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倾谈

bsp;  五十九年甲寅恩科乡试（乾隆登极六十年）。

    六十年乙卯恩科会试。

    六十年乙卯恩科乡试（嘉庆改元）。

    六十一年（嘉庆元年）丙辰恩科会试。

    除了乾隆五十六年以外，这十一年中年年有试事，五十四、六十两年，更是春秋两闱，（事实上，乙卯、丙辰本为正科年份，如加开恩科，仿八旬万寿之例，则五十八、五十九两年，亦应是一年两闱。）漪欤盛哉！

    书籍的流通，亦即是南北的交流，每借公车北上或落第回籍时，完成其功用。到京会试，则琉璃厂访书及隆福市逢九、逢十庙市逛旧书摊，固为必有的节目；但南方如有新出刊本，或送人，或托带，或贩卖，亦常借公车而大量流传于北方。是故说《红楼梦》南北各有一个流传中心，固为事实，但谓北方流传八十回本，南方流传百二十回本，是不太切实际的想法。

    程本印行过程

    根据您的考证，以及上列的贡举年表，我推断程本校订印行的经过是如此：

    一、乾隆五十六年春天，程伟元以八十回抄本及后四十回续稿，托高鹗校订，高会试落第，穷愁潦倒（程伟元所谓“子闲且惫矣！”），欣然应诺，一面校，一面印，至冬至竣工，赶在年关前发行，是为程甲本。

    二、程甲本的销路奇佳，印数亦不少，这可从元春绣像及程伟元序文雕版破损这一点上去推断。至于销路之好是因为《石头记》这部书的名气，已流传了二十几年，多少人向往而不得寓目；一旦公开发行，且为一百二十回，自然争着先睹为快。再者，壬子年恩科会试的举人，至少有一半是在年内北上，人数总在一千以上，购以自阅之外，少不得还要买一两部准备送人，平均以每人一部计，在一个壬子年的新年中，光是这部分可以销一千部。

    三、程伟元当然早就顾到南方的市场，但如在京印书南运，则有诸多窒碍，京中供不应求，并无大量余书，是其一；天寒地冻，水路不便，且亦非漕船“回空”之时，是其二；舟车驳运，费钱费事，是其三。既然如此，何不将原版送到苏州刷印？此即是你所考出的胡天猎藏本的程乙本。

    四、程乙本的销路很坏。考究其原因：①《石头记》一名，在南方的知名度本不如北方，再改了《红楼梦》，更少人知；②不论程甲本，及略为校改过的程乙本，错字都很多，加以北方的口语，南方不熟习，阅读更加吃力，口碑自然不佳；③因为赴京会试的缘故，少了许多新科举人，便少了许多顾客；④知道《石头记》或《红楼梦》并有意购置者，寄望于京版会比苏版来得好，托人在京代购。

    这些原因都是可以改善的，或者由时间来消失的。时间对苏州萃文书屋更有利的是，壬子年有恩科乡试，在江宁、杭州、南昌、福州等地，秋天还能做一笔好买卖。既然京本大获其利，何妨不惜工本，大干一番？而在高鹗，除了优厚的物质报酬（我疑心不用“文粹堂”而用“萃文书屋藏版”的名义，是意味着此书的权益，为双方所共有：利润由程、高拆账，与文粹堂出版其他书籍有别）之外，也还有爱惜羽毛之意，因而就程乙本大加改动：包括程序“红楼梦是此书原名”，改正为“石头记是此书原名”在内。

    高鹗的此一工作，必在壬子年秋冬间完成；其理由已如前述，他要结束这一项杂务，才能专心一志准备举业，再有个确证，见于周春《阅红楼梦随笔》自序：“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苕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即指程丙本而言。周春此序作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所谓“苕估（湖州书商）以新刻本来”，自不必死看作程丙本于甲寅年始问世；但以时间计算，壬子还未有程丙本，则可断言。

    至于高鹗未写“三版序言”，推想是出于程伟元的生意眼，因为二版滞销，存书甚多；如果明明白白说明是三版，并指出添改了两万余字之多，则二版必无人问津，全成废纸；所以不能不打个马虎眼，希望将二版夹带出去。同时，二版“引言”中，程高已大吹特吹，前八十回的错字既已“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内容亦“广集校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后四十回又以秘本自炫，“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葺，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谁知忽然增添了如许文字，改正了如许错误，岂非自明其前言为虚？

    程本的来源

    程伟元所获抄本的来源，我以为前人笔记中，有一条很重要，即是大作第四章第三节开头，您认为“值得特别注意”的《樗散轩丛谈》：“乾隆五十四年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订，坊中人借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今天下皆知有《红楼梦》矣！《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第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乃刊刻时好事者续补，远逊本来，一无足观。”您不能确定作者写此条笔记的时间，其实是很清楚的：称“苏大司寇”则必在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正月至五十九年甲寅十一月，苏凌阿刑部尚书任内；过此则苏凌阿调江督，当称“苏制军”；如在嘉庆二年九月以后，则以苏凌阿入阁，当称“苏相国”。而在“天下皆知有《红楼梦》矣”之前，著一“今”字，亦可知必在程丙本出版以后不久所写。

    其次，亦可确定其所见的“八十回本”即苏凌阿的藏本，因为如在他处“目击”自当注明出处。倘未见过苏凌阿的藏本，则“原书仅止八十回”，后四十回“乃刊刻时好事者续补”，即成武断；也许苏藏即是百二十回本，那又怎么说？

    如上所述，由于时间上的密切衔接，有理由相信程伟元所得的八十回本，本自苏凌阿家；或许苏凌阿重装鼠伤之书，即是交给文粹堂承办，亦是很可能的事。

    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便可进一步再做一个假设，即程序所言确为实情，既得八十回抄本后，于乾隆五十四年春天至五十六年春天，“竭力搜罗”，逐步收全，经高鹗校订后，始付剞劂。看来是程伟元有意想刻一部“全书”出来，而绝无作伪的证据。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后四十回，决非程、高所续。

    后四十回非程、高亦非曹、李后人所续

    后四十回来源不明，续作者是谁？恐怕将成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不过，我不以为会有曹、李两家后人在南方所续的可能。因为在京的旗人，在外省罢官后，必须归旗，以便控制，此项禁例在雍正、乾隆年间更严。于此，我要附带指出，所有研究曹雪芹身世的专家，对八旗制度的了解，似都欠深入，因此忽略了好多传说的可靠性，如张永海世居香山门头村正黄旗，属健锐营右翼，“自称是雪芹晚年的邻居”。这话便相当可靠，照道理说，曹雪芹既属正白旗，不应住在正黄旗营房；殊不知雍正年间，为了打破下五旗旗主与属下的密切关系，曾采用各种分化隔离的手段。最主要的是，八旗都统原为旗主属下的行政官，而特简皇子或亲、郡王充任，则原来的旗主，如为世袭的铁帽子王，即不得以皇子为属下；如为贝勒、贝子，则不得以亲、郡王为属下，无形之中，将旗主支配全旗之权直接移于都统，间接归于君上。这在雍正虽出于私心，而事实上为“军队国家化”的一项重要步骤。

    此种分化隔离的手段之一是，调旗管理营房。是故只要各旗都统处有户籍底案，杂居并非厉禁。而健锐营设置于乾隆十四年，与“雪芹晚年”之话亦合。如果当时访问者，能依旗下制度去追溯曹雪芹的一切，譬如平郡王福彭，亦即曹雪芹的表兄，乾隆初年当过正黄、正白旗都统，对曹家可能有怎样的照应，以及乾隆十三年福彭的去世，对于曹家是否又一次严重的打击？都很值得去探索。

    从回目看脂本

    《红楼梦稿》影印本，至今尚未能细读，因而这一次无法多谈。不过关于脂本的先后，根据回目的分析，我认为甲戌本确早于其他各本，其先后次序是：甲戌本，己卯庚辰本，己酉本残本（原藏五十三回，补抄二十七回，今剩一至四十回。以舒元炜己酉年序，称己酉本），甲辰本，有正本，红楼梦稿。

    兹先谈第三回，各本所作回目是：

    甲戌本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己卯庚辰本　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己酉本　　　托内兄如海酬阃师 接外孙贾母怜孤女

    甲辰本　　　托内兄如海酬训教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有正本　　　同上

    红楼梦稿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甲戌本的回目制得极其空泛，而且“收养”二字亦颇不妥，林黛玉竟似弃儿。己卯庚辰本重制，有“贾雨村夤缘”“林黛玉抛父”，意义是丰富得多了，但“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毕竟只是枝节，无非林如海正好托他送女进京的一个因由，书中亦只一笔带过，根本不值得强调；所以己酉本改为“托内兄如海酬阃师”，事实上虽仍是“贾雨村夤缘复旧职”，但改以林如海为主格，同时道出他与贾政的娘舅关系，以及贾雨村为林黛玉的老师，无疑地最后胜于前。以“阃师”对“孤女”，可信其为原作；但阃师一词出于杜撰，不免费解，故甲辰本改为“训教”，有正本因仍未改。而“训教”二字意思仍觉不够醒豁，且字面上与“孤女”亦对不上，最后终于改为红楼梦稿，亦即程甲本上的“荐西宾”。

    再说六十一回，除甲戌、己酉两本无此回以外，其他各本如此：

    己卯庚辰本　投鼠忌器宝玉情赃 判冤决狱平儿情权

    甲辰本　　　同上

    有正本　　　投鼠忌器宝玉情赃 判冤决狱平儿徇私

    红楼梦稿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显然的，回目中上下两个“情”字，是抄错了的；甲辰本将错就错；有正本改了一半，但改得不好；到红楼梦稿才完全改对。

    己酉本与甲辰本的关系至为密切，但补抄部分所据者为甲戌本，如第七、第八回，甲戌、己酉两本的回目完全相同，而与他本皆异。己酉早于甲辰，证据不一而足；如三十九回回目，己酉本作“村嫽嫽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问底”，甲辰本已改为“村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姥、嫽相通，但须查字典才会知道；小说求通俗，当然要改回姥字。

    又一证在第九回回目：己卯庚辰本作，“惩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甲辰本同程甲本：“训劣子李贵承申饬，嗔顽童茗烟闹书房。”而己酉本作：“惩风流情友入学堂，起嫌疑顽童闹家塾。”足见己酉本直接庚辰本，过录时误将“学堂”“家塾”倒置，至甲辰本始改如程甲本。两相对照，后胜于前，亦殊显然。

    甲戌本的评价

    至于甲戌本早于庚辰本，除了脂批特多，以及那关系重大的十三回之外，“抄阅再评”四字，铁案如山。不过甲戌本决非畸笏在丁亥年整理出来的新定本，而是另外有一位有相当文学修养的人，在丁亥年以后，以甲戌本为底本，搜罗了各本的脂批，试图重新编辑成一个理想的本子。您所说的“唯一的例外是甲戌本第一回的一条行间夹批‘若从头逐个写去，成何文字。《石头记》得力处在此，丁亥春’”，这可能是全稿初步编辑完成，并誊清后，又发现有一条批，暂记于此，以待第二次处理。

    由甲戌本现有的形式，可以推知此君的编辑方针是，每回加“回首总批”“回末总评”，前者提纲，后者总结；涉于琐碎而又必要者，则用双行夹批，取消眉批，以期阅读省力。“彩明”一节，明明可以看出此君的苦心，至于提出来的眉批，可能是暂时堆置的材料，与第一回那条行间夹批一样，都还待考虑处理的方法，是摆在回首、回尾，还是正文之下？

    如上所述，仍然承认您认为甲戌本是个“新定本”的看法；不过此新定本所根据的底本，则为早于其他脂本的甲戌本。我这样说，不知您认为公平否？丁巳新正初四写毕。

    赵冈教授第一封信

    联经编辑将大文影印寄来，所指正各点，考证其详，所称极是，均依尊意一一删改。该文系弟病床上草草写成，不像样子。

    弟原来曾有两个不同的假设，第一，雁隅是一个人；第二，雁隅是指北方某地。因为杨畹耕有姓，而雁隅前不冠以姓，似乎不一致。弟曾按两种假设分头进行，不过有一点，我的意思是认为此人买到过百二十回全套《红楼梦》，但绝不是杨继振这套，杨继振这一套似乎是“杂凑”，并非原是一套。不过无论如何徐嗣曾已经被剔除了。

    赵冈教授第二封信

    拜读大作后，我忽然得到一个重要启示，想要重新检讨过去的一些想法，并要请教先生，看看有无材料支持我的新想法，故冒昧再写一信。

    过去我有一个大偏见，认为《红楼梦》一书是发源于北京，所有的抄本都从北京曹家传出来，后四十回续书人不管是谁，也应是在北京附近。第一次的刊本是在北京发行，从这里推衍下去，我不假思索地假设杨继振是住在北京，是旗人，百二十回抄本也是从北京买到，根本忽略了他是江南人士。我而且进一步假设，任何人得到抄本都一定是在北京书坊买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很大一个偏见，《红楼梦》的流传可能就有两个中心，南京或苏州可能就是南方的中心，与北京的流传过程完全是独立的，事实上，有许多线索，过去因为先入之见，而被忽略了，譬如：

    （一）周汝昌证明曹雪芹曾回南去过一次。

    （二）靖本似乎是始终在江南流传的抄本。

    （三）周春提到之人买到抄本两部，也不一定是在北京。

    （四）在程甲本出版一年多以后，就有九部《红楼梦》运到日本，是由浙江去的，版型是袖珍本，一部只两册（一套两部）。为了试着向这个方向探索一下，我正在设法追查曹李两家乾隆年间（三十年以后）有何人在江南，如李鼎、李鼐之下落。

    另外想请教先生：有无资料证明①杨继振是否是在南方得到了百二十回本？②东观阁南方有无分号？

    最后，以先生之意见，认为南方有曹李两家之后人，续写此小说后四十回，独立以《红楼梦》之名向外流传，可能性究竟如何？换言之，《石头记》八十回本是北方本，《红楼梦》百二十回本是南方本的假设，是否值得推敲？

    此祝

    文祺

    弟赵冈

    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