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愤攻伪经考第七

下厌倦」云云，则其辞不顺。夫使可立，虽有数家，犹兼存之；既不可立，无高氏、驺、夹，犹宜已也。此等说出，于是刘歆之徒乃得以「党同妒真」借口，而人主亦渐疑之矣。夫公、谷盛衰，尚因辩讷，乃以「守约」为辞，安得不为伪古学者所排哉？盖不得歆作伪之根原，故并迁怒《史记》，亦其短也。然云无本师而多反异，「前世有疑于此」，则当时实情矣。

    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闻之，乃诣阙上疏……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讙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左氏》复废。《后汉书陈元传》

    「诸儒讙哗」「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与西汉移文博士一案正同。学者合争经二大案观之，则当时伪经突出，众情汹愤，虽以帝者之力，卒格众议而不行，狱情自可明矣。

    李育……少习《公羊春秋》……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四十一事。《后汉书儒林传》

    歆伪《左氏》在于伪书法，自范升、李育、何休皆难伪《左传》，而不知歆伪书法，此则百辨而无一日明矣。要以前汉博士「不传《春秋》」一语为最中症结。升云「反异前世」，已稍失之；育云「不得圣人深意」，乃与之较短长；休之《膏肓》《废疾》，则直侪之与《谷梁》同列，其战而北，不亦宜乎！然尚可见《左传》虽行，犹有攻者。

    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后汉书儒林传》

    何休为《公羊》大宗，自能攻《左氏》，然亦不得其伪书法之根，故卒为康成所箴。休又以《周官》为「战国阴谋之书」，可见今古学之不并立矣。

    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而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段《注》曰「此谓世人不信古文，非毁之。谓好奇者改易正字，向孔氏之壁凭虚造此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苍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从改易？」《说文解字序》

    许慎为刘歆干城，故于今学家言着而辨之，疾之如仇，不知适足以得攻伪之证。如此《序》称鼎彝铭即前代之古文，而世人訾为「好奇」，此许慎之供辞，即刘歆之亲供也。考秦始侈心，实开求鼎之风；汉武踵之，求神仙，喜祥瑞，于是诸鼎间出，或者一二三代遗器。然伪造献媚，蛊惑上意，若丹沙之黄金，空中之神语者殆不少。道家符箓异篆多至百数，元虞集号称博雅，识其七十余种。而「垂露」、「薤叶」等体，亦梦英创为之。方士每工作伪，此钟鼎之所由出，奇字之所以生也。刘歆欲夺孔子之经，因得间而起，以宗室之英，名父之子，校书之任，多见古物，挟其奥博，搜采奇字异制，加以附会，伪为鼎彝。或埋藏郊野而使人掘出，或深瘗山谷而欺绐后世，流布四出，以为征应。歆散布伪经、小学于其徒，复假帝力征召，使说字未央廷中以行其古文，则散伪鼎以为征应，亦其熟技耳。世人以其制作之精工，文字之奇古，故皆宝而信之。不知汉去古未远，其制作自非今人所及，市贾伪造已不能辨之，况歆之所为乎？其诪张以行之如此，世人「以为好奇」，正得其实。至明诋曰「响壁虚造」，则出于孔壁之非真，当时固已大共昌言攻之矣。至云「秦之隶书为苍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从改易」，考周、秦、汉、晋，文字相承，少有减变，非有更作，而当时学者以秦隶为「苍颉时书」，且云「父子相传，何从改易」，是即西汉以前不分籀书、小篆、隶书之明据，故皆推本于苍颉。今文学者家世传业，经莽、歆史篇文字颠倒窜乱，行之以国力，诱之以禄利，而不能夺其说，则其根源之深可知也。然使无许慎此言，则茫茫万古，征信无从矣。故有刘歆《移博士书》，而伪经之狱明；有许慎《说文序》，而伪字之案定。文字无变，辨见前。

    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着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

    《汉书》无言诸儒排《周官》者。贾公彦所引《马融传》，所出甚古，必有所据。盖古学大盛后，今学攻难之迹刬削尽矣，故并录之。唯《后汉书》称郑兴从歆受业，已亲传《周官》，何独杜子春邪？除挟书之律，《汉书》以为惠帝二年，此云武帝，盖东汉学者附会伪学而加甚之，不复足据也。

    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贾公彦《序周礼废兴》

    硕、休皆知攻《周礼》，而仅以为「末世渎乱」「六国阴谋」，则不能得其症结也。硕更以为武帝知之，尤为伪说所绐。盖西汉博士之攻伪经，立乎其外以攻之者也；范升以下之攻伪经，入乎其中以攻之者也。入乎其中以攻之，鲜有能胜之者矣。此伪焰所以炽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