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章经》考

    《四十二章经》的真伪是曾经成为问题的。梁任公先生有《＜四十二章经）辨伪卜文，说此经撰人应具下列三条件：

    一堆夭乘经典输入以后，而其人须通大乘教理者。

    二、深通老庄之学，怀抱调和释道思想者。

    三、文学优美者。

    他说：“故其人不能于汉代译家中求之，只能向三国两晋著作家中求之。”

    梁先生引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云：

    心目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期孝经付八章。”

    他又引僧信《出三藏集记》云：

    归十二章经》，“旧录元‘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阈此经。”

    梁先生结论云：

    道安与符坚同时，安既不见此经，则其出困在东晋之中晚矣。

    汤锡予先生（用彤）论此事，曾说：

    梁氏断定汉代未有《四十二章经》之翻译，则似亦不然。盖桓帝延嘉九年，襄楷诣闹上书，内引佛道有日“浮屠不三宿桑下”，似指伯十二章经》内“树下一宿” 之言。疏谓“天神遗浮屠以好女，浮屠日，此但革囊盛血”。而经亦云“天神献玉女于佛，佛云革囊众秽，尔来何为”。据此则襄楷之疏似引彼经。

    然袭疏所引文字朴质，现存之经文辞华茂。梁氏据此，谓非汉人译经所可辨。则是亦可有说。

    盖《开元录》，载别、吴支谦亦译彻十二章经卜卷。并注言“文义允正，辞旨可现”。则是经乃前后有二译：一则出于汉桓帝以前，为襄楷所见。一则译自支谦，想即现存之本。后人误传，标为汉泽，故其文笔不似出汉人手也。

    东晋道安经录未列入《四十二章经》，而佑录著录者，则亦有其说。盖犒僧传》曰，竺法兰所译，唯《四十二章经》流行江左。江左为支谦译经所在地，故僧佑、慧皎均得见之，而道安未至江左，未见支译，故未著录。是汉译此经必在此前已罕见，而增佑、慧皎之时支译早误指为汉译矣。（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讲义》，负二————三。）（适按，汤君后来定本，已大改动。他不信竺法兰之说，以为此系后起之说。）

    我相信场锡予先生之说大致不误，所以我不怀疑《四十二章经》有汉译本，也不怀疑现存之本为支谦改译本。

    前天陈援庵先生（垣）给我一封信，说：

    大着……信《四十二章经》为汉译，似太过。树下一宿，革囊盛移，本佛家之常谈。襄楷所弓，未必即出于《④十二章经》。

    且襄楷上书，永平诏令，皆言浮屠，未尝言佛。故袁宏《后汉纪》释日：“浮屠，佛也。”《后汉书·西域传》论言，‘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寄但着‘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称述。”据此则范蔚宗所搜集之后汉史料实未见有佛之名词及记载。因佛之初译为浮屠或浮图，犹耶苏之初译为移鼠或夷数，模罕默德之初译为摩何末或麻霞勿也。《四十二章经》不言浮屠，或浮图，而数言佛，岂初译所应尔耶？

    陈先生此书有一小误。我只认帼十二章经》有汉译本（或辑本），襄指在桓帝延幕九年上书已引用经文两事了。我并本指定现存的本子即是汉译本。

    《四十二章经》有汉译本，似无可疑。《牟子理惑论》作于汉末，已说汉明帝 “遣使者……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牟子博与支谦略同时（支谦译经在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西历二二二————二三五），而《理惑论》作于极南方，作者所指《四十二章经》当然是指支谦以前的本子。兰台石室之说自然是一种不足深信的传说，但此种传说也可以表示汉末的人对于此经的崇敬。

    至于襄搭上书所说“浮屠不三宿桑下”，及“革囊盛血”两条，其第二事的文字与今本《四十二章经》 之第二十六章太相近了， 故唐人注此传即引经文为注。 “不三宿桑下”，今本作“树下一宿，慎勿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陈援庵先生以为此二事“本佛家之常谈，襄楷所引，未必即出于《四十二章经》”。此二事在后世成为佛家常谈，然而在后汉时，似未必已成常谈；依我所知，现存汉译请经中，除《四十二章经协，亦无有此二事。故襄指弓跳二事，虽未必即是引此经，然亦未必不即是引此经。

    陈先生指出后汉人称佛皆言浮屠，或浮图，而今本《四十二章经》称佛。此是甚可注意之一点。也许襄楷所见的经文里，佛皆称浮屠，这是可能的。然而我们检查现存的一切后汉三国的译经，从安世高到支谦，没有一部经里不是称“佛”的；没有一部经里佛称为浮屠的。难道这些译经都不可信为后汉三国的译本吗？或者，难道这些旧译本都经过了后世怫教徒的改正，一律标准化了吗？或者，后汉时期佛教徒自己已不用浮屠、浮图、复豆等等旧译名，而早已遂渐统一，通用“佛”的名称了吗？

    这三种假定的解释之中，我倾向于接受第三个解释。最明显的证据是汉末的牟子博已用“佛”“佛道”“佛经”“佛寺”“佛家”等名词，不须解释了。大概浮屠与浮图都是初期的译名，因为早出，故教外人多沿用此称。但初译之诸名，浮屠，浮图， 复豆（鱼豢《魏略》 作复立，松说注》引作复豆，立是豆之误），都不如 “佛陀” 之名。“佛”字古喜读but，译音最近原音；况且“佛’宁可单用，因为佛字已成有音无义之字，最适宜做一个新教之名；而“浮”“复”等字皆有通行之本义， 皆不可单行， “浮家”“浮道”亦不免混淆。故精译名之中，佛陀最合于 “适者生存”的条件，其战胜！日译决非无故。（试比较“基督”“耶稣”“天主” 等字，其中只有“耶”字可以作单行的省称，“基督”“天主”皆不能省林。“移鼠”“夷数”之被淘汰，与此同理。）

    所以我可以大胆的猜想：“佛”之名称成立于后汉译经渐多信徒渐众的时期。安世高与支娄迪激请人择经皆用此名，佛字就成为标准译名，也成为教中信徒的标准名称。从此以后，浮屠、浮图之称渐渐成为教外人相沿称呼佛教与佛之名，后来辗转演变，浮图等名渐失其本义而变成佛教塔寺之名。

    总之，陈先生谓“范蔚完所搜集之后汉史料实未见有佛之名词及记载”，此说实不能成立。第一，现存之后汉译经无不称佛，说已见前。第二，《牟子理惑论》亦称佛，说亦已见前。第三，袁宏《后汉纪好永平十三年楚王英条下说：“浮屠者，佛也”，这还可说是晋人的话。但同长延平元年记西域事，引班勇所记身毒国“修浮图道，不杀伐，弱而畏战”，其下云：

    本传曰，西域郭俗造浮图，本佛道，故大国之众内数万，小国数千，而终不相兼并。

    惠栋说，《本传》谓《东观记·西域传》也。此说如果不误，陈观记》起于明帝时，成于灵帝时，自是后汉人著作，而已有“佛道”之称了。第四，《三国志· 刘跷传》记窄融

    大起浮图调，……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分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没，以招致之。……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

    此等记载，若是完全孤证，尚可说是陈寿用的新名词；但证以后汉译经与《牟子》，我们不能不承认怫之译名久已成立，故陈寿在魏晋之间（生蜀汉建兴元年，死晋元康七年，二二三————二九七）屡用佛字，正是用后汉通用的名词记后汉的史事。————凡此四事，皆是后汉史料。其实范书《西域传论》只是说两汉方志不记佛道之“精文善法导达之功”，与佛教徒所培说的“神化”大不相同，为可疑耳。我们不当因此致疑后汉无佛之名词及记载。

    现在回到《四十二章经》本题。

    梁僧佑《出三藏集记》云：

    《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阔此经。

    隋开皇十四年（五九四）法经的《众经目录》列《四十二章经》于“佛灭度后抄录集”之“西域圣贤抄集分”之下：

    《四十二章卜卷，后汉永平年竺法兰等译。

    隋开皇十七年（五九七）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著录此经最详：

    《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卜十八章。” 道安录无。出《旧利及朱士行《汉录》。僧佑《出三藏集记江载。

    梁任公先生很怀疑这部们目录》，他以为道安以前并无着经录之人，但他又推定《旧录》殆即支敏度的《经论都录》。他说：

    考佑录《阿述远经民大六向拜经烟条下引“旧录”，长房录所引文全同，而称为“支录”，则几僧佑所谓“旧录”，殆即支敏度之《经论都录》。若吾所推定不谬，则彻十二章经》之著录实自“支录”始矣（适按，长房录明说《旧录》与朱立行《汉录》均著录此经）。支敏度履历，据《内典录》云，“晋成帝时豫章沙门”，其人盖与道安同时；但安在北而彼在南，然则此书（四十二章）或即其时南人所伪撰，故敏度见之而道安未见也。

    《旧录哪是支敏度的《经论都录》，梁先生的考证似无可疑。支敏度本在长安，晋成帝（三二六————三四二）时与康僧渊、康法畅同过江（见犒僧传帅）。其时道安（死三八五）尚在少年。支敏度的《都录》作于道安《经录》之前，故僧佑称为《；目录》。老安录以前无着经录之人，则“旧录”之称为无意义。道安之录所以笼罩群录，全在他首创新例，“控品译才，标列岁月”（僧佑录自序中赞安录之语），并不是因为以前无有经录。僧佑《续撰失译杂经录》自序云：“寻大法运流，世移六代，撰着群录，独有安公。”此可见安录所以前无古人，在于考订群录，而不是因为他以前无着经录之人。

    今考僧信所引《旧录》著录各经年代最晚者为晋成帝时康法逮抄集的《正譬喻经》 十卷。成帝以后译的经，无有引《目录》的。这可见识1录》确在道安经录之前。其时北方屡遭大乱，而江左粗安，丹则一带本是后汉的佛教中心，故保存后汉译经较多，或有文敏度见着而道安未见之本，亦不足怪。（稻录多有“安录先阔” 之经，并引安公自序“遭乱录散，小小错涉”以自解。）

    《；目录》说此经“‘撮要引俗”之作，故法经目录列为“抄录集”。道安不持村此经，也许是因为此经是“撮要弓俗”之作而不是译经。此以见安录之谨严，而不足以证明此经为道安所未见。《车厂》所，呵证后汉末年确有此经，憎佑著录此经，其下j：

    右一部凡一卷，汉孝明帝梦见金人，诏遗使者张喜羽林中郎将秦景到西域，始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定洛阳，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其经命传于世。

    此段全月《中理惑论》之文。《！目录》本明说此经系“撮要引俗”之作，向增佑过信《理惑论》，故不用《旧录》之说。费长房始全引《旧求》之说，使我们知道《； 目录》也是很谨严的经录，其态度谨慎过1‘增佑。僧柏《经录自序》中也有” 孝明感梦，张春远使，两1‘门文写经四十二章，韬藏兰台”的话；序中又说，“古经现在，让先于四十二章；传译所始，靡逾张春之使。”他这样尊崇此经，所以不能接受“撮要引俗”之说了。

    费长房《经录》］咬谦条下亦列有《四十二章经》，注云：

    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例录》。（《大唐内典录》与《开元录》皆引此文）

    梁任公先生说，“此《别录》即支敏度之《众经别录》，其他经录无以别名者。” 按《大唐内典录》第九，

    东晋沙门支敏度《经论都录》一卷，……又撰恻录》一部。

    《众经别录》（二卷，未详作者，言似宋时）上卷三录：大乘经录第一，三乘通教录第二，三乘中大乘录第三。下卷七录：小乘经录第四，篇目阔本录第五，大小乘不判录第六，疑经录第七，律录第八，数录第九，论录第十。都一千八十九部，二千五百九十三卷。

    长房所见《别录》，或是此录，增信似不曾见此录。

    支谦译经部数，诸经录各不同：

    僧信录只载三十六部。

    慧皎的《高僧传》只载四十九经。

    长房此录有一百二十九部，合一百五十二卷。

    长房自己说：

    房广检括众家杂录，自《四十二章》以下，并是别记所显杂经，以附分录。量前位录三十六部，或四十九经，似谦自译。在后所获，或正前翻多梵语者。然纪述闻见，意体少同；目录广狭，出没多异。各存一家，致惑取舍。兼法海渊旷，事万聚滴，既博搜见闻，故备列之。而谦译经典得义，辞旨文雅（皎传作“曲得圣义，辞旨文雅”。此处“典”是“曲”之伪，又脱“圣”字），甚有硕才。

    我们看长房所引《别录》记支谦帼十二章经》的话，应该注意两点：

    第一，《别录》明说此是“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可见《别录》作者实见此经有“小异”的两个本子：其一他定为后汉译，其一他定为支谦译。

    第二，《别录》明说支谦译本“文义允...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