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古文疏證》卷七

王所傳三十一篇之本為正。即不爾，世或有李陽冰其人出，嘗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者，請其手一書此三十一篇於石，置諸西安府學宮內，使觀視摹寫者填咽，亦未必非崇正復古之一助雲。《堯典》：宅嵎夷（鄭本夷作鐵。馬云：嵎，海隅也；夷，萊夷也。則馬本初不異。又考《釋文》云：《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甗，是鄭所改，乃依緯文。甗，古夷字也）平秩東作（馬本平作蘋，普庚反，雲使也）。宅南交（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穎達云：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平秩南訛（馬本平作蘋）曰昧穀（鄭本昧作柳）平秩西成（馬本平作蘋）。平在朔易（馬本平作蘋）嚚訟可乎（馬本訟作庸）帝曰我其試哉（馬鄭王本皆無「帝曰」二字）。如西禮（馬本「西禮」二字作初）僉曰益哉（馬鄭王本僉作禹）《皋陶謨》：天敘有典（馬本有作五）。自我五禮有庸哉（馬本有作五）。天明畏（馬本畏作威）。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馬本艱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作會（馬鄭本會作繪。又考孔《疏》云：鄭康成《注》，會讀為繪。則鄭本初不異，但讀為繪耳）《禹貢》：島夷皮服（鄭康成《注》，鳥夷東方之民，摶食鳥獸者也。王肅《注》，鳥夷，東方夷國名。與孔不同，是鄭、王本島作鳥）。作十有三載乃同（馬鄭本載作年）。厥土赤埴墳（鄭本埴作戠，鄭王皆讀曰熾）。瑤琨筿簜（馬本琨作貫）諲於江海（鄭本掞作鬆，鬆當為掞，馬本作均、雲、均、平）滎波既豬（馬、鄭、王本波作播，謂此澤名，滎播）導岍及岐（馬本岍作開）。《甘誓》：天用剿絕其命（馬本剿作巢，於小反）。《盤庚》中：誕告用亶（馬本亶作單，音同，誠也）。《盤庚》下：今予其敷心腹腎腸（鄭本心腹腎腸作憂腎陽）。微子用乂讎斂（馬本讎作稠，雲數也）自靖（馬本靖作清，謂潔也）《牧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馬本迓作禦，禁也。又考孔《疏》云：王肅讀禦為禦，是王本又作禦）《洪範》：明作穀（王肅《注》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是王本抃作悊）無虐煢獨（馬本無虐，作亡侮）曰蒙（王肅《注》，霿，天氣，下地不應暗冥也。鄭康成以霿者，氣澤。鬱鬱，冥冥也。是鄭、王本蒙作霿）。曰繹（王肅《注》，<囗��>、霍驛，消減如雲氣。鄭康成以為明，言色澤，光明也。是鄭王本驛作<囗��>）曰豫（鄭王本豫作舒，鄭雲，舉，遲也。王雲，舒，隋也）。《金縢》：噫公命（馬本噫作懿，猶億也）。惟朕小子其新逆（馬本新逆作親迎）。《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馬本「猷大誥爾多邦」作「大誥繇爾邦多」。又考孔《疏》云：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是鄭、王本仍作猷）。天降割於我家（馬本割作害）不少延（馬讀此為句，不為弗）。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十二字），《酒誥》：王若曰（馬本作「成王若曰」。德明雲，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吾謂此「成」字後錄《書》者加之，未可從。又考孔《疏》雲，馬、鄭、王、本皆有成字）。《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馬本付作附）。《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馬鄭王本弋作翼，義同）。大淫泆有辭（馬本泆作屑，雲過也）。《無逸》：嚴恭寅畏（馬本嚴作儼）。文王卑服（馬本卑作俾，使也）。則皇自敬德（王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君奭》：迪見冒（馬本冒作鄜，勉也）。《多方》：不克終日勸於帝之迪（馬本迪作攸，雲所也）。爾罔不克臬（馬本臬作劓）。《顧命》：王不懌（馬本懌作釋，雲不釋，疾不解也）。在後之侗（馬本侗作詷，雲共也）。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四人綦弁執戈上刃（馬本綦作騏，雲青黑色）。三吒（馬本吒作詫）。《康王之誥》：王若曰（馬鄭王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呂刑》：爰始淫為劓刵椓黥（鄭本「劓刵椓黥」作「臏宮劓割頭庶剠」，又考孔《疏》雲，鄭康成《注》，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為羈黥人麵。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為。是鄭本又初不異，未知穎達何自矛盾）。俾我一日（馬本俾作矜。矜，哀也）。王曰籲（馬本籲作於，於於也）。惟來（馬本來作求，雲有求，請賕也）。《秦誓》：惟截截善諞言（馬本諞作偏，雲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

    按唐明皇寫《尚書》，以今字，藏其舊本。《宋史·藝文志》，遂無三家所注古文《尚書》，宋中葉雖間有出者，要亦未是三家本。故宋人云：古文《尚書》作某字。餘概不之及，惟斷自唐以上之人之書，摘次於後，以補陸、孔二氏所未備焉。裴泬《史記注集解·五帝本紀》，《堯典》「四嶽」，鄭本作「四狄」。「三載汝陟帝位」鄭本作「三年」。「輯五瑞」，馬本「輯」作「揖」，注曰：揖，斂也。「柴」，鄭本作柴，注曰：柴，燎也。「贄」，馬本作「摯」。「眚災肆赦」，鄭本作「眚災過赦」，注曰：眚災為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俞汝往哉」，鄭本「俞」作「然」。「寇賊奸宄」，鄭本「宄」作「軌」，「惟明克允」，馬本作「維明能信」，注曰：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歌永言」，馬本作「歌長言」。《夏本紀》，《禹貢》「奠高山大川」，馬本「奠」作「定」，注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島夷皮服」，鄭本「島」作「鳥」。「濟河惟兗州」，鄭本「兗」作「沇」。「灉沮會同」，鄭本「灉」作「雍」。「作十有三載乃同」，鄭本「載」作「年」。「巘於江海」，鄭本「巘」作「均」，注曰：讀為巘。「沱潛既道」，鄭本「潛」作「涔」。「惟箘簵楛」，馬鄭本「枿」俱作「簬」。「三邦底貢厥名」，馬本作「三國致貢其名」。「終南惇物」，鄭本「惇」作「敦」，注曰：敦物在右扶風武功。「至於豬野」，鄭本「豬」作「都」，注曰：都野在武威名休屠澤。「導岍及岐」鄭本「岍」作「汧」，注曰：汧在右扶風。「北過洚水」，鄭本「洚」作「降」，注曰：降水，在信都南。「嶓塚導漾」，鄭本「漾」作「瀁」，注曰：瀁水出隴西氏道。「又東至於澧」，馬鄭王本「澧」俱作「醴」。「溢為滎」，鄭本「溢」作「泆」。「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惟鄭本「庶」作「眾」，「底」作「致」。《皋陶謨》：「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鄭本「庶」作「眾」，「邇」作「近」，「天其申命用休」，鄭本「申」作「重」，注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在治忽」，鄭本「忽」作「曶」，注曰：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殷本紀》：《湯誓》「有眾率怠弗協」，馬本「弗協」作「不和」。《西伯戡黎》「不有康食」，鄭本「康」作「安」。《周本紀》：《牧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鄭本「弗迓」作「不禦」，注曰：禦強禦謂強暴也。「奔」作「醿」。《魯周公世家》：《金縢》「史乃冊祝」，鄭本「冊」作「策」。「乃命於帝庭」，馬本「於」作「於」。「我先王亦永有依歸」，鄭本有「下有所」字。「毋逸爰暨小人」，馬本「爰暨」作「為與」，注曰：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乃或亮陰」，鄭本作「梁闇」，注曰：楣謂之梁，闇謂廬也。「言乃雍」，鄭本「雍」作「歡」，注曰：歡，喜悅也。「舊謂小人」，馬本「舊」作「久」。「誓魯人三郊三遂」，王本「遂」作「隧」。《宋微子世家》「微子我其發出狂」，鄭本「狂」作「往」，注曰：發，起也。我其起作出往也。「今爾無指告於顛惣」，馬本「惣」作「躋」，注曰：躋，猶墜也。《鴻範》「威用六極」，馬本「威」作「畏」、注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土爰稼穡」，王本「爰」作「曰」「從」作「作」，馬本「治」作「治」。「錫汝保極」，鄭本「汝」作「女」。「使羞其行而邦其昌」，王本「邦」作「國」。「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鄭本「汝」俱作「女」。「皇極之敷言」，馬本「皇」作「王」。「於帝其訓」，馬本「訓」作「順」，注曰：於天為順也。「是訓是行」，王本「訓」作「順」，注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乃命卜筮」，注引鄭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囗��>霧克也。又曰：雨者、濟者、<囗��>者、霧者、克者，則鄭本曰<囗��>，在曰霿之上，王本亦然。又「曰霽」鄭本作「曰濟」。「衍忒」鄭本「忒」作「貣」。「立時人作卜筮」，鄭本「作」作「為」。「王省惟歲」，馬本「省」作「眚」。

    又按鄭氏《周禮注》引《召詔》：「太保朝至於洛」，「洛」作「雒」。「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作「於雒汭」。《呂刑》：「度作刑以詰四方」，「作度」作「詳刑」。《堯典》：「宅西曰昧穀」，作「度西曰柳穀」。《禹貢》：「羽畎夏翟」，「翟」作「狄」。《皋陶謨》：「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畏」作「威」。《洪範》：「謀及庶人」，「人」作「民」。《顧命》「越翼日乙丑王崩」，「翼」作「翌」，「王崩」作「成王崩」。《皋陶謨》：「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會」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絺」作「希」。《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作「曰雨曰濟曰蒙曰驛曰克」。《金縢》：「啟籥見書」，「啟」作「開」。又「體王其罔害」，「罔」作「無」。又「以啟金縢之書」，「啟」亦作「開」。《堯典》：「平秩東作」，四「平」字俱作「辨」。《顧命》：「大輅在賓階麵」，四「輅」字俱作「路」，「綴」作「贅」。《禹貢》：「溢為滎」，「溢」作「泆」。又「滎波既豬」，作「滎播既都」。又「灉沮會同」，「灉」作「雍」。《甘誓》「予則戮汝」，「」作「奴」。《費誓》：「杜乃擭敜乃阱」，「費」作「柴」、「杜」作「度攵」。《酒誥》：「有正有事無彝酒」，「正」作「政」。《堯典》：「肆覲東後」，「肆」作「遂」。《禹貢》：「杶幹栝柏」，「杶」作「塤」。

    又按鄭氏《禮記注》引《大誥》：「越爾禦事」，「爾」作「乃」。《禹貢》「三百里納秸服」，「秸」作「鞂」。《金縢》「公曰體其罔害」，「罔」作「無」。《堯典》「夔命汝典樂」，「汝」作「女」。《牧誓》「今日之事不愆於四伐五伐」，「愆」作「過」，無「於」字。又「王朝至於商郊牧野」，「於」作「於」。《皋陶謨》「予弗子」，「弗」作「不」。又「簡而廉」，「廉」作「辨」，《堯典》「流共工於幽洲」，「洲」作「州」。《無逸》「乃或亮陰」，雲古作「梁闇」。

    ○第一百七

    安國《大序》一篇，冠五十八篇之首者，朱子謂其不類西漢人文章。又曰：祇是魏晉間人所作。又曰：「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餘直謂此篇蓋規摹許慎《說文解字序》而作，觀其起處，猶可見。至承襲而訛，遂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以所聞伏生《書》考論文義，始得知其妄。可得而辨焉。《說文解字序》曰：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曰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漢興以八體試學僮。新莽居攝，時有六書，曰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古文者，即孔子壁中書。若以自秦以後，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前，無所為古文也者，不知《藝文志》云：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蕭何固以習古文為一代之功令也，豈得雲書廢已久，時人無能識乎？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多古字古言。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此皆章章明著，不待孔安國以今文字參考而後可識也。

    按《說文序》以初造書契為黃帝之史倉頡。此自從《易·係辭》及《世本》來，極確。安國《大序》妄以為伏犧氏，孔穎達從而傅會，正可一筆抹殺。詳見餘《潛邱劄記》。

    又按杜預《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汲郡人有發塚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藏在秘府。杜預時謂科斗書久廢則可，孔安國時則不可。即《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丘明傳《春秋》，皆以古文。繼云：秦焚滅經書，滌除舊典，而古文由此絕。是亦絕經典之古文耳，非謂天下盡不識之也。不然，何後又云：張倉獻左氏《傳》，郡國山川往往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非先孔子壁而出者乎？但謂漢承秦製，以八體試學僮。不雲六體，與蕭何律悖，餘不可以不辨。

    又按秀水徐嘉炎勝力謂餘，《書大序》不類西京不待言，而尤悖理者。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上文明雲皆帝王遺書，既帝王遺書，夫子刪之定之可也，黜之除之其可通乎？學士逃難解散，何其俗；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何其卑靡。竟類近代矣。且表章六經，莫盛漢武。一巫蠱事，何至經籍道息。餘曰：經籍道息，猶言不重此道云爾。語頗輕，以是折《大序》，恐未足服其心焉。又按衛宏古文奇字，《序》先於許氏，止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又云：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未嘗雲漢不用古文，誤由於《說文序》「漢以八體試學僮」一語，不知漢乃六體。六體有古文在內，與秦殊。又誤於新莽時六書古文奇字云云，不知此即漢六體舊制，非莽始。太史公《自序》，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繼云：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一隱一見宛然。蓋秦有天下者，十五年，僅此十五年天下不習尚古文，漢一興而古文復矣。王伯厚以秦下令焚書，始禁古文，距漢興才七年。

    又按鄞萬言貞一與人論《尚書》疑義，書中一條云：安有因國家刑獄之事，臣子受命輯書，序傳既成，而可寢之不報者乎？亦佳。

    又按《說文序》，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尉律》，漢律篇名，蓋漢至和帝時，蕭何所草律，已不行。學僮不試古文，僅有一二通人如賈逵輩，方相從受古學耳。降至晉衛恒作《書勢》，去漢逾遠，並謂魯恭王得孔子宅書，時人已不復知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代秘藏，希得見。恒曾見《書大序》與否，未可知，要彼時自有此種議論散諸撰述。益征《大序》不作於漢武之時決矣。

    又按《潛邱劄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於此雲。孔安國序《尚書》，謂伏犧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後小司馬《三皇本紀》、劉恕《外紀》、陳狖《外紀》皆本之。愚嘗讀《易·係辭》而知其非也。《係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後世。聖人蓋指黃帝、堯舜，豈謂伏犧氏乎？《世本》曰：黃帝世始立史官，倉頡沮誦居其職。又曰：倉頡作書。許慎《說文序》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之跡，初造書契。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垂衣裳，倉頡造文字，然後書契始作。衛恒《書勢》曰：昔在黃帝，創製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又曰：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則書契之作，斷斷乎始於黃帝世無疑矣。然則，謂包犧氏為萬世文字之祖者，其說非乎？曰：此自為畫八卦言之也，六書之學原本於八卦，而八卦之畫不待於六書，其先後固自別爾。

    ○第一百八

    闕

    ○第一百九

    闕

    ○第一百十

    闕

    ○第一百十一

    《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此段中四語致難解。癸亥甲子，晤吾友胡朏明京師，就質此義，朏明好精思，每至忘寢食，曰：此非可以倉卒對也。越數日，來告曰：均是二尺四寸之簡，而字數多少不同，何也？蓋伏生寫此二篇《酒誥》，率以若干字為一簡，《召誥》率以若干字為一簡。三家因之而不敢易也。向據中古文校外書，以此之所有，知彼之所脫。然其間有脫字脫簡之別。脫字者，傳寫之遺漏，下文所謂脫字數十者是也；脫簡者，編次之失亡，《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是也。必言率簡若干字者，脫亦若干字。蓋以字數之相應，證中古文之足信也。然則，伏生所藏與孔壁之所出，每篇每簡字數輒同乎？曰：非然也。藉令如此，向但當以簡計，不必以字計矣。唯簡之字數有多少，則篇之簡數有贏縮，古文今文參錯不齊，故復言此以明之。或問二篇脫簡始於何時？弟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伏生《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則彼時當即有脫簡，非必博士官溺職之所致也。又曰：竊意古人受經於師經，有若干篇，篇有若干簡，簡有若干字，終身守之不敢違。及轉寫以授其弟子，亦不敢略有所增損。蓋損其字數，則簡數必溢；增其字數，則簡數必虧。非所以敬師傅，壹睹記也。即此二篇，推之其餘篇可知，而他經亦可知矣。復越數日，告曰：頃讀《春秋左傳序》《疏》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此尤可以證率簡若干字之說。蓋簡製狹長，僅容一行，故向但雲率簡若干字，而義已明，不必以行計也。竊以上下相承文理言之，則二十五字乃《酒誥》之簡，二十二字乃《召誥》之簡。《酒誥》脫簡一，則中古文多二十五字；《召誥》脫簡二，則中古文多四十四字也。

    按餘亦有一證，《宋書·謝靈運傳》論云：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唯一簡是一行，方下以兩句為對。若如餘初疑作數行，音殊豈待言。又按《左傳》《疏》云「單執一劄，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余嘗以傳文考之，亦殊未然。襄二十五年，齊南史氏執簡以往，此書「崔杼弑其君」五字，自一行可盡，執簡宜矣。若文十三年，「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亦僅十二字，簡所能容，何用聯簡之策？又杜元凱《序》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果爾，崔杼弑君，何等大事，齊卻書簡，繞朝贈處，常言僚友間耳，乃又書策。反覆皆不合，疑可互稱。善乎，熊南沙有言：古人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

    又按《尚書疏》引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此語不知何所自來。餘遍考之，策之制靡定，長短各有所施。簡則二尺四寸。故範書《曹鷫傳》，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束穀《穆天子傳序》以前所考定古尺度其間，二尺四寸皆定制者。惟班書《杜周傳注》，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為異。《南史·王僧虔傳》，有發楚王塚，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又異。至簡容字多少，鄭注《尚書》係三十字，服虔《左傳注》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參以三家經文，《酒誥》二十五字，《召誥》二十二字，亦各不同，要多不過三十字，少則八字雲。

    又按顧寧人謂，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為字矣。引秦始皇琅邪台石刻，同書文字。以為字字始見此。不知前此二年，秦初並天下，書同文字。與即位初呂不韋以所著書布咸陽市門，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字字已見鄭康成《周禮注》，云：古曰名，今曰字。《論語注》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儀禮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當增一筆曰：三代以上，言名不言字矣。

    又按《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王伯厚謂律蓋書以二尺四寸簡。杜周朱博俱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漢禮儀與律令同錄。曹鷫禮既寫以二尺四寸簡，律可知也。然則，二尺四寸為簡定制，蓋非無稽雲。

    ○第一百十二

    自偽孔《傳》有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之說，後說《易》者皆以《河圖》；說洪範者，皆以《洛書》。紛紜膠葛，莫可爬剔。甚哉，其為經之蠹久矣。及讀《漢五行志》，劉歆曰：誵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乃知孔出於歆。向嘗謂魏晉間《書》多從《漢書》來者，豈無征哉？雖然，《河圖》，八卦是也，孔注《論語》有是說矣，要未可盡抹煞。蓋《易·係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與書同出伏犧之世。程子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即如前所雲。伏羲取法，固自多矣，亦何妨更法圖書。且圖書之法，亦不過所謂觀鳥獸之文而已，遠取諸物而已，豈得謂龍馬，出伏羲始能畫，不然，將束手不作《易》哉？至《洛書》出禹，經傳都無其事，於《洪範》尤了不相涉。祗緣歆當莽時，尚符瑞，敢為矯誣傅會，論莫確於明初之宋、王二老，中葉歸熙甫，及近日黃太衝。餘故詳載其說於左方。

    按《宋文憲集》，或問於宋濂曰：關子明雲，《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堯夫雲，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於此乎。是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惟劉長民所傳獨反而置之，則《洛書》之數為十，《河圖》之數為九矣。朱子發深然其說，曆指序其源流。以為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範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其解《易大傳》，大概祖長民之意。至於新安朱元晦，則又力詆長民之非，而遵關邵遺說。且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其說以經為據，似足以破長民之惑。臨卬魏華父則又疑元晦之說，以為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為《圖》，十為《書》。朱以《列子》為證，張以邵子為主。《乾鑿度》，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即所為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及靖士蔣得之，著論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乙下行九宮。華父則又以為劉取太乙圖為《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亭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為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而後大明，得之定為《河圖》，雖未有明證，而仆亦心善之。則是華父雖疑元晦之說，而亦無定見也。新安羅端良嘗出《圖書》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傳於青城山隱者。《圖》則陰陽相合，就其中八分之則為八卦；《書》則畫井文，方圈之內，絕與前數者不類。江東謝枋得又傳《河圖》於異人，頗祖於八卦，而《坎》《離》中畫相交流，似於方士抽《坎》填《離》之術。近世儒者又有與《太極圖》合者。即《河圖》之說又有九十，皆《河圖》而有一合一散之異。《洛書》既曰書，而決非圖之說。夫圖書乃儒者之要務，若數者之不同，何也？濂應之曰：群言不定質諸經。聖經言之雖萬載之遠，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強而通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篇曰：「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篇》曰「河不出圖」，其言不過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言其數之多寡者，後儒之論也。既出，後儒宜其紛紜而莫之定也。夫所謂則之者，古之聖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兔亦可以畫卦，則其他從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圖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疑其為《先天圖》也，不必究其出於青城山隱者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惟劉歆以八卦為《河圖》，班固以《洪範》，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庶幾近之。蓋八卦、《洪範》見之於經，其旨甚明，若以今之圖書果為河洛之所出，則數千載之間，孰傳而孰受之？至宋陳圖南而後大顯耶？其不然也昭昭矣。或曰：子之所言，善則善矣，若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所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者，將果足信乎？濂曰：龜山楊中立不雲乎，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嘗言龜龍之兆？又何嘗言九篇六篇乎？此蓋康成之陋也。此所以啟司馬君實及歐陽永叔之辨，而並《大傳》疑非夫子之言也。或云：揚雄《覈靈賦》云：大易之始，河序龍圖，洛貢龜書。長民亦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則，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歟？濂曰：先儒固嘗有疑於此，揆之於經，其言皆無明驗，但《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故蔡元定有雲，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也，不必置疑於其間也。或曰：世傳《龍圖序》謂出於圖南，若《河圖》由圖南而傳。當以《龍圖》解《河圖》可也。而容城劉夢吉力辨其偽焉，何哉？濂曰：《龍圖序》非圖南不能作也，是圖南之學也，而非大《易》河出圖之本旨也。八卦之設，不必論孤陰與寡陽也，不必論已合之位與未合之數也。或曰：然則，《易》之象數舍《河圖》將何以明之？濂曰：《易》不雲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此固象數之具於《易》然也，不必待《河圖》而後明也。或者無辭以對，濂因私記其說，而與知《易》者訂焉。此猶以《洛書》屬《洪範》，不及下王子充，見尤確。

    又按《王忠文集·洛書辨》曰：《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卑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係《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東西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為陰為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為《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征，烏在其為陰與偶乎？又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為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為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乎天也；庶征者，推天而征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讚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為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係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為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為《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疏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為少，庶征之十不為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之十一不為钜。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征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為禹之所敘則可，以為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為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為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為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敘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汩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卑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卑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卑，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跡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為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先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為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群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征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學啟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為少陰之位，八為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位，七為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位，六為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係辭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復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傅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為《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又按歸熙甫《易圖論》上曰：《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郤子之學也。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為《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為《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為正，旁推而衍之者，為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為《連山》，商為《歸藏》，周為《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即《連山》，而在《連山》即《歸藏》，而在《歸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則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即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為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圓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為圓，又填圓以為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圓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周之前，乃棄而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為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圓可方。一入於圓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為卦。而卦全紐卦以為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為皇極經世之書，有分秒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為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下曰：或曰自孔子讚《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子之不信夫《易圖》，以為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為偶，而不能不為偶者也。帝之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為四時焉，則東南西北繄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眾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辯其為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刺，然必因《傳》而為此《圖》，不當謂《傳》為《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卦氣，《傳》何為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入用，《傳》何為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為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韓康伯之書尚在，其解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為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為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又後曰，或曰：子以《易圖》為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甚詳，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克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合卦範兼通之妙，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知，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為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跡，以此之跡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沈淪詭秘，而為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為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策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為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為之乎？《大傳》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為上下，孰為左右，孰為乾兌離震，孰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為上下，因其左右以為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為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為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勿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辭，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為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讚《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是過矣。今夫冶之所貴者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和弓乖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向、歆揚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辨也。又按歸熙甫《洪範傳略》曰：《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啟其衷者。故箕子以為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為天實有以卑禹。故以《洛書》為《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為《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即鯀之汩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為，即天之道。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為。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大陰騭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稽疑之天，庶征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為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協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察肅皙謀聖之應，則謂之庶征。以皇極斂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己，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征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乂明、念向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敘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

    又按黃太衝《易學象數論序》曰：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淄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穢蕪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玄旨。故能遠曆於唐，發為《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種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為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庵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頒之學宮，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須求之賣醬瑀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焦京之時矣。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即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注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並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為絕學，故為所欺。餘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又按向讀《論語集注》，《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輒病以《河圖》專屬伏羲，殊狹隘，與上鳳鳥不一例。考諸晉宋誌及《水經注》，黃帝時出焉，堯、舜、禹、湯時出焉，成王、周公時出焉，非止伏羲矣。故《禮記》與膏露、醴泉、器車、鳳麟、龜龍一例，陳之以為瑞。原朱子意，又以伏羲待此而畫卦，尤狹隘。不見《易係辭》先言則天生之神物乎？效天地之變化乎？象天垂象之吉凶乎？然後及河之《圖》、洛之《書》。則《圖》《書》者，不過聖人所由作《易》之一端耳。故朱子他日曰：《圖》不出，《易》亦須作。旨哉，是言也。諸書有雲圖載天子之寶器者，或曰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或曰列宿鬥政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要非止八卦一種矣。祗緣三代而降，鳳鳥尚有，《河圖》絕無。魏青龍中圖出，而非龍馬。宋朱子時龍馬出，而非負圖。益覺當以《河圖》屬伏羲，伏羲須待此畫卦矣。甚哉，其說之固。

    又按《洪範》篇，二孔俱不言有錯簡，宋蘇子瞻始言之，以「曰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八十七字為五紀之傳，係於「五曰曆數」之下。逮金仁山參以子王子益定，又以「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為皇極經文，「曰皇極之敷言」至「以為天下王」為皇極傳文，共一百字，皆係於「皇建其有極」之下。「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一百四十六字，係於「五曰考終命」下，為五福之傳。「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四十八字係於「六曰弱」下，為五福六極之總傳。讀之頗覺如昌黎所謂文從字順，皇甫湜所謂章妥句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