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与贝多芬

，那秀丽而且泼辣的贝婷娜，带着她那许多幻灯式的感情与纷纭的观念。二者都是舌锋尖锐，一点也不放过，二者又都是武装着，面对着一个各以为有理由认作自己的所有物的人。她们天天都见面，互相微笑，互相拥抱……她们会很乐意互相咬起来！阿尔宁穆夫妇，和魏玛的居民一样，暗自悲悯这在睡鞋底下的伟人。基士梯安娜呢，忿恨极了，怂恿歌德反对这双不自约束的客人。这两个女人一起参观画展，就在画室里暴风陡然起来了：那简直是一阵飓风。贝婷娜是深谙艺术的，她对那些陈列着的劣画加以严酷的批评。因为组织这次展览会的是歌德的世交，枢密院的顾问官亨利·迈尔（他的艺术趣味和策尔特以及所有歌德的惯常的门下客一样，是有几分霉烂的），基士梯安娜觉得被侮辱了。既不能用一种贝婷娜所擅长的戏谑口气答复，那被积压在她那易于中风的躯体里的忿怒就由些叫喊与手势发泄出来。那为了看得更清楚，点缀着贝婷娜的刁顽的鼻子的眼镜或手眼镜被抢夺扔在地下，碎了。在一群给她的咆哮所招来的好奇的旁观者当中，那被冒犯的夫人对她那惊愕得噤口结舌的情敌下了一个永远不能再踏进她家里的禁令。公开的笑柄，全魏玛都为贝婷娜抱不平。反对基士梯安娜和反对歌德的机会实在太好了，对于后者，那小市民从不曾宽恕过他的丑恶婚姻的。歌德不得不袒护他夫人的主张，于是对阿尔宁穆夫妇下了逐客令。

    其实，他对这举动并不感到懊悔！和他们一起，他所辞退的是那浪漫的疯狂。现在，他可以得安静了。安静，和那些策尔特们，林默尔（Riemer）们，迈尔们一起，安静在过去的秩序里。阿尔宁穆在九月杪写信给格林姆（Grimm）说：

    你们不能想象他在那里生活的不可信的环境，给他夫人和其余的世界完全隔绝，……还有他那对于艺术上的新奇和凌乱的畏惧！真是几乎令人失笑。关于一切新的，他说：“不错，这是些很好的趣剧，但并不是为我而设的！”

    阿尔宁穆又说：

    你几乎以为，写自传这工作（他已经开始了一年）使他在思想上忽然变老了似的。

    歌德的天才奇迹似的弹性不得不为他再找着青春的源泉；那《West-Östlicher Divan》（《东西诗集》）的肉感的，新鲜而且热烘烘的春天就要证明出来，一面等候着那最后的《浮士德》以及其中的守候者林谷士（Lynceus）的不朽的歌的飞翔，————这守候者的眼，他的“幸运的眼”是永远不闭的。

    但是每个这样的更新时期总先有一个表面上沉落的时期，在那里他仿佛是无望地沦没下去的。那伟大的自我认识者在这些时候就得在他周围留下一个空虚。这空虚，他可以得着，并且可以随意玩味，在他那些忠心的Famuli（助手们）的好意的庸碌里，在他那光鲜，洁净，粗俗，满脸笑容的主妇式的贤妻的彻底笨拙里！但这安静，这舒服，歌德真不知费了许多代价才买得来！那些坚持要在他身上看出“生命的无上的艺术家”的人绝不猜想到这家庭生活底下隐藏着的悲惨，种种的妥协，耻辱的容忍，苦楚的吞咽，而且，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那接连几个月远离家庭的出奔……不！这“无上的艺术家”只在艺术上是这样；他的生活，逼近看去，实在引起我们怜悯多于艳羡。

    于是，无论贝婷娜怎样悲痛，怎样坚持她的爱，怎样努力去接近歌德和忘记侮辱，她终于被逐出魏玛的圈外了。她和她的上帝断绝了信息整整六年。就是恢复通讯之后，贝婷娜也永远再找不着那恼了的奥林匹斯神的恩宠。贝多芬已经没有律师在歌德身边为他辩护了。

    而且在这时候他们要碰头！机缘安排了一切，把他们放在一处。

    一八一二年七月，歌德在卡尔士巴特受他的大公爵邀请立刻赴特普里兹，那奥国的年轻的皇后要在那里和他谈话。歌德便到特普里兹去。贝多芬在那里已经一星期了。歌德并非为他来。但是既然离他很近，说不定是他记起了贝婷娜给他描画的那幅动人的肖像，以及贝多芬曾经表示要见他的热烈的愿望罢，那搜藏灵魂的好奇心战胜了那潜意识的自我的顾虑。他跑去看贝多芬。

    特普里兹那时候正充塞着皇帝与皇后，公爵的雄鸟与宫廷的雌鸟们。贝多芬是不受他们的翎毛所眩惑的。他蹙起额头写道：

    很少男人，而这少数中，绝无超越的……我孤零零地活着————孤零零地。……

    就是这时候他给一个八岁的女孩写那封美妙的信，里面有这句有名的话：

    除了善良而外，我不晓得什么是超越的标志。

    但是同一天，在一封写给他的出版者的事务信里，他打断了他正在说开的话，写道：

    歌德在这里呢！

    你感到他的心在跳着……

    歌德极大方。他先去看贝多芬（七月十九日，星期日）。像贝婷娜，像许多人，他一见就倾倒了。同日，他写信给他夫人道：

    我还不曾见过一个更有力地集中的更强劲、更内在的艺术家。

    这已经不少了！在他的整个生存里，歌德从不曾这样承认过别人的优越的。

    多深刻的观察！那急流似的精力，一种超人的集中的能力和内在的海……歌德的眼，这开向宇宙的大眼，比他的智慧还要自由，还要真，还要透澈，一望便全抓住了：贝多芬的天才，他那无匹配的人格的一切要素。

    歌德被迷住了的明证，便是他们第二天（七月二十日）一起散步；第三天，二十一日，歌德晚上又到贝多芬那里。二十三日星期四，他又在那里：贝多芬为他弹钢琴……

    但是四天之后（二十七日），贝多芬离开了特普里兹，他的医生命他到卡尔士巴特去；歌德只从九月八日至十一日在那里找着他。他们曾否会面呢？无人知道，十二日，贝多芬又由卡尔士巴特回到特普里兹，歌德却不回去了。于是就此完了。这两个人将毕生不再会面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一个这样慷慨的冲动推他们互相接近！一种不容否认的吸力，最初那几天……然后便是沉默了。……

    我们有两封从贝婷娜处得来的信告诉我们这事的原委，虽然这些信后来颇有疑问，————但据我看来，它们的精神上的准确是可以证实的，根据我下文所叙述的情形，根据另外两封太确凿的信，一封是贝多芬给白莱哥夫（Breitkopf）的（一八一二年八月九日），一封是歌德给策尔特的（一八一二年九月九日），特普里兹的颇雄辩的流言更不必提了。

    我努力要平心静气观察这两个人并且把他们的真相，他们的伟大与狭小说出来。天才性格上之有狭小，正和常人一样，或者更多些。而贝多芬，像歌德，实在占有很大的分量。

    最初，那最豪爽的，（我已经说过），是歌德。他把手伸给贝多芬。他显出他的天性所允许的最恳挚的态度————他的天性总带着几分掩饰的，除了对于他的艺术和那最严格的深交时。贝多芬并不使他失望：第二天的印象并没有和最初的相抵忤。但是贝多芬的印象却似乎没有那么满意，这诗人，他自小便梦想一只逆风飞翔的大鹰似的，显现给他只是一个Geheimrat（枢密使），极留意于礼节，极尊重阶级，一个社交家，温文尔雅，高领子，永远提防着，从不肯尽情倾吐；而且，听了他即席弹奏之后（我们知道贝多芬即兴之作是怎样的洪涛汹涌！），很有礼貌地对他说，“弹得很好……”

    他弹得很可爱。

    无疑地，歌德不知怎样欣赏那音乐好，只恭维那音乐家的手指灵活和如珠的弹奏；他装出很受感动的样子。可是贝多芬所盼望于歌德的美的批评，理性的批评，一句话都没有，因为究其竟，歌德并没有什么感想；他并不了解……

    贝多芬爆发起来了……

    贝婷娜对我们叙述当时的情景，虽然她并不在场，但贝多芬一出来便气冲冲地跑去告诉她；无疑地，她在那火上添了不少的油。

    七月二十三日晚上，贝婷娜偕了她的丈夫阿尔宁穆和姊姊沙韦尼夫人（Savigny）到特普里兹。她并没料到会在那里遇到歌德和贝多芬。这会晤，她从前那么热望着并且那么固执地斡旋过的，竟举行了！而（多伤心！）她竟不能参加！歌德很小心地避开她，尤其是基士梯安娜自远处监视着。她把她那被抛弃的婀梨安娜的怨恨诉给那“音乐的酒神”（她从前曾用这名字尊崇贝多芬），我们是可以想象的，而贝多芬，深感于贝婷娜的妍媚和友谊，对她表同情，也是很清楚的。他那天晚上从歌德那里得来的刺激再没有什么理由缓和下去了，他毫无节制地表示出来。

    这就是当时的情景————用最真切的贝多芬的风格写或说出来————在这里面这两位大艺术家显出两种非常出人意表的不同的态度：因为歌德，在这里，眼含着泪；而贝多芬粗鲁地责备他的感伤。贝婷娜写道：

    他弹完了，当他看见歌德似乎深深感动，说道：“呀！先生，这个，我并不盼望于你————许久以前，在柏林，我开了一个音乐会；我非常卖力气；我觉得成绩还不坏；我期待着喝彩；但是当我用尽了最后一口气之后，不见有最轻微的赞赏的表示！……这真使我太心痛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但不久我便得着那谜语了；全柏林的听众陶铸得太高雅了。他们用那给感情湿透了的手绢向我致敬，当作感谢我。我明白了那与我发生关系的是一个‘浪漫的’而并不是艺术的听众……但是出自你，歌德，我实在不欢喜。当你的诗深入我的头脑的时候，我有着要飞到和你同样高的雄心……大概我不能罢……否则你所感到的兴奋就会用别的方式表现出来。你自己总该知道受知音喝彩的愉快罢！如果你不‘承认’我，如果你不把我看作平辈，还有谁呢？我得要受知于哪个无赖（Bettelpack）呢？……”

    第一次教训歌德！谁曾用过这样的口气对他说话呢？……贝婷娜描写歌德的窘状，“因为他深觉得贝多芬有道理。”（歌德的意见正是一样。一八〇四年他回答一个要为巴赫“而活，而努力，而受害”的青年音乐家的话：“在艺术上决谈不到受苦问题。”————很足以证明别的时候他可以给贝多芬同样的教训。————原注）

    从那时候起，贝多芬对歌德耿耿于怀，最小的事情也不放过。

    他们一起出去。贝多芬挽住歌德的手臂。在特普里兹和田塍间，他们刻刻都遇见些贵族在散步。歌德频频行礼。使得贝多芬怪烦腻的：而当他说起宫廷，说起皇后的时候，总带着“严肃谦恭”的口气。

    “唉！怎样！”贝多芬狺狺道。“你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是没有好处的。你应该把你心里的思想掷在他们的头上。否则他们就不注意。没有一个公主会认出勒·达士（Le Tasse，1544——1595）[23]的，除非虚荣的鞋中伤她。我待他们完全两样。当我教大公爵[24]钢琴的时候，他有一次使我在前厅等他。我用力敲他手指：他问我为什么这样不耐烦，我告诉他我在前厅丢了许多时间，我再没有耐心可以耗费了。以后他就不再使我等了；我要使他感觉这种愚蠢的举动只足以显出他们的笨拙。我对他说：‘你可以把爵位封给任何人，他并不因此有丝毫长进。你可以制造一个朝臣，一个枢密使，但你绝对造不出一个歌德，一个贝多芬。所以，你做不到的（而且你跟他们差远了），你得学去尊敬他们！这于你一定有好处。’……”

    第二次教训，那阶级制度和社会秩序柱石要怎样皱起眉头来接受呢？……

    这时候，在路上出现了皇后，公爵们，整个宫廷，向着他们走来。贝多芬对歌德说：

    “留在我手臂里！他们该让路给我们。我们却不。”

    歌德并不这样想，贝婷娜说（当时的情景是大众所熟悉的）；他撇开贝多芬的手臂，站过一旁，帽子握在手里。贝多芬却大摇大摆直冲进那些王族们的队伍里，像流星一样。他从中间走过，只用手指轻扶着帽边。他们呢，还有礼地让开，并且都向他行礼，很友爱的样子。冲过去之后，贝多芬站住了，等那鞠着躬的歌德。他于是对他说：

    “我等你，因为我尊敬景仰你；你却太使他们荣幸了。”

    第三次教训。而这一次，是事实上的教训：榜样夹着言语。这次，实在溢出限度了。无论这责备怎样得当，歌德可不能任你扯他的耳朵，和学童一样！……这贝多芬，他可曾梦想过这社会的拘谨和这被接受的秩序所代表的一切战胜了的试炼，苦痛的经历，以及用很高的代价买来的生活的智慧吗？即使有道理，这样有道理法也是不堪忍受的！

    歌德写信给策尔特（一八一二年九月二日）说：

    我已经渐渐认识贝多芬。他的才能很使我惊异。只是不幸他的性格是完全放荡不羁。如果他觉得这世界可憎，他或者没有错；但是他这样做并不能，真的，令世界更富于享乐，无论为他自己或为别人。他确是怪可原谅，怪可怜的，因为他失掉听觉：这损害他的灵魂本体的音乐部分或者还不及社交部分。他生性本来已经够鲁莽了，他的耳聋更使他变得加倍这样了。

    措词是极有分寸的。歌德指摘贝多芬的话，还真是他所做得到的最轻微的了；我们得感激他这公允的精神。请注意这句话：

    他觉得世界可僧，他或者没有错……

    这悲观主义，永远是小心翼翼地箝塞住的！……谁会在歌德身上认出来呢？在那人们用来窒塞住他的刁勒菲（Delphes）[25]的月桂冠下，在这大家强加给他的阿波罗的面具下，谁曾经看见那厌恶的鼻孔的皱纹，那失望的痕迹和那致命的严肃，以及一切藏在底里的弱点呢？这个人所以躲避感情，躲避疾病的景况，躲避死的形状，躲避一切世界和自我的大建筑的破裂和不均衡————那幽灵，————那是因为这一切都在他身内；只有他的智慧能够巩固那些水闸，不然他就要被冲没了。这生命的至尊，他知道他的国畿建立在多么柔脆的建筑上，而且这些建筑破费了多少的代价————像古代传说的大匠师一样，他不知藏了多少女人尸体在他那建筑的中心！使用了多少牺牲才买得，并不是他的自私的安静（像一般不能把自己提高到这样的命运的俗人所说的），而是他的作品和造诣的宁静！真的，他并没有贝多芬那么粗壮，那么勇猛，那么强劲。贝多芬永远在格斗；他每步都有所冲突，每步都受伤，但他绝不踌躇，额头向前，他冲进敌人的阵线里。歌德永远不格斗，永远不讨论。他的骄傲，他的弱点，都同意去厌恶肉搏。他绝不委身于他对手————无论他蔑视或爱他们（那是更危险的）。他只有一件武器，一件，永远是一样的：在障碍之前，他逃避，他头也不回地逃避。他抹掉了一切接触，————肉眼的或心灵的。正如他思想的生命是不断的征服，他在人群中的生命是永久的退隐。他避开而且沉默着……但这一切，一个贝多芬是永远不会知道的。谁曾知道呢？而在一切人当中，贝多芬或者是能够了解的最后一个……

    贝多芬在这次相遇之后，毫无含蓄地说出来。当然啦，他不像歌德那么慎重！

    歌德太喜欢宫廷的空气了，多于一个诗人所应有的。别再说那些乐手们的可笑了，如果做全国师表的诗人也可以为了这些幻光忘掉一切！

    他这样写给他的出版人。把他的印象交付给些陌生人已经是不谨慎了。但他并不止于此。贝多芬有一大毛病：当他对一个人说了一句伤人感情的话，这句话留在他和他同伴之间还不够，他还要把它传出去。他既给歌德“洗头”（依照他自己的说法）之后，他跑到阿尔宁穆夫妇那里叙述这场“趣剧”，因为，对于他，这不过是一幕趣剧而已：“他像孩子一样快活，他这样玩弄了歌德。”试想阿尔宁穆们会把这趣剧掩藏起来吗！他们和歌德的不睦使他们越容易感到歌德的弱点，同时也感到受了他对于宫廷的谦恭态度的损伤，他们在他们从特普里兹写的信里很高兴地说着。如果贝多芬只在贝婷娜和亲友们的范围内饶舌，那还罢了！他却逢人便报告。那趁着热闹季节把商店开在特普里兹的维也纳首饰商约瑟·杜尔克，谁愿意听他便告诉他这贝多芬给歌德开的好玩笑：他们同散步时，每步都有人对他们见礼，歌德带着几分骄意表示他厌恶这些烦扰，贝多芬很俏皮地对他说：

    “请大人别这样烦腻罢！说不定是对我呢。”

    我们可以猜到这老孩子的大笑，开心他刚才对大人的揶揄：而当他笑饱了之后，便完全忘记了……

    不错，但是这好玩笑要绕遍了全城，回到接受者那里呢。况且歌德并不笑。他的亲近，他的步兵们，更不用说了……前一年，贝多芬和那年轻的中校瓦安哈根以及他的“热情”腊赫尔结交，腊赫尔的姣颜是令他想到另一副他极钟爱的面目的。在德意志的奥林匹斯山上，如果贝婷娜是那大胆的希贝（Hébé）[26]，坐在膝上，像蜜蜂般啜着宙斯的杯，腊赫尔就是那密纳尔华（Minerva）[27]从天帝的头上生出来，在帝座脚下守卫着，紧锁着眉头监视着，不容有丝毫的狎亵的。自从贝多芬渎犯了天帝的威信，腊赫尔和瓦安哈根再不认识贝多芬了。腊赫尔在她的日记里再也不提起他了。

    缄默！致命的武器。歌德的大武器。他曾把这武器教给他的密纳尔华，他也缄默起来了，他长久不再提起贝多芬了。一八一三年，策尔特（终于！）发现了《爱格蒙》的序乐了，他对歌德说起。歌德不作声。而那渐渐找着了他的大马士革（Damas）之路[28]的策尔特决不是那能够将一种他明知歌德不喜欢的钦羡强加给歌德的人。

    只有一个人能够，有美与爱的权利：就是《东西诗集》的苏拉卡（Suleïka）————玛利安娜（Marianne von Willemer）[29]。当她的老情人把那给一个平庸的音乐家谱成音乐的《东西诗集》里的小歌寄给她时，她大胆对他说：是的，这也许并不怎样坏，但是……

    ……如果我要忠实，我就很希望贝多芬为这些显赫的诗作曲；他完全了解它们；否则谁会了解呢？我去年冬天深切地感到这层，当我听见《爱格蒙》的音乐的时候：那真是天上的；他完全贯彻了你的深意。是的，我几乎可以说，那燃烧着你的诗句的精神同样地激荡着他的旋律。

    歌德很聪明很委婉地回答，说诗的乐谱往往只产生一种误会，诗人很少被了解的，人们只能够认出作谱人的情调。他接着道：

    ……不过，我也曾见过许多宝贵的作品，往往反映出你的影子，或放大或缩小，很少清楚玲珑的。贝多芬，在这点上，的确造了不少的奇迹……

    这赞词是暧昧的！似乎歌德在贝多芬的作品里看见自己如在一面放大镜（要不是在一个花园的圆球）里！

    玛利安娜并不满足。翌年，她又重新努力。关于春之归来，她写道：

    如果你想使你心内新春的感觉更强烈，找一个美丽的嗓子为你唱贝多芬的《给远别爱人》（A l'Entfernte）那几支小歌罢。我觉得那是不能再超越的；我们只能把它和《爱格蒙》的音乐相比……但是得单纯动人地唱出来，而且要弹得很好……我多么想知道这使你得到快乐并且想知道你的意见呵！……

    他的意见如何，我们将永远不知道。但是从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二一年歌德对于贝多芬的名字所表示的比较妥协的心情甚或敬意，我深信是这慈蔼的妇人的功劳。不错，他并不接受他的艺术。但他不再用一句轻蔑的话把它撇开了。他曾经努力要了解，虽然这努力并不久，并不彻底（但我们得承认这点）。

    当约翰·基士梯安·罗伯（Johann Christian Lobe），一个羞怯却有坚信的勇气的青年，敢对他恭敬地说出（一八二〇年四月）策尔特的音乐之不足和它的“陈旧的”（让我们说“化石的”）性质，以及新时代对于贝多芬和韦伯的音乐之爱好时，歌德请他说出他的理由；罗伯很聪明地对他解释道：

    在策尔特的歌里，音乐的伴奏只是一种在和声及节奏上单纯的音程。现代作曲家却把它提高到情绪的辅助语的地位。如果歌德试找人独弹策尔特一支歌的伴奏及低音（Bass），没有了旋律，他就很难在那上面发现那和情感的最纤细的契合，反之，在贝多芬和韦伯的歌集里，你在伴奏里就已经感到情感脉搏的跳动。这还不过是艺术的一种咿哑而已。终有一天音乐将达到那部分伴奏对于情感的表现都有特殊贡献的境地。

    （这岂不是瓦格纳式的管弦乐自一八二〇年便预告出来了么！）

    歌德低着头，默默倾听着。然后跑近钢琴，把它打开并且说：

    “试举一个例。你刚才的推论，如果是对的，你应该能够用事实来证明。”

    罗伯先弹策尔特一支歌的伴奏，再弹《爱格蒙》里这歌：《Trommeln und pfeifen》（《大鼓与笛子》）的伴奏，然后又弹那两支歌的旋律。

    无疑地，歌德并不心服，并不太容易满足于这唯一的，初步的，也许弹得不精致的例，便抹煞那些新的趋势了。但他能够虚心求教已经很难得了。虽然缺少实验。那原则已经引起他的兴趣了。

    几个月后，一八二〇年九月杪，歌德接待那从柏林来的音乐家福尔士特（Foerster），他把贝多芬为爱格蒙在狱中的一段独白所作的音乐的十足准确和那《浮士德》一段独白谱成音乐的拉支威尔（Radziwill）王子的诠释上的谬误相对照。他很动人地把爱格蒙的独白背出，接着说：

    “这里，我暗示出音乐应该伴着那英雄的假寐。贝多芬竟用一种惊人的天才完全领会我的命意。”

    翌年，诗人莱尔士达白（Ludwig Rellstab），贝多芬的仰慕者，与歌德谈话（一八二一年十月杪）：

    我们常常谈起贝多芬，他曾亲身认识他。他有许多贝多芬的笔迹，很以为荣。这次，他请了那施密德参议来为我们弹了贝多芬一支奏鸣乐。

    由此看来，贝多芬的音乐并不被逐出歌德的客厅，像一般人所常说的。还有第二个例子：

    莱尔士达白第一次探访后几天，一八二一年初，歌德请了许多客人来听那刚十二岁的小门德尔松[30]弹奏：莱尔士达白用一枝极生动的笔写当晚的情景。当那童子弹奏及在琴上即席创作完了，大受众人赞赏之后，歌德拿出几本宝贵的手写本来：

    “现在，当心啦！在这里你将不行了！……”

    于是他把贝多芬一支歌的手写本在琴台上打开。那笔迹是差不多不能辨认的。门德尔松大笑起来。

    歌德：“试猜是谁写的！”

    策尔特负气似他说：“就是贝多芬！他老是像用扫帚的柄子写的。”

    小菲力士（门德尔松）惊愕得沉默起来了：一种骤然的严肃，不仅是严肃，“一种神圣的惊异”，眼光凝定，紧张……慢慢地，一片惊异的光溢于眉宇，当那崇高的思想，那美的太阳渐渐从那笔迹的混沌里透露出来的时候。歌德满脸闪耀着喜色，眼睛紧盯着他。很性急地不让他有沉思的工夫：

    “嗄！你看，你看，如果我不告诉你，你就会上当了……好，试试看罢！”

    菲力士开始摸索，停止，高声修改他的错误，弹到底，然后才开始一口气弹完了全曲。整天晚上，歌德浸在快乐里，把这事对来客谈个不休。

    可见一般人所说贝多芬音乐被贬逐出魏玛的家是多么言过其实了。歌德自己觉得和贝多芬那么没有嫌隙，当一八二二年法国小提琴师亚历山大·布谢（A.Boucher）用尽了他所有的介绍信都见不着贝多芬之后，求诸歌德，歌德给他一封短简，贝多芬的门立刻开给他了（一八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然则，当贝多芬在一八二三年贫病交困，很虔诚地写信给他，求他设法使魏玛大公爵预订他那Missa Solemnis（《庄严弥撒曲》）的乐谱时，怎样解释歌德的可怕的缄默呢？我们读到这哀恳书不能不感到羞惭，并不是为贝多芬，而是为那接收这恳求的人：因为眼见一个巨人屈辱是一件难过的事。多么动人的努力去使歌德关怀他的家庭生活。关怀他那十六岁的侄儿！（他很骄傲地夸张这侄儿的学问和希腊文智识，“但是，教育一个儿童，所费是很大的！”）他对歌德怀抱着怎样的敬爱，对于“他在歌德身边所度过的幸福时光”多么颤动的回忆，怎样的景仰，爱慕与崇敬因他那笨拙的说法而越显得动人，而尤其是，怎样的害怕这对于歌德的爱慕的表示以及那两件大作品：Merresstille（《海上的死静》）和Glückliche Fahrt（《一帆风顺》）的呈献会被人猜疑他动机不纯正！一个慷慨的人似乎不忍心让这忧虑的荆棘留在这颗信赖的伟大的心里二十四小时罢。似乎他的手臂应该张开，而且，即使对于Missa Solemnis发生兴趣，一个歌德也应该对贝多芬这样说罢：

    “谢谢你信赖我，别要道歉了！在我面前屈辱你就等于屈辱我。”

    歌德永不回答。————对于这，他的仇敌找着一个方便的理由：因为他是“坏人”。他的崇拜者呢，感觉困难，藉口他身体有病，避开这问题。

    在这一八二二年二月里，歌德病得很重，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且逼近去审察当时的情形罢！

    贝多芬的信是二月十五日到魏玛的。从十三日起，歌德觉得不舒服。十八日，病势骤增起来了，凶猛，危险，像歌德一生中所常遇到的极严重的生死关头一样。不过大概都很短促。整整八天八夜他不离开他的安乐椅，发烧，呓语。那两个调治他的医生都怀着极不祥的疑惧。他自己喊道：“你们救不活我的！死神窥伺着我，到处都有他站着。我完了……”但是他挣扎着。到了第十天，他的复元由一阵对医生们发的狂怒表现出来。医生禁他喝一种饮料。他喊道：“如果我命该死，我要依照我的死法！”他喝完，便觉得舒服些了。那个月还未终结，他提到他的病已经像一件过去的事了，重新抖擞去生活了……于是，又是怎样的熠耀呀！

    他已经七十五岁。他钟情于一个十九岁的少女乌尔梨克（Ulrike de Levetzow）。六月和七月他在玛利安巴特（Marienbad）和她一起，爱情使他颠倒得像一个青年一样，为了一点小事便淌眼泪，音乐可以使他融成泪人。一个月的分离他已经忍受不起了。九月他在卡尔士巴特和乌尔梨克以及她的家人一起；这年逾古稀的老人竟和那些年轻的小姐跳舞呢！我们且莫非难他衰老！他的痛楚所启发的那首热烈的伟大的挽歌是一件崇高的艺术品：同时具有《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热情和成熟，是艺术杰作的两重丰满。他活在风涛里，又把风涛散布在四周。在家里，那是许多不堪的争吵；他儿子知道那老人要结婚的暴怒。他的求婚给乌尔梨克的家人很聪明地拨开了。歌德非常痛苦。快到年底时候，一场严重的病又把他推倒了。家里没有一个人服侍他。策尔特无意中到来，看见他的老友被抛弃的状况大吃一惊。这两个老人相抱互诉衷曲。歌德诉说他的痛苦。人间幸福的最后的好梦碎了。他得要回到那捐弃与死的寂寞里。“如果歌德这时候死去，”路微希（Emil Ludwig）写道，“他就是被征服而死了。”

    多谢天，他还活下去，他在痛苦的冰窖里为自己筑了一座梯，以直达他从未攀到的高峰。

    但是我们由此便知道如果二月里的病不足以原宥他对于贝多芬那封信的遗忘，这一年的簸荡，他那紊乱的心的发烧似的柔弱，便可以解释在这惊风骇浪中贝多芬的呼吁会像一支禾秆般消失了。当然我们总可以说这热烈的自私性缺乏慈悲的源泉，使他由抚慰别人的不幸而得到对自己的不幸的高贵的慰藉。但是当这反映着全宇宙的自私性是一个由光明的智慧和美丽做成的世界的基本原则，谁敢贬责呢？不如责备太阳的璀璨的淡漠好了！

    我要保留我的严厉给那忠心的但没有勇气的伴侣：策尔特。“庸碌”不能有天才的宽恕：如果它不善良忠诚，它还有什么呢？况且他自己也接到这呼吁并且懂得这呼吁的悲惨性，他自然更有提醒歌德的义务了。自从一八一九年他和贝多芬相遇之后，他对他的情感完全改变了。外貌虽粗鲁，底里其实是头等好人的策尔特被贝多芬的慈爱和肉体的不幸感动到流泪了。从那天起，他对他怀着一种兄弟似的挚情，他订购《庄严弥撒曲》的预约，他把他那由一百六十个嗓子组成的全德国最好的歌咏队交给贝多芬使用；并且常常在他的音乐节目单上列入那个他今后用来比拟米珂朗琪罗的人的作品。

    但是————人类可哀的怯懦，————他竟不敢对歌德提起《庄严弥撒曲》。而贝多芬死的时候，策尔特偷偷向那逝世的半神膜拜，却不肯冒险在歌德面前唤起贝多芬的影像。据说整整一年他们之间并没有一次提起贝多芬的名字。

    这样的缄默！多可怕，多不仁！……但是谁不知道歌德曾经屡次用以掩盖死————他最亲近的人的死和他的思想的秘密————像一块墓石一般呢？六十岁那年，他对林默尔说：

    只有那最受他的感觉指挥的人能够变成最冷酷最无情。他得穿起很厚的铁甲，以避免那粗糙的接触。而往往这铁甲又怎样地坠压着他呀！

    对于歌德，抑制是一种自卫的本能，它那异常的束缚有时隐藏着焦虑。他的天才的自主力把它化为他最动人的抒情的活力，他整个天性是一件为思想和艺术的工作牺牲的工作。他抑制他的痛苦，他的爱，和他的恐怖：（谁比那勇敢而狂热的浮士德，那魔鬼的龙犬在他四周划着灵巧的圈儿的浮士德有更多的恐怖呢！……他老年的时候，那象征的龙犬再不离开他脚步的影子了。）

    我有一封歌德给亨布尔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信，是一八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贝多芬未死前几个月写的。亨布尔特想克服他的朋友对于印度思想所持的疏远态度。歌德回答他说：

    我绝对没有什么反对印度；但我怕它：因为它把我的想象拽向无形与畸形，这是我现在比什么都更要防御的。……

    “……这是我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要防御的……”

    永远地，而且越接近死越厉害，这对于深渊的吸引与恐惧！

    对于歌德，贝多芬就是那深渊！门德尔松所叙述的那场大家都知道的情景可以启发我们。我们在那上面看见那老人的不安，以及他藉以禁锢那些粗野的幽灵的狂怒的抑制————这些幽灵，六十年后，将要颠倒那《献给克雷澈底奏鸣乐》（Sonate à Kreutzer）的老托尔斯泰[31]……

    那是一八三〇年，贝多芬死后三年：

    每天午前，我得依着历史的次序为他弹奏一小时各大音乐家的作品……他坐在一隅阴暗的地方，像一个霹雳的宙斯一样；他的老眼闪着电光。他不愿意听人提起贝多芬；但我对他说，我也无可奈何，并且为他弹了《第五交响乐》（Symphonie eu ut mineur）第一节。这很奇怪地摇撼他。他最初说：“这丝毫也不感人，只令人惊异罢了，真宏伟！”他还这样沉吟了一会；然后，沉默了许久，再说道：“这真伟大，简直是疯狂的！你几乎怕这屋子要倒下来：假如现在所有的人一齐合奏起来呢！”……就是入席之后，在各种谈话中，他又开始喃喃着……

    他已经受了打击了。他应该说：“击中了！”但是拒绝去承认。为要完成他思想的命运，他逼不得已要使计。

    结论是这样：

    这两个人：那狂热而且往往立脚不牢的狄安尼梭斯似的贝多芬和那阿波罗似的歌德比较起来，歌德是蕴藏着更多的精神弱点的。但是心灵的力就是认识它的弱点并且划定了它内在王国的界限。贝多芬的疆士是那无垠的天空，他的眩人的吸力，他的豪侠和他的危险就缘于此。那接踵而来的音乐世纪就陷于这危险了。独瓦格纳有那把从《术士的徒弟》们手里，跌出来的王笏[32]重新握在掌里的力量。

    但贝多芬从来不曾想到他所放纵出来的这些危险。他也不见得明白。（让我们希望他完全没有想到！）那使他不得接近他在世界上最崇拜的人的秘密拒力。我们可以想象歌德的固执的缄默和不回答他的信会使他怎样伤心。虽然他那暴烈的性格不能忍受人家————即使是国王————有丝毫对他不住，他对于歌德的不可思议的态度却没有一点儿嫌隙。连半句怨言都没有。在他的一八一九年《谈话录》（Cahiers de Conversation）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和他对谈的人想在他面前诽谤歌德：

    歌德不该再作诗了。他会和那老了的歌者有同样的不幸。

    大概贝多芬猛烈地打断他并且抗议罢：因为那个人赶快谢罪并写道。

    无论如何，他依然是德国第一个诗人。

    特普里兹的日子并没有消灭；但是贝多芬所留住的只有光明了。肖像上的黑影完全消散了。他已经不记得那些弱点了；至于他自己的戏谑和揶揄————他也完全天真烂漫地忘记了。只有歌德的光荣与仁慈铭刻在他心里：

    “你认识那伟大的歌德吗？”他听了骆里兹（Rochlitz）一句话便喊起来。他拍着自己的胸膛并且满脸闪耀着快乐。“我也认识他呢。我在卡尔士巴特和他相识，天知道多少时候了！我那时候并不像现在这么聋；但是我已经不大容易听见了，这伟人多么耐心待我呵！……这令我觉得多幸福呵！……就是为他牺牲十次性命我也情愿……”

    就是这样，这两个人互相从身边走过，却没有看见。一个爱得最深的，只知道伤那个的情感，那个呢，最能理解的，却永远不认识那最接近他的最伟大的，他的唯一平辈，唯一配得起他的人。

    那临死的贝多芬像老李尔王在病榻上这样写道：

    我们大家都错，不过错法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