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婷娜

竟对罗密欧关于她的婴儿说了些什么话呢？……他所要求于贝婷娜的是一个极大的牺牲。这些回忆已经变成她独有的宝库，谁都不能进去的了。贝婷娜该是怎样地驯服于爱情，然后才甘心退让呀！（我们感到这使她多么心疼！）但是歌德还有比这更顺利的时候去从她那里取得这大牺牲吗？

    她牺牲了。但她并不完全受骗。在十月四日的回信里，她对他这样表示：

    你写信给我总有一个动机！但我只留心你的信尾：“爱我一直到再见的时候！”要是你没有写下这最后几个字，我也许会提防上面的话，但这唯一的友谊的表示把我浸没了……千万个温甜的思想把我羁绊住了，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晚上……现在呢，你所求于我的对于我有这么大的价值，我以为配得上赐给你……

    于是她为他打开了她的记忆的神龛。当她把这些记忆交给他时，她所给的可不还是她自己吗？因为，她曾经用过一个极美丽而让我们感到它的深沉的诚恳的比喻说：

    我是一座被这些记忆薰香的花园。

    而她将洒给他这些一簇簇过去的花朵，让他把它们重植于他的《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58]里面。

    但从这刻起，我在贝婷娜的信里发现另一种语气了。烦扰，忧愁，迫切而沉重难负的热情，要向歌德左右报复的轻蔑的发作，尤其是对那家神策尔特，许多乌云堆聚起来了……

    “自从我们一起在特普里兹之后，我再不能对你恭维了……”

    “有一次我曾登上山顶，什么东西坠着我的心呢？……”

    歌德丝毫不提起信里这些暗示，无论是热情的叫喊，对策尔特的攻击，或这狂热的梦游者关于音乐的充满了夜里深沉的光的奇异的独语……他避免去扰乱她。他不想错过他的光阴。他只收采那些从他母亲承继下来的无价的故事。永远是贝婷娜给，给……

    但是他所给的可不一样多并且更多吗？————既然她爱他，既然他是她的生命，试问问她罢！

    如果你知道只要你一句话便把我从一个压人的梦魇解脱出来！对我喊罢：————“孩子，是的，我在你里面”————于是一切都安然了……对我这样喊罢！……

    当他不需要贝婷娜的时候，歌德无疑地要厌烦起来的，觉得自己对于别人那么不可少，实在是一种累赘！这贪婪的心！它要求歌德“在它里面”，属于它！一个像歌德这样的人只能属于那些不妄想有权驾驭他的自由的人。所以他宁愿喜欢他那驯服的胖基士梯安娜比贝婷娜的痴情的苛求多些。

    其次，他们中间有着一个深沉的误会。贝婷娜所爱的歌德已经不是现在的歌德了。她所爱的歌德是她母亲时候的，是那写第一部《威廉·迈士特》时候的……————哪里是当年的白雪（和火焰）呢？……莫里兹·卡里尔问爱克曼关于歌德和贝婷娜的关系，爱克曼答道：“她时常都爱他，但她往往使他生厌；她想加给这老人一些他年轻时已经实现了的苛求。她对他说：‘什么艺术和古代有什么意思呢！你该写一部《葛慈·冯·柏里兴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那要好得多！’”————“我已经写过了，”他答道，“什么都有它的时候。”

    我不再述那自一八一一年起，由歌德的坚决的意志所发生的他和贝婷娜之间的致命的决裂，虽然贝婷娜用尽方法要言归于好。基士梯安娜是引线。但是即使没有基士梯安娜，决裂也将一样要发生。贝婷娜徒然在一八一一年重新给歌德写信。歌德再不回答了；而贝婷娜要冷不防地回到歌德家里的尝试只足以使歌德觉得更可恼。

    可是日子久了，歌德终不能不深爱这被拒绝的女友不倦的忠诚，特别是（人类的弱点！）被她那要为他在法兰克福立纪念碑的计划感动。也很愿意让她知道这个……

    命运安排好的无上的慰藉！在他死前十二天，一八三二年三月十日，从贝婷娜那里来了一个年轻的使者，她的次子西格门·阿尔宁穆年方十八岁。他母亲的信对歌德说，“在这孩子身上再吻我一次罢！”……歌德对他极慈爱。他请他到家里吃饭，每天都见他，一直到他得了他那永不能复元的病那一天。迷娘的儿子是他最后一个客人，而他写在西格门纪念册上的诗就是他对世界的最后临别赠言。那少年离开他时他已经病得很重，到法兰克福便得到他死的消息了。我们还有他从那里写给他母亲的信。贝婷娜很关心歌德还记不记得她，以及他说及她什么。那儿子只能回答她说歌德极称赞她的才能：

    ……这对于你会显得很少，很少。于我却不然。如果你亲眼看见他，看见他仿佛已不活在这世上，而只在这里面翻阅像翻阅着一本书一样，你就要大大感激他还那么殷勤探问你的消息了。

    一天晚上，大家都得到这噩耗了，但没有人敢对贝婷娜说及，她半夜从外面回来，在桌上找到一张报纸，才从小新闻栏里得知到。我们可以想象那夜是怎样过的。但我们会猜错，如果我们以为这妇人，其实比一般人可想象的刚毅得多，会沉没于一种浪漫式的悲痛。那射进她心里的箭并不能达到她为自己所创造的歌德————她在自己心里所占有的歌德。不仅这样，她还可以说：

    你再不能抛开我了！现在我永远占有你了……

    她在一八三二年四月写给穆勒参事的信证实这的确比死还坚强的爱情的高贵：

    歌德的死确给我一个深刻，不可磨灭，但丝毫也不悲哀的印象。如果我不能用文字来传达我所感到的诚实的真理，我却可以用意象来表出那光荣的印象：————从死者们当中复苏，蜕换了容光，他将在天上认识他的朋友们，对于他们，他一直到最后一口气还是他们的灵魂食粮……我就是属于那些只在他身上才有生命的人。我并不说及他，我是对他说的；而他的回答大足以偿我的损失：他不让我任何一个问题得不着答案；他不吝啬任何的温情，不拒绝任何的请求，他终于向着他那过去一生都为他准备好的永久幸福开花了，我怎能不感到快乐呢？现在我的义务就是紧紧地黏附着他，以致没有别的事体对于我有更高的权，并使此后生命所带给我的一切都营养着我和他的交情。于是，在我居留于这下界的日子当中，那值得继续存在的将证实我的爱情和他的祝福的悠久。

    她实践了她的话。如果他的余生并不能免掉弱点————（为什么她要能够免掉呢？她是女人，而正因为这我们才爱她）————她剩下的生命都完全受支配于两个她自幼便献身于她们的天才。————爱和梦————Traum und Liebe……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她在一八三五年发表的有名的通讯：《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讯集》（Goethes Briefwechsel mit einem Kinde），在那里，她把原信重新写过，把记忆所引起的内在生命的潮流灌注进去。我们怎么能够用严酷的眼光对她呢？后来，历史曾把她校正，把梦和现实筛选过。但它终该证实了她心的忠诚。如果这伟大的痴情女的心有时把她的梦绣在故事的背景上，她从不曾有意去改变那画布，她的爱情和她的存在都有几分属于神话；于是她所接触过的都变为神话了。可是，她是的确存在过的。如果关于别人她陷于错误不止一次，关于她自己，她没有陷别人或自己于错误。

    这热烈的生命距离被完全描画出来还远得很呢？她和歌德的关系几乎完全吸收了历史的视线。但无论这爱情多么强烈，别以为贝婷娜的宇宙便完全被关在那里面。在这宇宙里燃烧着记忆的火焰；但它的界限实远超出歌德的生命甚或他的思想的天边。

    且别提贝婷娜的文艺活动，它那丰饶的产品已经有一部分有人在研究了……关于她对于音乐的意见————关于她和当代许多最著名的人物的通讯：阿力山大·冯·洪波特、雅该和威林·格林姆、思莱尔玛赫、爱曼奴尔·阿拉果、莫里兹·卡里尔、彼得·可奈卢斯、埃曼奴尔·该布尔、福尔士特等。而终于，关于她的政治活动，我们还有许多可说呢。

    她的政治活动是这么显赫和高尚，我以为对那些完全不认识它的法国读者略略说几句不是无用的。我们就要看见，如果那老歌德不会赞成她，贝婷娜对他那二十五岁时的柏洛米修士的榜样比他自己却还要忠心。

    自一八四〇年起，社会正义和政治自由这些观念占据了贝婷娜。贫困的声音，被压迫者的呼喊，老百姓的反抗，在她身上实不止找着回响而已。她亲自参加。她直接行动。各种场合的巧妙的会合和她已获得的权威使她能够并敢直接诉诸最高峰————诉诸各王子，诉诸普鲁士王。对王公的尊敬和惧怕犯上的心都不能阻拦她。她高声而且坦白地说话。她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国王的理想————他应该是社会的公仆————并且自夸能把这理想硬加给他们。“一切都是民有，”她写给符腾堡皇太子（Wurtemberg）说，“让王子节省，但让百姓们得免冻馁罢。”这给歌德用香油涂过额头的女先知对于他们的伟大的期望使他们觉得又荣幸又畏怯。他们不敢遇事抗议。一八四八年临近了，她的影响削弱了王族的势力。后来，这势力得要很艰苦才恢复过来。

    贝婷娜在柏林有一个伟大的同志：阿历力大·冯·洪波特（Alexandre von Humboldt）。和她同是歌德的光荣队伍中最后的未亡人，他极力赞助她，为她的书籍辩护去抗拒他们俩所最憎恶的检查，他把她的书信传递给国王；两者都丝毫不隐瞒他们对国王的谴责。他们俩完全是一个力量；国王腓特烈·威廉第四极畏惧他们的意见。贝婷娜的孙女以兰·佛尔伯·摩色夫人曾经告诉我许多未经发表的有趣的回忆，描写她像波尔思亚（Portia）[59]，怎样百折不挠地为社会阶级的牺牲者辩护。“在一个当普鲁士还没有众议院，没有出版自由使反对的言论可以得到观听的时代，贝婷娜是把一切怨声带给国王的人。”

    去年拍卖她的手稿时所陈列的许多文件中，我最先注意到诗人和教授法勒士黎宾为了他的《恶政歌》（Unpolitischen Lieder）而失宠和被撤职的案件。其次便是那大制造家施勒弗尔（F.W.Schlôffel），西里西亚织布工的贫困代表的发言人，犯共产和大叛逆的嫌疑而入狱。贝婷娜赞助他的主义，亲自为Armenbuch（《贫民册》）搜集了许多材料。一八四六年，那波兰革命家米罗士罗斯基（Mieroslawski）已经下狱并被判处死刑了，因为她的有力干涉而得救。一八四九年，革命家景克尔（Kinkel）被判处死刑。贝婷娜日夜为他尽力，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给那用同样顽强答复她的国王。我藏有她许多未经发表的信稿，语气异常激昂：

    你说景克尔受了一些不正当的动机驱使。这或许是可能的，但是把一个人判死罪只因他受累于社会这愚笨的举动，以及一条批准这举动的法律，实在使我不能不反抗……问题其实只在于他的过错！而并不在于这特殊的某人。问题在我们不该流一个已经受至尊掌握的人的一滴血。

    我们得承认国王这么忍耐和尊敬地听受这“反抗天使”的谴责，实在是他的光荣不亚于是贝婷娜的光荣。关于米罗士罗斯基，他写信给她道：

    你爱好而且要求忠贞和真诚。你两者都具有。但忠贞和真诚并非因出自一个国王的口而不是忠贞和真诚。

    但贝婷娜继续激奋下去；她那激烈的言论终于伤了国王的骄傲。一八四七年终，他们竟闹翻了。同时，贝婷娜因为和柏林市政府发生冲突，犯侮慢尊严罪，坐了两个月的监牢。她写给宝莲·石坦芮色（Pauline Steinhauser）说：

    你责备我的政治倾向。我从没有不受一个内心迫切的驱使而从事于什么。而我的举动至少对人类并非无影响。因为许多人的头还在他们肩膀上，如果我不拼命奋斗去把它们保留，老早就丢掉了。

    一八四八年的各种运动得到她的参加————正如得到歌德和贝多芬的另一个女友威廉敏纳·施勒特·德魏莲（Wilhelmine Schroter-Devrient）的赞助一样。贝婷娜在她的信札里攻击国王的叛逆，而赞扬民众。但对她的诽谤和憎恨堆积起来。一八四八年四月她写给宝莲·石坦芮色道：

    你可以相信如果可以把我扔进墓窟的话，他们老早就干了。

    她永不屈服。即在德谟克拉西的希望毁灭之后，这百折不挠的女人依然昂头矗立着。她一直到死依旧是醉心于自由，她的威望的力量那么伟大，她的老师歌德加给她的圆光又那么显耀，以致普鲁士王和许多王公，虽然在一八四八年后和她有怨隙，依然不得不对她表示敬意，在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二年间关心于她在魏玛为歌德建立的纪念碑之实现。但那傲岸的贝婷娜拒绝了王族对于完成该碑的贡献，说“歌德只能从德国人民接受他的纪念碑”。

    绝对的超然。虽然国王屡次恳切请她，贝婷娜从没有到宫廷去过。她一天天和时间隔绝起来了，终日只梦想着，她那黑粗绒的修道院长袍使她显得越矮小，只在晚间才离开她的房间，到她家里的庞贝音乐厅去听四重奏曲，其中第一小提琴手便是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1831——1907）[60]。她年轻时候的两个影子，贝多芬和歌德便是她晚上的光明。她对他们至死忠贞不渝————但并非死守着他们的坟墓，而是保持着他们那不灭的火焰。她在她两个女儿身上找着两个热烈的信徒，亚蒙迦尔和基色拉（Armgart et Gisela），和母亲一样是艺术家、画家（特别是和赫尔曼·格林姆结婚的基色拉）、音乐家（特别是约阿希姆所钦羡的亚蒙迦尔）、戏剧家（基色拉），————她们三个随时都救助被压迫者，张开两臂去接受那些伟大的反抗者。————这母亲的两个女儿额上是印着柏里兴根和爱格蒙的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