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纠谬第十一

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唯《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并多散亡，又无师说。

    右辨皆见前。唯此志独称「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是二戴相传经师之学，皆无《月令》《明堂位》《乐记》可见。盖《月令》《明堂位》伪作于刘歆，《乐记》亦歆所改窜者，《汉书魏相传》言「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亦歆所窜入者。《礼记乐记》正义引《别录》作「四十九篇」，《别录》为歆所作，则四十九篇之名定于歆无疑。特密传至马融，注《小戴记》，始大显。郑康成受业于融，为之作注。千余年来，《郑注》立于学，学者自少习《郑氏》，忘《月令》《明堂位》《乐记》之所出。赖此志述其源流，犹能见窜伪之迹耳。

    《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沦废，鲁以周公之故，遗制尚存。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故有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乱臣贼子于是大惧。其所褒贬不可具书，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说，左丘明恐失其真，乃为之传。遭秦灭学，口说尚存。汉初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初，齐人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海赢公。赢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故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谷梁三家并立。汉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说》。而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本无传者。至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训诂，授赵人贯公。其后刘歆典校经籍，考而正之，欲立于学，诸儒莫应。至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时陈元最明《左传》，又上书讼之。于是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永平中，能为《左氏》者擢高第为讲郎。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谷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寖微，今殆无师说。

    《左氏》书为歆伪造，辨见前。盖歆伪经以《左氏》为根柢，《左氏》既盛，诸伪经符应皆合，故为歆之学者争之最力。自东汉后遂行。至隋、唐，则《公》《谷》无师说，其微如此。近人多惜服氏之说亡，然服、杜皆歆伪学，存亡不足计也。《汉书律历志》《匡衡传》，皆以《国语》为《春秋外传》，盖亦歆窜入者。受其学者若贾逵之徒，多以《国语》为《春秋外传》。既以左氏《国语》加书法为《春秋左氏传》，自以补缉之《国语》为《春秋外传》，是「大学士申公隔壁」之铭旌，展转谬传，只供捧腹者也。然刘向五十四篇之《国语》，《隋志》不可见，岂非真亡之乎？

    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自天子达于庶人，虽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义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严而顺，不肃而成。斯实生灵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皆名其学。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而长孙有《闺门》一章，其余经文大较相似，篇简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传。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盛，以十八章为定，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相传或云郑玄，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唯传郑氏。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着令与郑氏并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又云，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孝经古文》之伪，郑注之可信，辨见前。山阳丁晏曰：「孔安国之书久亡，其传者皆伪本，非真古文。」《隋志》之说核矣。邢疏引唐司马贞议曰「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参校《古文》，省除烦惑，定此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无出《唐会要》《册府元龟》作「元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未之行也。荀昶集注之时尚未见《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传学，假称孔氏，辄穿凿更改，又伪作《闺门》。刘炫诡随，妄称其善。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必非宣尼正说。按其文云‘《闺门》之内具礼矣，《唐会要》「矣」下有「乎」字严亲严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于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经典。又分《庶人章》从‘故自天子已下’别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逮下之辞，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没，后人妄开此等数章以应二十二章之数，非但经文不真，抑亦传文浅伪。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其略曰‘脱之《文苑英华》作「脱衣」应功，暴其肌体，朝暮从事，露发跣足，少而习之，其心安焉。’此语虽旁出诸子，而引之为注，何言之鄙俚乎！」小司马辨古文《孔传》之伪，说最明确。《孝经征文》唐开元十年，明皇取王肃、刘邵、虞翻、韦昭、陆澄、刘炫之说，亲注《孝经》，八分书之，立于国学，所谓《石台孝经》也。盖展转传谬，歧路有歧，今古杂合，几于不可诘矣。宋至和元年，司马光上《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则刘炫伪古文之余波。淳熙十三年，朱子撰《孝经刊误》一卷，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去「子曰「者二，引《书》者二，引《诗》者四，共二百二十三字，后有《自记》，述胡侍郎、汪端明语。伪中又伪，纷纷窜乱，殆更不足辨矣。

    按：《史记》述六经不及《孝经》，然出于西汉前，纬书甚尊之。其后得而尊崇类《泰誓》，其文辞义理盖《礼记》之伦，不解何缘推崇至是？于是刘歆伪为古文，托为孔安国之说于前，刘炫伪为孔安国传于后，伪中作伪，正与《尚书》同。而刘炫作伪，人能攻之；王肃作伪，千年无人疑之者，抑又少异。而丰蔀虽深，久而必露，至今诸伪真隐尽发，究何益邪！

    《论语》者，孔子弟子所录。孔子既叙六经，讲于洙、泗之上，门徒三千，达者七十。其与夫子应答及私相讲肄，言合于道，或书之于绅，或事之无厌。仲尼既没，遂缉而论之，谓之《论语》。汉初有齐、鲁之说。其齐人传者二十二篇，鲁人传者二十篇。齐则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鲁则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韦丞相节侯父子、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并名其学。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马融又为之训。又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唯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传。

    《古论语》为刘歆伪作，辨见前。按《论衡正说篇》云「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以此论之，则刘歆所伪为三十篇与《汉志》不同者，盖歆作《七略》时未伪河间之九篇也，此志尚用《汉志》说。

    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后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

    《汉志》以《五经杂议》《尔雅》附「孝经家」，《隋志》用其例，又用《经典释文》例，以《孝经》为孔子作，移在《论语》先。若夫郑氏注已参考《古论》，则《论语》已杂乱，而「盛于人间」，抑可想矣。何晏更以孔安国为主，而诸家多皆古学也。许慎《五经异义》盖专主伪古学者也。《尔雅》之伪辨见前。《孔丛》《家语》二书，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已着之，今不及。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着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泛历枢》《合神务》《孝经勾命决、援神契、杂谶》等书。汉代有郗氏、袁氏说。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玄并为谶律之注。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唯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故因汉鲁共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当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肃推引古学以难其义，王弼、杜预从而明之，自是古学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逾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今录其见存，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

    纬书虽多诞奇之说，然出西汉以前，与今文博士说合，犹无刘歆伪说也。其时与古说合者，则歆所窜入，大致则与古文绝界分疆者也。孔安国、毛公，歆所伪托；王璜、贾逵，歆之传衣，微旨在变易今文，故攻纬以为妖妄，盖今古学势不两立故也。纬与谶异，《汉书王莽传》「征通图谶者」，是谶乃歆、莽之学，歆所攻者盖专在纬也。天监、隋炀两次禁焚，纬书几尽。孔子之学一遇秦焚，再遇隋焚，何不幸也！后儒忘纬书之本原，附会歆、逵之说而并黜之，致使今学之说顿尽，而不得与秦焚并叹，岂不惜哉！然志称「因鲁共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以成古学，世儒又非毁之。」此叙今古学之异。又云「王弼、杜预明之，自是古学稍立。」古学实成于康成，此云「立」者，立于学官也。六朝受郑学之余，以古学为主，而忘今古学之分，久矣。此志犹能别白言之。宋、明至今，罕有识今古学之殊矣。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谓书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说者以为书之所起，起自黄帝、苍颉。比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着于竹帛谓之书，故有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处事六义之别。古者童子示而不诳，六年教之数与方名，十岁入小学学书计，二十而冠，始习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苍颉讫于汉初，书经五变：一曰古文，即苍颉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时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时李斯所作；四曰隶书，程邈所作；五曰草书，汉初作。秦世既废古文，始用「八体」，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虫书、署书、殳书、隶书。汉时以「六体」教学童，有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鸟，并藁书、楷书、悬针、垂露、飞白等二十余种之势，皆出于上六书，因事生变也。魏世又有八分书。其字义训读，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埤苍》《广苍》等诸篇章，《训诂》《说文》《字林》《音义》《声砋》《体势》等诸书。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今取以附《体势》之下。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今取以附《音韵》之末。又后汉镌刻「七经」，着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六年，又以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寖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

    凡志所录《古今字诂》三卷，《古今字书》十卷，《古文官书》一卷，《古文奇字》一卷，《六文书》一卷，《古今八体六文书法》一卷，《古今篆隶杂字体》一卷，《古今文等书》一卷，《古今字图杂录》一卷，盖歆既作伪，复散所造古文字于天下，至隋唐时所存犹若是之多，抑可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