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

    按：刘歆伪撰古经，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恣其窜乱。东汉主张古学，若贾逵、班固、马融、张衡、许慎之伦，皆校书东观者，其守古学弥笃，盖皆亲见中古文经，故惑之弥甚。通学之徒皆已服膺，其风灭天下，力固宜然。故原伪经所能创，考古学所以行，皆由《七略》也。《汉书》为歆所作，人不尽知；《艺文志》即《七略》原文，人皆知之。今将《艺文志》之《六艺略》条辨于先，则歆之伪尽见矣。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按：《七略》之出于刘歆，此为明条。《六艺略》为歆专职，以承父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也，故尤得恣其改乱，颠倒五经也。秦火虽焚，而六经无恙，博士之职不改，孔氏世世不绝，诸儒师师相受，微言大义至今具存，以为「乖绝」及「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皆歆邪说，攻今学真经而创古学伪经也。且所谓「微言大义」，即孔子改制之学也：申公、辕固生、韩婴、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母生、董仲舒，四百年传之不绝。自歆伪经出，托之周公，而后孔子之微言大义乃乖绝，实乖绝于歆也。《春秋》有公、谷而无左氏，更无邹、夹；《诗》有齐、鲁、韩，而无毛氏；《易》出于田何，施、孟、梁丘起于宣帝后，战国前安有数家之传？叙仲尼七十子后，即以己伪撰之经入之，以涂学者耳目。首倡秦焚而书简缺，言绝而诸家争，学者开卷，诵之习熟，弥满胸臆，此所以丰蔀二千年而莫之解也。刘向所撮录，大率为歆所改。今以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校之，说皆不同，知《七略》中无向说矣。其云「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移太常书》并以「书缺简脱」四字诬为诏书。考《史记》《汉书儒林传》皆载武帝制，只有「礼废乐崩，朕甚愍焉」八字。盖博士具官，未有进者，六艺之学，朝廷未重，故以为「礼废乐崩」，非谓「书有缺脱」也。《儒林传》制诏元文既无此语，则「书缺简脱」四字，为歆增加，以证佐伪经之说，明甚。刘歆伪撰古文，既妄以传授源流强诬古人，并诬其父，又诬其君，无忌惮之小人，亦至此乎！按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先征之今，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戴震于《测圆海镜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着录，盖欲独擅其术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觉流露，不及校删者耳纪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之野言，讥《名臣言行录》不载刘元城者数条，其它主张杂学，所以攻宋儒者无不至，后生多为所惑。近世气节坏，学术芜，大抵纪昀之罪也。校书者心术若坏，何所不至！幸生当国家明盛，群书毕备，故不至大为窜乱。若刘歆挟名父之传，当新莽之变，前典校书之任，后总国师之权；加汉世书籍皆在竹帛，事体繁重，学者不从大师，无所受读，不如后世刻本流行，挟巨金而之市，则捆载万卷，群书咸备也。若中秘之藏，自非马迁之为太史，则班嗣之有赐书，杨雄之能借读，庶或见之，自余学者无由窃见。故歆总其事，得以恣其私意，处处窜入。当时诸儒虽不答，师丹、公孙禄虽奏劾，然天下后世则皆为所丰蔀而无由见日矣。孔子六经不亡于秦政之烧书，而乱于新歆之校书，岂不痛哉！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若校书之权任，尤先圣大道所寄，岂可使佞人为之哉？徒以二千年经学乖讹，有若聚讼，童年而搜研章句，白首不能辨厥要归，科罪刘歆，犹未当其狱也。

    《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

    《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

    《服氏》二篇。师古曰：「刘向《别录》云‘服氏，齐人，号服光’」

    《杨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卫人，事周王孙

    《韩氏》二篇。名婴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宽，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

    《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

    《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

    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苏氏曰「东海人，为博士。」晋灼曰「《儒林》不见。」师古曰：「苏说是也。嘉即京房所从受《易》者也，见《儒林传》及刘向《别录》。」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按：《易》学为歆乱伪之说有三，而京、焦之说不与焉：其一，文王但重六爻，无作上、下篇之事，以为周公之作，更其后也；其二，《易》但有上、下二篇，无十篇之说，以为孔子作《十翼》，固其妄也；其三，《易》有施、孟、梁丘，并出田何，后有京氏为异，然皆今文之说，无《费氏易》。至有高氏，益支离也，今分辨于下：

    《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法言问神篇》「《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问明篇》「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汉书杨雄传》「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于是重《易》六爻。」此皆西汉前说辞之未着，若何而有上、下之篇，殊令人不可通晓。考马融、陆绩之说，皆以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见《周易正义》一此必有所受。《志》云「文王重六爻」，盖未敢骤改西汉旧说，以骇观听，而又云「作上、下篇」，则是明以为文王作《卦辞》矣。其辞闪烁，所谓「诬善之人，其辞游」也。其辨详《经典释文纠谬》。

    此《志》叙周王孙、服光、杨何、蔡公、韩婴、王同诸《易》先师《传》皆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然则《易》之《卦辞》《爻辞》《彖辞》《象辞》皆合，以其简帙繁重，分为上、下二篇。史迁《太史公自序》称《系辞》为「《易大传》」，盖《系辞》有「子曰」，则非出孔子手笔，但为孔门弟子所作，商瞿之徒所传授，故太史谈不以为经而以为传也。至《说卦》《序卦》《杂卦》三篇，《隋志》以为后得，盖本《论衡正说篇》「河内后得逸《易》」之事。《法言问神篇》「《易》损其一也，虽蠢知阙焉」，则西汉前《易》无《说卦》可知。杨雄、王充尝见西汉博士旧本，故知之。《说卦》与孟、京《卦气图》合，其出汉时伪托无疑。《序卦》肤浅，《杂卦》则言训诂，此则歆所伪窜，并非河内所出，宋叶适尝攻《序卦》《杂卦》为后人伪作矣。《习学记言》歆既伪《序卦》《杂卦》二篇，为西汉人所未见，又于《儒林传》云费直「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此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又叙《易经》十二篇，而托之为施、孟、梁丘三家，又于《史记孔子世家》窜入「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颠倒眩乱。学者传习，熟于心目，无人明其伪窜矣。诸家引孟、京注，间有及《说卦》《序卦》《杂卦》者，如非窜乱之条，即为后人附益之语，犹《左传正义》一引《严氏春秋》有「孔子与左丘明观书，丘明为传」之事耳，不足据也。夫《易》为未经焚烧之书，犹可托伪，而人无疑之者，况他经哉！然则天下人之被欺，固易易耳，若非藉马迁、王充之说，孔子之《易》几无复发明之日，亦危矣哉！

    按：西汉但有施、孟、梁丘、京氏《易》，费氏、高氏突出于哀、平之世，西汉诸儒无见之者。传之者王璜，即传徐敖《古文尚书》之人，其为歆所假伪付嘱，至易见也。其云「唯费氏经与古文同」，亦伪托也，务借以尊费氏而已。汉逮中叶，经业至盛，人用其私，多思伪撰。故《易》则有焦、京、赵宾以阴阳灾变为《易》；《书》则有《泰誓》、张霸《百两篇》；《礼》则有方士、明堂诸说。盖作伪者已多。刘歆之伪古文，发源于《左氏》，成于《周官》，遍伪诸经，为之佐证。独阙于《易》，遂剿焦、京之绪余，而变其面目，故曰「长于卦筮」，又曰「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盖歆以余力为之，凑成诸经古文耳。《后汉书儒林传》「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经典释文序录》曰「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马、郑之《易》，即《费氏易》，安得谓《费》无传？陆氏之说不足为据也是后汉末皆费氏学。而《释文》有《费直章句》四卷，岂后人所傅益欤？」然既曰「兴」，又曰「人无传者」，则必有说。今自马融、郑玄、荀爽、虞翻及王辅嗣注，皆费氏说，《三国志虞翻传》注载翻奏曰：「臣闻六经之始，莫大阴阳。」是歆六经首《易》之说也。「臣高祖父少治孟氏《易》，至臣五世。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于经疏阔。」是翻弃师法之征也。翻传又载翻《国语训注》，是翻盖治古学者。盖马、郑之后，费学大行，学者无不在其笼中，为其学者又人人异论。荀爽既殊于马、郑，翻又异于郑、荀，要之皆费氏之说。翻自言孟氏，盖假借之辞耳则今之《易》亦歆伪学也。呜呼！后世六学，皆歆之说，孔子之道于是一变，盖二千年矣。《儒林传》言高相「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盖歆别有五行传之学，溢而为此。《传》又云「自言出于丁将军」，犹《毛诗》自谓子夏所传耳，亦犹《春秋》之故为邹氏、夹氏以影射耳，亦歆所为也。唯歆斥孟、京之伪，详《汉书儒林传辨伪》。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师古曰「孔安国《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郑玄《叙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师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

    《传》四十一篇。

    欧阳《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卷。

    欧阳《说义》二篇。

    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

    许商《五行传记》一篇。

    《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师古曰「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议奏》四十二篇。宣帝时石渠论。韦昭曰「阁名也，于此论书。」

    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刘向《稽疑》一篇。师古曰：「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篡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于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按：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伏生故秦博士，秦焚书，非博士所职悉焚，则博士所职不焚，然则伏生之《书》，为孔子所传之全经确矣。博士以《尚书》为备，以其传授有绪，故比之二十八宿也。欧阳、大小夏侯传今文者无异辞。而《史、汉儒林传》皆云「伏生求其《书》，独得二十九篇」者，《隋志》引《论衡》以为「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刘歆《移太常书》所谓「《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缘博士合《泰誓》于经中，并二十八篇数之，故为二十九也。歆欲以古文乱今学，故云「凡百篇而为之序」「秦燔书禁学」「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明《书》之不备，所以便其作伪也。歆不明白言之，又窜之于《史记儒林传》以惑人，以便于作伪而人不惊之也。《书序》之伪，别详《书序辨伪》中，今不详。

    壁中古文之事，其伪凡十：秦虽焚书而六经不缺，孔氏遗书藏于庙中，世世不绝，诸儒以时习之。篆与籀文相承，无从有古文。孔襄为孝惠博士，孔忠、孔武并为博士，亦无从突出于共王之手。其伪一。按《史记鲁共王世家》无坏孔子壁得古文经事。史迁讲业齐、鲁之都，加性好奇，若有之，必详述之。其伪二。共王以景帝前二年即位，二十八年薨，为武帝元朔元年，乃武帝初年，《志》云「武帝末」，其伪三。自元朔元年至征和二年巫蛊事起，凡三十六年，武帝崇奖经学，搜访遗书，安国何为迟数十年致遭巫蛊之时？且安国蚤卒，何得至征和时遇巫蛊？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据荀悦《汉纪》「安国家献之」，然既献之，何以武帝久不立？欧阳氏不一言之？或据《外戚陈皇后传》元光五年，「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其时安国正为博士。然此后都尉朝等仍可请，何不见也？其伪四。河间献王亦得《古文书》，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何以史迁不见？又此本何传，与共王出孰先后，本孰同异，增多几何，何以《志》不叙及？岂有亡失之余，遗书间出，而篇简文字不谋而合之理？其为伪造，即此已明。其伪五。孔安国以今文字读古文，纵有壁中书，安国亦仅识二十九篇耳，若何而知为多十余篇？其伪六。儿宽受业于安国，欧阳、大小夏侯学皆出于宽，则皆安国之传也。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则使确有古文，确多十六篇，欧阳、大小夏侯皆传之，则今古文实无异本矣。《儒林传》云「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凡此皆今文篇，无一增多篇者，所异者乃安国古文说耳。然古文所异在字，安国仍读以今文，更无说也。即安国确有其说，亦与儿宽同传，且今考史迁载《尧典》诸篇说实皆今文，以为古文者妄。其伪七。安国为得古文之人，为欧阳、大小夏侯之本师，经应全同，何以有脱简三、脱字数十、文字异者七百有余？其伪八。欧阳、大小夏侯既传安国学，则亦传古文学，何以无此十六篇，而都尉朝、胶东庸生独有之？其伪九。安国传《书》至龚胜者八传，至孔光者五传，至赵玄者七传。详《汉书儒林传辨伪》以今学经八传而至胜，古学经三传而至胡常，即当哀、平世矣。何相去之远乎？其伪十。

    比附观之，盖不待辞之穷，而其伪已露矣。武进刘逢禄曰：《尚书今古文集解》「马融《书传序》称‘逸十六篇，绝无师说’，即《史记》云‘《逸书》得十余篇’、刘歆云‘《逸书》有十六篇’。《正义》载其目云：《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弃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九共》九篇共卷，故十六篇。盖此十六篇亦《逸周书》之类，未必出于孔壁，刘歆辈增设之，以抑今文博士耳。东汉初治古文者卫、贾诸子，皆不为注说，故遂亡佚。要之据《舜典》《皋陶谟》序读之，则《典》《谟》皆完备，《逸书》别有《舜典》《大禹谟》《弃稷》，必歆等之伪也。」刘氏已能发歆之伪矣，然犹以为「亦《逸周书》之类，未必出于孔壁」，则仍为歆所谩也。《汉书律历志》全用刘歆《三统历》，其引《武成》，以《逸周书》考之，即《世俘解》也。《世俘解》云「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此叙以《武成》命篇之意；次云「唯一月丙午，《志》作壬辰」旁生《志》作「死」魄，若翼《志》作「翌」，下同日丁未，《志》作「癸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志》作「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汉志》同；又云「越《志》作「粤」，下同若来二《志》作「三」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志》无此六字咸刘商王纣」，《汉志》同；又云：「时《志》作「唯」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志》无此二字燎于周。」《志》下有「庙」字《汉志》同；又云「若《志》无此字翼日辛亥，祀于《志》下有「天」字位，用钥于天位。《志》无此句越五日乙卯，武王《志》无此二字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汉志》同。其为歆窃取以为《武成》无疑。郑康成以为建武之际亡，见《正义》意歆以出于《逸周书》太显，又从而匿之邪？若此篇，刘逢禄以为亦《逸周书》之类，宜也。若《舜典》者，《书序》乃有之，伏生、《史记》并为《尧典》一篇，无二篇之说。陆氏《经典释文》云：「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齐明帝建武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云于大{舟行}头买得，上之。梁武时为博士，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梁武之言，虽证方兴之非真，实明伏本之不误。计歆所伪，当别有一篇。《序》云「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仍今《尧典》之义。赵岐《孟子注》云「孟子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书》所载。」意者歆窃《孟子》而为之。然《宋书礼志》载高堂隆引《书》「粤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此必歆所伪者。至于《汤诰》，窃于《殷本纪》。推此为例，则十六篇皆歆所偷窃伪造至明也。其《儒林传》都尉朝、胶东庸生、胡常、徐敖、王璜、涂恽、桑钦传学姓名，率皆伪撰。又以胡常传《左氏春秋》，徐敖传《毛诗》，王璜传费氏《易》，伪经师传授受，皆此数人。然云「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其为歆所授意易见矣。要而论之，安国传业于儿宽，欧阳、大小夏侯出于宽，其门徒星罗云布于汉世，而未闻古文十六篇之异说。歆《移文》谓庸生学同古文，《隋志》谓安国私传其业于都尉朝，何朝、庸生之幸，而宽与司马迁之不幸邪？考其源流，殆不值一噱也。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经》者，即伏生二十八篇并后得《泰誓》之本。《古文经》四十六卷，二十九卷外并得多十六篇，计之尚缺一卷，必合《序》数之乃足，然则《序》与十六篇同出无疑。欧阳、大小夏侯皆不言《序》，后汉古文大行，注《尚书》者遂皆注《序》，则《序》出于歆之伪古文明矣。详《书序辨伪》。

    或曰：歆伪《书》《礼》《礼记》《周官》《左氏春秋》《论语》《孝经》皆古文，《毛诗》《费氏易》亦古文，凡后世号称为经者，皆歆伪经变乱先圣之典文，惑易后儒之耳目，其罪固不胜诛矣。歆所伪为古文者固不足信，凡《史》《汉》所号为古文者，举皆歆所窜附乎？应之曰：《汉书》为歆撰，不复据；《史记》所称，如《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十二诸侯年表》「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着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之类，或多窜附者也。其托之古文者，以西汉末金石之学大盛，张敞之后，若杨雄等皆好之。杨雄多识奇字，侯芭、刘棻等多从问之。《后汉书桓谭传》言：「谭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杜林传》言「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班固亦继杨雄续《苍颉》。其时雅才尚古，可见矣。盖承平既久，鼎彝渐出，始而搜罗，继而作伪，好古之风气皆然。古董之余，必生赝鼎。京师市贾能作伪碑伪迹，林下才士亦作伪字伪文，是故《岣嵝》《禹碑》出自用修之手，《荅苏武书》只为齐、梁之文；他若《孝经》孔传，刘炫所为；《子贡诗传》，丰坊所伪。大{舟行}断字，日本考文，日出不穷，更仆难数。以近世之风，推汉时之俗，伪篇《百两》，张霸为先驱；改定兰台，行货为后起。歆既好奇字，又任校书，深窥此旨，藉作奸邪，乃造作文字，伪造钟鼎，托之三代，传之后世，征应既多，传授自广。以奇字而欺人，借古文为影射，《左氏春秋》，乃其窜伪之始；共王坏壁，肆其乌有之辞。见传记有引未修之书篇，托为《逸书》以藏身；窥士礼之不达于天子，伪造《逸礼》以创制。遭逢莽篡，适典文章，内奖暗干，以成其富贵之谋；外藉威柄，以行其矫伪之学。上承名父之业，加以绝人之才，故能遍伪诸经，旁及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莫不伪窜。作为《尔雅》《八体六技》之书以及钟鼎，以辅其古文之体。于是学者咸惑，丰蔀千年，皆古文之为也。其云「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此歆由伪字而造伪训诂之由，其详见下文，此不详。若王肃之伪古文，则刘歆之重儓，张霸之螟蛉，近人多能言之。今但明其出于王肃，他不详。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应劭曰「申公作《鲁诗》，后仓作《齐诗》、韩婴作《韩诗》。」

    《鲁故》二十五卷。师古曰「‘故’者，通其指义也，他皆类此。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

    《鲁说》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二十卷。

    《齐孙氏故》二十七卷。

    《齐后氏传》三十九卷。

    《齐孙氏传》二十八卷。

    齐《杂记》十八卷。

    《韩故》三十六卷。

    《韩内传》四卷。

    《韩外传》六卷。

    《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按：三家之传，源流深远。申公为孙卿再传弟子。辕固生当景帝时罢归已九十余，则汉兴时年已三十余矣。韩婴，孝文时已为博士，则亦先秦之遗老，去七十子渊源不远。且《儒林传》称《韩诗》「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则三家之义无殊。且匪徒三家《诗》，凡今文博士之说皆同。《诗》终「三颂」，以《周颂》《鲁颂》《商颂》终之，正与孔子作《春秋》据鲁、亲周、故宋之义合。然则取《春秋》，乃三家《诗》传孔学之正派。子夏以「礼后」悟《诗》，子贡以「切磋」悟《诗》，《孟子》言「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大学》，孔门之言《诗》，皆「采杂说」。以为「非本义」，谁得而正之？三家谱系至详，说义归一。未有言《毛诗》者，至平帝、王莽时乃突出。《志》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托之「自谓」，不详其本师。其伪一。《经典释文序录》引徐整三国吴人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一云：此见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亦三国吴人「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自东汉后，《毛诗》盖盛行，而徐整、陆玑述传授源流支派，姓名无一同者。一以为出于孙卿，一以为不出于孙卿，当三国时尚无定论，则支派不清。其伪二。同一大毛公，一以为河间人，一以为鲁人，则本师籍贯无稽。其伪三。《汉书》但称毛公，不着大毛公、小毛公之别，不以为二人。郑玄、《毛诗周南正义》引《郑谱》「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徐整、陆玑以大毛公、小毛公别为二人。刘、班不知，郑、徐、陆生后二百年，何从知之？则本师歧乱。其伪四。《儒林传》云「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传》又言敖以《古文尚书》授王璜、涂恽。莽时，歆为国师，皆贵显。考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见《史记仲尼弟子传》孔子卒年至魏文侯元年凡五十七年，子夏已八十六岁；自魏文侯元年下至汉景帝二年、河间献王元年，凡二百六十九年；自河间献王元年下至王莽居摄元年凡一百六十年；则自子夏退居西河至莽时凡四百二十九年。如徐整说，子夏五传至小毛公，又三传至徐敖，凡八传当莽世矣。以《儒林传》考之，《鲁诗》，申公一传免中徐公、许生，再传王式，三传张生，四传张斿卿，以《诗》授元帝，仍当宣帝时也。斿卿门人许晏，尚有二三传乃至莽世，则已七八传矣。《齐诗》，辕固生一传夏侯始昌，再传后仓，三传匡衡，四传满昌，五传张邯、皮容。《韩诗》亦五传至张就、发福。而伏生《尚书》六传为林尊，七传为欧阳地余，论石渠，犹当宣帝世。林尊再传为龚胜、鲍宣，上距伏生凡八传矣。商瞿传《易》，至丁宽已七传，至施、孟、梁丘已九传矣。《诗》《书》自汉初至西汉末已八传，而《毛诗》自子夏至西汉末仅八传。《易》自商瞿至汉初已七传，而《毛诗》自子夏至西汉末亦仅八传，岂足信也？若如陆玑说，自孙卿至徐敖凡五传，阅三百年，亦不足信也。且《鲁诗》出于孙卿，若源流合一，则今荀子诸诗说何以与毛不同？传授与年代不符。其伪五。《史记》无《毛诗》，《汉书》有毛公而无名。郑玄、徐整以毛公有大、小二人，而亦无名。陆玑《疏》《后汉书儒林传》以为毛亨、毛苌矣。夫刘、班、郑、徐之不知，吴、宋人如何知之？袭伪成真，歧中又歧。如公羊、谷梁本无名字，公羊、谷梁音相近，盖卜商之音伪。二书有口说，无竹帛，故传误而公羊忽名高，谷梁忽名赤、名俶，几若踵事增华。习久成真，遂以「乌有先生」窃千年两庑之祀。韩退之曰「偶然唤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此与伍子胥为「伍髭须」、杜拾遗为「杜十姨」何以异？夫从祀大典，以亲传《诗》《礼》之大儒荀卿犹不得预，而妄人伪托杜撰之名字，乃得谬厕其间，非徒可笑，亦可骇矣！名字妄增，其伪六。nnno按：后汉纬书流风，是人皆可析竹为册，搓绳成编。以名字论，高行子、帛妙子岂是儒者之名？河间献王无得《毛诗》立博士事，以《史记献王世家》为据，则窜乱依托。其伪七。详见《河间献王传辨伪》其它以《风》《小雅》《大乐》，即正《诗》也。故有燕享、祭祀之礼，于是作《雅》《颂》以为燕享、祭祀之乐章；有夫妇之礼，即有房中之乐，于是作《关雎》《鹊巢》诸诗以为乐章。此外《变风》《变雅》采于民者，则非乐章，即《二南》之《汝坟》《甘棠》《行露》《殷其靁》，《豳》之《破斧》《伐柯》，《颂》之《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皆因事而作，不为乐章，然亦皆入乐者也。《仪礼》燕、乡、宾、射，皆于升歌笙、间合乐之后，工告「正歌备」，乃继之以无算爵，乱之以无算乐。夫「无算」云者，或间或合，尽欢而止。《乡饮》《乡射》皆于明日息司正，曰「乡乐唯欲」。则《二南》自首三篇外，可随意歌之。此无算乐之散歌、散乐一也。自宾祭用乐之外，古者以乐侑食，故鲁乐工有亚饭、三饭、四饭也。至于工以纳言，时而扬之，师箴，瞍赋，蒙诵。大夫弹弦讽谏，国史采众诗授蒙瞍，使歌之以风其上。《诗大序疏》《大戴礼保傅篇》云「宴乐雅颂迭乐序」，此工歌之散歌、散乐也。《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荀子》言「《诗》三百篇，中声所止」，《墨子》言「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又《庄子》称「曾子歌《商颂》」，此国子弦歌之散歌、散乐也。故季札观乐，为之遍歌《风》《雅》《颂》，尤为全诗入乐之证。毛于《小雅楚茨》诸篇及《大雅》诸诗，皆以空衍，不能言其为乐章。即如《斯干》为考室乐章，《郑笺》谓「筑宫庙群寝既成而衅，歌《斯干》以落之」。《云汉》为雩祭乐章，贾公彦谓「邦有大烖，则歌哭而请《云汉》之诗」是也。晋、魏时大雩、祈旱皆歌《云汉》之章。汉时雅乐可歌者八篇，《变风》之《伐檀》、《变雅》之《白驹》在焉，尤可见诗皆入乐之证。自毛不能详其义，于是诗有入乐、不入之讼。程大昌、陈旸谓「二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诗」。陈启源为回护《毛序》之故，至谓《雅》《颂》为「四始」，与《韩诗外传》及《史记》「《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不同。其伪八。编诗移《桧》于《陈》后，移《王》于《卫》后，与《韩诗》《王》在《豳》后、《桧》在《郑》前不同，据《正义》述《郑谱》，郑用《韩诗》说也其伪九。以《商颂》为商之遗诗，与三家《诗》以为正考父美宋襄之说不同。《乐记》「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郑注：「《商》，宋诗也。」《左传》哀九年「不利子商」，杜注：「子商，宋也。」二十四年「考惠取于商」，杜注「商，宋也。」《国语》「吴王夫差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韦注「商，宋也。」《逸周书王会解》：「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庄子》《韩非子》均有商太宰，与孔子、庄子同时。此皆以宋为商之证。鲁定公讳宋，故孔子定《诗》，改宋为商。《史记宋世家》「襄公之时，其大夫正考父美之，作《商颂》。」《法言学行篇》「正考甫尝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睎正考甫矣。」凡西汉以前，从无异说，《毛诗》妄为异论。其伪十。盖「三颂」者，孔子寓王鲁、新周、故宋之义，《毛诗》以为商先世之诗，则微言亡。其伪十一。《史记孔子世家》称「三百五篇」，王式称「臣以三百五篇谏」，见《儒林传》《志》亦云「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三家说皆同。而《毛诗》多《笙诗》六篇，则篇目增多。其伪十二。他如《汉广》「德广所及」，《白华》「孝子之洁白」，《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雨无正》「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正」之等，率皆望文生义，绝无事实，则空辞敷衍。其伪十三。若《小雅》自《节南山》以下四十四篇，皆为刺幽王之诗，刺幽王何其多，而诸王何绝无一篇也？已与三家大异。《楚茨》等篇为祭祀乐歌，而亦以为刺幽王。朱子已先疑之。其伪十四。《诗》本乐章，孔子曰「吾自卫反鲁，而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正「古人诗、乐分为二教」，斥后儒舍诗征乐，为异古人诗教之指。是以护毛故，显悖孔子正乐而《雅》《颂》得所之义，又与季札观乐而遍歌《风》《雅》相违。其伪十五。

    其它说义征礼，与今文显悖者凡百千条，详《毛诗伪证》，今不着。其云「河间献王好之」者，以为旁证，皆歆窜附之伪说也。然移文博士不敢称之，而仅着于《七略》。其伪《易杂卦》及费氏《章句》，并不敢着于《七略》，而仅以传之其徒。心劳日拙之情，亦可见矣。

    《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后氏，戴氏《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师古曰「刘向《别录》云：‘六国时人也。’」《曲台》后仓九篇。

    《中庸说》二篇。师古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此之流。」

    《明堂阴阳说》五篇。

    《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师古曰「即今之《周官礼》也。」

    《周官传》四篇。

    《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

    《封禅议对》十九篇。武帝时也

    《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

    《议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踰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

    按：《礼经》十七篇，自西汉诸儒无以为不全者，余设四证以明之：郑玄曰「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世。」熊氏曰「五传弟子者，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及戴德、戴圣为五。」十三家，当并数闾丘卿、闻人通、庆普、夏侯敬、徐梁、桥仁、杨荣七人为十三也五传弟子不言有阙。《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谓「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即与高堂生不同传授，而同为十七篇无异说。证一。《小戴》诸记，本以释经。《昏义》曰：「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礼运》曰「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又曰「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二「御」字皆为「乡」字之误。《家语》：「达之丧、祭、乡、射、冠、昏、朝、聘。」正作「乡」字。《乐记》曰：「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仲尼燕居》曰「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昏义》曰：「和于乡、射。」《乡饮酒义》曰：「孔子曰：吾观于乡。」《王制》以乡为六礼之一。合观之，其为讹误作「御」无疑。《疏》误解为五射、五驭之义，殊为错谬。仁和邵懿辰发挥此说最详《经解》则以昏统冠，以乡统射，以昏姻之礼属夫妇，以丧祭之礼属父子，以乡饮酒之礼属君臣。故曰「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凌之败起矣。」《大戴礼礼察篇》略同。《盛德篇》云「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也；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仁爱，故能致丧祭……死且思慕馈养，况于生而存乎？故曰：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狱，则饬丧祭之礼也。凡弑上，生于义不明。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贵贱有序，民尊上敬长矣。民尊上敬长而弑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礼，所以明义也。故有弑狱，则饬朝、聘之礼也。凡斗辨，生于相侵凌也。相侵凌，生于长幼无序，而教以敬让也。故有斗辨之狱，则饬乡饮酒之礼也。凡淫乱，生于男女无别，夫妇无义。昏礼、享聘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故有淫乱之狱，则饬昏礼、享聘也。」按：《坊记》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使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觞酒、豆肉，让而受恶」，而斗辨之狱息矣，则乡饮酒之礼明也。「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别」，而弑狱不作矣，则聘觐之礼明也。「教民追孝……示民不争、不贰、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狱罕矣，则丧祭之礼明也。「夫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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