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人之德性

识繁荣发达过甚之弊,科学进步倘再过一世纪,世界愈趋愈接近,欧洲人将想到学取对于人生和人与人相互间比较容忍的态度,俾不致同归于尽。他们或许宁愿减少一些煊赫气焰而增加一分老成的气度。我相信态度之变迁,不缘于灿烂之学理,而缘于自存之本能而实现。至此,欧美方面或许会减弱其固执之自信心,而增高其容忍。因为世界既已紧密地联系起来,就免不了相互的容忍,故西方人营营不息的进取欲将为之稍减,而了解人生之企望将渐增。骑了青牛行出函谷关的老子之论行将扩传益广。

    从中国人之观点观之,和平非为怎样高贵而应崇拜的德性,不过很为可取,仅因其为“习惯上共通的理性”,大家以为然,如是而已。假使这一个现世的生命是吾们一切所有的生命,那么吾们倘要想快快乐乐底过活,只有大家和平一些。从这一个见解,则欧美人的固执己见与不安定的精神,只可视为少壮的粗汉之象征,如是而已。中国人浸渍于东方哲学观念中,已能看透;这种不成熟性在欧洲的最近之将来是终究会消灭的。因为万分狡黠的道家哲学,或许叫你诧异,却处处浮现出“容忍”这个连语。“容忍”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品性,也将成为现代世界文化的最大品性,当这现代文化生长成熟了以后,要磨炼容忍这种工夫,你需要一些道家典型的阴郁和轻世傲俗之气概。真正轻世傲俗的人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因为他看透了人生的空虚,由于这个“空虚”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混同宇宙的悲悯。

    和平,亦即为一种人类的卓越的认识。若使一个人能稍知轻世傲俗,他的倾向战争的兴趣必随之而减低,这就是一切理性人类都是懦夫的原因。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低能的战士,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民族。她的教育背景是道家的出世思想揉合以孔教的积极鼓励,养成一种和谐的人生理想。他们不嗜战争,因为他们是人类中最有教养,最能自爱的民族。一个寻常中国儿童能知一般欧洲白发政治家所未知之事,这事便是:战争的结果会使人丧其生命或残断其肢体,不问为一国家抑为个人。中国人双方起了争论,很容易促起此种自觉。此种斟酌的哲学诱导他们缓于争论而速于妥协。此种圆熟,老练而俏皮的哲学,教导中国人以忍耐,临困乱骚动之际则出之以消极的抵抗;更警诫以勿夸张一时之胜利。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谦约箴,常说:“财钱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尽。”独断过甚或利用个人之地位过甚,俗称为“锋芒太露”,此常被视为粗鄙之行为而为颠覆之预兆。英国有句通行俗语,为一般所信守的,叫做“勿打跌倒之人”,盖出于尊重“堂堂正正之竞争”的心理。而中国与此相近的谚语却说:“勿逼人太过”,乃纯粹为修养关系,吾们叫它“涵养工夫”,是中国人之文化更进一步。

    是以照中国人之眼光看来,凡尔赛和约不仅不公平,而且是粗野,缺乏涵养工夫。假令法国人在战胜之日,染渍一些道家精神,也就不会硬订凡尔赛和约,到今天,她的脑袋儿也可以稍稍安枕了。可是法兰西还是少壮,德国当然也要同样干,没有一方面觉悟双方都是愚拙的,而大家想永远把对方镇压在铁蹄之下。只因克雷孟梭(Clemencean)没有读过《道德经》,希特勒亦然,致令两方斗争不息,而老庄之徒,袖手作壁上观,莞尔而笑。

    中国人的和平性情大部分亦为脾气关系,兼有人类谅解的意义。中国小孩子在街道中殴斗的事情,远较欧美孩子为少。忝为人民,吾们成年人也终鲜争斗,少于吾们应有之程度,虽然吾们尚有不息的内战。把美国人置于同此弊政之下,在过去二十年中,至少要发生过三十次革命,不是三次。爱尔兰现在很平静,因为爱尔兰曾经艰苦奋斗,吾们目前还在继续奋斗,因为吾们还没有奋斗得够艰苦。

    中国的内战实在也够不上战争这个名词的真意义,内战从未有任何价值。国民征兵之义务向非所知,兵士挺身于战场者是那些穷苦饥寒的人民,没有其他糊口的方法,这样的兵士从不感兴奋于作战。而军阀则对战争兴高采烈。因为他们不致亲临战场,历次较大内战总是大洋钿操了胜算,尽管让胜利的大帅在巨炮隆隆声中威风凛凛的凯旋,内幕还不是托了大洋钿的福不成。大帅凯旋时的隆隆炮声乃是一种表示战争的声浪,不失为历来一贯的典型,因为中国私人间的争吵或军阀内战,都是让声浪构成战争的原素。人们不大容易在中国目睹战争,只可耳闻战争,如是而已。著者曾耳闻过二次这样的战争,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厦门,对于耳官,那是满足了。通常优势的军队常威吓退了劣势军队,而在欧美可以延续长时期的战争,在中国只消一个月就可以结束了。失败了的军阀,根据中国祖传的公平待遇之理想,让他拿十万大洋钿旅费作一次考察实业的欧游,盖战胜者洞悉天道循环之三昧,下一次内战或许尚有借重他的长才的地方,果然,下一次来一个转局,十之八九你可以瞧见上次战胜者和上次逃亡的军阀共坐一车如同盟兄盟弟。这是中国人涵养工夫的“妙”处,当此际,人民实实在在一无干系。他们痛恨战争,永远地痛恨战争,好百姓从来不在中国战争。

    六、知足

    到了中国的游历家,尤其是那些任性深入的游历家,他们闯进了外人踪迹罕至的内地,无不大吃一惊。那里的农民群众生活程度如此之低,却人人埋头苦干,他们盖兴奋而知足。就像在大饥荒的省份,如陕西,此种知足精神,普遍地广播遐迩,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而且陕西的农民也还有能莞尔而笑的。

    现在有许多为局外人认为中国人民之痛苦者乃系衡以邪僻的欧美生活标准之故耳。若欲处处衡以欧美生活标准,殊无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数阶级能住居于高级的大公寓而自备一架无线电收音机者。这个标准假使是正当,那么1850年以前就未尝有幸福之人,而美国之幸福人必尤多于巴威(Bavaria),因为巴威地方很少回转轻便的理发椅,当然更少电链和电铃。但在中国的乡村里头,这些设备可更少,虽然在极端欧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发椅已经绝迹。其实这极老式理发椅才是货真价实的椅子,而这些老式椅子你倒可仍在伦敦的Kingswav和巴黎的Mrtroartre发现。照著者想来,一个人要坐还是坐一把名副其实的椅子,要睡还是睡在名副其实的床上(而不是白昼应用的沙发),这才觉得幸福些。一种生活标准,倘使拿每天使用机械设备的次数来测量一个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种标准,一定是不可靠的标准。故许多所谓中国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自西方人之幻觉耳。

    然无论如何,倘把中国人和西洋人分门别类,一阶级归一阶级,处之同一环境下,则中国人或许总是比西方人来得知足,那是不错的。此种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于智识阶级,也流露于非智识阶级,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渗透结果。可以到北平去看看著劲儿而多闲话的洋车夫,他们一路开着玩笑,最好让同伴翻个筋斗,好叫他笑个痛快。或则可以上牯岭去看看气喘喘汗流浃背抬你上山的轿夫;或则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纤夫,他所能获得以维持每天生活的微薄报酬,仅足敷一天两顿菲薄而满意的苦饭。照中国知足原理上的见解,倘能够吃一顿菲薄而安逸的苦饭,吃了下肚不致担什么心事,便是大大运气。中国有位学者说过:“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知足又为“慈祥”“和气”的代名词,此等字眼到了旧历新年,大家用朱红笺写在通行的门联里,这是一半为谦和的箴训,一半为人类智慧,明代学者即以此意劝人“惜福”。老子有句格言,现已成为普遍口头禅,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文学里头,这个意识常转化而为田园思想,为乐天主义,吾人可于诗及私人书翰中常遇此等情绪。著者暇时尝于明人尺牍选集中拣出陆深致其友人书一篇,颇足以代表此等情绪:

    晚将有佳月,别具画舫,载鼓吹同泛何如?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冠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此种情绪当其渗入流行的学者思想,使他们安居茅舍之中而乐天知命。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物体,因为“神”老是嫉妒人类的幸福。幸福问题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问题。人类对于一切文化与物质进步虽尽了全力,幸福问题毕竟值得人类一切智慧的最大关心以谋解决。中国人竭尽了他们的常识,下过最大毅力以谋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义之信徒,他们常热心于幸福问题,胜于物质进步问题。

    罗素夫人曾聪慧地指出:“快乐的权利”在西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权利,从前到现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着,他们注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可是中国人从未想到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心着快乐的幸福,这快乐不是贫穷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欧美人的处理幸福问题常取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人常取消极的态度,所以幸福问题最后可以收缩为个人的欲望问题。

    可是一讲到欲望问题,吾人就感觉到茫无头绪,吾们真正所需的是什么呢?为了这个缘故,第俄泽尼(Diogenes)的故事常令吾人发笑,同时也着实又羡又妒,因为他宣称他是一个快活人,原因是他没有任何欲望。当他见了一个小孩子双手捧水而饮,索性把自己的饭碗也摔掉。现代的人们,常觉得自己困扰于许多难题中,而大部分与他的人生有密切之关系。他一方面羡慕第俄泽尼的逃禅的理想,同时又舍不得错过一场好戏或一张轰动的影片的机会,这就是吾们所谓的摩登人物之不安顿的心情。

    中国人藉知足哲学消极地企求快乐,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达到第俄泽尼之深,因为中国人任何事情从未想深进,中国人与第俄泽尼不同之点,即中国人到底还有一些欲望,还需要一些东西。不过他所欲望的只是足令他快乐的东西,而要是无法达到目的,则亦并无坚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两件清洁的衬衫,但倘是真正穷得无法可想,则一件也就够了。他又需要看看名伶演剧,将藉此尽情地享乐一下,但倘令他必须离开剧场,不得享乐,则亦不衷心戚戚。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几棵大树,但倘令是地位狭仄,则天井里种一株枣树也就够他欣赏。他希望有许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这位太太要能够替他弄几色配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钱的话,那还得雇一名上好厨子,加上一个美貌的使女,穿一条绯红色的薄裤,当他读书或挥毫作画的时候,焚香随侍;他希望得几个要好朋友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个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宫中没有注定这一笔艳福,则也不衷心戚戚。他需要一顿饱餐,薄粥汤和咸萝卜干在中国倒也不贵,他又想弄一甏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酿了的,不然,几枚铜元也可以到汾酒铺去沽他妈的一大碗了;他又想过过闲暇的生活。而闲暇时间在中国也不稀罕,他将愉悦如小鸟,若他能:

    因过竹院逢僧话,

    偷得浮生半日闲。

    倘使无福享受怡情悦性的花园,则他需要一间门虽设而常开的茅屋,位于群山之中,小川纡曲萦绕屋前,或则位于溪谷之间,晌午已过,可以拽杖闲游河岸之上,静观群鹈捕鱼之乐;但倘令无此清福而必须住居市尘之内,则也不致衷心戚戚,因为他至少总可得养一只笼中鸟,种几株盆景花,和一颗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故宋代诗人苏东坡就为了明月写了一篇美丽小巧的短文,叫做《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一个强烈底决心,以摄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热的欲望,以享乐—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该无福可享,则亦不怨天尤人。这是中国人“知足”的精义。

    七、幽默

    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状态,更进一步,即为一种人生观的观点,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无论何时,当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丰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时则开放其幽默之鲜葩,因为幽默没有旁的内容,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空虚、渺小、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子,波斯之喀牙姆(OmarKhayyam),希腊的亚里斯多德,雅典民族倘没有亚里斯多德,精神上不知要贫乏多少,中国倘没有庄子,智慧的遗产也不知将逊色多少。

    自从有了庄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国政治家和盗贼都变成了幽默家了,因为他们都直接间接地接受了庄子人生观的影响。老子先于庄子已笑过清越而激变幻谲的狂笑。他一定终身是个独身汉,否则他不能笑得这样俏皮,这样善于恶作剧,无论如何,他到底娶过亲没有,有无子嗣后裔,史籍上无从查考,而老子最后的罄咳之首却被庄子抓住。庄子既属较为少壮,喉咙自然来得嘹亮,故其笑声的环轮,历代激动着回响,吾们至今忍不住错过笑的机会,但有时我感觉我们的玩笑开得太厉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欧美人对于中国问题认识之不足,可谓深渊莫测;欧美人有时会问:“中国人可有幽默的意识否?”这样的问句,适足以表示其无识,其语意之稀奇,恰好像阿拉伯商队问人:“撒哈拉(Sahara)沙漠中有无沙土?”一个人之存在于国家中,看来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议。从理论上观察,中国人应该是幽默的,因为幽默产生于写实主义,而中国人是非常的实体主义者;幽默生于常识,而中国人具有过分的常识。幽默,尤其亚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闲的产物,而中国所有的知足和悠闲,超乎寻常之量。一个幽默家常常为失败论者,乐于追述自己之失败与困难,而中国人常为神志清楚,性情冷静之失败论者,幽默对卑鄙罪恶常取容忍的态度,他们把嘲笑代替了谴责。

    中国人又有一种特性,专能容忍罪恶。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中国人两面都有。倘使吾们在上面讲过的中国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识和老猾俏皮是真确的,那么幽默一定存在于中国。

    中国人幽默见之于行为上者比之文字为多,不过在文字上有种种不同形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种,叫作“滑稽”,即许多道学先生,也往往多用别号掩其真姓名纵情于此等滑稽著作。照我看来,这实在是“想耍有趣而已”。此等著作乃为刚性过强之正统派文学传统束缚之放纵。但幽默在文学中不能占什么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学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其价值未被公开承认过,幽默材料之包容于小说者至为丰富,但小说从未被正统学派视为文学之一部。

    《论语》、《韩非子》和《诗经》里头,倒有天字第一号的幽默。可是道学先生装了满肚的清正人生观,到底未能在孔门著作中体会什么诙谐的趣味,即似《诗经》中的美妙生动的小情诗也未领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注解,一如西方神学家之解释《圣诗集》(SongofSongs)。陶渊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种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种闲暇的知足,风趣的逸致和丰富的舍己为人的热情。最好的例子,可见之于他的责子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念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杜甫和李白的诗也孕涵着相当的幽默,杜甫作品常令人惨然苦笑。李白以其浪漫恬淡的情绪令人愉悦,但吾人遂不以幽默称之。一种卑劣的威风,道学先生所挟持以为国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绪的自由发展,而使小说中自由表现的观点和情绪成为禁物,可是幽默只能在小说和天真观点的领域上生存。事实于是很明显,像这样的因袭环境,不会增进幽默文学之产生的。假使有谁要搜集一个中国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务须从民间歌谣、元剧、明代小说选拔出来,这些都是正统文学栅垣以外之产物,其他如私家笔记,文人书翰(宋明两代尤富),态度的拘谨稍为解放,则亦含有幽默之材。

    但中国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为他们常常欢喜说说笑话,那种幽默是刚性的幽默,基于人生的诙谐的观感。尽管报章的社论和政治论文格律极端谨严,不大理会幽默,可是中国人的重要革新运动和建设方案所采取的轻妙方法,常出乎外国人意想之外,未免幽默过度,像政府的平均地权计划,水旱灾救济,新生活运动,禁烟委员会。有一位美国教授新近来游上海,历在各大学演讲,不意听讲的学生每逢听到他诚恳引证到新生活运动时,辄复哄堂大笑;假使他再郑重地引证禁烟委员会,不知要引起怎样更响亮的笑声哩!

    幽默是什么?我已经说过,是一种人生观的观点,是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人生是一出大趣剧,而我们人类仅仅是其中的傀儡,一个人把人生看得太认真,遵守图书馆章程太老实,服从“草地勿准践踏”的标牌太谨饬,常让自己上了当而给长老的同伴笑话。不过笑话是有传染性的,不久他也就变成幽默汉了。

    此种幽默汉的滑稽性质结果削弱了中国人办事的严肃态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礼。中国人的丧葬仪式,其滑稽性足以雄视全球。中国人上中阶级所用的送葬仪仗就满储滑稽资料,你可以看见其中有街头流浪顽童排成行列,体肤污秽,而穿着绣花的彩袍,错杂伴随以新式乐队,大奏《前进！基督精兵》(OnwardChristianSoldiers)。如此情形,常被欧美人引为口实,证明中国人的缺乏幽默。其实中国人的送葬仪仗正是中国幽默的十足标记,因为只有欧洲人才把送葬仪仗看得太郑重,太想使它庄严化。庄严的葬仪是中国人所难以想像的。欧洲人的错误是这个样儿:他们把自己先入为主的意识,演绎的断定葬仪应该是庄严的。葬仪宛如嫁娶,应该热闹,应该阔绰,可是怎样也没有理由说它必须庄严。庄严其实只配备于其夸张的服装里,其余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剧。直到如今,著者犹不能辨别送葬和婚娶的仪仗二者之间有何区分,如非最后看见了棺材或者是花轿。

    中国的幽默,观乎高度滑稽的送葬仪仗的表现,是存在于外表的形式,与现实的内容无关。一个人倘能赏识中国葬仪的幽默,大概已能读读或好好地翻译中国政治方案了。政治方案和政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们大概系由专门的职员来起草,专司起草职员系宏丽辞藻、堂皇语法的专业者,恰如贳器店之专备婚丧仪仗、灯彩行头以出租为业者,故有见识之中国人士便不当它一回事。倘若外国新闻记者先把送葬彩服的印象放在心上,则他大概不致再误解中国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地放弃把中国当作不可理解的特异民族的念头了。

    诸如此类之趣剧味的人生观和分辨形式与内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万万不同的方法来表明。数年前,国民政府根据中央党部之建议,有一条命令禁止政府各部会在上海租界区内设立办事处,倘真欲实行这条命令,于各部长殊感不便,他们在上海置有公馆,又得敲碎许多人的饭碗。南京各部长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请重行考虑,或老老实实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实行之理由。没有一位专业的师爷,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拟此类呈文而适合于优良之形式。因为中国官吏定欲住居租界区域的这种欲望,即是不爱国。不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出一个巧妙别致的方法,就把驻沪办事处的招牌换了一块,叫做“贸易管理局”,每块招牌的花费只消二十大元,结果使得没有人敲破饭碗,也没有人失面子。这个玩意儿不但欢喜了各部长,抑且欢喜了颁发这条命令的南京中枢当局。吾们的南京各部长是大幽默家,梁山好汉之流亦然,军阀亦然,中国内战之幽默处,前面早已交代明白。

    与此恰恰相对照,吾们可以把教会学校做例子,来指出西洋人之缺乏幽默。教会学校几年前碰到了一大尴尬,原来那时接到地方当局的命令,要他们办理登记立案手续,外加要取消圣经课程,还要在大礼堂中央悬挂中山遗像,每逢星期一则照例举行纪念周。中国当局殊不解教会学校何以不能遵守这些简单的条款,而教会学校方面亦殊想不出接受之道,于是乎双方陷入僵局。有几个教会团体曾有停办学校之意,某一个时机,什么事情都可以顺利解决了,只有一位头脑固执的西籍校长真是顽梗而诚实。他拒绝从他的学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盖明定以推行教义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长意下颇欲直率地公开表明宗教课程确为办理学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会学校一直未尝登记。这事情真不好办。其实教会学校只要摹仿南京各部长的智慧来遵守一切官厅训令:悬挂一张中山遗像,其余的一切便可算作按照中国式而进行的了。不过恕我无礼,这样办理的学校,将为天晓得学校。

    中国人的趣剧的人生观便是如此这般。中国日常语言里头便充满了把人生当作戏剧的比喻。如官吏的就职卸任,中国人称之为“上台”“下台”;而人有挟其夸张之计划以来者,谓之“唱高调”。吾们实实在在把人生看作戏剧。而此等戏剧表现之配吾人之胃口者常为喜剧,此喜剧或为新宪法草案,或为民权法,或为禁烟局,或为编遣会议。吾们常能愉悦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国人民有一天总得稍为严肃一些才好。幽默,驾乎各物之上,正在毁灭中华民族,中国人所发的欣悦的狂笑,未免太过分了。因为这又是俏皮的大笑,只消跟它的气息一触,每朵热情而理想的花,无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

    八、保守性

    每一个中国人,即从其外表上看来,未有全然不带保守之色彩者。保守就其字义本身而言,非为玷辱之辞。保守性不过为一种自大的形相,基于现状之满足的感觉者。因为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保守性是以实为一种内在的丰富之表征,是一种值得羡妒的恩赐物。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恕我夸大,倘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作一番全盘的检讨,除掉最近百年来的屈辱,你当首肯斯言。虽在政治上他们有时不免于屈辱,但是文化上他们是广大的人类文明的中心,实为不辩自明之事实。——惟一之文化劲敌代表另一种不同的观点者是印度的佛教,至于佛教教义,忠实的儒者常嗤之以鼻。因为儒学家常无限地引孔子以自傲,既夸耀于孔子,即夸耀于其民族,夸耀中国人之能以道德的素质理解人生,夸耀其认识人类天性的知识,夸耀其解决了伦理与政治关系之人生问题。

    他的态度是相当正确的。因为孔教不独寻求人生的意义,抑且解答了这个问题,使人民以获得人类生存的真意义而感到满足。这个解答是确定而清楚的,而且条理分明。故人民不需再推究未来的人生,亦无意更改现存的这个人生,当一个人觉察他所获得的既有效而且为真理,天然变成保守者了。孔教徒除了自己的社会以外,未见及别种人生的范型,认为为人之道,没有第二种范型的可能。故西方人也能有组织完善的社会生活,伦敦警察于孔氏敬老之道一无所知而竟能扶持老妇人跨过热闹街道,此等事实叫中国人听来,多少未免吃惊。

    当他察觉西方人具有一切孔教所涵孕之德行:智、仁、勇、信、礼、义、廉、耻,并且孔老夫子本人亦将赞许伦敦警察之义行,民族自尊心未免深深地动摇起来了。有许多事情使中国人老大不悦意,使他们震惊,使他们生卤莽粗野之感,如夫妻俩挽着膀子同行街市,父亲和女儿互抱接吻,银幕上又是接吻,舞台上又是接吻,车站月台上又是接吻,什么地方都是接吻。此等举动使他确信中国文明诚为万邦轩冕,无与伦比。但是另外有种种事情,像普通平民都能识字,妇女而能写信,普遍的爱尚清洁(这一点他认为是中世纪的遗传而非为十九世纪新发明),学生的敬爱师长,英国小孩对答长辈之“是了,先生”的随口而出,诸如此类,俱堪无穷之玩味。再加以优良之公路,铁道、汽船、精美的皮靴、巴黎香水、雪白可爱的儿童,奇妙的爱克斯光,摄影机,照像,德律风和其他一切之一切,把中国人固有之自尊心打成粉碎。

    受着治外法权的庇护,西欧人慷慨博施的皮靴之对中国苦力而没有法律之救济,使中国人自尊心之丧失更进而变为本能的畏外心理。天朝之尊贵,靡有孑遗。外国商人为预防中国之可能的进攻租界而所取的种种骚动的措施,实为他们的胆略和对于现代中国认识不足之铁证。反抗西洋人之皮靴及其自由使用于中国苦力身上,确常含有相当内在的愤怒。但倘外国人因此就认为中国人将总有一天会暴露其愤怒而还飨外人以较次等之皮靴,则属大误。倘使他们真暴露其愤怒,那不是道地的中国人,那是基督教徒,坦白地说,崇拜欧洲人而畏惧他们的侵略行为,现在正是广泛而普遍的心理。

    有许多这样的冲动一定曾经引起了过激主义,结果产生了中华民国。没有人相信中国会变成民主国家。这种变动太广大,太雄伟,没有人敢担当这个责任,除非是呆子,否则是鼓吹出来的人物。那好像用彩虹来造一架通天桥,而欲步行其上。但是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家真给鼓吹出来了。自从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革新中国的宣传运动极为活跃,当时有两派人物,一派系君主立宪主义者,主张维持君主而革新并限制其君权;一派则为民主革命主义者,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前者为右翼,后者为左翼。左翼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右翼则由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主持。梁启超后来脱离了他的恩师而向左转了。这两个固执的党派在日本笔战了好久,可是这问题终究给解决了,不是双方辩论的结局,而是清廷之不可救药,与民族自觉之本能的抬头之结果。一九一一年的政治革命之后,紧随以一九一六年的文学革命,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由胡适所倡导,风靡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