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的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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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感谢她的多着呢……她把我还给我自己。”

    因为过度地疲乏，他很早就睡了。次天，他病了。他的心已经被夺去了。他咳嗽得很厉害，痉挛，喘不过气来，他一度和死接近了。接着那几天又献给《热情》（Leidenschaft）————献给《挽歌》（L'Elégie）。————他整个儿浸没在里面。他逢人便说，他对爱克曼读它，对亨布尔特读它，一面抗议着他生时决不把它发表（十月十二至二十三日）。他又害怕又骄傲，像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和勒尔纳的七头蛇格斗一样。他对爱克曼说（十一月十六日）：

    当我陷入这种境界的时候，无论如何我都不愿被拉出来；现在呢，无论怎样我也不愿再进去了。

    但是他这样说，因为他摆脱不掉。这兴奋的固执使得他全家都天怒人怨，和他疏远了，他的病体因此更严重起来。他在生死之间挣扎。当十一月二十四日策尔特来到的时候，他以为入了一间有丧事的人家，大家说话都低声得和在一个死人的屋里一样。给恐慌所冰冻，他急忙跑到他的老友处，发现他全身都浸在爱和青春的痛苦里。他和他住了二十天，静听他的衷曲。这粗鲁的伴侣知道怎样找到壮烈的话对这苦恼的人说。他知道怎样去强逼这伟大的老大哥去审视，去抚爱他的痛苦，使它丰饶。他使他明白那分娩的神圣的果就在《挽歌》里。他们也谈音乐。策尔特对他叙述海顿作了许多快乐的弥撒曲，当别人觉得奇怪的时候，回答道：“我每想起上帝，我便有这么不可言说的快乐！……”————于是那眼泪，那善良的眼泪又流在歌德的颊上了。

    十二月十三日，策尔特告别了，歌德也重新挂起他的生之颈链了。

    我们看见他怎样地受挚爱，感情和忧郁所摇撼，这一年的歌德，————他怎样地受音乐的魔力所支配！然而我不应该说，像我从前说过的，在这数个月的风涛里，贝多芬不得不像一根禾秆似地消灭了。其实贝多芬的精神也在这暴风雨中歌唱罢。

    更奇怪的是：歌德度过了这死亡的关头之后，永远不提起他。

    现在死可来找着贝多芬了。

    一得到贝多芬病危的消息，胡穆尔，魏玛宫廷的乐队长，歌德所敬爱的朋友，便马上动身去和那伟大的伴侣告别，他把他的太太和一个名叫希勒的年轻的门徒带到维也纳去，————对于这后者歌德是常表示一种慈父的挚爱的。他们还来得及看见贝多芬完全清醒，很快活地和他们一对老夫妇会面。他们互相拥抱，他们谈天，胡穆尔和希勒先后探访了他四次（一八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三月十三日，三月二十日，三月二十三日），每次他们都看着他的力量渐渐减少，太阳渐渐沉下去了。最后一次，那可怜的人已经说不出话了；他的两腮在这最后的挣扎里拘挛着，胡穆尔夫人低头用她的手绢揩去那临断气的人的汗，贝多芬的表情抓住了那小孩希勒。四年后他写道：“我永远忘不了他的破碎的眼睛抬向她那感激的眼光。”三天后他便死了，胡穆尔亲自送葬。四月九日，他回魏玛去了。他再见歌德……

    什么都没有……歌德不问什么……歌德一句话都没有说……

    什么都没有吗？————有的！这就是他所说的！他的唯一的一句话————经过一年的思索之后：

    一八二八年，在他那为波希米亚美术馆月报所作的报告里他写道：

    我们得提及汤马士捷的《安魂弥撒曲》（Riquiem），关于这受欢迎的音乐家的最近的创作我们将在别处作更明显的报告，————同样，我们将很恭敬地述及那为贝多芬举行的教堂的丧礼（在布拉格）。

    贝多芬的名字从他的笔下夺出来……“恭敬地述及……”

    这就是歌德的全集中唯一提到贝多芬的地方。

    Nil Mirari……（不要惊怪……）

    无论我们感觉怎样，让我们努力学他，这歌德：————试去了解他罢！

    在我们所记载的一切里，我们并没有发觉一些私怨的痕迹。贝多芬的精神的与肉体的人品，曾经一道眩惑他的，无疑地使他不安，妨碍他：他把它从他的地平线推开。但是以为他对它曾经表示些轻微的嫌恶却是绝对谬误的。

    还有别的大音乐家，他们的相貌歌德永不能容忍的：————比方韦伯。他的最后一次探访（一八二五年七月），在他死前不久，留给我们一个可怕的印象。已经病了，他要求谒见。人家要他在外客厅等候，接连问了他两次姓名（这名字自从他的作品《自由射手》（Freyschütz）一八二一年在柏林，一八二二年在魏玛获得胜利之后，已经全国皆知了，就是歌德自一八二四年也听过这支曲和《欧利安特》〔Euryanthe〕。），终于被接见了，他找着了一个石人，那冰冻而且凛冽的歌德，带着冷淡的礼貌对他说些陈腐的套语。没有一句提到他的音乐。韦伯走了，捧着剧痛的心躺下，发烧到牙关相撞格格地响。他在旅店卧了两天，没有一个人探问他，终于永远离开魏玛了。

    这一次，歌德的厌恶是完全的：第一是对人问题————这瘦削，渺小，不整齐，丑怪，褴褛，两眼镶着眼镜的可怜身影在肉体上固然足以惹那奥林匹斯神生气，那把自己做成了民众的、爱国的、黩武、热情的歌手在精神上更引起歌德的蔑视，————其次是对于那浮躁的、嘈杂的音乐家————“毫无意义的喧闹”，他听了《奥伯隆》（Oberon）的第二幕便喃喃地离开剧场了；————最后是对那把恶劣的诗谱成音乐的作曲家：这是歌德所不轻易宽恕的；我们须知关于这点，贝多芬对韦伯取同样严厉的态度！

    对贝多芬却没有丝毫这样的事，我们得记住初次会面时那尊崇和惊讶的印象（一八一二年）。

    我还不曾见过一个更有力地集中的更强劲、更内在的艺术家。

    贝多芬使歌德肃然起敬。但他怕他。这情感里面包含着一个被压抑着的平等观念。

    歌德十分高贵了，决不会不愿有平辈。这反足以使他多一个找寻贝多芬的理由。

    然则他仇视他的音乐吗？

    我们上面所叙述的事实里，没有一件证明贝多芬的音乐在魏玛传播有丝毫反对的意思，无论是在音乐会或戏院甚或歌德家里。————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歌德也曾使人，在《爱格蒙》的音乐之后，于一八一六年演奏过《斐德利乌》（Fedelio）。无论他爱这音乐与否，他尊重艺术的独立和权利；他决不会妨碍它的自由传播。

    而且，贝多芬的伟大已经不成问题了。自一八一五年起，这已经是一件不容否认的事实。我们在第一篇文章里所举出的例子证明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二一年，歌德自己也表示敬意。当然，《爱格蒙》的作者贝多芬是在讨论之外的了。

    何况歌德无论何时都不会因偏见而对那些想要或能够启迪他的人堵住耳朵。他那高尚的科学精神要他这样做。他并不像那些为了懒惰的骄傲而蔑视历史的诗人。我将在下文指出没有一个文学家对于艺术史尤其是音乐史有这么浓厚和持久的兴趣的。他觉得要了解一件艺术品，非看见它那精神与形体在进化链条上所占有的位置不可。在这链条，歌德的个性上再不会对这件或那件作品作反应了。他的智慧统治着；它审视，很清明地把定律抽取出来，很宁静地接受它。他不放过一次机会在魏玛组织些循着历史次序的音乐会，请人解释，在他面前展开各时代的伟大形式。一八一八年，许慈接连三个礼拜每天为他弹三小时德国的钢琴乐，从亨德尔和巴赫直到贝多芬。一八三〇年，门德尔松应了他的要求，每天为他弹奏一些古典的大师，从十八世纪初直至那些“伟大的新艺术家”，歌德写信给策尔特说，“关于这些他给了他一些充分的知识”。在这些“伟大的新艺术家”中，贝多芬占上座是毫无疑义的。

    这座位，我敢说歌德断不和他争论。我已经说过：歌德关于一切不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技巧问题，如果他承认有人比他内行，必定很忠诚地在他们的意见之前低头。可是，一八二五年前后，我再看不见一个重要的音乐家————骆里兹、许慈、门德尔松、罗伯、汤马士捷、莱尔士达白，甚至策尔特自己（对于这后者，贝多芬的音乐天才并不明显的）————在歌德的圈内，无论他们的批评是什么……

    那么？……

    那么，歌德接受，承认，羡慕（如果你们愿意）这伟大。————但他不爱它。

    什么都在这里，我们能够责备他什么呢？爱是不能自主的。歌德永远是诚恳的，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爱情上。

    他爱好什么音乐，我们在下文便清楚。那是一片颇美丽的田地，极宽敞。从民歌到十六世纪意大利多声部合奏，从巴列士特林那（Giovanni Palestrina，1525——1594）[35]到巴赫，从《唐璜》到《理发匠》（Barbier）[36]，亨德尔的英雄神乐高据在心中，与那《极柔和的翼琴》（Clavecin bien tempéré）[37]并列。我认识很少诗人能够这样自夸的。

    但是他最不喜欢两件事：过度和浪漫的忧郁。他不能容忍那摧毁我们的和那压抑我们的事物。

    还有第三个原因，完全是生理上的，限制他的判断力：————他的耳朵受不起“太多的音响”……这就是他晚年所以不再出门和很少赴戏院的原因之一。新音乐使他生理上难过。必定要经过柔化，从合奏乐改作钢琴音乐之后，他才能接受。这就是我上文所引过的他听了门德尔松用钢琴奏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之后发出呼喊的真义：

    假如现在所有的人一齐合奏起来呢！……

    我们看见他双手盖着耳朵逃开去……

    有什么稀奇呢？他在一八三〇年仍是那个许久以前，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听过那七岁的莫扎特弹奏的人，他来自黄金时代的遥远之处；而他那器官的感受性并不能和他的智力演进得一样快。

    而当官能接受艺术的印象不能无痛楚，无烦扰时，智力便要判断这艺术只能摧毁和压抑人。歌德于是把它推开。歌德推开贝多芬。

    让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衡度，那压抑这时代的将鼓舞另一时代。一直到时光的尽头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