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科马耶街是穿越一座座花园而开辟的一条新街。它通向巴克街，就在接近巴克街的好长一段距离，那些花园隐藏在一些具有保护作用的高房子的门面后头。这些高房子可通车辆的大门偶然敞开着，路人惊异的目光便可好奇地投向不可企及、神秘莫测的深宅大院，投向私人邸宅花园。那些花园后面还有其他花园：部长们和外交使团官邸花园、佛图尼奥花园。它们都受到小心翼翼的保护，但有时站在附近最现代化的住宅窗口，可以享受昂贵的特权，俯视这些花园。

    客厅的两个窗户、图书室的窗户，还有母亲的卧室和我的卧室的窗户，都朝向这类令人赞叹的花园中的一个。那座花园与我们仅一街之隔，而那条街只有一边盖有房屋，另一边即房屋对面，仅有一道矮墙，只能挡住最低几层楼的视线。我们住在五层楼。

    母亲和我通常待在她的卧室里，我们常在里面饮早茶。我说的已是第二年，里夏尔先生搬回巴黎市中心去住了，我现在只是他的“半寄宿生”，就是说每天回家吃晚饭和睡觉，早上在玛丽开始给母亲梳头时又赶去。因此，那持续半个钟头的梳头，我只有放假的日子才看得见了。母亲披条白色披肩，坐在窗前明亮之处，而玛丽在她对面支面镜子，支得母亲刚好可照得见。那是一面椭圆形的高脚镜子，铰合在可随意升降的三脚金属杆子上，金属杆子中部有一个小小的圆盘，用来放梳子、刷子之类。母亲手里拿张头天晚上的《时报》，交替地看两三行，又往镜子里看几眼。她看见自己头的上部和玛丽拿着梳子或刷子来势汹汹的手。玛丽干什么都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哎哟！玛丽，你梳得我好疼！”母亲呻吟道。

    我躺在两张大扶手椅的一张里看书。那两张扶手椅一左一右，把壁炉旁边塞得满满的（那是一种很大的扶手椅，包石榴红天鹅绒，在鼓鼓囊囊的坐垫下，椅子的框架甚至连形状都看不出来了）。我抬起眼睛端详一会儿母亲美丽的侧影。她的轮廓天生端庄而甜润，只是线条偶尔稍显生硬，那是因为披肩过白衬托的效果，也是因为玛丽将她的头发往后梳时她自己往前挣拽所致。

    “玛丽，你不是在刷，而是在敲打！”

    玛丽停顿片刻，然后又更厉害地敲击起来。报纸从母亲的膝头滑落了，她只好逆来顺受啦，两手相互握住，手指刚好对应交叉，这是她的习惯动作，只是两个食指相互顶住，弓起来对着前方。

    “太太最好自己做头发，那样就不会怨三怨四了。”

    可是，母亲的发型做起来要有点技巧，没有玛丽的帮助是难得做好的。整个头发从当中分开，发辫从下面盘绕上来，结成一个扁平的发髻；两鬓那两绺光润的头发，用发卡别得恰到好处地隆起。那时到处都做这种发型，那是注重式样的丑陋时代。

    玛丽并不能真正直言不讳，妈妈绝不会容忍的。她只说些俏皮话；几句话带着啸声脱口而出，是被压抑的怒气憋出来的。在她面前，妈妈有点气得发抖，如果她在往餐桌上端菜，就等她出去了才说：

    “我对德茜蕾一遍又一遍算是白说了（这句话是对姑妈克莱尔说的），她这蛋黄酱醋还是放得太多。”

    德茜蕾接替了玛丽过去最喜欢的人德尔菲娜，但不管厨娘是谁，玛丽总是站在她一边的。第二天我与她一起外出，便以最卑劣的告密者的口气对她说：

    “你知道，玛丽，德茜蕾如果听不进妈妈对她说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留用她（这样说也是想显得我自己了不起）。昨天她的蛋黄酱……”

    “还是醋放得太多，我知道。”玛丽一脸报复的神气打断我。她抿住嘴唇，忍住笑，过了一会儿，等气氛相当紧张时，又迸出一句：

    “得了吧，你们都嘴刁！”

    玛丽并非对一切美感都无动于衷，但是对她和对许多瑞士人而言一样，美感是与高度感混为一谈的，正如她的音乐感仅限于感恩歌一样。然而有一天，我在弹钢琴时，她突然进到客厅里。我当时弹奏的是一首浪漫曲，没有歌词，表现力相当平淡。

    “瞧，这至少算得上音乐。”她忧郁地摇着头说道，“我问你，这是不是比你所有那些三重奏更好听？”

    凡是她听不懂的乐曲，她不分青红皂白统统称为“三重奏”。

    戈克琳小姐的课据认为还不够，我又被托付给一个男老师，而这个男老师，咳！也好不到哪里去。梅里曼先生是普莱耶琴行的调琴师，把钢琴演奏的行当作为职业，虽然毫无天赋，只是勤学苦练，才在音乐戏剧学院捞了个一等奖，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他的琴弹得准确、干脆、冷冰冰，多半属于算术的范畴，而不属于艺术的范畴。他往钢琴前面一坐，人家就觉得是一位管账的坐到了银箱前面。在他的手指下，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混在一起。他在核对曲子。他无疑可以对我进行技巧训练，但对教学毫无兴趣。跟他学习，音乐变成了枯燥无味的东西。他师从的是克拉默(1)、施泰贝·杜塞克(2)，至少是他主张我奉为楷模的那些人。贝多芬在他看来淫荡好色。他每周来两次，挺准时。所谓上课，就是几个单调的练习，而且对手指的训练毫无益处，只是愚不可及的常规练习，几个音阶，几个琶音，还有嘛，让我开始反复练习堂上教的曲子的最后八个节拍，即最矫揉造作的几个节拍。而后，他用铅笔在八音步以外写了一个大V，标明要干的工作，就像伐木把要砍倒的树先标出来。这时挂钟响了，他一边站起来一边说：

    “下一次你学习后面的八个节拍。”

    从来没有任何解释。从来没有任何意思要唤起————且不说我对音乐的兴趣或我的敏感性（怎么谈得上这一点呢？），连唤起我的记忆力或判断力都谈不上。正当成长的年龄，灵巧和理解能力强，我什么样的进步不能取得，如果母亲立即把我托付给那位无与伦比的老师的话？对我而言，这位老师就是稍晚（唉，太晚了！）遇到的德·拉努克斯先生。可是，在要命地磕磕绊绊两年之后，我脱离了梅里曼，却落到了施夫马克手里。

    我承认，那时找一位好老师不像如今这么容易。学校尚不培养老师；整个法国的音乐教育还有待开展。再者，我母亲所交往的阶层，对音乐教育基本上一窍不通。不可否认，母亲为了了解情况和为了我的教育，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她的努力被误导了。施夫马克是她的一位女友热情推荐给她的。

    施夫马克先生头一次来我们家，就向我们介绍了他的方法。这是一个胖老头儿，容易激动，气喘吁吁，脸像炉膛一样通红，说话含含糊糊，带着哨音，唾沫四溅。仿佛他整个人处在压力之下，让里面的气体释放出来。他有着刷子般的头发，蓄着颊髯。头发和颊髯都雪白，像正在脸上融化，不得不时时用手绢去擦。他说：

    “其他老师说什么啦？必须进行练习，练习，喋喋不休。可是我进行练习了吗？让我清静点！我们要通过弹琴学习弹琴，就像说话一样。是吧，太太，你是明白事理的。难道你会同意借口你儿子整天要运用语言，就每天早上让他进行语言练习：啦，啦，啦，格啦，格啦，格啦？（这时，母亲的确被施夫马克带唾沫星子、滔滔不绝的话吓坏了，将椅子明显地往后挪了挪，而施夫马克立即将自己的椅子向前挪了同样的距离。）一个人话多或者话少，都是说他要说的话。弹钢琴吗，十个指头总足以表达自己的感觉了。唔！如果你什么感觉也没有，即使每只手有十个指头，又有何用！”说到这里，施夫马克哈哈大笑，直笑得透不过气来，接着是咳嗽，咳得又有一阵透不过气来，憋得直翻白眼，过一会儿掏出手帕抹一把脸，又用手帕扇风。母亲说要去给他倒杯水来，但他示意不要紧，最后挥动他的两条小胳膊，踢踢他的两条短腿，解释说他愿意同时又笑又咳，响亮地“嗯”一声，转向我说：

    “那么，小家伙，懂了吗？再也不会有练习。瞧呀，太太，瞧这个小滑头多么高兴！他已经在想啦，跟施夫马克老爹一块学不会感到无聊啦。他是对的，这孩子。”

    母亲被这么多滑稽动作弄得眼花缭乱，惊愕不已，但还是挺开心，不过对这种取消强制和努力的方法并不太赞同。她对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竭尽全力，无论做什么都从头至尾专心致志，这时千方百计想插话，却连一句完整的话也插不上。透过那唾沫横飞、滔滔不绝的话，只听见她的声音说：

    “对……只要……不过他并不要求……当然……条件是……”

    施夫马克突然站起来。

    “现在我来弹奏点什么吧。以免你们想：这个钢琴老师只会说。”

    他打开琴盖，敲出几个和弦，就开始弹奏斯蒂芬·海勒的一首短小的铜管乐练习曲。他弹得昏天黑地，震耳欲聋，倒也欢快活泼。他那双小手短短的，红红的，手指几乎没有动，仿佛是用双手在搓揉钢琴。他的弹奏，丝毫不能唤起我对曾经听到的或可能听到的任何音乐的联想。所谓技巧，对他来说根本谈不上。我想他仅仅是用一个音阶颠来倒去地弹，而且他所弹奏的曲子，听起来并不完全是人家写的那首曲子，而是某首相似的曲子，充满激情、趣味和诡异。

    他从我的生活中取消了练习，我并不特别感到高兴。我已经喜欢学习了，换老师就是为了有更大进步。我怀疑师从这个怪人是否……他抱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原则，例如这么一条：手指在琴键上永远不要待住不动。他虚拟这手指继续支配着音符，就像小提琴演奏者的手指，或者像直接放在颤动的琴弦上的琴弓一样，因此幻想增大或减弱这个音符的声音，根据手指在琴键上是往前深入，抑或相反往自己身前移动，而随心所欲地弹出一种声音。正因为这样，他的手是那样奇怪地来回移动，好像在搓揉整首曲子似的。

    他的课突然在一个可怕的场面中结束了。那场面是这样发生的：我说过施夫马克肥胖。母亲担心客厅里那些小椅子太过单薄，承受不了这样一个大胖子的重量，便去前厅里找来一张结实的椅子。那张椅子是包单面仿皮漆布的，挺难看，与客厅里的家具极不协调。她将这张椅子放在钢琴旁边，将其他椅子挪开，说道：“这样他就会明白他该坐在哪儿。”头一堂课平安无事，椅子挺牢固，经受住了那庞大的躯体的压迫和乱动。可是第二堂课，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仿皮漆布大概在头一堂课被他蹭软了，开始粘在他的裤子上，而我们，唉！只是在课快结束，他想站起来时才发觉。白费劲！他粘在椅子上，椅子粘在他身上啦。他那条薄薄的裤子（其时正是夏天）如果再旧一点，裤裆就留在椅子上了，那肯定无疑。经过几秒钟的焦急不安……接着，嗬！他再一用力，是仿皮漆布让了步，它像是为了和解，慢慢地，慢慢地脱离了整个漆布。我按住椅子，懊丧不已，根本不敢笑；他呢，往前一扯，说道：

    “天哪！天哪！这究竟搞的什么鬼名堂？”一边竭力扭头从自己肩头上看漆布怎样被扯下来，他的脸因此更涨得通红。

    幸好什么都没有扯裂，没有扯出口子，仿皮漆布完完整整的一块让他粘走了，只将他那肥臀的印痕留在了椅子上。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他直到下堂课才发火。这天不知他怎么回事，上完课，我送他到前厅里，他突然大发雷霆，破口大骂起来，说我玩的把戏他看得一清二楚，我是一个“伪君子”，他再也不能忍受人家这样捉弄他，再也不会迈进一个把他当成草包的人家的门槛。

    他果然没有再露面。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从报纸上获悉，他在一次划船比赛中淹死了。

    客厅里放着钢琴，所以我很少进去。平时，客厅的门总半掩着，家具受到仔细的保护，罩着带鲜红细格的高级密织白色薄纱。套上罩纱的家具，形状非常分明。所以经过每个礼拜三，即母亲接待客人的日子的一番展示，礼拜四再给它们套上罩纱，真称得上一种乐趣。薄纱有巧妙的窝边，用小小的夹子夹在椅背的套子上。这样套上罩纱的客厅，得体，朴素，夏天百叶窗一关，里面凉丝丝的。我真不知道，我是更喜欢这罩上的客厅，还是更喜欢那把沉郁、不协调的华丽展示于人们眼前的客厅。有不同式样的带软垫的椅子，一些包蓝色锦缎、烫老式金边的扶手椅；窗帘也烫有这样的金边。这些椅子都靠墙摆着，或者摆成两排，从客厅中央开始，一直摆到壁炉的两边。有两张扶手椅比其他扶手椅气派得多，其豪华令我眼花缭乱。我知道它们包的是“热那亚绒布”，但难以想象何种复杂的织布机能织出这种布。这种布既像天鹅绒，也像镂空花边，又像刺绣品，呈浅栗色。这两张扶手椅的木头是黑色和金色的。我没有得到允许坐这两张扶手椅。壁炉台上摆着几个枝形大烛台和一个镀金铜座钟，那座钟是普拉迪埃雕刻的萨福端庄的雕像(3)。还有那盏枝形吊灯和那些壁灯，怎么介绍呢？直到有一天，我才大胆地相信，所有讲究的客厅里的枝形吊灯，并不一定都是水晶吊灯，就像我们家客厅的吊灯一样。这一天，我算是在摆脱思想束缚方面向前迈了一大步。

    壁炉前面挂毯式的隔热屏上绣有几朵犬蔷薇花，下面是一座中国式的桥。那蓝色的屏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竹子做的框架上，装饰着一些坠子，丝绸的流苏左右摇来摆去；那些流苏坠子像屏幕一样也是蓝色的，一对一对用金丝拴在贝壳做的鱼的头部和尾部。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幅挂毯是母亲在新婚期间偷偷绣制的。父亲生日那天，他进书房时，看见墙上挂着这幅挂毯，心里很觉得不是滋味。平常那么温和又那样钟爱我母亲的他，差点儿发火了：

    “不，朱丽叶特！”他大声说道，“我求你啦。这是我的书房，至少这个房间，就让我一个人按照我的方式布置吧。”

    而后他谈到舒适问题，他让母亲相信，这幅挂毯他挺喜欢，但更希望把它挂在客厅里。

    父亲去世后，我们每逢星期日总与克莱尔姑妈和阿尔贝一块吃晚饭，不是我们去他们家，就是他们来我们家。我们并不因为他们到来而掀开客厅家具上的罩纱。饭后我和阿尔贝开始弹钢琴，姑妈和母亲坐到大桌子旁。大桌子上照亮的是一盏油灯，灯罩是当时时兴的那种复杂的灯罩，如今已经见不到那种式样的了。每年同样的时候，我和妈妈都要去土尔隆街一家纸制品店里，挑选一个新灯罩。那家店里有各式各样的可供选择。不透明的纸板上，镂刻有凹凸花纹，凹处五颜六色薄薄的纸漏出缕缕光线。那真迷人。

    客厅桌子上铺着厚厚的天鹅绒桌布，镶着丝毛织的宽边。我想这镶边是住在M街时，安娜和妈妈耐心地织成的。这镶边超过了桌面，垂在桌子四周，所以要站远一点才能欣赏。它呈螺旋形流苏状，上面织有牡丹和饰带，或者至少是可视为这种图案的扭曲的黄颜色东西。这宽边是颇费了一番功夫才镶在天鹅绒上的，就是说给天鹅绒做了一些假突，形成规则的锯齿状，深入镶边，与之搭接、咬合。但是，天鹅绒毫不在意是否与镶边协调，它宁可与扶手椅的热那亚绒布协调，也是浅栗色，而它与镶边的搭接部分是嫩绿色。

    姑妈和母亲玩牌，我和阿尔贝专心弹奏莫扎特、贝多芬和舒曼的三重奏、四重奏和交响曲，狂热地看谱即奏德国和法国出版界向我们提供的一切适合四只手联弹的曲谱。

    我几乎成了阿尔贝的才干的一部分。这话并非言过其实。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一块儿享受音乐带来的乐趣，这是我所体验过的最强烈、最深长的乐趣。

    我们一直不停地弹奏，两位太太则不停地闲聊。她们常常趁我们弹奏得最响亮时提高说话的嗓门，可是当我们弹奏得最轻柔时，她们的嗓门也不降低。她们完全不想静心听一听，这令我们很难过。我们有两次得以在静静的气氛中弹奏，那真令人心醉神迷。妈妈撂下我好几天，那情况我马上就要谈到。阿尔贝够交情，连续两天过来和我一块儿吃晚饭。诸位想必已明白我这表兄对我意味着什么，那么诸位必然会明白，我能单独一个人拥有他，而他仅仅是为我而来，这对我来讲是多么快乐的节日。夜里我们一直弹奏到很晚，我们弹奏得那样美妙悦耳，想必连天使也听得见。

    妈妈去了拉洛克。我们的一个农庄里发生了伤寒流行病。这件事妈妈没能更早获悉。她是去救护病人的，认为这是自己的义务，因为那些人是她的佃农。克莱尔姑妈试图阻止她，说她固然对佃农负有义务，但首先是对儿子负有义务；她去救护起不了多大作用，却要冒很大危险。姑妈其实还可以补充说，那些人对农庄还相当生疏，却又固执又贪婪，对于母亲这种无私的行动，根本不懂得赞赏。阿尔贝和我非常不安，随声附和，因为农庄里已经死了两个人。劝阻、恳求都无济于事。凡是母亲认为属于自己义务范围的事情，不管有多大障碍她都要完成。这种义务之所以一直没有明显地显示出来，是因为母亲使自己的生活里充满了许多意外的挂虑。义务的概念，在母亲身上往往化为许多琐细的责任。

    鉴于我要常常谈到母亲，所以我指望我正在回顾的有关她的情况，足以描绘出她的形象。不过我又担心，让读者看到的这个“至诚至善的人”有许多缺点（我用“至诚至善”这个短语，是取其最具福音书的含义）。她总是努力去做善事，总是努力做得更好，不做到自己满意绝不罢休。谦虚对她来讲根本不够，她不断地努力减少自己的缺点或她发现的别人的缺点，努力纠正自己也纠正别人，努力学习。父亲在世的时候，这一切都服从于、融汇于一种崇高的爱情。她对我的爱也许只稍稍弱一点，可是她过去对父亲彻底顺从，现在则要求我彻底顺从。由此产生了种种冲突，使我确信我完全像父亲。与先辈最深刻的相似要很晚才表现出来。

    暂时嘛，母亲很关心自己的修养和我的教养，对音乐、绘画、诗歌，总而言之对一切高于她的东西充满了敬意，尽最大努力启迪我的，也启迪她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判断能力。如果我们去参观一个画展————《时报》向我们介绍的画展，任何一次我们都没有错过————就一定会带上评介这次画展的报纸，而且当场重读评论家的评价，生怕胡乱欣赏或者不能全部欣赏。至于音乐会，当时的节目有限、单调又小家子气，欣赏错的可能性很小，只需听、赞赏和鼓掌就成了。

    妈妈几乎每个星期日带我去帕德鲁(4)乐团。不久，我们在音乐学院订购了年票，连续两年每两个星期日有一天去那里听音乐会。那些音乐会有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东西虽然我还不到能够理解的年龄（妈妈七九年就开始带我去），但同样培养了我的敏感。我什么都欣赏，几乎不加区别，像这种年龄的孩子不可避免的那样，几乎不加选择，一味如饥似渴地欣赏：C小调交响曲和苏格兰交响曲，由里特（或里斯勒）一个星期日接一个星期日在帕德鲁乐团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组曲。还有菲利普·大卫的《荒漠》，这首曲子我听过好几回，帕德鲁和观众装出对这首可爱的杰作抱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如今人们也许会觉得这首曲子有点过时且缺乏深度。我被这首曲子迷住了，就像被图尔内米纳一处东方景致迷住了一样。在玛丽陪同下头几次去卢森堡公园参观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美的景色：石榴红和橙红的夕阳，映在平静的水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几头大象或骆驼伸长鼻子或脖子在饮水；远处一座清真寺将它的尖塔耸向天空。

    尽管最初的“音乐时刻”某些回忆十分强烈，其中有件事的回忆却使其他回忆黯然失色。那是八三年，鲁宾斯坦来埃拉尔音乐厅举行一系列音乐会，节目单把钢琴演奏列在最前面，这种安排一直保持至今天。我没有去听每场音乐会，因为正如妈妈所说，门票“贵得出奇”。我只听了三场，所留下的回忆是那样鲜明、那样清晰，有时我不免想，这是否就是鲁宾斯坦本人留下的回忆，抑或是我自那之后反复研读过多次的那些曲子留下的回忆。啊，不。我重新听到的、眼前重新浮现的正是他。至于他演奏的某些曲子，例如库伯兰的几首曲子、贝多芬的升C小调奏鸣曲（op. 53）、采勒的E大调回旋曲、舒曼的《先知鸟》等，后来我总是只有通过他才能听。

    他声望很高，像贝多芬，有些人说他是贝多芬的儿子。我没有去核实他的年龄是否使这种假设很可能是真的。他一张脸扁平，颧颊突出，前额宽阔，但一半淹没在浓密的头发里，眉毛乱蓬蓬，目光时而涣散时而威严，下巴显示出倔强，唇厚的嘴总露出莫名其妙的恼怒表情。他不吸引人，而是征服人；神色惊慌显出一副醉态，有人说他常常是这样；他演奏时闭着眼睛，仿佛无视听众的存在，看上去不太像在弹奏一首曲子，而是寻觅、发现或者逐渐创作一首曲子，并非即兴创作，而是在内心强烈的幻象中，在渐进的默启中创作；这种默启令他自己感到惊喜莫名。

    我去听的三场音乐会，第一场是演奏古典音乐，另两场是演奏贝多芬和舒曼的作品。有一场是专门演奏肖邦的作品，我很想去听，可是母亲认为肖邦的音乐“不健康”，拒不带我去。

    翌年，我去音乐会少了，更多的是去剧院，奥德翁剧院、法兰西人剧院，特别是喜歌剧院。当时上演的保留剧目中几乎全部节目我都听了，例如格雷特里、布瓦埃迪欧、埃洛尔德(5)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当时令我心旷神怡，如今我则觉得无聊得要命。唔，我觉得无聊的不是这些富有魅力的大师，而是戏剧音乐，是一般的戏剧。剧院我过去是不是去得太多了？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都程式化，一切都显得过分，一切都枯燥乏味……不留神偶然进了一间演出厅，如果不是旁边有位朋友留住我，我很难等到头一次幕间休息而不（至少得体地）离开。最近是因老鸽舍剧院、科波(6)的艺术和热情，以及他的剧团愉快的情绪，我对舞台的乐趣才稍许有点好感。不过这里暂不发议论，而再来谈我的回忆。

    两年以来，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孩子来与我共度假期。妈妈想方设法给我找来这个伙伴，认为这有双重的好处：一是让一个很不幸运的孩子呼吸到乡间的新鲜空气，这个孩子本来整个夏天都没法离开巴黎；二是让我摆脱钓鱼那种过分静止不动的乐趣。阿尔芒·巴夫莱泰尔的职责就是陪我散步。他是牧师的儿子，这是确定无疑的。头一年他是跟埃德蒙·里夏尔来的，第二年是跟里夏尔老大来的。我已经是里夏尔老大家的寄宿生。这应该是个瘦弱的孩子，容貌清秀，娇弱，几乎称得上漂亮，目光很有神，一副怯生生的样子颇像只松鼠。他天生淘气，感觉自在时便立即有说有笑。但是头一天晚上，在拉洛克那间大客厅里，这可怜的小家伙，尽管受到安娜和母亲亲切的欢迎，仍感到非常陌生而抽抽噎噎哭起来。我也是衷心欢迎他的，所以对他哭哭啼啼的样子，不只是感到意外，而几乎有些反感了。我觉得他辜负了母亲的关怀，几乎认为他冒犯了母亲。我真不明白的，在穷人眼里，富裕人家究竟显示出怎样令人憎恶的面孔。然而，拉洛克那间客厅并没有任何奢华之处。只不过，在这里你觉得自己可以免遭一大堆忧虑————贫困引起的啼饥号寒的忧虑的困扰。阿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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