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然不要，”她说，“我还好。”她连说话都有些困难，因为牙床肿胀。她拿手帕按着脸，紧紧地挽着她的先生。“你没关系吗？”她问。“我最迟明天晚上就会回来了。不然我会打电话的。”

    “放心好了，没事的，”他由衷地说，“到明天中午就不痛了。记得要跟牙医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好立刻赶过去。”

    “我觉得好怪哦，”她说，“头昏昏的，很晕。”

    “那是因为药的作用，”他说，“那些可待因[6]，还有威士忌，加上一整天什么也没吃。”

    她神经质地笑着。“我没办法梳头，手抖得厉害。好在光线很暗。”

    “在车上试着睡一下，”他说，“你吃了安眠药吗？”

    “吃了。”她说。他们等着巴士司机在小吃店里喝完咖啡，透过玻璃窗他们可以看见他，他坐在柜台上，不慌不忙的。“我觉得好怪哦。”她说。

    “你知道吗，克莱拉，”他特意加重语气，仿佛如此一来才更有说服力，更能给予安慰。“你知道吗，我真的很高兴你肯去纽约看席莫曼。要是病情严重起来，我让你在这里随便找个人看，我不会原谅自己的。”

    “只不过是牙疼，”克莱拉不安地说，“牙疼没那么严重啦。”

    “这很难说，”他说，“可能会化脓引起溃疡什么的。我相信他一定会把它拔了。”

    “千万别说那个字。”她全身发抖。

    “嗯，看样子真的很严重，”他严肃地说，跟方才的语气一样。“你的脸好肿，也还好啦。别担心。”

    “我没在担心，”她说，“我只是觉得自己全身上下好像就这颗牙齿。没别的了。”

    巴士司机从凳子上站起来，走过去买单。克莱拉慢慢挪向公交车，她丈夫说：“慢慢来，不急，你有的是时间。”

    “我只是觉得怪怪的。”克莱拉说。

    “听着，”她丈夫说，“这颗牙好好坏坏已经烦了你好几年了；从认识你到现在，那颗牙至少闹了六七次了吧。是该好好一次性把它解决了。连我们蜜月的时候你都在牙疼。”他以责备的口吻作为总结。

    “有吗？”克莱拉说。“你知道，”她说着笑了起来，“实在太匆忙了，衣服没穿对。还穿了双旧袜子，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往包包里扔。”

    “钱带够了吗？”他说。

    “大概有二十五块吧，”克莱拉说，“明天我就回来了。”

    “如果不够就拍个电报，”他说。公交车司机出现在小吃店门口。“别担心。”他说。

    “你听我说，”克莱拉忽然说，“你确定你没关系吧？蓝太太早上会准时过来做早餐，如果事情太多就先别让强尼去上学了。”

    “我知道。”他说。

    “蓝太太，”她检查着自己的手指，“我给蓝太太打过电话，我把购物单放在饭桌上了，午餐你可以吃冷牛舌，万一我晚上赶不回来，蓝太太会来帮你做晚餐。打扫的人下午四点来，我不在，你就把你那套褐色的西装交给他，忘了也没关系，不过口袋里的东西一定要拿出来。”

    “钱要是不够就拍电报，”他说，“或者打电话。我明天会待在家里，你就打回家好了。”

    “蓝太太会照顾小宝宝的。”她说。

    “或者就拍电报好了。”他说。

    巴士司机穿过了马路，站在车门口。

    “好了吗？”公交车司机说。

    “再见。”克莱拉对丈夫说。

    “明天就没事了，”她丈夫说，“只是牙疼而已。”

    “我没事的，”克莱拉说，“你不用担心。”她上车上了一半，又停住，司机在后面等着。“送牛奶的，”她对丈夫说，“留字条给他说我们要鸡蛋。”

    “我会，”她丈夫说，“再见。”

    “再见。”克莱拉说。她上车了，等在她身后的司机也就了位。公交车几乎是空的，她走到最后面坐到靠窗的位子，她丈夫就守候在那个车窗外。“再见，”她隔着玻璃说，“保重哦。”

    “再见，”他用力地挥手。

    公交车动了，哼啊喘的向前推进了。克莱拉转过头再挥了一次手，才往后靠上柔软的厚椅背。天哪，她想，怎么会这样啊！外面，熟悉的街道溜走了，陌生又黑暗，谁会料到，在这个孤零零的车站上会看见一个搭公交车出远门的人。她担心的不是一个人去纽约，她又不是第一次去，克莱拉气恼地想着，是那些威士忌、镇痛剂、安眠药还有牙疼。她连忙查看止痛药有没有放进包包。止痛药片、阿司匹林和水杯一直都放在餐厅的餐具柜上，大概在她冲出家门的时候，随手一把抓来了，因为现在它们全都待在她的包包里，伴随着那二十五块钱和她的粉盒、梳子和口红一起。靠感觉她就知道她带的是快要擦完的旧口红，不是那支颜色比较深，价值两块五毛的新货。一只袜子抽丝了，脚趾上有个洞，在家穿着舒服的旧鞋她从来没注意过，可是在这双最好的休闲鞋里，立刻凸显出来了。没关系，她想，明天我可以在纽约买一双新的袜子，等到看完牙，等到一切没事之后。她小心地拿舌头顶着那颗牙，回报她的是瞬间的剧痛。

    红灯，巴士停下来，司机离开座位朝着她走过来。“刚才忘了跟你收票。”他说。

    “刚才上车太急了，”她在大衣口袋里找着了车票交给他。“我们什么时候到达纽约？”她问。

    “五点十五，”他说，“有足够的时间吃早餐。单程票？”

    “我搭火车回去。”她想不通为什么要告诉他，只能说在这样的深夜，待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陌生小空间里，人总是会比平常来得更友善，更爱说话。

    “我嘛，我搭公交车回去。”他说，两个人哈哈一笑，她笑得很痛苦，因为脸肿。他回到最前面的司机座，她安详地靠回椅背。她感觉那颗安眠药在拉扯她。牙齿的抽痛变远了，混合着车子的移动，那节拍稳定得就像她的心跳声，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深夜里持续着。她的头往后靠，脚往上钩，再用裙子仔细遮住，没有对小镇说一声再见就睡着了。

    她的眼睛睁开过一次，车子几近无声地在黑暗中疾驰。她的牙齿稳定地抽痛着，她疲倦又无奈地把脸颊贴向凉凉的椅背。公交车顶盖上有细细的一道灯光，再没有别的光线。在她前方，她看得见还有一些别的乘客。司机，坐得好远，感觉上就像望远镜最远端的一个小点，专注地对着方向盘，看上去是清醒的。她再度沉入美妙的睡梦中。

    稍后她真的醒了，因为车子停住了，黑暗中安静无声的律动突然间终止是个震撼，她错愕地醒过来，前后不到一分钟，牙齿又开始剧烈地疼起来。乘客沿着过道向前移动，司机转过身子说：“十五分钟。”她起身跟着大家一起下车，只是她依然很想睡觉，她的脚也不听使唤。他们停在一家通宵营业的餐馆旁边，空荡荡的马路上只此一家亮着灯。餐馆内，温暖忙碌，挤满了人。她看见柜台尽头有个位子就坐了下来，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又睡着了，直到坐她身边的一个人碰了碰她的手臂。她迷迷糊糊地看着周遭，他说：“出远门？”

    “对。”她说。

    他穿着蓝西装，看上去很高。她的眼睛没办法聚焦，只能看到这些。

    “你要咖啡？”他问。

    她点点头，他指着她面前的柜台，一杯咖啡在那儿冒着热气。

    “快喝吧。”他说。

    她细细地啜；若是平常她一定把脸整个埋下去，连杯子都不拿起来。陌生男人在说话。

    “即使远过了撒马尔罕[7]，”他说，“拍岸的海浪有如钟响。”

    “好了，各位。”巴士司机说，她快速地吞着咖啡，喝够了才有力气上车。

    重新坐回到座位上，陌生男人在她身旁坐下来。车子里太暗，那餐馆的灯光显得特别刺眼，她闭上了眼睛。在她眼睛闭上，还没入睡之前，牙痛彻底地把她包围。

    “笛子整夜地吹着，”陌生男子说，“星与明月一致，明月与湖一般。”

    当公交车再度启动时，他们回归黑暗，只靠着车顶盖上那一线细细的灯光维系着彼此，把最后排的座位与最前面的司机和别的乘客连在了一起。灯光把他们捆绑在一起，邻座的陌生男人还在说话，“就这样什么也不是的躺在树下。”

    坐在车子里的她什么也不是。她驶过了树林，驶过了偶然出现的一些沉睡中的房舍，她是在车子里，却又联结着这里和那里，靠那一线的灯光与司机脆弱地联系着，自己丝毫不出力地被带着走。

    “我叫杰姆。”陌生男子说。

    她睡意太重，只是下意识地挪动一下身子，她的前额抵着车窗，黑暗在她身边移动。

    忽然又出现了那种极致的震撼，她惊醒过来，害怕地说：“怎么了？”

    “没事，”陌生男人————杰姆立刻回应，“跟我来。”

    她跟着他走下公交车，走进相同的餐馆，表面看起来是这样的，她正准备在柜台尽头那个相同的座位坐下，他牵起她的手，带她到一个桌位。“去洗把脸，”他说，“洗完了再回到这里。”

    她走进洗手间，有个女孩站在那里扑粉。女孩头也不回地说：“要五分钱。门别关上，下个人就不必付钱了。”

    厕所门卡住了关不上，门锁里有半只纸火柴盒。她让它继续留在那儿，她回到杰姆坐着的桌位。

    “你想怎样？”她说。他指指三明治和另一杯咖啡。“吃吧。”他说。

    她吃着三明治，听着他的声音，悦耳温柔，“当我们航行过岛屿，我们听见了召唤的声音……”

    回到车上，杰姆说：“把头枕在我肩膀上，睡吧。”

    “我这样很好。”她说。

    “不，”杰姆说，“之前，你的头一直敲着车窗。”

    她又睡着了，车子又停下来，她又吓醒，杰姆又带她到一间餐馆喝了咖啡。

    她的牙齿也活过来了，她一只手按着脸颊，一只手摸索大衣口袋，再翻翻包包，终于找到了那一小瓶止痛剂，她吞了两片，杰姆全程看着她。

    她喝完咖啡，听见车子马达的声音，她立刻起身，杰姆握着她的手臂，她仓皇地钻进她黑暗中的庇护座。巴士开动了，她发觉她把那瓶止痛剂留在了餐馆的桌位上。她透过车窗回头对着餐馆的灯光看了一会儿，她把头枕着杰姆的肩膀，在她睡着的时候他说着，“沙子那样白，像雪，但是火热，即使在夜里，火热也在你的足底。”

    然后，最后一次的停顿来临了，杰姆带她下了公交车，他们在纽约车站站了一会儿。一个女的走过他们，对着跟在后面帮她拿手提箱的男人说：“我们刚好赶上，五点十五分。”

    “我要去看牙医。”她对杰姆说。

    “我知道，”他说，“后会有期。”

    他走开了，虽然她没有看见他走。她想要寻觅走出车站的蓝色身影，却什么也看不见。

    我应该谢谢他，她呆呆地想着，慢慢走进车站餐厅，她又点了咖啡。柜台服务生用疲惫、同情的眼光看着她，他在这里已经看了一整夜上车下车的乘客。“很困？”他问。

    “是的。”她说。

    不久之后她发现公交车站跟宾夕法尼亚地铁站是相连的，她可以直接进入候车室，在长椅上找到一个位子坐下来，她又睡着了。

    有人粗鲁地摇着她的肩膀说：“你搭哪一班车？小姐，快七点了。”她坐直身子，看见自己的皮包搁在腿上，她的脚齐整地交叉着，面前一座钟直直逼视着她。说了声“谢谢”，她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过候车室里的长椅，走上电扶梯。有个人立刻跟上来，碰碰她的手臂。她回头，是杰姆。“草那样的绿那样的柔，”他带着笑意说，“河里的水那样的凉。”

    她疲累地盯着他。电扶梯到顶了，她跨出扶梯本能的向着前方的街道走。杰姆陪在她身旁，他的声音持续着，“天空是你不曾见过的蓝，歌声……”

    她快走几步离开他，她以为来往的行人都在看她。她站在街角等候信号灯，杰姆轻快地赶上来又走开。“你看。”在擦身而过的时候他说，他手里握着一把珍珠。

    对街有一间餐馆，刚开始营业。她走进去找了一个桌位，女服务生皱着眉头站在她旁边。“你还在睡。”女服务生一副斥责的口气。

    “真对不起，”她说。现在是早上了。“荷包蛋和咖啡，谢谢。”

    八点差一刻，她离开餐馆，她想，现在搭公交车，直接进市区，我可以在牙医对面的药妆店里喝咖啡到八点半，等诊所开门就进去，让医生最先看我。

    公交车开始挤了，她搭上第一辆开过来的公交车，找不到空位。她要到二十三街，车子经过二十六街时有了一个座位。她醒来时离市区已经很远，她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搭上一辆公交车折回二十三街。

    在二十六街街口，她正等着红绿灯，突然一大群人挤过来，就在过了马路人群各自分散的当口，有个人跟上来走在她旁边。她忿忿地盯着人行道，头也不抬地走了一会，她的牙痛得像火烧，抬起头，两旁行色匆匆的人群中并没有蓝西装的踪影。

    走到了牙医诊所的大楼，时间还很早。大楼门房明显刮过了胡子，梳过了头发，他动作敏捷地为她撑着门，相信到了五点的时候他就没这么精神了，头发也没这么整齐了。她怀着达成使命的好心情走进大门；她终于成功地从一个地方到达了另一个地方，这里是旅程的终点，是她的目的地。

    白衣护士坐在诊所的办公桌前，眼睛盯着那张肿胀的脸、累垮的肩膀，她说：“好可怜，你看起来累坏了。”

    “我牙痛。”护士半笑不笑的表情，仿佛她还在盼着哪天会有人进来说：“我脚痛。”她站起来展现专业，“快进来吧，”她说，“不用等了。”

    阳光在牙医座椅的头靠上，在白色的圆桌上，在钻孔器的铬合金头上。牙医露出跟护士同样包容的笑容，或许人类的病痛全部包容在牙齿里，凡是愿意实时过来看他的人，他就能够治好他们。护士流畅地说：“我去拿她的病历，医生。我们觉得应该先让她进来看诊。”

    照X光的时候，她感觉她脑袋里竟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止那个邪恶的摄影镜头，好像那镜头不但能够看透她，还能拍到旁边墙上的钉子，牙医的袖扣，仪器上的细节。牙医对护士说：“拔除，”口气带着遗憾。护士说：“是，医生，我立刻打电话。”

    这颗牙，确实无误地把她带来这里，现在，它似乎成了她辨识身份的唯一角色了。照片拍的是它，不是她。它成了重要的大人物，必须记录，检查，令它满意。而她只是它不得已的交通工具，唯有靠着这个，牙医和护士才会对她感兴趣，唯有让她成为牙齿的持有人，她才会受到立即的医疗照顾。牙医递给她一张纸片，上头画着牙齿的全图，在那颗痛牙的位置有一个黑色的记号，纸片的最上方写着：下臼齿，拔除。

    “拿着这张纸，”牙医说，“直接去找名片上的地址，是一位牙医外科医生。他们会帮你处理。”

    “他们会怎么做？”她说。她要问的其实不是这个问题，而是：“那我怎么办？或者，那牙根有多深？”

    “他们会拔掉那颗牙，”医生不耐烦地别开脸。“几年前就该拔了。”

    我待得太久了，她想，他对我的牙齿厌烦了。她起身离开看诊的座位说：“谢谢你，再见。”

    “再见。”牙医说。最后一分钟他对她笑了，对她露出整排洁白的牙齿，颗颗晶莹，管控完美。

    “你还好吗？有没有很难受？”护士问。

    “我还好。”

    “我可以给你几颗止痛药，”护士说，“当然，你现在最好什么也别吃，不过我还是给你几颗以防万一。”

    “不要，”她想起留在中途餐馆桌上的那瓶止痛剂。“不用了，它还好，不会很痛。”

    “那好，”护士说，“祝你一切顺利。”

    她走下楼，又再走过那个门房。在她上楼的这十五分钟里，他已经失去了一些早晨的活力，他的鞠躬似乎比先前小了一号。

    “叫车吗？”他问，她想起了往二十三街的公交车，她说：“是的。”

    就在门房回上街沿，用发明人的态度对着这辆出租车鞠躬的时候，她好像看见对街人群中有一只手在向她挥着。

    她读着牙医给的名片上的地址，再仔细地向出租车司机重复一遍。拿着卡片和写着“下臼齿”的纸片，这颗牙齿的身份已经非常明确，她动也不动地坐着，两只手仍旧护着那两张纸片，她的眼睛几乎就要阖上了。她想她肯定又睡着了，出租车突然停住，司机转过来替她开了车门，说：“到了，小姐。”他好奇地看着她。

    “我要去拔牙。”她说。

    “天哪！”出租车司机说。她付完车资，他说：“祝你好运。”大力地关上了车门。

    这是一栋很奇怪的大楼，入口处都是石刻的医疗标志。这里的门房不太专业，仿佛要等她走不动了他才愿意开口似的。她走过他，一路走向电梯，电梯门为她打开。进了电梯她把名片拿给服务员看，他说：“七楼。”

    一个护士推着坐轮椅的老太太进来，她只得往后站。老太太从容平静地坐着，膝盖上遮了一条毯子。她对服务员说：“好天气。”他说，“看到太阳真舒服。”老太太往后靠在椅背上，护士帮她整理一下毯子，说：“现在我们不用担心了。”老太太不悦地说：“谁担心了？”

    她们在四楼出电梯。电梯继续向上，一会儿服务员说：“七楼。”电梯停下，门打开。

    “走廊直走到底左转。”服务员说。

    走廊两边都是关着的门。有的写着“DDS（口腔外科）”，有的写着“诊疗室”，有的写着“X光检验”。其中有一个，看起来最卫生最友善，也最容易懂，写着“女厕”。她向左转，看见一扇门上写着名片上的名字，她打开门走进去。有个护士坐在玻璃窗口后面，几乎像是在银行里，候诊室四个角落摆着盆栽的棕榈、新的杂志和舒适的座椅。玻璃窗口后面的护士说：“是？”那口气就像你是透支户，有两颗牙的钱还没付清似的。

    她把那张纸片从窗口递过去，护士看着它说：“下臼齿，好。他们来过电话了。请你现在就进去好吗？从你左手边那个门。”

    进入墓穴吗？她几乎冲口而出，默默地打开门走了进去。另一个护士在那里等着，护士微笑转身，等候着跟随她的人，很明显是由她负责带路。

    又照了一次X光，这个护士告诉另一个护士：“下臼齿。”另一个护士说：“走这边，请。”

    无数的迷宫和通道，似乎已经走入了这栋办公大楼的心脏，终于，她被带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沙发、一只枕头、一个洗脸槽和一把椅子。

    “在这里等着，”护士说，“先休息一下。”

    “我可能会睡着。”她说。

    “可以，”护士说，“不会等太久的。”

    她等了大概超过一小时，大半时间都在半睡眠状态，只有在有人经过门口的时候才会惊醒。护士不时笑嘻嘻地过来探看，有一回她说：“不会再等很久了。”隔不久，很突然的，护士回来了，这次不再有笑容，不再是亲切的女主人，这次很急促很有效率。“快来。”她果决地离开小房间走回走廊。

    接着，很快，快到她还来不及看清楚，她已经坐上椅子，一条毛巾裹着她的头，一条毛巾围在她的下巴底下，护士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会受伤吗？”她问。

    “不会，”护士带着微笑说，“你知道不会受伤的，对不对？”

    “对。”她说。

    牙医进来了，居高临下地对她笑。“开始吧。”他说。

    “会不会受伤？”她说。

    “啊，”他轻快地说，“如果会受伤，那我们就不能吃这行饭了。”他一直在说话，他的手也一直不停，忙着处理那些盖在毛巾底下的金属器材，大只的仪器安静无声地推到了她的身后。“我们就不能吃这行饭了，”他说。“现在你唯一要担心的是睡着以后会不会把所有的秘密全部说出来。这一点倒是要注意的，明白吧。下臼齿？”他对护士说。

    “下臼齿，医生。”她说。

    他们把有金属味的橡胶面罩罩在她脸上，牙医一句“你明白吧，”心不在焉地连说了两三次，这期间她隔着面罩还可以看见他。护士说：“两手放松，亲爱的。”不知过了多久她觉得她的手指放松了。

    接着而来的是不断回旋的音乐，大到令人困惑的乐声持续不断，绕着转着，她拼了命地奔跑，跑过一条很可怕的长廊，长廊两边都是门，长廊的尽头是杰姆，他伸出手又笑又喊，他在喊什么她完全听不见，音乐太大声了，她继续奔跑，她说：“我不怕。”她边上那扇门里有个人抓住她的手臂拉她，世界越变越大，越变越大，止都止不住了，然后它停住了，牙医的头在俯瞰她，窗户落在她面前，护士抓着她的手臂。

    “你干吗拉着我？”她说，她嘴里全是血。“我还想继续。”

    “我没有拉着你，”护士说。可是牙医说：“她还没走出来。”

    她动也不动地开始哭，她感觉泪流满面，护士拿毛巾把泪水擦掉。没有血，除了她嘴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血，所有的一切都跟原先一样干净。牙医突然不见了，护士伸出手臂帮她离开座椅。“我有没有说话？”她急切地问，“我是不是说了什么？”

    “你说，‘我不怕’，”护士柔声安抚她，“就在你要醒过来的时候。”

    “不是，”她拽着揽住她的那只手臂。“我有没有说什么？我有没有说他在哪里？”

    “你什么也没说，”护士说，“医生只是在逗你玩。”

    “我的牙齿呢？”她突然问，护士哈哈笑着说：“没啦。再不会烦你啦。”

    她回到小房间，躺在沙发上哭，护士拿纸杯倒了些威士忌，把杯子搁在洗脸槽的边沿。

    “上帝赐血给我喝，”她告诉护士。护士说：“不要漱口，否则不会凝固。”

    过了好久护士回来了，在门口笑眯眯地对她说：“你又醒了。”

    “怎么说？”她问。

    “你一直在睡，”护士说，“我不想吵醒你。”

    她坐起来，头很晕，感觉她似乎在这个小房间里住了一辈子。

    “你现在要不要跟我一起过去？”护士说，那份亲切感回笼了。她又伸出那只强壮有力的手臂，再不稳的脚步它也撑得住。这次她们穿过长廊来到了坐着护士的银行窗口。

    “都好了？”护士爽朗地说。“先坐一会儿。”她朝玻璃窗口边上的一张椅子指了指，掉过头忙着去写什么东西。“两个小时不要漱口。”她头也不回地说，“今天晚上吃一粒泻药，如果觉得痛就服两片阿司匹林。如果很痛或是大量出血，立刻通知诊所。好吗？”她又露出了开朗的笑容。

    “再见。”护士愉快地说。

    “再见。”她说。

    她手里握着那一张小纸片，走出玻璃门，睡意仍旧很浓，她转个弯沿着走廊走下去。她稍微睁开眼睛看，那是一条两边都有门的长廊，她停下来，看见标着“女厕”的那扇门，走了进去。里面有一个好大的房间，有窗户、藤椅、光洁的白瓷砖和银亮的水龙头。洗手台那里站着四五个女人，在那里梳头，抹口红。她笔直朝着三个洗手槽里最近的一个走过去，抽了一张纸巾，把皮包和纸片放在脚边的地板上，她笨手笨脚地开了水龙头，把纸巾淋湿到滴水，再拿它用力地往脸上拍。她的眼睛清楚了，她觉得精神多了，她再把纸巾淋湿，擦了把脸。她胡乱地摸索着想要再抽一张纸巾，旁边的女人递了一张给她，她听见笑声，但是看不见，因为眼睛里有水。她听见有个女人说：“我们去哪吃午餐？”另一个说：“就楼下吧。老傻瓜说要我半个钟头就回家。”

    她这才意识到她是夹在一群赶时间的女人堆里，她赶紧擦干了脸。就在她稍微移开一步，让另外一个人上来使用洗手槽的时候，她朝镜子里瞥了一眼，就这一眼令她心惊胆战起来，她竟然分不清究竟哪一张才是她的脸！

    她看着镜子里，仿佛在看一群陌生人，全部的人都在看着她，围着她。人群里没有一个是熟悉的，没有一个对她笑脸相向，或是对她露出看见熟人的惊喜；我自己的脸总该认识我吧，她想，她喉咙里有一股诡异的麻木感。有一张脸是奶油色的，没下巴，有一头亮丽的金发，缩在红色面纱帽子底下的那张脸很犀利。把一头棕发拢在背后的是一张苍白焦虑的脸，剪着一个四方发型的是一张玫瑰色的四方脸。至少有两三张脸贴近镜子，移来移去地看着镜中的自己。或许这不是一面镜子吧，她想，也许是一扇窗，我看到的是那些女人在窗子的另一边梳洗。但是这些女人明明在梳头，在照镜子，这群女人就在她旁边，她想，我不希望我是那个金发的女人，她抬起手按着自己的面颊。

    她是那一张把头发拢在后面，苍白焦虑的脸。一旦认出了自己，她很生气，她匆忙退到那群女人后面，不公平，为什么我的脸上毫无血色？镜子里有好几张漂亮的脸，为什么我不是其中之一？我没有时间，她气恼地告诉自己，他们没给我思考的时间，我应该可以拥有其中一张好看的脸，即使那个一头金发的也比我好得多。

    她退出来，坐在一张藤椅上。太难看了，她想着。她抬起手摸摸头发，睡过觉之后头发有些松散，不过样子仍旧没变，整个往后拢，用一支宽发夹固定在背后。像个女学生，她想，只是————她想起镜子里那张苍白的脸————只是年纪大多了。她费力地解开了发夹，把它拿到眼前。她的头发轻柔地贴着她的脸，暖暖的，垂在肩膀上。发夹是银的，上面刻着名字：克莱拉。

    “克莱拉，”她大声说。“克莱拉？”两个女人走出去的时候侧过脸来对她一笑。现在所有的女人都要离开了，梳好了头发，擦好了口红，边聊边走了出去。转瞬间，好像小鸟离开树枝，走得一个不剩，她单独一个人坐在休息室里。她把发夹扔进椅子旁的烟灰桶。烟灰桶很深，金属的，发夹落下去发出清脆的铿啷声。她的头发垂在肩膀上。她打开皮包，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一样一样地放在腿上。手帕，素面的，纯白，没有任何姓氏的字头。粉盒，正方形，褐色玳瑁花纹的塑胶品，有两个小间隔，一格是粉饼一格是腮红。腮红那格明显的从来没用过，粉饼这边已经少了一大半。所以我才会那么苍白，她想着，放下了粉盒。口红，玫瑰色，几乎用完了。一把梳子，一包开过的香烟，一盒火柴，一只零钱包，一个皮夹。零钱包是红色假皮的，口子上有拉链。她打开零钱包，把零钱倒在手心。五分、一毛、一分的硬币有好几个，二十五分的只有一个，一共九毛七分。这点钱不够用，她想，她再打开褐色的皮夹，皮夹里有钱，她要先找名片和一些资料，结果找不到。皮夹里只有钱。她数了数，一共十九块。这些钱应该差不多了，她想。

    包包里再没别的了。没钥匙————我应该要有钥匙才对吗？她疑惑着————没资料，没电话簿，没身份证明。包包是假皮，浅灰色，她低头发现她穿着深灰色的法兰绒套装，搭配橙红色、颈围有花褶的上衣。她的鞋是黑色的，半高的粗跟鞋，绑着鞋带，一只鞋的鞋带松开了。她穿着米黄色的长袜，右膝盖有一道不规则的裂缝，从腿一路裂到脚趾头上的破洞为止，这个破洞在鞋子里就可以感觉到。套装领子上别着一个别针，她把别针翻过来，上面有个蓝色的塑胶英文字母C。她把别针摘下来扔进烟灰桶，到达桶底的时候发出一点点碰撞的声音，最后铿地落在那支发夹上。她的手很小，手指粗短，没擦指甲油；左手戴了一枚黄澄澄的结婚线戒，再没有其他的珠宝首饰。

    一个人坐在女厕休息室的藤椅上，她想着，起码我现在可以把袜子脱了。四下无人，她脱了鞋，褪下丝袜，她觉得一身轻松，她的脚趾从破洞里解放了。袜子得藏起来，她想————扔纸巾的废纸篓。她站起来再仔细地照了照镜子————比她想象中更糟：在椅子上坐久了灰色套装又皱又垮，两条腿细瘦如柴，肩膀下垂。我看起来像五十岁，她想。再仔细看那张脸，我明明还不到三十啊。她的头发散乱地垂在苍白的脸上，一股无名火升了上来，她在包包里一阵乱翻，找到了那支口红；她在苍白的脸上画了一个夸张的玫瑰红唇，这时候她才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很不擅长，不过有了红唇的脸似乎好看多了，她再打开粉盒，在脸颊抹上粉红色的腮红。脸颊上的腮红既不匀称又很突兀，红唇鲜艳夺目，不过最起码这张脸不再苍白焦虑了。

    她把袜子塞进废纸篓里，光着两条腿走回楼梯间，然后果决地走向电梯。服务员说：“下？”他看看她，她走进去，电梯沉默无声地把她带到楼下。她又经过那个严肃专业的门房，走上人来人往的大街，她站在大楼前面等候。过了一会，杰姆从经过的一群人中走出来，走向她，牵起她的手。

    在这里和那里中间的某个地方存在着她的那瓶止痛药，在楼上女厕休息室的地板上留着她那一小张注着“拔除”的纸片。七层楼底下，健忘的人们行色匆匆地走在人行道上，没有人理会他们偶尔相遇的好奇眼光，她的手在杰姆的手里，她的发披在肩膀，她光着脚奔跑在火热的沙子上。

    收到杰米的一封信

    有时候我真怀疑，她在厨房边收拾碗盘边想着，有时候我真怀疑男人到底讲不讲道理，任何一个。也许他们本来就是疯子，别的女人都知道，除了我，我的母亲从来不告诉我，我的室友根本不提，别的太太们又都以为我知道……

    “今天我收到杰米的一封信。”他说，在抖开餐巾的时候。

    你总算收到信了，她想，他终于熬不住写信来了，也许就此雨过天晴，又恢复原来的友好了……“他都说了些什么？”她随口问。

    “不知道，”他说，“没拆开。”

    天哪，她想，怎么会有这种事。她等着。

    “准备明天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我简直没法想象，她想。换成是我，我连五分钟都熬不住，非拆不可。我大可以想出一些别的贱招，像是把信撕碎，把碎片给他寄回去，或者找人帮忙，写一封尖酸刻薄的回信，但是我绝不会让它原封不动地在我身边待过五分钟。

    “今天跟汤姆一起吃午饭。”他说，似乎刚才的话题已经结束，她想，好像刚才的话题就此不想再提了。也许他真是这样，她想，天哪。

    “我觉得你应该把杰米的信拆开。”她说。也许就这么简单，她想，也许他就会说好吧，就把信拆开了，也许他就会回去跟他母亲住一阵子了。

    “为什么？”他说。

    问得真顺，她想。你要是不拆信你就去死吧。“啊，大概是因为我好奇吧，不让我看看信上写了些什么我会死。”她说。

    “你拆啊。”他说。

    原来你在等我动手，她想。“说真的，”她说，“跟一封信过不去也未免太蠢了吧。要跟杰米过不去，可以。可是为了跟他作对连信都不看，那就太蠢了。”天哪，她想，我居然说出“蠢”字，而且说了两次。完了。他只要听到我说他蠢我就死定了，我一夜都甭想睡了。

    “我干吗非看不可？”他说，“不管他写什么我都没有兴趣。”

    “我有。”

    “你拆啊。”他说。

    天哪，她想，天哪天哪，看我从他的公文包里把那封信偷出来，看我明天把那封信和着蛋一起炒给他吃，只是我当然没这个胆，他会打断我的手臂。

    “好吧，”她说，“我也没兴趣。”就让他觉得你没辙了吧，就让他安稳地窝在椅子里吧，就让他好好地吃他的柠檬派吧，让他换个话题吧。

    “今天跟汤姆一起吃午饭。”他说。

    她在厨房里边收拾碗盘边想，也许他说的是真心话，也许他宁可去死，也许他真的没有兴趣，就算他有，就算他好奇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他也要锁在浴室里，试着透过信封看个究竟。或者，也许他收到信一看，说，啊，杰米写来的，就随手往公文包里一扔，忘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会杀了他，她想，我会把他埋在地窖里。

    稍后，在他喝咖啡的时候，她说：“要给约翰看吗？”约翰一定也会受不了的，她想，约翰的想法和做法就跟我一样。

    “给约翰看什么？”他说。

    “杰米的信。”

    “喔，”他说，“当然。”

    超强的胜利感掳获了她。他是真的想要把信拿给约翰看，她想，所以他还是知道自己还在生气，他是要约翰出面说，真的吗？你真的还在生杰米的气吗？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大声地说是。她胜利地想着，他到底还是一直在想着这封信。她说了，完全没经过大脑：“你刚才想要原封不动地把它退回去？”

    他抬起头。“我忘了，”他说，“应该会吧。”

    我真是多嘴，她想。他忘了。这句话完全泄了他的底，他连考虑都没考虑，如果那是条蛇，肯定会对他一口咬下去。就在地窖的楼梯下，她想着，他的脑袋撞开了花，他那封该死的信就在他交叉握着的双手底下，很值得，她想着，啊，很值得。

    乐透

    六月二十七日的早上，晴空朗朗，有着夏天的温暖气息，花朵绽放，绿草滋长。村民们开始聚集在邮局和银行中间的广场上，时间大约上午十点。有些城镇因为人太多，进行一次乐透活动得花上两天的时间，必须在六月二十六日就开始，可是这个村子，总共只有三百人左右，乐透活动时间要不了两小时，就算上午十点开始，村民们也还来得及回家吃午饭。

    最先到场的当然是孩子们。学校刚放暑假，自由的感觉让大多数的孩子感到有些不安。孩子们总是先安静一阵子再开始躁动，现在他们静静地聚在一起，话题仍旧离不开课堂和老师，书本和挨训。鲍比·马丁的口袋里已经塞满了石头，别的孩子很快地有样学样，也在精挑细选地捡一些又圆又光滑的石头。鲍比和哈利·琼斯还有迪克·戴拉克罗瓦————村民们都把这个姓念成“狄拉克罗伊”————已经在广场一个角落堆起了一堆石头，他们小心提防着其他孩子过来偷袭。站在一旁说话的女孩子们，不时地侧过脸来瞧着那些男孩，更小的小孩子们在地上打滚，要不就紧紧抓着哥哥姐姐们的手不放。

    不久男人聚过来了，一面看看自己的孩子一面聊着耕作和雨水，拖拉机和税收。他们站在一起，离开堆石头的角落，轻声地开着玩笑，只是听不见笑声，脸上仅挂着微微的笑容。女人，一个个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和毛线衫，在男人后面跟着出现了。她们互相打过招呼，闲聊几句就走到她们丈夫身边。不一会儿，这些站在先生身边的女人开始叫唤各自的孩子，至少要叫上四五次，孩子们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走过来。鲍比·马丁躲开了母亲的手，笑哈哈地又跑回石头堆那里。他的父亲一声厉吼，鲍比赶紧乖乖站到父亲和大哥的中间。

    这项活动————就跟广场舞会、青少年俱乐部或万圣节的活动一样————是由撒玛斯先生主持，他对于镇民活动不但肯花时间且更有热诚。他是个圆脸、非常乐天的人，经营煤炭生意，大家很替他难过，因为他没有小孩，太太又是个泼妇。他带了黑色的木箱来到广场，村民们一阵骚动，他挥挥手喊着：“今天稍微晚了一些，乡亲们。”邮政局局长格雷弗先生跟着他，手里拿着一只三脚凳，凳子摆在广场中间，撒玛斯先生把黑箱子放在凳子上面。村民们自动保持距离，让凳子和他们之间留出一个空间。撒玛斯先生说：“有哪位愿意上来帮忙？”大家正犹豫着，有两个男人，马丁先生和他的大儿子巴克斯特走了上来，帮忙扶着搁在凳子上的黑箱，撒玛斯先生动手搅拌箱子里的签纸。

    原始的乐透道具老早就遗失了，现在这个搁在凳子上的黑箱子是在华纳老爹————全镇最老的老人出生前就使用了。撒玛斯先生经常对村民们提起要做一个新的箱子，可是谁也不想换掉这个几乎等于代表传统的黑箱子。有此一说，现在的箱子是用它前面那只箱子的碎片制作成的，而那只箱子是第一批来这里建村的人做出来的。每年，在乐透活动之后，撒玛斯先生就会再提起换新箱子的事，但是每年这个话题总是不了了之。黑色的箱子一年比一年破旧寒酸，现在甚至不复原来的纯黑色了，有一边开裂得太厉害已经露出了木头的原色，另外也有好几个地方斑驳褪色了。

    马丁先生和他的大儿子巴克斯特牢牢地扶着凳子上的黑箱，撒玛斯先生的手在箱子里用力搅和着纸签。因为很多仪式早已被遗忘或弃置，撒玛斯先生顺理成章地就用纸签替代了沿用许多代的木签。木签，撒玛斯先生说，在村子规模很小的时候非常适用，可是现在人口超过了三百，而且还可能继续增加，就有必要使用一种更容易、更适合放入这个黑箱子的东西。乐透活动的前一晚，撒玛斯先生和格雷弗先生把纸签做好，投入箱子，再把箱子带去撒玛斯先生的煤炭公司，锁进公司的保险箱，等第二天早上由撒玛斯先生直接带到广场。一年里其余的时间，这箱子就被收藏起来，有时藏这里，有时藏那里。有一整年是待在格雷弗先生的仓库里，还有一年局促地挤在邮局里，有的时候甚至就在马丁杂货店的货架上搁着。

    在撒玛斯先生宣布活动开始之前，还有一大堆琐碎的事要做。整理名单————每个家族的族长，每一户的户长，每个家族每一户的人数。邮局局长要以乐透主持人的身份为撒玛斯先生宣誓致辞。曾经一度，有些人记得，典礼上乐透主持人还要负责朗诵，不成调的赞美诗每年都要敷衍地唱一遍；有些人认为过去乐透主持人在致辞或唱歌的时候是站着的，又有些人认为他应该走入人群，只是好多好多年以前这部分仪式已经流于失效了。另外，还有一个致敬的仪式：乐透主持人对每个走上来抽签的人都要说几句话，不过这部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更改了，到现在变成，只有在乐透主持人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才会对抽签的人说话。撒玛斯先生对这一切非常熟练。他穿着白衬衫和蓝牛仔裤，一手随意地搭在黑箱子上，滔滔不绝地向格雷弗先生和马丁父子讲解着，一副专业又权威的样子。

    就在撒玛斯先生终于讲解完毕转身面对聚集的村民时，贺金森太太披着毛衣急匆匆地沿着小径赶到广场，钻进了后排的人群中。“忙着打扫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她对站在旁边的戴拉克罗瓦太太说，两个人轻轻地笑着。“还以为我老公出去堆木头了呢，”贺金森太太继续说着，“后来我看窗外，孩子们都不见了，我才想起今天是二十七，赶紧跑了来。”她两手往围裙上擦着。戴拉克罗瓦太太说：“你来得正是时候，他们还在说话呢。”

    贺金森太太伸长脖子在人群中张望，发现她丈夫和孩子们站在前排。她拍拍戴拉克罗瓦太太的手臂表示告别，开始往前挤。大家好心的让她穿过去。有两三个人，用刚好可以让大家听见的音量说：“贺金森太太你可来啦。”又一句，“比尔，她终于赶到啦。”贺金森太太挤到了丈夫身边，一直在等候着她的撒玛斯先生开心地说：“我还以为今天的乐透活动要撇开你了呢，黛西。”贺金森太太咧开嘴笑着说：“我不能让那些碗盘留在水槽里不管啊，你说是不是，乔？”人群里轻轻地掀起一阵笑声，贺金森太太到了之后，大家又都站回了原来的位置。

    “好了，”撒玛斯先生正经地说：“我们可以开始了，把这件大事办完，大家好回去干活。还有谁没来？”

    “登巴，”有几个人说，“登巴，登巴。”

    撒玛斯先生察看名单。“克莱德·登巴，”他说，“对。他摔断了腿不是吗？谁来替他抽签？”

    “我来吧。”一个女人说，撒玛斯先生转身看着她。“太太替丈夫抽签，”撒玛斯先生说，“你没有一个成年的儿子来代劳吗，珍妮？”撒玛斯先生和村民们都知道答案是什么，但这是乐透活动的规定，这类的问题例行要经过正式的提问。撒玛斯先生礼貌性地关注听候登巴太太的回答。

    “赫拉斯还不到十六岁，”登巴太太懊恼地说，“看样子今年只好由我代替老头子了。”

    “好。”撒玛斯先生说。他在名单上做了记号，再问，“华生家的小伙子今年要抽签了吗？”

    人群里一个高个子男孩举起手。“有，”他说，“我替我妈妈还有我自己抽。”他紧张地眨着眼，低着头，人群中出现了好些声音，有的说：“好样的，杰克。”有的说：“你妈妈有了你这么个大男人出来帮忙真叫人高兴。”

    “好，”撒玛斯先生说，“应该都到齐了。华纳老爹来了吗？”

    “有。”一个声音说，撒玛斯先生点点头。

    全场突然鸦雀无声。撒玛斯先生清了清喉咙，看着名单。“都准备好了吗？”他喊。“现在，我要报名字了————从家族族长开始————凡是叫到名字的人就上来在箱子里抽一张纸签。把折好的纸签握在手里不许看，等大家轮完之后才能打开。听明白了吗？”

    抽签的事已经做过太多次了，大家并不是很专心在听这些说明。大多数人很安静，只是舔着嘴唇，也不东张西望。忽然撒玛斯先生高高地举起一只手说：“亚当斯。”一个男人脱离人群走了上来。“嗨，史提。”撒玛斯先生说，史提·亚当斯先生也回应他说：“嗨，乔。”两人咧开嘴相对笑了笑，笑容牵强而紧绷。亚当斯先生把手探入黑箱子抽出一张折起的纸签。他捏住纸签的一角，转身急促地回到原先站的位置，他跟他的家人稍微站开一些，并没有低下头去看他的手。

    “艾伦，”撒玛斯先生说，“安德生……宾瑟姆。”

    “两次乐透活动的时间好像没有半点间隔，”站在后排的戴拉克罗瓦太太对格雷弗太太说，“好像上个星期我们才来过。”

    “时间确实过得太快了。”格雷弗太太说。

    “克拉克……戴拉克罗瓦。”

    “该我老公了。”戴拉克罗瓦太太说。她丈夫走了上去，她屏住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出。

    “登巴，”撒玛斯先生说，登巴太太镇定地朝乐透箱走去。有个女人说：“去吧，珍妮。”另一个女的说：“她不是去了吗。”

    “下一个轮到我们了。”格雷弗太太说。她看着格雷弗先生绕过箱子，慎重地跟撒玛斯先生打招呼，再从箱子里挑出一张纸签。现在，只要是大手里捏着折纸的男人，都紧张兮兮地把纸签不停地翻过来转过去。登巴太太和她两个儿子站在一起，登巴太太捏着那张纸签。

    “哈伯……贺金森。”

    “还不快上去，比尔。”贺金森太太说，她邻近的人都笑开了。

    “琼斯。”

    “听说，”亚当斯先生对着身边的华纳老爹说，“北村那边正在讨论要放弃乐透活动了。”

    华纳老爹不屑地嗤一声。“一票发疯的白痴，”他说，“专门听那些年轻人的，能搞出什么好事。接下来，他们就要回去过住山洞的日子了，没有人再想要工作，就那样混日子吧。古话说得好，‘六月摸个彩，谷子熟得快。’别忘了，到时候我们都得吃炖繁缕和橡实子了。乐透活动永远都要的，”他气呼呼地补上一句，“看着年轻的乔·撒玛斯站在上头跟大伙说笑实在糟糕。”

    “有些地方已经停办乐透了。”亚当斯太太说。

    “那样只会制造麻烦，”华纳老爹武断地说，“一票不懂事的小白痴。”

    “马丁。”鲍比·马丁看着他父亲走上去。“欧佛代克……波西。”

    “我希望他们快一点，”登巴太太对大儿子说，“我希望他们快一点。”

    “就快结束了。”她儿子说。

    “你该准备跑去告诉你爸爸了。”登巴太太说。

    撒玛斯先生喊出了自己的名字，他一丝不苟地上前一步，从箱子里抽出一张签。接着他喊，“华纳。”

    “我参加这个乐透活动已经是第七十七年了，”华纳老爹在穿过人群时说，“第七十七次了。”

    “华生。”高个子男孩别别扭扭地穿过人群。有人说：“别紧张啊，杰克。”撒玛斯先生说：“慢慢来，孩子。”

    “查尼尼。”

    抽完签之后，是一段很长的暂停时间，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暂停，直到撒玛斯先生把自己的纸签举到半空中，说：“好了，乡亲们。”这一刻，谁也不动，忽然，所有的纸签全部打开了。立刻，所有的女人抢着说：“是谁？”“是谁抽到了？”“是不是登巴他们？”“是不是华生家？”然后这些声音说出了，“是贺金森。是比尔。”“比尔·贺金森抽到了。”

    “快去告诉你爸爸。”登巴太太对大儿子说。

    人们开始东张西望地找贺金森家的人。比尔·贺金森静静地站着，低头看着手里的纸签。突然间，黛西·贺金森对着撒玛斯先生大声嚷嚷：“你没给他挑选纸签的时间，我看见了。不公平！”

    “愿赌服输啊，黛西！”戴拉克罗瓦太太喊着。格雷弗太太说：“我们大家机会都均等的呀。”

    “闭嘴，黛西。”比尔·贺金森说。

    “好，各位，”撒玛斯先生说，“刚才进行得很快，现在我们必须再加把劲，让这件事按时完成。”他翻看下一张名单。“比尔，”他说，“你是替贺金森家族抽的签。贺金森家族还有其他的户口吗？”

    “还有同恩和伊娃，”贺金森太太大吼，“让她们也来试试运气吧！”

    “女儿是跟着夫家抽的签，黛西，”撒玛斯先生温和地说，“这点你和大家都很清楚的。”

    “不公平。”黛西·贺金森说。

    “我不这么认为，乔，”比尔·贺金森有些过意不去，“我女儿跟着她夫家抽的签，很公平。我除了几个孩子没有其他亲属了。”

    “所以，为家族抽签的，是你，”撒玛斯先生做说明，“为家人抽签的，也是你。对不对？”

    “对。”比尔·贺金森说。

    “几个孩子，比尔？”撒玛斯先生郑重其事地问。

    “三个，”比尔·贺金森说，“小比尔、南西和最小的戴维。再就是我和黛西。”

    “好，”撒玛斯先生说，“哈里，你把他们的纸签都收回来了吗？”

    哈里·格雷弗先生点点头，举起那些纸签。“把它们放进箱子里，”撒玛斯先生下指示，“把比尔的那张也放进去。”

    “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来过，”贺金森太太尽量以最平静的语气说，“我就告诉你这不公平。你没给他足够的时间挑选，大家都看见的。”

    格雷弗先生挑出那五张纸签放进箱子里，其余的全都扔在了地上，阵阵吹拂的微风，带走了这些小纸片。

    “听我说，你们————”贺金森太太对着周围的人说。

    “准备好了吗，比尔？”撒玛斯先生问，比尔·贺金森朝他太太和孩子们飞快地瞄了一眼，点点头。

    “记住，”撒玛斯先生说，“拿着纸签，先别打开，等每一个人都拿到了之后才能打开看。哈里，你帮小戴维。”哈里·格雷弗先生牵起小男孩的手，男孩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走向箱子。“从箱子里抽一张纸签出来，戴维，”撒玛斯先生说。“哈里，你帮他拿着。”哈里·格雷弗先生拉起孩子的手，从紧握的小拳头里把那张折拢的纸签取走，代他拿着，小戴维站在他旁边，疑惑地看着他。

    “下一个该南西。”撒玛斯先生说。南西十二岁，她整理一下裙子，走上去，优雅地从箱子里抽出纸签的时候，她几个要好同学的呼吸声都变得沉重起来。“小比尔。”撒玛斯先生说。小比尔，一张红脸，脚特别大，他上来抽签的时候差一点把箱子踢翻。“黛西。”撒玛斯先生说。她迟疑片刻，不服气地朝四周扫了一圈，抿着嘴唇走到箱子跟前。她抓起一张纸签，把它握在背后。

    “比尔。”撒玛斯先生说，比尔·贺金森把手伸进箱子里，四面摸了一下，最后，那张纸签跟着他的手一起出来了。

    人群静悄悄的。一个女孩很小声地说：“希望不要是南西。”这小小的声音竟然连最外围的人都听见了。

    “以前没有这样的，”华纳老爹摆明说，“以前的人没有这个搞法的。”

    “好了，”撒玛斯先生说，“现在打开纸签。哈里，小戴维的由你打开。”

    哈里·格雷弗先生打开纸签，他把签纸举高，一看到那张纸是空白的，人群里响起一片叹息声。南西和小比尔，两个人同时打开纸签，两个人都笑了，他们转身面对群众，把纸签举到头顶上。

    “黛西。”撒玛斯先生说。停顿了一会儿，撒玛斯先生看看比尔·贺金森，比尔打开他的纸签，出示给大家看。它是空白的。

    “是黛西，”撒玛斯先生说，他的声音很平静。“把她的签亮给我们看一下吧，比尔。”

    比尔·贺金森走到他太太面前，硬夺过她手里的纸签。纸签上有一个黑点，这个黑点，是撒玛斯先生前一晚在煤炭公司的办公室里用粗铅笔画上去的。比尔·贺金森举起纸签，人群开始骚动。

    “好了，乡亲们，”撒玛斯先生说，“我们赶快结束了吧。”

    村民们早已忘记了原来的仪式，也遗失了原来的黑箱子，但是大家仍旧记得要用石头。先前那些男孩子堆起的石堆已经准备好了；地上有石头，还有那些从箱子里抽出来，随风四散的碎纸片。戴拉克罗瓦太太捡起一块大到必须两只手才拿得动的石头，转向登巴太太。“来吧，”她说，“快点。”

    登巴太太两只手上捧的全是小石头，她喘着大气说：“我跑不动。你先过去，我会跟上来的。”

    孩子们都已经备好了石头，有人给了戴维·贺金森几颗小石子。

    黛西·贺金森现在站在一块空地的中央，村民们一步步地向她逼近，她绝望地伸出手。“不公平啊。”她说。一块石头击中了她半边脑袋。

    华纳老爹说：“上啊，上啊，大家。”史提·亚当斯在一群村民的最前面，格雷弗太太在他旁边。

    “这样不公平啊，这样不对啊！”贺金森太太尖叫着，于是他们扑了上来。

    注解：

    [1]　The New Republic，简称TNR，1914年开始发行的一本美国杂志。

    [2]　盐柱位于阿兹多玛，出自《圣经·创世记》第19章第26节：上帝开始摧毁罪恶之城所多玛和蛾摩拉时，他派了两位天使力劝善人罗德和他的家人赶快离开，并警告他们逃跑时千万不可回头看。但罗德的妻子太好奇，她想知道这座是她故乡的城市到底会发生什么。在她回头看的时候，她就变成了一支盐柱。

    [3]　1899——1973，英国演员、剧作家与流行音乐作曲人。

    [4]　1945年7月，一架B——25轰炸机因浓雾撞击大厦北侧的第七十和八十层。

    [5]　Bensonhurst，属于布鲁克林自治区。

    [6]　Codeine，麻醉品，用作镇咳止痛之类的镇静剂。

    [7]　Samarkand，乌兹别克第二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