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我回到区办公室，一些青年会员停止了说笑，跟我打招呼，可是我没法把那噩耗告诉他们，我点了点头，径自走进办公室关上了门，就把他们的声音挡住了。接着，我坐了下来，直瞪瞪地向窗外树丛里望去。曾是一片新绿的树木现在变成了暗绿色，显得干巴巴的。街上，一个卖晒衣绳的小贩摇一阵铃，吆喝一阵。就在这时，不管我怎样尽力不去想，那个场景又回到了心头————不是那死了人的场景，而是那纸娃娃跳舞的模样。我寻思，我干吗不能控制住自己，反而去向那个纸娃娃啐唾沫呢？克利夫顿看到我时，他是怎么想的？在他吆喝声的背后肯定有对我的恼恨，可是他又不理我，就是没理我，而且他对我在政治上的愚蠢感到好笑，我一下子脾气发作，跟他过不去，可是我没有指出这些纸娃娃是毫无意义的，是下流的把戏，没有谴责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教育群众。我们从不放过教育群众的机会，可是这次我错过了。我所做的只是使他们笑得更响了……我帮助并纵容了社会上的落后现象……场景变了————他躺在阳光下，这次我看到了一架在天空喷写广告的飞机在空中盘旋，后面留下一道烟迹，一个身穿豆绿色衣服的大块头女人站在我身旁说：“哦，哦”……

    我转过身，面对墙上的地图，从口袋里掏出纸娃娃就往桌上一扔。我的胃在翻滚。为这玩意儿去死！我心里怀着不干不净的想法把这娃娃捡了起来，把这堆皱纹纸端详了一番。用马粪纸做的脚耷拉着，我把纸腿拉了下来，那纸腿实际上是折成一层层的可伸缩的皱纹纸，一个由皱纹纸和马粪纸用胶水粘起来的玩意儿。可是我对它的恨就仿佛在恨一个活的东西。它怎么跳起来的？马粪纸的手一折成了拳形，涂上一条条橘红色就成为手指，我还发现它有两张脸，马粪纸圆盘两面各画了一张脸，都咧着嘴在傻笑。我又回想起克利夫顿唱起让娃娃跳舞的那种吆喝声，我于是抓住娃娃的脚，拉长它的头颈，只见它往下一瘫，随即往前滑倒。我把它另一张脸转过来，又试了一次。它有气无力地一跳，哆嗦了几下就倒成一堆纸。

    “来吧，让我开开心，”我说着又拉了一下纸娃娃的脖子。“你不是能让大伙儿开开心吗？”我又把它的脸一转。这一面跟那一面一样，笑容都堆满了整张脸。当时它一张脸对着人群笑，反面就对着克利夫顿笑。他们开了心，而他却因此丧了命。当时我像一个傻瓜，对着它啐唾沫，可是它仍然在咧着嘴笑；克利夫顿不理我的时候，它也还在笑。突然我看到一根细细的黑线，于是就把线从皱纹纸里抽了出来。线的一端有一个小圈圈。我把手指穿进去，再站起来把线拉紧。这一下纸娃娃就跳了起来。克利夫顿一直使它跳个不停，原来这根线别人是看不见的。

    你为什么不揍他？我问自己。为什么不把他的下巴颏儿打碎？为什么不把他打伤，这样不是能救了他吗？你可以挑动起一场斗殴，那样一来，两个人都会被逮捕，可是也不会有开枪的事了……可是他为什么打警察呢？他过去也被逮捕过，他应该知道对付警察的分寸。那警察讲了些什么使他勃然大怒以致失去自我控制？我突然想到，是不是可能他在与警察对抗之前，甚至在他看到警察之前，就已经心中郁积着怒火？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我感到身体发软。假使他认为我是叛徒那怎么办？这念头太恶心了。我坐在那儿动也不敢动，连大气也不敢出，生怕一动我就会垮下来。有一阵子，我掂量这个念头，感到这问题太大，我没法判断。我只能接受对生者的责任，不能为死者负责。我从这念头前缩了回来。这个事件是政治性事件。我看着纸娃娃，不禁沉思起来：这种逗人乐的玩具的政治后果就是死亡。可是那样说太不着边际。它的经济意义呢？是一个人的生命只值一只两角五的纸娃娃……可是那仍然使我摆脱不了是我发了火才促使他死亡这个想法。只是我的内心接受不了这种想法。使他在政治上堕落的这场危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跟他卖纸娃娃又有什么关系呢？到后来，这条思路我也放弃了。我又不是警察局的侦探，况且在政治上个人是无足轻重的。他现在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次开枪事件，克利夫顿已心甘情愿从历史边缘一头栽下去，除了在我心头留下对那个场景的记忆之外，唯一重要的就是栽下去这一事实本身。

    我直挺挺地坐着，仿佛在等待枪声再起；内心在挣扎，不让心头的重担把我压垮。我听见卖晒衣绳小贩的铃声……报纸上消息出来以后，我怎么对委员会说呢？这个委员会真见鬼！我怎么去解释纸娃娃呢？可是我何必说什么呢？我们怎样反击————这才是我应该发愁的呢。下面空地上铃声又响了。我瞅着纸娃娃。我想不出理由来为克利夫顿卖纸娃娃开脱，可是却完全有理由为他举行一次公开葬礼。我一有了这个想法就紧紧抓住不放，好像它能救我的命。虽然我不喜欢这个想法，正如当时我很不愿意面对人行道上克利夫顿蜷曲的尸体那样。可是我们处于很大的劣势地位，顾不得喜欢不喜欢了。我们得运用一切政治上有效的武器来反对他们；克利夫顿懂得这一点。总得把他葬了，而我又不知道他有没有亲戚；总得有人负责把他安葬。不错，纸娃娃是下流，他的行为是背叛，可是他毕竟只是贩卖，不是发明人，我们有必要使大家知道他的死亡的意义大于这次惨案，也大于引起这次惨案的那个玩具。这样既能为他报仇雪恨，又能防止类似事件……对，还能把脱会的会员重新吸引回来。这可能算是不择手段，不过是为了兄弟会的利益而不择手段，要知道我们有的只是心智和肉体，而对手却有庞大的权力。我们必须尽量利用我们的长处。因为他们的权势浩大，他们可以利用一只纸娃娃先是毁了他的人格，然后又以此为借口杀了他。好吧，我们就利用这次葬礼把他的人格重新树起来……他过去身无别物，仅有一身人格；他的要求恐怕也就是这一点。此刻那纸娃娃在我眼前变得模糊不清，湿漉漉的几滴泪水嗒嗒嗒地滴在那能吸水的纸上……

    我弯下了腰，瞪着双眼，忽听得有人敲门，我刷地跳起来，把纸娃娃一把塞进口袋，同时连忙拭干眼泪。

    “进来，”我说。

    门慢慢地开了。一群青年会员前拥后挤地走了进来，每张脸都是一个问号，姑娘们哭了。

    “是真的？”他们说。

    “是说他死了？是真的，”我瞅着大家。“真的。”

    “可是为什么……”

    “这是挑衅和谋杀！”我的激情慢慢转成了愤怒。

    他们站在那儿，一张张脸在发出问题。

    “他死了，”一个姑娘不相信地说。“死了。”

    “可是他们说他在卖纸娃娃，这是什么意思？”一个高个子青年说。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他被枪杀了。他可没带武器。我理解你们的感情，我看到他倒下的。”

    “带我回家吧，”一个姑娘尖叫道。“带我回家！”

    我走上一步抓住她。这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小个子，穿了双短袜，挺可爱的。我把她搂在我身上。“不行，我们不能回家，”我说，“谁也不能去。我们得战斗。我很想朝外面一走，把这件事忘了，可是办不到啊。我们要的不是眼泪，而是愤怒。我们现在必须记住我们是战士，我们必须从这类惨案中看到我们斗争的意义。我们必须反击。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尽自己的力量把会员集合起来。我们一定要拿出我们的回答来。”

    他们离开时，有一个姑娘还在伤心流泪外，可是大伙儿的动作都很利索。

    “来吧，雪莉，”他们说着，把她从我肩头拉开。

    我设法跟总部接头，可是我又一次无法找到任何人。我打电话给冥神大楼，可是没人接。因此我就召集区委领导成员开会，会后我们就慢腾腾地自己行动起来，我想把那个跟克利夫顿在一起的少年找到，可是他不见了。会员们带着空罐子上街为他的葬礼募捐。由三个老年妇女组成的小组去陈尸所认领尸体。我们散发谴责警察局长的传单，并且在上面镶上了黑边。我们通知了牧师，希望他们的教友写抗议信给市长。事情传开了。各黑人报纸收到了并刊载了我们送去的克利夫顿的照片。人们受到了鼓动，感到愤慨，街头大会也组织了。这次行动打掉了我的举棋不定，我全力以赴组织这次葬礼，不过我的活动总伴随着一种迟钝的期待心情。我两天两夜没睡觉，只是在办公桌上打个盹而已。我吃得很少。

    葬礼的安排是从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参加这点出发的。我们没有在教堂里举行仪式，而是挑选了莫里斯山公园。我们发出了邀请，希望加入过兄弟会的人都来参加出殡游行。

    葬礼在一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举行。天上薄薄一层云彩，几百名群众集合准备游行。我跑前跑后，狂热得昏昏然，这儿发一个命令，那儿讲几句话鼓鼓劲儿，可同时似乎我又能冷眼旁观。打我回到哈莱姆区以后就一直没有见到的兄弟和姐妹来了。还有从市南区和郊区来的会员。当他们逐渐聚集在一起时，我以惊异的目光注视他们；当队伍开始成形时，他们的悲伤的深切程度使我惊叹不已。

    我看到了半卷的旗帜和黑色的横幅。还有镶黑边的牌子，上写：

    托德·克利夫顿兄弟

    我们的希望

    被杀害了

    我们雇了个鼓队，鼓上都披着黑纱。还有一个拥有三十件乐器的乐队。没有汽车，鲜花也很少。

    队伍走得很慢，乐队奏着悲伤和带有浪漫色彩的军乐。当乐队停奏时，鼓队就用头上裹着黑纱的鼓槌在鼓上击拍子。气氛热得简直具有爆炸性。送货车不愿开进我们的区，警察小队的数目增加了。在各条街的上上下下，人们从自己的房间窗口向外观看；在薄薄云彩遮掩的太阳光下，有些男人和小孩站在屋顶上。我和黑人居民中一些年长的领袖人物走在队伍的前面。游行速度缓慢；我不时地回头张望，只见不少人自愿参加了队伍，其中有穿西印度群岛式样服装的人，有阿飞和赌厅的赌徒，也有穿工装的人。有几个男人从理发店里跑出来，只见他们理发用的罩衣还没脱下，脸上还有刮胡子用的皂液。他们一面看，一面压低了嗓音说长道短。而我则在琢磨：他们是不是都是克利夫顿的朋友，还是听到节奏缓慢的音乐跑出来看热闹的？一阵热风从我身后吹来，带来恶心的、略带甜味的气味，就好像那些发情的母狗发出来的。

    我朝后看去，只见太阳照在一群尚未脱帽的人的头上；在大小旗帜、亮光闪闪的喇叭后面，我看到了那具廉价的灰色棺材由克利夫顿的几个个子最高的伙伴扛着，隔一阵子他们就把棺材平稳地换一次肩。他们扛得高高的，表现出自豪，目光悲伤又伴着几分愤怒。棺材就像是航道里一艘满载的船，慢慢地弯弯曲曲地在低着的头上悠悠驶过。我听到小鼓（鼓面上绷着的皮弦都蒙上了黑纱）发出的平稳的咚咚声，所有别的声音都悬浮在一片静寂之中。后面，沙沙的脚步声；前方，人群排列在人行道边，足有好几条马路长。有人流泪，有人掩声低泣，很多人眼睛红了，但是目光坚毅。我们在前进。

    起初，我们在最贫苦的人家住的街道上穿行，那地方真是悲哀的暗淡写照；转入七马路后往南就到了莱诺克斯街。到了那儿，我和领队的几个兄弟乘了一辆出租汽车急急忙忙赶到公园。在公园部门工作的一个兄弟已经把瞭望塔的门开了，在黑漆漆的大铁钟下面用木板和排列起来的锯木架搭了一个简陋的讲台。当游行队伍进入公园时，我们已经站在高处等候了。我们一示意，他就敲起钟来，古老的、深沉的当当钟声使我感到耳膜和内脏都在一起颤动。

    朝下望去，我看见他们随着沉闷的鼓点子的节拍大群大群地向上走来。在草地上的孩子们停下了游戏，张大眼睛望着；附近医院的护士跑到屋顶阳台上观看，由于薄云消失，白制服在阳光下耀眼得像白百合花。人群从各个方向朝公园拥来。蒙着黑纱的鼓一会儿咚咚敲着鼓点儿，一会儿嗒啦啦地连击，仿佛在空气上面覆上一层沉默，也像是为无名战士作的一次祈祷。我在朝下看时却感到怅然若失。他们干吗来这儿？他们找到我们为了什么？因为他们认识克利夫顿？或者因为他的死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发泄他们心中的不平，给了他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地点，这样就可以你碰碰我，我碰碰你，可以一起流汗，一起呼吸，一起注视同一个方向？这两个解释是不是各自都很恰当？是不是象征了爱，或者象征了政治性质的恨？还有，政治能不能是爱的表达？

    缓慢的、沉闷的隆隆鼓声和山道上脚步的嚓嚓声把静寂传播到公园的每个角落。这时，从队伍的某个角落里响起了一个苍老的、如泣如诉的男子歌声。在沉静中，这歌声起初孤零零地飘忽颤抖，不多一会儿乐队里的一个铜号摸索到了调子以后，就把曲子奏了起来。歌声和铜号声互相追逐激越，犹如两只黑鸽在一座白如尸骨的谷仓上空升起后在静谧的蓝天上翻腾和升高。有一阵子，在炎热而沉重的寂静中，铜号的纯净、甜蜜的音色和老人的嘶哑的男中音形成了二重唱。《千万人逝去了》。我站在高处俯视公园，只觉得嗓子里有个什么东西在搏动。这是从过去传下来的歌曲：来自过去的校园生活，还有远在那以前的家庭生活。此刻，人群里一些年长的人也唱了起来。原来我并没想到这是首进行曲，可是他们现在正随着它舒缓的节奏向山上前进。我四下张望寻找那位铜号手，结果看见一位细长的黑人，脸朝着阳光，正在吹奏一个朝上翻起的铜号。就在他后面的几码距离之外，在高高扛着棺材悠悠前进的青年人旁边，我看到这位带头唱歌的老人；我注视着他的脸，不禁感到一阵钦羡。这是一张又老又瘪的黄脸，双眼合闭，当歌声从他的喉头飞出时，我可以在他向上翻的颈部看到一处刀疤。他整个身体在歌唱，每一行的吐字就像他走路那样自然，他的歌声腾越于所有其他人的歌声之上，和清澈的铜号声糅合在一起。我看到他的双眼湿润了，这时骄阳直晒头上，面对引吭高歌的人群，我感到惊叹和敬佩。仿佛这歌声原来一直潜伏在那儿，他知道这一点，就把它激发出来了；至于我，我心里明白我原来也知道这一点，可是就没有能把这潜伏的歌声激发出来，因为我感到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可名状的羞耻或恐惧。但是他是知道的，他激发了这歌声。甚至白人兄弟和白人姐妹也加入了合唱。我凝视那张脸...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