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本书著者雷纳·格鲁塞曾任巴黎塞尼希博物馆馆长，他所写的有关蒙古史著作，据我所知有四种。1929年出版了《远东史》，该书分五篇：中国两篇，印度一篇，蒙古一篇，印度支那半岛一篇。其中蒙古的一篇，已经由冯承钧译成中文，题名《蒙古史略》（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1934年7月初版）。1938年出版了《草原帝国》。我现在译的《蒙古帝国史》，系E.卡韦涅主编的《世界史》中的一种，初版于1941年。在1944年又出版了《世界征服者》一书。本书在他所著的蒙古史里面，是成书比较晚的，如果取他以前的两种有关著作比较，可以发现不少地方，著者纠正了他过去的错误或遗漏。

    本书的目的，有如著者自己在“引言”里面所说的，旨在将主要的几种蒙古史源（中国的、波斯的和蒙古的）互相比较和对证。看了这本书，觉得著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寻究工作贡献较大，很有参考的价值。在叙事方面，蒙古史素称难读，他也费了一番斟酌，使阅读起来比较容易，对于日期和地点也做了查考。至于本书文笔的简洁，叙事的生动，有如苏联学者雅库博夫斯基评此书所说：“有它在文学上的成就。”

    格鲁塞此书，上溯蒙古民族的起源，说明蒙古国家的形成和蒙古帝国的成立，至忽必烈征服中国，拔都和旭烈兀等征服罗斯和波斯之后，他认为这时候的蒙古帝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他的叙事也就到此为止。在最后一章（第五章），著者讨论蒙古人征服的结果，著者就事论事，未作进一步的分析。纵使有如著者所说，元代的事应归中国史家，波斯的事应归波斯史家来探讨（见第四章第八节末），但就蒙古本身历史而言，向外征略的结果，本来可能因统一而达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反而停滞不前，著者竟未加究问。

    格鲁塞此书，取材于《元朝秘史》的最多。《秘史》记事比较翔实，描写各主要人物的性格，如札木合的狡狯，塔阳的柔弱，成吉思汗的善于投机等等，栩栩如生，足使读者增加兴趣。然而《秘史》究竟系史诗的体裁，史诗所歌颂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格鲁塞此书的叙事也深染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对当时蒙古社会的阶级矛盾，他没有分析。他所分析的不过是蒙古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种族矛盾。他虽然看到蒙古当时有成立一个统一国家的要求，甚至象阿勒坛、撒察别乞、答里台之流，比成吉思汗更有资格继承汗位的，都愿意终止氏族间的分裂而推选成吉思汗为蒙古人之长。但他看不到这个时代的蒙古贵族，“为巩固他们在游牧社会中统治地位，不能满足于旧的氏族部落组织的形式，而要求有国家形式的强大的暴力机关”， (1) 是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总之，著者是资产阶级学者，对他书中的观点，我们应采取批判的态度。

    《世界史》主编卡韦涅在书后所作的补充，即附篇《成吉思汗系诸汗国》，将成吉思汗在波斯、在罗斯、在突厥斯坦、在阿富汗和在中国的后裔，从世界史的角度提纲挈领地叙述其大概，对读者检阅极为方便，故将它译出。书末，格鲁塞有篇幅很长的“注释和参考”，对此译者初感觉它是寻章摘句，无关宏旨，曾考虑应否全译，后来尊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同志们的意见，也将它全部译出。因为这里面固然很多是对音问题、字义问题，但可供参考之处不少。而且格鲁塞此书引用的史料很多，所引史料多在书后“注释和参考”里面提到，所以它可供读者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我在这里应该声明，格鲁塞引用各书，有许多地方虽然用引号而实际上往往不是原来词句。有时因为著者有意用浅显文字来表达原来的意义，有时因为辗转迻译，文字有出入。因此他所引用的如系中文书籍，我一一将它和原文对照，有时我径用中文原文，有时徇从著者的意思，易古奥为浅显。至于著者引用中文书籍有发生误解之处，我于照译之后，另外以译者按语指出。

    译名问题，大约是蒙古史的一个最困难问题了。经过前人做了许多探索，我译此书，可以说绝大多数译名都是根据旧译。蒙古史里面的人名、地名、族名、衔名以及其他专门名称，不应该随意照音用中国字表达其近似，凡是有旧译的，应该尊重。虽然有近于保守，太受权威的影响，然而蒙古史的译名过于杂乱，同一人，同一地，在外文有好几种写法读法，在中文又有好几种译法，使研究蒙古史或元史的人，在译名问题上先望而生畏。格鲁塞在此书，常常列举《秘史》、《拉施特书》、《萨囊彻辰书》（关于萨囊彻辰所用的译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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