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母亲头一回离开克罗斯纳街舒适的环境，陪同父亲去于泽斯时那种不习惯的情状，可以想见。于泽斯这座小城似乎被时代的进步遗忘了，它地处一隅而又无所觉察。铁路只通到尼姆，至多通到雷穆林，从那里换乘破汽车，一路颠簸抵达小城。从尼姆出发，距离明显长一些，但路好走得多。公路经圣尼古拉桥越过加东河。这里无异于巴勒斯坦，朱迪亚(1)。一丛丛白色和紫色岩蔷薇，点缀着乱蓬蓬的咖里哥宇群落(2)，飘溢着薰衣草的芳香。群落上空，呼呼刮着干燥的风，把公路刮得干干净净，而使公路两旁的一切覆盖着尘土。我们的车子惊起许多大蚱蜢，它们猛地展开蓝色、红色或灰色的翅膀，蝴蝶般轻盈地飞舞，然后黑压压落在稍远处，混杂于灌木丛和乱石中，难以辨认。

    加东河畔生长有阿福花，而在几乎完全干枯的河床里，则生长着差不多像热带一样的植物……这里暂且抛开那辆破车子吧。有些往事我要趁便抓住谈一谈，否则不知道该放到什么地方去叙述。正如我前面已提到过，对我来讲，确定这些往事发生的时间，比确定它们发生的空间难。例如，安娜是什么时候到于泽斯来找我们的，我就记不清了。大概是母亲希望让她看看于泽斯吧。但下面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从尼古拉桥出发，徒步走到距加东河不远的某个村庄，在那里重登汽车。

    火红的悬崖反射着阳光，在它下面狭窄的地方，植物非常茂密，难以通过。安娜遇到新的植物品种，认出一些她从没见过的处于野生状态————我想说处于自由状态的植物，就惊喜不已。例如那些神气的曼陀罗，即人们所称的耶利哥喇叭花，它们与欧洲夹竹桃相比，显得那样高贵，那样奇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小心翼翼地前进，因为有蛇，不过大部分都是不伤人的，我见到过好几条，都溜走了。父亲到处闲逛，对什么都感兴趣。母亲时间观念强，总是徒劳地催我们回去。当我们终于爬上河岸，往往已经天黑了。我们距村子挺远，只隐约听得见晚祷的钟声。回村子，需要沿着灌木丛中时隐时现，蜿蜒曲折的小径……读到我这本书的人也许会怀疑，所有这些是否我现在加上去的。啊，不，那晚祷钟声现在还震响在我耳畔；那条迷人的小径和玫瑰色的夕阳，还有当我们从加东河床爬上岸时，那在我们身后扩散的暮色，现在还浮现在我眼前。起初，我开心地欣赏着我们自己的巨大影子，渐渐地，一切融进了灰蒙蒙的薄暮之中。父亲和安娜，完全陶醉在眼前的晚景之中，慢吞吞地溜达着，根本不把天色已晚放在心上。记得他们还吟诵诗歌哩。母亲觉得“这不是吟诗的时候”，嚷道：

    “保尔，你等我们到了家再朗诵吧！”

    奶奶家的套间所有房间都是相通的，因此父母要去自己的卧室，不得不穿过餐厅、客厅和另一间更小的支了我的床的客厅。这样转了一圈之后，见到一个小小的洗手间，然后是奶奶的卧室。奶奶的卧室也可以经过叔叔的卧室从另一边进去。叔叔的卧室临楼梯口平台，厨房和餐厅也一样。两间客厅和父母的卧室窗外是一片空地；其他房间的窗户都朝向套间中间的狭小院子，只有叔叔卧室的窗子开在套间另一面，临一条阴暗的巷子，瞥得见巷子尽头市场的一角。他卧室的窗台上，养了一些奇特的植物：在一些神秘的短颈大口瓶里，直挺挺的植物茎周围凝结着盐。叔叔告诉我那是锌盐、铜盐或其他金属盐。他还告诉我，这些不屈不挠生长的植物，按金属的名称分别命名为萨杜恩树和朱庇特(3)树，等等。那时，叔叔还不搞政治经济学。自那时起我就知道，吸引他的尤其是天文学，他对数字的兴趣、他默默地观察的爱好和他对个人的否定态度，还有他的心理状态，也都促使他喜欢天文学。他的心理状态很快使他成为我所认识的人之中，最漠视自己也漠视他人的人。那时（我是想说我幼年时），叔叔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小伙子，长长的黑发有一绺贴在耳朵背后，眼睛有点近视，人有点古怪，沉默寡言，样子吓人。母亲总想方设法让他活跃起来，这令他很生气。母亲愿望良好，但做法不够灵活。叔叔不懂得也不愿意透过别人的行为去理解别人的用心，注定要受到玩弄手腕的人迷惑。父亲似乎把整个家庭所应具有的和蔼礼貌的素质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因此没有办法能缓和家庭其他成员互相顶牛闹别扭的个性。

    我出生时祖父已去世相当长时间。不过母亲见过祖父，因为我是在她结婚六年后才生的。母亲对我谈起祖父，把他描绘成一个严肃、耿直的胡格诺教徒，个子高大，非常健壮，性情执拗，过分认真，宁折不弯，视信奉上帝为崇高。他曾担任过于泽斯法院院长，几乎只关心业余学校学生的良好品行和道德、宗教教育。

    除了我父亲保尔和我叔叔夏尔，唐凯德·纪德还有几个孩子，但都夭折了：一个是一个东西掉在头上被砸死的，另一个是因日光暴晒而死，还有一个是患感冒得不到治疗而一命呜呼。祖父本人似乎是同样的病得不到治疗，即自己不肯治疗而过世的。他倒是很少生病，一旦病倒，就声称他只求助于祈祷，认为医生介入不合时宜，甚至亵渎宗教，所以至死都没同意请医生。

    有些人也许会感到奇怪，人类这些落后甚至古老的行为，会保留得如此长久。不过小城于泽斯亦保留得完好无损，像我爷爷的这类极端行为，无疑不会给它留下任何污点。相反，在这里一切都是相宜的，都可以解释得通，都可以找到理由，受到鼓励，像是天经地义的。再说，我想在整个塞文地区，人们会发现情况都差不多一样，它长期受残酷的宗教纠纷折磨，至今仍未摆脱。那次奇特的遭遇使我相信，必须立刻把它讲出来，尽管这是我十八（？）岁的事了：

    我应堂兄纪尧姆·格朗尼埃的邀请，早上从于泽斯出发，在他身边度过了一天。他在昂杜兹附近当牧师，在让我离开之前，对我进行了训诫，与我一块为我祈祷，为我祝福，至少是祈求上帝降福于我……不过，并非为此我开始讲这个故事————我应该乘火车返回于泽斯吃晚饭。我在火车上阅读《邦斯舅舅》。在巴尔扎克的那么多杰作之中，也许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本书，总而言之是我最经常拿出来重新阅读的。然而这天我发现了这本书，真是惊喜万分，心醉神迷，陶醉其中而忘了一切……

    夜幕降临，终于迫使我停止阅读。我咒骂车厢里没有灯光，过了一会儿才知道，原来火车出了故障，列车工作人员以为车厢里已没有人，将火车停放到了一条停车线上。

    “你难道不知道要换车吗？”他们对我说，“我们可是喊了很长时间，你大概睡着了吧。现在你可以再睡啦，因为这里再也没有火车开出，要等到明天啦！”

    在这黑乎乎的车厢里过夜，实在没有诱人之处，再说我还没吃晚饭哩。车站离村子挺远，冒险比住店对我更有吸引力，况且我身上没有几个子儿。我沿着公路信步走去，看见一座农舍，相当大，看上去也还干净、舒适，便决心趋前敲门。给我开门的是一位农妇。我对她说我迷了路，身上没有钱，但已饿得不行了，或许她心肠好，能给我吃的喝的。我吃喝饱了，就会返回停放不开的火车上，耐心地等到第二天再出发。

    那个给我开门的农妇，赶忙在已摆好餐具的桌子上增添一副餐具。她丈夫不在家。她年迈的公公坐在火炉边角落里————这个房间也是厨房————俯身向火，一言不发。他的沉默像是不欢迎我，令我尴尬。突然我注意到一个书架似的架子上，摆着一本厚厚的《圣经》，明白自己是在新教徒家里，便告诉他们我刚看望过的那位新教徒的姓名。老头立刻直起腰来。他认识我那位牧师堂兄，甚至我祖父他也记忆犹新。他对我谈起我祖父的方式使我明白，无论在我祖父还是这位农民本人身上，最粗糙的外壳，可以包容多么崇高的克己精神和善良的品质。我觉得眼前这个农民与我祖父相像，体格非常健壮，嗓门洪亮而不柔和，目光直勾勾的毫无亲切感。

    这时孩子们收工回来了，一个个儿高高的闺女、三个儿子。与祖父比较起来，他们显得机灵，娇嫩，漂亮，但已经表情严肃，甚至皱起眉头。主妇端了一盆热气腾腾的汤，放在餐桌上，见我还在说话，便做了个不为人注意的手势，让我不再往下说。老头儿开始念餐前祝福经。

    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谈起我祖父，语言形象又准确，遗憾的是我没有记录下来。怎么！我心里想，这哪里是个乡巴佬！与我们诺曼底笨嘴拙舌的种田人比较起来，他的语言多么优雅，多么生动，多么庄重！吃完饭，我表示要走，但主人们不同意。女主人已经起身，安排大儿子与他一个兄弟睡，把他的房间和床铺让给我，换上干干净净的粗布被单；那被单散发着一股诱人的薰衣草味。这个家庭不习惯于晚睡，但习惯于早起。不过，我愿意的话还可以看会儿书再睡。

    “不过，”老头儿说，“请允许我们不打破自己的习惯。这你不会觉得奇怪吧，既然你是唐凯德的孙子。”

    说罢他拿来我见过的那本厚厚的《圣经》，搁在已撤掉碗盘的餐桌上。他儿媳和几个孙子在餐桌旁他身边重新坐下，个个自然地现出虔诚的样子。老头儿翻开那本圣书，庄重地朗诵了福音书中的一章，又朗诵了一首圣诗。然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椅子前跪下，只有老头儿没有跪。只见他站在那里，双目微闭，两手放在已合上的圣书上，念了一段短短的行为和感恩祷词，念得很虔诚、很纯朴，没有祈求什么————我记得他只感谢上帝给我指引了他的家门，语调是那样恳切，致使我的整个心灵都伴随着他的话在祷告。最后他念道：“吾主。”接下来一阵静默，过一会儿他几个孙子才站起来。一切显得那样高尚、那样平静，他印在每个孩子额头上祝福平安的吻，充满了上天的赐福，我不由得也走近他，把额头伸过去。

    我祖父那一代人，对他们的先辈所遭受的迫害，或者至少对某种反抗的传统，记忆犹新。由于人们曾经想压服他们，所以他们内心里还保持着一种非常强硬的态度。他们每个人都听见基督对自己和他们这一小群受苦受难的羔羊说：“你们是大地的盐，然而如果你们失去了咸味，那么靠什么让大地恢复咸味呢？”

    应该承认，于泽斯小教堂的新教祭仪，在我的童年时代，还呈现出一种特别饶有趣味的场面。是的，我还见到与上帝特别亲昵的这一代人的最后代表参加这种祭仪，他们头戴大毡帽，在整个虔诚的仪式期间一直不脱，听到牧师提到上帝的名字时，才把帽子抬一抬，最后听到念“吾主”才脱下来。外人也许觉得这是对宗教不敬而感到气愤，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老胡格诺派教徒举行祭仪时戴着帽子，是为了纪念过去赤日炎炎之下在灌木丛深处秘密举行祭仪。那样的秘密活动是按照他们的信仰事奉上帝，如果被发现，会有砍头的危险。

    后来，这些老古董一个接一个去世了。在他们身后，他们的遗孀还活了一段时间。她们礼拜天才走出家门，目的地是教堂，说穿了，她们是去那里相互见见面。其中有我奶奶、她的女友阿博兹，乃桑太太以及两个老头儿————他们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在祭仪快要开始时，一些几乎与这些女主人一样老的女仆，把这些老太太的脚炉送进来放在她们的凳子前面。老太太们个个双眼半瞎，在进教堂之前相互都认不出来，直到在凳子上坐定了，才知道谁是谁。见了面她们都挺高兴，像合唱似的齐声表达异常热烈的感情，一边相互祝贺，问长问短。可是她们都耳背得厉害，同伴们说些什么话一句也听不清。她们的声音混成一片，一时间完全盖过了可怜的牧师的声音。有些人对此十分生气，只是想起了这些寡妇的丈夫，才原谅了她们；另一些人不那么苛刻，倒觉得挺有趣。孩子们则哈哈大笑；我呢，感到有点尴尬，要求不再坐在祖母身边。这种微不足道的喜剧，每个礼拜天都要重新上演。你绝对想象不出比这更滑稽、更动人的事情。

    我从来说不清祖母有多老。回想起来，打最早见到她的时候起，从她身上就根本看不出，也想象不出她从前是什么样子。似乎她从来就没年轻过，也不可能年轻过。她有着铁打般的身体，不仅比她丈夫活得长，而且在她大儿子即我父亲死后还活着，还活了很长时间。每年复活节假期我和母亲去看她，年复一年她总是老样子，只是耳更背了点，至于那张脸，早已皱巴巴，不可能增添更多的皱纹了。

    亲爱的老太太当然是千方百计招待我们。但正因为这样，我不能肯定我们的到来令她很愉快。不过问题不在这里。从我母亲方面来讲，主要不是给什么人带来愉快，而是履行一种义务、一种礼节。正如每逢新年，她总强迫我给祖母写那封郑重其事的信，弄得我节都过不好。起初我试图逃避，争辩道：

    “你想吧，我的好奶奶收不收到我的信，对她有什么意义呢？”

    “问题不在这里。”母亲说，“你现在生活中没有多少义务，你必须履行这种义务。”

    我于是哭起来。

    “得啦，小宝贝，”母亲又说道，“你要懂道理。想一想吧，这位可怜的老奶奶只有你这一个孩子呀。”

    “可是，你要我给她写什么呢？”我一边哭一边嚷道。

    “写什么都行。对她谈谈你的表姐妹们，谈谈雅迪尼埃家你那些小朋友。”

    “可是，奶奶并不认识他们。”

    “告诉她你在做什么。”

    “你知道，讲这些不会使她开心。”

    “总之，孩子，事情很简单：这封信你不写，就休想出这个房间（即克罗斯纳街家里的学习室）。”

    “可是……”

    “行啦，孩子，我不想再和你费口舌了。”

    母亲说罢，不再吭声。我又犹豫了一段时间，最后开始俯在白纸上绞尽脑汁。

    事实上，似乎任何事情都再也不能引起祖母的兴趣。每次我们在于泽斯小住，母亲大概为了表示亲切，手里拿块绒绣或一本书，坐在她身边。祖母都在费力气地回忆，老半天才终于想起诺曼底我们一位表亲的名字，问道：

    “维德梅兄弟呢，他们怎样了？”

    母亲非常耐心地给她介绍维德梅兄弟的情况，介绍完了又看自己的书。十来分钟过后，祖母又问道：

    “莫里斯·德马勒斯特呢，他一直没结婚？”

    “结啦，妈。还没结婚的是阿尔贝。莫里斯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啦————是三个闺女。”

    “哦！告诉我，朱丽叶特……”

    这个感叹词没有任何问话的意思，仅仅是适于一切情形的一种感叹。祖母通过这种感叹表示惊讶、同意、赞赏，等等。因此，你可以把它当作她对你所说的任何话的反应。这句话说过之后，祖母待在那里，一副沉思的样子，又是摇头，又是点头。只见她像在反复考虑所听到的什么消息，嘴里并没有东西而仿佛在咀嚼，松弛的、皱巴的面颊随着吞咽一鼓一鼓的。一切吞咽完了之后，好一段时间她不再问什么，拿起搁在膝头的毛线活儿。

    祖母织长统袜，这是我所知道的她唯一的操劳。她一天到晚织个不停，像只蜘蛛。但她经常起身去厨房里看罗丝在做什么，而把正织的袜子遗忘在每件家具上。我想谁也没见到她织完过一只袜子。所有抽屉里都放着刚开了个头的袜子，是罗丝每天早上打扫房间时放进去的。至于编织针，祖母耳朵背后总是晃动着一把，插在带飘带的绢网小帽和拢住灰黄色头发的薄头带之间。

    我婶婶安娜，即祖母的新儿媳，完全不像妈妈，对祖母丝毫不抱有亲切和尊敬的宽容态度。凡是她不赞同的事情，凡是我叔叔令她生气的事情，她统统归咎到婆婆身上。记得我和母亲只见她去过于泽斯一次，却立刻发现她把那些袜子搜刮一空。

    “八只，我一共找到八只。”她得意忘形，又高兴又恼火地对母亲说。晚上，她禁不住问祖母，为什么她从来没有织完过一只袜子，一次也没有？

    可怜的老太太起初还是尽量露出微笑，不一会儿不安地转向我母亲问道：

    “朱丽叶特，她想干什么，这个安娜？”

    但母亲采取不介入态度，婶婶更大声说：

    “婆婆，我问你为什么没有一次织完过一只袜子，许多只都仅仅开了个头？”

    老太太有点生气了，紧闭着嘴，随后突然回击道：

    “织完，织完……哼！你说得轻松，安娜！得有时间！”

    祖母时时担心我们没吃饱。她自己几乎什么都不吃。母亲很难让她相信，每顿饭四个菜就够我们吃的了。祖母通常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常常躲开母亲，神秘地与罗丝商谈。母亲等祖母一离开厨房，就立即跑进去，趁罗丝还没去菜市场，和她一块修改菜单，取消四分之三的菜。

    “喂，罗丝！那盘松鸡呢？”午餐时祖母大声问道。

    “妈，咱们今天中饭有排骨，松鸡嘛，我叫罗丝留了明天吃。”

    可怜的老太太一副绝望的神色。

    “排骨，排骨！”祖母嘟囔着，一边强露笑容，“这些小羊排，一口能吃六块……”

    为了表示抗议，她终于站起来，去餐厅里端找来一个神秘的罐头。那是她专为我们的到来预备的，避免菜不够吃而扫兴。通常是一罐配茭白的猪肉丸子，用鲜美的油脂腌渍。我们管它叫“猪油浸肉丸”。母亲自然拒绝。

    “啊！孩子肯定爱吃。”

    “妈，我向你保证，这类东西他吃够啦。”

    “可是，你总不至于让他饿死吧。”

    （在祖母看来，任何孩子不撑死就会饿死。后来，有人问她觉得她的孙子们即我的堂兄弟们怎么样，她总是嘴一撇说：“太瘦啦！”）

    有一个好办法可逃避我母亲的检查，就是去贝夏尔饭店订一份橄榄牛里脊，或去法布雷加糕点店订一份“风中舞”肉丸子、一份絮状奶油烙鳕鱼片，或者一份传统的猪油酥皮包。即使这样母亲也不放弃斗争，往往以卫生原则为借口，反对祖母的爱好，尤其当祖母切“风中舞”把最里面的一块留给自己时。

    “可是，妈，你挑的恰恰是最肥的那块！”

    “哎！”祖母对卫生原则嗤之以鼻，“是里面那块皮。”

    “还是让我来服侍你吧。”

    可怜的老太太顺从地垂下眼睛，只见她最喜欢的那一块从她盘子里给夹走了。

    法布雷加店也送来一些值得称赞但花色不多的甜食。说实话，做来做去总是苏丹色拉之类，我们谁也不特别爱吃。苏丹色拉形状像座金字塔，有时为了美观，上面用什么白色的东西做个小天使，那是不能吃的。金字塔由拌奶油的小片白菜做成，白菜上缘有一层很有韧性的焦糖，将一片片白菜粘在一起，所以匙子只能将金字塔挖开，而不能把一片片白菜分开。整个金字塔外面裹一层雾状焦糖，虽然好看，但不怎么馋人，而且把一切弄得黏糊糊的。

    祖母着意让我们感觉到，她只是没有更好的办法，才给我们订一份苏丹色拉。

    她撇一撇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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