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经济来源一直依靠他父亲。父亲要管他，有时管得很严，他也怕父亲。他在早年出现在头脑里的“独立”、“自由”的观念，就是同他们父子关系的实际生活分不开的。

    一七五九年，他在瑞士同苏珊·居尔肖小姐恋爱了，女方父母同意了他们的婚姻。这位小姐品貌既优，才学亦高。可是吉本的父亲认为这样办婚事不合习惯，简单地表示一个不许。吉本没有办法，也简单地表示一个服从。他自我解嘲说：“作为恋爱者，我叹息；作为儿子，我遵命。”这以后，他继续过着独身生活，直到生命的末日。

    他不是独身主义者，特别是在五十岁以后，他苦于孤独和寂寞，曾经明白表示：“我现在的心事，是必须结婚和传代。”然而，在婚姻问题上，当他父亲在世之日，他不敢自己作主；到他父亲死去之后，他还是不敢冒一冒险。

    一七七四年，他进了议会。平日在朋友们的交谈中，他是以吐属高雅吸引了不少人的。可是在议会里，他只投票，不发言，成了“无言议员”。为什么？因为他胆怯。他自己说，“无论从天禀上或教育上，我都没有得到勇往直前地发挥心智和辩才的能力。”

    当了议员，首相诺思勋爵照顾他，派了他一个商务参议的闲差使，每年有八百英镑的官俸。他喜欢交游，现在手头宽裕了，就在伦敦广泛结交上层人物。后来差使停了，议员也不当了，他无力维持在伦敦的开支，于是“退隐”到了洛桑。在洛桑，他除了读书、写书之外，仍然喜欢广招宾客。这里开支小，他的经济能力足以时常请人吃饭、玩乐。有一次在寓所举行了有一百三十人参加的晚宴和舞会，玩了个通宵。可是他自己没有这样一份玩乐的精力。招待事务是托别人办的，他自己过了午夜就溜走睡觉去了。所以批评他的人说他“浮夸”，“强装门面”。

    这一切都是弱者的矛盾，弱者的悲哀。

    五

    在思想上，吉本一贯强调独立和自由。独立、自由是他的最高价值标准。他认为独立和自由是人间第一幸福。他写历史，评价过去时代人类的祸福休咎，就是首先拿独立、自由作为必要的量尺。

    然而，在独立、自由的实践上，他的观点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最突出的事例是他对待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和态度。他同情路易十六和大革命中逃亡国外的贵族，咒骂法国革命群众是“野蛮人”、“吃人者”，把革命后的国民公会称为“群魔殿”。

    他对瑞士民族为争取自由所作的斗争，是竭力歌颂的。但对处于法国革命影响下的瑞士联邦政府，却十分担心它施行平民政治。

    又如对待英国的贩奴贸易，他坚决反对放纵奴隶买卖的政策，但又主张在制止奴隶买卖的措施中严防“天赋人权”和“人类生而平等”一类民权思想在这里发生作用。

    总之他是反对民主主义的。他说，“民主原则的有害结果，就是通过一条布满鲜花的道路导入地狱的深渊。”由此可见他是怎样深恶民主。

    然而，从他的个人生活来说，当他父亲限制他的行动和生活费用时，他是深感痛苦的，一旦从这两方面得到放松，他就大为愉快。他不能从法国的专制政治如何残害人民而想到革命的火山必然爆发的道理，也不能用他自己理解和写述过的罗马暴君如何荼毒生灵、终于导致专制统治崩溃的历史事实来“古为今用”，因此形成他在思想上的重大矛盾。

    这是时代的局限，更重要的还是阶级的局限所致。

    六

    综观吉本的生平，虽然没有错综曲折的经历，也没有什么浪漫的或惊险的遭遇，却也不是一部平淡无奇的历史。从这里有可能产生一篇社会小说的素材。不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本平铺直叙的传记。这传记所写的，主要是两百年前经常关在书房里，凭着一己的努力而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历史家，一般读者读来也许兴趣不大。但若我们有意想从一位学者的苦学过程中寻找他取得成功的途径，想从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的许多侧面记述中摸到历史前进的脉搏，想从山川、人物的简单描绘中探索生活的趣味或哲理，我们是可以从这部自传里得到若干好处的。

    我们更可以细细欣赏一下吉本的文笔。

    两百年来，对于吉本的文笔，不断有人加以赞赏，因此使他在文学史上也占有一个崇高的地位。吉本自己说：“文笔应当是质朴而且平易的。不过文笔是性格的映像；而认真写作的习惯，又可能不费什么经营或设计，就将技巧和学问显示出来了。”《吉本自传》的《回忆录》部分，在作者手里是随手写下的草稿，有时写得很认真，有时也有些轻率和粗糙，但确实显示出了他的技巧和学问，也显示出了他的性格。《书简》部分有一些信札是一挥而就之后未加复阅便寄发的，从这里可以更多地看到作者“性格的映像”。

    吉本的文字，具有十八世纪英国散文一般共有的质朴、平易的特点。又由于他长期从事历史材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养成了致密和谨严的习惯，所以不但他的历史著作写得很致密和谨严，其他文章也有这样的优点。读他的《自传》，我们还觉得致密之中不失活泼，谨严之中仍多温润。

    在吉本的文章里，虽然也常有愤怒的言语和泄气的口吻，但总的调子是亲切、和婉的。古书读得多了，又有良好记性，所以取用材料时，往往掉书袋子；不过并不装腔作势，叫人读来不会觉得太讨厌。

    七

    此书的翻译，所据原本是一九〇七年出版、一九七八年第八次重印的《牛津世界古典文学丛书》本，卷首有约翰·巴格纳尔·伯里所写的《引言》和谢菲尔德于一七九五年为第一版《吉本杂著集》所写的广告。还有一个提纲式的《目录》。卷末附有吉本墓前的碑文。

    上述《引言》、广告、《目录》和碑文，在这个译本中都省略了。原本中，作为正文的脚注，录有吉本用英文和法文所写的许多日记和信札。这些日记和信札，对于《自传》本身有参考作用，但琐细太甚，也不成系统。考虑到全书的可读性，亦将这些脚注予以省略。

    由于考虑到可读性，译者在编纂方式上做了一些小小的加工。原文常常一口气写下一大段，很不醒目；译者按内容加以分段，以便阅读。原文《回忆录》部分不分章节，译者参照卷首由编书人所写的那个提纲式的《目录》，将《回忆录》分成二十一章，并且加上了章目，也是便于阅读的意思。

    另外，在标点符号方面，原文多用分号和冒号，这是十八世纪的习惯。译文对此也按现行标点方法随处作了改变。

    由于考虑到可读性，译者在《回忆录》和《书简》两个部分都省略了一些繁琐的议论、引用或记述，一些无关大旨的人名和地名。有些片段，例如关于家族谱系，关于教会关系，关于与当时某些小名人的结交往来，不加译注不易看懂，加了译注对了解吉本又无甚意义；有的是一时一地的人或事，欲注又无从注起的：这些在译文中也作了省略。

    所以这译本是个节本。

    译者希望通过上述种种改动，能使这个译本在文字上眉目清楚，格调轻快，而不损伤原作的好处。此中倘有糟蹋原作的错误，当然不仅应由译者负责，而且译者是愿意承受一切指责的！

    1987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