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改信天主教和离开牛津

    从三一节到米迦勒节那一段长长的休假时期，牛津大学各个学院人都走空了，正和威斯敏斯特的法庭一样。我在汉普郡伯里顿我父亲的住所度过了八、九两个月。说来也真奇怪，一离开马格德林学院，我的读书兴趣很快就恢复了；不过还是那种盲目、稚气的探究外国历史的兴趣。我还没有阅读原本的知识，思考习惯上缺乏条理，写作技巧也不熟练，但我下了决心————要写一本书。

    也许是受了伏尔泰流行很广的新作《路易十四时代》的影响，我将这第一次试作的书定名为《西索斯特里斯时代》(1)，但我的目的只在研究这位亚洲的征服者在世和掌权的大概年代。当时我非常喜欢约翰·马香爵士所著《编年史标准》；这是一本精心结构的书，不过对于它的优缺点，我还不够资格加以评判。根据他的那种注重表面现象、却又很精细的方法，我将我书中的主人公定在与所罗门国王大致相同的时代，即在耶稣纪元前十世纪。因此，除非我采取依撒克·牛顿爵士的年代较近的说法，否则我就必须驳倒一项权威性极大的反对意见。可是我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是不乏创见的。到了稍为成熟的年龄，我就不再任意谈论希腊的、犹太的和埃及的古人古事，这些古人古事也就消失在遥远的云雾之中了。当我住在伯里顿的那两个月中，我勤奋地从事我那幼稚的著作，很少因为同伴们或乡下人的娱乐活动而有所间断。我已经听到群众赞许的悦耳之音了。发现我自己的弱点，是我懂得分寸的第一个征兆。到我回返牛津的时候，我有见识地放弃了《西索斯特里斯时代》。但是未完稿保存在一个抽屉底下达二十年，直到有一次（在一七七二年十一月）彻底清理废纸，方才付之一炬。

    沃尔德格雷夫博士离去之后，我和他的其他学生一起，转从他的后任受业。后任老师在学问上得不到全校的尊敬。他牢牢记住他有一份薪水可领，可就忘记了他有一份责任须要完成。他并不引导学习活动，也不注意学生的行为，结果我就从来没有被他唤去参加过一次哪怕只是仪式般的讲课。在他居于导师地位的八个月中间，除了由我主动往他房里访谒一次之外，尽管师生同住一个学校，彼此却像两个陌生人。

    我由于缺乏人生经验，缺乏旁人忠告，又没有正当工作，不久便沾染了一些不正当的行为，交上了一些人品不端的朋友，深夜不归，花费无度。负债越来越多倒还可以隐瞒，可是时常外出却是瞒不了人的，于是引起了许多流言。就在这个冬天，一次到巴思旅行，一次往巴金汉郡游览，四次上伦敦玩耍，都是花钱很多而且带有危险性的胡闹。这些活动确实毫无意义，也是借不到一点口实的。我对蛰居生活的腻烦心理多次诱使我外出游荡。但我的主要乐趣在于旅行；我太幼稚怕羞，还不能像城市里大胆的牛津学生那样去享受伦敦的玩乐生活。几次外出旅行，我都是从牛津偷跑出来的；旅行完了回返学校，过不了几天我又偷跑出来，仿佛我是住在客栈里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外地客人，从来没有听到一句劝诫的话，从来没有感受到一点管束的力量。然而我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我的开支成倍地增多，我在外面的行为学校里不知道。愚蠢和邪恶的举动应当提醒我的师长们的注意，而我因年齿幼稚，应该比一般人多受一点约束和教诲才是。

    一所教会学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至少应该按照正统的宗教原则培养学生。可是我们这学院却竭力设法将固执和漠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统一起来：在它看来，异教徒或不信教的人是妖怪；可是它对自己的学生，却永远、或常常、或有时忽略了精神教育。按照大学规章，每一个学生，在录取入学之前，必须对英国国教会的三十九条教规签名表示遵守；而对此教规签名的人，多于诵读的人，诵读的人又多于信仰的人。不过，我因未到规定年岁，不必立即履行这个仪式；大学副校长吩咐我，叫我届满十五岁就回去办这手续；同时叫我听从所属学院的关嘱。我的学院忘记了关嘱我，我忘记了回去办手续，而大学副校长也把我忘记了。没有听到一次教义演讲，无论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是讲基督教义还是讲新教教义；没有表示任何学术上的主张；没有一次主教的认可；我只能凭着教义问答的朦胧微光摸索前往教堂和圣餐桌，待到受接纳之后，我也没有再问一句，要经过多远的路程，或者通过什么方式，我才可以有资格接受圣礼。这种几乎难以相信的疏忽，非常容易产生最坏的坏事。

    我从儿童时代起，就喜欢有关宗教的辩论。我那可怜的姨妈往往为了她力求相信的那些宗教仪式而陷于迷惑。牛津的沉闷气氛也没有完全破坏我的这种富有弹性的弹力。由于闲散而形成的那种盲目的活性，促使我毫无戒备地进入了宗教争论的危险的迷宫；就在十六岁上，我糊里糊涂地信从了罗马教会的谬论。

    我的信仰改宗的过程，至少可以说明我个人思想变化的历史。那是米德尔顿博士(2)的著作《自由探索》在神学界敲响警钟以后不久的事。为了替那些远古时代的奇迹辩护，人们写了许多文章，讲了许多刻毒话，其中最愚笨的两名斗士，由牛津大学授予光荣的学术称号。米德尔顿的名字，是不受欢迎的了；可是他的被排斥，极自然地导致我阅读他的著作，也阅读他的敌手的文章。他那大胆的批评，接近了背叛宗教的悬崖，却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影响。文笔的优美和论证的活泼都被我的偏见挡住了。我仍旧尊敬米德尔顿博士所抛弃的那些圣者和神父的人格，或者还是尊敬他们的名字。他也破坏不了隐藏在我心里的信念，就是认为在基督教最初的四五百年内，教会中连续出现了天赋神奇能力的人物。我可是无法抗拒历史证据的重大力量。历史证据表明，就在这个时期，有关天主教会的大部分主要教义，都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已经引用到了。我的推论也不是不合理的，即认为奇迹乃是对真理的测验，又认为教会必然是正统的、纯洁的。许多古代神父十分大胆地加以证实的那些神奇故事，迫使我相信了终身不娶的卓越德性，修道院生活制度，十字架符号、圣油，以至圣像的用处，对圣徒的祈祷、圣徒遗物的供奉，为死者祈祷以初步涤罪，以及基督以自身血肉作牺牲在无形中膨大成为无数化体的巨大玄义。

    怀着这样的思想，我已经改宗过半了，不巧我又跟我们学院里一位年轻的上流人物有了密切往来。这位莫尔斯沃思先生性格随和，他也抱有这样的宗教见解。他有几本天主教的书籍，我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渠道得来的。我读了，我很赞赏，我相信了：有两本波舒哀主教(3)有名著作的英文译本使我完成了信仰的改变，我毫无疑义地被一位高手克服了。(4)以后我找来法文原本更仔细地进行探究，我要直截了当地宣告，波舒哀确实是一位善用各种辩论武器的高手。就目前我的感情状态来说，似乎难以相信我竟曾有信奉化体的日子。可是我的征服者用圣餐礼上的一句话把我镇住了：“那是我的肉。”

    新的信仰一经确定，我就马上决心宣告自己是个天主教徒。青年人是诚挚而急躁的；片刻之间的热狂使我忘记了一切世俗的考虑。

    敏感的新教徒们，喜欢按迫害事例同样搞迫害，对于天主教会增添教友，就有一种吵嚷声音闹腾起来。他们经常大声反对容忍天主教神父和耶稣会友，因为这些人勾引许多国王陛下的子民背弃国教和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在当前这个情况下，一个或几个学生的堕落引导这种吵嚷对准了大学。他们还确信地说，有一些天主教传道师，用各种伪装方法，潜入牛津大学各个学院。可是公道正义所在，我不能不公开声明，就我本人来说，这种言语都是谎话；我在根据书本上所得的认识下定决心之前，从来没有同一个天主教神父、甚至一个普通的天主教徒谈过话。

    在我最后一次去伦敦旅行时，我到修道院花园的拉塞尔街拜访了一位天主教徒书商刘易斯先生，他把我介绍给一位天主教神父。对于这位神父的姓名和级别，我现在记不清了。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之际，他很快就发现不需要再对我做劝说功夫。他在了解了我的改宗动机与此事的利害关系之后，同意接纳我进入教会；就在一七五三年六月八日，我匍伏在他脚下，庄严地、但却是秘密地宣誓断绝异端的错误。

    引诱一个出身名门富家的英国青年，是一桩既有巨大光荣又有巨大危险的行为；但他勇敢地不理会这个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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