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

知，家父是个自学努力成功的人。他过去曾经在街上卖糖果，卖米给囚犯，获利颇厚。他也曾贩卖竹笋到漳州，两地距离约十至十五里地。他的肩膀儿上有一个肉瘤，是由于担扁担磨出来的，始终没有完全消失。有一次，有人教他给一个牧师担一担东西，表示不拿他当做外人。那个基督徒对这个年轻人却没有怜悯心，让他挑得很重，那些东西里有盆有锅。那人还说：“小伙子，你很好。你挑得动。这样儿才不愧是条好汉。”直到后来，父亲还记得在那个炎热的下午所挑的那一担东西。这就是他赞成劳动的缘故。

    我记得他和当地的一个税吏打过一次架。那个税吏领有执照，得在每五日一次的集镇上，由他自己斟酌决定收取捐税。有一个卖柴的人，费了三天工夫，砍柴，劈成棍状，烘熏成炭，由山中运到集上卖。每一捆卖两百铜钱，而税吏每捆炭要他纳一百二十铜钱的税。家父赶巧在旁经过。看见税吏欺负穷人，上前干涉，于是恶语相侵。人群围起来。最后，税吏表示尊重家父的长者地位，答应减低捐税——减低多少，已经记不清。但是父亲回家告诉我们这件事时，税吏的邪恶不义，还让父亲怒火中烧。

    家母出嫁得晚。她为人老实直率。她能看闽南语拼音的《圣经》。不管什么农夫，她都会请到家喝杯茶，在热天请人到家乘乘凉。她虽然是牧师的太太，但从不端架子。我记得母亲是有八个孩子的儿媳妇，到晚上总是累得筋疲力竭，两只脚迈门槛都觉得费劲。但是她给我们慈爱，天高地厚般的慈爱，可是子女对她也是同样感德报恩。我十岁，也许是十二岁时，我的几个姐姐就能够做家中沉重的事情，母亲才得安闲度日。二姐和我总是向妈妈说些荒唐故事，以逗妈妈为乐。等妈妈发觉我们逗弄她，好像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就喊道：“根本没有这种事。你们说来逗我乐的。”母亲一向牙齿不好，每逢在大家面前笑时，总是习惯用手捂着嘴。

    我们兄弟六人，姐妹二人，我是倒数第二。在家，男孩子规定是应当扫地，由井上往缸里挑水，还要浇菜园子。把水桶系下井去，到了底下时，让桶慢慢倾斜，这种技巧我们很快就学会了。水井口上有边缘，虽然一整桶水够沉的，但是我很快就发觉打水蛮有趣，只是厨房里用的那个水缸，能装十二桶水，我不久就把倒水推给二姐做。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肥皂是什么东西。等我十岁左右，母亲用一种豆饼洗手时，有一种黏液。后来，我们用肥皂，是由商务印书馆买来的。母亲总是在太阳里把肥皂晒硬，好能用得久些。

    在夏天，哥哥们回家来了，我们每逢上课前先打铃。父亲就是老师。他教我们念诗，念经书，古文，还有普通的对对子。父亲轻松容易地把经典的意思讲解出来，我们大家都很佩服他。快到十一岁时，我记得二姐常凝视着墙上的影子，用很惋惜、很不愿意的语气说：“现在我得去洗衣裳了。”在下午，天晚一点的时候，她又看一看墙上的影子，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我该把晒的衣裳收回来了。”

    在晚上，我们大家轮流读《圣经》，转过身去，跪在凳子上，各自祷告。有时候，我弟弟会睡着，大姐就会骂他“魔鬼撒旦”，或“魔鬼撒旦的儿子”。我们兄弟姐妹是不许吵架的，实际上我们也没吵过架。理由是：每个人都要“友好和善”。后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我不得不劝我弟弟不要对每个人都那样微笑表示友好。这个理想主义者的色彩现在还依然植在他心里，由他的来信，就显然可见。他还是相信人人若不遵照耶稣指出的道路走，世界和平便不可获致。也许他对。他是教友会和平主义论者。

    我最早就有想当作家的愿望，八岁时我写了一本“教科书”。一页是课文，接着一页是插图。是我秘密中作的，很细心不使别人看到。等大姐发现时，我好难为情，不久之后，所有兄弟姐妹都能背了。文句是：

    人自高终必败

    持战甲靠弓矢

    而不知他人强

    他人力千百倍

    以所用的词汇论，写的算不坏。写这篇文字时，是与新教堂正在建筑中的那些日子的情形，联想在一起的。

    另一页是写一个蜜蜂采蜜而招到焚身之祸。有一张画儿，上面画着一个可以携带的小泥火炉。课文今已忘记。也是同样道德教训的意味。

    我也以发明中国药粉治疗外伤为戏，名之为“好四散”。当时童年的幻想使我对这种药粉的功效真是信而不疑。几位姐姐因此常跟我开玩笑。

    我曾写过一副对子，讽刺老师给我作文的评语。老师给我的评语是“如巨蟒行小径”，此所以言我行文之拙笨。我回敬的是“似小蚓过荒原”。现在我想到这副对联，还颇得意。

    我还想起来，我十几岁时的头脑，常常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在很早的时候，我就问上帝是否是无所不在，若是的话，那一定是“头上三尺有神明”。还有，为什么我们每逢吃饭前先要感谢上帝。我很早就推出了结论，那就是，虽然我们吃的米不见得是上帝赐予的，我们总是要谢谢那位原始的赐予者，就犹如在历史有一段太平的岁月时，老百姓要感谢皇帝一样。

    二姐比我大四岁，是我的顾问，也是我的伴侣。但是我们一块儿玩儿起来，还是和她玩得很快乐，并不觉得她比我大。

    我们俩的确是一块儿长大，她教我，劝我，因为我是个可爱的孩子，又爱淘气。后来她告诉我，我既顽皮，又爱发脾气。我一听见要挨一顿棍子时，脸就变得惨白，父亲一见，手一松，棍子就掉在地上了。他的确是很爱我。他在十点左右吃点心时，往往是猪肝细面，他常留下半碗，把我叫进去吃。我从来没吃过味道那么美的猪肝面。

    有一次，家里关上门，不许我回家，我往家里扔石头。母亲不知道把我怎么办。我再三纠缠母亲。我忽然想出一个妙计。我知道二姐必须洗衣裳，我就躺在泥里说：“现在你得给我洗衣裳了吧。”

    二姐的眼睛特别有神，牙又整齐又洁白。她的同学都把她看做学校中的美女，不过这个我不想说什么。她的功课很好，应当上大学。但是我父亲要供给几个儿子。供给儿子上大学，可以；供给女儿，不行。福州的女子大学一学期学费要七八十块钱。我父亲实在办不到。我深知二姐很想受高等教育。她已经在鼓浪屿上完了中学；那时是二十二岁，正是女孩子有人提亲的时候。但是她不管。在夜静更深时，我母亲就找个机会和她说亲事。她总是把灯吹灭，拒绝谈论此事。

    最后，她看到别无良策，只好应允婚事。那年，我就要到上海去读圣约翰大学。她也要嫁到西溪去，也是往漳州去的方向。所以我们路上停下去参加她的婚礼。在婚礼前一天的早晨，她从身上掏出四毛钱对我说：“和乐，你要去上大学了。不要糟蹋了这个好机会。要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做个有名气的人。这是姐姐对你的愿望。”我上大学，一部分是我父亲的热望。我又因深知二姐的愿望，我深深感到她那几句话简单而充满了力量。整个这件事使我心神不安，觉得我好像犯了罪。她那几句话在我心里有极重的压力，好像重重地烙在我的心上，所以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是在替她上大学。第二年我回到故乡时，二姐却因横痃性瘟疫亡故，已经有八个月的身孕。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永远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