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1] 一 信札残稿

    郁斯贝克寄×××

    一个有才智的人，一般地说是很难与人相处的。他选择的人是很少的，他乐意称大多数人为恶劣的伙伴，和他们在一起，他感觉无聊。要他一点嫌恶之感都不流露，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招致了很多的敌人！

    如果他愿意，他有把握得人欢心，可是他常常疏忽这一点。

    他是倾向于批评的，因为他见到的事物比别人多，感觉比别人深刻。

    他几乎总是倾家荡产，因为他的才智使他有更多倾家荡产的方法。

    他图谋往往失败，因为他太冒险。他的眼光永久看得很远，使他见到过于辽远的事物。更不必说，在一个计划产生时，从事物本身发生的困难给他的刺激并不大，倒是他自己从自己的本钱里掏出来的挽救办法，更引起他注意。

    他疏忽细节，而几乎所有大事的成功都取决于这些细节。

    平庸的人与此相反，他设法利用一切，因为他明白感觉到，他没有任何东西敢于在疏忽中丧失。

    一般人赞许的往往是平庸人。对于平庸人，人们很乐于济助；对于有才智的人，人们以有所剥夺为快。后者成为忌妒的对象，人们对他毫不原谅；可是为了前者的利益，人们不惜一切给予支援，他受人们虚荣心的拥护。

    但是，如果一个才智之士，有这许多吃亏的地方，那么对于学者们的艰苦处境，我们又将说什么呢？

    我想到这里，永远忘不掉一个学者写给他朋友的一封信。原信如下：

    先生：

    我是这样一个人：夜夜用三十尺长的望远镜窥测在我们头上滚动的大物体；需要休息的时候，我拿起我小小的显微镜，观察蛆虫或蛀虫。

    我一点也不富有，我只住一个房间。房间里连火都不敢生，因为我在那里装着一支温度计，不自然的热度会使它上升。去冬我几乎冻死，虽然我的温度计降到最低的度数，警告我，说我的手快要冻僵了，我仍然不理会。我获得这样的安慰：去年一整年，天气最微细难察的变化，我都有了详确认识。

    我极少和人交谈，而且在我看见的一切人中，我一个也不熟。可是，有一个人在斯德哥尔摩，另一个人在莱比锡，另一个在伦敦，我和他们都从来没有见过面，并且想必以后也永不会见面，可是和他们保持如此准确的通信关系，以致每班信差一定带走我给他们的信。

    可是，尽管我在里巷之间没有一个熟人，我的名誉却这样坏，到最后，我将不得不迁离此地。五年前，因为我解剖了一只狗，被某邻妇痛骂，那妇人自称为狗的主人。屠夫的老婆碰巧在旁边，她也来凑热闹。正当邻妇对我破口大骂的时候，这妇人拿起石头来掷我，同时也掷在医生身上……医生正和我在一起，他前后脑骨上狠狠地中了一下，他的理智之宫受了很大的震动。

    从那时起，只要街头巷尾走失了一条狗，人们立刻判定它落在我手中了。有一个善良的女市民丢失了一只小狗，据她说她爱这小狗甚于她的儿女，那天她来到我房中，昏迷不省人事。后来因为没有找到狗，她向法官控诉了我。我想我将永不能从这些妇女狡黠的纠缠中解救出来，她们用尖声吠叫的嗓音，给十年以来死亡的一切狗不断地唱着挽歌，闹得我头昏脑涨。

    谨启。

    所有的学者在往昔均以魔术而被控诉，我丝毫不以为奇。那时每个学者都这样想：“我已将自然的才能推广到尽可能远的地方，然而某学者却比我优越，其中想必有某种魔道。”

    现在这类控诉既已无人置信，人们又采用了别的手段，于是一个学者很难避免反对宗教或提倡异端邪说的谴责。他徒然获得人民的原谅，因为创痕已经造成，永远不能很好地封口。在他，这将永远是一块有病的地方。三十年后，一个敌手将对他很谦虚地说：“上帝会不高兴，如果我说别人控诉你的事由是真实的！可是你当时也不得不替自己辩护。”人就是这样，把他的辩护倒过枪口来反对自己。

    如果他写了一部历史，而他的思想中有高尚的成分，他的感情上有正直的成分，人们就千方百计来迫害他。根据一件发生于千年以前的事实，人们煽动法官来和他作对，如果他的笔不肯出卖，人们就想俘虏他。

    他比那些卑怯的人却要幸运得多：那些人为了一笔菲薄的年俸，放弃自己的信念；他们将所有的欺诈手段零碎出卖，获得的代价不仅是些微的金钱；他们推翻帝国的宪章，减弱这一国的权利，增益那一国的权利，对君主有所贡献，对人民肆行剥夺，使古老的权利复活，恭维当时受一般信赖的欲望，向坐在龙床上的恶癖陋习献媚；他们强加于后代的影响尤其卑劣，因为后代没有很多办法来摧毁他们的见证。

    然而，对于一位作家，受尽了这些侮辱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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