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

    完美社会的理念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梦想。或许是由于现实中有种种弊病，让人们想象假如没有了这些问题，世界将会怎样。亦即设想某种理想的状态，那儿没有痛苦和饥饿，也没有危险、贫困和恐惧，不会辛苦劳作、终日惶惶；或许，乌托邦是有人刻意虚构的讽世之作，目的在于批评现实的世界，谴责那些当权者或者那些过于温顺的被统治者；也有可能，乌托邦只是群体的幻想，纯粹是诗性想象的演示而已。

    大致说来，西方世界的乌托邦都包含一些同样的因素：一个处于纯粹和谐状态的社会，那里所有的成员都和平相处，彼此互爱，免于皮肉之苦，远离任何欲望，也不用担惊受怕，没有低贱的劳作，没有妒忌和失落，不会受到不公正的或者暴力的对待，生活永恒不变，阳光普照，气候温和，人们生活在无限丰饶的大自然之中。大多数（也许是所有的）乌托邦有一个重要特征：它们都是静止不变的。什么都不会变动，因为它们已臻完美之境————不需要创新或者改变；人们的一切自然需要都已经得到了满足，当然没有人会想要改变这样一种状况。

    这种想法基于一种假设，亦即人都有固定不变的特性，都有某种普遍的、共同的、永恒的目标。一旦达到了这些目标，人性也就彻底实现了。正是这种普遍实现的观念，预先假定了人类要寻求共同的终极目标，无论何时何地，都别无二致。如若不然，乌托邦不能成其为乌托邦，那么，完美社会就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了。

    多数乌托邦都会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黄金时代。所以，荷马讲到了快乐的费阿刻斯人；还有清白无辜的埃塞俄比亚人，宙斯喜欢跟他们住在一起；还有幸福小岛上的歌声。赫西俄德也提到曾经有一个黄金时代，此后接下来的时代越来越糟糕，延续到他所生活的时期，就糟糕透顶了。在《会饮篇》（Symposium）中，柏拉图曾经谈到，在一个遥远而又快乐的过去，人类一度是圆形的，后来分成了两半，从此以后，每一半为了恢复圆形、不留缺憾而一直在寻找他的另一半。他也提到过亚特兰蒂斯的幸福生活，不过那里因为某种自然的灾难已经永远消失了。维吉尔讲述过萨杜恩王国（Saturnia regna），那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希腊文《圣经》里提到了一个地上的乐园，上帝创造的亚当和夏娃在那里过着清白、快乐、平静的生活（————这种情况也许永远不会再现了），后来由于人背叛了他的造物主，酿成了不幸的结局。上个世纪的诗人丁尼生也讲到一处王国，那里“没有冰雹雨雪，也从来不会狂风呼啸”，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持久不断的传统，可以一直回溯到荷马时代的梦想————和煦的阳光永远普照着一个平静无风的世界。

    有些诗人相信黄金时代已是不再复返的过去。而还有一些思想家相信，黄金时代仍然会再次到来。犹太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到世界末日，人们将会化剑为犁，民族之间不再刀剑相向，他们将不知道战争为何物……狼与骆驼共处，豹和小山羊同卧……沙漠将焕发生机，繁花似锦……忧伤与哀痛都将无影无踪。与此相似，圣保罗也谈到了这样一个世界，那里不分犹太人与希腊人，不分男人与女人，也不分约束与自由。所有人都平等地、充分地沐浴着上帝的光辉。

    所有这些世界，无论它们被设想为人间的乐园，还是超越阴间的某处所在，其共通之处是都展现为一种静止不变的完美状态。人性于此最终得以彻底实现，一切都是静止的、不变的、永恒的。

    这种理念可能采取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形式，既有专制的，也有民主的。在柏拉图的共和国里，它是一种由三个阶级构成的严格的、统一的等级制。其基础是这样一个前提：人性分为三种类型，每一种都可以完全实现，并且共同组成一个彼此相关的和谐整体。斯多葛派的芝诺构想了一个无政府的社会，所有理性的生物均生活在完全的和平、平等与幸福之中，且不需仰仗制度之赐。如果人是理性的，他们就不需要被控制；理性的生物不需要政府、货币、法庭，以及任何有组织的制度化的生活。在完美的社会中，男人和女人穿着同样的服装，而且“有相同的口味”。假如他们是理性的，他们所愿望的一切也必然是合理的，因而有可能完全融洽地转变成现实。芝诺是第一个乌托邦式无政府主义者，他所开创的这一古老传统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然地————有时甚至是爆发式地————流行开来。

    希腊世界在城邦时代之后出现了许多乌托邦，这是衰弱的最初征兆。在阿里斯托芬悲观的乌托邦之后，紧接着又出现了色奥庞波关于一个完美社会的计划。还有欧赫迈罗斯的乌托邦：幸福的人们生活在阿拉伯海中的岛屿上，那儿没有野兽，没有冬天和春天，永远是温暖柔和的夏季，树上的果实直接掉到人们的嘴里，根本不需要劳动。这些人生活在海岛上一个永远美满的国度里，大海把它和丑恶、混乱的大陆隔开，而那些大陆上的人是愚蠢、不义而又可怜的。

    也许曾经有过把这种乌托邦付诸实践的尝试。芝诺的门徒、来自库米的伯劳修斯（Blossius of Cumae），一个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者，可能就宣扬过或许源自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亚姆布鲁斯的社会平等论。他被控主张共产主义，鼓动反抗罗马统治的叛乱，被元老院委员会正式审查，实际上是“刑讯拷问”，他们指责他传播颠覆思想————这和美国的麦卡锡式审查没什么两样。伯劳修斯、阿里斯托尼库斯和盖约·格拉古都被指控，结果格拉古一家被处以死刑。不过，这些政治事件只是顺便提一下，跟我要说的主题关系不大。在中世纪，乌托邦思想曾经有过明显的消退，原因或许是根据基督教的信仰，人是无法依靠自身独立的奋斗而达到圆满的，只有神的恩宠才能拯救人；而且当他还在人间，是生来就有原罪的创造物时，救赎就不会降临。没有人能够在烦恼的人世间建立一个永恒的居留地，因为我们都是人间的过客，都要争取进入尘世之外的天国。

    在所有的乌托邦思想中，无论是基督徒的，还是普通人的，都贯穿了一个恒定的主题：过去曾经有过一个完美的状态，后来发生了某种巨大的灾难：在《圣经》里是背叛之罪————意外地吃掉了禁果；或者是大洪水；或者是来了一些贪玩的巨人，搅乱了整个世界；抑或是人们自作主张修建巴别塔而遭到了惩罚。在希腊神话中，完美状态同样也是被某种灾难所破坏的，比如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或者丢卡利翁和皮拉夫妇的故事，又或者是潘多拉盒子的故事————太古的统一被打破了，此后的人类历史就持续不断地尝试结束这种分裂状态，恢复平静，如此一来，完美的状态还有可能再次出现。也许人类的愚昧、邪恶或怯懦会阻碍圆满的实现；也许神不会同意让我们实现圆满；但是，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在诺斯替教派的思想以及神秘主义者的观念里————就是被设想为要把那些属于完美整体的破裂碎片组合到一起的一种苦苦挣扎的追求。宇宙是从完美的整体开始的，或许它也终将复归于一体。这是一种持续存在的观念，它自始至终贯穿了欧洲的思想进程；它是一切古老乌托邦的基础，并且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思想。在这种意义上，乌托邦主义————破碎的整体及其复原的概念————在整个西方思想中是一条核心线索。正因为如此，尝试着揭示出几条似乎是奠定乌托邦主义之基础的重要假设或许不无裨益。

    让我以三个命题的形式来试作说明，在我看来，这就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传统所栖身的一条三腿凳。我也担心这样说会过分简化，不过一份纲要毕竟不同于一本著作，而且过度简化并不总是歪曲真相，往往也会有助于明确议题————我也仅仅如此希望。第一个命题是：对所有真正的命题来说，只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其他所有答案都是错的。如果没有正确的答案，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是真正的问题。至少在原则上，任何真正的问题都是可以回答的，而且，正确的答案只能有一个。任何一个问题，假设它是清楚地提出来的，就不可能有两个既不相同而又同时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的根据一定是真实的；而其他所有可能的答案必定都是谬误的体现，或者是以谬误为基础，谬误的表现多种多样。这就是第一个基本预设。

    其次，第二个命题是，假定找出这些正确答案的方法一定存在。是否有人知道，或者实际上有无可能知道这一方法的可能，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假如构建方法的程序是正确的话，至少在原则上它必定是可以被认识的。

    第三个预设，在这里也许至关重要，亦即所有正确的答案必定是毫无例外地彼此相容。它的依据是一条简单的逻辑真理：一个真理不可能和另一个真理相矛盾；一切正确的答案都体现或依据于真理；进而，正确的答案，无论它解答的是有关世界实然的问题，还是人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或者是人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换句话说，即无论它们回答的问题有关事实还是有关价值（对于那些相信第三条命题的思想者来说，价值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事实问题）————永远都不可能互相矛盾。最终，这些真理将在一个单一的、系统的、彼此联系的整体中合乎逻辑地相互关联。它们会毫无例外地相互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它们会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因而，当你已经发现了人类生活中所有关键问题的正确答案，并且把它们归结在一起，结果就会成为导向一种完美生活————或者毋宁说就是完美生活本身————所必需的全部知识的一种方案。

    也许世俗的人无缘获得这些知识。关于这一点，可能有很多种理由。有些基督教思想家坚持认为，是原罪使得人不能获得这些知识。或许在原罪之前的伊甸园里，我们曾经沐浴在这些真理光芒的照耀之下，但后来由于我们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实，这种光芒也就离开了我们；作为对我们的责罚，在世俗生活中的知识将注定是不完整的。也许我们终有一天会全部认识这些知识，或许是生前，或许是死后。但是人们也许永远都不可能认识它：他们的精神过于软弱，抑或，不可征服的大自然造成的障碍过于强大，因而难以认识它。或许只有天使，只有上帝，才有认识它的可能；或者，如果不谈上帝的话，要表达这种信念必须这么说：从根本上说，这些知识是可以获取的，即便没有人得到过或者有过得到的可能。因为在原则上，答案必须是可以认识的；若非如此，问题就不是真实的；说一个在原则上可以认识的问题并不等于理解了它是哪一种问题————因为理解问题的本质就是认识到哪一种答案可能是它正确的解答，而不论我们的认识是对还是错；所以，可能答案的所在范围就是可以设想的；而且，在这一范围之中会有一个答案可能是正确的。否则，对于这一类理性主义思想家来说，理性的思考就会以不解之谜而告终了。而如果恰恰是因为理性之本质而排除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那么随之而来的结论就是：一切可能问题的正确答案加在一起（或许是无限多），就构成了完美的知识。

    下面让我来继续这一讨论。除非我们能够想象什么是完美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不完美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是可以断定的。我们可以说，假如我们抱怨人世的状况太糟糕，比如通过指出冲突、悲惨、残忍、邪恶这些“人类的不幸、愚昧和罪恶”，或者简单地说，假如我们断定我们的状况不够完美，那么这一看法只有在与更完美的世界的比较中，才算是明智的；正是通过比较二者之间的差距，我们才能判断我们的世界落后到何种程度。但缺点儿什么呢？这种认为有所欠缺的观念也就意味着完美社会的观念。我认为，这一点正是乌托邦思想的基础，其实很多西方思想一般也是以此为基础的；实际上，它也许就是自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思想的核心。

    就这一点来说，也许有人要问，假若如此，那么答案在哪里呢？也就是说，谁有这样的权威，可以给我们指示理论和实践的正确路径呢？关于这一点（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在西方几乎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人说，真正的答案要到神圣的文本中去寻找，这些文本可能是出自受神灵启示的先知或者教士们，他们也是这些文本的权威诠释者。也有人否认启示、惯例或传统的有效性，他们说只有精确的自然知识才会产生真正的答案————通过受控的观察、实验，运用逻辑的、数学的方法，来获取答案。大自然并非神庙，而是一个实验室，任何假设都是可检验的，其方法是任何理性的生物都能学习、应用，并可交流与检查的；他们断定，科学或许不能解答我们有意提出的所有问题，不过，它无法解答的问题，别的办法也不能回答————科学就是我们已有的或者将会拥有的唯一值得信赖的工具。此外，也有人说，只有专家才知道答案：他们具有神秘的直觉或形而上的洞见，拥有推理的能力或者科学的技能；或者他们是一些被赋予自然智慧的人，亦即哲人，智力超凡的人。然而，也有人否认这种说法，认为多数重要的真理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每一个人返观本心，返观自己的灵魂，就可以理解他自身及其处身的自然，能够知道应该如何生活、应该做什么，前提是他还没有被其他人的有害影响所蒙蔽————那些人的本性已经被糟糕的制度引入了歧途。这也就是卢梭想要说的话：真理在那些居住在烂熟的城市里的腐化市民之观念和行为中是找不到的，而在一个朴素的农民或者一个天真儿童的纯洁心灵中倒更有发现的可能————托尔斯泰实际上是重复了这一说法；而且，尽管已有弗洛伊德及其后学的著作，这种观点时至今日仍有信服者。

    从希腊和犹太————基督徒传统来看，在自觉沉思真正知识的来源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哪一种观点没有被热情地坚持和教条地认定过。既然认准了人类的救赎取决于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这些在人类生活中最折磨人的、最关键的议题，那么，因为它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而导致严重的冲突和流血战争，也就不足为怪了。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各方均假定了这些问题可以回答。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可以说，这些答案就是隐藏至深的宝藏，而问题在于如何找出通达宝藏的途径。或者，换一个比喻，人类已经像是拼板玩具的各块碎片了，如果你能将其组合在一起，它们就会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而这正是追求真、善与幸福的目标。我想，这一点是许多西方思想的一个共同的假设。

    在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迅速传播的乌托邦观念，正是以上述信念为基础的；当时是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被重新发现的时期，人们认为它们体现了在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中被人所遗忘，或者是被基督教信仰时代的僧侣迷信所压倒或歪曲的真理。作为新学问（the New Learning）之基础的是这样一种信念：知识，并且只有知识，亦即被解放了的人类精神，才能够拯救我们。反过来，这种观念又是以一切理性主义者的最基本的命题，亦即德性即知识为依据的；这一命题由苏格拉底提出，又经柏拉图及其最杰出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还有古希腊重要的苏格拉底学派之手得到了发展。知识的范式，对柏拉图来说，其特征是几何学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生物学的；而对文艺复兴时期众多的思想家来说，或者是新柏拉图式的、神秘的，抑或是直觉的或数学的，有机的或机械的，但是他们全都不会怀疑，只有知识才能提供精神、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拯救。我认为，可以作如下假定：如果说人有共同的本性的话，这一本性必定会有一个目的。只有当一个人了解了他真正的愿望之后，他作为人的本性才得以充分地实现。假如一个人能够发现，这个世界上存在些什么，及其与他自己的联系，而他本身又是什么————不管他是借助什么方法，通过何种流行的或传统的认识途径，来揭示这一点————那么，他将会认识到，使他自身完满的是什么，换言之，就是使他变得幸福、正义、美善、智慧的是什么。即使认识到了把人从谬误和虚幻中解救出来的是什么，而且真正理解了作为一种有灵有肉的存在应该自觉追求的一切，然而，除了此种认识和理解之外，却不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这并非正确思维，而是不合乎理性的，或者说心智不是那么非常健全。已经知道了怎样达成你的目的，却不努力去付诸实践，最终只能说你并没有真正理解你的目的。理解就是行动：可以确定地说，这些早期的思想家们有关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想法已经为卡尔·马克思埋下了伏笔。

    知识（Knowledge），这一西方思想中的核心传统，并不意味着仅仅是描述宇宙中有些什么，还有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或者局部内容的、与之不可分离的对于价值的认识；换句话说，就是怎样去生活，应该做什么，哪一种生活形式是最好的、价值最大的，以及理由何在。根据“德性即知识”这一原理，人们要惩罚罪犯，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他们弄错了有益于他们的究竟是什么。假如他们真正认识到使他们受益的是什么，就不会做这些破坏性的事情了————这些行为最终将会伤害行动者本身，抑制他作为一个人的真正目的的实现，也使得他的才能和能力的正常发展受到阻碍。犯罪、丑恶、瑕疵、悲惨，种种表现都是因为人们的无知、幼稚或糊涂。这种无知可能会被那些企图蒙蔽别人以取得统治权的邪恶的家伙所利用，而到最后，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会————往往也有相反的情况出现————被自己的宣传所欺骗。

    “德性即知识”意味着，假如你知道了什么对人来说是美好的，你如果还是一个理性的生命的话，你就不会放弃它，而去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通过它，一切的向往、心愿、祈愿和渴望都将圆满实现————这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希望”的东西的含义所在。分辨实在与表象，区分何者将使得一个人真正获得圆满，而何者仅仅是表面上如此承诺，这就是知识，而且，唯有它才能拯救人。正是这一宏大的柏拉图式的假设————有时是以施洗了的基督教形式出现的————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宏伟的乌托邦观念，像莫尔的奇思妙想，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其他许多种17世纪的基督教乌托邦（其中最著名的是费奈隆[Fénelon]的乌托邦）。对理性方法的绝对信仰以及对乌托邦著述的迷信，是在古典时代的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8世纪的法国以及此后两百年，等等，这些文化发展的相似阶段都有过的两个特征，甚至现在也并不比稍近和遥远的过去有所减退。即使是那些早期旅行者的游记————过去曾被认为是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之认识到人性之错综复杂，从而打击了人类的需求也可以整齐划一、随之可以用一个唯一的、最终的药方治愈人类一切病痛的信念————现在似乎经常产生相反的效果。例如，在美洲森林中发现的处在原始状态的人就被用来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性的证据，即所谓的自然人，有自然的需求，如果不是因为被文明、被这些人为的制度所污染，这种自然人本来将会随处可见；究其原因，都是由于那些教士、王公或者其他追逐权力的家伙的荒谬或邪恶而造成的，他们对容易上当受骗的大众施以居心叵测的阴谋诡计，以便巩固他们的统治、剥削大众的劳动。高贵的野蛮人的概念属于一个未被玷污的纯洁人性的神话；根据这一神话，人性原本天真无邪，和周围环境和平共处，自我满足，只是由于接触到堕落的西方城市文化中的恶习，这种状态才遭到破坏。在某个地方，某个真实的或者想象的社会里，人们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而且所有人都应回归到这种自然状态————这一观念正是原始主义者（Primitivist，又称尚古主义）的理论核心；过去一百年里，在各种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运动里，可以发现这一观念形形色色的变体，它曾经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各样有激进的或革命的目标的青年运动产生过深刻影响。

    我已经说过，对于所有这些观点和运动来说，其中共有的教条是这样一种观念：存在某些普遍的真理，它对无论何时何地的所有人都是真实的，而且这些真理就体现在普遍的法则之中，比如在斯多葛派、中世纪的教会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法学家们的自然法中，挑战这些法则的话，只会导致恶行、惨剧，造成混乱。的确，这一观念也遭到过质疑，像古希腊的某些智者和怀疑论者，以及普罗泰戈拉，还有希庇阿斯、卡尔涅亚德、皮浪、塞克斯都·恩披里克，以及后来的蒙田和17世纪的怀疑主义者，尤其是孟德斯鸠，他认为，不同环境和气候之下有不同的传统和习俗的人，适合不同的生活方式。不过，这还需要加以区分。的确，被亚里士多德引述过的一个智者曾经说过，“火在这里和在波斯一样是在燃烧，不过，我们每个人看到它，所想的却是不同的东西”；而且，孟德斯鸠也认为，一个人在寒冷的气候下就应该穿暖和的衣服，而热的时候就该穿薄的衣服，波斯人的习俗并不适合巴黎人的生活习惯。然而，这样一种对多样性的诉求所导致的结果是，为了实现类似的目标，在不同的环境中选择不同的方式是最有效的。甚至连最著名的怀疑论者大卫·休谟也是这么认为的。所有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人类追求的核心目标（即便它们或许并非是先验确立的）是普遍的、统一的，比如，所有人都需要食物、饮料、居所和安全感；所有人都希望生儿育女；所有人都需要社会交往、正义公平和一定程度的自由，还要有自我表达的途径，如此等等。通向这些目标的途径，也许会有国与国之间、时代跟时代之间的差异，而无论它们在原则上是否可以改变，这些目标本身并不会发生变化；因为古代和现代的社会乌托邦二者有高度的家族相似性，对此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马基雅维利对上述假设的抨击的确是非常沉重的。他对这一问题表示了怀疑：是否有可能，哪怕只是在原则上，将一种基督徒的生活观（其中包含了自我牺牲和谦恭）和建立并且维持一个强有力的、辉煌的共和国的可能性结合在一起呢？对于共和国的统治者和公民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谦恭或自我牺牲，而是勇敢、活力和自信等等这些世俗的美德；就统治者而言，他需要有冷漠无情、肆无忌惮的品质，能够以所谓的“为了国家需要”的名义，采取残酷的行动。马基雅维利并没有推演出这种理念冲突的全部意涵，他毕竟不是一个职业的哲学家，不过，他所说的话已经让四个半世纪以来的部分读者深感不安了。但无论如何，一般认为，他所开启的议题可能是被严重忽视了。他的作品被宣称违反了道德，并遭到教会的谴责，而那些在其领域中代表西方思想主流的伦理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们也都没有完全严肃地对待这些著作。

    我想，在某种程度上，马基雅维利确实有其影响：对霍布斯，对卢梭，对费希特和黑格尔，还有，可以肯定地说，对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他不惮于允许那些公开反驳他自己观点的言论出版行世；受其影响最明显的，是尼采以及那些被尼采影响的人。不过，总的说来，马基雅维利最扰人不安的一条假设，大部分人却平静地忽略了，亦即某些美德与另外一些（甚至更多的）理念是不能相容的。这一观念违反了我前面强调过的那个命题，对一切严肃的问题来说，所有真正的答案都必须是相容的。似乎没有人紧抓住这一问题不放：对于那些道德或者政治问题来说，根据其出发的前提条件，基督徒的答案和世俗的答案有无可能是同样有效的？而且，这些不同的前提也不能被证明有错误，而仅仅是互不相容的；并没有什么唯一的超越一切的标准或规范，可以让人在这些完全独立的道德之间作出取舍，或者是调和彼此。这就让那些相信自己应该做一个基督徒而希望把属于恺撒的归恺撒的人感到有些不安了。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或者在政治和道德之间，从来不曾严格地划界。两方面都宣称自己拥有太多的地盘。这一问题曾经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恼人的问题，而且，尽管在这些情况下经常会发生上述问题，但没有人会非常认真地对待它。

    对于前述的这些假设，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质疑。我再次强调，这些假设属于自然法则，亦即人性有一种静止的、不变的本质，其目的永恒不变，对一切时间和地点的所有人都普遍一致，而且，那些掌握了某种适当知识的人将会认识这种人性，甚至还可以圆满实现它。

    在新兴的民族国家崛起之时，部分是由于16世纪西欧和北欧宗教改革的结果，有些法学家致力于为这些王国提出他们自己的权利主张和法律规定并且为之辩护————对大多数的改革者来说，他们或者是为了对抗罗马教会的权威，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为了对抗法兰西王国的中央集权。这些法学家开始辩称，罗马法对他们来说什么都不是，尽管它自己宣称拥有普遍的权威：他们并非罗马人，而是法兰克人、凯尔特人、诺斯曼人；他们有属于自己的法兰克、巴达维亚、斯堪的纳维亚的传统；他们居住在郎格多克，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有他们自己的郎格多克习俗；对他们来说，罗马是什么呢？在法兰西，他们是法兰克征服者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征服了高卢————罗马人；他们继承了并且希望识别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法兰克人的、勃艮第人的或赫尔维西亚人的法律；在这里没有罗马法所说的内容，它不适用于他们。让意大利人听命于罗马吧。为什么要让法兰克人、条顿人、维京海盗的子孙们接受一部外国法典的支配，把它当作唯一、普遍的呢？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根源、不同的法律、不同的人民、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理念。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让其中一个去支配另外一个，又有什么益处呢？尤其是教皇，他所宣称的精神权威早被宗教改革者否认了。于是，这一符咒————只有一个世界，一部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律，以及无论在何时何地，所有人都拥有的一种普遍的目标————就被打破了。法兰克武士们（甚至包括他们的后代）根据他们自己的理念构想的完美社会，可能和一个（古代的或现代的）意大利人的乌托邦观念有很大差异，跟印第安人、瑞士人或者土耳其人的乌托邦更是完全不同。由此，相对主义的幽灵显出了它骇人的面目，从而，至少是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对于普遍有效的目标这一概念的信念开始动摇了。这样一种感觉适时地随之而生：有着各自起源、传统、个性、观点、概念、范畴以及生活观念的不同社会均可同样接受的宇宙，这一概念不仅有其历史、政治方面的缺陷，逻辑上亦不圆融。

    不过话说回来，也许主要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上述这一认识中的意涵并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因为有伽利略和牛顿一系列革命性的发现以及其他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的贡献，外部世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单一的宇宙，比如，举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明：每一个物质微粒的运动和位置，运用少数几条相关法则，就可以精确地确定。因此，人们就第一次有可能把一团混沌的观测数据组织成为一个单一、连贯、秩序井然的系统。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同样的方法应用于人类事务，应用于道德、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取得同样的成功呢？为什么可以假定在自然系统之外还有某种秩序只适用于人呢？在植物学、化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一切的新兴科学中，那些对物质对象以及动植物和矿物质有效的办法，正在顺利地融合为一体，它们把针对观测材料和事件的假设变成了可加以验证的科学的结论，进而形成为一个融贯的、科学的系统————为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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