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节 论政治能力

种于来祀。夫前辈之国民既已死绝矣，后辈之国民自其在胎中，已饱受恐怖忧郁之教育，及其幼而处家庭，长而入社会，所习见习闻之嘉言懿行，则若何而可以全躯免祸也，若何而可以希宠取容也。就使天下复定之后，上而君相，下而师儒，竭全力以养其廉耻，陶其性情，而本能之回复，犹且待诸一二世以后也。乃霸者复阳植之而阴锄之，使永无发生之期，未及一二世，而前度之丧乱，复缫演再见矣。丧乱之缫演多一次，则毒害之遗传加一层。如之何其政治能力不澌灭以尽也。呜呼！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从来远矣。

    吾既以思想、能力两者相比较，谓能力与思想不相应，为中国前途最可忧危之事。然则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所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苟不尔者，漫言曰养之养之，其道无由，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此举国所同认，无待词费也。国民所以无能力，则由中等社会之无能力，实有以致之，故本论所研究之范围，不曰吾辈当从何途始可推能力以度诸人也，曰吾辈当从何途始可积能力以有诸己而已。非有所歆于能力以自私，实则吾辈苟有能力者，则国民有能力。国民苟有能力者，则国家有能力，以此因缘，故养政治能力，必自我辈始。请陈数义，相策督焉。

    一曰分业不迁。

    文明程度之高下，与分业之精粗成比例，此生计学之通义，而社会上一切现象，举莫能外者也。西人恒言曰：“成功之要素有三：一天才，二机缘，三历练。”夫天才不能事事而优也，有所长斯有所短，机缘不能事事而应也，有所适斯有所障，历练不能事事而遍也，有所习斯有所疏。故善任事者，必自审其性之所近，地位之所宜，择其一焉。日日而肆之，然后庶底于成。今日之中国，其无志国事者，视一切皆如秦越人之肥瘠，斯不必论矣。若乃有志者，见夫大局如此其危急也，应举之事如此其繁多也，而声气相应之人又如此其寥落也，乃抱雄心，厉苦节，欲取一切而悉荷诸区区最少数人之双肩。

    试观数年以来，倡政治改革之人，非即倡教育改革之人乎？倡教育改革之人，非即倡实业改革之人乎？倡实业改革之人，非即倡社会改革之人乎？以实业论，则争路权者此辈人，争矿权者亦此辈人，提倡其他工商业者亦此辈人也。以教育论，则组织学校者此辈人，编教科书者此辈人，任教授者亦此辈人也。以政治论，则言革命者此辈人，言暗杀者此辈人，言地方自治者亦此辈人也。其他百端，大率类是。夫此诸事者，谓其一当办，而其他可无办焉，不得也。谓其一当急办，而其他可缓办焉，不得也。于是志士热心之极点，恨不得取百事而一时悉举之，恨不得取百事而一身悉任之。其遇可怜，其志可敬。虽然，谓其能力得缘此而获进步，非吾所敢言也。若此者，美其名则曰总揽大纲，曰纤悉周备，若语其实际，其浅尝而已，浮慕而已。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然后可以有为。”夫所谓不为云者，非必其不可为者也，可为之事千万，则为之之人亦宜千万，以一人而欲为千万人之所可为，未见其能有功也。夫志士之欲有所为也，无论其事或大或小，或偏或局，要之与政府所持主义，含反对之性质者也。政府反对，则不可不结国民之同情以为后援。然国民又大率可与乐成，难与虑始，自其初不肯遽表同情于地位脆弱之志士，势使然也。故夫任事者，语于本原之地，不可有成败之见存，固也。然发端伊始，与其徇心之所安而不恤败，毋宁因势之所导而必求成。

    昔人有言：“带乡兵者，可以胜不可以败。”今之任事，盖有类于是矣。事之范围虽小，苟有一二明效大验，则可以起社会一般之信用，他日任他事，而阻力消其半矣；他人任他事，而阻力亦消其半矣。如是相引递进，夫乃同情众而能力强（即如近日粤汉铁路案，发起之者在民间势力绵薄之数人，渐以动全国之有力者，此为国民号召政府与外人争权利之嚆矢。使此事而能始终之，则政府知民力之不可侮，他事且将引为后援，而吾民亦自信其力之果足以动政府，足以拒外人也。

    此后有他事附和自众，而能力日成。若此事失败，国人共见夫争之累岁，而结果仅如是也，此后有他事馁而已）。故带乡兵者，取小不取大，攻瑕不攻坚。今欲用脆弱之民力，萌茁之民气，以与千年积威之政府宣战者，舍此奚以哉？信如是也，则用志不纷，乃凝于神。不倡一事则已，苟其倡之，则必有若干人焉，萃其聪明才力以专向于此一事，虽更有他事出焉，其重大过此数倍者，宁割弃之勿过问。何也？非此而此一事必不能就也。曾文正之治军也，扎硬寨，打死仗，节节进取，得寸进寸。日军之围俄于旅顺也，以全力陷一垒，乃次及他垒。今日吾党之大患，在垒垒而撼之，欲百垒一时俱下，而终至于无一垒之能下也。其能力所以难进步者一也。

    今之志士有二蔽。甲曰：事多，办不了，奈何？乙曰：欲办事，无事可办，奈何？其论若甚相反，而受病乃同一源。人人自谓华、拿，家家自况卢、孟，实则我所欲办之事，时或与我之地位不相应，故曰办不了。事与地位不相应，而于他无所屑焉，不复择其相应者以自任，故曰无事可办。任举一事，皆能言其概，若其层累曲折，批郤导窽，则未或习焉，未或究焉，故既曰办不了，亦曰无事可办。夫一国之中，不能人人而华、拿而卢、孟，无待言也。

    且使一国之中，而果人人华、拿，人人卢、孟，则其国尚可以成国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矣。尝数日本之人物，不必西乡、木户、久保大、伊藤、大隈、福泽，乃见重于其社会也。若前岛密，所知者邮便耳；若涩泽荣一，所知者银行会社耳；若井上胜，所知者铁道耳；若大浦兼武，所知者警察耳；若伊泽修二，所知者音乐耳；若落合直文，所知者国文耳；若石黑忠德，所知者赤十字社耳；若市川团十郎，所知者演剧耳。试问彼诸人者，其功德之在日本，视西乡辈又何多让也。乃我国今日之志士，一若非言政治问题，不足云爱国，非投军人社会，不足称伟人。既乃不可藉手，则曰社会不我庸也，而因以自放。若此者比比然也。其能力所以难进步者又一也。

    要而论之，立国之要素多端，缺一焉则国家无以自存。如人体然，分子弱斯全体弱，分子强斯全体强，官支、藏府、血脉，各自荣养，各自发达，而健全之卫生乃可期。今者中国之人格，譬诸犹初搏土也，我辈居其中为重要之一分子者，不务充其官能之所职以自效，而日冀全体之助长，其安能致哉？其安能致哉！吾所谓以分业为能力之大原者此也。

    二曰互相协助。

    协助有积极、消极两义。积极的协助，以相扶掖为用；消极的协助，以不相妨碍为界。明乎此义，则虽盈天下皆吾友焉可也。耗矣哀哉！吾国人之以排挤轧轹为天性也。昔在晚明，所谓士君子者，先意气而后国家，讧哄未已，而敌骑渡河，读史者至今茹痛焉。还观夫今日之志士，抑何其复相类也。他勿具论，即如政治问题，所谓立宪、革命两主义之交哄，吾壹不知其恶感情之何自而生也。其伪托口头禅以自营北私者微论矣。即其根于血性，真勤勤焉尽瘁于此两主义者，其相仇之迹，且日接而日厉也。推其相仇之故，殆有两因：其一则谓彼主义成功，而我主义将归消灭也。其二则谓彼主义光大，而我主义不能进行也。

    吾以为由前之说诚哉然也，中国他日而亡国则已耳，苟不亡者，则结局于此两主义必取一焉，而其他之一，亦必归劣败之数，此所谓消灭者也。虽然，若因此而相仇也，则试问持一主义者，为欲保存我国耶，抑欲保存我主义耶？如欲保存我主义者，苟其主义不适于国而不足以救国之亡，则国亡而主义亦安丽也。如欲保存我国者，则此国当由何主义以获救，今方属未定之问题。我而自信甲主义可以救此国也，我从而亹亹焉，固不必轻弃以徇人。彼而自信乙主义可以救此国也，彼从而亹亹焉，又何必其轻弃以徇我。若夫机会之既熟，适不适之形成，我与彼必有一焉劣而败者，固也。而我与彼又必有一焉优而胜者，但使有一优胜，则吾国既已缘此而获存，国存，则我主义虽或消灭，而于吾保国之目的不已达乎！乃必于始焉而相仇何为者？由后之说，其意盖谓苟吾主义而诚不适，则消灭固无所憾，顾吾今者实信吾主义之最适而无他主义焉可以媲也。而吾主义之所以不发达则由有他主义焉，持异论于其间，以淆天下之视听也。

    吾爱吾国，故不得不爱吾主义，其有不利于吾主义者，吾得行吾主义之自卫权以敌视之，此其说似也。虽然，惜其于利不利之界说，有所未莹也，天下事固有极相反而适相成者。若君主专制与共和革命，两极端也，而共和革命，每成就于君主专制极点之时，专制者种种积威，种种阴谋，皆不啻为革命者作预备之资料，此泰西史上所习闻也。而况乎立宪、革命之争，乃与此异（立宪、革命本不能为对待之名词。立宪者，虽君统依然，已不得不谓之革命；革命者，虽绝君统，然结局亦不过求立宪。故以对举实论理学所不许也，今云云者，从普通称谓耳）。其事本非相反，其效乃真相成。我而诚欲革命也，当思英国1646年何以能革命，非藉伦敦之国会军乎？美国1775年何以能革命，非藉费城之十三州同盟会乎？法国1791年何以能革命，非藉巴黎之国民议会乎？

    夫使所立之宪而能副国民之愿望也，则吾复何求！吾之革命主义，直抛弃焉可耳（或持极端之排满主义，谓今之皇室，虽使其宪政之完备，能如英如日然，以民族之恶感情，终不认之，宁以无秩序之汉而亡，不以有能力之满而存。此自是意气之言，真爱国真言革命者必所不取）。使其不能也，则经此一度之立宪，而民间之表同情于革命者，将益如传染病，弥漫而不可制，可断言也。何也？向上之心，人性所同。譬诸处暗室者，终身未睹天日，谓世界除黑暗外，更无他物，则亦安焉。旁观者语以光华纠缦之象，虽舌敝不能生其歆也，一旦穿壁为辟户牖焉，间日为导出游焉，则光明线日萦其脑识，复囚梏之，安能受也？故朝廷一纸伪改革之诏书，以视民党数十万言之著书，数十百次之演说，其效力往往过之。他勿具论，即今日持最极端之革命论者，试抚心自问，吾数年前之思想何如？

    今日何以能有此？则辛丑回銮以后所谓变科举、开学堂、奖游学诸伪改革事业，其间接以助我发达者，岂浅鲜也！比例以推，知立宪主义进一步，则革命主义必进一步，我而真信革命论之可以救国也，则正宜日夕祷祀，蕲立宪论之发达，以为我助力。而其不得不相仇之理由，果何在也？我而诚欲立宪也，当思日本之宪法，非以革命论极盛时始成立乎？意大利之宪法，非以革命论极盛时始成立乎？其他诸有宪法之国，岂有一焉不收功于革命前、革命后者？故夫宪法者，上下交让之结果也。交让必先以交争，譬诸两交战国，其究必出于和，顾未有不能战而能和者，不战之和，屈服而已。即战后之和，其两造从和约上所得之利益，又必视其战斗力之强弱以为冲。宪法如和约然，民间对于政府而欲申其愿望者，必其战斗力可以使政府屈服者也。

    战斗力能使人屈服者，则战可也，无战亦可也。今文明国家不惮战，而莫不修战备。革命者，战备也，轻言革命，譬犹黩武，黩武非计也；以主立宪故而仇革命，譬犹弛兵，弛兵尤非计也。抑曾思数年来政府所以屡有伪改革之举者，其动机果何自乎？岂不以民碞可畏，姑为一二以塞其望也。惜也，人民之战斗力，曾不足以生政府之严惮也，苟能之，则如十年前俄人之迫还辽东，不战而屈日本焉可也。比例以推，知革命主义进一步，则立宪主义必进一步。我而真信立宪论之可以救国也，则正宜日夕祷祀，蕲革命论之发达，以为我助力。而其不得不相仇之理由，果又何在也？

    吾之为此言，非谓欲使言立宪者舍己之所信以从革命，或使言革命者舍己之所信以从主宪也，更非为模棱之言，与彼两主义作调人也。吾见夫天地甚大，前途甚宽，实有容此两主义并行不悖之余地，各发表其所研究，各预备其所实行，不相菲薄不相师，而岂必为冷嘲热骂以快意，为阴谋倾轧以求胜也！彼诸文明国之有政党也，各持主义，莫肯相下，顾未有妒他党之与己并立而汲汲摧灭之者。不宁惟是，平居抗争，寸黍不让，一旦有敌国外患，则相与提携，而党界悉置度外矣。何也？内竞者其对外之力必不能强，使无公敌临于其前，则内其党而外他党焉可也。苟有公敌，而甲、乙两党犹自相外，则敌之利耳。而甲、乙究皆何利焉？

    今日之中国，宜合全国上下以对列强者也。藉曰未能，则亦宜合全国民以对政府。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于现政府则一而已。政府方以千钧之力相临，而所谓立宪者、革命者，皆如方抽之萌孽，势之强弱，与彼公敌固相万也。庄生不云乎，“鱼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旦旦而呴焉，昔昔而濡焉，犹惧不蔇，而乃互以摧残狼藉为事，相胜岂不甚易，独敌我者则晏然以卧，窃窃焉以笑耳。吾实见夫数年来民党能力之所以不进，其被压抑于政府者不过十之一，其被摧夷于异党者乃十之九也，是真可为长恸者也。一言蔽之，则亦未明消极的协助之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