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人的智慧——广大和谐之道

    正因中国哲学对人性潜能充分了解，从其刚开始的鼓舞作用到最后的精神高峰，皆能深自体悟，所以能够使人善尽其责，在仁爱的意识下————尤其是泛爱众的意识下————根据智慧的引导而完成神圣有使命。换言之，宇宙之至善、纯美挟普遍生命以周行，旁通统贯于各个人，而个人之良心仁性又顺积极精神而创造，流溢扩充于宇宙。因此，他的生命感应能与大化流行协合一致，精神气象能与天地上下同其流，而其尽性成物更能与大道至善相互辉映。要之，他的创造活性源自同情仁爱，因此其人文教化足以产生理性秩序，而其根据理性秩序所产生的义行，更能彰显公义原则。所以，他的精神穆穆雍雍，足以迸发智慧的火花，终将成为一位圣贤，充分实现他生命的神圣性。这是何等壮美的存在！在现有世界中还有比这更伟大的吗？

    要之，在自然的大化流行中，中国哲学认为人应善体广大和谐之道，充分实现自我，所以他（中国哲人）自己必须殚精竭虑地发挥所有潜能，以促使天赋之生命得以充分完成。正因自然与人浩然同流，一体交融，均为创造动力的一部分，所以才能形成协合一致的整体。如果有人不能充分实现自我而有缺憾，也就是自然的缺憾，宇宙生命便也因不够周遍而有裂痕。

    此所以孟子指出人人有贵于己者。我们是完美的，因为我们可以尽性；我们是伟大的，因为我们可以成物。对于一切事物，我们应该友善，对于一切人们我们应该相爱，因为仁人以爱包容一切，犹如智者以知了解一切，这种广大、和谐、普遍放光，正是人人均应追求之道。如此，天与人和谐，人与人感应，人与物均调，处处都以体仁继善、集义生善为枢纽，然后天地之间，才能怡然有序，一切万物也才能盎然滋生。

    我们一旦在心中有这种高贵情操，便可彻底透悟《中庸》的伟大宣示：

    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注二十）

    换句话说，当人们凭借其创造生机臻入完美境界，即可与天地合其德，与神性同其工。如此的人即可称为理想的精神人格，儒家称之为“圣人”，尽性践形，止于至善。道家则称之为“至人”，本性高贵、行动伟大、智慧充溢。墨家则称之为“博大完人”，兼相爱而交相利。

    上面讲的理想精神人格，乃就人的可能性与潜力而言。然而，就现实来看，人真是如此伟大吗？我想西方莎士比亚说过类似的话：“有些人生而伟大，有些人行而伟大，有些人则受感召才伟大。”莎士比亚或许把这些区分当作互不兼容，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宇宙的普遍生命创化不已，挟其善性以贯注于人类，使之渐渍感应，继承不隔，所以说人人生而伟大，只要能率此天命之性，人人充分发展，则不可能没有伟大的成就。

    上面我们已看过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在让我们来看人与人自己的关系。根据中国哲学，人之所以伟大，乃是可以坚忍奋发，实践所有潜能，所以伟大的成就即是价值的实现，这就是人生之根本意义所在。从“自然”来看，我们可知人“能够”如何。然而，从历史来看，我们则知人“应该”如何。人与自然协和一致，意味着共同创进，然而在历史之流中，人类是自己的主人，理应集中所有原创力，确立方向，全力奔进。这不只是拓展新机，更为了在文化活动中激发精神的觉醒。因为生命之善或价值之光都不是自然礼物，必须经由新的良心、新的激发与新的天才，才能积健为雄，完成德业。唯有在文化理想光照之下，一个新的生命气象始可脱颖而出，将原始生命转化为人文生命，也唯有如此不断求新求进，生命的创化才不致偏差有误。要之，正因先天的秉赋与善性混然同体，故后天的德业更应与善性浩然同流。唯有如此，生命格局才能显示出恢宏的气宇。

    当然，或有人说生命的自然本能只是时空交点下一系列的机械行动，只能表现一些粗野的原始情绪，甚至从最坏的可能来看，人类生命若未受文化熏陶，便也可能沦为莎士比亚所说的地步（译注八）：

    人生不过是个人行动的阴影，好比一个可怜的演员，

    在台上时阔步高谈，

    以后却再也听不见；

    它又好比是一个故事，

    由一个傻子慷慨激昂地阐释，

    内容却毫无意义，百无一是。（注二一）

    然而，在艺术世界中，生命却如同芭蕾，是一场舞蹈，举手投足都经过美化，把所有情绪都按照韵律纳入教化，所以终能优雅美妙、气韵生动。在悠扬、高雅的音韵中，促使人类的本能转化成高尚、芳洁的意境。即使是一个暴烈的情绪，血脉俱张，也能借着抒情歌声，总持灵性、吐纳幽情，进而寄托遥深、提高意境。如此凭借酣畅的歌舞化运神思，以情絜情，终能放旷心胸，进入高尚的精神境界。那时的言行已不再粗鲁、鄙俗，而能洁净、提升，臻于精神创造的灿然天地。

    同样，语言除了是彼此沟通的基本方法，在文学上也含有神妙的点化作用，特别是诗，更有高度人文教化的妙用。不论写景或抒情，都可以陶冶波澜雄浑的情蕴，培养气脉幽深的心性，通过神妙之美而提升生命精神。在诗中，我们可以驰情入幻，求得心迹双清之解脱，将人类灵魂带入高度的精神自由。此时，所有的深意玄思、激情狂念、幻梦奇景、悲痛苦难、迷离错乱、优雅心声，乃至于雄奇生机都可以淋漓尽致地宣畅无憾。虽然历经艰难，终能陶镕美感，裁成乐趣。如此透过诗心，一切万象都能充满生香活意，蔚成绮丽美景。

    在绘画中亦然，这种诗境幻美也可透过轮廓、线条、色彩等巧思独运而充分表露，特别在中国国画更可看出气韵生动，钩深致远。这在第七章我将再详述。

    要之，从中国哲学看来，一切艺术文化都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所以在艺术领域之中，人类无须再模仿自然。相反地，他们甚至可以挺身而出，超拔其上，因为他们的生命之流已经贯注了更大的创造力，不受任何下界所局限，故能臻于最高的精神成就。这是我为什么肯定“历史”乃是文化理想的实现历程，乃至于大化流行的优美文字。

    当然，在中国文化里，科学并未得到应有的优势。这理由也不难知道，因为若把科学视为一种知识的形式，那中国人很了解其重要性，但在西方，科学却还有多重意义依附其上。如希腊人视科学为宇宙内在次序的理性说明，如果科学只指此而言，则中国确实有科学。

    但是，即使如此也还有所不同，希腊思想家是将表面的现在视为永恒，面对自然界的流变只从量上来解释，视之为机械过程的分合。我们中国人却不同，“自然”充满了生机，“自然”饱含着价值，在自然界中，任何变化过程必然也蕴含着质的变化，而且在变迁发展中充满盎然生机。因此，自然界与人类生命全体交融互摄，在文化的创造过程中，自然界乃是助力，而不是阻力。

    近代欧洲人则视科学为自然界的系统研究，不论自然是有机的或无机的，均把人分离隔开。因此，近代科学家从根本上就有一种“非人类学”的趋势，自然界被截然二分：初性与“次性”，使得人与自然对峙而立。完整的宇宙被劈成两半，一方面是物质及其初性，另一方面则是心灵及其“次性”。科学虽然力求纯粹、客观，但根据近代心理学与19世纪中叶以来的知识论，人类在基本上仍是主观的。所以在纯客观的领域下，科学虽尽一切力量要分析什么是抽象的、什么可以量化研究，并且要肯定什么是精确的，俾使检证对象化约成一些公式定律，但对人类却绝不可能也如此相待，因为人生是完整的、人性是活跃的。像斯宾诺莎曾想把人的行为与嗜好都化约为体、面与线，便遭到很多强力反对。

    在我看来，自然科学除了轻忽人的地位外，另外也还有以下三项困境：

    （一）科学至少在经验层次的发展中，必须来自可观察的感性材料（sense-data），并且以之作为依据。然而，在大科学家来看，这些却是主观与虚幻的，此中便显然有自相矛盾之处。

    （二）科学宣称要纯粹、客观，要把人完全摒除其外，然而其结果，人在对自然界持久研究之后，反而成为控制自然的胜利者。所以，我们曾经引述康德的话：“悟性并不是由自然界先天导出定律，而是将此种定律指向自然界。”如此一来，客观性便建构在纯主观的基础上，严格地由“超自我”所决定，这是何等令人迷惑的结果！仿佛人与自然在捉迷藏，而最后“人”还是把“自然”捉了个正着。

    （三）科学是一种符号系统的思想，它建筑在“指针的研读”（pointer readings）上（注二二）。然而，它由何而来，向何而去？这类问题对科学家来说，永远是些困窘的问题：

    这个宇宙，若入乎其内，则无法辨认，

    也不知它从何处流来，不论你愿不愿意，它一直潺潺流动，

    若出乎其外，则如风乱吹，

    也不知它向何处吹去，不论你愿不愿意，它仍一直呼呼吹动（注二三）。

    在此，科学的符号系统也被证明只是一窝风而已，徒增困扰。虽然这种系统“独立于所有人类与知识个体之外”，被肯定是“要从人类学的元素中解放出来”（注二四），然而科学家们像马赫（Mach）、皮尔森（Pearson）与爱丁顿（Eddington）最后都将其化约到有秩序的感性，或者“某人心灵”的观念，仍然与其所宣示的纯客观自相抵触（注二五）。相反地，像普朗克（Planck）与其他科学家都确定这种系统“简易而单一”，是“想对一定客体的了解————虽然这是办不到的”（注二六），“这个客体并不是我们观念对知觉的相应存在”，而是一个未知也不可知的超绝世界，科学的理性于此乃完全失去其自主性。

    因此，归根结底，所有这些困境乃根源自西方思想隐含的一种假定————将人与自然劈成对立的两橛。若从中国智慧看来，这个假定是错误的，诚然科学在中国文化并不像珍珠般灿烂发光，或像神明般受到膜拜、崇敬，此中自有遗憾。然而，在我国发展科学思想上，便不会陷入这种困境，导致人性被贬抑、机趣被斫丧。因为我们充分相信人的生命及工作与外在世界必须和谐一致、内外相孚，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可称“妙性文化”（译注九），贵在挈幻归真，人与自然彼是相因，流衍互润，蔚成同情交感的中道。只有这大方无隅大道不滞之中，始能淋漓宣畅生命的灿溢精神。

    这种人我两忘、物我均调的“妙性文化”在西方很难找到，但在中国却是个特色。如前所说，这是因为西方有个恶性二分法，对万物的整全性与活跃性斫丧太甚。在西方，全体宇宙被强劈为自然与超自然，便很难重新融合，整体自然界又被割裂成初性与次性，也很难再一体统贯，而整合性的人格再被分化成两橛，更是只有不断交战，永难和谐一致。

    让我们在此再引述帕斯卡的话：“本能与理性，乃是两种自然的不同标志。”“但若两者兼具，便不能不彼此纷争，因为不可能只与一面和平相处，而与另一面没有纷争，所以它永远只能自相分裂、彼此矛盾。”“我们在各方面已经能力有限，而这种内在的对立与交战，更助长了我们的无力。”（注二七）一个人若自己都会与自己交战，便不可能期望他与别人和平相处。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生命要想幸福也绝无可能，这种欲振乏力的西方思想落在实际人生中便成了不幸的困境。

    此中困境，为了长话短说，我只想举出两个权威性的例证来说明。

    首先以歌德为例，歌德深悉少年维特的烦恼，恶魔的骚扰使其一刻也不能安宁，他说道：“这似乎是一幅幕帘，垂挂在我眼前，还有一座永久开放的坟墓，在我面前张着大口，取代了人生的无穷期望。”“没有一刻不损坏你和你的四周一切————没有一刻你自己不变成一个破坏者……”“我的心沉沦于这种看法：自然的各部分，都有它的破坏力，自然不曾建一种东西而不把自己和接近它的一切都毁灭。所以，在地球、空气以及一切活力的环绕之中，我仍悲痛地彷徨着，因为宇宙在我看来，只是一个可怕的恶魔，一直在自我吞噬。”（注二八）（一七七一年八月十八日）

    “我真烦闷得要撕裂胸口了，因为常想到，能够互通心声的竟是这么少，而且没人能给我爱意、欢乐、狂喜或欣悦。在我的心灵中，虽然有最活泼的浓情，却也不能使缺乏它的人得到幸福。”（十月二十七日）

    “那人，自称为半神的，到底是什么？在他极端需要力量的时候，他不是很乏力吗？不管他是得意、欢乐，或是失意、烦闷，他的一生不是都无可奈何地被拘限、束缚吗？而且，当他梦想正攫住‘无穷’的时候，他不也同时感觉非回复冷静、单调的存在意识不可吗？”（一七七二年十二月六日）

    “是的，这确是人的弱点。有些地方，他在爱慕者的心灵中留有最强烈的印象，然而在同一地方，他却也一定会毁灭，而且很快地消失。”（一七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另外一个著名例子便是印度诗哲泰戈尔，他在访问法国古战场时，正是一次大战后不久。他面对着一片废墟，写下了如此悲痛的句子：“这一片可怕、荒凉的安静，仍然带着痛苦的皱纹————死亡的挣扎仍然浓粘在丑陋的山脊上————在我眼前好比有一个大怪魔，没有形状，也没有意义，却有两只大胳臂，足以捶击、打碎与撕裂。有一个大缝隙好比大口，可以吞噬。一个高地好比脑袋，可以钩心斗角。这整个景象好比一个血肉之躯，野心勃勃，却全无人文教化。正因它只是一团激情————属于生命，却又没有生命的完整性————这才是生命最可怕的敌人。”（注二九）

    任何有识之士看到上述这些语句，必会憣然警惕。如果戕害自然的恶魔来到人间社会，势必将造成极大的恐怖，沿途吞噬人类。事实上，这正代表一种庞大的权力意志，本性残酷，流毒甚广。就人类来说，这就是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尤其最坏的是，文化上的恶魔，凡此种种，均足以导致全世界陷入恐慌。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说中国文化乃是唯一不曾受此恶魔吞噬的文化生命，或许听来奇怪，然而这却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它往后能否再保持下去是另一个问题，然而中国的民族文化，确是一向充满了“如实慧”。此乃因为中国人深悟大化流衍生生不息，宇宙全局弥漫生命，故能顶天立地，受“中”以立，然后履中蹈和、正己成物，完成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至德！

    换言之，我们深知如何浃化于大道的生意，浑然一体，浩然同流，正如老子所说：“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注三十）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注三一）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夫唯道，善贷且成。”（注三二）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注三三）“无狎其所居，无压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注三四）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注三五）“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注三六）“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注三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注三八）“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注三九）

    孔子的卓越看法更值得重视：“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注四十）

    我上面引述了很多老子与孔子的话，以显示在各种文化发展中，中国哲学的智慧乃在允执厥中，保全大和，故能尽生灵之本性，合内外之圣道，赞天地之化育，参天地之神工，充分完成道德自我的最高境界！在比较研究其他文化类型之后，我们更可看出这种伦理文化最具积健为雄的精神，对追求人生幸福之途实有莫大的重要性。总括此中的根本精神，千言万语一句话，便是“广大和谐”的基本原则。在这种广大和谐的光照之下，普遍流行于其他文化的邪魔力量终将被完全克服。因为在此同情交感之中，一切万物毫无仇隙，所有矛盾的偏见、所有割裂的昏念、所有杀戮的狞态、所有死亡的悲慨，要之，所有顽劣的破坏，都会在此穆穆雍雍之中化为太和意境，一体俱融。

    以前，孔子欲居九夷，有人问：“陋：如之何？”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注四一）同样的信心也可用于此地，当创造性超越破坏性时，和谐也同时盖过了纷争，那时所存的，乃是根据高贵人性而完成生命理想的精神大凯旋。

    【原注】

    注一：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卷二，页二一七。

    注二：柏拉图《斐多篇》，63e-64a；66e；67d-e。

    注三：罗素，《哲学中之科学方法》，页三。

    注四：同上，页八。

    注五：同上，页十七至十八。

    注六：同上，页二六至二七。

    注七：同上，页二九。

    注八：罗易士，《近代哲学的精神》，页一。

    注九：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幕二，景二。

    注十：巴士卡，《深思录》，八节，页四三，二二八。

    注十一：同上，六节，页二一四，四二〇。

    注十二：《圣经·新约·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及第八章，十三节。

    注十三：参阅笛卡儿《沉思录》三与六章，洛克《人类悟性文集》册二，第八章，七至十节，十五至十七节，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二十六节，及册四，第三章，十二至十四节，二十八节；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页六至十二；埃德温·阿瑟·伯特，《近代物理科学之形上基础》，页五六至五七，七三至八〇；特别参阅怀德海，《自然的观念》，页三〇至三二。

    注十四：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三十六节。

    注十五：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第一部分，“逻辑科学”，九十六节。

    注十六：罗素，《一个自由人对神秘主义与逻辑的崇拜》，页四七至四八，五六。

    注十七：《奥义书》，卷一，页二〇〇，二一七；另参Brihad-āranuyaka，“Upanishad, 5th Adhyāya，”in R. E. Hume，The Thirteen Principal Upanishads，页一四九。

    注十八：语见《易经·系辞上传》。《易经》此伟大的经典包含两部分：一、符号与符号运作，也就是根据严谨逻辑系统所构成的易卦系统；二、文字说明的系统。文字说的系统其次序如下：1.卦辞————对各卦的直接详述；2.爻辞————分述各爻之辞；3.彖传————各卦辞之总合；4.象传————各爻辞之总和；5.专论乾坤二元之文言传；6.7.系辞上下传，为《易经》哲学之通论；8.说卦传；9.序卦传；10.杂卦传。

    注十九：戴震，《原善》，卷一，页一。

    注二十：《中庸》，第二十章。

    注二一：莎士比亚，《麦克白》，幕五，景四。

    注二二：艾丁顿，《物理世界的本性》，第十二章。

    注二三：The Rubáiyát of Omar Khyayám, xxix. Eng. tr. E. Fitz Gerald.

    注二四：布朗克，《物理学之检视》，页三九。

    注二五：马赫，《感性的分析》，页三至三六，九九，三一〇；另见威尔逊《科学的文法》，第二章。

    注二六：布朗克，《物理学之检视》，页三八至三九，“近代物理学中之宇宙”，页八至十五，六九至七〇。

    注二七：巴斯卡，《深思录》，页一九四、二一二、七三。

    注二八：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选自《德国伟大短篇小说选》。

    注二九：泰戈尔，《创造的统一》，页九七至九八。

    注三十：《老子》，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章。

    注三一：《老子》，第二十五章。

    注三二：同上，第四十一章，另参第七十六章。

    注三三：同上，第七章。

    注三四：同上，第七十二章。

    注三五：同上，第五十五章。

    注三六：同上，第十章。

    注三七：同上，第五十五章。

    注三八：同上，第十六章。

    注三九：同上，第五十二章。

    注四十：参见《中庸》。

    注四一：参见《论语·子罕》篇。

    【译注】

    译注一：因为苏格拉底述而不作，其主要思想均由其弟子柏拉图在语录中记载，故后人很难区分何者系由苏格拉底亲述，或何者系由柏拉图假托而发挥，是以当今学者多将“苏格拉底————柏拉图”一体通称，方先生在此处称柏拉图“使”他的恩师慨言，意即在此。

    译注二：原文对此希腊神话叙述很简略，唯恐读者难懂，故特稍加说明，详情亦可参考方先生著《中国人生哲学概要》第三章。

    译注三：原文叙述亦很简略，故特稍加说明，亦可参考印度佛学唯识论有关经典。

    译注四：《化身博士》为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名著，意指一位“化身博士”善恶同体，兼具双重性格。

    译注五：本文在此言简意赅，唯恐读者难读，故亦略加说明，详情可参考方先生著《科学哲学与人生》第三章。

    译注六：方先生在《哲学三慧》中曾比较希腊文化、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而称中国慧体为一种“充量和谐，交响和谐”，而希腊慧体为一种“实质和谐，比如主重音乐中之主调和谐”，欧洲慧体则为一种“凌空系统，比如复音音乐中之复调对谱”。该文言简意赅，寄意深远。

    译注七：“超绝”（transcendent）系指“超”虽超矣，却与人世隔“绝”，二元对立。“超越”（transcendental）则指浩然同流、一体融贯，既能超越，又不排斥内在。在西方哲学容易混淆不清。

    译注八：方先生曾以“调笑令”中译此句，雄浑古朴，极具韵味，亦可参见方先生《坚白精舍诗集》（黎明公司出版）：

    生命！

    生命！

    谲幻真如优孟！

    狂情热意当前，

    无端化入冥烟，

    烟冥，

    烟冥，

    杳渺空虚难。

    译注九：方先生在《哲学三慧》中，亦曾比喻希腊文化为“契理文化”，要在援理证真；欧洲文化为“尚能文化”，要在驰情入幻；中国文化则为“妙性文化”，要在挈幻归真，值得细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