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戚继光

继光莅任不久，就发觉他自己只需要专心于军备，而不必参与政治：因为凡是应当安排的事，都已经由总督和大学士安排妥帖；如果事情连他们都无法安排，当然也不必多费唇舌。

    以大学士的身分，张居正不仅没有权力公然颁发指令，甚至不能公开讨论制度的改组。他所采用的方式是用私人函件授意亲信如此如此地向皇帝提出建议。这些建议送到内阁票拟，他就得以名正言顺地代替皇帝作出同意的批复 [80] 。他进入文渊阁以后的第一个皇帝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对国事既不理解也不关心；第二个皇帝则是小孩子和他的学生。环境和才能加在一起，造成了张居正的权威。但是他还是需要小心从事。帝国的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要公然宣布改组军事制度，就等于邀请别人对自己攻击。因此张居正不得不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反正皇帝站在他这一边，不论别人是否识破真相，只要举不出违背成宪的理由，则公开的攻讦和私下的流言都可以不在话下。

    蓟州军镇的军备改革，按照这样的程序顺利地进行。最初，戚继光建议把北方各镇十万名士兵交给他训练三年 [81] ；由于计划过大，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因而未能实现。但是中枢政府批准了他的另一项建议，即把他在浙江所训练的一部分士兵调至蓟州，最初员额为三千人，以后扩充为二万人 [82] 。张居正对戚继光极度信任，企图赋予他以这一军区统筹全局的权力，所以才拟议设立“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以和其他各军区的“总兵”相区别。无奈这一官衔在本朝史无前例，各种议论就纷至沓来，乃不得已而作罢。这一计划不能实现，张居正找出了另一种办法，即把蓟州辖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镇，以免遇事掣肘 [83] 。这时谭纶又建议该区的文官不得干预军事训练，并且主张戚继光在三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监察官的批评。后者显然又为文官们制造了违反成宪的口实，引起猛烈反对。皇帝的朱笔批示接受了兵部和都察院的建议，要求监察官明白练兵的重要，责成他们“和衷共济”，并把他们对蓟州防区的巡视限为每年一次；对谭纶和戚继光则希望他们“稍宽以文法，乃得自展” [84] 。事实上，凡是故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后来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 [85] 。

    蓟州军开始训练，就接受了优厚的财政接济以购买军马、制造火器及战车 [86] 。这种和其他军镇的不平等待遇，惹来了大量的反感。接着又有一连串的矛盾跟着产生，诸如北兵和南兵的磨擦、军职的继承者和其他出身者的争执、因循守旧和锐意革新的冲突。张居正了然于这些情况，在他写给谭、戚两个人的私人信件里，再三叮咛他们务必谦恭退让，不要居功自傲。他警告戚继光说，“北人积愤于南兵久矣”，他们“多方罗致，务在挫辱之”，所以“务从谦抑，毋自启侮” [87] 。有一次蒙古部队打算犯边，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俺答却放弃了原来的企图，下令掉头北撤。这一出人意外的事件，在张居正看来完全是由于谭、戚二人部署有方，才使俺答踌躇不前；然而邻近的两镇却把功劳据为己有。张居正虽然认为这种冒功邀赏可笑而且可耻，但是他却通知谭纶，他已经以皇帝的名义承认了这两镇的自我吹嘘。他也不让兵部清查事情的真相，以免纠缠争辩。他要求谭纶在奏折中不仅不要争功，反而要把功劳归于其他二镇，使他们“嚼舌愧死” [88] 。

    张居正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损己益人，具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但是仔细研究，却仍是有阴有阳，无助于矛盾的根本解决。哪怕是谭、戚二人表现出无以复加的谦抑，各镇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决不能因此冰消瓦解。因之内阁愈想公正平衡，旁人看来则在一明一暗之间有亲有疏，偏袒更多。以后反对张居正的人认为蓟州练兵是他培植私人的政治资本，也就毫不足怪了。

    1577年谭纶病死，从此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二年张居正返江陵葬父，他还生怕这短期的离职引起戚继光的不安，所以特地私下通知戚继光，接任蓟辽总督的将是梁梦龙。信上说：“孤之此行，甚非获己。……到家事完，即星夜赴阙矣。蓟事已托之鸣泉公，渠乃孤之门生，最厚；谅不相负。” [89] 梁梦龙字鸣泉，在翰林院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他在万历一朝的事业，也赖张居正的提拔为多。张居正这样倾肠相告，自然使戚继光更加感恩戴德。是以首席大学士的江陵之行，戚继光派出了一整连的鸟铳手作为护卫，张居正选择了其中六名随行，作为象征式的仪仗，同时也表示了首辅和蓟州戚帅关系之密切。兹事前后，蓟州总兵官的传骑携带各种文件和信件不断来往于首辅私邸，这更使他们的反对者在日后清算张居正的时候，有所借口，甚至指斥他们图谋不轨了。

    戚继光在蓟州创造的战术，可以称之为“步兵军官的各兵种协同”。要对这种战术作出评论，必须顾及他所受到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当时，现代化的武器传入不久，而北方士兵的素质又极不理想，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来自南方的旧部，为数约一个旅左右。他把这一个旅的兵力作了适当的配置，并以此为全军的核心，以防御蒙古的十万铁骑突然来袭。

    抗倭战争中使用的“鸳鸯阵”，是一种以小股步兵为主的战术，目的在于对付海寇并适应南方的地形特点。而蓟州军镇的任务是防御蒙古的大部队骑兵，因而这种在“鸳鸯阵”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战术也就初具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规模。

    战车的使用成为这种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战车的性能以防御为主。形状和民间的大车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民间大车的车箱两侧各有箱板，而这种战车只有八片可以折叠的屏风，共长十五尺，平时平放在车辕上，作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车轮之后以代车箱，所以又称“偏箱车”。几十辆战车可以并肩衔接，摆成圆形或方形的防御据点。屏风最靠边的两扇可以前后摇摆，有如门叶，以供步兵出入 [90] 。

    佛朗（狼）机，这种在十六世纪中国使用的火器起源于欧洲。

    一辆战车装载“佛朗机”轻炮两门。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欧洲式的火器只能算作大口径的火枪，而不能算作炮。它以青铜或铸铁铸成，长度自三尺至七尺不等，口径则小于二寸，从炮口装入铅弹。最大型的佛朗机，射程为二千尺 [91] 。通常这种火炮以及辅助火炮的鸟铳都在战车上屏风后发射铅弹，屏风开洞以为铅弹的出口。

    士兵二十人配属于战车一辆。其中十人直接附属于战车，任务为施放佛朗机。另外十人就是戚继光所强调的“杀手”，任务为以藤牌、镋钯和长柄单刀迎敌。杀手班的距离和战车保持在二十五尺以内，他们如果前进，战车也随之而推进 [92] 。

    其他步兵部队仍然使用鸳鸯阵的战术，稍有差异的是藤牌手应当匍匐前进砍斫敌人的马蹄，长枪手则主要在于挑刺敌军使之落马，竹制的狼筅有一部分已易为铁制 [93] 。

    这一混成旅有骑兵三千人，步兵四千人，重战车一百二十八辆，轻战车二百一十六辆。迎敌时骑兵在前阻挡敌人，使战车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骑兵就退入战车阵内。敌骑数在一百以下，混成旅拒不接战，只有来犯的大批敌骑进入火器的射程中约二百五十尺时，佛朗机、鸟铳和火箭等才同时施放 [94] 。

    混成旅也可能携带重炮，其中之一俗称“大将军”。这种重炮重一千斤，以骡车装运，点放时则需使用大木楔入地面使本身固定。炮筒内不用弹丸，而以小铁球和石块紧紧填实，作用是在零距离大量杀伤敌军人马，炮手在点烧火药以后也要跳进附近的工事里以避免受伤 [95] 。

    载有“无敌大将军”炮的骡车及“大将军”炮细部。

    当火器的威力发挥以后，步兵就从战车之后冲出，形成几道攻击波和敌人格斗，而以喇叭的声音指挥动作的协同 [96] 。等到敌人攻势被挫，队形散乱，骑兵也从车后整队出击。这种骑兵实际上是马上步兵，他们同样以鸳鸯阵的队形带着不同的白刃作战 [97] 。蒙古人利用骑兵结队冲锋，以迅猛的力量和气势压倒对手，戚继光未曾仿效。

    戚继光编制的骑兵阵形，是一个由鹿砦和偏厢车组成的防御方阵。

    这样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由于不久以后本朝即与蒙古人和解，所以并没有经过实战的严格考验，也没有在军事历史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说，这个结果多少是有所遗憾的。

    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不到三年，俺答就放弃了骚扰政策，立誓不再入犯，而且约束所有的部落，以作为接受津贴和互市的条件 [98] 。其时只有东部土蛮各部落不受约束，仍然和辽东的李成梁部队不时交锋。偶然也有小股部队和蓟州军发生接触，但已与大局无关 [99] 。

    俺答虽称“封贡”，其和局能否持久，廷臣谁也没有把握。因之此时仍有主战派。如谭纶即主张积蓄力量，作大规模的主动出击，以彻底消灭蒙古人的攻击力量。这样大规模的总体行动，却需要举朝文武真正的协同一致，而且要承担可能发生的风险。因之张居正就无意于采纳谭纶的建议 [100] 。他给戚继光的信上说：“贼不得入，即为上功。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 [101] 张居正并不是没有雄心壮志，但是他看得到自己的弱点。即如戚继光在蓟州最大的困难就是北兵与南兵的掺杂。他对南兵可以绳以纪律，并能指挥如意，而对北兵则无法作这样严格的要求。他曾经打算以经过他训练的官兵作教导队，去训练其他部队，此事未能如愿 [102] 。他又要求再调两万名浙兵，也未被批准，而此时仍有南北兵间积不相容的情况，可见他的处境不佳。

    边境的战争既然暂时平息，练兵活动也不再像在南方的时候那么紧张，戚继光于是提议派遣北兵修筑长城。北京一带的“边墙”原为明初大将徐达等所筑。戚继光建议增造“空心堡垒”，以增加防御功能。他最初计划以二百五十人组成一个工兵营，每营在一年内建造堡垒七十座 [103] 。蓟州全境内建造的堡垒总数原定为三千座，后来批准施工的为一千二百座 [104] ，同时修造的时间也未如原议，竟绵延十载才全部竣工 [105] 。这种筑成的堡垒，其标准规格为三层，台顶十二尺见方，可驻守三十至五十名士兵。建筑材料砖石灰泥等等大部由从事修筑的北兵自制，政府只发给少数款项作为接济。

    筑成以后，经常驻守的任务由南兵担任，北兵由于饷项不足，只能以各种方式营生自给 [106] 。全部提案遭到北方军官强烈反对，只是出于张居正的全力支持才开工修筑如议 [107] 。张居正去世以后，他一生的经营大部付之流水，惟有在这边墙上林立的堡垒才是他留下的永久性的贡献。

    这种营造和防御政策，把兵力分散配备在这样长的防御线上，归根结底仍由当时的供应制度所迫致。假使没有这种情形，而戚继光有选择的自由，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攻势，创造流动性的战术。他在留下的诗文中曾再三表示过这种愿望。 [108]

    明代学者顾炎武绘制的长城图。

    戚继光任蓟州总兵前后达十五年，等于他前任十人任期的总和 [109] 。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喜爱操练、阅兵、举行各种典礼和向部下训话。这些活动使他有机会在全军将士面前显示他体格强壮，动作敏捷。在对部下将领讲解各种近战武器的利弊时，他有一次当场命令一个下级军官用军刀对他作攻击，而他则持长枪防御 [110] 。他经常巡视各部，一次驰马到长城以外二十里，周围没有一个侍卫。他还亲自攀着悬绳登上设在绝壁上的观察所 [111] 。身为高级将领还具备这样的体力与作风足使他引以自豪。

    在繁忙的军务之中，他还抽空写作他的军事著作和诗文。他的第二部军事著作题为《练兵实纪》，刊印于1571年。九年之后又刊印了他的诗文集《止止堂集》 [112] 。

    中国的古典诗歌，如果用冲淡自然的语言表现出深切或激动的情绪，就谓之含蓄；如果用棱角分明的粗线条勾画出不受拘束的气概，则谓之豪放。戚继光的诗歌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带给读者的感觉只是拘束和平庸。好在也没有人用上述的标准来权量诗人戚继光。一般看来，出身于武举的将领，大半生都在戎马倥偬之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也就是出类拔萃。即在当代高级将领之中，除了“少好读书”的俞大猷之外，戚继光的文章造诣已无与伦比。在平常的谈话中，他可以随口引用儒家的经典和史书上的教训，以此，文官们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不是樊哙式的武人。等到他的官阶越来越高，就有更多的文官把他引为同类，在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当时的文苑班头王世贞和戚继光的交情就非同泛泛，在他的文集中有两篇赠送给戚帅的寿序，并且还为《纪效新书》和《止止堂集》作序 [113] 。

    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人，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他从来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做到至矣尽矣。为此，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种荣誉。即以官位而论，身居总兵，也已登峰造极，因为本朝的成例不允许一个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权，即使再有升迁，也不过是增加官俸和官衔 [114] 。如果说还有遗憾，乃是他没有被封为伯爵。而这一高位，除了照例授予皇帝的岳父以外，只有建立了匡危扶倾的不世殊勋才能获得。

    但是，戚继光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凄凉。张居正死后七个月，他被调任为广东总兵 [115] ，官职虽然依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再过一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最高潮，戚继光的精神更加消沉郁闷，于是呈请退休。可是当时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保持令名，据官方文件的记载，他和辽东总兵李成梁同时作为前首辅的党羽而被参劾。万历皇帝原谅了李成梁而把戚继光革职 [116] 。

    戚继光罢官家居以后，只有很少几个朋友仍然和他保持来往，文豪王世贞也是其中之一。戚继光去世之前一年，王世贞还写了一篇祝贺戚帅的寿序，赞扬他的生平功业 [117] 。只是不久之后，王世贞所写的《张公居正传》涉及了他的好友戚继光时，则另有一番情调。

    这篇《张公居正传》是在史籍中很值得注意的文章。它出于传主的同年而兼为散文家的手笔，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包括了很多传闻逸事，细微末节。当然，文中也有对张居正的称誉，例如提到他知人善任，就举出了戚继光、李成梁之能够成为名将，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位首辅的支持才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略。可是传中重点则指张公虚伪矫饰而天性刻薄。而且作者也不隐瞒他和张居正个人之间的嫌隙。文章中叙述到自己的地方不用第一人称而直书“王世贞” [118] 。

    传记又说，张居正的去世，原因是好色过度。兵部尚书谭纶曾把房中术传授给首辅，戚继光则用重金购买称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 [119] 。这样一来，在蓟州重整军备这一番作为，似乎又和饮食男女的本能发生了关系。这一段无法考证的逸事，记录在这样一篇文辞华美的传记之内，成了一大公案，使以后写作戚继光传记的人都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理，就只好装作没有看见。

    戚继光死去以前，他的妻子已经遗弃了他。他以前统率十万大军，素以慷慨著称，对朋友尤为豪爽。他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后，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 [120] 。英雄末路，使当时和后世的同情者无不扼腕叹息。戚继光本人的功业固然值得表彰，同时又加上这些感情的色彩，所以，不论是正式的传记，还是非正式的纪事、评论，总是对他备加称颂，有时竟把他描写成一个完人。

    但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有超越当时的看法。戚继光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不能把他强行安放在用传统道德构成的标准像框里。他的一生中有许多难于解释的事情。譬如说，这位高级将领生前娶妾三人，生子五人，可是直到他的儿子长大成人，他却能全部隐瞒了他们的存在，他泼悍的夫人竟不知将门有子 [121] 。他在部下面前提到士兵生活的痛苦，可以洒下同情的眼泪。他废止了让士兵采伐柴薪以供他家用的成例，有一年除夕，总兵府中竟因为缺乏炊米之薪而不能及时辞岁 [122] 。可是北京著名餐馆的名菜，如抄手胡同华家的煮猪头，却由百十里外走马传致 [123] 。又譬如他在蓟州练兵时采用过歃血为盟的仪式，与将士共饮血酒并对天起誓：“或怀二心，不爱军力，不抚念军贫，或屡禁而肆科索，或虚冒而充夤缘……即如俞景龙立死，以膺显报。”如果“恣意科敛以供馈送”，就会遭到“天灾人祸，瘟疫水火，使全家立死”，甚至“男盗女娼，十代不止” [124] 。然而从一些迹象看来，戚继光并没有完全遵守他自己的誓言。他以重金购买美女送给张居正一事固然无法证实，但是他让他的兄弟给张家“馈送”礼物，却见于张居正的书牍。而张居正只象征性地收受其中的一小部分，把其余的“璧诸来使”，也可以隐约看出礼物的贵重 [125] 。《明史》本传把他和俞大猷比较，说他“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 [126] ，也是用委婉的措辞证明了一个英勇的军人不一定同时就是廉洁的将领。1584年戚继光被参劾的理由之中，有一条就是他在蓟州的账簿业已不知去向。更直接地说，就是没有账单可资交代 [127] 。

    戚继光设计的军旗，上面运用了星占学和民间传说中的符号和动物，意在激励这支由农民和矿工组成的军队的士气。

    除了歃血为盟之外，戚继光还在他的麾下创造了很多宗教式的做法。比如，他亲自设计制作各营连的军旗，在军旗上绘绣天上的星星或者传说中鸟首人身的图象，以象征他们的指挥官。他重视黄道吉日和生辰八字，而在向部下训话的时候，又常常提到善恶的因果报应 [128] 。难道本朝最为出色的军人竟沉沦于迷信之中？这连《四库总目提要》的编者都感到别扭 [129] ，不知应当如何评论他著作中的这些内容。

    但是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这些事实，就是不忠实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戚继光的复杂来自环境的复杂，如果指望他简单得如同海瑞，无疑是不近情理。写历史的人既知道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则自然应当联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决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的事情。戚继光所生活的时代，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应该全盘放弃，而代之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就应该集中管理。然而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具体来说，没有文渊阁和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就没有强有力的蓟州军区和戚继光。他的部队和他本人充满了矛盾，在火器已经在欧洲普遍使用的时候，他动员大批士兵修建碉堡；在他的混成旅里面，枪炮手和藤牌手并肩作战。他一方面是这样精细，仔细计算日出日没的时间；一方面又这样野蛮，把违反军纪的士兵割去耳朵。这些极端矛盾的事实，在其他国家内，可能彼此相隔几个世纪，而我们的帝国则在一个军区内同时出现。

    戚继光是否是一个超自然的崇拜者？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和很多同时代的人物一样，确实有这样的倾向 [130] 。但是在有些时候，超自然的信仰却只是一种治军的手段。在一次向皇帝陈述意见的奏折里，总兵戚继光坦率地指出，北方的军官，“自将领而下，十无一二能辨鲁鱼” [131] 。将领如此，士兵的文化水准更可以想见。要是主将不用宗教迷信的因果报应作为规劝，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辅助军事教育？

    面对另外的对象，戚继光可以立即改变语气。比如说，他在军区中建造的私宅命名为“止止堂” [132] ，运用《庄子》中“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典故，表示他谦抑自持，愿意在虚静之间得到吉祥。他的文集，起初称为《愚愚稿》，也就是向所有的文人表明他本人愚鲁而作品笨拙，不敢和别人媲美。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

    他和谭纶、张居正的关系如此密切，虽说他精通政治，但是最后仍不能逃避政治中的现实。张居正死后，廷臣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宫门之外的一头猛兽，只听张居正的操纵，别人无法节制。这也正是控诉张居正意图谋逆的理由：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法官追问张的儿子懋修，为什么他父亲在日，要在夜间派人与戚帅书面联络 [133] ？

    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他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在少数几个没有遗弃他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就是为他写作墓志铭的汪道昆。当他写到“口鸡三号，将星殒矣”，显然有无限凄怆的感触 [134] 。汪道昆自然不会知道，当他润笔作书的时候，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这事情的意义，即是军备的张弛，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世界局势如是，而这阳历1588年1月17号清晨，将星西陨之际，我们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三十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注释】

    [1] 此人为傅光宅，见《神宗实录》页3565。

    [2] 《明史》卷212页2463～2464。

    [3] 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45～146；《明史》卷227页2613。

    [4] 《明史》卷212页2467～2468，卷247页2804～2806。又《明代名人传》有刘条。

    [5] 关于文官和武官之间的矛盾，Fairbank的看法稍有不同，见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页3～4。参见拙著对此书的评论，载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卷35第2号（1976年2月）。

    [6] 《英宗实录》页135；《大明会典》卷22页29；《明史》卷79页834；Taxation页29～30。

    [7] Hucker， Censorial System 页35。

    [8] 《明史》卷322页3962；《明史纪事本末》卷55页597；《皇明经世文编》卷204页3；《倭变事略》页96；《归有光全集》页95。此事或有夸大；但传闻既广，虽西方中国史教本亦摘录，见Reischauer and Fairbank， The Great Tradition 页332。

    [9] 《纪效新书》初印于1562年，见《明代名人传》页223。

    [10] 《太宗实录》页589；《孝宗实录》页3322。

    [11] 《太祖实录》页1292、1301、2533、2735、2788、3192、3225、3264、3592；《太宗实录》页2172，韦庆远《黄册制度》页55，记当时强迫以民户“垛”为军户，逃亡相继。

    [12] 《熹宗实录》页1557～1560（所记虽十七世纪事，但其田土荡然无存，实系长久的演变）；《顺德县志》卷3页12～14；《皇明九边考》卷1页25～26；《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3页71，卷26页106； Taxation 页288。

    [13] 《孝宗实录》页1261、3424；《金华府志》卷21页5；吴晗著《明代的军兵》页169；Huang，“Military Expenditures”页40。

    [14] 《神宗实录》页9573；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61。

    [15] 这一制度创始于洪武，参看上述金吾卫五千军士的情形，见《太祖实录》页2871、2998。十六世纪的情形见于《宛署杂记》页49～50；Taxation页45、131。

    [16] 《宪宗实录》页2178；《皇明名臣经济录》卷22页22； Taxation 页55。

    [17] 《漕船志》卷1页5～9。

    [18] 参看周著《中国兵器史稿》图版及《大明会典》卷192页2、92叙述。

    [19] 纸制之甲此在宋时已行，十六七世纪明军常用，见《熹宗实录》页761；《涌幢小品》卷1页266。其用于御倭战役，见陈文石著《海禁政策》页166。

    [20] 《皇明经世文编》卷34页17。

    [21] 《明史》卷247页2806。

    [22] 《明史》卷239页2727。亦见于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之杜松传。

    [23] 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19。

    [24] 《明史》卷69页721，卷70页727～728；《大明会典》卷135页4～9，卷156页1；《归有光全集》页422～424，《正气堂集》卷1页1～9。

    [25] 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41、54。

    [26] 《明史》卷205页2380；陈文石著《海禁政策》页160。

    [27] 《皇明经世文编》卷205页22，卷206页10。

    [28] 《世宗实录》页6325～6326；《明史纪事本末》卷55页589；陈文石著《海禁政策》页137～139。

    [29] 《明史》卷205页2377；《皇明经世文编》卷205页5～10；陈文石著《海禁政策》页142～144。参看《明代名人传·朱纨》。

    [30] 《皇明经世文编》卷204页3，卷205页6；《归有光全集》页97～99；《明史纪事本末》卷55页591；《正气堂集》卷7页2，卷9页4。参看《明代名人传·张经》。

    [31] 《明史》卷205页2380、卷322页3692；Kuno， Japanese Expansion 卷1页67。

    [32] 《明史》卷205页2380～2381；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页273～307。

    [33] 《皇明经世文编》卷200页6；陈文石著《海禁政策》页167；《靖海记略》页121；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5～16；《纪效新书》卷首页10。

    [34] 《正气堂集》卷7页2；《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页8、10、16、17、27、31；《倭变事略》页108；陈文石著《海禁政策》贝160、166；Sansom，History卷2页267、270。

    [35] 《倭变事略》页86、99。

    [36] 陈文石著《海禁政策》页167～168；《练兵实纪》页239。倭寇俘获中国火器，见于《归有光全集》页97；《靖海记略》页121。日本步兵战术，见陈文石著《海禁政策》页167。原文摘自《武备志》，所述与其他资料大部相同。

    [37]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页31；《倭变事略》页105。参加战役的各种部队，见黎光明著《主客军考》。

    [38] 《倭变事略》页95。

    [39] 《纪效新书》卷首页10。

    [40] 《纪效新书》卷首页23；《明代名人传》，页221。

    [41] Taxation 页134～135、293；“Military Expenditures”页48～51。

    [42] 《纪效新书》卷4页7；《练兵实纪》卷2页66。

    [43] 《纪效新书》卷3页3～5；《练兵实纪》卷8页128～129；《皇明经世文编》卷348页6。

    [44] 《纪效新书》卷首页28。

    [45] 《皇明经世文编》卷347页7；谢、宁合著《戚继光》页65，据称当时正法者共十四人。

    [46] 《纪效新书》卷3页6、卷4页2；《练兵实纪》杂集卷2页178。

    [47] 《明史》卷212页2466。

    [48] 《纪效新书》卷10页2、31；卷12页1～2。

    [49] 据《纪效新书》卷12页21～23内图解分析。

    [50] 《纪效新书》卷12页23、31。

    [51] 《纪效新书》卷10页1，卷12页1～2。

    [52] 《纪效新书》卷1页6～7；《练兵实纪》卷1页23。

    [53] 《纪效新书》卷6页5，卷12页30。

    [54] 《纪效新书》卷1页8，卷2页5，卷6页5，卷8页7。

    [55] 《纪效新书》卷2页6～7。

    [56] 《正气堂集》卷5页2，卷7页19，卷8页13。

    [57] 《明史》卷212页2465；《国朝献征录》卷106页58；谢、宁合著《戚继光》页53、68。

    [58] 《纪效新书》卷首页17；《练兵实纪》杂集卷4页210；《皇明经世文编》卷346页4、8、13。

    [59] 《练兵实纪》杂集卷4页199，卷5页239。

    [60] 《练兵实纪》卷1页23，杂集卷6页275；《皇明经世文编》卷347页21；《穆宗实录》页741。

    [61] 《正气堂集》卷7页2，卷17页23，卷8页13，卷11页2、4。

    [62] 参看《明史》卷212页2462、2465。

    [63] 《纪效新书》卷1页1～3、7。

    [64] 戚继光募兵的饷给，初在南方，以每人年饷银十两为原则，以后在北方边墙守卫为年饷十八两。“犒赏”则以缴纳敌首一级得银三十两，全队均分。见《纪效新书》卷3页1～2，《皇明经世文编》卷346页22，卷347页10。

    [65] 《皇明经世文编》卷349页3。

    [66] 《练兵实纪》卷6页116，杂集卷2页179，杂集卷4页199。

    [67] 《纪效新书》卷首页27。

    [68] 《纪效新书》卷7页6～7。

    [69] 《明史》卷212页2465；谢、宁合著《戚继光》页60～61、65～66；程著《戚继光》页27～29；任著《戚继光》页66～67。

    [70] 《明史》卷212页2465；谢、宁合著《戚继光》页74。

    [71] 《明史》卷322页3693。日本作家Kuno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明军军事的成功，在制压海寇活动只有局部的影响。有决定的力量的实在是日本国家已再度团结，建立了坚强的中央政府”。译自 Japanese Expansion 卷1页295～296。

    [72] 戚继光著《止止堂集·横槊稿下》页33。

    [73] 欧阳祖经著《谭襄敏公年谱》页21、30、37、57、58，72。

    [74] 《穆宗实录》页545、548；欧阳祖经著《谭襄敏公年谱》页103。

    [75] Hucket， Censorial System 页34～35。

    [76] 《明代名人传》Altan条。

    [77] 《大明会典》卷129页23，卷152页14。

    [78] 《大明会典》卷28页26～28，卷129页3～6。

    [79] 参看《国朝献征录》卷106页59。

    [80] 张居正以私人书牍指挥其亲信，可以从《张居正书牍》看出。笔者的综合论述，见 Taxation 页297～298。

    [81] 《皇明经世文编》卷347页14；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16。

    [82] 《国朝献征录》卷106页60；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24。张居正在书牍中称必须授予戚继光全权以召募兵士，见《张居正书牍》卷1页4。

    [83] 《穆宗实录》页548、742；《国朝献征录》卷106页59；《张居正书牍》卷1页4～5。

    [84] 《穆宗实录》页548、576、583。

    [85] 《明史》卷212页2467。

    [86] 《穆宗实录》页0581、0609。

    [87] 《张居正书牍》卷1页9，卷2页14，卷4页16，卷5页19。

    [88] 《张居正书牍》卷1页19。

    [89] 《张居正书牍》卷4页16、20。

    [90] 《练兵实纪》杂集卷6页258、261；《大明会典》卷193页13。《正气堂集》卷11页9～14所作图版为《武备志》袭用，但其战术以设想的成分为多，未能如戚之操用于实际。

    [91] 关于“佛朗机”，见《练兵实纪》杂集卷5页230，取义于“Farangi”。现今Tower of London仍陈列类似之火铳。戚继光使用佛朗机，见《练兵实纪》卷4页91，亦见《纪效新书》卷15页24～25。

    [92] 《练兵实纪》卷5页105～106，杂集卷6页260～266；《皇明经世文编》卷349页4。

    [93] 《练兵实纪》卷5页103，杂集卷5页221～223。

    [94] 《皇明经世文编》卷349页10。又同书卷349页4称敌兵不至二百五十尺以内不开火，然《练兵实纪》卷5页103则称鸟铳在距敌五百尺开火。

    [95] 《练兵实纪》杂集卷5页226～228、234～235，卷6页244～245；又见《阵纪》页30。并参看《天工开物》卷15。

    [96] 《练兵实纪》卷5页103；《皇明经世文编》卷349页4。

    [97] 《练兵实纪》卷5页99～100，杂集卷6页265。

    [98] 《明代名人传》Altan条及王崇古条。

    [99] 《明史》卷327页3767；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27～128。蒙古部队之分裂可参考《明代名人传》页335。但《神宗实录》页10734称1599年明军三万以战车御敌十万，然未详述经过。

    [100] 欧阳祖经著《谭襄敏公年谱》页128；《张居正书牍》卷4页19～20。

    [101] 《张居正书牍》卷5页9、19。

    [102] 《明史》卷212页2466；《皇明经世文编》卷347页14～16。参看《神宗实录》页220。

    [103] 《皇明经世文编》卷349页12。

    [104] 《明史》卷222页2560；《皇明经世文编》卷349页17～18；欧阳祖经著《谭襄敏公年谱》页113～114、125；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21～122，此书称实造一千零十七座。

    [105] 《明史》卷212页2466；《神宗实录》页2113。

    [106] 《练兵实纪》杂集卷6页251。《神宗实录》，页3537提及南兵有逃亡者。

    [107] 《皇明经世文编》卷349页12；欧阳祖经著《谭襄敏公年谱》页114～116、125。《国朝献征录》卷106页60称“不旬月告成”，显属夸大。《张居正书牍》卷1页4所叙尺寸不同。

    [108] 《皇明经世文编》卷347页19；《止止堂集·横槊稿上》页19、26、33。

    [109] 《明史》卷212页2467。

    [110] 《练兵实纪》杂集卷4页210。

    [111] 《止止堂集·横槊稿上》页18、19。

    [112] 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29；《明代名人传》页223。

    [113]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62页18、卷65页7；《弇州山人续稿》卷38页20、卷51页16。

    [114] 总兵在职务上不能再有进展，但可能再在头衔上升级，诸如太子太保、上柱国，甚至取得伯爵的头衔。 Taxation 页30有所说明。参见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63。

    [115] 《神宗实录》页2474～2475（参考《校勘记》页641）、2672、2763、2869；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48。并参看程著《戚继光》页47～48，《明代名人传》页223。

    [116] 《神宗实录》页2723、3060、3769。

    [117] 《弇州山人续稿》卷38页20。

    [118] 《张公居正传》见王著《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7～8。王世贞之为人，可以自张居正的书牍中窥见。《张居正书牍》卷6页21～23有张致王十五缄。

    [119] 《国朝献征录》卷14页74～75。参见《明代名人传·王世贞》。

    [120] 《国朝献征录》卷106页62；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49。

    [121] 《国朝献征录》卷106页61～62；《明代名人传》页223。

    [122] 《练兵实纪》杂集卷4页205、210。

    [123] 《春明梦馀录》卷6页65，书中未叙及戚名，但称“蓟镇将帅”。

    [124] 《止止堂集·横槊稿下》页20、22、34、38。

    [125] 《张居正书牍》卷4页20。

    [126] 《明史》卷212页2465。

    [127] 《国朝献征录》卷106页62。

    [128] 《纪效新书》卷16；《练兵实纪》杂集卷3页185～194。

    [129] 《四部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八集部别集类存目评论戚继光《止止堂集》，“多及阴骘果报神怪之事”。

    [130] 例如张瀚所著《松窗梦语》、黄所著《篷窗类纪》，都有很多阴骘善恶果报的故事，有时涉及著者家人。戚继光一方面谈及超自然力量，一方面又说：“夫天时不足忌，在尽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禄，所谓人定亦能胜天。”他又在训话时说：“且如道经佛法，说天堂地狱，说轮回报应，人便听信他，天下人走进庙里的便怕他。你们如今把我的号令当道经佛法一般听信，当轮回报应一般惧怕，人人遵守，个个敬服，这便是万人一心了。”以上见《练兵实纪》杂集卷3页191，卷4页212。于此可见其为人复杂，非简单的迷信。

    [131] 《皇明经世文编》卷350页5。

    [132] 《练兵实纪》杂集卷4页196。

    [133] 张懋修题于《张居正书牍》卷5页19之附记。参考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47。

    [134] 《国朝献征录》卷106页62；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49。汪道昆亦与张居正不相得，见《明代名人传》页1427～1430。但汪作墓志铭时退休已久，此中未提及个人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