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学生活

主,因而分受了诗人的痛切的伤感。

    有一次,著者跟一位能诗友人旅行,吾们的长途汽车行过一个僻静的小山脚,悄悄兀立着一座茅舍,门户全都掩着,一枝孤寂的桃树,带着盛放的满树花朵,呆呆地立在前面。这样的鲜花,处于这样的环境,分明枉废了它的芳香。于是吾友人在日记簿上题了一首诗,吾还记得他的绝句中的两句:

    相影连翩下紫陌,桃花悱侧倚柴扉。(系依英文意译)

    她的妙处是在替桃花设想的一种诗意的感想,假想它是有感觉的,甚至有“惨愁欲绝”之慨,这感想已邻近于泛神论。同样的技巧——不如说态度——在一切中国佳构诗句中所在都有。即似李白在他的大作里头有过这样两句: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又似他的那首脍炙人口的名作《月下独酌》便是这样写法: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这样的写法,已比较暗譬更进一步,她是一种诗意的与自然合调的信仰,这使生命随着人类情感的波动而波动。

    此种泛神论的或引自然为同类的感想语法,以杜甫的绝句《漫兴》一诗,所见尤为明显。它表现接续的将自然物体人格化,用一种慈悲的深情,悯怜它的不幸,一种纯清的愉悦与之接触,最后完全与之融合。此诗之首四句为:

    眼看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

    即遣花开深造次,便觉莺语太丁宁。

    这些字面像“无赖”、“丁宁”、“莺语”间接地赋予春及莺鸟以人的品格,接着又推出对于昨夜暴风的抱怨,盖欺凌了它庭前的桃李: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此对于花木的慈惠的深情又反复申述于末四句:

    隔户杨柳弱袅袅,恰如十五女儿腰。

    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折断最长条。

    又来一次,杨柳柔美地飘舞于风中,指为颠狂;而桃花不经意地飘浮水面,乃被比于轻薄的女儿。这就是第五节的四句:

    肠断江春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

    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这种泛神论的眼界有时消失于纯清的愉快情感中,当在与虫类小生物接触的时候,似见之于上面杜诗的第三节第四句者。但是吾们又可以从宋诗中找出一个例子来,这是叶采的一首《暮春即事》: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此种眼界的主观性,辅以慈爱鸟兽的无限深情,才使杜甫写得出“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那样活现当时情景的句子。此地吾们认识了中国诗的最有趣的一点——内心感应。用一个拳字来代替白鹭的爪,乃不仅为文学的暗譬,因为诗人已把自己与他们同化,他或许自身感觉到握拳的感觉,很愿意读者也跟它一同分有此内在的情感。这儿吾们看不到条分缕析的精细态度,却只是诗人的明敏的感觉,乃出于真性情,其感觉之敏慧犀利一似“爱人的眼”;切实而正确,一似母亲之直觉。此与宇宙共有人类感情的理想,此天生景物之诗的转化,使藓苔能攀登阶石,草色能走入窗帘。此诗的幻觉因其为幻觉,却映入人的思维如是直觉而固定。它好像构成了中国诗的基本本质。比喻不复为比喻,在诗中化为真实,不过这是诗意的真实。一个人写出下面几句咏莲花诗,总得多少将自己的性情溶化于自然——使人想起海涅(Heine)的诗:

    水清莲媚两相向,镜里见愁愁更红。

    秋罗拂水碎光动,露重花多香不销。

    取作诗笔法的两面,即它的对于景与情的处理而熟参之,使吾人明了中国诗的精神,和它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教化价值。此教化价值是二重的,相称于中国诗的二大分类:其一为豪放诗,即为浪漫的,放纵的,无忧无虑,放任于情感的生活,对社会的束缚呐喊出反抗的呼声,而宣扬博爱自然的精神的诗。其二为文学诗,即为遵守艺术条件,慈祥退让,忧郁而不怨,教导人以知足爱群,尤悲悯那些贫苦被压迫的阶级,更传播一种非战思想的诗。

    在第一类中,可以包括屈原(纪元前三四三——二九○)、田园诗人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六八九——七四○)和疯僧寒山(约当九○○年前后)。至相近于杜甫的文学诗人的为杜牧(八○三——八五二)、白居易、元稹(七七九——八三一)和中国第一女诗人李清照(一○八四——一一五一)。严格的分类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还有第三类的热情诗人像李贺(李长吉,七九○——八一六)、李商隐(八一三——八五八)和温庭筠(八一二——八六六),陈后主(五三一——六○四)和纳兰性德(清代旗人,一六五五——一六八五)都是以炽热的抒情诗著称的。

    第一类豪放诗人,莫如以李白为代表,他的性格,杜甫有一首诗写着: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是中国浪漫诗坛的盟主,他的酣歌纵酒,他的无心仕官,他的与月为伴,他的酷爱山水和他的不可一世的气概:

    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

    无一处不表现其为典型的浪漫人物。而他的死也死得浪漫。有一次他在船上喝醉了酒,伸手去捞水中的月影,站不住一个翻身,结束了一切。这样的死法,才是再好没有的死法。谁想得到沉着寡情的中国人,有时也会向水中捞月影,而死了这么一个富含诗意的死!

    中国人具有特殊爱好自然的性情,赋予诗以继续不断的生命。这种情绪充溢于心灵而流露于文学。他教导中国人爱悦花鸟,此种情绪比其他民族的一般民众都来得普遍流行。著者尝有一次亲睹一群下流社会的伙伴,正要动手打架,因为看见了关在樊笼中的一头可怜的小鸟,深受了刺激,使他们归复于和悦,发现了天良,使他们感觉到自身的放浪不检而无责任的感觉,因而分散了他们的敌对心理,这性情只有当双方遇见了共同的爱悦对象时始能引起。崇拜田园生活的心理,也渲染着中国整个文化,至今官僚者讲到“归田”生活,颇有表示最风雅最美悦最熟悉世故生活志趣之意。它的流行势力真不可轻侮,就是政治舞台上最穷凶极恶的恶棍,亦往往佯示其性情上具有若干李白型的浪漫风雅的本质。实际据管见所及,就是此辈败类也未始不会真有此等感觉,因为到底他也是中国人。盖中国人者,他知道人生的宝贵。而每当夜中隔窗闲眺天际星光,髫龄时代所熟读了的一首小诗,往往浮现于他的脑际: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

    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对于这样的人,这首诗是一种祈祷。

    第二类诗人,莫如以杜甫为代表,用他的悄静宽拓的性情,他的谨饬,他的对于贫苦被压迫者的悲悯、慈爱、同情和他的随时随地的厌战思想的流露,完成其完全不同于浪漫诗人的另一典型。

    中国也还有诗人像杜甫、白居易辈,他们用艺术的美描绘出吾们的忧郁,在我们的血胤中传殖一种人类同情的意识。杜甫生当大混乱的时代,充满着政治的荒败景象,土匪横行,兵燹饥馑相续,真像我们今日,是以他感慨地写: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同样的悲悯,又可见之于谢枋得的《蚕妇吟》:

    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

    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

    注意中国诗的特殊的结束法,它在诗句上不将社会思想引归题旨,而用写景的方法留无穷之韵味。就以这首诗,在当时看来,已觉其含有过分的改革气味了。通常的调子乃为一种悲郁而容忍的调子,似许多杜甫的诗,描写战争的残酷后果,便是这种调子,可举一首《石壕吏》以示一斑: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内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这就是中国诗中容忍的艺术和忧郁感觉的特性。她所描绘出的一幅图画,发表一种伤感,而留给其余的一切于读者,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九、戏剧

    戏剧文学之在中国,介乎正统文学与比较接近于西洋意识的所谓意象的文学二者之间,占着一个低微的地位。后者所谓接近西洋意识的意象文学包括戏剧与小说,这二者都是用白话或方言来写的,因为受正统派文学标准的束缚最轻微,故能获得自由活泼的优越性,而不断生长发育。因为中国戏剧作品恰巧大部分是诗,因能被认为文学,而其地位较高于小说,几可与唐代的短歌相提并论。以学者身份而写戏曲,似比之写小说觉得冠冕一些,不致怯生生怕人知道。总之,戏曲的作者不致掩匿其原来的姓名,亦不致成为批评家的众矢之的,若写小说者然。

    下面吾们讲述此意象文学的主要部分何以能不断生长发育其美的技巧,而渐臻于重要地位,以至恃其本身的真价值,强有力地获取现代之承认,并施展其影响力于一般人民,正统文学盖从未能收此同样伟大的成效。

    中国戏剧之间杂的特性,乃为其特殊作法与伟大的普遍影响力之根源。中国戏剧为白话方言和诗歌的组合;语体文字为一般普通民众所容易了解者,而诗歌可以讴唱,且常富含高尚的诗情的美质。它的本质是以大异于传统的英国戏剧。歌词插入于短距离间隔,其地位的重要超过于说白。自然,喜剧多用对话,而悲剧及人世间悲欢离合的恋爱剧则多发为诗歌。实实在在,在中国,一般上戏院子的人们,其心理上还是为了听戏的目的大,而看戏剧的表演次之。北方人都说去听戏,不说去看戏,是以把中国文字中这个“戏”字做英语“drama”一字,意义未免错误,正确一些地说,不如译作“中国的歌剧(ChineseOpera)来得妥当。

    先明了中国的所谓戏,乃为一种歌剧的形式,然后它的所以能迎合一般民众心理和其戏剧文学之特殊性才能真正被了解。因为戏剧之用——尤其是现代英国戏剧——大部分是激发人类悟性的共鸣作用,而歌剧则为运用声色环境与情感的连合作用。戏剧之表演手段赖乎对白,而歌剧之手段赖乎音乐与歌唱。上戏院子的人们,他们的临观一戏剧,巴望领会一件故事,这故事足以使他喜悦,由于剧中人物的错综交互的关系和表演的新奇而引人入胜。而一个去看歌剧的人,乃准备花费这一个晚上的工夫,其间他的理智接受麻痹样的享受,他的感觉接受音乐色彩歌唱的媚惑。

    这就是使得戏剧的表演,大多数不值得第二遭复看,而人们观看同一歌剧重复至十四五次之多,仍觉其精采不减。这可以说明中国戏院子的内容。中国之所谓京戏,其常现的普通戏且不过百余出,常反复上演,演之又演,总不致失却号召力。而每当京调唱至好处,观众辄复一致拍掌,彩声雷动,盖此种京调,富含微妙的音乐趣味。声乐是以为中国戏剧之灵魂,而演剧仅不过为歌唱的辅助物,本质上滞留于与欧美歌剧同等水平线之地位。

    中国观剧的人是以在两种范畴下赞美伶人,在他的“唱”和他的“做”。但是这所谓“做”,常常是纯粹机械式的而包含某种传统的表演方法——欧美戏剧里头在东方人看来认为怪现状的,为故意地增高贵妇人式的乳峰,使之作刺眼的突出。而在东方戏剧里头使欧美人看了发笑的是用长袖揩拭无泪的眼眶。倘使演剧的伶人,其体态美丽可爱,歌喉清越悦耳,则此小有才的演技已够使观众感到满足了。要是演来真有精彩的话,则每一个身段,每一种姿态都能使人起一种美感,而每一个模样儿,都可说是出色的画面。依乎此理,梅兰芳之所以深受美国人士的热烈欢迎,根本上是对的,虽说他的歌唱,究有若干值得被赞美的艺术价值,犹成问题。人们惊慕他的美丽的模样儿,他的玉葱样的雪白的指尖儿,他的颀长而乌黑的眉毛,他的女性型的婀娜的步态,他的卖弄风情的眼波和他全部伪饰女性美的装束——这些条件就是迎合全国无数戏迷心理的骨子。当这样的演技出自如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的迎合观众心理是混同全世界的,是超国界的,因为他用姿态来表白了语言。姿态是国际性的,一似音乐舞蹈之无国界隔别。至以现代意识来论戏剧演技,则梅兰芳怕还需要跟瑙玛?希拉(NormaShearer)、罗斯?却脱登(RuthChatterton)学学初步演剧术才是。当他捏了马鞭而装做上马的姿势,或当他摆着划桨假做摇船的模样,那他的演技恰恰跟著者的一个五岁小女儿所做的不相上下,吾的女儿的骑马法则用竹竿夹于两腿之间而拖曳之也。

    倘吾们研究元剧及其以后的戏曲,吾们将发现其结构常如西洋歌剧一般,总不脱浅薄脆弱之特性,对话不被重视而歌曲成为剧的中心。实际表演时又常选其中最盛行最精彩的几段歌剧,而不演全部戏剧,恰如西洋音乐会中的歌剧选唱。观众对于所观的戏剧,其情节大率都先已很熟悉于胸中,而剧中的角色,则由其传统规定的脸谱和服装而辨识,不在乎对话之内容而表明。初期的元剧见之于现存的大名剧家作品者,全剧都包括四折,很少有例外者。每折中的歌曲是依照著名的大套乐曲,采取其中一调,然后依其声调拍子谱成歌辞,对话不居重要位置,许多古本戏曲中,对话且多被节删,这是大概因为对话部分,大多系台上表演时临时说出的。

    在所谓北曲中,每一折中的曲词,乃自始至终由一个人单独歌唱,虽有许多角色在剧中表演和讲对话,但不担任歌唱的任务——大概因为歌唱人才的缺乏。南曲中则演剧技术上的限制不若北曲之严,故具有较大之自由伸缩性。南曲系由北曲繁衍而来,全剧不限四出,故为较长之剧本,这种南曲盛于明代,称为传奇(一出剧情之长度,约等于英国戏剧的一幕)。北曲每折一调一韵到底,传奇则一出不限一调,且可换韵,故其腔调抑扬有致,不同于北曲(一折即一出)。

    北曲可以《西厢记》、《汉宫秋》(描写昭君出塞和番故事)为代表作,南曲可以《拜月亭》、《琵琶记》为代表作。《西厢记》全剧十出,然依其进行顺序的性质而区分之,可分为五本,每本仍为四出。

    中国歌剧与西洋歌剧,二者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在欧美,歌剧为上流人士的专利品,此辈上流人士之上歌剧院,大多为社交上之吸引力,非真有欣赏音乐之诚心;至于中国歌剧则为贫苦阶级的知识食粮,戏曲之深入人心,比之其他任何文学与艺术为深刻。试想一个民族,他的群众而熟习唐豪叟(Tanhhauser)、曲利刺汤与依莎尔德(TristahandIsolde)和萍奈福(Pinafore)的歌曲,还能优游风趣地讴歌哼唱于市井街头,或当其失意之际,也来唱它几句,泄泄晦气,那你就获得中国戏曲与中国人民所具何等关系之印象。中国有种嗜好戏剧成癖的看客,叫做戏迷,这是中国所特有的人物,其性质非欧美所知。你往往可以看见下流社会的戏迷,头发蓬松,衣衫褴褛,却大唱其《空城计》。在古老的北京城市街中,且常有摆手作势,大演其诸葛亮之工架者。

    异国人之观光中国戏院者,常吃不消锣鼓的嘈杂嚣噪声浪,每当武戏上场,简直要使他大吃一惊。与锣鼓声同样刺激神经的为男伶强做高音的尖锐声,而中国人显然非此不乐。大体上这情形应归因于中国人的神经本质,无异于美国人的欣赏萨克斯风(Saxophone)及爵士音乐,这些可使任何一位中国大爷搅得头痛。真是无独有偶!一切的一切不过是顺应环境的问题。中国戏院子里头锣鼓的起源和矫饰尖锐声之创始,只有明白了中国剧场的环境以后,才能理会得。

    中国剧场的流行式样,大多用木板布篷架搭于旷场之上,形如伊丽莎白时代的戏院。大概情形,戏台系用临时木架搭成,台面离地甚高,而又露天,有时则适搭于大道上面,盖演唱完毕,便于撤卸。剧场既属露天,伶人的声浪得与合场小贩的嘈杂叫卖声竞争——卖饴糖的小锣声,理发匠轧刀声,男女小孩的呼喊号哭声,以至犬的叫吠声。处乎这样喧哗哄闹声上面,只有逼紧声带,提高喉咙,才能勉强传达其歌唱声于观众。这样情形,人人都可以去实地体验。锣鼓的作用,也在所以吸引注意力,它们都是演剧前先行敲击,所谓闹场,其声浪可远传之一里以外,这就代替了影戏广告之街头招贴。但既已有了现代化的戏院建筑,还须沿用此等声响,未免可怪。不过中国人好像已习惯于此,好像美国人的习熟于爵士音乐。时代将抹去这些残迹,中国的戏剧最后总会静雅而文明化起来,只要把剧院建筑现代化。

    从纯粹的文学观点上观察,中国的戏曲,包括一种诗的形式,其势力与美质远超于唐代的诗,著者深信,唐诗无论怎样可爱,吾们还得从戏曲与小调中寻找最伟大的诗。因为正统派的诗,其思想格调总摆脱不了传统的固定范型。它具有修养的精美技巧,但缺乏豪迈的魄力与富丽的情调。一个人先读了正统派诗然后再读戏曲中的歌辞(中国戏曲,前面已经指出,可认为诗歌的集合),他所得到的感觉,恰如先看了不插在花瓶中的美丽花枝,然后踱到开旷的花园里,那里其繁锦富丽另是一番景象,迥非单调的一枝花可比了。

    中国的诗歌是雅致洁美的,但总不能很长,也从不具阔大闳深的魄力。由于文体之简净的特性,其描写叙述势非深受限制不可。至于戏曲中的歌辞,则其眼界与体裁大异,它所用的字眼,大半要被正统派诗人嗤之以鼻,认为俚俗不堪的。因为有剧中的形象之出现,戏剧场面的托出,需要范围较广之文学魄力,他当然不能就范于正统派的诗歌界域之内。人的情感达到一种高度,非短短八行的精雅律诗体所能适应了。所写的语言的本身,即所谓白话,已解脱了古典文学的羁绊,获得天然而自由的雄壮的美质,迥非前代所能梦想得到。那是一种从人们口角直接取下来的语言,没有经过人工的矫揉修饰而形成天真美丽的文字,从那些不受古典文学束缚的作家笔下写出来。他们完全依仗自己的声调与音乐艺术的灵感。几位元曲大作家,就把土语写进去,保存它固有的不可模拟的美,它简直不可翻译,也不能翻译成现代中文;不可翻译,也不能翻译成别国语言。比如像下面马致远所作的《黄梁梦》中的一节,欲将其译为外国语言,只能勉强略显其相近的意思而已。

    我这里稳丕丕土坑上迷没腾的坐,

    那婆婆将粗刺刺陈米来喜收希和,

    的播那蹇驴儿柳荫下舒着足,乞留恶滥的卧,

    那汉子脖项上婆娑,没索的摸。

    你早则醒来了也么哥!

    你早则醒来了也么哥!

    可正是窗前弹指时光过。

    戏剧歌词之作者,得适应剧情之需要,故其字句较长,并得插入格外的字眼,韵律亦较宽而适宜于剧曲所用的白话文,宋词韵律比较自由的特长,导源于歌行,现以之应用于曲调中,故长短行之韵律,早经现成的准备成熟,这种韵律乃所以适应白话而非所以适应文言者。在戏曲里头,韵律来得更为宽松。下面所摘的《西厢记》——这是中国文学的第一流作品——中的一节,为不规则韵律的一示例。这一节是描写女主角莺莺的美丽的:

    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响恰方言。

    当她转身见其侧形的时候,她的美艳的姿容像下面的描写着:

    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宜贴翠花钿。

    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云边。

    当她轻移莲步,又这样地描写:

    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

    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戏剧既挟有广大的普遍势力,它在中国民族生活上所占的地位,很相近于它在理想界所处的逻辑的地位。除了教导人的对于音乐的挚爱,它教导中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为非知识阶级)以历史知识,惊人动魄,深入人心。逸史野乘和完全历史的文学传说,对于剧中人物的传统观念,控制普通男女的心和理想。这样,任何老媪都能认识历史上的英雄像关羽、刘备、曹操、薛仁贵、杨贵妃,其具体概念较优于著者,盖她们都从戏台上瞧得烂熟。至于著者童年时代,因为受的教会教育,观剧很受拘束,只能从冷冷清清的历史书本,一桩一桩零星片段地读着。未到二十岁,我知道了许多西洋故事,知道了约书亚(Joshua)的喇叭吹倒耶利哥(Jericho)的城墙。可是直到近三十岁,才知道孟姜女哭夫哭倒万里长城的故事,像这样的浅陋无知在非知识阶级中倒不容易找得出。

    戏剧除了普遍广布历史与音乐于民间,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教育功用,供给人们以一切分解善恶的道德意识,实际上一切标准的中国意识,忠臣孝子,义仆勇将,节妇烈女,活泼黠诡之婢女,幽静痴情之小姐,现均表演之于戏剧中。用故事的形式来扮演各个人物,人物成为戏剧的中心,孰为他们所憎,孰为他们所爱,他们深深地感受着道德意识的激动。曹操的奸诈,闵子骞的孝顺,卓文君的私奔,崔莺莺的多情,杨贵妃的骄奢,秦桧的卖国,严嵩的贪暴,诸葛亮的权谋,张飞的暴躁,以及目莲的宗教的圣洁——他们都于一般中国人很熟悉,以他们的伦理的传统意识,构成他们判别善恶行为的具体概念。

    下记的一段《琵琶记》故事,乃所以显示戏剧广被于中国民众的道德势力的一种。《琵琶记》那样的故事,对于家庭的节孝,直接激发一种赞美心理,此种节孝心理已普遍地控制着民众的理想。《琵琶记》的长处,不在乎现代意识中所称的戏剧的一贯性,它的全剧分至四十一出,剧情演进时期延长至数年之久;也不在乎意象之美雅,《牡丹亭》在这方面远胜于它;也不在乎美丽的诗的辞藻,这方面,《西厢记》远胜于它;也不在乎热情的浓郁,这方面,应较《长生殿》为逊色;但是《琵琶记》终不失其崇高之声望,纯因其表扬家庭间孝与爱的动人。此等美德,常在中国人心上抓握住温热的情愫。它的影响尤为真实而典型的。

    东汉之季,有蔡邕者,沈酣六籍,贯串百家,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本取功名如拾芥,奈以白发双亲,未尽孝养,倒不如聊承菽水之欢,暂罢青云之想。新娶妻赵氏五娘,才方两月,仪容俊雅,德性幽闲,正是夫妻和顺,父母康宁。是年适值大比之年,郡中有吏辟如蔡邕。惟路途遥远,旅程羁延,深恐经年累月,尽忠则不能尽孝,尽孝则不能尽忠。卒以严父之命,入京应试。自是膝下承欢唯五娘是赖。

    殿试发榜之日,邕以首甲状元登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时丞相牛公,膝下单生一女,美而慧,颇属意于邕,邕虽不愿弃糟糠之妻,然逼于权势,竟入赘牛府。成礼之日,虽备极荣贵,邕悒悒寡欢,心未尝一刻不思五娘也。牛小姐侦知其情,颇有意玉成邕志,乃白于父,请许新夫妇回乡一度省亲。丞相殊不悦,因未能成行。

    是时邕家中景况日非,五娘赖纤纤十指,略事女红,支撑全家生活,已自艰难,哪堪复遭饥荒。所幸当地有义仓开赈,五娘亦领得施米一份,弱息可欺,归途中动歹徒之觊觎,尽劫其所有以去。五娘悲不欲生,将就道旁露井而跃入。继念家中二老,侍养须人,义不容死,因欲跃又止。无奈,诣邕友张老处借得白米一把,归奉二老,而五娘暗中自食糠秕。不久,邕母谢世,其老父又卧病甚剧。五娘独侍汤药,夜不交睫。旋蔡翁亦继之去世。五娘鬻其断发而葬之。承张老之助,五娘为翁姑手筑茔墓,疲极而晕,倒卧于墓旁。梦土地神怜其境遇,遣二鬼役助之工作。及醒,则坟墓已完成。五娘惊喜,以之告张老。

    张老因劝五娘入京寻访丈夫。五娘以为然,乃就记忆所及,手自描一丈夫之画像,易尼姑装,抱琵笆沿途行乞至洛阳。适是时洛阳佛会甚盛,五娘至庙中张挂其丈夫画像于热闹处。

    是日,邕诣庙会行香,睹之,取此画像而归。次日,五娘踪至相府,尽为尼姑求施舍者。事为牛小姐所闻,亲迎入府,且谋戏试其丈夫之真情,终得双妻团圆,受天子之荣典。

    这样的情节,便是一出戏剧获在中国著名而流行的要素。故事既具有此高贵的素质,使它受中国人之吸引之欢迎一似社会动态受英国报纸读者的同情。故事中有科举考试,这在中国故事中有关各人的命运变动,故辄为重要关键。吸引力之尤大者为叙述一节义的妻子和恳挚的女儿;一对年老的父母需要扶养;一个患难中的忠实朋友;一位模范的夫人,她不妒忌情敌;最后一个高官,权势煊赫,得意忘形。这是中国戏剧的几种本质,一般民众之知识食粮即赖以供给。此同样的性质,使《赖婚》(WayBoundEast)、《慈母泪》(OvertheHill)两张影片在中国大大地出了风头。这样的情形,也可以显示中国人为惟一易为感情所动的民族,具有多愁善感的弱点。

    十、小说

    中国小说家常有一种特殊心理,他们自以为小说之写作,有谬于儒教,卑不足道,且惧为时贤所斥,每隐其名而不宣。举一比较晚近的例子,像十八世纪夏二铭写的《野叟曝言》。他写得一手高论卓识的好古文和美丽的诗词,也有不少游记传记,其笔墨固无异于一般正统派文学家传统的典型,现均收集于《夏懋修全集》。但是他又写了《野叟曝言》,可是《野叟曝言》不具撰著人姓名。他的为《野叟曝言》的撰著人是明确的,可从他自己的诗文集里头的文字来证明。然而直到一八九○年秋,他的孝忠的曾孙替他重印《夏懋修全集》,俾传夏君之名于不朽,无论这位曾孙是不敢还是不愿意,总之他没有把这部小说收入集子里头,其实这部小说倒是夏君的不容争辩的最佳文学作品。又似《红楼梦》,直到了一九一七年,始由胡适博士的考证,确定其著作人为曹雪芹,他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散文作家之一,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惟一散文大师(就白话文而言)。吾人至今还不甚明了《金瓶梅》的著者究为谁何。吾们又至今未能决定施耐庵、罗贯中二人之间,究属谁是《水浒传》的真正作者。

    《红楼梦》的开场和结尾便是此种对待小说态度的特征。你且看他怎样说法:

    却说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宽二十四丈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此石后经一僧一道携向红尘走了一遭,又经过了不知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从头到尾,抄写回来,问世传奇。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诗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故事的结束,正当此深刻的人间活剧演到最悲惨紧张的一刻,那时主角贾宝玉削发出家,他那多情善感的灵性已回复了女娲氏所炼的顽石的原形,那个先前的空空道人又从青埂峰下经过,他瞧见那补天未用之石仍在那里,上面字迹,于后面偈文后,又历叙了多少收缘结果的话头,因再抄录一番,袖了转辗寻到悼红轩来,递示给曹雪芹先生。曹雪芹笑道:“既是假语村言,但无背谬矛盾之处,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雨夕灯窗之下,同消寂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题传世。似你这样寻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了。”那空空道人听了,仰天大笑,掷下抄本,飘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说道:“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并阅者亦不知。不过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又据说后人见了这本传奇,亦曾题过四句诗,为作者缘起之言:

    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

    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这虽是些荒唐无稽之谈,却是说来很悲郁,很动人,倒也十分佳妙。因为这些文章是随兴之所至,为了自寻快乐而倾泻出来。他的创作,完全出于真诚的创作动机,不是为了爱金钱与名誉。又因为它是正统文学界中驱逐出来的劣子,反因而逃避了一切古典派传统的陈腐势力。小说的著作人非但绝不能获得金钱与名誉的报酬,且有因著作小说而危及生命安全的。

    江阴乃《水浒》作者施耐庵的故乡,至今仍流传一种传说,述及施耐庵逃脱生命危险的故事。据说施耐庵真不愧为一位具有先见之明的智士。原来他当初不欲服仕于新建的明朝,写了这部小说,度着隐居的生活。有一天,明太祖跟刘伯温游幸江阴,刘伯温为施耐庵的同学,那时因为赞襄皇业有功,朝廷倚为柱石,施耐庵所著的那部《水浒传》的稿本,放在桌子上,这一次恰给刘伯温瞧见,他马上认识施耐庵的天赋奇才,不由因慕生妒,起了谋害之意。当是时,朝廷新建,大局未臻稳定,对于人民思想多所顾忌。乃施耐庵的说部其内容处处鼓吹“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平民思想,连强盗也包括在内,未免含有危险因素。刘伯温根据这个理由,有一次乃上奏圣天子请旨宣召施耐庵入京受鞫讯。及圣旨抵达,施耐庵发现《水浒》稿本被窃,私计此番入京,凶多吉少,因向友人处张罗得白银五百两,用以贿赂舟子,叫他尽量延缓航程。因得在赴南京途中赶快写完了一部幻想的神怪的小说《封神榜》,叫皇帝读了相信他患了神经病,在此假疯癫遮掩之下,他得以保全了性命。

    自是以后,小说在不公开的环境下滋长发育起来,有如野草闲花对踽踽独行的游客作斜睇,无非尽力以期取悦而已,像野草闲花之生长于硗瘠不毛之地,小说之滋兴,全无培育浆液之优容环境。它的出世,非有所望于报酬,纯粹出于内在的创作动机。有时这种野生植物隔个二十多年才开放一次鲜葩,可是这难得开放的鲜葩不开则已,开放出来的花朵真是说不尽的绮丽光辉!

    这样的鲜花不是轻易取得生存的,它洒过生命的血始得鲜艳地盛放一回,卒又萎谢而消逝。这就可以比喻一切优美的小说和一切优美小说的本源。塞万提斯(Cervantes)这样写法,薄伽丘(Boccaccio)也是这样写法,他们纯粹出于创作的兴趣,金钱毫无关涉于其间。即在现时代有了版税版权的保障,金钱仍为非预期的目的。无论多少金钱决不能使无创作天才的人写出好的作品来,安逸的生活可以使创作天才者从事写作为可能,但安逸生活从不直接生产什么。金钱可以把狄更斯(CharlesDickens)送上美洲的旅途,但不能产生《块肉余生录》(DavidCopperfield)。吾们的大作家,像第福,像费尔亭(Fielding),像曹雪芹、施耐庵,他们的所以写作,因为他们心上有一桩故事,非将它发表不可,而他们是天生的讲故事者。天好像有意把曹雪芹处于荒淫奢华的家庭环境中,卒因浪费无度,资产荡析,然后一旦豁悟,看穿了人生的一切空虚,及其晚年,已成穷儒,度其余生于朽败之第舍中,不时追忆过去之陈迹,宛若幻梦初醒,此梦境乃时而活现于幻想中,常使他觉得心头有一桩心事,以一吐为快,于是笔之于书,吾们便称之为文学。

    依著者之评价,《红楼梦》诚不愧为世界伟大作品之一。她的人物描写,她的深切而丰富的人情,她的完美的体裁与故事,足使之当此推崇而无愧色。她的人物是生动的,比之吾们自己的生存的朋友还要来得跟吾们接近熟悉而恳挚,而每一个人物,只消吾们听了他的说话的腔调,吾们也很能熟识他是谁了。总之她给了吾们一桩值得称为伟大的故事:

    瑶台琼馆,一座瑰丽谲皇的大观园,富贵荣华,一个世代簪缨的大宦族,那儿姊妹四人和一个哥儿,又来了几个姿容美艳的表姊妹,彼此年岁相若,一块儿耳鬓厮磨地长大起来,过着揄揶戏谑的快乐生活;几十个绝顶聪明而怪迷人的婢女,有的性情温文而阴密,有的脾气躁急而直爽,也有几个跟主子发生了恋爱;也有几个不忠实的佣仆老婆闹了一些吃醋丑闻的穿插。一位老太爷常年在外服官,居家日少,一切家常琐务,委于二三媳妇之手,倒也处理得井井有条,那个最能干、最聪明、最饶舌、最泼辣、最可爱的媳妇,便是凤姐儿,却是个根本不识字的娘儿。主角贾宝玉,是一个正当春情发动期的哥儿,有着伶俐聪明的性情,端的爱厮混在脂粉堆里,照书上的说法,他是给仙界遣送下凡来历劫,叫他参透情缘便是魔障的幻境。宝玉的生活,跟中国许多大家族中的独嗣子一样,受着过分的保护,尤其是他的老祖母的溺爱,那位祖母老太太是家族至高的权威者。但宝玉也有一个见了怕的人,便是他的父亲,宝玉一见了父亲便吓得不敢动弹。大观园中的姊妹们,个个喜欢宝玉,而宝玉的饮食起居,都是让几个婢女来照顾着,她们服侍他洗浴,以至通夜守护着他的睡觉。他钟情林黛玉,黛玉是一个没了父母而寄居于贾家的小姑娘,却是宝玉的表姊妹,她是一个多愁善病的姑娘,她患着消化不良症,喝着燕窝汤过日子,可是她的美丽和诗才都胜过她的姊妹们,她的爱宝玉完全出于纯洁的真挚的处女的心。宝玉的另一个表姊妹是薛宝钗,她也爱着宝玉,不过她的热情是含蓄而不露的,她的性情则比较的切实,从老辈看来,她比之黛玉是较为适宜的妻子。最后乃由几位老太太做主,瞒过了宝玉和黛玉,定下了娶宝钗的亲事。黛玉直等到宝玉和宝钗即将成婚的时候,才得到这个消息,这使她歇斯底里地狂笑了一阵子,一缕香魂脱离这个尘世,而宝玉一直不知道这个消息,直等到成婚的一夜,宝玉觉察了自己的父母亲的诡局,变成痴呆呆的呆子,好像失去了魂魄,最后,他出了家。

    这样详详细细都是描写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其家族的不幸环境之渐次演进,至故事之末段令人丧气;它的欢乐的全盛时期过去了,倾家荡产的险象笼罩着每个人的眉头,无复中秋月下的盛宴,但听得空寂庭院的鬼哭神号;美丽的姑娘长大起来了,各个以不同的命运嫁到各别的家庭去了;宝玉的贴身侍女被遣送而嫁掉了,而最不幸的晴雯保持着贞洁与真情而香消玉殒了。一切幻影消灭了。

    假使像有些批评所说,《红楼梦》足以毁灭一个国家,那它应该老早就把中国毁灭掉了。黛玉和宝玉,已成为全民族的情人,不在话下,凤姐的泼辣,妙玉的灵慧,一个有一个的性格,一个有一个的可爱处,每个各代表一种特殊的典型。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如问他欢喜黛玉还是欢喜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使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而著者本人则欢喜探春,她具有黛玉和宝钗二人品性揉和的美质,后来她幸福地结了婚,做一个典型的好妻子。宝玉的个性分明是软弱的,一点没有英雄的气概,不值得青年崇拜。但不问气概如何,中国青年男女都把这部小说反复读过七八遍,还成立了一门专门学问叫做“红学”,其地位之尊崇与研究著作的卷帙之浩繁,不亚于莎士比亚与歌德著作的评注书。

    《红楼梦》殆足以代表中国小说写作艺术的水准高度,同时它也代表一种小说的典型。概括地说,中国小说根据它们的内容,可以区分为下述数种典型。它们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兹罗列于下:

    一、侠义小说——《水浒传》

    二、神怪小说——《西游记》

    三、历史小说——《三国志》

    四、爱情小说——《红楼梦》

    五、淫荡小说——《金瓶梅》

    六、社会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七、理想小说——《镜花缘》

    八、社会写实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严格的分类,当然是不容易的。例如《金瓶梅》虽其五分之四系属猥亵文字,却也可算为一部最好的社会写实小说,它用无情而灵活的笔调,描写普通平民,下流伙党,土豪劣绅,尤其是明代妇女在中国的地位。这些小说的正规部类上面,倘从广义的说法,吾人还得加上故事笔记,这些故事都是经过很悠久的传说,这样的故事笔记,莫如拿《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来做代表。《今古奇观》为古代流行故事中最优良作品的选集,大多系经过数代流传的故事。

    著者曾把许多中国小说依其流行势力的高下加以分级,倘把街市上流行的一般小说编一目录,则将显出冒险小说,中国人称为侠义小说者,允居编目之首。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侠义和勇敢的行为,时常受到父母教师的训斥摧抑,这种心理不是难于解释的。在中国,侠义的儿子容易与巡警或县官冲突,致连累及整个家族,这班儿孙常被逐出家庭而流入下流社会;而仗义行侠的人民,因为太富热情,太关怀公众,致常干涉别人事务,替贫苦抱不平,这般人民常被社会逐出而流入绿林。因为假使父母不忍与他们割绝,他们或许会破碎整个家庭——中国是没有宪政制度的保障的。一个人倘常替贫苦被压迫者抱不平,在没有宪法保障的社会里一定是一个挺硬的硬汉。很明显那些剩留在家庭里头和那些剩留在体面社会里头的人是不堪挫折的人,这些中国社会里的安分良民是以欢迎绿林豪侠有如一个纤弱妇人之欢迎面目黧黑、胸毛蓬蓬、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当一个人闲卧被褥中而披读《水浒传》,其安适而兴奋,不可言喻,读到李逵之闯暴勇敢的行径,其情绪之亢激舒畅更将何如?——记着,中国小说常常系在床卧读着。

    神怪小说记载着妖魔与神仙的斗法,实网罗着大部分民间流传之故事,这些故事是很贴近中国人的心坎的,本书第三章《中国人的心灵》中,曾指出中国人的心理,其超自然的神的观念,常常是跟现实相混淆的,《西游记》,李加德博士(DrTimothyRichards)曾把它摘译成英文,称为《天国求经记》(AMissiontoHeaven),系叙述玄奘和尚的印度求经的冒险壮举,可是他的此番壮举却是跟三个极端可爱的半人形动物做伙伴。那三个伙伴是猴子孙悟空、猪猡猪八戒和一个沙和尚。这部小说不是原始的创作,而是根据于宗教的民间传说的。其中最可爱最受欢迎的角色,当然是孙悟空,他代表人类的顽皮心理,永久在尝试着不可能的事业。他吃了天宫中的禁果,一颗蟠桃,有如夏娃(Eve)吃了伊甸乐园中的禁果,一颗苹果,乃被铁链锁禁于岩石之下受五百年的长期处罚,有如盗了天火而被锁禁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适值刑期届满,由玄奘来开脱了锁链而释放了他,于是他便投拜玄奘为师,担任伴护西行的职务,一路上跟无数妖魔鬼怪奋力厮打战斗,以图立功赎罪,但其恶作剧的根性终是存留着,是以他的行为的现行表象一种刁悍难驭的人性与圣哲行为的斗争。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箍帽,无论甚么时候只要当他兽性发作,犯了规,他的师父玄奘便念一首经咒,立刻使他头上的金箍愈逼愈紧,直到他的脑袋痛得真和爆裂一样,于是他不敢发作了。同时猪八戒表象一种人类兽欲的根性,这兽欲根性后来经宗教的感化而慢慢地涤除。这样奇异的人物作此奇异的长征,一路上欲望与诱惑的牴牾纷争不断出现,构成一串有趣的环境和令人兴奋的战斗,显神通,施魔力,大斗法宝,孙悟空在耳朵里插一根小棒,这根小棒却可以变化到任何长度。不但如此,他还有一种本领,在腿上拔下毫毛,可以变成许许多多小猴子助他攻击敌人,而他自身也能变化,变成各色各样的动物器具,他曾变成鹭鸶,变成麻雀,变成鱼,或变成一座庙宇,眼眶做了窗,口做了门,舌头做了泥菩萨;妖魔一不留神,跨进这座庙宇的门槛,准给他把嘴巴一阖,吞下肚去。孙悟空跟妖魔的战斗尤为神妙,大家互相追逐,都会驾雾腾空,入地无阻,入水不溺,这样的打仗,怎么会不令小弟弟听来津津有味?就是长大了的青年,只要他还没有到漠视米老鼠的程度,总是很感兴趣的。

    爱谈神怪的习气,不只限于神怪说部,它间入各式各样的小说,甚至像第一流作品《野叟曝言》亦不免受此习气之累,因而减色,《野叟曝言》为侠义兼伦理说教的小说。爱谈神怪的习气又使中国侦探故事小说如《包公案》为之减色,致使其不能发展为完备的侦探小说,媲美欧美杰作。它的原因盖缘于缺乏科学的论理观念和中国人生命的轻贱。因为一个中国人死了,普通的结论就只是他死了也就罢了。包公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侦探家,本人又为裁判官,他的解决一切隐秘暗杀案件乃常赖梦境中的指示,而不用福尔摩斯那样论理分析的头脑。中国小说结构松懈,颇似劳伦斯(DHLawrence)的作品,而其冗长颇似俄罗斯小说中之托尔斯泰(Tolstoy)和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ivsky)的作品。中国小说之和俄罗斯小说的相像是很明显的。大家都具备极端写实主义的技术,大家都沉溺于详尽,大家都单纯地自足于讲述故事,而缺欧美小说的主观的特性。也有精细的心理描写,但终为作者心理学识所限,故事还是硬生生的照原来的故事讲。邪恶社会的逼真的描写,《金瓶梅》丝毫不让于《卡拉马助夫兄弟》(TheBrothersKaramazov)。爱情小说一类的作品,其结构通常是最佳的,社会小说虽在过去六十年中盛行一时,其结构往往游移而散漫,形成一连串短篇奇闻逸事的杂锦。正式的短篇小说则直到最近二十年以前,未有完美之作品出世。现代新作家正竭力想写出一些跟他们所读过的西洋文学一样的作品,不论是翻释的还是创作的。

    大体上中国小说之进展速度很可以反映出人民生活的进展速度,它的形象是庞大而驳杂的,可是其进展从来是不取敏捷的态度的。小说的产生,既明言是为了消磨时间,当尽有空闲时间可供消磨,而读者亦无需乎急急去赶火车,真不必急急乎巴望结束。中国小说宜于缓读,还得好好耐着性儿。路旁既有闲花草,谁管行人闲摘花?

    十一、西洋文学之影响

    当两种不同文化接触,那较丰富的一种将向外灌输而较贫弱的一种将接受之,这是自然而合乎逻辑的。但事实似有使人难以置信者,便是文化的向外灌输,其蒙受幸福却是胜于承受外来文化者。中国在最近三十年间,文学与思想方面分明进步了不少,这应该说是全部仰赖于西洋文化的输入。此种承认西洋文学内容丰富之一般的优越,在自号“文学国家”的中国人听来,未免为之大吃一惊。五十年前,中国人对于西洋的印象只是炮舰;三十年前,又多了西洋政治制度的印象;到了二十年前,他们发觉西洋甚至也有很优美的文学;而现在,人们方徐徐发觉西洋甚且有较优越的社会意识与礼俗风尚。

    这对于一个老大而自傲的国家实在是过大而吞不下咽的一口东西,但以中国之大,或许竟能吞得下去。无论怎样,文学的变动终于临头了。中国文学势不得不在内容方面,在体裁方面,遭逢广大的变迁,为过去二千年间所未经见者,直接受了外来的影响,口说的白话轮到被作为文学的手段;语言的解放,从一个深染西洋思想的人提倡起来。它的字汇大大地增富起来,那即是新的概念的增加,科学的、艺术的、文学的,大概总之比之吾们固有思想的故旧材料远较为恰当而确定。赖有此思想原料的新补充,体裁上乃发生新变迁,这体裁的现代化,跟固有的完全换了一个面目。致老学究们无力追随此新的规范——倘叫他写一篇在内容上在体裁上赶得上现代标准的杂志文字,将使他茫然不知所措。不但体裁上发生了变迁,形式上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于是吾们也有了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和现代戏剧剧本,而写小说的技巧,尤其大大地修改过。总之,老的批判标准业已废弃,所谓老的批判标准,很近似法国新经典派之阻碍欧洲认识莎士比亚至百五十年之久。吾们现在有较新颖较丰富较宽广的文学理想来代替陈旧的批判眼光,结果使文学与人生获得较接近的和谐,思想获得较完美的正确和生命获得较大的真实性。

    当然文化输出的民族是比较发皇的民族,而接触外来文化的民族,由于环境的剧变,总不免引起纷乱。进步是有味的,但进步也是痛苦的。更不止此,进步还是险恶的。青年中国的心田上,掀起了广博的精神风浪,吾们丧失了思想的重心,吾们丧失了欣愉的共通意识。调整守旧与革新间的工作,往往非是常人所能胜任,而现代中国思想界尤具有思维不成熟、性情轻躁、理想浅薄的特性。了解旧的文化固甚困难,而明了新的亦非容易。新的文化含有一些浪漫主义的又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缺乏批判和理智的重心,极端不能容忍任何旧式的和中国式的一切,无批判地接受每年外来的思想新范型,不断地广泛地搜寻最新作家,从南斯拉夫搜寻诗人,从保加利亚搜寻小说家。对于外人之揭发任何中国的旧有范型,极度敏感,这仅足证其缺乏自信,一个十八世纪的唯理主义,间歇的忧郁与过分的热心,一年一年地追逐新的口号,有似自噬其尾——此等特性,显露于现代中国的作品。

    吾们丧失了坚定的和全盘的人生观立场。今日,文学受着政治阴影的笼罩,而作家分成两大营垒,一方面捧出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捧出共产主义,两方面都想把自家的信仰当作医治一切社会病态的万应药膏,而其思想之缺乏真实独立性,大致无以异于古老的中国。虽有明显的思想解放之呼声,可是那排斥异端的旧的心理作用仍然存在,不过穿了一件现代名辞的外褂。因为骨子里,中国人的爱好自由,有如爱悦一个外国荡妇,没有真挚的爱情可言。这些是文化变迁过渡期的恶劣一面的形象,但他们到了政治组织上了轨道,灵魂上减少灵智的污点时候,会自然涤荡消灭的。

    这些变迁,一切都是由欧洲文学的影响而传来的。这影响自然不限于文学,因为中国在一个收割期收获了所有西洋学术的果实,无论在哲学方面,心理学方面,科学方面,工艺学方面,经济学方面和其他一切包括于现代精密法则的文化者。甚至小孩子的游戏、歌唱、舞蹈,现在也都输入了进来。文学进步的真正结果,已概述于《文学革命》的一节中,此影响为翻译欧洲作品之直接结果。试一观此等翻译的内容与种类,将显示此影响之形式与程度。

    一九三四年的《中国图书年鉴》载有一罗列最近二十三年来翻译的诗歌、短篇小说、长篇说部的书篇名单,原作之国籍达二十六国。这一张表未见得是完全的,但很够供给我们眼前的参考。倘将原作者国籍依译作原著者人数之多寡顺次排列,则英国四十七人,法国三十八人,俄国三十六人,德国三十人,日本三十人,美国十八人,意大利七人,挪威六人,波兰五人,西班牙四人,匈牙利三人,希腊三人,阿菲利加二人,犹太二人,其余则瑞典、比利时、芬兰、捷克、奥国、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波斯、印度、暹罗、叙利亚各得一人。

    先查考从英国翻译的作品,则主要小说作家为:哀利奥脱(Eliot)、费尔亭、第福(《荡女自传》亦经译出)、金丝莱(Kingsley)、史惠夫脱、高尔史密斯(Goldsmith)、勃朗特姊妹(Bronte《洛雪小姐游学记》和《狭路冤家》)、史高脱(Scott)、康拉特(Conrad)、加斯刻尔夫人(Gaskell)、狄更斯《块肉余生录》、《贼史》、《二京记》、《圣诞述异》、《劳苦世界》、《孝女耐儿传》、《冰雪因缘》,《滑稽外史》)、哈葛特(Haggard)的笔墨经过林纾译笔的渲染,获得的声誉还远过于原作的地位。诗人的主要者为:史宾塞(Spenser《荒唐言》)、布琅宁(Browning)、朋斯(Burns)、拜伦(Byron)、雪莱(Shelley)、华兹华斯(WordsWorth)、道生(Dowson),五种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第十二夜》、《亨利第六遗事》、《罗密欧与朱丽叶》)亦经几位译者译出。戏剧的主要作者为:高而斯华绥(七种剧本)、比内罗(Pinero)、琼斯(Jones)、薛立敦(Sheridan《造谣学校》)和萧伯纳(Shaw《华伦夫人之职业》,《英雄与美人》,《人与超人》,《卖花女》,《鳏夫之室》,《好逑者》等)。爱尔兰作家可以约翰沁孤(Synge)、邓萨奈(Dunsany)为代表。论文作家主要者为:莱姆(Lamb)、木涅特(Bennett)、马克斯贝尔鲍(MaxBeerbohm)。巴莱(Barrie)和王尔德(Wilde)引起了中国文艺界的广大注意,《少奶奶的扇子》有两种译本,《莎乐美》有三种译本,《朵莲格莱的画像》和《狱中记》亦经译出。威尔斯(HGWells)以其《世界史纲》一书最被重视,其余的作品为:《八十万年后之世界》、《火星与地球之战争》、《明眼人》。哈代(Hardy)则仅以其短篇小说及诗著称于中国,虽哈代之名传遍一时。曼斯菲尔德(Mansfield)经故徐志摩之推荐,亦甚著名。这一张名单包括那些作者他的文学作品经译成中文而有单行本印行的,但当然并不包括别种著作的作者像罗素,他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

    在法国方面,较重要的作家为巴尔扎克(Balzac)、莫里哀(Moliere)、莫泊桑(Maupassant全部作品)、法朗士(France九种著作已经译出,《黛丝》有二种译本)、基特(Gide)、伏尔泰(Voltaire《甘地传》)、卢梭(Rousseau《忏悔录》、《爱弥儿》)、左拉(Zola)、福楼拜(Flaubert《波法利夫人》三种译本,萨郎波及坦白)、大仲马小仲马父子,固已久著盛名,特别是《茶花女》一书几已成为中国人的共同爱物。雨果(Hugo)的代表作为:《孤星泪》、《活冤孽》、《双雄义死录》、《吕伯兰》、《欧娜尼》、《吕克兰斯?鲍夏》、《噫有情》。早期浪漫主义作家以沙多勃力盎(Chateaubriand《少女之誓》)和圣皮耳(BernardinedeSaintPierre)为代表。都德(Daudet)的《莎茀》和普兰伏(Prevest)的《漫郎摄实戈》当然是人人爱读的作品。波多莱尔(Baudelaire)享名甚盛,若斯当(Rostand)的《西哈诺》亦为一般所爱读。巴比塞(Barbusse)的小说《炮火和光明》各有二种译本,就如罗曼?罗兰(Rolland)的冗长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有了中文译本,他还有《白利与露茜》、《孟德斯榜夫人》、《爱与死之角逐》,等几种的译本。

    德国的正统文学,自然推歌德(Goethe)为代表,在他的作品中,《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二种译本)、《哀格蒙特》、《克拉维歌》、《史推拉和威廉的修业时代》的一部都经译成中文。席勒(Schiller)的作品译出者为《瓦轮史丹》、《强盗》、《奥里昂的女儿》、《威廉退尔》。其余重要作家为莱森(Lessing《英雄儿女》)、夫赖塔格(Freytag《新闻记者》)、海涅(Heine《哈尔次山旅行记》)、福沟(Fougue)的《涡堤孩》和史托姆(Storm)的《茵梦湖》(三种译本)为极端风行的作品。霍普曼(Hauptmann)以其《火焰》、《獭皮》、《织工》、《寂寞的人们》和新近出版的小说《异端》著称,而他的《池钟》一剧名曾经一度被用为一种杂志的名称。其余为:苏德曼(Sudermann)的《忧愁夫人》以及较为晚出的卫德耿(Wedekind)的《春醒》和富兰克(LeonhardFrank)的《灵肉的冲突》。

    除了几种译本像霍桑(Hawthorne)、斯陀夫人(MrsStowe)、欧文(Irving)、马克?吐温(MarkTwain)和杰克?伦敦(JackLondon)寥寥几位的作品以外,一般对于美国文学之注意力,集中于比较现代的作品。其中最享盛名的是辛克莱(Sinclaire),他的盛名乃随着苏联共产主义文学狂潮的勃兴而共来。他的作品之译成中文者,已有十三种之多。而在这一张名单上,似不可忽略果尔德(MichaelGold)的短篇小说和他的说部《无钱的犹太人》。刘易士(Lewis)的作品之较著的译本只有《大街》一种,德莱塞(Dreiser)则为短篇小说集,其实上述二人都是很著名的。奥尼尔(ONeill)的戏剧有二种(《比利加斯之月》及《天水》)曾经译出。赛珍珠女士(PearlSBuck)的《大地》有二种中文译本,其余她的短篇小说及《儿子们》等亦有经译出者。

    苏俄文学之狂潮在一九二七年之际,当南京政府成立,推行清党运动之时开始卷入中国。有似文学上的雅各宾主义之在英国继乎政治上之雅各宾主义的失败而勃兴,文学的布尔雪维克主义继乎国民革命之成功而泛滥中国。雄伟的青年的热情,尝大有助于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国民革命者,由于不适宜的措置青年运动而失却其发抒之出路,乃产生一种内向的活动作用,强有力的潜流因于一般的不满当前之环境而奔腾着。

    文学运动的潮流于是转向了。“革命文学”(同义于普罗文学)的号筒,唤起了广大的信徒。一九一七年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成为过时人物,向之所谓青年中国者,不啻被唾弃而加以改造。多数知识界领袖都学得乖乖地守口如瓶,转而清兴勃发,颇起劲地收集起古董古钱来。只有胡适继续他的呼号,可是他的议论只能抓住一些情绪比较冷淡的读者,一般的读者需要更急进的刺激。周作人、郁达夫和语丝派的作家,似觉太偏于个人主义,而不甚参加大众。鲁迅再接再厉地奋斗着,抵抗着这个狂潮一年有余,然后自己也加入了普罗文学阵线。

    在短短的两年中(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差不多有一百多种苏联文学作品,长篇和短篇,狂热而迅速地蜂拥上中国的出版界,致促起当局之严重注意。这些出版物包括下列诸人的作品:Lunacharsky,Libediensky,Michels,Fadeev,Gladhov,Kollontay,Shishkov,Romanov,Pilniak,Ognoyov,Sosnovsky,Shaginian,Yakovlev,ATolstoy,Deminov,Erenburg,Arosev,Babel,Kasathin,Ivanov,IvaLuutsSannikoff,Seyfollina,Bakhmetev,Fedin,ASerafimovitch,Prishvin,Semenov,Sholokhov,NVNV,Vessely,Zoschenko,Tretiakev,Sobole,Kolosov,Formanov,Figner。这里,吾们不用说未提出革命以前的俄罗斯作家,像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这几位作家在这个时期以前,已经是很熟悉于中国文坛了。契诃夫的全部著作都经译出,托尔斯泰的作品,译出者计二十种,包括冗长的《战争与和平》(只译出了一部)、《复活》及《安娜小史》。杜斯妥也夫斯基为一般所爱读的作家,他的作品译出者计七种,包括《罪与罚》。屠格涅夫早就出了名,他的作品经译出者有二十一种之多。高尔基横跨两大时代,不用说,是一代的宠儿。安特列夫和阿志巴绥夫,爱罗先珂因为列宁的影响也很受人欢迎。一百零几种后乎革命的苏联作品,其中有二十三种同时有二种译本出版,且有四种作品至有三种译本者。举其享名较盛之作品,则为哥伦泰夫人的《伟大的恋爱》(二种译本)、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三种译本)、奥古郁夫的《共产党校童日记》(三种译本)、阿志巴绥夫的《沙宁》(三种译本)、西拉菲莫维支的许多作品(包括《铁流》)和披里涅克的许多作品。戏剧方面有西希可夫和依凡诺夫的作品。批评方面有卢那察尔斯基的作品。

    这样大量的产品,好像使幼弱的青年中国一时难于吞咽,中国而倘有消化不良之患,似非可加以谴责者。霍桑和法朗士已不可挽救地过时了,是毫无疑义的。当局对于文艺事业现正瞩视而思有所作为。他们所能施行的方法如何,其后果如何,无人能预料之。检查制度是容易施行的,最近已见之实施。所困难者,在眼前的环境中将拿什么来满足人民。这里有三个方法。第一是谋些好差缺给那班作家,这个方法有时是很有效的,已有例可援。第二为禁止他们表示不满意,这个方法当然是下策。第三为真实地谋民族的福利而使一般感到满足,这光光是检查制度是不行的。中国人民现在可分为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二派,而后者实居大多数。除非是积极进行建设工作,用公直的态度考虑一切,但凭标语口号,华而不实的多言,不会赋予中国以新的生命,不论是共产主义抑或是法西斯主义。上一辈,他们想把中国倒推进古旧的礼教思想的轨道,包括妇女的遮掩生活,寡妇的守节制度的崇拜,结果决不能使青年中国同情。同时,那些共产主义理想者,肋下挟了大部马克思著作,蓄长了乱蓬蓬的头发,口吸苏俄卷烟,不断地攻击这个那个,也不会救得中国的困难。文学这样东西,依著者鄙见,还是文人学士茶余酒后的消遣品,古派也好,新派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