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佛教与儒学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鼓励人们读书是德川幕府政体的一个弱点，导致了它最终的倒台。在德川家康创立的体制下，帝国的每一个儿童都必须在当地僧侣的指导下学习读和写，因此连地位最卑微的农民也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办起了无数书院。这些措施无疑为国民从内心接受明治维新的信息做了准备。然而，我们在探究德川幕府给予人民这些义务教育的含义时会发现，德川家康和他的继任者们的算计并没有完全落空。

    各门学科的知识都很有趣，但是有些课程趋于鼓励无知，佛教和儒学方面的课程便是如此。在德川幕府创办的书院里，佛教和儒学是它们教授的全部课程。在我们的自然景观里，宝塔星罗棋布，所有的山峦都回荡着寺院的钟声。各个封邑都办有大学堂。在德川幕府时期，每个村庄都会传出琅琅的读书声。注意到这些事实的人，一定会对佛教和儒家思想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发挥了这么小的作用感到惊讶。事实是，这些教育从不涉及国家事务，它们的影响完全在于加强服从意识，强调和为贵。

    我们不同意仇视德川家康的人的看法，他们指责他是个怀疑论者，只把伦理和宗教作为推动落实自己终极目标的手段。德川家康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兼具克伦威尔和黎塞留[18]的许多特征。他很真诚，为了他所认为的国家最佳利益，遵照自己的见解来行事。下面这个显示他仁爱的例子就足以驳斥被用来反对他的有关他残酷无情的指称。一次战役中，他注意到敌方使用箭杆松散的箭，这些箭的箭头滞留在伤口里，令中箭者十分痛苦，要弥留一段时间才会死去。于是，他下令德川一方制作的箭头要牢固地束紧，箭杆和箭头都要涂上漆。不过我们相信，“这个老獾”（人们经常这样称呼他）完全了解佛教和儒家思想的含义，他的老于世故和对人性的认识使他不会意识不到他那个时期的东方哲学可能有助于巩固他的政体。

    佛教对国家从不构成威胁，原因要追溯到有关社会秩序和超社会秩序的对立这一古老的东方观念。这种对立是指，一家之主的伦理生活有别于四处云游的隐士的宗教生活；二者形成对比，但并不一定是敌对的。在东方社会里，人们的义务相互协调，还存在一些中介行业。这些自有其动人之处，然而都是建筑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最佳结果只能是因循守旧，对人们施加群居生活的道德束缚。在另一方面，宗教提供了获得真正解脱的手段，使人能达到个体主义的顶峰。理想的僧侣是自由之子，舍弃世俗生活，重生于精神世界。他就像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他沉默寡言，就像他在其中沉思冥想的森林；他无拘无束，就像把他的僧袍吹得上下翻飞的风。他不属于任何种姓，也不属于任何国家。即使王位被推翻，国家受到奴役，那又怎样呢？难道佛陀，教化断绝尘念的大师，没有用炯炯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王国的子民被完全灭绝？

    社会，这个注重传统与伦理的世界，钦慕地望着自由世界，带着惊异凝视着心灵工作者们取得的成就。他们在跋涉无人涉足的领域、走向光明之际，把学派和宗派的界限抛在脑后。中国清朝的官员，在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的环绕中向往着竹林，在漫山遍野的松涛的呼唤下发出叹息。印度和日本一家之主的最高愿望是，到了能把世俗事务交给子女的年纪，就可以隐居山林，了解隐士的更高境界。穿上任何人都能穿的僧袍，他觉得自己从世俗世界里解脱了。为了逃避社会的羁绊，我们的艺术家剃去须发，装扮成僧侣。但是社会和超社会的世界从不发生冲突，因为双方都是对方的副本。在印度社会里，沙门[19]思潮与婆罗门[20]理念在所难免地相抗衡。在中国，道教和儒家占据着同样的位置。这其中包含着宽容的隐秘，使印度成为各类宗教的博物馆，促使中国欢迎外来的信仰，如佛教、拜火教、景教、伊斯兰教和现代基督教，只要它们不干预中国的政体。这种双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的现代政治家对宗教问题表现出自由放任和显然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态度常被诠释为来自欧洲治国之道的荒谬理念，否则就是出于不可知论的荒唐想法。政治生活与宗教生活的分野，政府与教会的分离，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全新的概念。事实上，尽管我们有庙宇和寺院，我们并没有教堂。

    佛教理念与生俱来的个体主义不像欧洲的天主教，始终在防止一个强大的能对政府施加影响的组织形成。而天主教目前对一些国家来说，甚至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日本的一些僧侣之所以能拥有世俗权力，完全是因为在封建时期之前的帝国时期，他们能对天皇或他的官员施加个人影响。这有点像世俗社会向神明献上的供奉，全然是个人关系造成的临时性产物。无论是作为一个组织还是一个宗教派别，僧侣们试图拥有高于政府的权力的情况极为罕见，社会意识总是渴望收回它认为属于自己的特殊职能。一位君主有可能...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