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危机的原因

    当我们考察在无政府主义生产中必须实现的比例关系的复杂性时，首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承担保持这些比例关系的责任?显然，价格规律必须执行这种职能。因为价格调节资本主义生产，价格的变化对生产的扩大或限制，以及对新的生产的建立等等，是决定性因素。由此也产生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唯一可能的调节者的客观价值规律的必然性。因此，对这些比例关系的干扰，必须从对这种生产的特殊调节的干扰，即对价格形成的干扰(结果，价格不再是生产必要性的标志)方面来解释。因为这种干扰是周期性的，所以对价格规律的干扰也必然表现为周期性的干扰。

    资本家关心的不是他的产品价格的绝对水平，而是市场价格和成本价格之间的比例，或者说是利润水平。他把自己的资本投于哪些生产部门取决于利润水平。如果利润明显地下降，新投资就会完全停止。在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的场合，尤其如此。因为这样投入的资本被长时间地固定下来，而固定资本的价格对利润率的计算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知道，资本有机构成是变化的。由于技术的原因，不变资本部分比可变资本部分增加得快。此外，固定资本比流动资本增加得快。但是，可变资本部分的相对减少引起利润率的下降。危机意味着销路减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销路减少是以新投资停止为前提的，后者是以利润率下降为前提的。这种利润率的下降是由这种资本的新投资时发生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决定的。危机只不过意味着出现利润率的下降的时刻。但是，在危机之前，存在一个价格和利润水平高的繁荣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转折是怎样发生的呢?这种从狂热的活动、优厚的利润和提高的积累的极乐世界向销路停滞、利润消失和出现大量闲置资本的绝望境地的过渡是怎样发生的呢?

    每个产业周期都是从生产的扩大开始的。生产扩大的原因按具体的历史时期而有所变化。但是一般说来，这些原因可以归结为新市场的开拓，新生产部门的建立，以及新技术的采用和人口增长所引起的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首先使各个生产部门的价格和利润提高。因此，这些领域中的生产也扩大了，而这也意味着对提供给它们生产资料的那些领域的产品的需求增加了。于是，新的固定资本投资和对旧的、技术上过时的设备的更新，以更大的规模进行。这个过程普遍化了，每个产业都通过自己的扩大创造了对其他产业部门产品的需求。各个生产领域相依为命，产业对产业成为最好的顾客。

    可见，产业周期是从固定资本的更新和增加开始的。固定资本的更新和增加是推动繁荣到来的主要动因。而在繁荣时期，生产的扩大同时也伴随一切现有生产力的最大利用。

    “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增加，与此相适应，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也会发展为持续多年的寿命，比如说平均为10年。一方面，固定资本的发展使这种寿命延长，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这种变革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又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自己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10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但是，在繁荣阶段初期，除了前面所叙述的需求的增加之外，利润率提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首先，资本周转时间的缩短与需求的增加同时出现，而且前者正是由后者所造成的。劳动期间缩短了，因为实行技术改良可以更迅速地制成产品。例如，在采矿业中，为促进真正的采掘而雇用的辅助工人被限制到最低限度；机器通过加快运转，特别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清除空闲班次、加班加点和雇用新工人)而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等等。此外，流通时间缩短了，销路顺畅，流通时间常常由于按订货加工而事实上等于零。对一系列重要的产业部门来说，在相近的国内市场上的销售比在遥远的外国市场上的销售增加，这又意味着流通时间的缩短。所有这些又造成年利润率的提高，因为生产资本从而生产剩余价值的可变资本的周转加快了。

    周转时间的缩短，同时还意味着产业资本家垫付的货币资本同生产资本相比而相对减少。首先，由于机器的运转加速而造成的劳动期间缩短，一般说来，由于现存生产因素更密集地加以利用，在货币资本的支出没有增加或至少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现有生产资本得到了更好的利用。其次，流通时间缩短了，从而资本家在流通时间内，除了真正在生产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之外，还必须握有的资本量也减少了。因此，只是为了流通目的从而非生产性使用的资本，同为了生产利润而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相比减少了。流通时间的缩短和周转的加快，同时也减少了作为商品储备闲置起来的，只能造成非生产费用的资本部分。因此，年剩余价值率和年利润率提高了，而后者由于用于流通目的的资本的减少而提高得更为显著。同时，剩余价值量从而积累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因此，产业的繁荣只不过意味着资本增殖条件的改善。但是，最初造成繁荣的同样情况，也包含着使增殖条件逐渐恶化，直至最后出现妨碍新投资和明显滞销的潜在因素。

    例如，如果说在产业周期的第一个阶段上需求的增加意味着利润率的提高，那么，这种提高只是在为以后利润率下降准备了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在繁荣时期，涌现出大量新投资，这些新投资必须适应最新的技术状况。但是，我们知道，技术的改善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则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增殖条件的恶化。利润率的下降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可变资本同总资本相比相对下降，从而同样的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一个较小的利润率；第二，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相比越大，资本周转时间也就越长；而周转时间的延长也同样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

    此外，还有其他延长周转时间的情况。在繁荣阶段的鼎盛时期，劳动期间可能延长，因为可能出现劳动力的缺乏，特别是熟练劳动力的缺乏，且不说在这个时期经常发生的工资斗争。不变资本的过度使用也会造成对生产过程的干扰。例如，机器超高速地运转，如果雇用不熟练的工人，机器可能遭到损坏；或者为了不致错过产业开足马力的短暂时期，忽视了维修和辅助劳动。再进一步，流通时间也延长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已经满足，必须寻找更遥远的国外市场。商品销售即商品向货币的再转化的时间延长了。所有这些因素，在繁荣的第二个阶段上都造成利润率下降。

    此外还有其他因素。在繁荣时期，由于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劳动力的价格上涨。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率从而利润率下降。不仅如此，由于后面还要讨论的原因，利息率逐渐提高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上，因此，企业利润率下降了。当然，银行资本的利润却由此(这种情况经常被忽视)而增加了。但是，在这个时期，银行不再能够为生产扩大提供货币。首先，在这个时期，商品和证券的投机最盛行，对信用的要求显著增加；其次，正如我们还要看到的，生产资本家互相提供的流通信用已不能满足增加了的要求，银行在这里不得不介入了。因此，银行便具有以流动形式即货币形式保持自己利润的倾向，阻碍了它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从而阻碍了实际的积累和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同时，这也意味着对生产过程的干扰，因为银行通过提高利息率吸收的并以货币形式保持的货币资本的再转化受到阻碍，使用来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本的相应(protanto)部分失去销路。因此，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企业主收入的减少同样意味着增殖条件的不断恶化和积累的减少。

    危机是在上述利润率下降趋势胜过由需求的增加而引起的价格和利润上升趋势的瞬间出现的。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为繁荣的结束准备了条件的这些趋势，怎样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并通过资本主义竞争而实现?第二，为什么这种实现是激烈地而不是平缓地，是突发地而不是渐进地进行的?当然，后一个问题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因为对行情的波动来说，繁荣和萧条的交替具有决定意义，而这种交替的突发性仅仅是第二位的。

    很清楚，如果在繁荣时期价格的上涨是普遍的和一致的，那么，这种上涨就是纯粹名义上的，如果所有商品的价格上涨10％或者100％，那么，它们的相对交换比例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这样，价格的上涨也不会对生产发生任何影响，不会引起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变动和引起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如果生产像前面的图式所描述的那样按照正当的比例进行，这种比例就无需改变，因此也不会受到破坏。可是，如果由于价格上涨的性质可能造成排除这种均衡性的因素，情况就不同了。那时，价格形成的变化也会引起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变化，因为价格和利润的变化对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具有决定性影响。一旦事实表明价格上涨必然带来资本分配关系的变化，这种可能性就变为现实性。实际上，也可以指出妨碍这种均衡性的因素。

    如果撇开技术革命不论，仅仅考察经常性技术变化的平均情况，那么，在使用机器、一般固定资本最多的地方，归根结底造成利润率下降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也最大。因为已经使用的机器、科学等等的数量越大，设备的合理性、技术的改进以及更科学的处理方法的利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和越经常地出现，出现更高的有机构成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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