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意大利人

渐消失。威尼斯所以能达到富强，是爱国、英勇的贵族政治的成就，这种贵族政治是由发奋有为、热爱自由的民主精神产生的；只有在民主精神的自由的支持下，只有这种活力在贵族政治的爱国心、智慧与勇敢精神的指导下，威尼斯的富强局势才能存续并加强。但是贵族政治后来逐渐蜕化为专横的寡头政治，人民的自由与活力受到了摧残，随着这种情势的演变，富强的局势在表面上似乎还支持了一个时期，但是它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孟德斯鸠曾这样说：“一个不能自主的国家所求的是，保持它所已有的而不是争取它所未有的；相反地，一个自主的国家则志在于继续争取而不是保持现状。”这句话当然十分正确，但是或者还可以再加上一句————任何人如果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结果他必将后悔莫及，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任何国家如果不求进取，它的地位必将逐渐降落，终至覆亡。威尼斯这时不但不争取扩充商业或努力于新的成就，就是从别的国家已有成就中吸取一些利益的想法它都没有。当与东印度群岛通商的新路线发现以后，威尼斯人在那个地区的商业可能要受到排挤，但是他们对于这一点直到有了实际经验方才感觉，事前竟从未想到。世界上别的国家所已经看到的，他们非但没有看到，还不能相信；当新路线已经发现，情势已经有了变化，他们已受到了损害时，他们的努力方向不是企图参加新路线，设法分享一部分利益，而是坚持旧的通商路线。这时要在竞争中争取胜利，只有以果敢、进取的精神来巧妙地适应新形势，而他们却想使用一些小小的阴谋说许来维持现局。当他们最后眼看到原有的有利地位已经丧失，眼看到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财富不再流入他们自己的口岸而流到了加第斯和里斯本时，他们就象那些傻子、那些败家子一样，想乞助于炼金术。

    当这个共和国成长和发展时期，在“功勋录”（theGoldenBook）上获得题名，就被认为是在工商业或在军事、民政方面努力有卓越成就的一种表扬。当时这种荣誉对外国人也是开放的；由佛罗伦萨移入的最出众的制绸者也茉获题名，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自从认为荣誉与国家公务是贵族阶级的世袭权利以后，这个记录簿就不再启用。后来人们认为对于衰弱、穷蹇的贵族政治有给与新生命力的必要，这个记录簿又重新开放。但是在簿上获得题名的主要资格已不是象以前那样的对国家作出的贡献，而是财富与高贵门第。结果获得题名这件事的荣誉性渐渐丧失，不再受人重视，以致整整经织了一个世纪，在记录簿上也没有发现任何新题名。

    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检查一下这个共和国和它工商业衰亡的原因，就可以看出，主要是由于衰弱无能的贵族阶级的愚昧、顽固和儒弱以及陷于奴隶地位的人民的漠不关心，置身事外。即使绕行好望角的新航道没有发现，威尼斯工商业也仍然是逃不了衰落命运的。

    威尼斯衰亡原因与意大利的所有其他共和国如出一辙，不外是国家统一观念的缺乏、国外强邻的优势、国内教门的统治以及在欧洲更加强大而统一的国家的勃然兴起。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威尼斯的商业政策，就不难一眼看破，现代工商业国家的商业政策不过是威尼斯政策的依样葫芦，只是在规模上有所扩大（即扩大为全国性的）而已。通过航海法与关税政策，在不论哪一种情况下，所保护的总是本国的船舶、本国的工业，所防御的总是外国的船舶、外国的工业；从外国输入原料，以制成品输出国外，总是一个妥善的政策；这些，在那末早的时期就已经奉为对外贸易的准则了。

    近来有人为绝对的、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原则辩护，认为威尼斯衰亡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的保护政策。这个说法所含的真理很少而错误却很大。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考察一下威尼斯历史，当可看出，就它的情形来说，正与后来范回较大的国家情形相同，国际贸易的自由和限制，对于国家的富强有时有利，有时有害，是随着时期的不同而变化的。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对于这个共和国在成立的初期是有利的；它要从仅仅是一个农村的地位上升到商业强国，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别的路线走呢？当它达到了某一富强阶段时，保护政策也仍然对它有利，因为它由此可以取得工商优势。但是当它的工业力量已经有了发展，已经处于优势地位时，保护政策就开始对它不利了，因为由此使它与一切别的国家的竞争处于隔离状态，这就要发生懈怠情绪。所以真正对威尼斯有害的，设不是保护政策的采用，而是当采用的理由已成过去以后，对这个政策仍然坚持不舍。

    因此，上述为自由贸易作辩护的论据有一个重大的错误，它没有考虑到世袭君主制各大国的兴起。威尼斯虽然是一些地区和岛屿的统治者，但它一直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当它上升到工业强国的地位时，还是同别的意大利城市在进行着竞争；只要具有统一力量的、完整的国家还没有对它展开竞争，它的禁制性商业政策就是绝对有利的。但是一旦情势有了变化，这些大国同它展开了竞争以后，这时它除了使它自己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的首脑，使它的商业体系囊括整个意大利国家以外，就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维持它的优势地位。从来就没有一种商业政策能使一个单独的城市对许多统一的国家长期保持商业优势的。

    从威尼斯这个例子（就这一例证可据以反对今天的商业保护政策这一点而言）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恰恰就是这一点——————个单独的城市或一个小邦与大国进行竞争时，决不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保护政策；还有，任何国家，借助于保护政策，据有了工商优势，达到了这个地位以后，就能够有利地恢复自由贸易政策。

    关于上述论争以及牵涉到国际贸易自由这一问题的一切其他讨论，往往会有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是许多错误论点发生的根源，这就是对于“自由”这一名词的误会。当我们谈到贸易自由时，我们心目中的自由是与我们谈到宗教自由或内政自由时一样的。因此拥护自由的善意的人们就感到特别需要维护一切形式的自由。因此“自由贸易”就成为一个通俗名词，而对一国范围以内的贸易自由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自由，不加必要的区别了。然而事实上这两者的性质与作用都截然不同，犹如天渊之别。国内贸易方面的限制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与公民的个人自由不相抵触；而在国际贸易方面，高度的保护政策却可以与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并行不悖。事实上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自由，它的结果甚至能使国家沦于奴隶地位，这一点以后谈到波兰的情况时当有所说明。关于这一点孟德斯鸠说得很对，“商业在自由国家里所受到的限制最大，而在专制政体下所受到的限制则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