又《文史通义》《内篇》文字，与原刊本多所异同，而篇目亦有增并 ，所可考者，大略如此。

    章氏所一意经营者，厥惟《史籍考》一书，其书始功于乾隆五十三年，时居湖广总督毕沅幕中，初为撰《论修史籍考要例》一文，未几开局纂修，实由章氏主持其事，而洪亮吉、凌廷堪、武亿等亦与其役，中间因别撰《湖北通志》，未得专力于此，迨五十八年毕氏失职，章氏亦去湖北，然是时已程功十之八九矣 。然此书实代毕沅而作，执笔者亦非一人。及毕氏殁，稿已散失大半，章氏乃就其家收拾残丛，欲以独力续成之。嘉庆三年居杭州，藉谢启昆之力，乃得著手补修，并为重订凡例，遗书中所载《史考凡例》是也。兹录其总目如下：

    《史籍考》总目

    制书  二卷。

    纪传部正史十四卷，国史五卷，史稿二卷。

    编年部通史七卷，断代四卷，记注五卷，图表三卷。

    史学部考订一卷，义例一卷，评论一卷，蒙求一卷。

    稗史部杂史十九卷，霸国三卷。

    星历部天文二卷，历律六卷，五行二卷，时令二卷。

    谱牒部专家二十六卷，总类二卷，年谱三卷，别谱三卷。

    地理部总载五卷，分载十七卷，方志十六卷，水道三卷，外裔四卷。

    故事部训典四卷，章奏二十一卷，典要三卷，吏书二卷，户书七卷，礼书二十三卷，兵书三卷，刑书七卷，工书四卷，官曹三卷。

    目录部总目三卷，经史一卷，诗文(即文史)五卷，图书五卷，金石五卷，丛书三卷，释道一卷。

    传记部记事五卷，杂事十二卷，类考十三卷，法鉴三卷，言行三卷，人物五卷，别传六卷，内行三卷，名姓二卷，谱录六卷。

    小说部琐语二卷，异闻四卷。

    共三百二十五卷 。

    考史籍之分类，应以阮《录》 《隋志》为祖。刘知幾则谓：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能与正史参行。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杂述篇》)，是皆别于纪传、编年二体之外者也。其后史籍多祖《隋志》，其流或殊，大体未异。章氏所分十一部，五十五子目，是否悉当，别待榷论，惟与刘氏用意正同，而又加详者也。《史考》本未杀青，原稿以未刊而佚，杨守敬、李之鼎合撰之《丛书举要》，言毕沅未刊书有《史籍考》百卷，不过虚标其目。或谓其残稿见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据《书目答问补正》)，亦未知其审也 。

    章氏《史籍考》一书今既不传，亦未尝无人为之重作，长沙余苹皋(未详其名)撰《史书纲领》一书，俞樾为之序云：“余氏竭数十年之心力，撰述成书，体规朱氏《经义考》，网罗古今史书志乘，录其叙目凡例，视《经义考》加详，而卷帙倍之，匹于甲乙部之藏，不啻握其钤辖。”其推许可谓至矣(湘阴郭嵩焘亦为此书作序，见《养知书屋集》)。惜其书迄未付刊，不知流落何所(湘潭黎君泽济首考及此，或称余氏所撰本名《史考纲目》)。近日研史之士每欲发愤重撰《史籍考》，而惮其繁重，有撮萧梁旧史而为之考者，如海盐朱氏是，有萃晚明史籍而为之考者，如安阳谢氏是，以言理董全帙则尚有待，倘得是书为蓝本，而补其未备，不亦事半功倍乎？

    章氏所撰诸志，以《永清县志》二十五篇(今分十卷)为最全，《和州》仅余残本(今分三卷)，《亳州》、《天门》两志则未之见。《湖北通志》为章氏主修；稿本略具，始以毕沅入觐之际，为陈熷所驳，继以毕沅失职，主者易人，而全书易其面目，兹就检存未成两稿求之，可以见其大凡。其书分为四部：一为通志本书，二为掌故，三为文征，四为丛谈。本书分为纪、图、表、考、政略、、列传六目，掌故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文征分为甲(正史列传)乙(经济策画)丙丁(词章诗赋)四集，此本于方志立三书之议也。附以丛谈，以补其未备。章氏所撰诸志，以此志为用力最深，乃今仅得见其残稿，惜哉惜哉!

    校雠之学，由治书而生者也。先章氏为此学者，有明人胡应麟之《经籍会通》，《四部正讹》。《经籍会通》四卷：一曰《源流》，二曰《类例》，三曰《遗轶》，四曰《见闻》，篇章略具，亦《校雠通义》之先声矣。又有焦竑于所撰《国史经籍志》后，附以《纠谬》一卷，驳正汉、隋、唐、宋诸志及诸家书目分门之误，亦论校雠学之可称者。其于章氏之后，续其书者，凡得两家：一曰双流刘咸忻之《续校雠通义》，一曰杜定友之《校雠新义》。刘氏所撰诸书，多涉皮相，殊鲜精义，盖不足论；杜氏用西人十进法，部次吾国旧籍，因谓书籍分类与学术分类不能并为一谈，《新义》一书，即为发挥此义而作。夫校雠之学，为史学之支裔，然尚有人赓其业而续其书，向、歆造端，郑、章衍绪，上下千载，此道不孤，至于《文史通义》一书，尚未闻有人为之续作，范围有广狭之殊，撰述有难易之别，率尔操觚之士，其不敢轻于从事，又不待问矣。

    近人或推郑樵，以为可与刘、章二氏鼎足而三，吾谓非其伦也 。章氏尝盛推郑氏《通志》，以为其精要在乎义例，此盖章氏自道其所得，而引郑以自助耳。郑氏以一人之力，穿贯诸史，会为一书，体大气锐，诚可惊叹，然其力不副心，漏略百出，且语多袭旧，迹不可掩，前已略论之矣。其史学之识解，略具于《通志 总序》及《夹潦遗稿 与方礼部书》，总其精要之语，亦不过百数十言而止耳，求如刘、章二氏之自具篇章，首尾一贯，则郑氏病未能也。且郑氏治史之精神，尤在《校雠》一略，其中精语虽多，已不能掩其粗疏之迹，况下于此者乎 或又谓吾国自有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有史，自有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然后有史学 。吾谓能撰史者，必通史学，左、马、班、荀诸人皆长于撰史，其精于史学必矣。且史学之名，始于后赵石勒，则刘知幾之前，亦不得谓之无史学，惟论史学之专书，具有家法，言成经纬，则自刘氏始，而章氏继之，郑氏不得与焉。此吾所以于马、班二氏之后，极有取于刘、章二家之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