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九章 天变（六）

士只是学职，相当于书院的教习，与官员品级没联系！”萧资笑了笑，低声答，一点儿都不觉得李书文问得唐突。当年，很多江南的饱学之士在接到华夏科学院的聘书后，问得几乎是同样的话。只不过有人问得婉转，有人问得直接罢了。萧资知道，读书多可使人明理，但未必能让人骨头硬。真正能与大都督府生死与共的不是这些读书人，而是陈吊眼、王老实这样大字不识几个的草莽英雄。

    当年李璮叛乱，大都城在叛乱之所济南的千里之外，驻扎有十万重兵，依然不免一日三惊。很多富户豪门甚至悄悄将财产转移到城外，以防战火烧到身边后遭受池鱼之殃。而福州百姓却仿佛根本不知道忽必烈领倾国之兵南下般，或者说根本没将南下的大军放在眼里，该做工的做工，该经商的经商。郭守敬甚至亲眼看见一伙穿着精布短衫的中年人，扛着竹竿，拎着草篓，悠哉游哉地去江边钓鱼。

    “但不知在大都督府，不，大宋，院士一职位是几品几级，俸禄多少？”李书文没当过官，不像其他人那么爱惜颜面，此刻见萧资答得爽快，索性直接问起了“钱途”。

    “这还是大宋么？”在驿站暂且安歇的日子里，郭守敬与其他几个被方馗劫持来的北方英杰私下数度交流，谁都无法得出肯定的结论。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梦中，只是这个梦，如酒一般醇烈。

    这正是很多人最关心的。被方馗无礼劫持后，大元朝从此再没众人立足之所。如果到了大宋却没得到应有的待遇，对大伙而言就太不公平了。况且忽必烈南下在即，大都督府还不知道能在蒙元铁骑下支撑到几时。眼下的美宅虽然令人动心，却不是所有人能买得起，即便买得起，将来也未必保得住。

    没等众人再次发问，萧资清了清嗓子，继续解释道：“如果非要与官员做比较的话，萧某只能说，诸位的薪水是每月五枚金币，比大宋四品官俸稍高一些，介于侍郎与尚书之间！”

    “所谓华夏，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不属于任何一家一姓。他属于世代生活在这里，建设了这片土地的每个人。无论汉人、蒙古、女真、党项、契丹，只要愿意与其他民族平等相待，即拥有这个国家。”祥兴五年四月，华夏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如是说。

    在最初的震惊于兴奋平息下来后，郭守敬开始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把他“劫持”来的方老当家很仗义，在旅途中，即答应推荐郭家的长子去流求岛上的航海学院读书，解决了郭守敬的后顾之忧。但文天祥却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求贤若可，非但没有大张旗鼓地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甚至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

    年青官员听出了郭守敬话中的不满味道，却也不生气，笑了笑，低声回答：“丞相大人这几天不在福州，所以不能亲自前来迎接诸位先生。诸位先生有何要求，尽管通知在下。萧某可以尽力为先生们奔走！”

    “没，没什么，很好，非常好！”郭守敬楞了一下，尴尬地说道。心中好生后悔帮了忽必烈的大忙，如果前些日子不那么立功心切，也许眼下的花园别墅还能多住几天。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郭某方才是奇怪为何科学院以华夏为名，一时走神而已。”

    这是真正的大国之风，不体现在举世无双的宫殿上，也不体现在皇家贵族如何一掷千金的豪奢上，而是体现在国民的一言一行之间。大都城也很繁华，但郭守敬清楚记得自己坐轿出行时，百姓们四下闪避，跪拜，唯恐冲撞车驾的慌乱。而于福州城内，方馗的马车疾驰而过，沿途百姓只是让开了主路，就继续做他们的生意，谈他们的买卖，仿佛根本没见到车上的方老将军。

    郭、朱等人谦逊，萧资却不敢在这些人面前摆架子。他的全部学问来自于文天祥的《天书》，而眼前这些名家却凭着各自的感悟，总结出不亚于《天书》所载内容的高深知识。

    福州和大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城市，关于这个话题，郭守敬不止一次听别人说过，但双脚踏入福州，他才知道两个城市的确相去甚远。

    相比于北元的轻慢，大都督府对学者明显重视得多。身为科学院院长的萧资亲自跑前跑后为大伙忙碌，而方馗在“绑架”的同时，还不忘了冒着生命危险接出大伙的家人，运走家中的金银细软。

    “是啊，萧大人可否告知何为华夏？”朱世杰凑上前，虚心求教。在福州，华夏两个字被提及率奇高，上至萧资这样的官员，下至驿站的小卒，提起什么事情，总是我们华夏如何，我华夏怎样，却很少说起大宋二字。仿佛大都督府建立的是一个新的国家，而不是大宋。

    “不知道郭大人对萧某的安排可否满意？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尽可提出来，萧某将倾力满足诸位的需求？”见到郭守敬神不守舍的模样，萧资走上前，低声询问。

    “萧，萧大人，这，你说这是给我们准备的陋室？”对多次开方有所研究的河北隐士李书文结结巴巴地问。几天来，他曾见识过福州官方的衙门、驿馆，知道福建大都督府力行俭朴，公务开销甚小，很多一百多年前的老屋刷了层白灰即成为了官员履行日常公务之所。所以一直认为萧资口中的陋室是座破瓦寒窑，万万没想到最后却是如此奢侈所在。

    在北方，忽必烈也甚有名的礼贤下士。亡金灭宋之后，曾经号称尽收天下贤才。但事实上，忽必烈未曾给学者们任何尊敬，哪怕是其最看重的理学先生，忽必烈父子也“呼秀才而不名”。对于坚信“能骑马弯弓即为豪杰”的蒙古人而言，学者只是霸业的点缀，就像工匠一样，奴隶的一种而已，犯不着记住他们的名字。忽必烈曾有语“朕求贤三十年，惟得窦默、李俊民二人而已。”但得到窦默、李俊民后的忽必烈，反复询问的却是长生和占卜之法。至于郭守敬本人，忽必烈和真金更注重他根据天象来预测大元朝能否千秋万代，而不是天文学的本身。

    与印象中懦弱的大宋不同，翻遍驿站中的报纸，郭守敬也没找到一篇宣扬求和的“理智”声音。相反，从当世大儒到平头百姓，大伙几乎众口一词地宣布：华夏即便战剩最后一个人，也绝不考虑投降。其中，几个投笔从戎的学院青年留下的誓言最为掷地有声。“我生国灭，我死国存”八个字，写尽了一个民族在国难面前的决择。

    李书文心算之术高明，弄清楚了自己的年俸后，大声笑道。

    “早知道这么高的俸禄，咱家自己就跑来了，何必方老当家上门相请！”

    “是啊，既可忘情于山水，往来又无牧牛壮士！”众人轰然以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无心于仕途，与其当官，不如有个舒适的环境做学问。只不过在北元治下，不当官则得不到安身立命之资，自然也无法静下心来做学问。而大都督府把学职与官职分开的做法，正遂了众人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