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代序与本书自述

代表。黑格尔尝自称其哲学为客观唯心论，但亦不免稍偏主观。中国哲学中，则当以孔子及朱子为此最伟大高明的学派之代表。我这种看法是多少采取德国建立精神科学基础的哲学家狄尔泰的说法，而略加修正补充。

    由此足见从文化上说，中国哲学分儒道墨三家，从学理上说，亦可分为唯心、唯物论二派。中国哲学家亦可分属于唯心论及唯物论，西洋哲学家亦有儒者气象（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格林、鲍桑凯等），有道家风味（如伊壁鸠鲁、斯宾诺莎、布拉德烈、桑提耶纳），有墨家精神者（如孔德、马克思、边沁、穆勒等）。总之，我希望我这种说法，对于沟通中西文化，融会中西哲学，可提示一个大概的路径。

    按：此篇曾作为星期论文，抗战期间在昆明某日报上发表。本想作为《近代唯心论简释》代序。

    二、《近代唯心论简释》自述

    《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这篇文章，正好作为《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的导言。由于现在不用这个书名，所以真正谈我当时所理解的唯心论的那些文章，就都收在本书之中了。

    《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特别是篇首一文，当时曾在不少朋友中引起反响。这对我很有助益，令我十分感谢。今特别收录其中的四篇文章，转载于书中。最早的一篇是胡绳同志写的，初次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记得1957年4月11日，毛主席曾约周谷城、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胡绳同志和我等十人，在他家中共进午餐。在主席与我谈的许多话中，有这样一句很有风趣的话，“你可以与胡绳同志多打几个回合！”我回答说，“胡绳同志的文章对我帮助很大，也就无须再辩论。”此外，毛主席还说了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第二篇文章是徐梵澄同志写的，发表在南京中央图书馆出版的刊物上，对此书有简要平正的评论。徐梵澄同志当时就和鲁迅过从甚密，受益匪浅，写了不少杂文。他曾在德国留学两年多，后又去印度求学，刻苦钻研三十余年。从印度回国以后的九年来，著述特多。如他所译的《肇论》英文本，已于1981年出版。《五十奥义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神圣人生论》由商务印书馆于1984年出版。两书都是约有六十万字的巨著。

    第三篇文章是浙江大学教授谢幼伟所作。1928年——1930年秋，谢幼伟与我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同学。他在1947年所著的《现代哲学名著述评》是他生平最好的著作。该书由熊十力先生为其作序，称其“思睿而识卓，学博而量宏……脚踏实地，虚怀以读中西哲学之书。不为苟同，不妄立异。其评论各书，皆有精鉴，异乎以矜心浮气轻持短长者。”他写了一篇《何谓唯心论》的文章，对我的《近代唯心论简释》加以评论，并提出三个问题，我当时也对他的问题作了回答。在浙江大学行将解放的前夕，他去了印尼雅加达，依乃兄富商，曾任当地中学校长约三四年，后又去台湾约两年，因气味不投，又回到雅加达，大约是在1960年左右逝世了。

    陈康先生在德国时与我同学，他曾在德国住了近十年，专攻希腊哲学。他读到我的《近代唯心论简释》这一篇文章，是当时在天津《大公报》《现代思潮》副刊上首次发表的。他立即写成一篇学术论文，对我的文章表示相当同意，并主要陈述他对柏拉图认识论精研的成果。回国后，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及北京大学任教，著有柏拉图《巴门尼得斯篇译注》一书，注释比译文多了九倍，足见他的材料丰富。陈康先生大约于1947年左右，随同南京中央大学诸教授去台湾。现时香港中文大学青年教师多出其门下。陈康大约是在1955年去美国任教，多年来积稿甚丰，不久将由汪子嵩同志设法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刊行。他现仍健在，年已八十五岁高龄。

    《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概要》一文，是谈对康德重要名词，应用自己新造的名词去翻译。我感到哲学名词的翻译不宜过多地采用日本译名。对于康德的学说，我亦用自己的语言去解释。这是我在四十年代所作的一种尝试。

    《时空与超时空》是相当长的一篇从康德出发来谈时空问题的文章，自信尚略有所见。但我不按照康德的说法，把时空说成是形式或直观，而把时空说成是“理”，这与一般人的见解是颇不相同的。

    《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学说大旨》是我当时读了好几本有关他的著作后写成的，并用作《致知篇》一书的导言。《致知篇》早已改名为《知性改进论》。现已另作新序，由商务印书馆列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

    《与张荫麟兄辩宋儒太极说之转变》是我初到昆明西南联大时写的。有个别地方也谈到冯友兰先生划分哲学史时代的观点。

    《宋儒的思想方法》一文是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课时，利用课余时间，大概费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文中主要论述周程朱陆及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涉及到梁漱溟和冯友兰两位先生的哲学思想。当然也提出了我自己的看法。

    《文化的体与用》一文重见于《文化与人生》一书，也许有人重视此文。此文在《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中，曾受到批评。因此，这篇是重现于两书中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