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邠庐抗议

    曾文正公复冯宫允书

    辛酉岁接奉惠书，猥以诗人所称，方召盛轨，远辱勖勉，祓饰逾量，非所敢承。又蒙示以校邠庐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细诵再四，便如聆叶水心、马贵与一辈人议论，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至其拊心外患、究极世变，则又敷天义士所切齿而不得一当者，一旦昭若发蒙，游刃有地，岂胜快慰。顾如国藩之陋，奚足弁言简端，是以操笔辄止，不克报命，亦遂不复以一笺相酬答。盖始则过于矜慎，继则益之内疚，冀有道者能亮之也。自大著珍藏敝斋，传钞日广，京师暨长沙均有友人写去副本，天下之大，岂无贤哲窥见阁下苦心而思所以竟厥功绪，尊论必为世所取法，盖无疑义。国藩于六月杪驰至金陵，粗举善后事宜，因周览贡院内外，乐其易于修葺，遂定本年十一月举行乡试，一以慰群士进取之志，一以招转徙无归之氓，其上下江分闱之议，俟闱场既毕，两省贤绅会商定夺。届时务恳台从枉过金陵，藉展良觌，而斯事亦得折衷至当。减漕一节，洎无定论，鄙意常镇十分减一，不在原奏之内，必须遵照谕旨部文，不宜与苏松太牵算，亦不宜另请再减地丁。此自直截简便，易知易从。至于苏松太三属，或普律三分减一，或按科则之轻重，定减赋之多寡，第不敢拘执己见，俟台旌至金陵之日，鬯聆至论，以祛疑滞。

    公黜陟议

    今试泛论取人者，将重文字乎，将重才德乎？则必曰才德重矣。将重一二人之私见乎，将重千百人之公论乎？则必曰公论重矣。然而自汉以来，取人之法，荐剡策试百其途，要不外试之以文字，举之以数大臣，岂不以才德虚而无据，公论散而无纪，不得不舍之而凭文字、凭私见哉？而不知其断不足以得人也。人第知刘蕡下第，江东不知，为文字之不足凭，夫岂知通籍后之黜陟，乃并不足凭之文字而无之。自枚卜以下，无非取人于容貌语言奔走之间，例举之而例用之，虽公论皆知为斗筲无足算者，年迁岁擢，无何而参鼎铉，无何而拥节旄，比比皆是。士大夫平居论说，从不闻曰某德可大贵，某才可大贵，但闻曰某命某相可大贵。夫至言命、言相，而效其可睹矣。于乎！奚怪其不能得人哉。欲求变计，非虚者实之、散者一之不可。

    《尧典》曰“师锡”，师者众也。《礼》曰：“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民者，亦众词也。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三代上固自有善取众论之法，经传文简不可考，而孟子之言独彰明较著，则其事可意会也。《新唐书?赵憬传》：“憬曰：宜采士誉，以誉多先用。”即此意。道在以明会推之法广而用之，又以今保举之法反而用之，会推必重臣之贵，今广之于庶僚，保举为长吏之权，今移之于下位，责成京官，自中书以上皆岁举六部九卿一人，翰詹科道一人，外省知府以上一人，吏部籍之。以得举多少为先后，遇应升缺列上，其无举者不得列。又令岁举部院司官一人，吏部交各堂官，有应升缺，用其举多者，若用举少者则必言其故，候钦定。外官则令在籍在京在外各绅，及诸生、各乡正副董耆老，岁举同知以下巡检以上一人，上之郡，郡核其得举最多者，上之大吏，大吏博采舆论折衷之，许删不许增，造册奏闻，有缺以次保升，不与上司以权，而参劾之权则与之。夫乡人皆好恶之，未可就平人言之也。至于官则未有乡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即未有乡人皆恶而非劣员者，故此法至当不易。至各官考绩，宜首以所举得人与否为功罪，以重其事。所谓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论者如此。

    另议通籍后不得再试，又议考官学政皆由公举，即无庸考试差。他知诗文传播，脍炙人口者，宜词苑；风裁峻整，胆识兼优者，宜谏垣；文笔敏捷，记识无遗者，宜枢廷；通达治化，机警绝人者，宜外任。皆可随事分举，公论所在，岂不胜于一日之试哉？

    汰冗员议

    《周礼》设官分职，郑注谓各有所职而百事举，有是官始能举是事，无是官即不能举是事，而后是官不可废，不然者皆冗员也。国家多一冗员，不特多一糜廪禄之人，即多一浚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偾国是之人，亦何苦而设此累民累国之一位哉？今之冗员多矣，不冗于小冗于大，不冗于闲冗于要，不冗于一二冗于十百，试备言之。

    一、漕运衙门，夫南漕三百余万石耳，彼富商大贾，挟数百万之资，致数千里之远，逾山涉渊，艰难险阻，有数倍于运道者，曾不假尺寸之势、什伍之卫，而不患不达，矧煌煌然天庾正供耶？脱无漕督以下各官，经过之地有郡县、有营汛、有河员，莫非王臣，将袖手而听其不达耶？朝廷之力，乃不富商大贾若耶？天下有非常大事，而于理不可通者，此类是也。今制，漕督以少司马领行台，开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岂不巍然大官哉？夷考其职，不知何所为也。考漕营始于明隆庆间，漕抚方廉为备倭患而设，厥后因而不删，久乃忘其所自始，漕督所辖卫弁三百、标兵二千，暖衣饱食，安坐无事，将约束水手耶？万艘绵延千百里，鞭长不及，将儆备不虞邪？不足以当胠箧探囊之盗，矧其大者。复有旗丁一项，然则糜费国帑，需索漕船之外，无余事矣，是为一最大冗官。至粮道一官，于公事无丝毫之益，岁一临仓，责州县陋规，取盈而去，州县倚为护符，弹压生监，恫喝平民，以为陋规之酬。所谓公事者，助旗丁勒索州县，助州县鱼肉小民而已。今河运不可复，漕督、粮道更无所用。此外又有督粮同知、管粮通判、主簿之类，皆坐食漕规，不与漕务。此漕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

    一、河务衙门。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其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闻驯谨河员常以十之三办工，贪冒者递减，甚有非抢险不使一钱者。夫既不办工，自以并归地方为便。至河兵之制，创自国朝，初设时其人皆谙习水性，持土石与波涛争胜，合龙下埽，不失尺寸，故办工不调民夫。今皆不然，是河兵亦毫无所用。此河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

    一、各关监督。体统与督抚埒，糜费繁多，故视道府兼管之关，征收倍绌，织造公事更简，故谚谓之“吃饭官”。至各口监督，税课更少，能如另议概撤各关大善，即不能，尽可归督抚委员兼理。康熙六年，以王熙言裁关差，归并地方官。此监督织造之必宜全裁者也。

    一、盐务衙门。盐铁置使，由来已久，运使固不可省，至盐政领之督抚已足，至运同、运副、提举等官，或有或无，毫无深义，大使似州县非州县，亦两歧。惟各场辽阔，不可无官，可移吏目巡检驻扎，兼理盐事，但存运同或运副一人，为运使之属，驱策奔走可矣。此盐务中同、副等官之必宜量裁者也。

    一、督抚司道。考郡县之始，守令而已。令准古大小侯，守准古方伯连帅，其官重矣。后世始设监临官，守权渐轻，至有道、有司、有督抚，而守令等于舆台，非重亲民官之道也。督抚始于明，不常置，后乃为专官，总督多至十二人，巡抚多至二十九人。国朝多并省，而例亦不一，督抚或并设、或偏设，并设者不必治、偏设者不必不治，是督抚可省其一。大省督兼抚，如直隶等省；小省抚兼督，如山西等省。如使各直省以布政司为主，又设按察司掌刑名，按劾之事，而刑名不过视成例，按劾久无其实，可并之布政。又各道本布按之副，兵巡盐粮各分一职，无非赘疣，折中之法，酌以三四府设一员，兼两司各道之事，而上其成于督抚，至郡县皆以各设一副为限制，此督抚司道以下各员之必宜量裁者也。

    一、京官，六卿九列，后先奔走，备员品而壮观赡，帝者上仪，固不能概从简陋，且从古已然，宜仍旧贯。惟东宫不设，安用宫属？詹事府可并归翰林院，以副名实；科道为耳目之官，宜多不宜少。然今制八十人之中，伏马寒蝉居大半，何取乎具臣？不如减额之半，而许科甲出身之中书以上及外任司道言事，殆不啻八十人之效也，有可采耶，固拾遗补阙之攸资；无可采耶，亦询事考言之一法。其余闲曹亦减其半，内务府糜帑更多，必应大减。康熙二年裁苑马寺，三十七年裁上林苑。编检在二十名外者，部曹五年内不能补阙者，概令回籍充山长，一以广教化，一以示体恤，为两得之术，此京官之必宜量裁者也。

    一、内外武职，王公、将军、都统之外，提督十三人，总兵六十二人，亦大官太多。又如准部、回部、新疆各官亦太多，率多养尊处优，恶劳好逸，能糜帑不能杀贼。宜无论大小皆减其半，此内外武职之必宜量裁者也。恭考《会典》内外文武官其二万七千余员，其编检、庶吉士、侍卫，以及准部、回部官无定员者，不与焉。我朝设官，于古不为多，而大官之多，为汉以来所未有。国家鼎盛之时，物力丰盈，雍容揖让，无形之弊，人所不觉；今则自微而著，有不能不大加芟薙者，而节费固其小焉者也。

    免回避议

    事有显背三代圣人之制，酿民生无形之害，开胥吏无穷之利，沿袭数百年，墨守之为金科玉律而不知变者，莫如官员回避本省之例。成周三代，世家草泽，俱任于其国。维楚有材，晋实用之，变也非常也。汉之朱买臣、元魏之毕安敬［《山堂肆考》毕四世为本郡太守］、唐之张汉周、宋之范仲淹，皆守本郡。明代始有南北选之例，后遂定为回避本省。

    不闻明之治胜于古之治也。为此说者，不过曰官于本地，关说之径路熟，恩怨之嫌疑多，囊橐之取携便而已。不知营私固易，举发亦倍易；阿比固多，责备亦倍多。祖宗丘墓之所在，子孙室家之所托，立身一败，万事瓦裂，非一官传舍之比，乡评之可畏甚于舆论。愚则以为官于本地，较之他乡倍宜自爱自重，亦人情也。

    至于远任之害，昔人多有言之者，舟车、驴马、人夫之费，其给之也，非斥产即揭债；其偿之也，非国帑即民膏。到官之后，言语之不通、风土之不谙，利弊则咨访无从，狱讼则词听无术，不得不倚奸胥为耳目，循宿弊以步趋，于国计民生损乎？益乎？况乎关说之径路难通，则转多因缘之辈矣；恩怨之嫌疑不涉，则弥无忌惮之心矣；囊橐之取携不易，则更益赍送之费矣。人果贤耶，不可待之以不肖；人果不肖耶，仍无以禁其不肖。无益于国，有损于民，莫此为甚。

    今制惟亲老告近，为天理人情之至，然亦多为条目，有年岁之限、有次丁有无之别，稍不合即谓之规避远省。曾亦思国家之设官，取其能治民乎，取其能行远乎？傎孰甚焉！且又何以处夫勾通书吏、迁就以求合者乎？窃以为此法宜反而用之，大吏特简者不论外，府厅州县各官，用宋政和无过三十驿之法，三十里为一驿，无论有亲无亲，皆选近省；县丞以下不出省，复古乡亭之职。庶几参古制今，国民交益矣。

    厚养廉议

    《左氏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其今日之谓乎？外官自督抚以至典史，某缺肥，岁赢若干。某缺瘠，岁赔若干。所谓肥瘠者，皆陋规之属，扬扬然习于人口，恬不为怪，骤闻之，几疑官名为市肆之名。吁，可叹也！［注，余友无锡王大令恩绶，尝闻一江苏官论山阳、泰兴之肥瘠。吾苏有三阳酱园、泰兴缎肄，大令素朴愿，误会为此二肆言。时馆林文忠署，语闻文忠，亦为之抚掌］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其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大抵大官之廉者仅足，不廉者有余，小官则皆不足。不足则揭债，母十岁三其子，子复为母，十年外简，数已巨万，债家相随不去，犹冀其洁清自好乎？选人亦然。选人在部尤无谓。概令在籍候选，于吏治无损毫末，然则非本性之贪，国家迫之，使不得不贪也。而犹且设为空虚不用之律例，凡俸禄外丝毫有取，皆坐枉法论赃，以综核名实之法治之，曹局一空矣。

    朝廷果不知耶，抑知之而故纵邪？夫王道不外人情，士从田间来，寒士居多，虽在一命之微，莫不有父母之养、妻子之赡，宫室、舆马、衣裘、仆从之需，亲戚故旧之漀恤，官愈大则用愈多。外官体统较尊，加以延幕友吏役，费用数倍于京官。大都京官翰林部曹岁需千金，递加之至一品当万金。外官养廉本数较厚，牧令视本数十倍，丞倅以上四五倍，至督抚二三倍，皆不可少之数。惟如数以与之，而犹有骫法营私、致于宪典者，斯真贪人矣。于是可设为厉禁，京官取外官一钱，上司取属员一钱，官取所部一钱，杀无赦。夫而后吏治始可讲也。

    或曰，数得毋太多乎？曰，此圣人之法也。《周官》司禄，文佚无可考，《王制》、《孟子》，犹存其略。以《礼记疏》称，大国卿禄食二百八十八人计之，大国君禄食二千八百八十人，三万二千亩之入也；次国君禄食二千四百六十人，二万四千亩之入也；小国君禄食一千四百四十人，一万六千亩之入也。今之州县，古小侯也，小侯之禄殆不啻万金，何赢之有？汉制太守号二千石，实食千二百石，中二千石，实食一千石，［注，《王制》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孟子》元士视子男，是古制京官之禄重于外，汉制则轻于外］视三代已减。唐始薄而终厚，宋给实钱。［注，详《山堂考索》］，陆游诗：年清百万钱，注：祠禄岁计千缗。时游以秘书监奉祠，秩三品，是宋禄不薄也］元初不制禄，世祖时定太师俸一百四十贯、米十五石，行省右丞相俸二百贯，以下有差。禄薄无甚于元者。明初四品以上俸钞三百贯，后又定正一品米八十七石，以下有差。国朝因明制而增益之，废折米、折钞之目。雍正二年，耗羡归公，加给养廉；乾隆二年，增京官恩俸。法良意美，度越元、明，何不遂复三代之旧也？或曰：费得毋不支乎？曰：另议广汰冗员，人数已少，停漕运、减河工，所省千百万，已不患不足。况吏治既肃，百弊皆捐，中饱一除，积欠自少，数年之后，所得必有逾乎所费者矣。

    又《文献通考》俸禄下有职田之目，列代皆有之。《宋史?职官志》：诸路职官皆有职田，所以养廉也。即养廉之名所自始。《日知录》称明初尚存。今议厚给养廉，议筹复职田县若干亩，绅士征其租，供本州县养廉，次上司，次本籍京官，亦古采地遗意也。

    许自陈议

    夫人知不如自知之明，周任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夫子称之。《左氏传》以选事为非，后世动以私意度人，遂不许人自择官，非三代圣人开诚布公之道也。夫选事固不可，用违其才亦不可，与其用违其才，不如选事。京官乞外，自古所有，而功令无之，惟进士出身之主事中书许改归班选知县，则又何也？外官自愿内补，自知其不宜于外耳，其中无他，而功令亦无之，至开例则无所不可，又何以说？窃以为进士引见之先，愿就京职者，宜听其陈明，而删去改归班之例。至于难进易退，君子嘉之，概以为恶劳好逸，忘致身之义，不亦过乎？无疾称疾，古人所有，不以为欺罔也。即承平扬历数十年，一旦有事，引疾而去。在其人为负国家，而自国家言之，则此等恇怯。茸之徒，正宜屏逐之，使避贤者路，安用束缚驰骤，坐令竭蹶偾事哉？冠带闲住，不复叙用足矣，法过重尚恐其恋栈误公也；其不许辞者，惟烟瘴及一切苦差，烟瘴宜用地近年壮之人，五十受代，苦差宜分二途，为筋力之苦，宜专简年壮者；为匮乏之苦，国家宜赡之使不苦，亦仁至义尽之道矣。

    复乡职议

    治天下者，宜合治亦宜分治：不合治则不能齐亿万以统于一，而天下争；不分治则不能推一以及乎亿万，而天下乱。柳宗元《封建论》云：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此合之说也。封建之合，不如郡县之合尤固，故封建不可久而郡县可久。反而言之，天子之不能独治天下，任之大吏；大吏不能独治一省，任之郡守；郡守不能独治一郡，任之县令；县令不能独治一县，任之令以下各官。此分之说也。

    顾氏炎武曰：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多者其世盛。盖大官所以治治民之官，小官所以治民。分而又分，其数不能不多，其位不能不小。今世治民之官颇少矣。县令藐然七尺耳，控一二百里之广，驭千百万户之众，其能家至户到，而周知其循莠勤惰、饱饥甘苦哉？至令以下各官，非赀选即吏员，流品既杂，志趣多庸，加以间关跋涉、千里万里而来，身家妻子惟一官是食，犬马于富民、鱼肉乎贫民，视令以上尤甚，蠹民而已，何有乎治民？然则今之小官，如顾氏之说更多其数，患不滋甚耶？不知顾氏之意，固欲复古乡亭之职也。

    考周制：乡大夫之下有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遂大夫之下有县正、鄙师、酇长、里宰、邻长，以乡人为之，皆官也。以今十万户之州县计之，当有乡、遂大夫十，州长、县正五十，闾胥、里宰五千，比长、邻长二万五千，此今日断不可行之事。汉制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盗贼，亦以乡人为之，亦皆官也。以今方二百里之州县计之，当有三老、啬夫、游徼各四十，亭长四百。视周已大减，然犹之多也。隋文始一切罢之，盖亦一时矫枉过正之举，乃遂为万世定制［注：唐六典：汉氏县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县则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之人］。今州县设佐［注，四五人，拨二三人分治各乡，至都图则有地保、地总司民事，其流品在平民之下，论者亦知其不足为治也］，于是保甲之法，十家一甲长，百家一保正，一乡一保长，然率视为具文，诏书宪檄络绎旁午而卒不行，间行之而亦无效。军兴以来，各省团练民勇，有图董、有总董，大同小异。顾行之转视保甲为有效，然则其故可思也，地保等贱役也，甲长等犹之贱役也，皆非官也；团董绅士也，非官而近于官者也，惟官能治民，不官何以能治民？保甲之法，去其官而存其五四递进之法，不亦买椟而还珠乎？吾甚不解。论保甲者谓得《周官》遗意，则何不径师周公，乃必以隋文为主而周公为辅也？

    兹为之酌古斟今，折衷周、汉之法，县留一丞或簿为副，驻城各图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家公举一正董，里中人各以片楮书姓名保举一人，交公所汇核，择其得举最多者用之。皆以诸生以下为限，不为官，不立署，不设仪仗，以本地土神祠为公所，民有争讼，副董会里中耆老，于神前环而听其辞，副董折中公论而断焉。理曲者责之罚之，不服则送正董，会同两造族正公听如前；又不服送巡检，罪至五刑送县，其不由董而达巡检或县者，皆谓之越诉，［注，今州县门或署越诉笞五十，盖指越里老而诉州县，非谓越州县而诉府，详见《日知录》然则里老听断小事，固旧制矣］不与理。缉捕关正副董指引而不与责成，征收由正副董劝导而不与涉手，满五千家［地广人稀之县量减］设一巡检，全乎为官如今制。惟以邻郡二三百里内无山川间阻之地，诸生幕职荐举者为之，丞簿由巡检升除。丞簿月给养廉三五十金，巡检半之；正董薪水月十金，副董半之。正、副董皆三年一易，其有异绩殊誉、功德在闾里者，许入荐举，有过者随时黜之。见令丞簿尉用绅士礼，文用照会，有罪即与凡民同。如是则真能亲民，真能治民，大小相维，远近相联，庶几顾氏所谓“小官多”者乎？无事而行保甲，必有循名责实之功；有事而行团练，更得偕作同仇之力。风俗有不日新，教化有不日上哉？

    省则例议

    谈者谓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挟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乱，于乎尽之矣。夫例何以设？曰为治天下也，例之大纲，尚不失治天下宗旨。至于条目，愈勘愈细，其始若离若合，其继风马牛不相及，其终则郑声谵语，不知所云，遂于宗旨大相背谬，偶一道破，无不哑然失笑者。试以吏部言之。丁忧服阕，稽核月日是也，命官亲供之不信，乃凭之里邻之结；本官身至之不信，仍待之置驿之文，［注，刘文清服阕到京，命署缺，部以原籍文未到驳之。特旨准署，近年驿授选人，外官赴选。更用本籍验看。以服阕文不到扣选者。不知凡几］外官赴选，更用本籍验看之条，服阕者亦然，其理安在？犹是人也，三年中非骤能衰老，若谓哀毁灭性，举动改常，设有其人，曾、闵之流也，方将旌之以风厉天下，而验看何为者？如有甄别，岂非冤抑？既无甄别，曷取具文？［旗员道府服阕引见，分别内外用之，例同］蒙则以为以礼去官，正宜优加体恤，实缺勿开缺，候补勿扣资，服阕赴官，自递亲供。即任事如常，惟逾限期年不至者，开缺扣资，其余繁文一切可删。

    又如亲老告近是也，顾亲年六十五以上准告近，则年六十四之亲不向隅乎？家无次丁准告近，则有次丁而或笃疾、或远出、或不慧，虽有如无者不向隅乎？而且迎养、在寓有别，迎亲、送亲假有别，告养、告近而服阕者有别，剖晰可谓精矣。而于人情动多窒碍，惟有一切以欺应之，始可无事。设有老病之亲而年岁不合例，又不得无疾称疾，至诚无伪者处此，计无所出，将赍咨涕，以赴官邪？方寸已乱，旷官瘝职，曾何益于国家也？然则非以防其欺，乃以导其欺也；不特导其欺，且以逼其欺也。其于治天下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惟于胥吏则为大利之所在。而例固非吏为之也，朝廷为之也，朝廷亦何德于吏，而必为之浚利源哉？偶举二事，他事可知，他部可知。

    大凡治病者，必探其病根而除之，而后病可已。吏之病根安在？在例案太繁而已。若是者，非一编管一秉秆拉杂摧烧之，则天下不治，宜简谙习吏事大小员数人，紬绎《会典》《则例》等书，揽存其要，名之曰简明则例。凡《则例》等书关涉银钱者，尤如牛毛茧丝，令人不可猝瞭，此皆舞弊之经传也，每部不得逾二十万言，旧册存之。旧例旧案无论远近，一切毁之，以新例颁发大小官员惟遍，戒自今非新例不得援引，小事两可者，卿贰督抚以理断之。《传》曰:用人勿疑。卿贰督抚大官，而必束之以例案，且束之以无一定之例案，是疑大臣而转信吏也，傎孰甚焉。

    至咨移详札，实叙处无可简略，其首尾复述套语皆删之，并颁一成式，无论上下行文书呈状，纸长阔若干寸/格长阔若干寸/叶若干行/行若干字，皆一之，令可装为一帙。照例知照事月一报，一类为一册，按行续写，文从极简，以不能损一字为准，连叶用骑缝印，板心署年月日。又各署皆创一公事表，仿诸史表式，别类分门，事经月纬，如目录然，使易于稽考，亦一便也。夫二十万言不过两帙，纵中材暮齿，不习吏事，亦能通晓。

    凡户/工二部纪银钱之书，皆胥吏舞弊之书也。即如苏松重赋，数倍于他郡，二三十倍于他省，未尝不载于《赋役全书》.而《赋役全书》具在，骤阅之，但见款项之繁多/名目之猥琐/分合杂糅之离奇，非老于此事者，无从得其每亩征税之数。尚书/侍郎起家文史，不习会计，虽遍阅全书，亦不能知其数倍二三十倍者安在，此何理耶？必宜改定体例，但著某县田若干亩，一亩之税，米若干/银若干，以大目通晓为主，他可类推。即用吏，吏已无权，况可不用今日之吏也，如后议。

    易吏胥议

    后世流品莫贱于吏，至今日而等于奴隶矣；后世权势又莫贵于吏，至今日而驾于公卿矣。《册府元龟》：唐元和中敕曾任州府小吏，不得申送进士，与亏礼教被科罚，皆谓之不入清流。《明太祖实录》：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吏之贱旧矣。至近日，江苏州县，漕书阍人更迭为之，衣冠不与齿，其贱也如彼，而权势之盛则又莫盛于今日，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卿贰督抚曰可，吏部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天子曰可，吏部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于是乎其权遂出于宰相大臣之上，其贵也又如此。

    夫所谓可不可者，部费之到不到也，《汉书》云：所欲生则与生比，所欲死则与死比。专指廷尉言，今则转于吏、户、兵、工四部为甚。无他，利之所在耳。每部不下千人，其渠数十人，车马、宫室、衣服、妻妾之奉，埒于王侯，内外交结，隐语邮书，往来旁午，辇金暮夜，踪迹诡秘，莫能得其赃私都数。尝与一绍兴人拟议，吏部四司，岁约三百万；兵部官少而费更巨；户部有监漕，工部有河工，计四部岁不下千万。外省大小衙门人数尤众，婪赃更多，更不啻千万。究银所从来，国家之帑藏居其三，吾民之脂膏居其七。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与吏耳，而吏视官为甚。顾氏炎武谓之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虎狼何知？但知搏噬，噬民不已，继以噬国，无足怪，独怪国家之必养此虎狼何居？正名定罪，非尽杀不可，然非一杀之而即已也，杀一虎狼，复养一虎狼，其噬人自若，是今之吏之不可复用也明矣。

    考《周礼?太宰》：陈其殷，置其辅，郑注：“殷，众也，谓众士也。辅，府史，庶人在官者。”夫辅非贱简之名，又与士同列，知古不以吏为贱役。汉武帝时，卒史皆用通一艺以上者。唐高宗诏诸司令史考满者，令试一经。吏宜通经，古之道也。元时小吏可致宰执台谏，明亦有吏员累官卿贰者。况钟为郡，尤有贤名。中叶以后，始贱吏不用，非初制也。钱氏大昕曰：“元时士人皆乐为吏，而吏亦知自重。自士大夫之于吏，以奴隶使之，盗贼待之，而吏遂无所用。”旨哉斯言！今日之用吏，殆以国计民生全付之奴隶、盗贼也，可乎哉？既不能不用之，即宜有以尊之。惟今日吏之贱中于人心，骤尊之清流犹不就也。窃以为既如前议改例之后，案牍减大半，外官可并其事于幕，而名之曰幕职，略仿唐制，与以入仕之途，不得以游闲之人为之。由郡县学山长择诸生中有才有行而文学中平，历三试不中式者，送郡县充选，兼准应试。九年无过，叙丞簿官候选，始脱试籍。丞倅佐贰等官，于郡县分聘一人，大吏及部院皆由郡县择其尤上之。今制惟军机处不设吏，以章京治文书，苏拉仅供无走之役，故流弊较少，亦部院可以幕职代书吏之证也。此幕职一途，与科目、荐举二途并用，惟不得入翰林及为大学士，稍示区别，其余迁擢无稍轩轾。又荐举可不由诸生，而幕职不得不由诸生。著为令，如此则人知自重，舞文黩货之风庶几少衰息乎。

    折南漕议

    《禹贡》：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古圣人转输之法也。宋人诗有云：自古有良法，一州食一州。诚哉是言，盖不闻仰给于数千里之外，而无百一之闲阻者。然则求裕京仓，莫若兴西北稻田，而稻田非可计年奏绩也。惟有于天津、通州、京仓三处，招商贩运米麦杂粮，而令东南诸省折解银两，俟有成效。并停东豫粮运，最为简法。

    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俸特十之一耳；八旗兵丁不惯食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折给兵丁买杂粮充食，每石京钱若干千，合银一两有奇，相沿既久，习而安之。咸丰九年，有以某牛录扣米勒折控部者，以历年已然，各旗皆然，某牛录得从薄谴。惟官俸亦然，三品以上多亲领，其余领票辄卖给米铺，石亦一两有奇；赴仓亲领者，百不得一。然则南槽自耕获征呼驳运，经时累月数千里，竭多少脂膏，招多少蟊蠹，冒多少艰难险阻，仅而得达京仓者，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可为长太息者也。且也嘉庆中协办大学士刘权之疏有云：南漕每石费银十八金。不曰二十金而曰十八金，必确有所见。魏氏源驳之谓止四金，其说甚谬。［注，魏氏云：每船受米六百石，帮费洋千元，不过每石一两有奇。不知六百石内交仓正耗米仅四百余石，六百石帮费皆应在四百石内通摊。魏氏误会。一谬也；彼时松白粮帮费有多至贰千六七百元者，魏氏不知。二谬也；又云漕项连行月银米每石一两，考行月等一切米价几及一两，银尚在外。魏氏误算舛错，三谬也。所驳无一是处］以今计之，浮收［帮费或海运经费皆在内］漕项也，［给丁苫盖各费在内］漕项之浮收也，给丁耗米、行月米、五米、贴运米、给还米等也，缮军田租也，漕河工费也，漕督粮道以下员弁兵丁公私费用也，虽不能得其确数，大约去刘说不远。乃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又可为长太息者也。则何如援照成案，每石折银一两肆钱，解京发饷，直截了当，有增无减，兵心必大喜。惟是领折买食，可以相安者，仍以岁有南粮二百余万石，流通市中之故。若市中骤少此二百万石实米，则一切杂粮腾贵，兵丁领折之后，何从买食？计二百万石可食六七十万人，是六七十万人无所得食矣，此宜为之地者也。今议京、通、天津三处，招商运粮，宜于免门关税外，援粮船带免他税之例，定为运粮若干石，准免他税若干，著为令，仍以时查报粮数，务合近年南漕糙白米之数，不足则设法招徕，或用盐务倡导故事以足之。谚云：价高招远客。部门百货所集，即川、滇、闽、广之产，尚可咄嗟立办，一旦南粮不来，米价贵即杂粮随之而贵，又有带免他税之例。近畿杂粮，连樯击毂不待言，人特不可一日不饱，米麦杂粮同归一饱，且玉田、丰润等县产米不少，近更有牛庄米南运上海者，本不患无米。况近来商贾路窄，一闻北地价贵，必趋之若鹜，更不患无米。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更宜官中多筹一年之蓄，按年粜陈籴新，为有备无患之计，则转胜于从前之年销年款，而成万全之策矣。如是则南民所完之数，即北兵所得之数，国家无毫厘之损、闾阎节赍送之资，而且所谓漕项以下款目一切可省，合计之奚啻千万两，大利民，大利国，何惮而不为哉？

    或曰：海运行之十余年有效，盖仍旧贯？不知一行海运，不特多出运费，且上仓运沪，一交涉于官吏之手，百端折耗，虽简于河运，仍复不少，两湖江安尤巨。虽出自民间，而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又何苦令万家膏血多掷虚耗耶？至于前议稻田利兴，则数年之后无事南米，更善之善者矣。若河运一废不可复，稍有识者即知之，而咸丰九年枢臣犹请复河运。噫，尚何言哉？文庙圣明，得寝其议，意外之幸也。

    利淮鹾议

    顾氏炎武据李雯议，盐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天下皆私盐，天下皆官盐矣。谓其说凿凿可行，又引杜诗“蜀麻吴盐自古通”句，又以昆山多食淮私，而功令行浙盐，为掩耳盗钟之政。其意盖欲撤一切疆界，以实其不问所之之法，似亦探本穷源之论。余少时读而善之，洎后修《盐法志》于扬州，又躬履盐场，始知李说书生之见也。

    淮南盐价每斤约银五六厘，课约银一分；淮北官定盐价每斤银一厘五毫，课约银六厘。是所谓一税，直俄顷而举盐价一倍之、五倍之也，谁则愿经此一税者？利之所在，人人趋之，灶户、商户、船户、兵役、百执事等，无一非漏私之人，官能防之乎？况官亦庸足恃乎？滨海数百里，港汊百出，白芦黄苇一望无际，村落场灶零星散布于其间。不漏于近署，漏于远地矣；不漏于晴霁，漏于阴雨矣；不漏于白昼，漏于昏暮矣。何地可禁？亦何时可禁？当下一转语曰：天下皆官盐，天下皆私盐矣！国初虽无帑利，而课额已不少，其时百物皆贱，盐价必有贱无贵，情事宜相等。李氏乃为此说，毋乃傎乎？

    票盐之始，《明史?食货志》载：嘉靖中，山东、两浙令山商每百斤纳税八分，给之票，每年收银二千余两。浙江《盐法志》则称：嘉靖中两浙巡盐御史李遂，行票引于黄岩等场，每张照盐三百斤，置票九万张。又称厥后渐广，是又不止九万张之数。计九万张已得银二三万两，所谓广者、山东犹不与。《明史》所载殊未尽，魏氏源《票盐记》仅引《明史》，则考之不审也。此近于就场定税，特不能不问所之，为折中之法，陶公澍行之淮北而大效，陆公建瀛于淮南踵行之，亦两纲全课悉举，为数年所未有，而訾毁蜂起，则纲领是而条目非也。

    今议盐法舍是更无良策，亦于票盐中求其尽善斯可矣。其法有四：

    一、廓清窠臼也。凡事委曲繁重，皆弊薮也。票法已从简易，然尚有可议者，减引而转带乙也，挽上六闸也，仪征改捆也，桐城等江运入岸仍归专商也，宜一切铲除之，于三江营一带相地立局，为交税及场船交盐、江船受盐之所。每纲仍用旧额一百三十九万余引，加入岸七万余引，并入淮南，每引四百斤，分两包，就场定捆，以后经卡掣验，永不改捆。酌定正杂课经费，一律定额，其湖运淮北天长一岸，亦宜归并淮南，照高宝食盐办理。运商凡招三种，一自场运江，一自江运岸，一自岸运各州县。无谕官绅军民皆准承运，凡旧商旧引概不轇轕。

    一、平减赋则也。票法宗旨，在于轻本敌私，能敌私则前纲早竣，后纲继之，盐出于海而无穷，与稍多何害？利归于官而不绝，取稍少何害？不能敌私，则私盐占之，利不归官，盐溢于海，何益之有焉？若如刊册课目，斤税几及一分，实已过重。［辛亥改章亦以其过重，每引加带一二百斤，然票盐仍不获利］为今之计，莫如奏芟帑利、参价二款。帑本早没于旧商，帑利转责之新贩，旧商税整，可以分参若干两，新商税零，不能折参若干分，徒使价出商资，参归官橐，二者皆名不正言不顺，而帑利百余万，厥数更巨，实滞销之原，必应删薙，以轻成本。

    一、制造洋船也。拟造容五六百墩［可容盐二千余引］轮船十，安庆、九江、汉口三处牵算，月得往来，三岁得往来三十六，凡运盐七八十万引。更用舟尾系舟之法，即全纲可举。又回舟可带米二三百万石，统计往来舟值。视江船常价有减无增。而运行之速则十倍，且轮船质坚力猛。所遇辄糜碎。海口捕盗。往往见盗船即前触之，并可兼巡私之用。计无便于此者。

    一、广建盐仓也。向来运盐，舟笨而迟，到岸已须累月，守卖动辄经年。多一日停泊，即多一日费用，且多一日偷漏。水火之虞，意外乘之，整轮散轮还相为弊。且今议洋船运盐，工食更巨，有不可停泊之势。一入于仓，则防范易于舟，僦直少于舟。且可时其贵贱，酌其缓亟，而多寡其运数，令各场各地，永无多盐、缺盐之患。凡盐一年之后，质坚不复淋卤。向时盐船守候本须逾年，是即久储仓中，亏折仅等。三江营、安庆、九江、汉口四处皆滨江，于建仓甚便，乃从来不闻议及，何耶？

    或又曰：盐课中有按丁加斤之目，则盐课之数原准丁数。今以各省地丁三千万，盐课六百万计之，盐课当地丁十之二，径于地丁中加十之二为盐课，亦简易之法。不知赋税之事，减顺而加逆，非万全之道。且果行之，异日度支稍乏，必议重征盐税，是适为秕政之地，未敢轻于立论也。至两淮引地课额居天下大半，两淮举而余可勿论矣。

    改土贡议

    今天下之大害，大都在上下两损，而归于中饱。有专蠹国不蠹民，官吏转率民以蠹国者，营兵也，河工也，盐务中诸色人等也。有专蠹民不蠹国者，钱粮也。［近苏省年年灾缓，正供减而浮费转增，则亦兼蠹国］有国与民交蠹者，关也，贡也。而关之弊难除，贡之弊易除。

    夫任土作贡，古之制也。《禹贡》《周官》所纪详矣。我朝定鼎之初，特诏蠲除故明各道额解物产，户、工二部则例，称岁需上供，令有司支款购解，不责之民间，良法美意，亘古所未有。惟是日久弊生，亦有不能不蠹国，蠹民而归于中饱者，所宜亟为变通矣。

    夫贡之弊，大抵藩库给有余之价，内外书吏，多方折扣需索，以使之不足，则敛众商钱以济之，谓之“贴差”。其有例价本不足者，亦令众商赔贴，或令著名脂膏之员赔贴。然赔贴于本务者微，赔贴于中饱者巨，此其大较也。而自监督织造承办者，兼以扰民，其弊倍甚。试以一事言之。苏州岁贡龙衣一箧，辄支千金，用万斛舟，具仪卫，由运河北上，日行数里。遇民舟阑之索钱，以舟之大小为差，民船避之如寇贼。逾江淮则民风悍，稍敛迹。值水涸，舍舟而陆，则尽弃仪卫，捆载小车下，但曳小旗曰“上用”而已。然则前之铺张扬厉，何为者邪？又余往岁典广西试，抚部祥符周公之琦，属寄抚吏与部吏书一，元宝一。询之则曰：广西土贡面粉，岁额数斤，质下致远辄霉变，但致印纸，属吏购京面封完进之，以元宝充各费，岁以为常。余闻之喟然曰：一细事而欺罔贿赂无不至，大者、远者何如也？

    今议变通之法。京师为万商渊薮，发价购采，何物不有？考《会典》所列户、工二部土贡，有本不出其地者，如江苏之铜锡、木蜡、桐油之类。有不必出其地者，如四川之马及米，广西之马之类。皆宜删之。有非其地不出，而京师又不时有者，始由其地进纳。可由本省引见各官及本籍病痊服阕各官带解。尚何前弊之有哉？

    罢关征议

    谚云：关无善政。今验之而信。过而不留，散而无纪，主关者不能一一临视之也。即能之，而丈量之不谙，货值之不别，隐匿转换之不可知，虽视犹不视也。于是乎寄耳目于一切之人，自傔从而吏胥、而差役、而拉纤人等，［商吏不相识。其居间人曰拉纤］千百辈之身家妻子，攒食于一关矣。闻粤海故事，司阍二人月支薪水各八百两，签押四人半之，余执事及各小口长随以千数有差，此固非他关所有，然浮费之多莫甚于关，亦可想见。至完税之法，试以所闻浒墅关一端言之。运米百石者，关吏教之报三十石，验过则云实米四十石，应倍罚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若实报百石，所费且不止百石，其弊如此。大抵田赋之数，民之所出者二三，而国之所入者一；关税之数，民之所出者十，而国之所入者一。然而州县浮收，往往滋事，而关税则否者，农心齐，商心不齐也；农不可他适、不可徙业，商可他适、可徙业也；农不能增其获以偿赋，商能增其价以偿税也；农之所谓二三者多加乎一之外，商之所谓十者不甚加乎一之外也。故关之弊，不甚病商而转以蠹国。

    承平既久，生齿益繁，需用益多，通商益广，以理言之，关税宜倍增。乃数十年来征数日绌，亏空日多，转不及曩时所定户、工二部四百六十万之额［通商各口在外］，其咎安在？尝阅英国《财赋志略》：咸丰二年，岁入四千八百余万，内关税一千八百余万。又云：六年岁入七千余万，不言关税若干。一通事云：七千余万中，关税之增最多。夫彼国通商增广，固不止中华，而中华实大宗，彼增而我无增，不惟无增而且益减，何哉？不实征，不实解也。夫彼之能实征实解者，吾见之江海关矣。货物进口，彼鬼役持帐来易我单，即凭单令我役运岸，不闻运单中所无之一物，亦不闻自运一物［亦有奸商漏税，当别论］。夫以今日之夷焰，若以吾吏，吾商处之，必十漏七八，我亦无如何，而彼不为也。于我关如此，即于彼关可知。

    往尝谓洋钱重七钱三分，实纹六钱五分，余铅八分，中国行用辄当银八钱以上，其中国仿造者，虽无铅亦不行，何则？识其为夷制，即可信其有实银六钱五分，若彼杂以铜铅，亦非我所能识别，而彼决不为，是以通行。侯官林文忠公造银饼，初亦便用，未几即质杂，市中析之为零银，银饼遂废。又今夷市，我购彼货，先银后货，彼购我货，先货后银。甚有寄贩名目，与货后辄扬帆西去，一年为期，赢缩惟彼所命者，要之彼不能信，我断不敢与之交易，而通商之局散矣。夫子曰：言忠信，虽蛮貊可行。不谓蛮貊能信，我乃为蛮貊所行，可为太息！今观于关务，而益慨然于彼之能信，我之不能信也。

    夫我之不能信，为隐微深痼之疾，非一朝夕之故，骤欲其洗心革面，断有所不能，莫若举各关而尽撤之，京门则复讥而不征之法，以税额入诸厘捐以代各关，责成地方官会同绅董治之，厘捐立法尚新，依为蟊蠹者宜少，即亦散而无纪，尚非过而不留，脱有弊窦，有踪迹可寻，有人证可指，比之关政，犹彼善于此，特不得多设卡栅，招引关蠹，无关之名有关之实而已。且厘捐者，市征也。《王制》：“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孟子言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而《周礼》有关市之征，是其法必始于殷之衰，文王去之，周公又行之，春秋、战国无改。［《管子?霸形篇》“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是管子亦尝云之］孟子欲复文王之治以复古，虽以周公之法而不谓然也。即今制固亦有关征无市征也，［落地税以济关征之穷，非市征］增厘捐而关、市并征矣。厘捐之弊，恐将如宋陈遘之经制钱、翁彦国之总制钱，流毒无穷，择一而废之，又曷可缓哉？

    节经费议

    国家经费有常，惟宗禄无定额。《会典》诸书：奉恩将军以上俸数皆不录。闻近来岁支三百余万，十倍于国初，此宜与以限制者也。成周以后，诸史所纪，待宗室寝薄，至有明而极。本朝亲亲之谊，远迈前古，非臣下所敢轻议。惟是二百年间，度支已十倍，浸假而商祀六百、周祚八百，将至数千万，况万年有道之长乎？固知将来之必出于限制，何如早为之限制？限制之法，亦无过《礼》所谓“亲亲之杀”而已。更宜仿采地之制，分授庄田，以易银米，斯万世无弊矣。至八旗生齿日繁，世复一世，尤难亿计，孽生无穷，兵额有定，其何以支？恐养之适所以窘之也。周之丰镐亦画井田，汉之丰沛无过赐复，不闻龙兴旧区，世世子孙皆仰食县官之理，应请拨留都、畿辅、西北口间田，仿照乾嘉间伊犁锡伯营之法，推广驻防，膂力及格者为兵，不及者为农，分地兴屯，成熟之后，永为世业。勿惑于止能荷戈、不能荷锄欺罔之说。［康熙七年，四川提督某疏］愿别置田产长子孙者听，其外任罢官及因依亲族不愿回京者亦听。惟孽生年岁，咨旗存案，以备稽考。诚今日之至计也。抑更有议者：我朝自萨尔浒一役之后，大兵所至，天下无敌。洎乎雍乾，禁旅之威犹震海内。假令今日有此兵十万，何患乎外侮，何患乎内讧？而今旗兵殊不然，此何以故？承平日久，敝化奢丽，膏粱多而藜蕾少，染汉兵习气而殆过之。另议非武生不得充兵，非力举若干斤不得充武生，满汉一律，正以此也。夫禁旅至重，宜极天下之选，不得以旗籍而迁就之，应请于亲军护军前锋、健锐、火器等三营中，严加甄别，及格者留之，不及格者黜之。于绿营中挑补班于旗兵下，以示区别。斯循名责实之道得矣。

    筹国用议

    古不以银为币，唐时用银不过蛮市，明初用钞用钱禁用银，中叶后银始通行。顾氏炎武著论，用钱废银，意在复古。余往时见银价日贵，农田出谷而国课征银，准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尝不以顾氏之论为善。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从此以银为币之势已定，虽五帝三王复起不能改也。盖今以合地球九万里为一大天下，中国仅十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银，而其一不用银，犹之十有七省用银，而一省不用银，行乎不行乎？

    曩尝谓市易之事，贵征贱，贱征贵，势之所趋，有莫适为主，而一成不可变者，即如钞币一法，虽以天子之命不行，斯不行耳，严刑峻法曾不足动其毫末，征诸古而皆然，验之今而益信。且夫钞亦幸而不可行耳。若其可行，则银且尽为诸夷所有，一旦有事，钞币无从支银，百万资财，俄顷片楮，而银之重中于人心，权势遂尽移于有银之诸夷，几何不为闽省前年之事。［注：行钞令下，闽省发银若干万，立官店以司出纳，凡以钞支钱者无折无扣，钞遂通行，兵饷数十万，皆领钞不支银，他款亦然。藩库充仞，一旦寇警，支银者踵至，不给即汹汹滋事，乃倾库与之，仅以无事，此亦行钞币之一鉴］然则居今日而言裕国宜何从？曰：仍无逾于农桑之常说，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西北水利已具前议，又不独西北也，大江以南之农恒勤，大江以北之民多惰，山左舒君梦龄宰皖北，以地多旷土，募江苏人教民耕之，［注，明洪武三年，徙苏松嘉湖杭州无业者，田临濠，凡四千余户，给牛种资粮以遣之，三年不征税，续徙者亦如是，当是时徙民最多］民辄曰必尔始得食，宁饿死耳。噫，何论东豫哉？是宜劝之董之，务有以变之，俾无旷土而后已。

    且也东南诸省兵燹之后，流离死亡，所在皆是，子遗余黎，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一。人少即田荒，田荒即米绌，必有受其饥者，是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或曰，我中华向来地窄民稠，一用此器，傭趁者无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以今日之论，颇非地窄民稠之旧，则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暂用也。又中国积岁兵荒，丝市减十之六七，而夷船所购数倍往时，故蚕桑之利，近年更普。往尝谓古无棉布，以麻葛为布，故老者非帛不暖，而桑与农并重。至拔茶树桑，传为善政，更由当时以绢为币之故。自木棉入中国，似蚕桑非贫民急务矣。然由今日观之，则茶桑又并为富国之大原也。上海一口贸易岁四五千万，而丝茶为大宗，彼以鸦片，洋货相抵犹不足，必以银补之。设使彼有鸦片，我无丝茶，中国早不支矣。劝桑亦具前议，至茶宜于山石起巉，不能生他木之处，若推广种茶，其利不可胜计。

    开矿一事，或疑矿税病民，矿徒扰民，且碍风水。不知风水渺茫之说，非经国者所宜言。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之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矿徒非贼比，在驾驭得人而已。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且夷书有云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又夷书动言鸦片害人宜禁，将来和议既固，理晓诸夷，彼禁贩运，我禁吸食，即仍修吸食者斩之旧令，亦未尝不可徐议之也。裕国之道，不外乎此。

    杜亏空议

    今直省积欠之数以千万计，前此未有也。积欠之故在于亏空，亏空之故在于挪移，挪移之故在于漫无稽考。以一县之主，独操出纳之权，下车之日，公用后而私用先，室家妻子之百需，旧逋新欠之交集，大抵有收管而无开除，惟所指挥，莫敢过问，迨上司知之而亏空久矣。于是因亏空而清查，清查一次，亏空又增多一次，徒费笔墨，无益帑藏。

    欲杜亏空，惟有宽既往而严将来之一法。清查之后，删去摊赔弊政，力能弥补者，以一年为限，即以限满日实在之数为定，各员论罪，视常例未减，嗣后如有亏空一钱者，杀无赦。更定稽查之法，在以四柱册公之于众，大堂左右按日揭榜，旧管新收列左，开除实在列右，其法务详务尽。如征收某都图某户钱粮若干，必书细数，收银后本日给串，本日列榜，月终用活字板印征信录四柱册百本，备列全榜，分送上司各图绅士惟遍。如某户完粮而榜册不列者，许揭府，立与重赏。有经手解领开除之款与榜册数不符者，赴揭亦如之。大吏宜用汉高驰入赵壁夺张耳，韩信印符之法，非时遣员飞骑察之，有弊者论如法。至地方公款，如义仓之类，以绅富领之而州县登其数，富民无侵蚀之理，而官绅水火成积习，必无庇护，且可节州县句稽之烦。此杜亏空之法也。

    虽然，必前议十倍养廉之法行，此说始可行。不然者，终不行，强行之必多方以肆其荼毒，害有甚于亏空者，可畏也。

    复陈诗议

    如后世之言诗，止以为吟咏性情之用，圣人何以与。《易》、《书》、《礼》、《乐》、《春秋》并列为经？谓可被管弦荐寝庙，而变风、变雅又何为者？尝体味群经而始知，诗者，民风升降之龟鉴，政治张弛之本原也。《左传》：师旷引夏诗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礼》曰“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郑康成曰“陈诸国之诗，将以知其缺失”。圣人盖惧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以诗通之。旁考传记，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而备讯矣。春秋时，晋文听舆人之诵，子产不毁乡校。《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户牖而知天下”。《风俗通》曰：“周秦帝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方言，还奏之藏于私室。”《管子?大匡篇》：“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公羊》宣十五年传注：“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无非求所以通上下之情，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微而显、婉而讽，莫善于诗。后世以为迂阔而废之，宜乎上下之情之积不能通也。

    上与下不宜狎，狎则主权不尊，太阿倒持而乱生。上与下又不宜隔，隔则民隐不闻，蒙气乘辟而乱又生。三代以下，召乱之源不外两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雷厉风行以督之；下所甚恶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于是乎鸾鸱可以不分，鹿马可以妄指，沸羹可以为清宴，嗷鸣可以为嵩呼，五尺童子皆以为不然，而上犹以为然。不特此也，今世部院大臣，习与京朝官处，绝不知外省情事；大吏习与僚属处，绝不知民间情事。甚至州县习与幕吏丁役处，亦绝不知民间情事。蒙生平愚直，间为大吏及州县，纵言民间疾苦，多愕然谓闻所未闻者。此上下不通之弊也。另议重儒官、复乡职、公选举，亦为通上下之情起见。今议复陈诗之法，宜令郡县举贡生监，平日有学有行者，作为竹枝词、新乐府之类，钞送山长，择其尤，椟藏其原本，录副隐名，送学政进呈。国学由祭酒进呈，候皇上采择施行。有效者下祭酒、学政，上其名而赏之；无效者无罚。诗中关系重大，而祭酒、学政不录者，有罚。九州之大，万口之众，果有甚苦之政、甚恶之人，宜必有长言咏叹以及之者矣。夫文人结习，感时触事，莫或使之，犹将矢口成吟。今有赏以动其奋兴，无罚以绝其顾忌，不显主名，使无丛怨之虑；不讳姓名，使无告密之嫌，导之使言。如是有不明目张胆直言无讳乎？

    顾或谓：何不径复有明举贡生监许上书故事？则又有所不可。何以言之？汉王咸举幡太学下，上书救鲍宣；陈蕃率诸生入承明门，白大将军无罪；晋嵇康将刑，太学生请以为师；唐鲁傥等诣阙留阳城，宋陈东率诸生请用李纲杀蔡京等。百世下犹称之。然柳宗元与诸生书，论留阳城事，极言向时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恶言斗讼诸习。今乃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以为时异人异。周密《癸辛杂识》称：景定之末，三学横恣，至与人主抗权，动以坑儒恶声加之。贾似道作相亦无如何，惟以恩结之，为之加餐钱，宽科场恩例。及贾去，上书赞美挽留，有元老、周公之目。是唐、宋时太学，有善亦有弊如此。今江河日下，未必不如唐、宋时，脱稍假以权，有不为唐、宋之为者几希。今仅许其陈诗，不令呼群引类以启党援，不令投匦击鼓以近讦讼，庶几无流弊乎。

    又今制：民有冤亦许叩阍京控，顾愿民不敢为，骜民不知为，大率奸民始为之，故虚者十之九，实者十之一。迨交原审衙门复谳，则并其一而虚之，坐诬而已，加等而已，而沉冤遂以终古。然此特一人一家之冤也，浸假而一乡冤，浸假而一境冤，于是乎骜民倡，奸民从，愿民为所胁，而大乱以作，亦上下不通之弊。陈诗之法行，即有一人一家之冤，断无一乡一境之冤矣。事有似迂实切，似闲实要，似小实大者，此类是也，要亦行古之道也。虽然，此犹言乎僻远之难知者也，民隐之难见者也。上下不通之故，更有其至近至显，不待陈诗而通者，如京师之内要路私书也，职官挟优也，科场关节也，十人而七八也。乃间或数年兴一大狱，罹此者居然论如法。夫圣人之治天下曰平，两人同罪而异罚也已不平，况千人同罪而独罚乎？此宰相大臣以下无不知，所不使知者皇上而已。一似数年中骫法者不过此数人，近者、显者如是，远者、隐者可知，然则上下之情之不通也久矣。

    变科举议

    昔年侍饮先师林文忠公署，客或曰：“时文取士，所取非所用。”坐有龙岩饶孝廉廷襄，夙有狂名，公故人也，已被酒，谩曰：“君为明祖所绐矣。明祖以枭雄阴鸷猜忌驭天下，惧天下瑰伟绝特之士起而与为难，以为经义诗赋皆将借径于读书稽古，不啻传虎以翼，终且不可制。求一途可以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者，莫善于时文，故毅然用之。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宋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琼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羡。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而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君为此论，明祖得毋胡卢地下乎？”于是文忠举杯相属曰：“奇论，宜浮一大白！君狂态果如昔。”一笑而罢。

    余小冠末坐，不敢置一词。退而思之，洪武中尝停科目十年，继又与吏员荐举并用，如典史擢都御史、秀才擢尚书、监生擢布政使，登进之优殆过之。其专用科目在隆庆以后，固知孝廉非正论也。且有明国初之时文，未尝不根抵经史，胎息唐、宋古文，程墨有程，中式有式，非可卤莽为之。嘉、道以降，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来遂若探筹然，极工不必得，极拙不必失，缪种流传，非一朝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穷变变通，此其时矣。

    旷览前古，取士之法屡变，而得人辈出，莫能轩轾。论者谓盂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任以何法取之，所得不外此若而人。柳宗元《送崔子符罢举诗序》曰：“惟其所尚，又举移而从之。”可谓通论。何以言之？盖以考试取士，不过别其聪明智巧之高下而已。所试者经义，聪明智巧即用之经义；所试者词赋，聪明智巧即用之词赋，故法异而所得仍同。然所试之事太易，则聪明智巧之高下不甚可辨。考八股始于王安石令吕惠卿、王雱所撰熙宁大义式，元祐间中书省即言工拙不相远，难以考试，盖言太易也。至今日之时文而易更极矣。

    顾氏炎武谓：“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诚哉是言。盖难则能否可以自知，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难而退，而觊幸之人少矣；难则工拙可以众著，中材以上有实至名归之效，益愿其因难见巧，而奋勉之人多矣。且也多一攻苦之时，即少一荒嬉游冶之时；多一键户之人，即少一营求奔竞之人。文风振焉，士习亦端焉，而司衡校者，优劣易以识别，不致朱碧之迷离，高下难以任心，无敢黑白之颠倒，亦难之效也。

    至于所谓难者，要不外功令中之经解、古学、策问三者而已。宜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学、算学附焉。经学宜先汉而后宋，无他，宋空而汉实，宋易而汉难也。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下者皆是。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注，宋高宗立博学宏词科，凡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赞、颂、序，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三场各一主考而分校之，盖合校则有所偏重，其弊必至以一艺之优劣为去取，不如分校之善。宜令科甲出身七品以上之京官，每场各举堪任考官、同考官者三人，交军机进呈，发部汇为一册，以得保之多少为先后，届期部拟前列而异籍者十人听简，多拟以备简，以绝流弊；不拟者勿简，以示大公。扃试事宜，一如旧制，惟体制既多，怀挟无益，搜检可视旧加严，搜出者焚之逐之而不与罚。三场各编各号，分送三考官，各视原额倍中。送监临官，核其三优者作为举人。两优者作为副贡，一优者从其廪增附之旧，而作为廪贡、增贡、附贡。次科副贡得一优，廪增附贡得两优，皆准递升。不论经策古学，一体并计。盖专精与兼长也足相抵。会试一切如乡试法，而以三优者为贡士，两优、一优为副榜，如中正榜誊录之法，下科准并计。殿试亦分三场，而删复试。朝考仍得相准，惟减其篇数，令穷日之力足办。钦派读卷官三人，各分去取。部臣汇核，首列三优，次列两优、一优，皆以经、策、古三者间列，周而复始，即为长榜。分三甲进呈钦定，胪传授职如旧仪，至学政令大小京官举三事兼长者为之，亦不论省分官职之大小。童生县府试三场，不复试，以归简易。学政试三场，皆分取倍原额，提调汇校，以三优者为附生，两优、一优为佾生，仍籍之与下届并计。

    生员则于新章初试后，即序三优、两优、一优造册，以后历试，皆并计优之多少，随试而变。又与山长保优册参互定册，学政主之。惟山长不保优者不与贡，遇有拔、优、恩、岁贡及廪增阙，皆按册序补，拔、优、恩、岁贡考试皆省之。经岁科十试，各从其廪、增，附之旧，而作为廪监、增监，附监准出学。其捐贡、捐监一概停止。生童游京师者，令寄大、宛应试，一如原籍。以人数定额，生员许并计原资，咨回原籍者亦如之。凡国学、天下学校、书院，皆用三事并试，通籍后不得再试。国家进贤，将以治国安民，而求之文字中，只以俦人无从识别，为此不得已之法。登诸朝矣，试以事矣，方将磨厉以经世之具，而犹令其留恋占毕何为者？夫侍宴赋诗，赏花钓鱼，从容文雅，犹是虞廷赓歌之意。至京朝官而命题扃试，古之所无，二三品之官、五六十之年，系眼镜、习楷书，甚无谓也。自散馆、大考、试差、御史、军机、中书、学政等试，可一切停罢矣。

    改会试议

    国家将收养士之报，宜求恤士之方。四民中士最贵，亦最贫。商贾无论已，农工勤力，类能自给，独安分读书之士，修羊所入，辄不足以赡八口。平日之苦，已逾平民，及应试则舟车、庐舍、糗粮，以及代馆事、备试卷，随在需费，其苦又甚焉。省试途较远，时较久，其苦倍甚焉。至会试，则必弃置平日佣书之地，聚粮治装，间关跋涉数千里，经时逾年，劳费十倍，其苦益甚焉。计集阙下数千人，素封便家十不一二，中人之产往往为之中落，况寒素乎？谚谓：“举人为破家之子，亡命之徒。”又云“举人老，盘川少”，不虚也。借贷不足，继以典质；典质不足，继以干求。弱者暮夜乞怜，丐富贵之润；强者乡曲武断，分官吏之肥。寡廉鲜耻，坏法乱纪，习为固然。得志则移以莅官，安望其为国为民乎？不得志则益纵恣无所不为，黄巢、李岩辈，特其尤甚者耳。其间循分自爱者，裹足不前而已。远省举人一试不中，或毕生不能望国门，虽有皋、夔、伊、旦之才，不且终身屏弃者哉？此事有害于士，无利于国，其究也大害仍归于国，在上者所宜动心也。

    窃意生监骤得举人，论其进阶，在举人得贡士之上，功令可畀乡试考官以举人之权，何不可以贡士之权并畀之？应请乡试榜发后一月，即于省闱借地会试，定为若而人取一人，一切如乡试法。中式者始令进京殿试，是亦恤士之一道也。

    广取士议

    明初取人之法，三途并用，科目也、吏员也、荐举也，可谓广矣。独惜其所以行此三者之未善也，专重时文，用科举之未善也；流品不别，用吏员之未善也；至于荐举之权，宜用众不宜用独，宜用下不宜用上。历代用人，大都宰相举百僚，长官举属吏，夫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宰相以一人之耳目，收天下之贤才，遗固十八九，滥亦十二三。至属吏则其途至狭隘，其事至寻常，例保之而例用之耳。二者皆不足以得人，魏立九品官人之法，郡县各置大中正，似乎用众矣、用下矣，然以一人而定千百人之品，依然独也。大中正不得纠举，依然上也，宜乎其不公不明也。今欲于科目之外，推广取士之法，幕职已具前议。又宜令各州县在籍、在京、在外各绅及诸生、各乡正副董，各举才德出众者一人，皆取数奇不遇。公论称屈者，及才德上上、文学中下者，间及于岩处隐沦。从不应试者，奇材异能、别有绝技者，州县核其得举最多者一二人申大吏，会同学政、山长，博采舆论，简其尤，列入荐牍。诸生赏举人，举人赏贡士，一体会试、殿试。三年一行。是则荐举之权用众不用独，用下不用上，宜亦可十得八九矣。

    停武试议

    天下有优劣高下显然为众目共知共见，虽亲爱不能阿私，虽仇雠不能沮抑，无可幸亦莫或屈者，莫如武事。凡弓力之强弱，射中之多寡，非文艺之无定评比也。自顺治十二年复行武殿试，遂与文科一一相准，视汉六郡、良家、羽林、期门，唐翘关、负重之选，殆于过之。选举之法不可谓不备，宜乎网罗天下豪俊而无或遗矣。乃事竟有大不然者，何哉？则以右文左武之见太重，而循名责实之道不讲也。承平日久，文吏视武弁如奴仆。郭隗曰：“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呴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故武科一途，衣冠之族不屑与，一也。力士多出藜藿，而试事之费十倍于文，寒素不能与，二也。武职有教师垄断，非其素识无门可入，穷乡僻壤不得与，三也。所取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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