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各种经济体制

    另一方面，通过设定公理或抽象地推论不能精确地同时又系统地突出各种基本的形式要素，否则就会在这个地方使历史的经验与理论的研究破裂。任意地构造模型是一种严重的、但是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分析的这个新阶段也不能通过远离实际的经济来完成。相反，必须无偏离地继续走已经走上的道路。以至今为止的各种历史确证为依据，我们必须比过去更加深入地探究历史上的各个个别的经济构成物，以便解决现在提出的任务。

    在这样更精确地研究各个具体的经济构成物时，很快就碰上一个以后证明是极深远的确认：每一个经济构成物的领导者总是根据一个经济计划来行动 。如果我们问道，为什么农民A今天在地里耕作，回答是：根据他的经济计划。为什么大农场的农业工人今天在地里耕作？根据农庄领导的经济计划。为什么家庭主妇今天买了一公担土豆？因为这合乎她的经济计划。为什么B今天作为金属车工在机器厂里劳动？根据他的经济计划；或者，如果他是根据国家的中央机构的征召令而这样做的话，就是执行这个中央机构的经济计划。为什么980年圣卡伦修道院的管理机构吩咐种植某些作物？同样是根据它的经济计划。正好同样的东西适用于公元前500年的一个埃及的寺庙经济的领导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人类的经济活动都是在提出和执行经济计划中进行的。因此，一切经济的活动都以计划为基础。在不同的人们那里，各个计划的精确性和时间范围很不相同。以后将会谈到这些。但是，人们从不无计划地从事经济活动。

    因此，首先必须研究的就是个别的计划及其完成；就是在系统地确定历史上的一切经济构造物都从中建造出来的各种纯粹的形式要素时也是如此。

    以这种方式成功的首先是：准确地把握那两个纯粹的、根本的基本形式，任何时代的历史研究都碰到这两种基本形式：没有流通的“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和“交换经济”的经济体制。标志着“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经济体制是：根据一个 中心地方的计划来控制一个共同体整个的日常经济生活。然而，如果社会经济由两个或者许多个个别经济构成，其中的每一个都提出并执行经济计划，那么就存在着交换经济的经济体制。

    除了这两种经济体制之外，在现在和过去的经济实际中都不可能找到别的经济体制的痕迹；也确实不能想象，可以找到别的经济体制。

    Ⅰ．集中领导的经济————它的两种形式

    在较新的国民经济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究竟能否纯粹地集中控制一个大的经济共同体。对此提出了极为严重的怀疑。首先否认了在这样一个不是从经济过程中形成价格的共同体中有可能进行精确的和有意义的经济计算 ，这样中央领导在提出其经济计划时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因此，对一个大的集中领导的经济体的领导提出的要求是根本不可能 满足的。这些异议在当前的经济政策讨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涉及一个第一等的问题。事实上，长时间地以完全纯粹的形式控制一个巨大的、包括上万或上百万人的集中领导的经济将会碰上最大的困难，因为在这种经济中不可能进行精确的经济计算。尽管如此，这里 仍然可以而且必须不注意巨大的集中领导的经济体的经济计算问题。因为在我们现在研究的历史实际中，这个问题常常由于两个原因而没有或者没有以充分的尖锐性出现：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构成物过去和现在大都只是小的，比方说只包括一个有几十人或上百人的家族。那样领导本人就可以通观一切经济过程，家族的领导人可以直接从其价值上估价物品和服务，而且能够靠价值计算把各种价值精确地量化。在历史上是如此极其重要的“简单集中领导的经济” 或“自给经济 ”（就像我们想称呼这种小的形式的那样）以相对简单的方式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第二，那种由于其规模而需要一个特别的管理机构的集中领导的经济，从而“集中管理的经济” 又怎样呢？在这里，由于共同体的规模和需要评价的各种物品的数量，各种价值的量化是行不通的。在交换经济中，各种个别物品的稀缺性表现为各种价格和交换价值，而集中管理的经济却不具有足够的方法，以便精确地确定各个生产手段和产品的稀缺性。因此，领导不可能与实际存在的稀缺性相适应地去控制各种现存的劳动力和物质生产手段。但是，正是在历史实际中，集中管理的经济的要素通常是与交换经济的要素相融合的。例如，只有某些农产品是按照一个中央管理机构的指令生产和分配的。那时交换经济的各种价格就形成了经济计算的某一种支柱。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各种要素越不占统治地位，它越多地给交换经济的现象让路，这种支柱就越牢靠。不然，正如历史所教导的，经济计算并且因此特别是精确的经济控制就会碰上最大的困难。 (32) 从研究历史上的经济中得知，“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经济体制过去和现在都作为“简单集中领导的经济”（自给经济）或作为“集中管理的经济”，从而以两种形式实现。证明了绝不是仅仅在某些国家和时代实现了这种经济体制的要素，例如在巴拉圭的耶稣会共同体中，或者在印加国家，或在我们这个世纪40年代的俄国。相反地它们过去存在于一切地方和一切时代。有时它们占统治地位，有时它们仅仅补充性地出现，而且它们总是与交换经济的要素相融合。但是，我们着重地纯粹地强调它们，并且把它们作为真正的理想类型提炼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形式就出现于下列三种变体中：

    1．“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 。它的特征是：在它当中根本不准许交换，各种生产力的投入、产品的分配和消费根据集中的领导而发生。经常可以在强烈的痕迹中发现这种变体：例如在过去和现在的各个家庭经济中，以及在其他文化圈的较大的集中管理的经济中和例如在过去几十年的住宅统制经济中。

    在其纯粹的、理想类型的形态上，可以以下述图景来描述它：在从事经济活动上，由一个人领导着一个有大约30个人、40公顷土地的封闭的集体。这是一个纯粹的“自给经济”。这个领导者确定各种经济计划。他年复一年地决定，应该在地里种植哪些作物，多少公顷分配给玉米、小麦、大麦、土豆等等，这一家的17名能劳动的成员中的每个单独的人日复一日地应当在哪个地方劳动，住宅或各种工具是否应当和应当怎样更新或扩充。他决定应当使用的技术、对每块地如何和以何种强度施肥、应当如何耕每块地，以及应当制作哪些农具。他也下达有关应当在田野的哪些地方种植各种作物的指令。他同样支配着收成的使用：收下的大麦或黑麦的哪一部分应该用作种子，哪一部分应该喂牲口，哪一部分应该烤成大麦面包。他另外决定，什么时候应该再把大麦和黑麦的收获量播出去、喂牲口和烤面包，家庭的每个成员得到多少衣服、食品和享用品，他应当在哪儿住。

    集中的领导实行得是如此彻底，以致禁止个人把分配到的消费品与别的消费品交换。例如，如果A某一天得到了一磅面包和四分之一磅肉，那也不允许他用面包与B交换肉。而B虽然获得的各种数量都相同，但是却有不同的需要。个人必须把分配到的各份都吃掉，否则，如果他不想这样做的话，他可以把它们再交给领导者支配。没有别的可能性。虽然，只有在一定的状况下才可能阻止恰好是消费品的交换：例如，当进餐像在较近时代的各个家计中或在较大的各个经济体中那样是共同进行的时候，当消费像在斯巴达人那儿一样是共同进行的，或者甚至在某些物品的情况下，就像住宅的情况那样，这些住宅没有中心处所的准许是不许交换的。

    在这种变体的纯粹的形式中，中心的命令一直统治到最后的角落并且支配着一切经济活动。共同体的整个日常经济生活都直接从属于它。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表现了一种极限情况。一个 计划负责者对所有的 经济活动都是决定性的。正因为如此，它才引人注意。因为只有在它那里才充分表现出集中领导的经济体制。

    在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以及在其他那两个变体中），中心处所给每一个人指派他的职业和他的劳动地点。劳动者在选择劳动地点和选择职业上不能使他自己的愿望发挥作用。处于国家奴隶制或者私人奴隶制形态之中的奴隶制度 和处于其许多种形式之中的农奴制度 总的说来表现着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劳动关系的一种根本形式。从属于此的还有对迁徙自由和职业选择的限制以及束缚于一个一定的劳动地点。这些东西今天在许多国家中还在起作用，并且可以被看作集中控制劳动的第二种较为温和的形式。第三种形式存在于较年轻的一代对较老的一代在经济上的依赖之中，就像这种依赖例如今天还在中国存在的那样。在那里，家庭的所有成员在家庭经济中的职业和工作都取决于最老的人的命令。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没有劳动契约，而只有劳动关系。

    2．在“自由交换消费品的集中领导的经济 ”当中，同样是中心处所决定着各种生产力的投入、生产的时间结构、产品向共同体各成员的分配、应当使用的技术和生产的地点。但是，与第一种变体相反，消费者方面通过交换可以对分给的各种物品的分配进行校正：现在允许A与B交换，如果A希望吃较多的面包和较少的肉，B希望吃较多的肉和较少的面包的话。由一个中心处所方面分配消费品与接收者们交换的自由相结合，这在实际的经济中极为经常地出现。我们谈过集中领导的经济的要素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非常多的历史上的经济构成物，这些经济构成物容许消费者们中间的这种交换。许多读者都在他们服兵役时知道了这种交换。步兵连或炮兵连的士兵们得到了分配给他们的一定份额的面包、板油、香烟等等，他们彼此交换，以便使这些份额适合各自的需要。在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的战争期间，虽然黑麦面包、肉、糖、布和其他消费品是由国家中央机构在票证制度的帮助下分配的，但是对于接收者们来说，存在着彼此交换这些消费品的可能性。

    作为纯粹的类型，自由交换消费品的集中领导的经济似乎与列举的第一个类型只有小小的区别。实际上区别是重大的。存在着一个原则上说是新的事实状况：由于消费品的各个个别的接收者的各种需要和经济计划也能够表达出来，就缓和了一个计划领导者的独自统治。不过情况只是在不大的程度上是这样。但是，纯粹的“一元论”被消除了，各个计划的某一种“多元主义”产生了作用。在交换中形成了“交换价值”。A用一定量的面包交换一定量的肉、糖、布或香烟。如果消费品的这种交换不仅仅是偶然的，而且是持续的，那就会在使用一种普遍适用的交换手段————货币的情况下形成市场和价格。尽管市场完全处于集中的领导及其决定的阴影下，各个个人的各个经济计划最严格地服从集中领导的经济计划，这种交换的可能性对于消费品的接收者仍然非常重要，因为他可能用他比较不需要的分配的物品换入他迫切需要的物品。

    此外，在具有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每个共同体中，这一困难都起作用：中心处所没有认识共同体各成员的各种需要的可靠手段。缺乏消费品获得者们的各种需要与经济领导之间的接触。由于从订购者方面交换消费品，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这第二种类型中，至少弥补了分配物品方面的各种最大的缺陷，这在实际上对消费者们极为重要。

    3．在“有着自由的消费选择的集中领导的经济” 中，共同体各个别成员的各个经济计划起着更为有力的作用。

    让我们设想一个有10万人的封闭的国家，其中约有4．5万人能够劳动；而在这个国家中，一个中央机构领导着经济过程。因此它是一个集中管理的经济。中央管理机构指示，个人必须在哪些劳动场所工作，他必须劳动多长时间；它决定，应当利用哪些矿床、水力和土地，应当如何利用它们以及哪些应当仍然不利用，应当生产多少面包、肉、鞋、机床以及其他物品。它下达的指示涉及：应当如何把熟铁、金属半成品、金属薄板等等的各种存货分配于各个个别的用途，是否应当建设新的街道或一座新的鞋厂，从而是否以及如何进行投资，应当在这里使用哪种技术。在这一限度内，集中领导的经济体制的这种变体与“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相同。因为在这一限度内，在二者当中各种决定都是根据中心处所的一个统一的计划作出的。

    但是，存在着一个 重大的区别：在这里，国家的每个成员有自由选择消费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直接或用票证从中心处所得到面包、肉、他们的住宅和其他消费品；而是他们收到工资和薪金————对消费品的一般指令。（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货币在这里的职能与在刚才谈到的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第二种变体中不同。）对于这个国家的成员们来说，他们购买什么 是自由的。

    自由的消费选择存在于什么地方？如果个别人在他收入的范围内购买他想买的东西，就存在着自由的消费选择。以此似乎明确地确定了与消费强制的界限。在消费强制下，个别的人得到的是中心处所自己想规定的东西。但是中央机构也可以通过其他手段（不是通过命令，不是通过分配一定的配给量）来影响消费的方向：例如，它可以通过改变消费物品的原料成分来使消费转向，就像以人造毛和人造丝来代替动物毛、棉花和丝那样。在这里，消费的控制通过原料的替代，没有对最终的消费者们的强迫就得以成功。而由于各种新的与各种旧的纺织品的类似，消费者没有毫无疑义地认识到原料的这种替代。中央机构也同样可以通过对于面包搀杂物的规定、通过有关巧克力成分的规定以及许多类似的措施而控制消费，不用对每个获得者直接作指示。中央机构也常常能够通过宣传（多吃鱼！多吃猪肉！）来极有效地控制消费。用这样一些方法可以持续地影响一个民族的各种消费习惯，这些习惯是由它的过去、它的教养、它的人种和气候决定的。那样就已经存在着消费强制了吗？没有。个别的人还可以自主地决定，他想买哪些 供给的消费物品。人们可以把这种状况称作与“无限自由的消费选择”相对的“有限自由的消费选择”。但是，只有当施加了外部的压力时，只有当消费者根据一个中心处所的命令或公众意见的压力得到或者必须购买分配的某些物品时，因而只有当他不能贯彻自己的意志时，强制消费才开始。

    在一个带着自由的消费选择的集中控制经济的国家里，国家的各个个别成员可以作为需求者使他们自己的经济计划与集中领导相对而发挥作用。需要多少鞋和哪些鞋、多少家具和哪些家具，都可以从对所有这些物品的需求规模中推知。

    中央机构可以以双重方式对待所有参与者的各个个人经济计划的这样一些表示。首先，它可以尝试消除或缩小个人的计划对它的计划的影响。对此它并不缺乏权力手段。它作为一切消费品的唯一卖者而行事，尤其可以用它的价格政策与个人的经济计划对经济控制的影响作斗争。例如，如果在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一年中需求的鞋的数量增加，那么它可以通过提高鞋价来对付需求的这种扩大，由此重新有效地缩减需求的鞋量，保持生产的稳定，使集中的经济计划免受个人的各种需要的影响。它可以完全普遍地这样安排它的价格政策：购买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机构希望 生产和销售的东西。然而在这方面它碰到了在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并不存在的限制：因为价格变化证明对于需求弹性很小的物品作用不大；而那样或许就不会成功地使需求量合乎中央领导计划。例如，如果在人口和组成家庭增加时对两房间住宅的需求增加了，那么中央管理机构提高房租只会引起需求的轻微减少，它最后还是不得不与消费的愿望相适应而扩大这些住宅的生产。第二 ，中央领导也可以采用根本不同的行为。它可以尝试把需求的规模当作居民的各种需要的指数来使用。它可以以提高鞋的产量来回答在一定的价格下每年需求鞋的数量的上升，由此来更好地满足居民的需要。这样就是集中的领导尽力考虑国家各成员的各个经济计划而提出它的经济计划。如果它原则上这样做，那么它的经济计划就依赖于需求者们的许多个 经济计划。因此在这里达到了或者越过了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界限。已经可以把第三种变体的这第二种情况指派给交换经济：一个统治着所有市场的垄断管理机构力图按照“尽可能好地供应”的原则（见第325页）向需求者们供货。

    让我们作总结。一个其中只存在“简单集中领导的经济”（“自给经济”）的国家将会是如下的样子：成千的彼此没有最低限度的经济往来的自给经济并列地工作着。每个家庭都完全自己供应自己并且是一个集中领导的集体，它受它的一个成员领导。有较大的和较小的集体；但是没有一个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必须有一个特别的管理机构来领导它。领导者自己在所有方面都控制着整个经济过程。他亲自通观着这个过程。如果它是完全集中领导的家庭经济，那就没有任何交换，并且没有各种物品的价格和交换价值。准确地考察起来，在这个国家中同时运行的绝不是一个 经济过程，而是有着像存在着的封闭的家庭经济一样多的独立的而且是不依赖的经济过程。不是存在着一个 经济宇宙，而是在那里并列地存在着许多样子相同的经济宇宙，它们就像存在的自给经济那样多。

    自给经济和集中管理的经济是姐妹。但是它们是极不相同的姐妹。————为什么自给经济总是不够用，为什么它恰恰是在现代的发展中被排挤成了次要角色？可以容易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它的范围内不能充分地发展劳动分工。它太小。为了通过物品的交换改善它的供应，各个家庭、氏族或村庄集体在史前史时代就已经彼此交换，从而把劳动分工扩大到了自给经济的边界之外，因此，在一些地方冲破了这一边界并且补充性地发展了其他的秩序形式。但是，现代的工业化导致了劳动分工的强化和空间上的扩张，这种强化和扩张是迄今所不知道的，它必定把秩序形式王国中的这个侏儒（自给经济就是这种侏儒）极远地推向后面。在自给经济中不可能使用现代的纺纱机、高炉或铁路。因此，在历史的进程中必定产生新的秩序形式，在这些秩序形式中，人们能够安排具有广泛的劳动分工的经济关系。过去和现在在“交换经济”的旁边都存在着“集中管理的经济”。在历史上，远远不像交换经济那样可以经常发现作为经济秩序的占统治地位的要素的集中管理的经济。但是有着一系列已经谈过的有趣的个别情况。各种现代的战争经济使这种秩序形式特别强烈地显现了出来。让我们再一次从它的纯粹的 形式上想象它。那个迄今经济自给地组织的国家这时完全改变了它的外貌。旋转舞台移动了，而各个人物则在一种根本变化了的形势下行动。现在整个国家都劳动分工地彼此相联系。所有能劳动的人们都日复一日地参与着一个连在一起的、包括国家的整个区域的经济过程，唯一的一个中央领导控制着这个过程。居民数量、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巨大，使得单独的一个领导人物不可能自己连续地综观所有的经济过程并自己详细地发布指令并监督执行。因此存在着一个有着为数众多的公务员的管理机构，只有这个管理机构（在完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从事制订各种经济计划，它向现有的各个生产场所发布有关它们应当生产什么的指示，它向各个生产场所分配原料和半成品，它下达有关新建或改变现有的设备的指令，它给劳动力们分派他们的劳动地点，它把消费品分配给每个人，它检查一切指示的执行。

    我们需要集中领导的经济的两种形式连同它们的变体，以便理解具体的经济秩序 ，并且作为适合于经济过程 的理论分析的、符合事实的而同时又可以精确地确定的条件状况。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两种形式中，都存在着经济权力在一个地方的聚集。在自给经济中不太看得见，但也是高度可感的；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是极其强有力的。不存在在其中权力集中得更厉害的经济体制；而在它的范围内，最厉害的又是在完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在这里，经济权力在经济上无限度地表现出来。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完全依赖中央管理机构和它的官僚机构的经济领导，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经济上自由和主动的领域。在这种形式哪怕只是接近实行了的地方，就像例如在埃及历史的某些世纪中那样，个人是一种生物，其唯一的任务在于不断地遵从中央机构和公务员们的命令。这种经济体制的各种其他变体显示出中央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轻微地放松了它的大量的权力，刚才通过确定这些变体而进一步地说明了这种放松的程度。随着确定和从理论上分析各种经济体制，我们更熟悉的恰恰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经济权力问题。

    Ⅱ．交换经济

    导　论

    应该再说一遍：我们必须绝不把“交换经济”理解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整体。在19世纪，就是在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各个国家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要素也强烈地起着作用。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类似的概念不能完成国民经济学的各个认识任务。“交换经济”是一个纯粹的、根本的、理想类型的基本形式（正像“集中领导的经济”一样），它在人类历史的一切 时代都可以找到，并且是根据对各个个别经济的精确观察、通过着重强调的抽象而获得的。

    这样一个理想类型的交换经济由彼此处于流通或交换之中的厂家 和家户 组成。我们谈到“厂家”和“厂家的领导者们”，而不说企业和企业家们，是因为在词语上，企业和企业家使人想到的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因而，两个词具有一种一定的历史色彩。在理想类型中必须完全避免这样一种色彩。“厂家”被视为经济的、而绝不是技术的单位。在它们当中，通过购买和组合劳动的服务与实际的生产资料，进行着售卖的商品或服务的生产。理想类型的交换经济的“家户”看起来与例如今天德国或法国通常的“家计”不一样。我们已经说过，家庭的历史上已有的各种家计表现着小的、部分的是集中领导的经济构成物，在其中运行着今日的整个经济的生产 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在纯粹的“交换经济”的“家户”中不 生产物品，既不烹调也不洗东西，也不缝纫。家户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和服务都是从厂家买来的、在消费上成熟了的，在家户里只是消费它们。（为了也从概念上表达这种区别，当我们想称呼历史上存在过的家庭经济时，我们说“家计”，而当我们指的是理想类型的交换经济的消费集体时，我们就说“家户”，在这种消费集体的范围内不生产任何东西。）从“交换经济”这种类型中已经一点不剩地根除了集中领导的经济的一切痕迹：在各厂家中生产，在各家户中消费————同时在这里，由各个家户供给劳动服务或储蓄款项，它们又产生收入。

    个别的交换经济的厂家或家户的各个计划与集中领导的经济体制的各种计划不同。因为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共同体的经济过程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由一个地方的计划和命令控制的，在这种经济中，这种计划是“完备的”。正像刚才所指出的那样，领导者不考虑或者仅仅是有限地考虑其他的个别经济和它们的计划或行动。共同体的经济过程全部发生于他的权力范围内。一个交换经济的厂家或家户的领导者必须完全不同地行事。在他的个别经济中只运行着全部社会经济过程的一小部分。因此，他每天、每月和每年的计划都是“不完备的”。它是一种部分计划 。共同地生活于一个交换经济的共同体中的这许多厂家领导者和家户领导者中的每一个个人，都必须在每一个计划中考虑其他人的各个行动和计划。所有的个别经济都处于彼此互相依赖的关系之中。过去和现在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存在着交换经济的关系，这个事实就会在一切时代和任何地方的每一个个别经济的每一个计划中表现出来：在今日美洲的每一个家户和每一个工厂中，或者在中世纪的商人那里，或在罗马的皇帝时代的农民那里。个别经济的领导者在提出他的各自的计划时注意到，他必须 适应交换经济的内部结构。“于是在交换经济 中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使各个部分彼此一致的必要性；换言之，协调各个个别的计划 的问题”（K．F．梅耶）。在过去和现在的实际的经济中 ，就它是交换经济的而言 ，“各个个别计划的协调” 、各个经济行动的 并且从而整个经济过程的协调是如何进行的 ？按照说过的东西，研究交换经济的经济体制并且确定它的形式，必须从这个问题出发。

    根据经验，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 ：在一个交换经济中，必须始终存在着一个计算的尺度 ，个别经济的各个计划都向这个尺度看齐。虽然在较古的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历史中，也常常没有计算尺度的作用而在通常是封闭的家计之间发生偶然的交换行为，但是这样一些情况并不很令人感兴趣。一旦各种交换行为变得更为经常，而各个个别经济的领导者们要使自己适应交换往来，就不能再缺少一个计算的尺度。就是在交换经济的纯粹的形式中也是如此：让我们设想一个有50万人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粮食、面包、羊毛、布和所有其他产品都是在为数众多的厂家中生产的并以实物与其他物品交换，用消费品给劳动者们以报酬。如果在这里不存在计算的尺度或关系值，那么厂家和家户的领导就不能够提出有用的经济计划。例如，一个织布业者给一个工人一定量的面包、肉、啤酒等等作月工资，并出售布以换取一定量的鞋、面包和羊毛。只要他缺少一个计算的尺度，他就不能确定，这些行动给他带来的是利润还是亏损，他是否应该继续这样行动。因为他不能比较各种个别的物品和劳动服务。他根本不可能知道，他应该为市场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所有的个别经济的以及整个经济的经济运行都缺少方向盘。

    人在历史上，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中都由此来帮助自己：他把一种标准物品当作计算的尺度，从而把标准物品的单位用作计算单位，并这样使各个别计划的协调成为可能。在较古的文化中，非经济的、例如宗教的想法经常在选择这种标准物品上也起作用。这个事实改变不了标准物品的什么经济职能。众所周知，在我们的文化圈中，过去把牛用作计算单位的很多。例如，荷马 估价一个三脚架为12头牛，一个男奴隶为100头牛，一个女奴隶仅仅为4头牛，或者为20头牛，一个盒子为一头牛。在这种情况下，想到的显然不是一定的、具体的牛，而是中等质量的牛类。在大多数民族中，计算单位都逐渐与标准物品相分离并且成了一种想象中的单位，这种单位从这时起给了一切交换往来一个坚固的支柱。这样一些事实迫使我们在纯粹的 交换经济体制中也规定一种标准物品作为一般的计算尺度或关系值，或者采用一种想象中的计算单位：它可以是牛、鱼、毛皮或者一种贵金属的单位。只有这时才可能控制个别经济。例如，在列举过的那种情况下，织布业者这时就可以计算出，他给予工人的各种物品的价值，与他用他的商品所换得的各种物品的价值相比是怎样的。例如，他可能会确定，它们等于一头牛或者100克金，而在出售布时产生了一笔利润或者一笔亏损。各个个别经济的计划因此得到了一个牢固的立足点，或者用另一种表述：一个“协调的基础”。因此，统一的计算单位是交换经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志。 (33)

    第二 ，每一个与别的个别经济有交往的个别经济，都是“供给者”和“需求者”。（我们必须撇开掠夺。）无论是石器时代晚期吕根的火石器制造者们在欧洲北部和南部用他们的工具交换别的物品，还是今日的一个铁厂出售铁并为此得到付款，或者是一位家庭主妇今天购买苹果并付出货币————交换经济的一切关系都发生于供给和需求之中，它们通常在“市场”上彼此相遇。供给和需求不是19世纪的发明，它们与人们彼此处于其中的经济交往同样古老。就是在这个地方也必须再次避免那个错误：试图事先就拿出“供给”、“需求”和“市场”的科学定义。只是在科学地透彻研究了事实状况之后 ，才能够给出这样的定义。现在还缺乏牢固的基础。因此，我们现在必须首先以它们日常的性质来使用这些词汇。

    但是，历史的经验表明，各个个别经济如何 供给和需求、从而它们如何互相依赖的方式，过去和现在都是极不相同的。正是这种我们在例如中世纪的手工业中、在古代的经济中以及在近代的经济中遇到的多样性（比方说读一下第二篇第二章或本篇的第一章）必须以充分的规模发挥作用，因为否则历史的实际就仍然是得不到理解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两个方面的差别：

    1．个别经济的权力地位在各个个别市场上极不相同。它常常必须适应 各个市场上的各种过程，就像1910年前后在一个较大的城市中购买面包或肉的家计领导者那样。但是，个别经济也常常能够决定性地规定 各个市场过程，就像中世纪晚期奥格斯堡的中间商和批发商那样，那里的织布业者们依赖于作为大买主的这种批发商。各个个别经济按各种“市场形式” 而不同地处在它们的市场上，由此又强烈地影响着整个交换经济的过程。这样就打开了对一个 巨大的问题群体的视线。

    2．交换往来是以实物进行还是各个个别经济使用一种被称为货币 的普遍承认的交换手段。也就是说，鞋匠是用鞋交换别的商品，还是他用他的鞋换得一种一般的交换手段。为什么人们经常使用一种一般的交换手段，对此已经写过了许多。可以容易地证明，一个使用货币的交换经济比一个没有货币的运行着的交换经济要更有效率。每一个加入了这样的一个使用货币的交换经济的个别经济都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货币储存，这对它的经济计划和它从事经济活动又是重要的。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货币采取了很不同的形态。关于这一方面，在历史的描述中也已经说过一些。因此，也就是根据这个方面可以用着重的强调从历史调查的结果中得出各种纯粹的形式：“货币经济的”各种“主要形式”和各种“货币体系”。这是第二个 巨大的问题群体。

    按照“市场形式”并按照“货币体系”和“货币经济的主要形式”，各个经济计划的协调、各个个别经济的经济活动和整个的经济过程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这样就简洁地说明了现在必须解决的那两组问题的特征。

    A．各种市场形式

    1．供给和需求的两种主要形式

    在历史上，从古至今，我们到处都碰到了两个不同种类的供给和需求：它们过去或现在都不是“开放的”，就是“封闭的”。

    如果允许每个人或与市场相比的一个大圈子的人们作市场的供给者或需求者，以及如果允许每个人都供给或需求像他认为合适的那么多，供给和需求就是“开放的”。如果允许每个人无条件地或在容易履行的条件下从事作为手工业者、商人、工业家、农夫、工人和职员的职业，如果不存在招收限额，如果投资或开设禁令不起作用，那么就存在着“开放的”供给。众所周知，19世纪的营业立法（例如1869年北德意志联邦的营业规章）想随着实行营业自由而在尽可能许多的市场上创造并且实际上创造了开放的供给和需求。但是，以前我们也在历史上一再发现了类似的状况。它们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现。在希腊化时代东地中海的许多城市里，在奥古斯都的罗马帝国中，在中世纪的许多城市中，我们都碰到了为数众多的手工业部门，当时它们是“开放的”。

    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作为供给者和需求者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例如当只许可企业家们的一个一定的封闭的圈子供应一个市场或者在一个市场上购买的时候，或者当存在着开设或投资禁令时，或者当只允许一定的一个集团的工人们在某些职业部门劳动，或只允许一定的一个集团的家计购买某些商品时，那时供给和需求就是“封闭的”。在历史上，几乎到处都可以发现对某些市场上的供给或者需求的封闭。而当后重商主义时代的国民经济学通常完全忽视了封闭的供给和封闭的需求，或者只是简短地解决了它们时，那么它就因此而作了一种简化，这种简化首先必定在那种时候导致在解释具体的经济上的失败：那时就像今天的情况一样，各种封闭的形式又赢得了经常性。

    正像历史的概述也表明的那样，供给或需求的封闭可以发生于极不相同的方式中。可以把从事一种手工业或商业限制于某些家庭，正像例如在拜占庭帝国所反复出现的那样。当时，是国家命令封闭几乎所有的手工业部门，而且它也强迫工人和世袭隶农们总是重新从事父亲的职业。在埃及和在东方的其他国家中，更早的时候国家就已经类似地行事。中世纪许多城市的经济政策简直就是以围绕着封闭还是开放手工业和商业的斗争作标志的。作为中世纪晚期的重要例子，我们把吕贝克的封闭的经济政策与相反的纽伦堡的开放或保持开放手工业的经济政策相对比。直到进入19世纪后很久还适用的那些规定，按照这种规定，只准许与一位师傅有亲属关系或者与一位师傅的遗孀结了婚的人进入一种手工业。在19世纪晚期，除了许多开放的市场形式外，还存在着封闭的市场形式：最重要的形式也许是将发行纸币的权利限制于少数银行或者一家银行。今天，在大多数国家中，发展起了封闭供给和需求的一套多种多样的并且迅速变动的技术：鉴定、批准禁令、设立禁令、投资禁令、种植禁令。在这种情况下，各个个别的产业部门经常被迅速地从开放的状态转送到封闭的状态，以及反过来再从封闭的状态被转送到开放的状态。不过，一般地适用于封闭的办法的是：要么限制准许的人 的圈子，要么规定厂家 的数量、大小和效率能力，要么是二者同时发生。

    一个 厂家和一个 家计可以同时分有供给和需求的开放的和封闭的形式。这样，例如在J地的W农庄中，水果和葡萄酒的生产是“开放的”。由此这个农庄就可以生产得像领导者想要的那么多。但是烟草的生产就是“封闭的”，因为根据官方的指令，只允许一定的公顷数额种烟草。或者：只要在J地的家庭R与村庄的数量有限的别的老家庭并列而有权在每年出售村庄树林中的木头时作为买者出现，这个家计就是一个“封闭的”需求者集团的成员；但是，就它购买食品和手工业产品而言，它又属于需求者的“开放的”系列。

    对一种商品或一种服务的供给或需求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这显著地影响着每个个别经济的经济计划和经济活动。

    2．供给和需求的开放形式

    为了精确地确定供给和需求的各种形式，必须继续进行我们开始了的对各个具体的个别经济的分析。就是在这个地方也不许离开实际，而只能去探究实际。

    个别经济的每个领导者都在他视为给定的 那些事实的基础之上建立他每年、每月或每天的经济计划。对他来说，这些事实是“资料”（Daten）。个别经济的每个计划都建立在这样一些“计划资料”的基础之上。一个农庄或一个手工工场的领导者把设备和物质资料的存货的多少和种类当作资料，作为他当下计划的基础。此外（为了首先不确定地表示它），还有他作为买者、卖者和信贷接受者的交易关系的总体。在这里，在研究交换 经济的各种形式时，只有后面的这些计划资料对我们是重要的。在F地的机器厂A购买辛迪加的铁，并在为数众多的市场上出售它的产品：对一些产品它把价格视为计划资料，对其他的产品，它把推测的需求的各种反应看作计划资料，对另外的一组产品，它既按照推测的需求者们的各种反应、又按照少数一些竞争者们的各种反应行事。

    因此，机器厂以及别的每一个个别经济的领导者在他们计划的这个地方考虑的那些资料，样子是不同的。因为经济计划依赖各种计划资料 ，而各个个别经济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经济活动依赖经济计划 ，只有从这些计划资料的差别出发 ，才能理解供给和需求的各种形式 。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个简直是起决定性地重要的点，也就是揭示具体的经济中的各种市场形式所必须由之出发的那个 点。例如，我们挑出今天在机器厂A中实际上实现了的各种个别的情况，着重强调地分别单独研究它们，这样首先发现供给和需求的各种纯粹形式并由此发现各种市场形式。

    1．供给者把可以预期的顾客们的反应 当作资料投入到他的经济计划中使用（需求者相反）。

    那种农业大企业就是这样，向一个地区供应土豆的只有它，并且它根据收获了的土豆的存货，在它的经济计划中，特别是在它为土豆规定价格时，从对需求的一定的估计出发。类似的是那种制鞋机托拉斯，它在一个市场上作为唯一的出售或出租某些得到了专利保护权的制鞋机。15世纪南德意志的一个大中间商——商人面对他的家庭手工业者们也有相似的地位，这是通过他在他的经济计划中预计到家庭手工业者们的一种确定的行为，例如在进一步压低各种工资时的外流或转向农业工作。

    我们在历史上极为经常地遇到这样的计划形成和这样的行动；只有在买者或卖者拥有一个自己的市场时，它们才是可能的。顾客依靠唯一的 供给者，或者相反，供给者们依靠唯一的 需求者。如果那个农业大企业不得不考虑到竞争者们的话，那它就不能仅仅看准顾客们的各种反应，而且必须以某种方式考虑可以预期到的竞争者们的各种反应。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供给者或需求者的垄断 的情况。垄断者根据各种计划资料，不是规定价格（它对他来说不是资料），就是决定应当供给的（或者应当需求的）数量并让价格去适应。

    2．各个个别经济的领导者们在他们的经济计划中把价格 当作计划资料投入使用。例子：一个机床厂主考虑出售他的机器所能够得到的某些价格。或者：一个家计出租住宅的一个房间并且每天买进为数众多的消费品。在供给房间时，它考虑到根据现有的各种了解目前是习以为常的一个价格；在买进食品、家用器具、衣服时，它同样把一定的价格当作资料投入各个经济计划中使用。或者：纺纱厂在买进棉花时把当时的市场价格看作资料并据此进行安排。或者：零售商出售香烟，而他的零售价格与购入价格一样，都是由烟厂规定的。

    参与市场的个别经济从哪儿接受它当作资料嵌入它的计划中的那些价格？就是说，个别的市场参加者在哪些情况下把价格当作资料来考虑？什么时候他不注意他的行动对各种价格的各种作用？

    在实际中表现出四种情况。

    a）许多小厂家生活在一个大厂家或一个集体垄断的“阴影中”。它们把这个“大者”要求的各种价格当作计划资料接受下来，而在它们方面却并不注意它们的行为（特别是它们的供给或它们的需求的规模）引起了哪些反应。这样一些情况在20世纪欧洲的经济中并不罕见，并且就是在过去（例如在中世纪）它们也经常得以实现：应该想想水泥工业的各个现代的卡特尔；较小的局外人们常常在许多年中追随它们，在它们的计划中把各种卡特尔价格当作资料来投入使用并且独立地调节它们的供给的大小。另一个例子：那些虽然没加入雇主联合会，但是却简单地采用了它们当时的工资表的厂商。或者一个城市的许多小运输厂商，它们也要求一个大的、在营业额上突出的铁路运输商行的各种价格并把它们当作资料看待。再举一个过去的例子：许多小的藏红花商人在15世纪晚期的法兰克福博览会上使自己适应巨大的拉文斯堡商业公司所要求的各种价格。

    如果小的竞争者们总共只占供给或者需求的很小一部分的话，“大者”就不需要注意他们。但是，如果这一部分比较大（情况往往是这样），那它就必须在它的经济计划以及它的政策中考虑它们。那样它的垄断地位就是不完全的，而人们就可以谈到需求或者供给方面的“部分垄断 ”的情况。

    b）一个厂家在销售时之所以考虑到一个一定的价格，是因为它的供货者也已经为第二手规定了各种出售价格。例如，零售商们对供应厂商承担了按一定的价格出售洗涤剂、药品和其他商品的义务。众所周知，在许多国家里，在出售有商标货品时就存在着这种情况。但是，这样一些第二手的价格约束绝不是近代的发明。它们有规则地出现于强大的供应者们向比较弱的加工者或商人们出售商品的地方。例如，在有着它的强有力的国家垄断系统的托勒密的埃及就是这样，这个系统从采矿和养猪一直延伸到香水生产。那里有着例如私人的油磨坊和谷物磨坊，它们不仅按垄断价格购买油和谷物，而且还必须按一定的、由供应原料的垄断管理机构规定的价格销售它们的产品。

    处于前部的供应厂家靠着第二手的价格约束而越过一个阶段之外并把消费市场拖入它的市场领域中去，以至消费品市场的价格形成是前部供应者的价格政策的直接结果，因而属于“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而不体现各种市场关系的特殊的、纯粹的形式。

    c）价格是官方规定的：一种极其经常的情况。作为许多可能的例子中的一个可以举出公元301年戴克里先的价格敕令，它规定了全部的价格（也为所有的服务），并且规定在超过这些价格的情况下对买者和卖者、雇主和工人的死刑。

    以后还将谈到国家法律规定价格的这种情况。

    d）供给者或需求者从匿名的市场上接受价格————就是说，不是从他与之竞争的某一个“大者”那儿，也不是从前部的供货者或者官方，而正是从市场上。1910年出售黑麦或猪的德国农民，或者当时的针织品工厂主或购买蔬菜、水果和其他消费品的各个家计就是这样。供给者这样做，只是在他的供给体现着市场上的全部供给的这样小的一部分，以致他并不注意他的行动所引起的各种反应时。一个1910年收获了大约200公担 * 土豆的农民，在收获后不久可以每公担收入3德国马克的价格；他把这个价格看作一个给定的事实，这个事实并不取决于他是不是全部地、部分地还是根本就不出售他的存货。他可能考虑到，明年1月或2月价格会上升许多个芬尼。但是，就是对这种上升，他也不把它与他的 行动联系起来。价格对他来说正好是一个给定的量————虽然他通过他的供给事实上少许影响了土豆价格的高度。类似的是我们谈到过的那位房间出租者，或是在与成万的其他人的竞争中购买面包的对面包的需求者。在这里，我们面对着供给和需求的一种状况，它过去和现在在许多市场上得到了实现，我们称它为“竞争 ”。

    不能容许的是把竞争描述成供给或需求的这样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一个供给者或者需求者通过改变他的供给或他的需求而将不会在事实上 引起有关价格的改变。在现实中没有这样一种供给或需求的形式，它也是不可想象的。在确定竞争时，决定性的不是从个别人的各个行动中产生的各种事实上的反应。在这方面，它与供给和需求的其他各种形式没有清晰的区别。决定性的仅仅是，个别人由于市场的巨大和他的供给或他的需求的微不足道而在他的经济计划中不考虑 这样一种反应，因而把价格当作计划资料并相应地行动。“诚然，个别乐意交换的人通过他的供给和他的需求自己对这种价格状况施加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光是这种影响本身是难以觉察的，因而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意思。他的经济计划被如此制订，就像作为目标的各种商品的各个交换价值事先就是不可改变地决定了的一样”（魏克赛尔）。

    基于同样的原因，这样做也是不恰当的：把供给上的竞争描述成那样一种状况，在其中对个别的卖者的各种产品的需求具有完全的弹性，从而（用通常的表述）需求曲线与横坐标轴平行。就是这种表述也忽略了经济上的事实状况。表明供给上的竞争特征的是：供给者考虑到 一种有充分弹性的需求，与此相适应地在他的供给上把价格看成是一个不取决于他的这个供给的规模的量，并且据此选择他供给的数量。只有在经济计划 中才存在着需求的充分弹性，而因为个别经济的领导者的各种决定和行动都按照它来确定，这个事实对经济过程就有着巨大的重要性。在这个厂家减少或增加供给时，价格实际上 确实受到了影响，这对供给者的行动、因此也对供给的这种形式的规定不是决定性的。一种看法认为：人们不能精确地指出在他们当中存在着“竞争”的市场参加者们的数目，因而人们不能断定比方说，是否在有50个、100个或500个供给者或者需求者时存在着竞争，因而还是没有确定什么是竞争。这种看法也同样忽略了那个重要的事实情况：在实际的经济中，重要的总是经济计划 。如果由于市场规模与个别供给或者个别需求的大小之间的关系，每个个别人的行动对价格的各种影响是如此之小，以致他在他的计划和行动中不注意它们，那就存在着竞争：在有50个、100个或者更多的供给者或需求者时，情况可能就是如此。

    3．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中断对供给和需求的各种类型的研究。应该回顾地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有可能清楚而且明确地把垄断和竞争区分开吗？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回答它时必须完全精确地（比至今为止在我们的描述中所发生的更为精确地）说明，到底什么 是垄断 和竞争 。但是这是必要的，因为对这个确实真的重要的问题只有极少数人明白。（至今为止已经得出的是：在竞争的情况下，价格对个别经济是一种资料，它参与决定计划的形成和个别的供给者或需求者的行动；而在垄断情况下，市场另一方面的各种可以预期的反应却移到了个别经济的资料圈的这个地方，价格不是一种计划资料 ，而是产生于垄断者的经济计划，因而对它来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

    许多较新的研究者倾向于否定地回答是否能把垄断和竞争清楚地彼此分开的问题。这样断言：各个个别的供给者的产品通常对需求者们来说有它们的特点。据说它们通常不是“同质的”：这或是因为各个卖者的各种物品或者还有卖者们本身有它们的特点，或者是因为需求者们认为有这样一种特点。但是，据说缺乏各种商品的同质性意味着缺少真正的竞争。因此，据说科学必须把每个个别的厂家供给的物品看作特殊种类的物品。每个个别的生产者都对他的产品具有一种“垄断”。据说每个商人、每个农民和每个从事手工业的人都作为垄断者出售他的 商品。所谓由“竞争”统治着的各个市场据说实际上通常化为一个“联系起来的市场之网”（张伯伦），在这些市场上，每个卖者都保持着一种类似垄断的地位。但是，据说如果较大数量的“垄断者们”在一个完全的市场上出售，那就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竞争”的状况，但是据说可以把它理解为垄断的“边界情况”。因此，据说由垄断那里可以搞清楚经济世界的多样性，而对垄断的分析则“吞掉了对竞争的分析”（琼·罗宾逊）。

    可以把这种看法看作是对竞争分析在较老的研究中的统治地位的反击。作为这样的东西它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它抹杀了对个别经济以及对整个经济过程的进程有最大的重要性的那些区别。把几乎满足了一个国家对丝线的全部需求的一个丝线厂与一个必须考虑到几百个势均力敌的竞争者的锁厂作一下比较。两个企业完全不同地处在市场上。科学必须精确地确定这种为日常经验所熟悉的区别。如果它对边界情况作出裁决，它就最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区别。这样一些边界情况首先出现于下述情况下：

    a）在存在着替代物品的情况下 。例如：一个啤酒厂作为国家一部分的唯一啤酒厂而出售啤酒，并通过与附近的其他啤酒厂的区域协定而保障了自己的这一地位。但是居民首先习惯于喝葡萄酒，葡萄酒是由为数众多的商人和种葡萄的农民在竞争中出售的。葡萄酒和啤酒是替代物品。这个啤酒厂具有垄断地位吗？

    没有 ————如果它在规定它的价格表时完全依赖于各种葡萄酒价格，从而根据葡萄酒价格算出啤酒价格，把葡萄酒价格几乎是当作它的计划中的一个资料而接受下来，并在规定它的产量时不注意它对葡萄酒和啤酒的价格的影响的话。它认为，要想施加影响，它的产量在受偏爱的葡萄酒的全部产量的范围内是太小了。————有 ，如果存在着一个能够推行啤酒价格政策的足够的价格地带的话，从而如果不大可能马上用葡萄酒代替啤酒，而该啤酒厂不是简单地根据各种葡萄酒价格规定啤酒价格的话。它能够在其中推行垄断政策的地带越大，它的垄断地位就越强。

    b）一个厂家常常只统治着一个 一定的区域，而它在其他 区域中则是在与别的供给者们的竞争中销售。例子：一个褐煤厂在其周围地区占有垄断地位。在这里，它的褐煤面对竞争者们的褐煤享有运费保护，这些竞争者们离得远，其供给由于较高的运费负担而具有较高的成本的价格。这种竞争开始于一个价格上限，直到这个价格上限都存在着适合于该褐煤厂的垄断政策的区域。在这个范围内，该厂把需求者们的各种预期的反应投入到经济计划中使用，并据此规定价格或者供给的数量。这个价格上限随着到该厂的距离增加和到竞争者们的距离减少而降低。最后，在有争议的区域开始的地方，该厂正好像别的竞争者们那样，把在那里销售可以得到的价格 当作资料而投入到它的计划中使用，在那里就达到了边界。很明显，竞争和垄断相撞的那个边界随着竞争区域中价格的每一个推移并且也随着垄断工厂的每一个成本变动而移动。

    c）许多厂家具有一批固定的顾客 ：例如一个中等城市中的纺织行业的零售商店。一个厂家具有一批固定的顾客这个事实不是为它造成了一定的垄断地位吗？还是在这样的厂家之间竞争确实还占着统治地位？在这里，边界在何处？

    存在着一批确定的顾客这个事实还不造成垄断地位。因为各个厂家的各种努力所对准的是完全保住或者甚至扩大顾客。恰恰是对现有的顾客的顾及才强迫各个厂家去适应市场。那些不是有规则地、而是偶尔地供给的卖者们可以容易得多地采取垄断者的态度，因为在他们那里缺乏对持续的顾客关系的考虑。对继续销售并且从而对一批顾客的依赖通常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竞争的压力————顺便提一下，亚当·斯密已经附带指出了这一点。在这样一些情况下，通常缺少一个值得一提的地带以实行一种独立的价格政策，以至于就是在这些厂家那里，市场通行的各种价格似乎也是经济计划中的资料。只有当顾客由于传统或由于特殊的位置而与厂家非常牢固地联系起来时，厂家才拥有一个有着自己的 价格的自己的 市场，这又在它的经济计划和它的行动中表现出来。例如，一个村庄常常只有一个可以在其中购买衣服的商店。顾客与这个商店的固定联系和它占有的垄断地位，使一种垄断式的政策成为可能。但是，如果通过改善交通联系，村庄的居民们能够容易地在大城市中购买服装，因此将服装的供给转入竞争，就必须立即放弃那种垄断式的政策。

    d）在客观上 同样的状况下，有两个不同的厂家领导人，其中的一个作为“竞争者”、另一个则作为“垄断者”而行动。

    一个营业旅店的领导者在为房间定价时与在城市中形成的各种价格相连接；他作为“竞争者”而行动。他的继任者的看法是，这个旅店由于它的位置和它的声誉，不需要把该城市旅店房间市场的各种价格当作资料接受下来，而是他能够为他的 旅店要求特殊的房间价格，并且他具有一个单独的顾客圈，可以指望它的特殊的态度。他要求垄断价格并且与他的前任不同地行事。如果与他的预期相反，顾客们开始猛烈地流失，那么各种事实就会强迫他在提出他的经济计划时重新转入他的前任的轨道，并放弃认为他本身拥有一个特别的市场的看法。因此，就是在这样一些垄断和竞争最紧密地相结合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合乎逻辑地运用权威的准则（各种经济计划的资料形式）的条件下精确地划出界限。在这里，就像这个例子也表明的那样，供给者或需求者不能根据主观判断、根据情绪和任性这样或那样地作为垄断者或竞争者来行动。如果一个通过与其他许多人竞争来销售的供给者突然并且没有根据地采用了垄断者的行为，那么各种事实 ，即顾客们的流失就会教训他：他的新的经济计划不适合各种实际情况，而他则被迫去改变这个计划。因此，当我们断定，经济人们的行动产生于他们的各种计划，以及因此应该研究各种计划，以便理解各种经济活动从而经济过程时，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计划自由地飘荡于各种给定的经济事实之上。不是这样，虽然各种计划资料非常经常地远离各种实际的资料；但是人们通常被迫在提出新的计划时缩小现有的差距。对此以后还会谈到。

    e）把“竞争”和“垄断”之间的各种边界情况看成“寡头垄断”的情况，这是一个错误————一个常犯的错误。事实上，竞争和垄断经常直接相接。光从刚才讨论过的各种情况中就已经得出这一点。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1932年在德国木材加工机器工业中大约有100家公司。大部分公司生产它们的特别的型号。（根据“商品相同性”的准则，必须把它们全都称为垄断者，但是这将造成对情况的一种完全错误的映像。）尽管有这种差别，单个厂商在出售大部分机器时可以实行自由的价格政策的地带还是如此之小，以致它实际上从市场上接受某些价格，从而在“竞争”中销售。只有在也通过专利而牢牢地保护起来的个别的机器上，个别的厂商才考虑到一个值得注意的、它可以在其中推行自己的价格政策的地带。两种状况相互联系，而同样的一种机器有时从一组转移到另一组：也就是说从垄断转移到竞争或者从竞争转移到垄断。但是不存在寡头垄断的状态。

    *　　*　　*

    从数学上——形式上看，垄断是竞争的一种边界情况，或者反过来，竞争也是垄断的一种边界情况。在经济实际中垄断是与竞争完全不同的东西 。

    但是，如果国民经济学关心各个单个销售者所供给的各种商品的同质性或者缺乏同质性的话，它就不能精确地确定这个生命攸关的区别。自从1926年斯拉法的著名文章问世以来，研究已经太过分地被挤上了这条道路。不言而喻，各个供给者的各个产品通常并不是刚好相同的。而如果认为，竞争以商品的完全同质性为前提，那就是含蓄地说，竞争几乎不存在。这个结论已经包含于选择的错误准则中并且没有什么意义。

    必须从具体的经济的中心 出发，即从各种经济计划及其资料出发，科学地规定竞争和垄断。只有那样它才合乎经济实际，并且那样也显示出，二者都很现实。竞争和垄断都不是不现实的边界情况。同时也明白了区别实际上在何处以及它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在竞争 中的个别经济把它的行动建筑在那样一些计划的基础上，它们在重要的地方总是有着与垄断 的个别经济的各种计划不同的资料。因此在二者当中不一样地行动着。

    抹杀垄断和竞争的区别符合经济上的权力集团的利益。由此把垄断的作用无害化，而这将掩盖私人权力体的存在所提出的那些特殊的经济宪法的法律问题。因此科学更应该避免抹杀这种区别。在那种情况下，它不仅远离了实际的经济，而且它由此而同时为一定的利益集团服务（通常它并不想要如此）。

    4．个别经济既不仅仅把要支付的或者要卖得的价格，也不仅仅把推测的市场对方的各种反应当作交换经济的计划资料来考虑，而是考虑两种情况：推测的市场对方的和 竞争者们的各种反应。这种事实情况也经常出现于过去和现在。

    而且它有规则地出现于供给者或需求者只有少数几个 竞争者的时候。这是“寡头垄断”。与市场的规模相比供给者或需求者的数目很小。除了推测的市场对方的各种反应外，寡头垄断者不仅注意竞争者们的价格政策，而且也注意他们的全部营业举动并且在这里又特别注意他们的投资政策。例如，如果一个竞争者建起了更大的设备，那么这个事实就可以决定性地影响他的经济计划和他的行动。在中世纪和今日，别人的投资政策都正是寡头垄断者们自己的各种计划的一个根本的基础。

    如果在一个中世纪的城市里，有三个窗玻璃生产者作为供给者而出现，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订立协议，那么那儿就存在着寡头垄断。或者如果今天在德国两家厂商生产并出售磨床，那也同样存在着处于“双头垄断”形态中的寡头垄断。当在德国仅仅有几个厂商生产刷子时，或者当在铝轧厂卡特尔产生之前少数几个彼此熟悉的厂商出售铝轧产品时，或者当几个大康采恩相互独立地向世界供应汽油时，也同样是如此。而如果由为数不多的造纸厂购买造纸用的专门机器，那么这里就存在着需求寡头垄断。

    使用描述过的观察方法可以如下确定，是存在着寡头垄断、竞争、垄断、还是部分垄断：

    正如已经提到的，靠一般地为两种形式的每一个规定供给者或需求者的数目不能够划出与竞争 的界限。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每个具体的情况下，都一定能从每个市场参加者的交换经济的计划资料中得知，一个供给者或一个需求者是处于竞争还是处于寡头垄断之中。如果铁丝栅栏的生产者把在匿名的市场上形成的价格用作计划资料，那么就存在着竞争。但是，如果他根据他的经验而考虑到竞争者们和市场对方的一定的反应，那么他的经济计划就是一个寡头垄断者的经济计划。

    可以像下面那样划定寡头垄断和垄断 之间的界限：3个农业机械厂出售收割机，每个厂商都靠专利权保护了这些收割机的生产，而这些收割机的样式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们的用途一样。如果由于商品的不同而在这里说，每个厂商都具有对它的 收割机的垄断，那就是不正确地描述了事实情况。竞争因素在这里起着显著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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