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开始执政

弗拉季米尔热烈欢迎，盛情款待。”编年史上的988年条关于在基辅周围修建城市的报道被挪到此年条。其他报道从何而来————不详……尼康编年史在一段长故事之后还有下面一段报道：“那年，基辅和全罗斯的总主教米哈伊尔和大牧首福提乌斯的几位主教，还同弗拉季米尔的舅舅多勃雷尼亚及阿纳斯塔斯去诺夫哥罗德，福提乌斯给他派了6位主教协助。他们捣毁全部偶像，给很多人洗礼，修建教堂，给各城市和村庄委派牧师。那年谷物丰收，天下太平。此年希腊皇帝派来友好使臣。”翌年，即991年，尼康编年史继续讲米哈伊尔总主教：“总主教米哈伊尔巡游罗斯各地，一直到罗斯托夫，随行的有大牧首福提乌斯的4位主教，还有多勃雷尼亚和阿纳斯塔斯，而福提乌斯的其他主教到了基辅。总主教和主教们传经布道，教导信奉三位一体，教化对上帝的信仰，为很多人祝福，给很多人施洗，修建很多教堂，委派了一大批牧师和助祭。人们皆大欢喜，信徒倍增，四处赞美上帝基督的名字。那年，一批石匠从希腊来到基辅的弗拉季米尔那里，他们建造了石砌宫殿。同年，许多地方发生水灾。同年，佩彻涅格人王公库丘格到基辅觐见弗拉季米尔，接受了希腊的宗教，向圣父、圣子、圣灵洗了礼，并向弗拉季米尔交心，给异教徒做出了榜样。弗拉季米尔对他十分珍爱，非常器重，总主教及各王公贵族也很尊敬和爱惜他。同年，罗马教皇也派使臣前来向弗拉季米尔拜会修好。”所有这些报道的历史根据尚不甚清楚。

    ［445］ 叶尔莫林编年史991年条谈及诺夫哥罗德的洗礼（在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中也有同样的叙述）。

    ［446］ 别尔戈罗德位于伊尔片河河畔，离基辅数公里，它是基辅的南面屏障。边境城市的居民一般都靠从其他城市搬迁而来（试比较1031年条：智者雅罗斯拉夫把俘虏的波兰人移居到罗西河沿岸，并于翌年在那边境一线建设城市；比较前面的988年条）。

    ［447］ 尼康编年史在992年条，除了报道苏兹达尔地区受洗及在克利亚兹马河畔弗拉基米尔城的建立外，还讲述了在克利亚兹马河畔的弗拉基米尔城举行的盛宴，还谈到对佩彻涅格人取得的胜利，波兰国王鲍列斯拉夫派来使臣，总主教米哈伊尔去世，任命了“基辅和全罗斯”新的总主教————列昂特，捷克王安德里赫派来使臣，以及在各罗斯城市设立主教。

    ［448］ 关于霍尔瓦提人是何许人也，可参阅以前的注释。看来，这次对霍尔瓦提人的远征就是伊帕季编年史在1229年条讲的对波兰的那次远征：“任何一位大公都未能像弗拉季米尔大公那样深入波兰内地，并使它接受洗礼。”赫尔登斯海姆编年史也在992年条谈及此次弗拉季米尔的远征，文中说道：波兰王勇者鲍列斯拉夫未能出兵援助德意志皇帝鄂图三世，因为他正忙于和罗斯进行大规模战争。

    ［449］ 看来，这段叙述是《往年纪事》的编者插进去的。这些情节是在以前的1093年初始汇编中所没有的（试比较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其中反映了这部初始汇编的内容）。在叙述中保留着民间口头创作的色彩：寻找决斗人，弗拉季米尔的困境（弗拉季米尔“发愁”，他派不出自己的人与佩彻涅格的大力士决斗），老叟的出现，他向弗拉季米尔推荐自己的第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他外貌平平，但力大无比（试比较“伊凡小傻瓜”的童话故事），他的胜利，最后弗拉季米尔给他嘉奖：我们看到的是口头叙述、民间创作或童话故事的格式————此故事中手工业者思想的特有情调很值得注意：一个其貌不扬的少年却有一双力大无比的手————专业鞣革工匠的手，就是这位鞣革手工业者拥有一双专业训练的强劲之手，战胜了佩彻涅格人的战士，因而成为弗拉季米尔所有战士中的最强者。编年史家一般本着自己所能力图解释地名的来历，就用这些故事来解释佩列雅斯拉夫利（Переяславль）这个名字本身的意义，编年史家是这么解释的，在未来建设城市的这个地方，年青的鞣革工人在与佩彻涅格人的大力士决斗中“夺取了光荣”（переял славу），该城因而得名。实际上佩列雅斯拉夫利早在弗拉季米尔当政前，在907年和希腊人签订的条约中就已提及。因此，关于佩列雅斯拉夫利城建立的传说显然最初不是在弗拉季米尔当大公的时候产生的。早在12世纪初，当编写《往年纪事》时，该传说是和弗拉季米尔一世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名字相联系的。从而证明罗斯的历史传说已开始集聚在弗拉季米尔一世的名下，形成了一系列《红太阳弗拉季米尔》的故事。

    ［450］ 拉济维尔编年史和莫斯科科学院编年史在此处这样写道：“佩列雅斯拉夫利是因那位少年勇士而得名。”尼康编年史和《俄国皇室系谱》称该少年勇士为“扬·乌斯莫什维茨”（усмошвец————皮鞋匠、马具匠，它是由“усмие”〔皮革〕一词派生出来的）。乌克兰还流传着鞣革工匠基里尔的故事（H.H.科斯托马罗夫《历史专著》卷1，圣彼得堡1872年第2版，第138——139页）；唐波夫也流传有鞣革工匠尼基塔的故事。（И.胡佳科夫“民间历史故事”，《国民教育部杂志》，1864年，第3部，第57——58页）

    ［451］ 尼康编年史在此年有如下一段报道：“弗拉季米尔出征保加利亚，打垮了他们无数的部队，兴高采烈地返回基辅。同年，持续高温炎热。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还是在这年，弗拉季米尔派往罗马谒见教皇的特使返回了基辅。”尼康编年史的这些消息，如同弗拉季米尔执政期间的其他消息，来源不详。在确定这些事件的年代时，还应考虑到一点，就是尼康编年史对弗拉季米尔执政时期，罗斯接受洗礼后的所有事件的日期与拉夫连季编年史有所不同。

    ［452］ 关于996年基辅什一教堂的祓除仪式的叙述，除编年史外，还更早见于《训诫集》的最古老的羊皮纸抄本，抄本上说此仪式举行于5月12日（编年史未写具体日期）。13世纪的《宗教歌集》在5月12日也提到5月12日节————这是《训诫集》中最古老的一个罗斯节日。

    ［453］ 《纪念和赞颂》一书把捐赠给圣母教堂十分之一财富之事放在995年（6503年）（因此这个教堂后来被称为什一教堂）。《训诫集》说这座教堂举行庆典仪式是在7月12日，而教堂的祓除仪式只在礼拜天举行，995（6503）年7月12日正是礼拜天。因此，《纪念和赞颂》一书所说的要比《往年纪事》上说的更确切。————A.E.普列斯尼亚科夫在其《罗斯史讲义》（第1卷，莫斯科1938年版，第115页）中错误地说：十分之一财富作为给教堂的一种补贴形式并没有在希腊教堂实行，于是他把十分之一补贴制度和西方联系起来（但作某些保留）。然而，对教堂的十分之一补贴在拜占庭叫 ＇（参阅《拜占庭文选》中的E.Э.利普希茨的文章“拜占庭农民和斯拉夫移民”，莫斯科——列宁格勒1945年版）所谓《弗拉季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教会审判章程》留传至今的有两种版本：简明本（初期的）和增补本（后期的），但这“章程”有后期文学加工的明显痕迹。

    ［454］ 8月6日庆祝变容节。

    ［455］ 普罗瓦尔是饮料的容量单位，即一次能煮出来的容量。这一容量单位的准确数现已不得而知。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的西诺达尔抄本，以及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一些编年史（索菲亚第一编年史、沃斯克列先编年史和特维尔年史）中，在“300普罗瓦尔”的地方写的是“300贝尔科维次”。（贝尔科维次是俄国重量单位，等于10普特或163.8公斤————译者注）

    ［456］ 庆祝圣母升天节是在8月15日，弗拉季米尔为教堂落成欢庆了8天。那就是说他建成这座教堂是在8月6日，但正如前文所述，8月6日（变容节）正是弗拉季米尔从佩彻涅格人手中“脱险”之日，正是为了报答此事才修建了变容节教堂。诚然，这二件事不可能发生在同一天，因此弗拉季米尔在瓦西利叶夫蒙难和他修建变容节教堂显然属于不同的年代（很可能弗拉季米尔是整整过了一年后，即在自己脱险的周年纪念日举行教堂的庆典活动）。

    ［457］ Γридница（格里德尼查）是正门内的大客厅，“гриди”（格里德）是侍卫的意思。这里是大公的亲兵们经常集聚的场所。格里德尼查在壮士歌中常作为宴会厅提到。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一首史诗中说道：雅罗斯拉夫大公在自己妻子印基格尔达面前夸耀自己大厅（holl）的富丽堂皇。伊本——法德兰在关于罗斯公大宅院的故事中谈到了格里德尼查的规模。他说，大公坐在宫殿里，左右有他的400名军事侍从，他坐在他们中间的宝座上。大公的高大的坐骑可直接牵到宝座前。

    ［458］ 这里表达的是编年史家最钟爱的思想：亲兵队比黄金更贵重。参阅1075年条斯维亚托斯拉夫向使节们炫耀“有无数的金银和贵重纺织品”。使节们说：“勇士们能带来比这更多的珍宝。”

    ［459］ 编年史上的这些话不是说弗拉季米尔个人的气质，而是说明那个时代典型的亲兵队地位。C.B.尤什科夫写道：亲兵队和大公共命运，像他的家人一样同享成败。亲兵队人员住在大公的宫殿里，完全由大公抚养，大公或贵族向他们提供一切必需品：食物、衣服和武器，伊戈尔的亲兵们在谈到斯维涅利德的青年扈从时说，他们“得到武器和衣服”。弗拉季米尔公不仅供养亲兵队，还……决定给他们发银勺子。大公不仅在战争中不离亲兵队，就是在处理政务时也是如此，在家里也是一样。由此可见大公把亲兵队看成是自己自然的谋士。编年史说弗拉季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热爱亲兵队，和他们一起考虑国家的制度、战争和国家章法”。但弗拉季米尔也不例外，编年史证实，没有一项重大问题的决定，大公不是听取亲兵队的意见后作出的（C.B.尤什科夫：《基辅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及权利》，莫斯科1949年版，第112页）。

    ［460］ 勇者鲍列斯拉夫一世是波兰国王（992——1025年）；斯捷凡一世————匈牙利国王（1012——1038年）；安德里赫（乌达利里赫）————捷克国王（1012——1037年）。从这列举的名单中可以看出，这一记事不可能是在996年，而是在弗拉季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执政的最后时期。这里对弗拉季米尔在基辅国家疆域的确定及争取稳定的国际关系方面的全部活动给予很恰当的评价。

    ［461］ 看来，对编年史整个这段直到996年条末尾，应作如下的理解：弗拉季米尔原来奉行罗斯的法制，对强盗（杀人犯）不判处死刑，只向杀人犯征收“命金”（罚款），而拜占庭法律则要求处以死刑。在弗拉季米尔执政期间，主教均来自希腊，他们向弗拉季米尔建议给杀人犯处以死刑，但要抓紧做好判刑前的调查工作（“со испытом”）。弗拉季米尔听从了他们的忠告，废除了罗斯的命金制度，开始对杀人犯处以死刑。国家因此也失去了一部分收入。这样，罗斯大公的谋士————“长老”（可参阅编年史下一年————997年条关于别洛戈罗德果子羹叙述中的一位这样的“城市长老”）及主教们（是原来那些提出建议的主教还是另一些主教————不清楚）劝告弗拉季米尔恢复古老的罗斯命金制度，以用此款来购买马匹和武器（“战争频繁；如果有命金制度，就可以用此款购买兵器和战马”）。弗拉季米尔对此表示同意（“那就这么办吧！”），开始继续奉行祖辈的罗斯风俗。尼康编年史对这段的描述（988年条）要比拉夫连季编年史详尽。

    ［462］ 尼康编年史在此年条还有这样一句报道：“弗拉季米尔出兵讨伐伏尔加河和卡马河一带的保加利亚人，使他们沦为奴隶。”

    ［463］ 诺夫哥罗德地区或斯摩棱斯克地区，或两者及其他地区一起被称为上游地区、上游地带或上游（在诺夫哥罗德则把基辅称为“下游地区”）（试比较伊帕季编年史1148年条：伊兹亚斯拉夫·姆斯提斯拉维奇对兄弟说：“兄弟！上帝赐给你上游地区……你那里有斯摩棱斯克人和诺夫哥罗德人”）。这里的“上游军队”应是指诺夫哥罗德的军队，因为接着直接说到弗拉季米尔前往“诺夫哥罗德”。因此，有些研究人员猜测弗拉季米尔为搬这些“上游地区的军队”而去了位于三河（第聂伯河、伏尔加河和西德维纳河）“上游”的斯摩棱斯克。这种猜测是缺乏根据的。全部问题只在于：弗拉季米尔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搬兵。

    ［464］ 后面讲的关于“别洛戈罗德甜面羹”的整段故事在初始汇编中没有（在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也没有）。看来，它是《往年纪事》编者后加的。这如同鞣革少年故事一样（见前面992年条），在此可以感觉到口头文字的基础。这故事的主题是巧计骗敌，如同奥列格的故事一样，奥列格陆上行船来恐吓希腊人，还有奥尔加四次骗了德列夫利安人和一次骗了拜占庭皇帝。从思想主流看，这故事更接近于鞣革少年的故事：两者的主人公都是罗斯的普通百姓，自告奋勇地从敌人手中拯救罗斯。有些研究文章引用了世界文学中某些相似的故事，但罗斯编年史的这个故事决不是抄袭外国的，故事中的一切细节都是罗斯的：维彻会议、大钵、大桶、瓦罐、大公的蜜窖等等。这故事无疑是罗斯的，但一点也不奇怪，各个民族都能独立产生土生土长的居民欺骗敌人的相似情节（试比较各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流行着土地是生我养我的母亲的观念）。

    ［465］ 这是唯一提到10世纪开过维彻会议的一次。间接提到10世纪维彻会议的，只有968年条的故事（后者开会的时机是基辅被佩彻涅格人围困，大公又不在的情况下举行了人民会议）。为了评价这里提到的会议作为10世纪维彻会议存在的标志，应注意到以下的情节。“别尔戈罗德甜面羹”的故事是民间传说，经编年史家加工 后只在11世纪初才把它收入《往年纪事》的。传说的情节在不同时期可有不同的解释。特别是在12世纪，长老、波雅尔贵族和亲兵的会议也可被称为维彻会议。此外，在这里如同968年的故事，维彻会议是在极其特殊的场合下召集的：大公并不在场。这就是为什么Б.Д.格列科夫院士怀疑997年在别尔戈罗德召集的维彻会议是当时的典型的现象。维彻会议的问题是学者们热烈争论的对象。Б.Д.格列科夫院士的观点是最有根据的，他发表在专门一篇附加的论述中：“关于古罗斯维彻会议的几点看法”（《基辅罗斯》，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348——365页）。Б.Д.格列科夫把自己的观点归纳如下：“第一，维彻会议渊源于氏族制度。第二，随着国家的出现，维彻会议失去了自己生存的良好基础。基辅大公的强大政权在相当程度上已没有必要和人民‘商量’，而只局限于和亲兵队协商，主要是上层的。维彻会议 （我们没有准确的资料 ），只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 才可能召开，例如城市处于困境 ，大公又不在 ，才自发召开 。第三，在基辅国家的不同地区，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9——10世纪中心的基辅在这方面走在前面。在那时，在10世纪的中心基辅，维彻会议几乎从未召开，这种会议只存在于基辅国家的一些较落后的地区，这种会议具有部落会议的性质。第四，城市里的维彻会议由于基辅国家一些地区，特别是随着城市的成长而成长，从11世纪后半叶起城市里的维彻会议恢复起来。第五，维彻会议在西北地区（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波洛茨克）曾长期存在这是一定阶级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掌握政权的封建贵族，把大公的权力局限在自己利益范围之内，虽无力消灭人民会议，但有足够的力量把它变成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工具”（《基辅罗斯》，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364页）。C.B.尤什科夫对Б.Д.格列科夫关于维彻会议在11世纪后半叶以前中断的观点表示反对。（例如，可参阅他的著作《基辅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莫斯科1949年版，第102——104页）

    ［466］ 尼康编年史（999年条）对 一词有所解释：“ 就是没煮过的果子羹。”

    ［467］ медуша————存放蜂蜜的场所。罗斯大公在10——12世纪从居民中征收贡物。贡物除其他实物外还有蜂蜜。德列夫利安人向奥尔加缴纳“毛皮和蜂蜜”。1146年没收普季夫利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庄园时，发现他有500贝尔科维次（5000普特）的蜂蜜。《安德烈·鲍戈柳勃斯基被害记》也提到大公庄园中有这样的“蜜窖”，窖中不仅藏有“淡的”（即天然的）蜂蜜，而且还有食用蜜————“醉人的”或“久存的”陈蜜。

    ［468］ 鲁克诺————这是用柳条或树皮，后来用木材做成的器皿，它也是古斯拉夫人的容量单位。Д.И.普罗佐罗夫斯基根据罗斯法典的材料试图计算出鲁克诺的容量（“古罗斯液体的度量单位”，《国民教育部杂志》，1854年版，第3册），但是他的材料未必可靠。

    ［469］ латки————一般用来煎炸和烘烤的器皿，它是一种黏土制成的平锅，锅边高并有中空的把手，烧火时用棍子插进把手把它放上炉子或取下。

    大坛（A.Л.雅科勃松挖掘的文物）

    ［470］ 大坛（корчага）————在古罗斯一般用来储藏酒类。这是一种大型陶器，有一个或两个提手。

    ［471］ 看来，6508——6519年（1000——1011年）的报道来源于什一教堂大公家族的纪念簿，上面记载着安葬在那里的大公家族的所有成员。

    ［472］ 马尔弗列季可能是弗拉季米尔的生母，奥尔加的管家（“玛卢莎”），她又是多勃雷尼亚的姐姐。尼康编年史把此段又加上一些新的内容，放在6510（1002）年条，并把马尔弗列季错误地认为是勇士“马尔弗列德”：“大力士马尔弗列德去世。同年，雅罗斯拉夫的母亲罗格涅达去世。同年，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扬出世。同年出现流星。同年发生水灾。”尼康编年史的6508（1000）年条记载：“沃洛达里忘记了自己主公弗拉季米尔的恩惠，受魔鬼的驱使，率波洛韦次军队进攻基辅。这时弗拉季米尔正在多瑙河畔的佩列斯拉维茨，基辅惊慌失措。亚历山大·波波维奇晚上出城袭击，杀死了沃洛达里、他的兄弟及无数其他波洛韦次人，驱逐了其余部队。弗拉季米尔得知此事大喜，奖给他金格里夫纳，在自己宫里封以大官。同年，勇猛的拉格戴去世，由于他曾突袭打败了300人的敌军，弗拉季米尔为其哀悼，把他和自己的神父总主教立奥葬在一起。同年发生特大洪水。同年，罗马教皇、捷克和匈牙利国王都派来了使臣。”关于亚历山大·波波维奇的报道没有特别可靠的历史根据。有关报道只是出现在15——16世纪晚期莫斯科编年史中，它们来源于12、13世纪弗拉季米尔大公掌权期间的壮士歌（详细可参阅Д.利哈乔夫：“编年史关于亚历山大·波波维奇的报道”，《古罗斯文学部著作集》，卷7，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尼康编年史此段提到的波洛韦次人只是在11世纪30——50年代才出现在南罗斯草原。尼康编年史这段最后的报道从何而来，不详。

    ［473］ 此年条的内容在尼康编年史中安排在6511（1003）年条，并加上了对伊兹亚斯拉夫的颂扬。尼康编年史的6509（1001）年条，有一个特别的标题《大力士》，这样写道：“大力士。6509年。亚历山大·波波维奇和扬·乌斯莫什维茨杀死了佩彻涅格人的大力士，还打死了很多佩彻涅格人及他们的王公罗德曼，并把他的三个儿子押回基辅去见弗拉季米尔。弗拉季米尔举行大庆，给教堂和修道院拨款，向穷人和乞丐施舍，沿街摆上大桶蜂蜜、葛瓦斯和煮好的食物，还有酒、肉、鱼和各种菜肴，谁想吃啥就吃啥。那年，弗拉季米尔派自己的一些大商人去罗马，另一些去耶路撒冷、埃及和巴比伦，考察那些国家及其风俗。”我们怀疑编年史这段的前一部分作为史料是取材于某些民间传说或壮士歌。弗拉季米尔往各国派使者的材料来自何处————不详。

    ［474］ 尼康编年史在此年条有如下记载：“佩彻涅格人进攻别尔戈罗德；弗拉季米尔派亚历山大·波波维奇和扬·乌斯莫什维茨率大军迎敌。佩彻涅格人得知望风而逃。同年，立奥总主教把僧人安德烈投入监狱。许多主教、神父和僧人斥责教会法规。总主教有所改正，忏悔，并认识真相，大家都为他的忠厚和谦虚祥和而折服。同年，太阳、月亮和星星都有征兆。同年，勇者安德里赫·多勃里亚科夫被自己手下的仆人毒害致死。同年，佩彻涅格人的王公捷米尔被自己亲属杀害。”关于亚历山大·波波维奇的材料来自15——16世纪的壮士歌。尼康编年史的其他史料来源不详。

    ［475］ 这里指的是哪些圣徒不清楚。可能，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说得较正确：“王公遗体被迁葬到圣母教堂。”

    ［476］ 尼康编年史的此年条有下列记载：总主教约翰在基辅修建了圣徒彼得和帕维尔的石砌教堂；在佩列亚斯拉夫利修建石砌教堂，立起圣洁的十字架。同年，发生蝗灾。同年智擒名为莫古特的大盗；当把他押到弗拉季米尔面前时，他痛哭流涕地高喊道：“啊，弗拉季米尔，我向天主及其圣母保证，今后决不在上帝和人们的面前作恶，我将终生忏悔！”弗拉季米尔听后，心就软了，让他去见自己的神父总主教伊凡，并再不准他出家门。莫古特遵守圣训，永不出总主教住区的门，过着极端艰苦的生活，表现温顺及平和，他预见到自己的死亡，静等去见天主。弗拉季米尔宽大为怀，热爱下人，人们常说：“幸福之人体谅下情，他们将受到赦免。在法庭上赞颂仁慈，没有仁慈的审判，就不会有怜悯，体谅下人和穷人是高尚的，对乞丐的施舍就是借贷给上帝，就可以在天上积攒起财富，那财富不怕虫咬，不会锈损，也不用担心有贼挖洞偷走。施舍和笃信就能洗刷罪孽，如预言家达尼尔所说：想想自己的罪孽，慷慨地向乞丐施舍，多做好事以赎身。说到此，他泪珠直流。他生活宁静，总很简朴，仁慈待人。人们喜悦，赞颂上帝的英名。”莫古特“大盗”的故事很像是讲索洛维耶大盗的壮士歌。可能，莫古特故事是教会把某个此类题材的壮士歌加工而成。尼康编年史此段的前部分史料来源不详。

    ［477］ 塔季谢夫在6518（1010）年条做了下面的报道：“弗拉季米尔之子————伟大的维舍斯拉夫在诺夫哥罗德去世，弗拉季米尔把诺夫哥罗德封给雅罗斯拉夫，把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领地）封给鲍里斯，把穆罗姆（鲍里斯领地）封给鲍里斯的弟弟格列勃，鲍里斯一直留在父亲的身边。”

    ［478］ 在尼康编年史中还有一句：“像以前维舍斯拉夫那样，雅罗斯拉夫自己也得缴纳。”

    ［479］ 可能弗拉季米尔准备让鲍里斯接自己的班，把自己亲兵队的领导权交给了鲍里斯。（详细可参阅：A.E.普列斯尼亚科夫：《罗斯史讲义》第1卷，莫斯科1928年版，第127——128页）

    ［480］ E.E.戈卢宾斯基认为此处有矛盾：一方面说波雅尔贵族〔E.E.戈卢宾斯基为复数谓语“потаиша”（隐瞒）寻找主语〕隐瞒了弗拉季米尔之死，而另一方面，从后文可愈益明显地看到，他们又竭力通过把弗拉季米尔尸体运回基辅而使这事变得家喻户晓。因此E.E.戈卢宾斯基认为传记故事的说法比较可信：“报信者来到（鲍里斯驻地）告诉他父亲之死，说他的名叫弗拉季米尔的父亲瓦西里如何去世，斯维亚托波尔克 又如何对自己父亲的死秘不报 丧 ，晚上在别列斯托沃拆了木板台，把毯子裹起，用绳放到地上，安放在雪橇上运走，安置在圣母教堂。”但是，E.E.戈卢宾斯基认为这段叙述已经被篡改过；原先似乎是这样：“斯维亚托波尔克隐瞒了自己父亲的死讯，波雅尔贵族晚上拆了木板台……”即：斯维亚托波尔克隐瞒死讯，而波雅尔贵族私自背着他把遗体运出（“谈我们原始编年史中的一处谬误”，《俄罗斯语言文学部通报》，第9卷，第2册，1904年，第60——62页）。但是，把遗体通过豁口运出，如同把遗体放在雪橇上运走一样，都只是古罗斯丧葬仪式的一个方面。《鲍里斯和格列勃的传说故事》不能认为是最古老的：它本身也有赖于编年史。A. A.沙赫马托夫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中间的立场，他不同意E.E.戈卢宾斯基的论点，但又基本上接受了他的结论（《考证》……第71——73页）。E.E.戈卢宾斯基论述中的正确之处仅在于：看来，斯维亚托波尔克确实想隐瞒弗拉季米尔的死讯，因为他担心基辅人会立鲍里斯为大公（从很多方面看，弗拉季米尔是想在基辅立鲍里斯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是，也正是这样才能不加任何改变地去理解《往年纪事》的这段记载。“隐瞒”弗拉季米尔的死讯符合斯维亚托波尔克的利益。对于人们“隐瞒”弗拉季米尔的死讯，所以要这么办是因为斯维亚托波尔克当时在基辅（“бе бо Святополк Kыеве”因为斯维亚托波尔克在基辅），因此他有发号施令的权力。

    ［481］ 用雪橇运送弗拉季米尔遗体是在1015年4月，当时已没有雪了。也是这样在1015年5月安葬鲍里斯和格列勃，1113年4月安葬斯维亚托波尔克。雪橇如同船一样很早就已进入殡葬的风俗。一些经火烧过的残余雪橇在科斯特罗姆州的一座墓葬地出土。

    ［482］ 君士坦丁————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06——337年），他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正式宗教。弗拉季米尔经常把自己和君士坦丁相比，而奥尔加经常和君士坦丁的母亲————叶列娜相比。

    ［483］ 编年史家这一论断似乎和编年史赞美弗拉季米尔的结束语有矛盾：“罗斯人纪念他。”看来，当编者写此段时，对弗拉季米尔一世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庆贺还没能成为共识。E.E.戈卢宾斯基认为，纪念弗拉季米尔而举行庆祝会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1240年后不久在诺夫哥罗德首次确定的。此时为他写祭祀仪式，并把他的名字列进圣徒纪念日历的（《罗斯教堂圣者立尊史》，莫斯科1903年版，第63——64页）。伊帕季编年史是在1254年条称弗拉季米尔为圣者。A.И.索鲍列夫斯基院士认为，弗拉季米尔被尊为圣者只是在12世纪后期或13世纪初和鞑靼蒙古入侵之间（《纪念和赞颂弗拉季米尔》和《鲍里斯和格列勃的传说》，基督教读本，卷1，1890年，第793——794页）。此问题迄今尚未解决。

    ［484］ ————换言之应说：“венец живота”（生命的光华），即流芳万古，“天国”。

    ［485］ 看来，此文在收入编年史前最早见于《基督教在罗斯早期传播的故事》（参阅第61等页）。实际上，这是一篇早期的罗斯传记，它与别的传记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政治倾向（歌颂雅罗斯拉夫及其“圣徒”的兄弟）高于教会教诲性的倾向。鲍里斯和格列勃的其他所有传记都出自编年史此文，均把它作为自己的原始史料。

    ［486］ 由于维什戈罗德人帮助斯维亚托波尔克，A.A.沙赫马托夫认为，斯维亚托波尔克在弗拉季米尔死时是维什戈罗德的王公。但是，维什戈罗德从来都没有成为“京都”，而只不过是基辅大公城郊的官邸。按季特马尔·麦尔泽布尔斯基的证实，斯维亚托波尔克很可能曾一度在自己父亲面前失宠而被黜，被软禁在这维什戈罗德，因而他能和维什戈罗德的贵族们搭上关系。

    ［487］ 格奥尔基是摩西·乌格林的弟弟，摩西的浪漫主义历史在《基辅佩切拉圣徒传》中有详细讲述。它是波利卡尔普根据未流传至今的安托尼传写成的。

    ［488］ гривны是戴在脖子上的项圈，在罗斯它是妇女的装饰品，对男子它又是名望地位的标志，或是奖章。伊拉里昂在《教规和神恩讲话》一书中，在追念仙逝的弗拉季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王公时说：“你……深邃的思想和仁慈之心，像宝石和项饰一样闪闪发光……”

    ［489］ 显然，编年史家知道在鲍里斯——格列勃修道院只展出了鲍里斯侍从的头部（无身）。该修道院是格奥尔基的哥哥————叶弗列姆·诺沃托尔若宁（Новоторженин，新托尔若克人）于1030年在托尔若克附近修建的。颈饰一般都用砍头的办法从死者颈上取下；在加利奇的姆斯提斯拉夫·姆斯提斯拉维奇和匈牙利人的战斗中，波兰人在城郊把一位战死的士兵的“脑袋剁下，取下他脖子上的金首饰”。（伊帕季编年史，1213年条）

    ［490］ 奇怪的是斯维亚托波尔克从谁那儿得知鲍里斯还活着。当时，连杀手本人都没觉察到这一点，他们把他当作死人用毯子裹起来运往基辅。A.A.沙赫马托夫对此作如下解释：看来此处是一个地方的传说，它讲杀害鲍里斯是在某个别的地方，而不是在阿利塔。“关于鲍里斯被杀”一段的编者，为了把杀害鲍里斯的两个地点圆下来，就编出两次杀害鲍里斯的说法。第一次的地点在阿利塔河畔。第二次的地点A.A.沙赫马托夫认为是在维什戈罗德和基辅之间的基里尔修道院附近的多罗戈日奇；12世纪末曾提到这里有一座鲍里斯和格列勃教堂，据A.A.沙赫马托夫推测，教堂是在鲍里斯死去的那个地方修建的。在鲍里斯传记故事中说，鲍里斯死在“松林”中，在多罗戈日奇附近确实也有松林。此外，鲍里斯的同时代人，鲍里斯侍从格奥尔基的哥哥叶弗列姆·诺沃托尔若宁在托尔若克附近的“多罗戈希”河畔修建了一座朝圣香客收容院，而过了几年（1030年）又修建了鲍里斯——格列勃修道院，并把自己弟弟（鲍里斯的侍从格奥尔基）被砍下来的头安放在那里。很可能，河流就按鲍里斯被害地点而命名。因此，A.A.沙赫马托夫认为鲍里斯被害地点有两种传说：在阿利塔和在多罗戈日奇（详细可参阅《考证》……第75——77页）。

    ［491］ 为什么鲍里斯的遣体被运到维什戈罗德，而不是基辅？对此，特维尔编年史1534年条作如下解释：“鲍里斯遗体放到船上，沿第聂伯河运抵基辅城郊，可是基辅人拒不接纳，只好运往他处。”

    ［492］ 伊帕季编年史的赫列勃尼科夫抄本和特维尔编年史1534年条，在“到伏尔加河边”后，还补充说：“在托米河河口。”在特维尔编年史中在“使他的脚受了轻伤”后，补充说：“在托米 之地（томь），于现今鲍里斯和格列勃修道院所在处被称为弗托米奇（ ）。”显然，编年史家鉴于地方上关于建立鲍里斯和格列勃修道院的传说，才注意到这一不大的事件。这个地方上的传说，如同许多其他类似的传说一样，带有“词源”的性质：托米 河（томь）得名是因为格列勃在“托米”地方挫伤了脚（由此称为弗托米奇修道院）。格列勃在去基辅途中是否真经过此地？如果格列勃是从穆罗姆走的（试比较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说：“送圣格列勃去穆罗姆”），那他更简捷地是沿奥卡河下航到伏尔加河，用不着骑马（关于从穆罗姆去基辅的水路，可参阅：З.Я.霍达科夫斯基：“古罗斯的交通”，引自《罗斯历史文集》，卷1，第24——25页）。因此很可能像一些研究人员所推测的，格列勃是从罗斯托夫走的。（关于托米河可参阅：A.H.维尔申斯基：“基辅罗斯与东北的交通史”，引自《特维尔古代》，第6期，1911年，第16——17页）

    ［493］ насад————行驶在河上的高舷大船；斯米亚迪尼是斯摩棱斯克地区的一条天然界河。

    ［494］ 在《基辅佩切拉修士逸事》中，史料取材于失传的安东尼传记的一部分，说普列德斯拉娃在和斯维亚托波尔克的斗争中起着积极的作用。普列德斯拉娃还掩护了一位曾是被剌身亡的鲍里斯的侍从————摩西·乌格林，他是被害人格奥尔基的哥哥。

    ［495］ 格列勃的托尔克厨师，显然是按其民族的名称而称呼的。托尔克人是突厥族的一支游牧民族。在关于鲍里斯和格列勃的《读本》中，格列勃的厨师称为“戈里亚谢尔”。编年史第一次提到托尔克人是在1054年，一部分托尔克人在11世纪后半叶依附于波洛韦次人。

    ［496］ 考古学家发现不少墓葬，在此类墓葬中尸骨安放在独木舟形的木头中，上面再盖着同样一条独木舟（《古罗斯文化史》，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286——287页）。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补充下面细节使这一报道更确切：“它由砍掉树枝的松木制成。”涅斯托尔在其《有关鲍里斯和格列勃的读本》中说的不一样：“运到旷野，用独木舟盖上。”《鲍里斯和格列勃传记》在此报道后，还说了一段编年史中漏掉的话：“杀死了格列勃后，把他扔在两根舟形木头之间的空地上。天主啊，请别扔下自己的奴仆吧，正如大卫所说：天主保佑他的所有臣民，不让任何一个人毁灭。此圣者被扔在那儿很久，无人得知，无人过问，但显灵：有时，人们看到一根火柱……这时，有人向（雅罗斯拉夫）禀报……雅罗斯拉夫得知后，派人去斯摩棱斯克，才把遗体运来，安葬在维什戈罗德。”这样看来，格列勃的遗体远不是马上运到维什戈罗德的。提到雅罗斯拉夫，看来正是编年史家不写这一段的原因所在，他不想在自己的叙述中出现年代上不连贯的现象。

    ［497］ 古罗斯的корзно是穿在外面的有一排扣子保暖的宽斗篷。贵族的宽斗篷非常值钱。看来，它是用一种叫科尔佐纳的毛毡制作的，毛毡宽斗篷作为罗斯的一种衣服样式闻名海外。在中世纪法国史诗中称之为Pailes de Russie，德国人接受了它，称之为“кюрзен”，或按其斯拉夫来源称之为“斯拉夫尼卡”。

    ［498］ 关于奥拉弗·特柳格瓦松的“萨伽”（民间史诗）中说：奥拉弗在诺夫哥罗德因吵架杀死了当地居民克列尔康而引起了公愤，群众要求处死杀人犯。奥拉弗由于雅罗斯拉夫妻子英吉格尔达的庇护而得救。这里我们看到了诺夫哥罗德人和瓦兰人雇佣军之间有敌对关系的明显证明。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有一条迥非寻常的补充，首先那里解释说瓦兰人常常强奸“有夫之妇”（即已婚的妇女），其次雅罗斯拉夫“供养了许多瓦兰人”，因为他“担心发生战争”。

    ［499］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强调奋起反抗的时间是晚上：“在夜间大家集合起来。”

    ［500］ 拉科莫————是雅罗斯拉夫在离伊尔明湖不远处（它的西北部）一个郊外官邸。根据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的记载，当诺夫哥罗德人起义时，雅罗斯拉夫已到了拉科莫村：“当时，那天晚上雅罗斯拉夫公正在拉科莫”。因此，诺夫哥罗德人利用了雅罗斯拉夫不在诺夫哥罗德的机会。据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说，雅罗斯拉夫的愤怒使他不离开诺夫哥罗德去拉科莫，而是召集市民开会：“雅罗斯拉夫公得知后，对市民大为震怒，召集上千名斯拉夫勇士，把他们骗来杀掉。”《往年纪事》对这段事的记述比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详细。

    ［501］ 看来，雅罗斯拉夫说此话是表示拒绝编年史中不止一次提到的那种氏族报仇的传统做法。试比较：例如，尼康编年史1148年条讲到奥尔戈维奇家族放弃为伊戈尔·奥尔戈维奇复仇：“我们已不能使自己的兄长————伊戈尔·奥尔戈维奇王公复活”；再比较伊帕季编年史1151年条：“哭了很长时间后，对伊兹亚斯拉夫·达维多维奇说：‘我们已不能使其复生。’”

    ［502］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取材于比《往年纪事》早的初始汇编，它在此处这样写道：“千人团的优秀战士。”看来，“нарочитыe мужи”是《往年纪事》以前，在初始汇编中对“光荣的千人团”这一名称的“翻译”。因此，在诺夫哥罗德除瓦兰人雇佣兵外，还有自己的军事组织————“光荣的千人团”，由本地“优秀人才”组建而成。最初的诺夫哥罗德千人长是否就是这“千人团”的官长呢？雅罗斯拉夫的“战斗”条例中提到了10个诺夫哥罗德百人团（关于诺夫哥罗德百人团可参阅Б.A.雷巴科夫详细研究成果的文章：“13世纪诺夫哥罗德的百人团”，《历史论丛》，卷2，莫斯科——列宁格勒1938年版）。

    ［503］ 伊帕季编年史此条略有出入：“派人去刺杀鲍里斯和格列勃。”

    ［504］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同时说，雅罗斯拉夫“把人召集一起开市民大会”。试比较拉弗连季编年史在稍后的下文中说：“在市民大会上”。

    ［505］ 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中，对雅罗斯拉夫的这次讲话记述得更详细：“亲爱的和忠诚的亲兵队，昨天我昏了头杀死了他们，可现在就是用金子也买不回来了！”

    ［506］ 雅罗斯拉夫的这段话没有道出他的请求之意，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中表示出他的建议：“我想出兵讨伐他，你们跟我去吧！”

    ［507］ 看来，应该承认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所提供的数字是比较准确的：“于是集合了大军4000人：瓦兰人1000名，而诺夫哥罗德人3000名。”

    ［508］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指出了这位将领的名字：叫“沃尔奇·赫沃斯特”（意为狼尾），此名曾在984年条作为弗拉季米尔的将领提到过，他在佩尚尼河畔战胜了拉迪米奇人。特维尔编年史的史料来源之一是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的西诺达尔抄本。它在1016年条直接说到沃尔奇·赫沃斯特将军：“很难想象往年纪事在佩尚尼河畔战胜了拉迪米奇人的弗拉季米尔的将军是他的老父亲。”

    ［509］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说：“这时，第聂伯河已开始结冰。”

    ［510］ 这样，按《往年纪事》的说法，战斗是在清晨黎明时分发生的。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的说法则不同：“斯维亚托波尔克有位勇士和雅罗斯拉夫交往甚密。雅罗斯拉夫晚上派一名少年卫士去见他，同他谈话，于是对他说了如下的话：‘你为那位大人做了些什么呢？蜂蜜煮得很少，而军队很多？’那勇士回答他说：‘回去这样告诉雅罗斯拉夫：蜂蜜给得少，可军队人很多，傍晚会再给。’雅罗斯拉夫心领神会，连夜集合好部队，傍晚就率部队潜入第聂伯河彼岸，放回船只，当夜投入战斗。”如此说来，雅罗斯拉夫并不是早上黎明时分才领兵渡过第聂伯河的，而是傍晚，并在当夜投入战斗。为了晚上在漆黑的夜里也能分清自己人，雅罗斯拉夫命令士兵头结头巾：“雅罗斯拉夫对亲兵队说：做好标记，你们都扎好头巾。”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说，雅罗斯拉夫还在“天亮前”就已战胜了斯维亚托波尔克。

    ［511］ 拉夫连季编年史所有的出版家一般都没提“在诺夫哥罗德”的字样，查读过这部书的拉济维尔抄本和莫斯科科学院抄本。但是1016年雅罗斯拉夫不可能是28岁：他死于1054年，时年76岁（参阅《往年纪事》1054年条）。伊帕季编年史和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都把数字28改为18，并且全句也没有“在诺夫哥罗德”的字样。如果说的是雅罗斯拉夫的年龄，而不是指他在诺夫哥罗德执政时间，那在1016年他是38岁。

    ［512］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在989年条有罗斯各王公谈论雅罗斯拉夫的抄本，从中我们可读到：“于是前往基辅，让君士坦丁·多勃雷尼亚主政诺夫哥罗德”；地方长官君士坦丁的活动后来曾在《往年纪事》的1018年条提及。尼康编年史较详细地叙述了1017年基辅那场大火的情形：“城市和很多教堂起火，竟达700处，雅罗斯拉夫十分痛心。”基辅有700座教堂被火化为灰烬。看来，这是尼康编年史通常爱夸张的手法。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在1017年条的报道则有所不同：“雅罗斯拉夫进军别连斯季；圣索菲亚教堂在基辅奠基。”索菲亚第一编年史、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等有更详细的报道：“佩彻涅格人逼近基辅，在基辅郊外交战，雅罗斯拉夫直到傍晚才打败佩彻涅格人，他们狼狈逃窜。雅罗斯拉夫兴建大基辅城，修建金门，为索菲亚教堂奠基。”此文是古老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关于佩彻涅格人的进犯和索菲亚教堂奠基的资料就是由此而来————试比较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的西诺达尔抄本）和《往年纪事》1037年条几节的结合。《往年纪事》把城市和金门的奠基资料与索菲亚教堂的奠基连在一起。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说索菲亚教堂建于1017年，这日期令人怀疑：11世纪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根本不写日子；后来才填上日子，并且常常有错。《往年纪事》上的日期————1037年较为可能，但也没有完全可靠的根据。1017年修建索菲亚教堂的日子也使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编者甚感困惑。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和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的1037年条，在源于《往年纪事》的文中所有提到索菲亚教堂奠基、城市和金门的修建都加以修改，使其和源于古老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1017年条相吻合————在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和索菲亚第一编年史中写的“奠基”都改为：“建成 基辅城和建成 圣索菲亚教堂。”同样，尼康编年史把佩彻涅格人的进犯说成是1017年也是不真实的：实际上，它发生在索菲亚教堂奠基前的1036年。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在1017年条说雅罗斯拉夫远征“别列斯季”，实际上这事发生在1022年。

    ［513］ 斯维亚托波尔克娶鲍列斯拉夫之妹为妻，很早就与鲍列斯拉夫有结盟关系。据萨克森编年史家麦尔泽堡的提特马尔（死于1018年）证实，斯维亚托波尔克早在弗拉季米尔在世时就准备求助于鲍列斯拉夫，阴谋推翻自己的父亲（或继父）弗拉季米尔。斯维亚托波尔克、他的妻子和她的忏悔神父————列恩别伦主教全被逮捕。主教死于狱中。斯维亚托波尔克和妻子看来以后处于弗拉季米尔的特殊监护之下，无所事事。（П.戈鲁鲍夫斯基：“提特马尔编年史是罗斯史的史料”，《基辅大学通报》，1878年等）

    ［514］ 沃伦城位于古奇瓦河注入西布格河的入口处。

    ［515］ 起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在这句话之后写道：就地杀死了布鲁达将军，打败了其他许多人。把他们双手绑住，鲍列斯拉夫把他们流放到波兰各地（索菲亚第一编年史，还可比较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等）。看来，被俘虏的人中还有摩西·乌格林，在安东尼传记中对他有详细叙述。这部传记成为编年史家历史资料的来源之一。很可能这些细节正是初始汇编（它们由此而进入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的编者从安东尼传记中取来的（《考证》……第257页及278页）。特维尔汇编也直接提到摩西·乌格林正是在这次战斗中被俘：“在那次战斗中，格奥尔基的哥哥摩西·乌格林被俘，格奥尔基在以前和鲍里斯王公一起被杀害……摩西受尽磨难，来到基辅，投奔佩切拉修道院，成了德高望重的修道士，身心修炼有术。佩切拉圣僧传中有关于他的报道。”看来，特维尔汇编的编者这些话正是根据佩切拉圣僧传说的，那里有关于摩西·乌格林在1018年战斗中被俘的报道。

    ［516］ 来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在此处补充说：“于是登上了弗拉季米尔的宝座。这时，鲍列斯拉夫强占了弗拉季米尔的女儿、雅罗斯拉夫的妹妹普列德斯拉娃为妾。而雅罗斯拉夫带四名勇士逃回诺夫哥罗德”（索菲亚第一编年史，还可比较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等）。由于鲍列斯拉夫强纳普列德斯拉娃为妾的报道，在那些编年史稍后一些文字中还有下面的补充：“鲍列斯拉夫强抢普列德斯拉娃 而逃出基辅……”《往年纪事》中没有上句加重点号的话。看来，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所有这些细节都是从作为史料的初始汇编中得来的，而初始汇编则使用了未留传至今的安东尼传。如同我们所知：基辅佩切拉圣僧传不止一次引用过安东尼传。在安东尼传中谈到了普列德斯拉娃的命运。在鲍里斯的侍从被害之后，摩西·乌格林曾躲藏在普列德斯拉娃处（《考证》……第279页）。麦尔泽堡的提特马尔说，鲍列斯拉夫俘虏了雅罗斯拉夫的九个姐妹，并凌辱了其中的一位。杨·德卢戈什（15世纪）写的波兰史在1018年条也曾模糊地提到普列德斯拉娃的遭遇。众所周知，德卢戈什在写作中曾利用了罗斯编年史。

    ［517］ “我们还想再一决雌雄”，这句话看来是口头上一般的表达法。试比较1068年条基辅人在市民大会上对王公说：“主公啊！请发给我们武器和战马吧！我们想再和他们一决雌雄”，或1093年条，基辅人又对王公说：“我们想一决雌雄，打到对岸去。”1097年在市民大会上也是这样，基辅人说：“请把这些人交出来吧！我们不能为这些人作战，我们只能为你去战斗。”在这里，很有必要指出，在外敌入侵时，人民总是保卫罗斯的首倡者。

    ［518］ 伊帕季编年史说的数目有所不同：“每个贵族交80个格里夫纳。”————这里说的是什么贵族？《往年纪事》前面说过：雅罗斯拉夫“带了四名勇士逃回诺夫哥罗德。”C.B.尤什科夫关于这点写道：“很清楚，缴纳18个格里夫纳的贵族不是王公的贵族（雅罗斯拉夫丢掉了全部亲兵队，所以当时已没有王公的贵族），而是处于亲兵队组织之外的诺夫哥罗德贵族。看过12世纪的证实材料就不会有任何怀疑：诺夫哥罗德贵族和王公贵族————这是两个不同的封建集团，他们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并且诺夫哥罗德贵族利益常和王公及其贵族的利益相对立”（C.B.尤什科夫：《基辅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莫斯科1949年版，第242页）。

    ［519］ A.A.沙赫马托夫推测，关于勇者鲍列斯拉夫逃出基辅，编年史家是根据1069年事件写的。此年波兰国王大胆的鲍列斯拉夫在这种情况下逃离基辅：“波兰人分散各地领取薪饷，到处秘密屠杀波兰人；鲍列斯拉夫逃回波兰，逃回到自己的国家。”（《考证》……第439——440页）。然而在此处看到的是编年史家伪造事实，所说没有根据。人民愤怒起来反对波兰武装干涉者是在1018年和1069年，这才是他们逃跑的原因。

    ［520］ 利托河，又名阿利塔河，它注入特鲁别日河。此河为基辅东南的天然界河。

    ［521］ 根据圣经的传说，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亚伯而触怒了上帝。上帝决定惩罚该隐：“你将流落他乡，永远痛苦呻吟和颤抖。”

    ［522］ “双方互相扭打，互相砍杀”————这是古罗斯文学描写战斗场面的一种通常模式（这种形象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编年史中：在《俄国皇室系谱》中描写库利科沃战役时有它，在“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大公的生平和演出的讲话”中有它，在“别的传说”中也有它等等）。“血流遍地”也是这样一种模式和用语（详情可参阅：A.C.奥尔洛夫：“罗斯军事小说的形式特点”，《古罗斯和历史协会读本》，1902年，卷4，第12页和第21——22页）。

    ［523］ 帕里米的鲍里斯和格列勃读本在此句之后还有下面的详细描述：“死伤惨重，雷声震响，你踩我踏，闪电耀眼，大雨倾注，当闪电过处，战士们手中的武器射出道道寒光。出现了很多天使，他们为雅罗斯拉夫助威”。П.И.戈卢鲍夫斯基在研究伊凡尼奇读本中的《为鲍里斯和格列勃祈祷》（《编年史家涅斯托尔的历史读本》卷14，第3分册，基辅1900年版）认为，这是关于阿利塔战役的重要补充资料，然而这资料是编造的。阿利塔战役开始于日出之时（“太阳东升，双方接触”），战斗未必会拖到深夜。关于夜战的这些细节来源很清楚：它是编者从编年史描述1024年的利斯特文战役的帕里米读本中抄来的（“时值深夜，一片漆黑，雷电交加，暴雨滂沱……一场鏖战，闪电亮处，刀光剑影，耀入眼帘。暴风雨加剧，战斗险恶”）。

    ［524］ 拉济维尔编年史第119页的小型彩图上如此描绘着用担架运输伤员的情景：担架很长，两头系在两匹马上，马上坐着骑士，一匹马在前，另一匹马在后。同样方法还用来运送尸体（……常用溜蹄马来运送担架，这样可避免摇晃）。

    ［525］ 这是沃伦公国西布格河上的一个和波兰交界的边境城市，即现今的布列斯特。从斯维亚托波尔克在别列斯季耶还担心追兵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它是罗斯的城市。

    ［526］ A.B.马尔科夫肯定地指出：“在波兰和捷克之间”————不是指具体的地点，而是古代一句俗语成语，意思是说“在很远很远的某个地方”。这种俗语成语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一直保留至今。（“大诺夫哥罗德的诗歌及其在北罗斯的残迹”，《波沙纳文集》，第18卷，哈尔科夫1908年版，第454页）

    ［527］ 编年史家在上面引用的几行文字使斯维亚托波尔克和伊罗德相近似。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谈到伊罗德时简直是说同样的话：“……公正的判决落在了这个违犯教规、天地不容的伊罗德的头上，他死后将领受罪有应得之痛苦：显然马上露出了他的真容，上帝使他受到致命的创伤，毫无怜悯地置他于死地，被束缚住的他在死后必将忍受无穷的苦痛”。（B.M.伊斯特林：《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彼得格勒1920年，第215——216页）

    ［528］ 《往年纪事》中这句话讲得不太明白。从12世纪开始的在古文献中闻名的所谓鲍里斯和格列勃的帕里米读本上说的比较清楚（参阅《罗斯编年史全集》第1卷附录，1846年版）：“死后他势必在地狱底层永世蒙受苦难”，即他在死后将被囚禁在地狱的底层，永世经受苦难。

    ［529］ 据圣经上的传说，该隐的一位后代————拉麦，他杀了人，后悔地说：“如果该隐杀人，遭到7倍的报复，那么我拉麦杀人，就要遭受70倍的报复。”

    ［530］ 据圣经上的传说，亚比米勒是犹太法官耶路巴力的儿子，他在父亲死后杀死了70个自己的兄弟。

    ［531］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在1016年条是这样叙述雅罗斯拉夫和自己的亲兵队结算的情况（这里是把1016年和1019年两次征战合并在一起）：“雅罗斯拉夫出兵基辅，登上了自己父亲弗拉季米尔的宝座；开始瓜分胜利果实：官长分10个格里夫纳，普通战士（斯麦尔德）分1个格里夫纳，而诺夫哥罗德人都分得10个格里夫纳，然后全体解散回家。”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所有编年史也是这么说的。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的初级抄本，在这段之后有下面的报道，它曾引起研究人员的广泛争论：“向他们颁布了法典，并制订规章之后，对他们说：‘照这个文件执行；这是给你们的抄本，坚决照此办理。’而这就是罗斯法典……”其后接着就是著名的简本罗斯法典。诺夫哥罗德人自己后来经常引用这部《雅罗斯拉夫文献》，作为维彻会议给他们请来的王公和大公与自己关系的基础。不同的研究人员对《雅罗斯拉夫文献》都有各自不同的阐述（H.И.科斯托马罗夫：“封邑维彻制度时期的北俄罗斯的民权”，《历史专著和研究文集》，第3部，第7——8卷，圣彼得堡1904年版，第37——38页；C.M.索洛维约夫：《远古时期以来的俄罗斯史》，“社会利益”出版社，第1册，第3卷，第698——699纵行；A. A.沙赫马托夫：《考证》……第507——508页；M.H.季霍米罗夫：《罗斯法典研究》，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版，第36——39页；Л.B.切列普宁：《14——15世纪俄罗斯封建档案》第1部，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年版，第245及后几页；以及Л.Т.帕舒托和A.齐明对Л.B.切列普宁著作的评论，《历史问题》杂志，1949年第9期，第119及后几页）。在编年史1019年条的末尾及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都有关于地方长官君士坦丁·多勃雷尼奇的报道：“君士坦丁当时在诺夫哥罗德，雅罗斯拉夫大公对他大为震怒，把他押到罗斯托夫，第三年把他带到穆罗姆，处死在奥察（即奥卡）河畔”。（索菲亚第一编年史，也可参阅特维尔文集，沃斯克列先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

    ［532］ 这是《往年纪事》第一次报道王公得子的消息（伊帕季编年史在952年条报道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出生————放在最后）。编年史家没有报道雅罗斯拉夫（在诺夫哥罗德）生长子伊利亚。我们只是从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初级抄本及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某些编年史混合的（“在诺夫哥罗德”）王公名单中才得知伊利亚。然后在989年条又讲到诺夫哥罗德受洗。那里说：“雅罗斯拉夫生儿子伊利亚，让他主政诺夫哥罗德，直至去世。”在名单中还保存有任何编年史中都见不到的相当重要的历史资料。

    ［533］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在此话后补充说：“全部奴隶和牲畜”（索菲亚第一编年史，可比较沃斯克列先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

    ［534］ 苏多米里————波洛茨克公国境内的一条河流。

    ［535］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两次错误地报道了雅罗斯拉夫战胜勃里亚奇斯拉夫：6528年（1020年）条和6529年条。错误产生的原因是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把各种史料和不同的年代网连结在一起。

    ［536］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补充说：“并从他那里夺得很多诺哥罗德的俘虏”（索菲亚第一编年史，也可参阅沃斯克列先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

    ［537］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在此增加了一段：“于是，（雅罗斯拉夫）把勃里亚奇斯拉夫召到自己身边，并赐给他两座城池：乌斯维亚特和维捷勃斯克，并对他说：‘你应和我一条心。’这样，勃里亚奇斯拉夫有生的全部日子就和雅罗斯拉夫大公一起作战”（索菲亚第一编年史，同样可参阅沃斯克列先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关于乌斯维亚特和维捷勃斯克城可参阅M.H.吉霍米罗夫著《古罗斯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86——88页。

    ［538］ 在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雅罗斯拉夫远征别列斯季耶（布列斯特）被放在1017年（正是基辅索菲亚教堂奠基那一年）：“雅罗斯拉夫攻打别列斯季耶；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奠基”（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等）。

    ［539］ 《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说，鲍扬歌唱“勇敢的姆斯提斯拉夫，姆斯提斯拉夫在卡索克军的阵前宰了列杰佳”（试比较《往年纪事》上说的“当两军相对摆开阵势后”）。可见此事件被描绘在民间史诗中，可是《远征记》和《往年纪事》间类似的表现形式（“宰了”和“在阵前”）使人们推测，《远征记》的作者在此处，如同在其他一些地方一样，表明他熟悉《往年纪事》。在研究著作中吸收了这样一种见解：当今北高加索各族人民的口头文学中还保留着对列杰佳和姆斯提斯拉夫决斗的回忆（可参阅Л.Г.洛帕京斯基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列杰佳”，《高加索地区和部落资料集》，卷12，梯弗里斯，1891年，及重新发表的：“契尔克斯人传说故事中的特穆塔拉坎的姆斯提斯拉夫和列杰佳”，《巴库大学通报》，巴库1921年版，1，后半部）。但是正如H.C.特鲁别茨卡娅早就指出的（“高加索的列杰佳”，《人种志评论》，1911年，1——2），这种意见纯粹是误解的结果。Г.图尔恰宁也提到了这一点。（“编年史上的列杰佳和契尔克斯的列达德”，《卡巴尔达科学研究所论丛》，纳尔奇克，1947年）

    ［540］ 特穆托罗坎位于黑海岸边，在现今塔曼附近。当特穆托罗坎王公罗斯提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安葬在圣母教堂时，在1066年条又一次提到了这座教堂。

    ［541］ 看来，这是编年史家尼康写的，他在1061——1066年曾住在特穆托罗坎（后来，当他和佩切拉编年史编纂工作脱离关系后，又在1073——1074年居住于此）。

    ［542］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补充说：“妇女”，而后面的一句是“把术士抓起来，放逐”，转达的是另一个样：“你抓住了杀人犯，他们屠杀妇女，洗劫她们的家园。而你放逐了一批人，处死了另一批人，重新安定了那片国土”（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特维尔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关于术士们屠杀妇女一事，还可参阅1071年条讲述杨·维沙季奇镇压起义的故事。但是引起公愤的不是普通的妇女，而是那些“有钱人”的妇女。H.H.沃罗宁写道：从这段故事中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起义首先是由于苏兹达尔地区居民中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在伏尔加河老商业区附近的区域矛盾尤为突出。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富裕的上层（有钱的人），他们从当地社会中分离出来；他们把各种谷物和日用食品囤积起来，更加剧了席卷当地的严重的饥荒。雅罗斯拉夫不管当时那里尖锐的封建斗争，马上从诺夫哥罗德发兵，出面保护有钱的人，这表明这一阶层已得到王公政权的庇护，这阶层已是王公政权在地方上的支柱。（H.H.沃罗宁：“11世纪的平民起义”，《历史杂志》，1940年第2期，第55页）

    ［543］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在此处补充说：“储存谷物，制造饥荒”（索菲亚第一编年史，亦可比较其他编年史）。这里显然指的是囤积社会储备粮，“高贵的人们”把这些社会储备据为己有，于是起义也就针对他们而来。

    ［544］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此处补充说：“丈夫卖妻子，有的人以切良金为食”（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

    ［545］ 亚昆————是瓦兰人部队的领袖，艾蒙特史诗（萨伽）和基辅佩切拉圣僧传又称他为加康。圣僧传无疑根据的是《往年纪事》：“瓦兰国的王公阿弗里坎是盲人 亚昆的兄弟，亚昆率军随雅罗斯拉夫和凶恶的姆斯提斯拉夫作战，败逃时丢掉了自己金丝编织的斗篷 。”亚昆被称为“盲人”显然是一种误解。原词“ ”实际上是“很漂亮”的意思（因他穿的是金丝织的斗篷），却被误拼为“ ”（盲人）。基辅佩切拉圣僧传除阿弗里坎外，还提到亚昆的其他亲属。阿弗里坎王公的儿子————希蒙，被亚昆赶出来投奔雅罗斯拉夫，而雅罗斯拉夫收留了他，“为此，接纳并把他给了自己儿子弗谢沃洛德。他在弗谢沃洛德那里年龄最大；他从弗谢沃洛德那里接受了政权”。希蒙的儿子格奥尔基是长手尤里的监护养育者，后来晋升为苏兹达尔国的千人长。编年史提到亚昆在战场上扔掉自己那件引人注目的衣服，这是编年史家在嘲笑瓦兰人亲兵队的首领。试比较尼康编年史关于尤里·弗谢沃洛多维奇和雅罗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在1216年从利皮茨战场逃跑的叙述：“尤里王公只穿一件衬衫逃回到弗拉基米尔，他的兄弟雅罗斯拉夫王公也是穿一件衬衫，累死了3匹马，坐上第4匹马才逃跑回弗拉基米尔城。”但是还应指出“луда”这个词也有各种译法：斗篷、外衣、面罩、头盔和铠甲。（H.M.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历史》，卷2，注27；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古俄语词典的素材》，卷2，第49页；A.A.沙赫马托夫：《考证》……第646页；A.E.克雷姆斯基：《古基辅的方言》，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学部，卷11，第3分册，第396页）

    ［546］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在此处后，补充说：“时值秋季，两军遭遇。”接着在“夜间”两字后，补充说：“雷雨之夜”；在“向他们发起进攻”这句话之后，补充说：“我们会有好处的”；“兵刃在闪电中发出道道寒光”后，补充说：“雷电闪闪，刀剑匆匆，相互拼命撕杀”；在“亚昆败走海外”后，又加上一句：“在那里去世”（试比较索菲亚第一编年史、沃斯克列先编年史、特维尔编年史等）。所有这些补充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后期编年史家所编造的。这一系列的补充显然是取材于诺夫哥罗德某一本古编年史。

    ［547］ 这里指的是谢维里安人的民兵。后来，姆斯提斯拉夫高兴的是他的常备军（亲兵队）完好无损，而死伤的只是谢维里安人和雅罗斯拉夫的瓦兰人（可参阅后面，姆斯提斯拉夫说：“谁能不为之高兴呢？你们看，这里躺着的是谢维里安人，那里躺着的是瓦兰人，可我自己的亲兵队完好无损”）。

    ［548］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补充说：“在那里去世”。（索菲亚第一编年史，可比较特维尔编年史、沃斯克列先编年史等）

    ［549］ 别尔兹——索罗卡河（西布格河的支流）河畔的一座城市，在加利奇——沃伦州。

    ［550］ 后期的编年史补充道：“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确实，雅罗斯拉夫的教名是格奥尔基（即尤里）。尤里耶夫城后来又改名为杰尔普特，即现在的塔尔图城，它位于楚德湖西岸，昂鲍日河（埃姆巴赫河）河畔。在南方，雅罗斯拉夫又建了另一座尤里耶夫城，它位于罗斯河（第聂伯河支流）河畔。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后期各编年史，在报道雅罗斯拉夫远征楚德地区之后，还有下面一段话，显然来自于古文献：“来到诺夫哥罗德，选送上层和神父的孩子300名攻读经书。同年，诺夫哥罗德的大主教阿金去世，他的弟子叶弗列姆给我们任教”（索菲亚第一编年史，试比较特维尔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A.A.沙赫马托夫写的“他给我们任教”一句可能来自11世纪中叶的汇编。很明白，汇编的作者想起了自己和自己同时代的人（《考证》……第217页）。A.A.沙赫马托夫的前人也是这样解释的，但是，这里的“我们”也可泛指诺夫哥罗德人，不一定就是阿金的同时代人（“ны”，我们，即诺夫哥罗德人），况且阿金此处被称为大主教，而诺夫哥罗德只在12世纪尼方特时代才有大主教。（此事可参阅：Д.利哈乔夫：“索菲亚年鉴和1136年诺夫哥罗德的政变”，《历史论丛》，№25，1948年，第248页）

    ［551］ 在基辅佩切拉圣僧传中在《关于圣摩西·乌格林》的故事中也谈到了此次叛乱。这次叛乱杀死了折磨摩西的女主人，释放了摩西：“上帝很快使自己的奴隶得以复仇。在一个灾难的夜晚，鲍列斯拉夫不幸去世，在整个波兰国土上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起义的人群杀死自己的主教、自己的贵族，这在编年史中都有记载。此时也杀了那位主妇……”关于此次叛乱，在涅斯托尔的狄奥多西传中也有叙述，书中提到伊兹亚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的夫人（波兰国王卡西米尔的女儿）说：“在我们国土发生这场叛乱；有些逃跑的人给修士带来灾难，在那个国家给他们做出了诸多坏事。”波兰国王鲍列斯拉夫一世死于1025年4月3日。编年史家把整个这段文字都放在1030年条，看来，这是由于叛乱发生在这一年。实际上根据波兰史料得知，1031年波兰国王梅什科因起义而被迫逃亡外地。另一次起义发生在1034年，是在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幼年时期。看来，编年史家和圣僧传的编者指的是1030年的起义。实际上，按圣僧传的材料，摩西“5年被俘受监禁，6年受尽精神折磨”（别尔先抄本说是这样，卡西安版本则是另一样）。就是说一共11年，他在被俘的第12年才从波兰解放出来。按圣僧传材料，摩西是和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姐妹一起于1018年被俘的。这样看来，摩西是由于1030年的叛乱才从俘虏中得救的。根据卡西安第二版本的材料，摩西于1031年回到基辅。但是，《往年纪事》为什么一定要提及波兰史的这些事件呢？A.A.沙赫马托夫不无根据地证实，编年史家作为历史资料使用的是现在已失传，但在13世纪是众所周知的安东尼传记，在传记中正如我们根据基辅佩切拉圣僧传（在那里曾使用过安东尼传记的材料）对此所能推断的那样，有摩西·乌格林的全部身世。（《考证》……第257等页）

    ［552］ 罗斯河————第聂伯河与草原交界处右岸的支流。编年史在11世纪后半叶提到罗斯河流域有下列城市：尤里耶夫（1095年条）、拉斯托维茨（1071年条）、亚京（涅亚京；1071年条）、托尔切斯克（1093年条等）。16世纪特维尔编年史提供的一些资料非常重要，因为它使用了迄今失传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的古抄本，接近于西诺达尔抄本（但有时更准确），从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雅罗斯拉夫建立的那些城市的重要报道：“科尔松，特列波利。”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在这句话之后写道：“此时，乌列普从诺夫哥罗德进军‘铁门’，可还是很少人能到达那里”（索菲亚第一编年史，还可比较其他编年史）。“铁门”是尤格拉州的天然界线（H.巴尔索夫：《俄罗斯史地词典素材》，华沙1865年版，第73页）。根据萨维利耶夫《伊斯兰的古钱学》对编年史的这一报道作如下的注释：“在沃洛格达省的东部，在塞索拉河右岸，离塞索拉河河口80俄里处有一个沃德恰村，在它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天然界线，当地居民至今仍称之为城镇（караль）和铁门”。当地传说和考古发掘认为，此“铁门”与编年史上说的“铁门”有很大的可能就是同一件事。

    ［553］ 姆斯提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死后无嗣，他的儿子叶夫斯塔菲在他之前已死（1033年）。

    ［554］ 日佳塔————全名为日季斯拉夫，他的教名为卢卡。卢卡·日佳塔（死于1060年或1061年10月15日）是诺夫哥罗德的第二任主教，他是主教伊奥阿基姆（又名叶弗列姆，没有被授予主教的教职）的继任者。他著有《致僧团的教谕》，留传于世的有几种抄本……

    ［555］ 编年史家在谈到雅罗斯拉夫得子时（1020年、1024年、1027年、1030年等条），一般都加上“把他命名为”什么名字。而维亚切斯拉夫出世时，正值雅罗斯拉夫不在家，所以编年史家在这里说“称为”什么名字。

    ［556］ 基辅的索菲亚教堂1037年奠基。这些话未必在教堂奠基后就能写。看来，这些话属于11世纪后半叶编年史家的手笔。

    ［557］ 谢托姆利河是基辅近郊的一条小河。

    ［558］ 这里说的是雅罗斯拉夫建造的所谓“雅罗斯拉夫城”，雅罗斯拉夫把老的“弗拉季米尔城”扩建，而大大扩展了基辅城。后来的一位研究人员M.K.卡尔格尔关于这座雅罗斯拉夫的基辅城这样写道：“众所周知，雅罗斯拉夫新城大大扩展了‘弗拉季米尔城’的地域，比老城的面积增大了许多倍。索菲亚大教堂应是新城的建筑主体，它和城市新的防御工程建设同时进行。……南面的金门成为全城的正门，城市的主要入口。在编年史和雅罗斯拉夫关于大兴土木的训诫编中特别提及这座金门。雅罗斯拉夫只在该城门上修建了城门上的庙堂。大量的古基辅传说正是和这座城门有联系。正是在这座金门前基辅人多次举行隆重的接待仪式。那些不速之客正是处心积虑地想进入这座城门，他们想通过金门进城以显示自己对基辅的胜利。雅罗斯拉夫的所有主要建筑都在城市南部展开，在金门和索菲亚大教堂之间”（M.K.卡尔格尔：“从考古发掘中研究雅罗斯拉夫城市的建筑群”，1949年6月18日在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院会议上宣读的报告摘要）。索菲亚大教堂保留至今，不过已面目全非；金门只剩下现在精心保护的遗迹。11世纪的教堂残迹至少已有三座被挖掘出来。只有一处残迹群较有把握地确定为雅罗斯拉夫兴建的格奥尔基教堂的废墟。1833年在弗拉季米尔大街和伊丽娜大街的拐角处首次挖掘出来的教堂遗迹。“后来被永久定名为伊丽娜教堂，采用这个名称只是由于传统的原因。”（M.K.卡尔格尔，同上）。这就是为什么“基辅的雅罗斯拉夫城，就其城市建设规划的宏伟壮丽、总体建筑结构的完整而言，实在令人惊叹，可现今只能在图上显示或作复原模型描述”（M.K.卡尔格尔，同上）。不言而喻，1037年这一条谈到雅罗斯拉夫大兴土木的业绩，决不是一年（1037年）完成的，至少是在他执政的10——15年期间作出的。仅仅索菲亚大教堂的贵金属镶嵌和壁画装饰工程就得花不少时间。很明显，编年史这一条只是概括地讲述了雅罗斯拉夫在基辅执政的所有年间的建筑活动。这里也概括讲述了他的兴教活动。我们看到对雅罗斯拉夫的颂扬在很多方面都达到了对弗拉季米尔颂扬的程度。把这段放在1037年条无疑是后期之作。看来，它成为我假想的《基督教最初在罗斯传播的故事》的结尾部分，它不带年谱（《罗斯编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47年版，第58等页）。不清楚的是它根据歌颂中提到的哪一件事才安排在1037年条。有一个训诫性的故事。“关于在圣索菲亚教堂大门前为基辅格奥尔基教堂举行祓除仪式的传说。”从此传说中得知此仪式是总主教伊拉里昂主持的，因此此事不会早于伊拉里昂被任命为总主教的1051年。这一“传说”在1117年姆斯提斯拉夫福音书的日历上已提及。因此这一“传说”的古老性是毫无疑议的。这一“传说”证明提到格奥尔基教堂来赞颂雅罗斯拉夫这一段是在1051年后写的，只是增补了“基督教最初传播的故事”。格奥尔基教堂是为雅罗斯拉夫的“天使”修建的（因为雅罗斯拉夫的教名是格奥尔基），而伊丽娜教堂是为雅罗斯拉夫妻子伊丽娜的“天使”兴建的。

    ［559］ 此年条开始说：“雅罗斯拉夫奠基了一座大城市……还为教堂奠基”，但在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中，“奠基”一词变为“建成”（见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这是由于该编年史在1017年条这一组中已报道过城市（城墙）和索菲亚大教堂的奠基 。

    10——13世纪青铜书扣（Г.Ф.科尔祖希娜绘制）

    ［560］ 这里指出的是智者雅罗斯拉夫在索菲亚大教堂开办的特殊翻译学校。看来，那里的译员都是弗拉季米尔命令选送学习的“优秀上层”的那些孩子。古罗斯文献的科学研究发现了越来越多的11世纪的译作，它们是由罗斯译者直接从希腊文译成俄文的。这些译作有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辛克尔编年史、约瑟夫·弗拉维的力作《古犹太战争史》，这些译文语言丰富、译法灵活。还有科西莫·英季科普洛夫译的《基督教的地形学》、《亚历山大里亚》、《阿基尔·普列莫德龙纪事录》、《瓦西里新传》等等。这种勃然兴起的翻译活动是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引以为特征的文学高涨的一种表现。在11世纪前半叶已开始编年史的编纂工作，写下了第一批罗斯圣僧传，编辑了杰出的演讲作品集（例如我们邀来的伊拉里昂总主教的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教规和神恩讲话》）。

    ［561］ 试比较基辅佩切拉修道院的圣僧传（圣彼得堡1911年版，第198——199页），关于格雷戈里修士的故事。格雷戈里修士是狄奥多西同时代的人。他能够“用禁止的祷文”驱赶“渎神的精灵”，由此“宿敌”（即恶魔）“难以忍受被他驱赶的苦楚”，“唆使坏人去偷”格雷戈里的“东西”，可是在他那里“除了经书以外，没有什么好偷的”。于是，有一天夜里小偷潜入他的小居室，开始等他出去做早祷。可是格雷戈里已发现了他们，他求上帝让他们都睡觉，他们一觉就睡了五天五夜，当他们醒来时，已饿得走不动道了。格雷戈里喂饱了他们，把他们放走了。但这事被基辅城“行政长官”知道了，他把小偷抓起来，开始严刑拷打（行政长官“开始折磨小偷”）。格雷戈里得知小偷因他而遭难，心里很难受，他来到长官府，赠送给他一些自己的经书，这才“放了”小偷。格雷戈里把自己其他经书卖了，所得之钱发给穷人，他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再不会有人受蒙骗来偷书而遭不幸。”这事的发生不会晚于1093年（格雷戈里是在狄奥多西活着时被接收到修道院的，即在1074年前；格雷戈里是按罗斯提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王公的命令被溺死在第聂伯河，而罗斯提斯拉夫自己在此后不久于1093年在横渡斯图格纳河时也淹死了）。这样，在智者雅罗斯拉夫死（1054年）后不到40年，书成为自由市场上流通的物品，而在雅罗斯拉夫时代，书只是王宫的财产，从王宫分赠给各教堂。到了此时，书可以从个人珍藏中偷来，并很容易把它变卖。个人不仅指神职人员，也有不是当官的封建主（小偷正是可以用书从基辅行政长官手中赎出）。（————Б.А.罗马诺夫注）

    ［562］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对此条有较详细的记载：“雅罗斯拉夫大公春季去基辅，冬季出征雅特维亚格，但未能取胜。”雅特维亚格是立陶宛人部落。

    ［563］ 这里显然是编年史家的一个错误：圣母教堂（什一教堂）在此以前50年就已举行过净化仪式（参阅编年史989年条）。看来，这里说的是1037年奠基的基辅索菲亚教堂的净化仪式。索菲亚大教堂的净化仪式正是在成立罗斯总教区的时候。第一任总主教是希腊人狄奥佩姆普特，他隶属于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索菲亚大教堂（而不是什一圣母教堂）在后来成为总主教区的教堂。在《训诫集》中，基辅的索菲亚大教堂举行净化仪式是在11月4日，而诺夫哥罗德第三编年史上说是11月27日。

    ［564］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更详细地叙述了弗拉季米尔远征拜占庭，特别是在“很多兵”之后补充说：“瓦兰人、罗斯人”（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在这方面还可参阅下面的注释。

    ［565］ 此文稍后就会发现委任的将军不是维沙塔，而是伊凡·特沃里米里奇：“雅罗斯拉夫的将军伊凡·特沃里米里奇把王公接到自己的战船上。”看来，编年史在讲述弗拉季米尔·雅罗斯拉维奇远征拜占庭时有两种史料来源：以前的编年史叙述（那里说的将军是伊凡·特沃里米里奇）和口头流传的扬·维沙季奇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扬的父亲————维沙塔）。请参阅《维沙塔是扬的父亲》：因此编年史家更熟悉的是扬，而不是维沙塔；编年史家在1106年条谈到过扬：“我从他那里听到很多故事，并把它撰写到这部编年史里”（编年史家从口头流传的故事中汲取的不止是一种资料：Д.利哈乔夫：“《往年纪事》中的口头编年史”，《历史论丛》，1945年第17期）。

    ［566］ 这里不明白，为什么《往年纪事》要记述远征中间阶段的情节————多瑙河，而对那里扎营情节却只字未提。然而，源于15世纪30时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在讲述弗拉季米尔远征时使用了古时的详细资料，显然那些资料被《往年纪事》删掉了。这些详细材料解释了为什么《往年纪事》会单独提一下多瑙河：“弗拉季米尔乘船前往帝都，通过了石滩，进入多瑙河。罗斯人对弗拉季米尔说：‘咱们从这里上岸吧’，而瓦兰人说：‘还是进军帝都为好’。弗拉季米尔听从了瓦兰人的主意，带兵从多瑙河出海向帝都进发。希腊人得知敌军已出海，就开始往海里扔基督盖布和圣僧的干尸。上帝震怒使雷电齐鸣。海浪翻滚，一场大风暴袭卷船只，许多战船被撞毁，瓦兰人调头逃窜”（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看来，这段故事来自早于《往年纪事》的初始汇编。从这段故事中可以看出，罗斯人和瓦兰人有矛盾（与此同时，把失败的罪过全都推到了瓦兰人的头上）。这种对立关系对“罗斯人”一词的古老意义至关重要（这个问题不知为什么没有引起作者们的注意），因为这一对立关系表明在初始汇编中瓦兰人不称为罗斯人，罗斯人也不称为瓦兰人。和初始汇编相比，《往年纪事》对弗拉季米尔远征的说法则不同，这显然是因为《往年纪事》的作者想抹掉罗斯人和瓦兰人这一对立关系，这和他所持的罗斯人起源于瓦兰人的观点是相矛盾的。A.A.沙赫马托夫对此则另有解释（《考证》……第226等页）。

    ［567］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补充说：“光着身子站在岸上。”在下面这句话“王公亲兵队中谁也不愿和他们一起走”之后补充说：“可维沙塔是将军，他见到自己的亲兵队都站着不动，就说：我不去见雅罗斯拉夫”（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接着就和《往年纪事》一样：“于是他下船……”

    ［568］ 编年史讲到此处，出现了明显的前后不连贯的现象，这是由于它同时取材于两种不同的史料：早先的编年史故事和扬·维沙季奇的口头故事（见前注565）。一方面说被抛到岸上的弗拉季米尔士兵坐上船，回到了罗斯，而另一方面又说那些被抛到岸上的士兵原来并没有被弗拉季米尔所收留，他们当了希腊人的俘虏：“抓住了维沙塔和被抛到岸上的士兵，把他们押送到帝都。很多罗斯人被挖掉了双眼。”看来以前的编年史故事说暴风雨打翻了罗斯的战船，一部分士兵被抛到岸上，弗拉季米尔幸存下来的另一部分战船在海战中打败了希腊人的追兵，收留下被抛在岸上的士兵，返回罗斯。而扬的故事说，当时谁也不愿意和那些被抛在岸上想回罗斯的亲兵队士兵在一起，只有扬的父亲维沙塔一个人自告奋勇地留下来和他们在一起。维沙塔此时说出了一句豪言壮语：“如果我能活下来，和他们在一起；如果牺牲，就和亲兵队在一起。”希腊人抓住“被抛到岸上”的罗斯兵，按一般对造反者的同样刑罚处理：他们都被整瞎了。瞎了眼的维沙塔大约过了三年的被俘生涯，然后被放回去见雅罗斯拉夫。

    ［569］ 尼康编年史说：“他（即维沙塔）和很多罗斯人的眼睛都被弄瞎了。”后来我们可以见到维沙塔是和编年史家尼康很相近的人。尼康从维沙塔那里汲取了不少的资料。从捷列鲍夫利的瓦西里科的经历中（见《往年纪事》1097年条）明显表明，在古罗斯眼瞎对政治活动已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

    ［570］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各编年史，接着讲述了雅罗斯拉夫发兵征讨马左维亚人，编年史把它和卡西米尔与雅罗斯拉夫妹妹的联姻直接相联系：“是年秋，雅罗斯拉夫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卡西米尔。同年，莫伊斯拉夫得罪了卡西米尔。雅罗斯拉夫两次从水路征讨马左维亚人，他对卡西米尔说：‘你的父亲鲍列斯拉夫战胜我们时，抓了我们的人，现在就作为彩礼还给我们吧。’卡西米尔集中了800名被抓来的罗斯俘虏，不算妇女和儿童，作为彩礼遣返给自己的内兄雅罗斯拉夫，卡西米尔又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雅罗斯拉夫的儿子伊兹亚斯拉夫。”（索菲亚第一编年史，可比较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等）。然而《往年纪事》把雅罗斯拉夫对马左维亚人用兵放在1047年条，丝毫没有把这一事件和卡西米尔的婚事联系起来。然而这一联系看来是不容怀疑的：正是联姻关系才使雅罗斯拉夫出兵帮助卡西米尔去打马左维亚人的莫伊斯拉夫，反过来，卡西米尔给雅罗斯拉夫的那么贵重的彩礼（800名俘虏，还不算妇女和儿童）也和雅罗斯拉夫的支援分不开。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也在1047年条报道了雅罗斯拉夫兵伐马左维亚（这和《往年纪事》相同），但应指出这里说的是“第3次”。这“第3次”在那些编年史中显然指的是在1043年对马左维亚的远征：“雅罗斯拉夫两次从水路征讨马左维亚。”但是雅罗斯拉夫在同一年（1043年）未必能两次出征马左维亚。很可能最初这里写的是“2”字，说的是雅罗斯拉夫第2次进军马左维亚。实际上，他第一次攻打马左维亚人是在1041年（见《往年纪事》前述）。雅罗斯拉夫究竟几次出征马左维亚，又是在哪几年呢？1041年的远征是毋庸置疑的。第2次是作为亲戚对卡西米尔的支援。初始汇编的编者因而把它直接放在卡西米尔娶雅罗斯拉夫之妹为妻之后，并把这些都放在同一年（1043年），而不理会出征的实际日期。这一报道就从这里由初始汇编以这种形式进入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因为它使用了这初始汇编的史料。但是，《往年纪事》的编者发现远征不是在1043年，而是在1047年，就把雅罗斯拉夫远征改在1047年条，而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在编纂时既用了初始汇编的材料，也用了《往年纪事》的材料。这就产生了把雅罗斯拉夫的同一次远征说成了两次：一次在1043年（根据初始汇编），第2次是在1047年（根据《往年纪事》）。这样在编年史中就出现了雅罗斯拉夫3次出征马左维亚。就因为表达“2”字产生的这一普普通通的错误（把“второе”“第2次”理解成“дважды”“两次”），在诺夫哥罗德的各编年史中又造成了一次远征。从此看来，远征过两次：1041年和1047年，既不是3次，也不是4次（《考证》上的观点略有差异……第282页）。我们还要指出，前面所引的编年史中雅罗斯拉夫对卡西米尔说的那段话有一个错误：“你父亲鲍列斯拉夫战胜我们的时候。”鲍列斯拉夫不是卡西米尔的父亲，而是祖父。嫁给卡西米尔的雅罗斯拉夫的妹妹在波兰史料中称为：玛丽娅·多勃罗涅加。

    ［571］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有下列报道：“雅罗斯拉夫出兵征讨立陶宛，而到春天开始修建诺夫哥罗德并把它建成”（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这里的“开始修建诺夫哥罗德”应理解为“修石砌城墙”。诺夫哥罗德第三编年史对此有所解释：“在索菲亚教堂一侧修建石头城。”

    ［572］ 这里指的是基辅什一圣母教堂。但是在许多后期的编年史（索菲亚第一编年史、沃斯克列先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中“在圣母教堂”这句话后错误地加上“在弗拉基米尔城”（指弗拉基米尔·扎列斯基城），而尼康编年史在“弗拉基米尔城”后又附加了下面一段解释：“那是使整个罗斯大地接受洗礼的弗拉季米尔公亲自建造的。”在这里不难看出，在后期编年史中反映了15——16世纪莫斯科政界的思想，莫斯科政界力图强调弗拉基米尔城及其庇护圣地————乌斯平斯基大教堂的意义（实际上，它是由安德列·鲍戈柳勃斯基于1158——1161年修建的）。

    ［573］ 这些话是弗谢斯拉夫死的1101年前写下的，但是这事情看来也不是1044年后马上记下的。关于这段记录的后期性质也可从身份的确定上看出来：勃里亚奇斯拉夫·伊兹亚斯拉维奇是“弗谢斯拉夫的父亲”。

    ［574］ 我们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的西诺达尔抄本见到关于这次奠基的更详细的材料：“3月15日，礼拜六，早上3点晨祷时，圣索菲亚大教堂起火被焚。弗拉季米尔公决定重建，于同年为诺夫哥罗德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奠基。”这样，照西诺达尔抄本的说法，弗拉季米尔·雅罗斯拉维奇是在木结构教堂烧毁后兴建了石结构索菲亚教堂。实际上，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索菲亚第一编年史都明白地说：木结构的索菲亚教堂是在石结构索菲亚教堂奠基后4年————1049年3月4日才被焚毁的，它是在诺夫哥罗德的杰季涅茨的另一处地方：即后来1167年索特科·斯梅季尼奇修建鲍里斯和格列勃教堂的地方（参阅索菲亚第一编年史和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的1049年条和1167年条）。然而，西诺达尔抄本的错误是很明显的：1045年3月15日根本不是礼拜六。西诺达尔抄本此段的编者用自己当时惯常的联想：石结构教堂一定是在木结构教堂烧毁后的地方重建。索菲亚第一编年史和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的报道就较为准确：1049年的3月4日正是礼拜六。

    ［575］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在此年条有下列报道：“3月4日，礼拜六，圣索菲亚教堂被焚毁。该教堂庄严华丽，位于皮斯库普利街的尽头，沃尔霍夫山丘上，即现今索特科修建的石结构的鲍里斯——格列勃教堂的地方”（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的6553年（1045年）条对圣索菲亚教堂火灾的报道则有所不同（见上注）。

    ［576］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的西诺达尔抄本在此年条还有下列报道：“斯维亚托波尔克（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出生。”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初级抄本此处还谈到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教堂举行净化仪式：“遵照雅罗斯拉夫王公、他的儿子弗拉季米尔及大主教卢卡的旨令，建成了诺夫哥罗德圣索菲亚教堂。”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其他编年史及索菲亚第一编年史还更准确地报道了净化仪式的日子：“在圣洁十字架节的时候”，即9月14日。

    ［577］ 这里说的是雅罗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的夫人————伊丽娜·英基格尔达，她是瑞典国王奥拉夫的女儿。英基格尔达是埃蒙多弗史诗中的一位主要人物，这部著作讲的是雅罗斯拉夫宫廷内的诺曼人。伊丽娜死在诺夫哥罗德（试比较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1439年条关于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教堂的伊丽娜灵柩：“是年，大主教叶乌菲米给弗拉季米尔大公之孙弗拉季米尔公的灵柩镀金并上册，同样也给他的母亲的灵柩上册并披上盖棺布，把他们的平常纪念日定为每年10月4日”）。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准确记载了伊丽娜去世的日期是2月10日（索菲亚第一编年史、沃斯克列先编年史、特维尔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索菲亚第一编年史有些抄本说是2月14日；伊帕季编年史说是“2月10日”看来是后期收入编年史的）。

    ［578］ 在15世纪以前，罗斯的总主教一般都由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在君士坦丁堡任命。智者雅罗斯拉夫为罗斯教会脱离拜占庭独立而斗争，他任命伊拉里昂为总主教，推翻了拜占庭教会的规定，只召集罗斯各主教大会来核准自己的选择。第二次类似的情况只是在12世纪，克利缅特·斯莫利亚季奇以类似方式被任命为罗斯的总主教。尼康编年史这样来解释雅罗斯拉夫的行为：“雅罗斯拉夫是弗拉季米尔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孙子，他和希腊不和，敌视希腊。雅罗斯拉夫召集自己罗斯的主教开会，按照神圣规则和圣徒章程来谋划：第一条圣徒规则是2至3位主教选一名统一的主教，按此神圣的规则和圣徒的章程，这些主教推选出罗斯人伊拉里昂为基辅和全罗斯国家的总主教，他不脱离东正教大牧首和希腊圣洁教规，独立行事，但保持当时那种敌视和虚伪关系。”雅罗斯拉夫选中伊拉里昂不是偶然的。首先这是一位罗斯人（“русин”；然而，希腊人极力想要委派自己的希腊人来担任罗斯的总主教），又是一位天才的布道者，他在自己的名著《教规和神恩讲话》中热忱宣传罗斯人民和罗斯教会的平等权利。

    ［579］ 别列斯托沃村是王公的村，离基辅不远，位于佩切拉修道院附近。

    ［580］ 还可以比较后面说的：“在老修道院下面的洞穴里至今还有这些斗室”；“挖了一个山洞，这洞穴现在就在新的修道院下面”。这些话不会早于1073——1074年写的，因为按《狄奥多西传》记载：新修道院是在此年间建成的。

    ［581］ 柳别奇————离切尔尼戈夫不远的一座城市，它位于“从瓦兰人到希腊人”的通道上。

    ［582］ 这里显然漏掉了俗名叫安东尼的人。A.A.沙赫马托夫推测这是由于取材于不同的史料（原初的故事和安东尼传），因而出现了缺漏：编年史家在别的一些地方当他没有把握确定某一史料时，也有类似的疏漏现象（《考证》……第269页）。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家（莫斯科，1851年，第45页）称俗名安东尼为安季普，但此说是否准确难以肯定。

    ［583］ 圣山————阿托斯山，它是南马其顿的拜占庭僧侣隐修的主要中心。阿托斯山许多修道院都建于哈尔基顿半岛的东岬。阿托斯山的僧侣隐修地，形成的准确时间不得而知。关于阿托斯山修道院的最早报道是在7世纪末。应该指出，早在11世纪前半叶罗斯在阿托斯山已有自己的修道院（克西卢尔加修道院，即“木结构”修道院或别的罗斯修道院），还有一座乌斯平斯基教堂。这座修道院早在11世纪30年代就已闻名，但是它建立的时间还要早，在一份日期为1016年2月的圣山文件的签名中可以看出：“修道士格拉西姆、罗斯修道院院长、受圣宠的神父，特此亲笔签字”（Actes de Lavra，ed.par G.Rouillard et P.Gollomp，I，Paris，1937， 18，第51——52页）。在科穆宁王朝阿列克塞一世皇帝（死于1118年）执政时期在阿托斯山的罗斯修道士达到鼎盛时期。从1169年起罗斯人在阿托斯山控制了潘特列蒙大修道院（详细可参阅：Б.莫申：《阿托斯山的罗斯人》，“Byzantio№slavica”Ⅸ，1，布拉格，1947年）。据猜测，安东尼削发地点在格鲁吉亚的伊维尔修道院。（卡里昂：《伊维利亚在罗斯文化史上的作用》）

    ［584］ 根据基辅——佩切拉圣僧传记载，安东尼住的不是伊拉里昂挖的山洞，而是瓦兰人挖的山洞：“他发现了山洞，住了进去，此洞原为瓦兰人所挖”（可参阅基辅——佩切拉圣僧传的卡西安第2版本，其中有“《佩切拉修道院为何得名》故事的作者涅斯托尔修士的住处”）。在基辅——佩切拉圣僧传的另一处（“关于圣父狄奥多尔和瓦西里”）说，瓦兰人挖此洞是为了做仓库：“圣安东尼传说，那是瓦兰人储藏拉丁器皿的仓库，因此该洞穴至今还被称为瓦兰山洞。”关于瓦兰山洞可参阅：И.马雷舍夫斯基《基督教在基辅发展初期的瓦兰人》，基辅1887年版，第24——25页。

    ［585］ 安东尼死于1072年或1073年。因此安东尼“挖洞”是在1032年或1033年。但是这和下一事实发生矛盾：按涅斯托尔写的《狄奥多西传》中说，安东尼任命瓦尔拉姆为第一位修道院长是在伊兹亚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执政时期，因而应是在1054年之后；试比较上述编年史中这样一句话：“伊兹亚斯拉夫得知安东尼的生活状况，就带上自己的亲兵队来请他为自己祝福和祈祷。”可是，根据基辅——佩切拉圣僧传的说法，基辅——佩切拉修道院建于智者雅罗斯拉夫执政时期。A.A.沙赫马托夫力图搞清史料中复杂的矛盾情况，可资参考。（《考证》……第257等页，特别是第269——275页）

    ［586］ 涅斯托尔写的《狄奥多西传》说，基辅——佩切拉修道院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建于6570年（1062年），它不是像编年史所说的那样由修道院院长瓦尔拉姆所建，而是狄奥多西所建：“伟大的狄奥多西当时选好了一块净地，离山洞不远，他想这是修建修道院的理想地方……时过不久就在那地方为至高无上的圣母和圣洁的玛丽亚建起了一座教堂，并修了四面的围墙和许多斗室，于是在6570年和师兄弟们住了进去。”基辅——佩切拉修道院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在被法西斯强盗毁坏前是基辅11世纪的一座最杰出的建筑典范。罗斯的许多城市和修道院都按荣誉大教堂（圣母升天大教堂）的样式修建了其他圣母升天教堂。

    ［587］ 伊兹亚斯拉夫所建的圣德米特里修道院位于何处，现今其准确地点已不得而知，但是近来出现了多次讨论，有人认为在基辅不久以前还一直以米哈伊尔金顶修道院著称的建筑，原来是伊兹亚斯拉夫建造的德米特里大教堂。特别是M.K.卡尔格尔持这一观点。他仔细地研究了古基辅的地形，教堂建筑技术的特点和位置，还研究了它镶嵌细工的题材和风格，得出了这一结论。伊兹亚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的儿子——雅罗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王公于1108年建造的米哈伊尔大天使教堂，曾是在父亲建造的修道院附近，看来它在蒙古占领基辅时被毁，后来在基辅的废墟上重建时，就以自己的名字给残留下来的德米特里教堂命名。M.K.卡尔格尔说伊兹亚斯拉夫的建筑是一个六根大柱顶立的三间长形堂组成的大殿，饰以浮雕，装璜华丽，镶嵌画像和壁画，还有镶嵌的地板和石板。

    ［588］ 基辅——佩切拉圣僧传上说的这位修道士是另一个名字：“叶弗列姆”，并且所报道的情况也不一样：“这位神圣的院长因此派了一位弟兄去君士坦丁堡见阉割派修道士叶弗列姆，抄写斯图季修道院的教规后带回，而叶弗列姆也马上秉承我们圣父的诏令，抄录了修道院的全部教规送给他。我们的父亲狄奥多西接见了他，让他在弟兄们面前宣讲，从此在自己修道院开始全面执行斯图季修道院的神圣教规，至今还有其布道的弟子”。（《基辅——佩切拉圣僧传》，Д.И.阿勃拉莫维奇主编，基辅1931年版，第39页）

    ［589］ 君士坦丁堡的斯图季修道院因执政官斯图季而得名，他在5世纪中叶修建了这座修道院。这座修道院以其教规严格而闻名于世。11世纪在拜占庭严格的僧侣生活已大为削弱。基辅——佩切拉僧团在拒绝拜占庭当时通行的教规、寻求严格的僧侣教规上可以看出，他们谴责当时希腊僧侣生活的现状。E.E.戈卢宾斯基在此同时指出，狄奥多西所实施的斯图季教规是阿列克谢大牧首经过特别严格审订过的，它除了斯图季文本外，还根据最古老的僧侣生活的经典规则（《罗斯教会史》，第1卷，第2部，第2版，第607——627页）。

    ［590］ 看来，这段以第一人称出现的这些话是《佩切拉修道院为何得名》的传说作者说的。它应和作者署名为涅斯托尔的基辅——佩切拉圣僧传中类似之处相对应：“当时，我是一个骨瘦如柴和不懂事的奴仆涅斯托尔，来投奔他。他接纳了我，我才17岁。”（《基辅——佩切拉圣僧传》，Д.И.阿勃拉莫维奇主编，基辅1931年版，第20页）

    ［591］ 按涅斯托尔编写的狄奥多西传说，佩切拉修道院建于1062年：“用不长的时间就在那地方为至高无上的圣母和圣洁的玛丽亚建成一座教堂，围上栅栏，修了许多修道的斗室，在6570年就和师兄弟们住了进去。从此这地方不断扩大，修道院也远近闻名，直到今天被称为佩切拉。”《佩切拉修道院为何得名》传记本段放在1051年，初看起来，它和《狄奥多西传》中说的修道院建于1062年有出入。和涅斯托尔写的狄奥多西传还有另一个明显的矛盾：涅斯托尔断言佩切拉修道院是狄奥多西修建的（参阅《狄奥多西传》：“它是圣父我们的狄奥多西修建的。”），而编年史则谨慎地表达了一种想法，说修道院的奠基者是狄奥多西的前辈安东尼：“许多王公、贵族和有钱人建造了不少修道院，但这些修道院都不是那种用泪水、汗水、祈祷和不眠之夜修造起来的，要知道，安东尼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白银，正如我已讲过的，他就是用泪水、汗水达到自己目的的。”实际上，看来这矛盾是不存在的：编年史把修道院的建立推到安东尼住进山洞的时刻，因为它寻求的是“佩切拉修道院从何得名”的答案，而《狄奥多西传》把修道院的开始理解为修道斗室的建成，并把斗室在狄奥多西时的出现作为标志佩切拉修道院建立的日子（不同于挖掘洞穴）。

    ［592］ 关于《佩切拉的狄奥多西传》在《往年纪事》中总的没有提过，只在1074年条讲到狄奥多西之死（“而现在简短地谈一下他的去世”）。可能，还会讲述这话指的正是1074这年条。但如果是这样，那这话是不确切的，因为那年条讲的不是狄奥多西的一生，而只是他的去世。然而，很可能《往年纪事》或它以前的汇编确有过佩切拉的狄奥多西生活的记述，但后来被某编年史家给删掉了。

    ［593］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在此年条补充道：“是年，开始了安东尼的佩切拉修道院，三位歌手来到基辅：他们从自己的祖地希腊来”（索菲亚第一编年史）。但是，由于基辅——佩切拉修道院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一问题早在古代就有争论，很多后期的编年史把这一报道放在其他年条。例如，里沃夫编年史把这一报道放在1017年条，阿弗拉阿姆卡编年史放在1037年条等。有的编年史把三位歌手的到达和罗斯建立教堂颂唱班相联系（特维尔汇编的作者，俄国皇室系谱等）。

    ［594］ 源于15世纪30年代汇编的各编年史中此处还有补充解释：“10月4日，礼拜天”（索菲亚第一编年史、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等），而马尔托夫编年史说，1052年10月4日确是礼拜天。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也有同样的报道，只是没提“礼拜天”。

    ［595］ 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娶君士坦丁·摩诺马赫皇室的公主为妻。他们于1053年所生的儿子弗拉季米尔，按母系称为摩诺马赫。拜占庭的皇族十分看重自己的亲属关系，一般不和西欧国家的王室联姻。然而，他们和罗斯王公结亲的情况并不少。弗拉季米尔·罗斯提斯拉维奇的女儿（沃洛达里亚）嫁给阿列克塞·科穆宁皇帝的儿子。摩诺马赫的玛丽查（或玛丽亚）嫁给了列昂·狄奥根，她的儿子瓦西利科·列昂诺维奇（马里曲奇）1136年死于罗斯。摩诺马赫的儿子姆斯提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的女儿（她的名字我们已不得而知）于1122年嫁给拜占庭的王子；基辅的斯维亚托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的孙女————叶夫菲米娅·格列鲍夫娜也于1193年出嫁拜占庭。从《拔都摧毁梁赞记》中得知，不甚知名的扎拉兹·叶夫普拉克西王公的夫人狄奥多拉也出身于拜占庭皇族等。

    ［596］ 雅罗斯拉夫的爵位称为“大公”，是否后来在抄写中加上去的呢？在伊帕季编年史上没有这个“大的”形容词，然而伊帕季编年史称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为“全罗斯的大公”。很明显，“全罗斯”这一称呼是抄写者后加的。因此，大公的称号只是在14世纪才开始的（M.A.季亚科诺夫：“谁是第一位“全罗斯的”王公？”，《图书学家》杂志，1889年第1期）。伊帕季编年史抄本在1015年条把弗拉季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也称为大公，但A.A.沙赫马托夫推测这里已是最后的时期所加。（《考证》……第401页）

    ［597］ 《训诫集》上说，雅罗斯拉夫的去世是在2月20日。

    ［598］ “告诫他们说”，这句话表明雅罗斯拉夫给自己儿子们的遗嘱不是书面的，而是口头的。的确，接下去整段都是一般的叙述，以致没有理由可以推测，编年史家手里有某种书面材料，比如遗嘱副本。编年史家转达的只是雅罗斯拉夫遗嘱最一般的内容。研究人员早已注意到编年史的1054年条和1073年条的联系，后者谈到雅罗斯拉夫儿子间的内讧情况（H.B.什利亚科夫：《智者雅罗斯拉夫一世大公逝世850周年》，圣彼得堡1907年版，国民教育部杂志单行本）。编年史家在描述雅罗斯拉夫儿子们的敌对行为时，曾两次提及他们违背了雅罗斯拉夫的遗训，可能因而把雅罗斯拉夫的遣嘱放在1054年，接近于1073年，是出于教诲的目的，不过编年史家正确表达雅罗斯拉夫的训诫是毋庸置疑的。（关于雅罗斯拉夫的“制度”可参阅A.E.普列斯尼亚科夫的著作：《王公的权利》，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34——42页）。

    ［599］ 雅罗斯拉夫这一席话是想在王族成员间分封时保留王位传给长子的原则。这一意图所依靠的不仅是家族和睦和家族服从的原则，而且由于把基辅王位传给长子之手而巩固基辅作为罗斯国家中心的地位。

    ［600］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989年条在王公名单中对雅罗斯拉夫3个儿子之间瓜分罗斯城市有较完整的叙述：“瓜分国土：长子伊兹亚斯拉夫得到基辅、诺夫哥罗德及基辅地区的其他许多城市；斯维亚托斯拉夫得到切尔尼戈夫及整个东部国土直到穆罗姆；而弗谢沃洛德得到佩列亚斯拉夫利、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别洛奥泽罗和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这段报道无疑反映了《往年纪事》前的初始汇编的内容。《往年纪事》把雅罗斯拉夫“安排”的部分城市抹掉了，认为它不符合柳别奇代表大会上对世袭城市划分办法的规定。首先抹掉的是诺夫哥罗德和东北部的一些城市。

    ［601］ A.A.沙赫马托夫认为，《往年纪事》的主要抄本都删掉了“而把弗拉基米尔城分给伊戈尔”这句话。这并非偶然：“这样做首先是为了迎合斯维亚托波尔克的政策，他把弗拉基米尔城据为己有，派他儿子雅罗斯拉夫去镇守，以提防达维德·伊戈列维奇会提出对弗拉基米尔城的要求；后者所根据的当然是雅罗斯拉夫的遗嘱”（《往年纪事》，彼得格勒1917年版，第25页）。人们注意到，A.A.沙赫马托夫把《往年纪事》第1版的编写和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联系在一起。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都保留着“弗拉基米尔城分给伊戈尔”这句话。因为这些编年史在编写过程中都使用了早于《往年纪事》的初始汇编的材料。特别是它保留在受索菲亚第一编年史影响的莫斯科科学院抄本中。

    ［602］ 拉夫连季编年史、拉济维尔编年史和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都是这么写的。可是在伊帕季编年史和赫列勃尼克抄本中，此处补上了曾被删除的伊兹亚斯拉夫所在的地方：“当时伊兹亚斯拉夫坐镇图罗夫城。”可是，在后期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我们看到不同的记载：“伊兹亚斯拉夫这时在诺夫哥罗德”（试比较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

    ［603］ 大斋戒的第一个星期称为狄奥多尔周。伊帕季编年史和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科米西昂抄本进一步明确了雅罗斯拉夫去世的日期：伊帕季编年史————2月20日；科米西昂抄本————2月。关于雅罗斯拉夫去世的日期可参阅：A.A.库尼克“我们能否知道雅罗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大公去世是在哪年哪日？”1897年；H.B.什利亚科夫“论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训诫书”，1900年第112页；H.B.什利亚科夫“智者雅罗斯拉夫一世大公去世850周年”，1907年；H.B.斯捷帕诺夫“解决编年史问题的时间一览表”，《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学部通报》，1908年第8卷，第2本。

    ［604］ 用雪橇运送遗体，这是古罗斯殡葬习俗的一部分。安葬弗拉季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1015年）、安葬鲍里斯和格列勃（1015年）、安葬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哈伊尔（1113年）及其他许多主公都是用雪橇运送的。

    ［605］ 安葬雅罗斯拉夫的大理石灵柩至今仍在基辅的圣索菲亚教堂。

    ［606］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在此处之后补充说：“派奥斯特罗米尔坐镇诺夫哥罗德。奥斯特罗米尔率诺夫哥罗德之兵去攻打楚德人而被楚德人所杀，和他一起阵亡的还有很多诺夫哥罗德人。后来，伊兹亚斯拉夫领兵出征楚德人，占领了奥谢克·克季皮夫，即松采·鲁卡城。”但是，从1057年的奥斯特罗米尔的福音书中看出，地方行政长官奥斯特罗米尔在6564——6565年（1055——1056年）还活着。由此可见，编年史的这一报道最初就没有准确弄清事情发生的年代。把它放在1054年（6563年），这是后期犯的错误。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其他报道也可能在年代上不准确。此报道提到的“松采·鲁卡”城位于爱沙尼亚的楚德州。编年史的同一年条在该处还有下列报道：“是年，大主教卢卡受到自己奴仆杜季卡的诽谤，他就离开诺夫哥罗德，而来到基辅，总主教叶弗列姆，也谴责了这件事，他在那里住了3年”（索菲亚第一编年史）。此消息在1058年条继续作了报道：“是年，大主教卢卡恢复在诺夫哥罗德的圣座，并行使自己的权力。他割掉了奴仆杜季卡的鼻子和双手”（同上；在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接下去还有《卢卡传》“对教士们”的训诫书）。值得注意的是尼康编年史在6563和6565年条对主教卢卡的敌人除了杜季卡外又增加了几名：“总主教叶弗列姆按杜季卡的言论给他定罪，并判决他的两个恶敌杰米扬和科兹马的诽谤罪。”后面又说：“奴仆杜季卡受辱：给他割掉了鼻子和双手，他逃往德国；还有他那狡猾的帮手科兹马和杰米扬罪有应得。”尼康编年史的报道很可能源于更早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科兹马和杰米扬是圣徒，是手工业者的庇护者。这里最初说的人是不是教民科兹马和杰米扬呢？如果是这样，那尼康编年史的补充一段证明，手工业者反对主教的社会运动是某种事实。这一社会运动被希腊人总主教所利用，以便把矛头指向罗斯人 主教。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在此1054年条谈到安葬斯维亚托斯拉夫后还补充说道：“从此把斯摩棱斯克分成三部分”（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特维尔编年史等把此报道放在1060年条。

    ［607］ 沃伊尼位于罗斯的佩列亚斯拉夫利以南，它是与草原地区接壤的边境城市。

    ［608］ 波洛韦次人是突厥族系的一支（可资为证的是一本小词典————《波洛韦次语解释》，它登载在马卡里叶夫每月读物8月大月份上第603页，以及14世纪初编纂的《拉丁——波斯——波洛韦次词典》，它珍藏在威尼斯）。他们以“波洛韦次人”和“科曼人”的名称闻名于拜占庭，以“库内人”闻名于匈牙利，以“基普恰克人”闻名于格鲁吉亚。波洛韦次人出现在南罗斯草原后，很快就征服了佩彻涅格人及残余的托尔克人，成为从雅伊克河到多瑙河的整个草原地区的真正主人。早在11世纪伊斯兰作家称整个这地区为“杰什特——伊——基普恰克”，即基普恰克（波洛韦次）草原（关于“波洛韦次人”可参阅A.И.波波夫：“基普恰克人和罗斯人”，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校刊，《历史丛书》第14期，列宁格勒，1949年）。

    ［609］ 6563（1055）年在《往年纪事》和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的委托抄本及科学院抄本中都被遗漏（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反映了先于《往年纪事》的初始汇编）。很可能，填写日期的编年史家被“伊兹亚斯拉夫在基辅开始执政”这一标题所迷惑，于是就在思想上把它归于6563年。

    ［610］ 这里动词“посадиша”（让他坐镇）用的是复数第三人称形式，完全合乎规律：因为这里说的是雅罗斯拉夫三个儿子的共同行动。

    ［611］ 戈利亚季人是生活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支不出名的部族。试比较伊帕季编年史1147年条：“尤里被派到斯维亚托斯拉夫那里，授命去斯摩棱斯克地区作战；斯维亚托斯拉夫出兵，在普罗特瓦河上游一带打败了戈利亚季人。”

    ［612］ 索菲亚第一编年史、尼康编年史、沃斯克列先编年史和普斯科夫编年史等加上一句：“被关押在普斯科夫。”

    ［613］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在此处补充报道说：“大主教卢卡（即日佳塔）从基辅出来，在科佩斯于10月15日逝世。是月，这位当了23年主教的灵柩运回安葬”（参阅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特维尔汇编的作者对“当了23年主教”这句话作了注解，“这里指的是卢卡在职的时间，不算他在基辅受诋毁的那3年（参阅前注606；他从上任到逝世一共是27年；他就是日里亚塔，更准确的是日佳塔或日季斯拉夫；按其罗斯的、非基督徒的名字称呼）。而阿克姆（即卢卡·日佳塔的前任主教）在诺夫哥罗德就任还不到3年。”————索菲亚第一编年史和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初级抄本在此年条还报道了伊兹亚斯拉夫远征索索尔人：“是年，伊兹亚斯拉夫出兵攻打索索尔人，战胜后索取贡物2000格里夫纳。他们下达命令，但后来被纳贡者所驱逐。来年春，索索尔人发兵前来，在尤里耶夫城扎营，烧毁城市和宫殿，荼毒生灵，干了很多坏事，他们一直打到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人出兵迎战，参战的还有诺夫哥罗德人，罗斯人阵亡达一千人，索索尔人更是不计其数”（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索索尔人————是生活在尤里耶夫以南、楚德湖以西的一个部族。然而，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初级抄本989年条的罗斯王公名单中说：“伊兹亚斯拉夫派自己儿子姆斯提斯拉夫坐镇（诺夫哥罗德）。”显然，其他编年史没有报道这一事件，应是发生在伊兹亚斯拉夫在诺夫哥罗德的1060年以后。

    ［614］ 编年史再次提到托尔克人只是在1080年，当时托尔克人进犯罗斯，但遭到败北。因此，写托尔克人的编年史家说他们“吓得至今还四处逃窜”，至少他是写到1080年。在1060年被罗斯王公们打败的托尔克人，于1064年渡过多瑙河，占领了多瑙河平原，灭了马其顿和色雷斯，然后逼近君士坦丁堡城下。在那里，希腊人以重金收买托尔克人，使他们返回。一部分托尔克人死于瘟疫；希腊人杀死和俘虏了很多托尔克人，其残部一部分定居在马其顿，一部分渡过多瑙河，被罗斯人分发到各城市居住。（B.Г.瓦西利叶夫斯基：《拜占庭和佩彻涅格人》文集第1卷，圣彼得堡1908年版，第26——29页）

    ［615］ 源于15世纪30年代的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在此年条还有下列报道：“是年，斯捷凡被任命为诺夫哥罗德的大主教”（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在此处之后，特维尔汇编还有下面一句意思不明的报道：“同年，罗斯提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在诺夫哥罗德”（显然，意思是“被立为”或“担任王公职位”）。但是，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989年条列举的王公名单中，却没有提到罗斯提斯拉夫曾是诺夫哥罗德王公。

    ［616］ 这是《往年纪事》记载世俗事件第一个确切的日期。在1061年前，《往年纪事》中只有和宗教仪式有关系的事件（如逝世的日子、教堂净化等所必须的祈祷仪式）才标出具体日期。从1061年起，准确记下世俗事件日期的链条就没有断，它清楚表明编年史是及时记下所发生的事件。同时，很有必要指出，在1061年第一次确切日期之后，往后的准确日期都是落在特穆托罗坎的事件上，而从1067年以后准确日期才又转回到罗斯。看来，这种情况应和佩切拉修道士尼康的活动相联系，他是在1062年从基辅去特穆托罗坎，而在1067年又回到罗斯：有充分理由肯定尼康就是编年史家。

    ［617］ 伊帕季编年史所写的波洛韦茨公的名字有所不同：说是“索卡尔”。B.H.塔季舍夫不知根据什么史料说，伊斯卡尔在1064年第二次进犯罗斯，但被伊兹亚斯拉夫所击败。（《远古以来的罗斯史》卷2，圣彼得堡1773年版，第117页）

    ［618］ 沃尔霍夫河河水倒流现象未必是编年史家或把诺夫哥罗德事件告诉编年史家那些人杜撰出来的。在诺夫哥罗德各编年史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河水倒流的事（6634年、6881年、6884年、7033年等）。据水文地理学家们证实：“在干旱年份，伊尔明湖的水位降低，就可以看到诺夫哥罗德附近的沃尔霍夫河有时出现暂时倒流的现象”。（《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西北地区》图书汇编，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103页）

    ［619］ 尼康编年史和特维尔汇编对此报道具体补充说：“从诺夫哥罗德。”C.M.索洛维约夫根据B.H.塔季舍夫观点认为罗斯提斯拉夫是从沃伦出逃的。M.C.格鲁舍夫斯基认为罗斯提斯拉夫是从切尔文地区的城市逃亡的，后来罗斯提斯拉夫的儿子们就在那里得到封邑。（《乌克兰史》，卷2，第46和363页）

    ［620］ 波列伊是基辅的军事将领。1078年条又一次提到他，当时他和其他几位有名望的基辅人在同波洛韦次人的交战中被打死。维沙塔是1043年弗拉季米尔·雅罗斯拉维奇远征拜占庭时的军事将领（参阅《往年纪事》）。在这次远征中，他被希腊人俘虏，眼睛可能被弄瞎，3年后才得以回到罗斯。他和他的儿子扬向编年史家讲述了自己的往事，对他们谈了自己的祖辈。扬·维沙塔季奇和维沙塔·奥斯特罗米里奇的祖辈交代得相当清楚：维沙塔是诺夫哥罗德地方行政长官奥斯特罗米尔的儿子，地方行政长官奥斯特罗米尔是地方行政长官君士坦丁的儿子。君士坦丁是弗拉季米尔一世、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舅舅、有名的多勃雷尼亚的儿子。多勃雷尼亚是姆斯季沙·斯维涅利季奇的儿子，姆斯季沙·斯维涅利季奇是伊戈尔的军事将领斯维涅利德的儿子。关于这门贵族的家族系谱情况，编年史家是从该族的后二位子孙的讲述中获得的。探讨维沙塔和扬讲述材料和该家族英勇斗争史的总趋势可参阅拙著：《往年纪事中的口头编年史》、《历史论丛》 17，莫斯科——列宁格勒1945年版；还可参阅《文史纲要》，第14页等处。

    ［621］ 有名的特穆托罗坎石碑和铭文的起源是和格列勃·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名字相关联。碑文写道：“6576年（即1068年），印吉克特6年，格列勃公在海水结冰时从特姆托罗坎到刻赤（刻赤海峡与特穆托罗坎相对的一座城市）丈量出海阔为8054俄文”（此石碑保存在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手稿部）。由此可见，格列勃早在1068年就成为特穆托罗坎的王公，但在1069年他已在诺夫哥罗德。关于特穆托罗坎石碑有大量的图书文献和极大的意见分歧。（A.C.奥尔洛夫：《11——15世纪罗斯碑文目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年版）

    ［622］ 哈雷彗星的出现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中记载于1066年。按天文学家推算，哈雷彗星出现于1066年3——4月间（近日点为3月27日）。它只是在1066年4月24日晚才开始出现。《往年纪事》把它记载于1065年，并不意味着编年史家出错误：编年史家只是大致确定它出现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在1065年条编年史家把这一报道和前面一段话联系起来：“是年，弗谢斯拉夫发兵”，它预兆弗谢斯拉夫开始内讧。

    ［623］ 基辅附近的一条河。

    ［624］ 日食发生在以前的1064年，因此编年史家才说出：“在此时之前”的话。按Д.O.斯维亚茨基的材料，日食发生在1064年4月19日白天的4时左右，它经过现今的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州，移向沃洛格达。（《以科学批判的观点看罗斯编年史中的天文现象》，科学院俄语和文艺部通报，1915年第20卷，第1本，第102——104页）

    ［625］ 民间迷信认为在日食时太阳被黑暗势力所吞食，这种说法流行于许多民族。

    ［626］ 接着所引用的关于不同“征兆”在历史上的全部事例，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及其续编都有记载，但编年史家不是直接从那里取来的，而是抄自罗斯编纂的年代记，如叶林的编年史摘录自哈马托罗斯及其续编的材料（A.A.沙赫马托夫：《往年纪事及其史料》古罗斯文学部著作集，卷4，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58——60页）。编年史家充分掌握了世界历史的材料，他们简单扼要地做出一份年代记摘录。

    ［627］ 安条克四世叶皮凡————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国王（公元前174——163年），他是犹太人的敌人。

    ［628］ 尼禄————罗马皇帝（公元54——68年在位）。

    ［629］ 查士丁尼大帝————东罗马帝国皇帝（公元527——565年在位）。

    ［630］ 摩里斯————拜占庭皇帝（公元582——602年在位）。

    ［631］ 君士坦丁五世·科普罗尼姆————拜占庭皇帝（公元741——775年在位），立奥三世·伊苏里亚的儿子。

    ［632］ 波普里舍————长度单位，长约700米。

    ［633］ “科托潘”一词来自中古时期的希腊文 χατεπχνω，意为首领、领导，也可能是总督。为什么科托潘要毒死罗斯提斯拉夫呢？B.B.马夫罗金根据编年史文中的真正含义报道推测，希腊人对罗斯提斯拉夫向高加索和大不里士方面的扩张深感不安（参阅1066年条的开始：“罗斯提斯拉夫在特穆托罗坎，向卡索基人及其他各族索取贡物，希腊人对此十分害怕”）。参阅B. B.马夫罗金的文章：“10——14世纪北高加索和顿河下游的斯拉夫——罗斯居民”，《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学报》，第11期，1938年第251页。同样可比较：A.H.纳索诺夫：“10世纪东欧历史中的特穆托罗坎”，《历史论丛》，第6期1940年，第96——97页。A.Л.亚科勃松则有不同的见解。A.Л.亚科勃松根据M.Д.普里谢尔科夫关于拜占庭似乎支持雅罗斯拉维奇三兄弟（伊兹亚斯拉夫、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谢沃洛德）联盟的见解，推测科托潘按照来自拜占庭的命令毒死这几位雅罗斯拉维奇的敌人————罗斯提斯拉夫（A.Л.亚科勃松：“11世纪的科尔松涅斯和基辅罗斯”，《列宁格勒大学通报》，1949年第4期，第109——110页）。然而，这种见解没有注意编年史文中所述（“希腊人对此十分害怕 ”），并且所根据的是M.Д.普里谢尔科夫的假设，而该假设本身还待证实。

    ［634］ 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科尔松人杀死科托潘是为了给被毒死的罗斯提斯拉夫复仇，并且此事是在科托潘回科尔松后立即发生的。B.B.马夫罗金在其文章“10——14世纪北高加索和顿河下游的斯拉夫——罗斯居民”（《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学报》，第11期，列宁格勒1938年版，第252页）中推测，科托潘是被那些关心同特穆托罗坎贸易的科尔松商人所杀。A.Л.亚科勃松对这一谋杀事件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正确指出，在编年史文中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科托潘是回到科尔松后立即被杀，并且其死正是由于他毒死了罗斯王公。更可能的是编年史家引用科托潘被杀的报道只是为了表明罗斯提斯拉夫被毒死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但是，A.Л.亚科勃松与编年史文本的历史观点相反，认为科托潘是在1073——1074年科尔松人起义时被杀的（A.Л.亚科勃松：“11世纪的科尔松涅斯和基辅罗斯”，列宁格勒大学学报，1949年第4期，第110等页）。关于罗斯提斯拉夫被害的全文均出于一人（尼康）之笔，他在1073年前是在境内工作，因此很显然，科托潘被杀时间应更早些。

    ［635］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在6574年（1066年）条记载：“弗谢斯拉夫出兵占领了诺夫哥罗德，掳走许多妇女和儿童；从圣索菲亚教堂取走了大钟。————噢，那时的灾难是多么深重啊！他们还抢走了枝形大吊灯。”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兼收了《往年纪事》和西诺达尔抄本原始本的报道，不过还是有新的细节，诺夫哥罗德被占直到涅列夫大街的尽头：“在6575年（1067年）（根据《往年纪事》作了修改————作者）勃里亚奇斯拉夫的儿子————波洛茨克的弗谢斯拉夫挑起内战，并占领诺夫哥罗德，直到涅列夫大街的尽头，圣索菲亚教堂被烧毁和抢劫；抢走大钟和枝形大吊灯”（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看来，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初级抄本在989年条，列举罗斯王公名单时讲的正是诺夫哥罗德人的失败，接着谈到诺夫哥罗德的洗礼：“伊兹亚斯拉夫派自己的儿子姆斯提斯拉夫坐镇（诺夫哥罗德）。对方在切列赫 （普斯科夫附近的一条河）附近战胜了他们 ，他们逃往基辅 ，对方夺取城市后收兵 ”。此段报道包含在其他任何编年史中都见不到的古代其他历史资料。两年后，姆斯提斯拉夫已在基辅。

    ［636］ 关于斯维斯洛奇河（别列津纳河右岸的一条支流）河畔的明斯克城。可参阅M.H.季霍米罗夫的著作：《古罗斯城市》，莫斯科1946年版，第88页。

    ［637］ 涅米加，大概是条小河，明斯克城位于它的河畔，现已枯竭，它是斯维斯洛奇河的支流。

    ［638］ 伊帕季编年史记载的日子有所不同：“6月 10日”（沃斯克列先编年史和尼康编年史也是这样）。

    ［639］ 尔沙，可能是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个村镇，但也可能是一条河流。

    ［640］ 源于15世纪30年代的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中在此年条还有下面一段补充报道：“大主教斯捷凡来到了基辅，在那里被自己的仆从勒死”（参阅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这里说的是诺夫哥罗德的主教斯捷凡————卢卡·日佳塔的继承人。

    ［641］ 从此句到“按上帝的旨意，我们由于自己的罪过而受到惩罚”这句止，是引自《关于上帝惩罚的训诫》一文而插进编年史的。一些人对《训诫书》的研究认为，它的作者是佩切拉修道院的狄奥多西，但此说根据不足（对此可参阅：H.尼科尔斯基：《罗斯作家及其著作的时间资料》（10——11世纪），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170等页）。它被采纳进编年史无疑是来源于罗斯，《训诫》破坏了编年史叙述行文的连贯性：“由于我们的罪孽，上帝纵使一些异教徒进攻我们，结果罗斯的王公出逃了，波洛韦次人取得了胜利。伊兹亚斯拉夫和弗谢沃洛德逃往基辅……”编年史家把被《训诫书》插入而破坏了联系的地方用下面一句话接上：“让我们再回到先前叙述的内容上来。”看来，这《训诫》是在1068年罗斯王公在阿尔塔河惨败之后编写的，由于这次失败引起罗斯社会许多阶层的不满。一开始是措辞激烈地抨击罗斯王公的内讧和“异教徒”的入侵。在中间阶段，用相当篇幅取材于《谈旱灾和上帝的惩罚》，可以读到罗斯的《金流》（ ）手册（宗教上的论证在中世纪文学作品中往往得到重复）。最后阶段，《训诫》又密切联系罗斯的实际。

    ［642］ 尼康编年史对迷信的人遇见什么会是不祥之兆的那些说法作了很有意思的补充：“或是遇见女修道士，或是牧师，或是妻子，或是林中之马”；对《往年纪事》中说的“那就往回走”一句，尼康编年史还补充说“那就吐口唾沫，然后往回走”。

    ［643］ русалии————追念已故祖宗的节日。

    ［644］ 显然，伊兹亚斯拉夫不肯武装基辅人，他担心日后他们会用这些武器来对付他本人。

    ［645］ 为什么基辅人对科斯尼亚奇科将军不满，现不清楚。B.H.塔季舍夫根据我们不知道的史料说，人们把对波洛韦次人战争的失败归罪于他（《从远古起的俄罗斯史》，卷2，圣彼得堡1773年版，第120页）。科斯尼亚奇科在雅罗斯拉维奇法典的一个标题上被说成是法典的一位编纂者。

    ［646］ 指的是波洛茨克主公勃里亚奇斯拉夫·伊兹亚斯拉维奇的邸宅。

    ［647］ 王公官邸的前廊在二层楼，它是室内长廊，下面是大支柱。前廊很宽敞，常常在那里设宴或举行会议。

    ［648］ 曾请求伊兹亚斯拉夫发给武器和马匹的那些起义的基辅人，立弗谢斯拉夫为王公。《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对此有如下的描述：“在特罗扬第7世纪（推测是指多神教的特罗扬神的最后一个世纪；另一种说法是多神教时代的末尾————作者），弗谢斯拉夫为自己心爱的姑娘算命占卦（试试基辅的运气————作者）。他用狡猾手法（机智地————作者）藏在马后 ，跃上马奔向基辅城……”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远征记》把弗谢斯拉夫得救的主要原因归功于他自己的积极行动。

    ［649］ 编年史上的原文“кунами и белью”，其中的“белью”是什么意思，不清楚。是不是小银币（像有些研究人员推测的那样），或是灰鼠皮。无论如何，此处应注意伊帕季编年史的说法，在那个文本中，“белью”这个词为“скорою”，即兽皮一词所代替（原文变成“и кунами и скорою”）。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初级抄本也是这样（“и кунами и скорою”）。因此，“куна”显然不是毛皮，因为它是和毛皮相并列，而“бель”和“скора”（毛皮），很明显就是同一种东西。

    ［650］ 伊兹亚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逃往波兰，投奔鲍列斯拉夫二世。1069年伊兹亚斯拉夫伙同鲍列斯拉夫一起，出征波洛茨克的弗谢斯拉夫。伊兹亚斯拉夫和波兰人的结盟被罗斯居民看成是对罗斯人民的背叛。1069年，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谢沃洛德要求伊兹亚斯拉夫离开波兰人作为他返回基辅的必要条件；他们派人对他说：“弗谢斯拉夫逃跑了，不要把波兰人带到基辅来，这里没有你的敌人；如果你不想引起众怒和毁坏城市，那你要明白我们会为失去王位而可惜。”伊兹亚斯拉夫“留下了”波兰人，随身只带上“少数”几个人回到基辅。在基辅他把波兰人遣散各地供养，其结果引起民众的愤怒：“人们纷纷暗杀波兰人”（参阅1069年条）。伊兹亚斯拉夫在鲍列斯拉夫之后向亨利四世皇帝（1074年末）和格雷戈里七世教皇求援。

    ［651］ 斯诺夫斯克城位于切尔尼戈夫公国，在斯诺夫河注入捷斯纳河的交汇处，今名谢德涅夫，它是谢维里安族地区的一个最古老的中心。

    ［652］ A.A.沙赫马托夫认为此段是从11世纪切尔尼戈夫某编年史摘录下来插进去的。在《往年纪事》的其他任何地方再没有反映过。但这种观点还没有充分有力的根据。

    ［653］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此年条，在讲了弗谢斯拉夫逃往波洛茨克后，还有下面一段消息，是《往年纪事》上所没有的：“是年秋季，10月23日，在主的兄弟圣雅各纪念日，礼拜五，6时所有……（此处下页角被撕缺————作者）都来到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人出兵迎战，在兹维里涅茨附近科泽姆利一带；上帝帮助了格列勃王公和诺夫哥罗德人。噢，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战斗啊！他们的人死伤无数；而王公本人被上帝拯救出来；一大清早，弗拉季米尔在狄奥多尔主教时期的诺夫哥罗德圣索菲亚教堂附近找对圣洁的十字架。”源于15世纪30年代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没有这么详细），然而它还解释说，弗谢斯拉夫从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教堂拿走了找到的十字架：“一大早，弗拉季米尔在圣索菲亚教堂，殿堂上得到十字架，但弗谢斯拉夫王公派军队在圣索菲亚教堂把它抢走”（参阅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还要指出，1069年10月23日确是星期五。

    ［654］ B.B.马夫罗金对此威胁写道：“是谁会想移居希腊呢？是农民、手工业者、奴仆吗？当然不是。这种威胁只能来自那些与希腊有关系的人，并且还是关系密切、在物质上有联系的人。又是谁会害怕由于伊兹亚斯拉夫的政策不当，并对波洛韦次人截断通往拜占庭的商道斗争不力而会失掉这种联系呢？这只能是那些亲希腊的商人（如此称呼那些同希腊做生意的人————作者）”。（B.B.马夫罗金：《左岸乌克兰史纲》，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170——171页）

    ［655］ 佩切拉编年史家这一段严厉地抨击，应和他同情（1068年条）起义者解救弗谢斯拉夫的事联系起来。显然，佩切拉编年史家在这种情况下是站在“基辅人”一边，他如此激烈地抨击对基辅人的镇压。这就是为什么伊兹亚斯拉夫从波兰回来后，接着就镇压了佩切拉的安东尼：“那时，伊兹亚斯拉夫从波兰打回来，由于弗谢斯拉夫而伊兹亚斯拉夫把愤恨都发泄在安东尼身上，夜里派兵去切尔尼戈夫逮捕了安东尼”（1074年条；但事件本身为时更早）。在斯维亚托斯拉夫时期，在1073年佩切拉修道院又和基辅公发生严重分歧。关于斯维亚托斯拉夫和佩切拉的狄奥多西的敌对情绪可参阅《基辅——佩切拉圣僧传》。（Д.И.阿勃拉莫维奇主编，基辅1931年版，第66——69页；参阅《文史纲要》，第82等页）

    ［656］ 看来，伊兹亚斯拉夫害怕人民起来造反，而造反一般都开始于集市场所。他把集市搬到山上，即搬到城里。在那里便于对暴动的控制。

    ［657］ 独立第三格的语法结构（“всеславу же ”）在这里明显被割裂。可能此处曾有“波多尔山麓”几个字，见于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至少，西诺达尔抄本这几个字是抄自基辅编年史的，因为它指的是基辅的“波多尔”（在诺夫哥罗德没有波多尔这地方）。此外，还应注意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托尔斯多夫汇编第145号编年史的那则报道（和特维尔汇编差不多），那里说：“弗谢斯拉夫逃往瓦兰人。”

    ［658］ 据伊帕季编年史解释：“在维杜比茨”，因此这里说的是维杜比茨修道院。该教堂于1088年举行净化仪式。

    ［659］ 罗斯托维茨和涅亚京是位于基辅西南的两座城市。

    ［660］ 戈洛季奇斯克————波洛茨克公国的城市。

    ［661］ 巫师的这段“预言”应和基辅人在1069年对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谢沃洛德说的话相比较，当时基辅人说：“我们就烧毁城市，投奔希腊。”编年史家把巫师的“预言”放在1071年条时，说了一个模糊的时间：“在那时”，以区别于在同年条所引用的关于雅罗波尔克战胜弗谢斯拉夫的报道，其时间定为“同年”。根据和上面所引证的1069年基辅人的威胁相比，可以想象巫师的“预言”就发生在那一年————1069年。把1067年基辅人的起义，特别是与古罗斯多神教的反响联系起来，不是偶然的。这次起义把波洛茨克的巫师王公弗谢斯拉夫推到罗斯国家的宝座上（试比较《伊戈尔远征记》中对他的描述）。

    ［662］ 下面是一段关于巫师在别洛奥泽尔起义的长篇故事，其次是讲诺夫哥罗德人访问魔法师的故事，以及在格列勃公时期巫师出现在诺夫哥罗德的故事。这三篇故事都集中在1071年，并不是因为它们都是发生在1071年的事件，而是因为编年史家出于劝谕的目的决定把所有关于巫师的故事都集中在一处。于是他把这都放在1071年条，但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清楚。巫师起义的时间不明确，编年史家本人的说法是：“由于一场 歉收……。”在收集于1071年的所有关于巫师的故事中，有一个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特点：在所有故事中有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想驳倒民间相信似乎巫师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未卜先知的才干。

    ［663］ 因此，起义的矛头指向囤积居奇的“富裕的妇女”。H.H.沃罗宁分析这次起义的原因时写道：“按动机而论，这次起义的原因和1024年起义的原因很相近。如同当时那样，起义和伏尔加河有联系————看来，伏尔加河流域的商业贸易格外加快了公社的解体和“富裕者”阶层的飞速形成；因而在这里公社内部的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根据民族学的对比情况判断，这一享有特权的公社上层分子“掌握公共积累”，目的是作为集体举行祭祀之用，而在饥荒岁月，就作为公共保险储存，以减轻“荒年”的灾难（H.Л.冈达季：“曼兹人多神教信仰的痕迹”，《自然科学、人类学业余研究学会通报》，卷46，第4分册，第51页）。但是这些公社的储备对于所有社员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富裕的人们”篡夺了这些公共储备；用巫师的话说：“他们藏匿余粮等储备品”，可能利用这些储备品来奴役公社社员。这些储备物资由“富裕妇女”，即“富有的大家族”（1073年《斯维亚托斯拉夫选集》用语）管理支配，因此起义者的矛头指向他们。按照巫师的观念，只有逐个消灭这些“富裕妇女”没收他们的“财产”，把“财富”重新归到公社所有制的怀抱，恢复父权制氏族社会的“黄金时代”，那时就不会再受财产不平等和压迫的痛苦折磨了”（H.H.沃罗宁：“11世纪斯麦尔德的起义”，《历史杂志》，1940年第2期第56页）。参阅起义的文献：Б.Д.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487——488页；A.B.阿尔齐霍夫斯基和C.B.基谢廖夫：“1071年斯麦尔德起义史”，《物质文化史问题》1933年第7——8期；A.B.阿尔齐霍夫斯基：“苏兹达尔——斯摩棱斯克的封建制产生的考古材料”，《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史问题》第11——12期，1934年；M.H.马尔蒂诺夫：“11世纪后半期伏尔加和舍克斯纳一带斯麦尔德的起义”，《沃洛戈达师范学院学报》，1948年，卷4。

    ［664］ 这件事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根据民族学的材料多多少少可以想象往年纪事出来。据П.И.麦利尼科夫（佩切拉修道院的修士）在“莫尔多瓦的概况”一文中说：“为莫梁节”（为祭祀莫尔多瓦神的祈祷————作者）准备所需祭品的征集仪式很有特色。在我们看来，这一仪式有助于解开对涅斯托尔编年史中迄今还不理解的一个地方。酿酒人被派往乡村去征集祭品，并选出代表陪他前去，乡村中预先就知道他们来征收的日期，于是妇女们在到来的前夕就已进行准备。缝制3——4个或更多的粗麻布小口袋，口袋上钉2根长绦带或小线绳。女主人往一个口袋里装进1——2磅或更多的面粉，这要看在即将举行的祈祷仪式上有多少祈祷者；往第2个口袋里装进加蜜的红甜菜；往第3个口袋里装进几个格里夫纳钱；往第4个口袋里装进加奶油的红甜菜，往第5个口袋里装进加鸡蛋的红甜菜等。然后用干净的粗麻布蒙上桌子。整齐地摆放上为征集人准备的大小口袋……当代表打开小屋的门，屋里在炉口前的小平台上点着灯，炉前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大小口袋。在他面前站着已出嫁的家庭主妇们，她们背朝着门；她们的肩和胸房直到腰部都裸露着……酿酒者和代表走进小屋，在门旁站下，一位拿着木桶，另一位拿着一把祭祀用的刀，他们大声地朗读恰姆——帕萨、安格——帕佳和尤尔托瓦——约扎伊萨的祈祷词。这时一位年长的出嫁主妇双手抓住装面粉的口袋绦带，经过头顶把它向后甩到自己裸露的肩膀上，不回头地退着走到门口。当她这样走到收集人的跟前时，酿酒人在她背后下面放上一只圣桶，而代表一只手拿口袋，另一只手5次轻轻刺那走近的女人的裸露的肩和背，向安格——帕佳念着祷词，然后割断绦带；口袋掉进木桶，而缎带的绳头还留在主妇的手里。她头也不回地走向桌子……（《全集》圣彼得堡1908年版，卷7，第451——452页）。罗斯年代记作了这样的解释：“从皮下取出粮食。”

    ［665］ 斧头常常充当斯麦尔德或群众义勇军的武器（例如利皮查之战）。另一方面，扬无论对斯麦尔德，还是后来对格列勃王公都用过斧头。这是否意味着起义的斯麦尔德被认为是不值得用剑去对付的敌人呢？

    ［666］ 这句威胁的话可以和智者雅罗斯拉夫对“法官”（《简本罗斯法典》第42条为“偿命金征收者”）的指令相比较。这指令中说，法官在审判地点和收取罚金（偿命金）地点停留时间不得超过一周，此令与法官及其助手、随从保卫人员的供奉完全由当地居民负担有关系（Б.A.罗曼诺夫注释）。

    ［667］ 这些巫师坚持他们只能受王公本人的处置，而不是他的侍从————扬。这一般是根据雅罗斯拉维奇法典第33条（《罗斯法典》，教学参考书，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15页和第52页）。这一条规定，如果有谁未奉王公的命令就“拘禁”（即将要审判和处罚）斯麦尔德，则处以3格里夫纳的罚金。《往年纪事》这段故事表明，巫师这一要求与他们的坚定想法有关。他们相信，王公本人的审判是他们的神灵对他们所作的保护。他们坚信扬拷打他们是非法的。［“你不能”在这里应该理解成不是指生理上办不到，因为巫师们坚持自己的要求（“我们应由斯维亚托斯拉夫来处置”）已经是在扬拷打了他们之后，即扬已经能够任意“处置”巫师了。］而扬（这整个故事就是以其话编写的）对“王公的旨意”不是理解为王公亲自审判，而是王公授意的全权法官的审判，而在这故事中他就是这样的法官。既然法典第33条以其立论是一种对斯麦尔德倾向性的保障，那巫师在本故事中的观点应看成是在罗斯封建国家初期的历史上一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表现（B.A.罗曼诺夫注释）。

    ［668］ 古罗斯认为拔掉或剪掉胡须是对人格的最大侮辱。1174年姆斯提斯拉夫·伊兹亚斯拉维奇极大地侮辱了安德列·鲍戈柳勃斯基，命令把安德列派来的使者————战士米赫纳的胡须剪掉。编年史家说：“安德列听了米赫纳的汇报后，脸都气歪了，重新筹集军队”（伊帕季编写史1174年条）。《罗斯法典》简本第8条规定：损坏他人胡须，课以12格里夫纳：此数为砍断他人手指赔偿费的4倍多。

    ［669］ M.H.季霍米罗夫对此写道：《罗斯法典》简本第一条规定了为死者复仇的程序（如果某人杀害了某人，那么被害人的兄弟可为其兄弟复仇，儿子可为其父复仇，父可为其子复仇，或侄子为其叔伯，亦可外甥为其舅父复仇。如果没有复仇者，那凶手应处以40格里夫纳的罚金）。945年罗斯和希腊的条约中对这一复仇习俗规定如下：“如果基督徒杀死罗斯人，或罗斯人杀死基督徒，那受害者的近亲抓住凶犯就可将其处死。如果凶犯潜逃，一旦被抓住，就可没收其财产给死者的近亲；如果抓不住（凶犯），就一直到找到为止，找到后将其处死。”无论是《罗斯法典》简本，还是945年的条约，我们从中都看到血亲复仇的现象，但也不难看出法典和945年条约之间已有巨大的差别。条约讲的是由近亲复仇。因此我们面前还是氏族关系。古老法典规定只限于直系近亲复仇。K.C.阿克萨科夫注意到古老法典的这一特点：“这里明显地表明家庭的界限，而不是氏族的界限”（K.C.阿克萨科夫，全集卷1，第104页）。因此我们看到古老法典的规定和945年条约之间的重大差别。法典第一条和945年条约的类似条款相比，明显具有较后期的特征。不能说《罗斯法典》简本第一条就特别古老，甚至在11世纪后半叶对罗斯的一些州来说，它也不是古老的。1071年扬·维沙季奇在别洛奥泽罗镇压巫师的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编年史家借用扬的嘴向受到巫师加害的人提出的问题就很有特色：“你们之中有谁的亲属被他们杀害？”受害者回答：“我的母亲被他们杀了，另一个人有一个姐妹，还有一个人是女儿被害。”这正是死者近亲圈子里的人，按《罗斯法典》简本的说法：父亲（或母亲），兄弟（或姐妹），儿子（或女儿），家庭中的直系亲属都可复仇。扬说：“为自己的人复仇吧”，这只是补充说明复仇者的范围特征。（M.H.季霍米罗夫：《罗斯法典研究》，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版，第52——53页）

    ［670］ 故事此处一般和《罗斯法典》详本，第2条相对比，其表明：智者雅罗斯拉夫死后，他的儿子们伊兹亚斯拉夫、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谢沃洛德————同自己的谋士（克斯尼亚奇科、佩列涅格和尼基福尔）一起聚会，决定废除“血亲复仇”（即“报杀亲之仇”）改为以罚金偿命。王公们这次聚会是在1072年（M.H.季霍米罗夫：《罗斯法典研究》，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版，第65页）。我们故事的作者显然是十分同情扬对复仇的这一召唤，这反映了作者保守的立场，反对用罚金来代替复仇。这为一些研究人员（如Б. A.罗曼诺夫：《古罗斯的人和习俗》，列宁格勒1947年版，第126等页）提供证据，认为我们的故事叙述者（和扬）在对待雅罗斯拉维奇法典第33条的立场是抨击性的，而巫师对第33条的认识相应是这些王公立法者的主张（Б. A.罗曼诺夫注释）。

    ［671］ 格列勃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担任诺夫哥罗德王公的呢？这在编年史中没有记载。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初级抄本于989年条在罗斯王公名单中提到：“斯维亚托斯拉夫立自己儿子格列勃（在诺夫哥罗德）为公。”从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的西诺达尔抄本中得知，格列勃于1069年就已在诺夫哥罗德。格列勃曾在1064年被驱逐出特穆托罗坎。1067年在诺夫哥罗德统治的是姆斯提斯拉夫。因此格列勃开始担任诺夫哥罗德王公是在1068年或1069年（1069年姆斯提斯拉夫已在基辅）。

    ［672］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指出了主教的名字是狄奥多尔：“于是打算杀死主教狄奥多尔”（索菲亚第一编年史，试比较叶尔莫林编年史、利沃夫编年史、年代记等）。在本故事及以后提到诺夫哥罗德主教时，都填写狄奥多尔的名字。

    ［673］ 特维尔汇编在此年条补充说：“伊赛亚被任命为罗斯托夫主教。”此报道来源于记述圣徒生平的文学。

    ［674］ 鲍里斯和格列勃的遗骨是从哪里迁来的呢？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对此作了回答：“鲍里斯和格列勃的遗体从里托迁至维什戈罗德安葬。”然而后来才确定鲍里斯和格列勃的遗体就在维什戈罗德本城从一个教堂迁至另一个教堂。尼康编年史是这样理解事情的，它指出：“圣殉教者的干尸从维什戈罗德迁葬。”

    ［675］ M.H.季霍米罗夫认为：“教堂庆典或许与解决纯政治问题有关系。”在此次维什戈罗德会议上制定了雅罗斯拉维奇法典（《罗斯法典研究》，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版，第64——65页）

    ［676］ 在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中，这一名单有些不同：“总主教基辅的格奥尔基及另一位涅奥菲特 ————切尔尼戈夫的主教，佩列亚斯拉夫利的主教彼得，别洛戈罗德的主教尼基塔 ，尤里耶夫的主教米哈伊尔”（索菲亚第一编年史和其他一些编年史）。尼康编年史写的不是“别洛戈罗德的主教尼基塔”，而是“别洛戈罗德的主教斯捷凡”，在尤里耶夫的主教米哈伊尔之后，又加上“霍尔姆的主教伊凡”。史料中所作的这些更改原因不详。

    ［677］ 这里讲的是哪座“圣救世主”修道院，不清楚。看来，这是别列斯托沃救世主修道院（在基辅郊区别列斯托沃村）。可能，1096年条提到的正是这座别列斯托沃救世主修道院。它用自己修道院长“格尔曼涅奇”或“格尔曼”的名字而命名。（E.E.戈卢宾斯基：《罗斯教会史》，卷1，第2部，莫斯科1904年第2版，第585——586页）

    ［678］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鲍里斯和格列勃干尸的迁葬不是当时马上写就的，而是后来，至少过了20——30年才写成的。“该教堂现在依然存在”这句话的插入才显得得体。此条是根据维什戈罗德教堂的笔记写成的，对此我们可根据附于涅斯托尔的传记性作品：《鲍里斯和格列勃的故事》的后期叙述中判断出来（《考证》……第56——57页）。在编年史1072年条中，对维什戈罗德的记载作了删减，删掉了切尔尼戈夫的主教涅奥菲特的名字和格列勃的指甲落到斯维亚托斯拉夫长帽上的情节（《鲍里斯和格列勃传记及为他们举行的宗教仪式》，Д.И.阿勃拉莫维奇主编，彼得格勒1916年版，第55——56页）。

    ［679］ 关于鲍里斯和格列勃干尸的迁葬日期，伊帕季编年史提出另一个正确的日子————5月20日。干尸迁葬只有礼拜天才能举行，而1072年5月20日（不是5月2日）正是礼拜天。涅斯托尔写的《鲍里斯和格列勃的故事》上提的也是这个日子————5月20日。把日期改成5月2日的是后期的编年史家干的，他把1072年的迁葬和1115年的迁葬搞混了，1115年的迁葬的确是5月2日。

    ［680］ 特维尔汇编在这句话之后还有一个计算的年表：“从他（圣鲍里斯）被杀到迁葬为57年；从圣格列勃入殓到迁葬为53年，而未被安葬达4年，因为雅罗斯拉夫正和斯维亚托波尔克作战，所以顾不上圣者（鲍里斯和格列勃）的遗体，只考虑当场的战争。”

    ［681］ 拜占庭的编年史根据圣经的传说记载，塞特（亚当的第3子）的后代犹太人占领了巴勒斯坦后，残杀了其本土居民：似乎是含的后代————迦南人。

    ［682］ 下面讲的狄奥多西逝世的故事与基辅————佩切拉圣僧传中所讲的故事不完全一致（《基辅————佩切拉圣僧传》，Д.И.阿勃拉莫维奇主编，基辅1931年版，第71——74页）。

    ［683］ 狄奥多尔·季隆周是大斋期的第一周。

    ［684］ 在礼拜五，即所谓拉撒路礼拜六（大斋期第6周的礼拜六）的前夕。

    ［685］ 指复活节前的礼拜日。

    ［686］ 指复活节。

    ［687］ 复活节是基督教的重要节日之一。据《新约圣经》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后第3天复活了。教会认为，耶稣复活不是精神性的复活，而是死去那个肉身的复活，并于第40天以此肉身升入天堂。耶稣死而复活是基督教教义关键一环，表明基督“战胜了死亡”，确是上帝的儿子，世人的救主。据尼西亚宗教会议规定，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礼拜日（于3月21日至4月25日之间）为复活节。东正教的复活节在具体日期上常比西方天主教迟两个星期。（译者注）

    ［688］ 金钣（било）————这是一种金属板，小教堂用它来代替大钟。

    ［689］ 即阿利塔。

    ［690］ доместник（来自希腊语 ）————教堂唱诗班的领班。

    ［691］ 然而，以下叙述的整段故事都不是发生在斯捷凡任修道院院长时期（他接替狄奥多西主持工作），而是发生在佩切拉的狄奥多西时期：达米安去世比狄奥多西还早，叶列米亚还记得罗斯大地受洗礼的情况，即使如此也未必能活过狄奥多西。马特维生活在狄奥多西时期，不过他的寿命比狄奥多西长。伊萨基是在安东尼主持时被收进修道院的，死于修道院院长约安时期。对修道院教士们的整体描述（从“这些修道士就像星球一样光照全罗斯”开始），看来也是对狄奥多西时期修道士情况的描述。但是关于佩切拉苦行者的故事中，有些情节是属于较后时期的。例如，马特维在教堂里尼康修道院长参加仪式迟到的地方看见驴子的故事，明显是在1038年（尼康于此年逝世）以后插进编年史的。修道院编年史在修道院长在世时是决不允许这么写的。在1074年的叙述中还有一处反尼康的越轨行为：在伊萨基的故事中说：“并因而受到尼康修道院长的殴打。”在伊萨基的故事中还有一处指出这个故事写于1088年之后：提到约安修道院长，他是1088年之后才被任命为院长的（“约安修道院长和众修道士为他遗体更衣整容后才安葬了他”）。

    ［692］ 关于杰米扬，在涅斯托尔写的狄奥多西传中有类似于编年史的叙述。在基辅——佩切拉圣僧传中直接证明，至少《往年纪事》的这一部分是出自涅斯托尔的手笔：“作为圣徒的涅斯托尔在编年史中记述了圣徒神父们：杰米扬、叶列米亚、马特维和伊萨基。”的确，在《往年纪事》中，讲述了杰米扬的故事之后，还讲了叶列米亚、马特维和伊萨基的故事。基辅——佩切拉圣僧传的编者在另一处谈到涅斯托尔时说：“他写了编年史。”这里说的“编年史”正是指的《往年纪事》。根据上面说的这些情况，这里说涅斯托尔写编年史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往年纪事》在13世纪注明作者是涅斯托尔。（《基辅——佩切拉圣僧传》，Д.И.阿勃拉莫维奇主编，基辅1931年版，第126页和第133页）

    ［693］ 这是一种粗毛衣服，有些修道士穿它是为了“磨炼身心”。

    ［694］ 洛科奇（肘尺）————古时的一种长度单位，即自肘到中指尖的长度，约合半米。详细可参阅注87（译者注）。

    ［695］ 圣饼是一种在举行圣餐祈祷时食用的面包；圣餐祈祷是基督教的圣礼仪式之一。

    ［696］ 鲍尔德山是切尔尼戈夫城西的山岗，在叶列茨修道院的后面。自从安东尼来到切尔尼戈夫后，有人就把叶列茨修道院的奠基和它联系起来。

    ［697］ 沃托拉（вотола）是一种用亚麻和雄麻（大麻雄株）所织的粗麻布料；用家织麻布做成的长袍，称为沃托拉长袍。即用那种粗麻织物所缝制的长袍。

    ［698］ 据格尔茨费尔德的拉姆别尔特“编年史”的记载，在1075年条说亨利四世派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内兄布尔哈尔德出使基辅，觐见斯维亚托斯拉夫：“布尔哈尔德给国王带回那么多的金银和华贵的衣服，没有人记得以前什么时候一下子运回德意志王国如此大宗的财富。罗斯王公向国王奉献这些财物是为了使国王不再帮助被他驱逐出国的兄长。这批礼物就其本身而论更显珍贵，因为它的到来正是国库空虚的时候，不久前那场战争损耗巨大，而军队坚持要求支付服役费用。如果国王不履行诺言，不去满足他们的要求，那势必会在今后的斗争中得不到他们的效忠”。（Lambertus Herzfeldensis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a，Annales，t.Ⅲ，第230页）

    ［699］ Б.A.罗马诺夫对此写道：11——12世纪重视贵金属储备的积累对各王公来说确实是必要的。封建割据和封建化时期，亲兵队把王公和亲兵队之间分配这一资产的问题提到显著的位置：一位王公如果很吝啬，不肯和亲兵队慷慨分享金银，就会在编年史上受到谴责。常言道，金银建不起亲兵队，可是借亲兵队之助可以得到金银，金银得不到亲兵队，亲兵队可得到金银。这句谚语已成为编年史出版物上惯用的公式。如果认为王公国库里这些珍宝（一般地说用于封建主日常经济生活）似乎是白白放在那里，是“死的东西”，这也未必正确。1075年来拜访伊兹亚斯拉夫的德国使者的故事似乎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故事与古罗斯社会地租的比重和意义问题没有关系，它并没有谴责动产的积累本身。它只是谴责这些积累在王公金库里不合理的停滞，没有进一步流通。这个故事的意义归结为王公们要不停止这种积累，使自己的亲兵队成员积极关心王公的政策，并借助亲兵队的帮助推行这种政策。号召“不吝惜财产”、“热爱亲兵队”和把金银“分发给”亲兵队并不是号召大手大脚地挥霍滥用，而是要进一步扩大这种类型的财富。那时衡量王公政治势力的强弱不是看他对“依附民村社”榨取的数量，而是看他国库中有多少动产。（《古罗斯文化史》，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年版，第379页）

    ［700］ 《往年纪事》的编年史家在此处也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热衷于和世界历史的类比。看来，他是凭着记忆这样做的。编年史家在此处发生错误：不应该说是“亚述国王”，而是“巴比伦国王”。根据圣经传说，犹太国王希西家为自己的病神奇般的痊愈，不是去颂扬上帝，而是向巴比伦 国王比罗达·巴拉但派来探望病情的使者展示自己的财宝。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希西家国王，对他说：你所拥有的一切财富都将被巴比伦人抢走，甚至他的孩子也将被押往巴比伦。

    ［701］ 伊帕季编年史的在本年条末增补了以下报道，它来源于《往年纪事》第3版：“是年，弗拉季米尔得子————姆斯提斯拉夫。”《往年纪事》第3版是为姆斯提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摩诺马赫的儿子编写的（参阅《文史概要》第128页）；伊帕季编年史在此标明，所说的“弗拉季米尔”即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他的儿子姆斯提斯拉夫是后来的《往年纪事》第3版的倡导者。伊帕季编年史从这个标记开始，提供了许多补充编年史的材料，主要是有关姆斯提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及其父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

    ［702］ 摩诺马赫所进行的这次远征无疑是为了使波兰人不和伊兹亚斯拉夫结盟。摩诺马赫本人在其《训诫书》中也是这么说的：“斯维亚托斯拉夫派我去援助波兰人：我们越过格洛戈瓦，到了捷克森林地带，在那里转战了4个月。”至于什么是格洛戈瓦和捷克森林，可参阅以后的注释。B.H.塔季谢夫关于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和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远征，根据我们不知道的史料作了如下补充：“捷克王公弗拉季斯拉夫同意和大胆鲍列斯拉夫缔结和约，向他缴纳1000格里夫纳的白银。”大胆鲍列斯拉夫向摩诺马赫和奥列格建议返回罗斯，但是罗斯的两位王公继续留驻捷克，直到弗拉季斯拉夫也向他们缴纳1000格里夫纳白银和丰富礼物后才撤回本土。（《远古以来的罗斯史》卷2，圣彼得堡1773年版，第130页）

    ［703］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和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在此年条还有以下报道：“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狄奥多尔逝世”（西诺达尔抄本，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特维尔汇编还补充说：“被自己的狗咬伤，任大主教职9年。”

    ［704］ 即罗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特穆托罗坎王公，他是斯维亚托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的儿子（译者注）。

    ［705］ 沃伦城位于西布格河和古奇瓦河的交汇处。

    ［706］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在此年条还有下面补充报道：“格尔曼被任命为诺夫哥罗德的大主教”（参阅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却没有这个报道）。

    ［707］ 诺夫哥罗德各编年史在1079年条有较详细的报道：“是年5月30日格列勃·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在扎沃洛奇耶被杀害”（索菲亚第一编年史、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还可参阅其他编年史）。在基辅——佩切拉《圣僧传》（Д.И.阿勃拉莫维奇主编，基辅1931年版，第126页）中对格列勃之死的记载也是这一天。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初级抄本989年条在罗斯王公名单中有关于格列勃之死的最重要的资料：“他（指格列勃————原注）被赶出城 ，逃往扎沃洛奇耶，在楚德地界被杀害。”格列勃被赶出诺夫哥罗德是否意味着诺夫哥罗德居民于1078年最终取得胜利？诺夫哥罗德居民曾于1071年为巫师事件起来反对过格列勃（见前述）。

    ［708］ 索日查河是苏拉河的支流，大概就是现在的奥尔日查河。

    ［709］ 斯特里任河是切尔尼戈夫近郊的一条河流。

    ［710］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说，战斗是在“切尔尼戈夫附近”，因此涅扎京田野的一个村庄也应在切尔尼戈夫附近。

    ［711］ 关于鲍里斯·维亚切斯拉维奇之死，《伊戈尔远征记》有如下一段描述：“鲍里斯·维亚切斯拉维奇因好胜求誉而被送上审判台 ，在卡尼纳河上为奥列格的受辱，为英勇年轻的王公，铺挂起绿色的丧罩。”因此，《远征记》把鲍里斯·维亚切斯拉维奇的死归因于他的“狂妄自大”、军人的极端的虚荣心。

    ［712］ 戈罗杰茨是罗斯的佩列亚斯拉夫利西北的一座城市。

    ［713］ 索菲亚第一编年史说的和《往年纪事》不一样，它说伊兹亚斯拉夫的遗体不是安葬在圣母什一教堂，而是安葬在基辅索菲亚教堂。《伊戈尔远征记》也同样说：“斯维亚托波尔克把父亲的遗体用乌果尔马拉到基辅圣索菲亚教堂”。（И.M.库德里亚夫采夫注释：《伊戈尔远征记》……古代俄罗斯文学部著作集第7卷，1949年，第407页）

    ［714］ 沃因————佩列亚斯拉夫公国的一座边境城市。

    ［715］ 可萨人，又译哈扎尔人，为突厥族的一支，5——10世纪居住在欧俄东南部一带，曾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下游地区建立可萨汗国。中国《经行记》称为可萨突厥，《新唐书》称为突厥可萨（译者注）。

    ［716］ 根据修道院院长达尼尔的报道，他在1106——1108年间曾访问过巴勒斯坦（《12世纪初修道院院长达尼尔的圣地游记》，圣彼得堡1864年版，第7页）。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伊戈尔远征记》里称其为“奥列格·戈里斯拉维奇”）被送出君士坦丁堡，流放到罗得岛。在那里，达尼尔被带领参观了奥列格住过“两夏和两冬”的地方。显然，希腊人不仅站在可萨人一边（可萨人对奥列格在特穆托罗坎的邻居不满），而且也站在弗谢沃洛德一边，弗谢沃洛德是拜占庭皇族的亲戚，奥列格于1083年回到罗斯（参阅《往年纪事》此年条），还从希腊带回自己的第二位妻子狄奥法尼娅·穆扎隆。她有个印章很有名，上有希腊文的题词：“主啊，帮助你的女奴————罗斯的女主狄奥法尼娅·穆扎隆吧”。（H.И.列平科夫：《论远古的特穆托罗坎》，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会考古部著作，1928年，第4卷）

    ［717］ 在第聂伯河流域、克里木沿岸和特穆托罗坎地区都发现了拉季鲍尔的铅铸图章，表明他的卓有成效的政绩（И.И.托尔斯泰：“基辅大公国的古罗斯钱币”，载于《古代罗斯》第4卷，第172页；H.И.列普尼科夫：“古代特穆托罗坎”，载于《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会考古部著作集》，1928年，第4卷）。但是1081年拉季鲍尔在特穆托罗坎被达维德·伊戈列维奇和沃洛达尔·罗斯提斯拉维奇逮捕。他后来的活动情况在《往年纪事》的1095年条和1100年条中有所反映（1095年说他击溃了波洛韦次人；1100年说他执行了外交使命）。1113年他参加了摩诺马赫“法规”的制定。我们还知道他的儿子是奥利别格·拉季鲍里奇（参阅《往年纪事》1095年条）。

    ［718］ 我们知道，沃斯克列先编年史使用了相近于伊帕季编年史的《基辅编年史》最古老抄本的材料。在沃斯克列先编年史中，“грькы”（希腊人）这地方写的是“гречникы”，即“和希腊做生意的商人”。看来，正是“做希腊生意的商人”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理解达维德·伊戈列维奇的下列行动：“没收了他们的货物”（剥夺了他们的商品）。这一信息是这一时期罗斯在黑海沿岸进行频繁贸易的重要标志。奥列希耶是第聂伯河注入黑海前的河口地区边上的贸易转运站。

    ［719］ 多罗戈布日————沃伦公国戈雷尼河上游地区的城市，戈雷尼河是普里皮亚特河右岸的支流。（关于多罗戈布日城可参阅：M.H.季霍米罗夫著：《古罗斯城市》，莫斯科1946年版，第115——116页）

    ［720］ 卢切斯克即现今的卢茨克，它是沃伦地区斯蒂尔河畔的一座城市。关于卢茨克可以参阅M.H.季霍米罗夫著：《古罗斯城市》，莫斯科1946年版，第114页。

    ［721］ 伊帕季编年史在此年条的开始有下面一段记载：“弗谢沃洛德在圣伊凡任总主教时，动工修建圣安德烈教堂；在该教堂附近又修建了一座修道院，他的名叫杨卡的未婚女儿就在此修道院削发为尼。这位杨卡收容了很多修女，和她们一起按修道院的教规生活。”拉夫连季编年史在1089年条对这一消息还做了摘录：“前面提到过的杨卡……”弗谢沃洛德为自己女儿安娜（即杨卡————译注）建造的这座修道院，在基辅的什么地方，不清楚。伊帕季编年史在此年条末尾还有下面一句补充报道，它来自《往年纪事》第3版：“是年，弗谢沃洛德发兵前往佩列梅什利。”这里说的弗谢沃洛德，指的是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父亲————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

    ［722］ 兹维尼戈罗德————同名的城市有好几座：两座在加利奇地区，一座在基辅，还有一座在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地区。这里显然指的是南方切尔文的兹维尼戈罗德，处于谢列特河和兹勃鲁奇河二河河口之间。关于这座城市的情况可参阅M.H.季霍米罗夫的《古罗斯城市》一书，莫斯科1946年版，第122页。

    ［723］ 凶手涅拉杰茨受谁的指使不完全清楚。很可能是受罗斯提斯拉维奇家族指派。

    ［724］ 看来，是运到雅罗波尔克的父亲————伊兹亚斯拉夫所修建的基辅德米特里修道院。如同《往年纪事》后文所报道的那样，在这座德米特里修道院里，雅罗波尔克被安葬在他生前建造的彼得教堂里，这件事后来引起了一场风波。1128年，显然是出于雅罗波尔克女儿的主意，德米特里修道院被移交给佩切拉修道院，从而引起维杜比茨编年史家的不满，这位编年史家捍卫的是伊兹亚斯拉夫其他继承者的利益：“是年（1128年），佩切拉修道院的人接收了德米特里教堂，并罪孽深重和非法地把它改名为彼得修道院”（参阅拉夫连季编年史）。佩切拉修道院的人把德米特里修道院改名为彼得修道院，显然是想强调他们继承了雅罗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的事业，强调雅罗波尔克建立彼得教堂，使德米特里修道院从伊兹亚斯拉夫的修道院变成了雅罗波尔克的修道院，这是维杜比茨修道院的编年史家所难以认可的。

    ［725］ 佩切拉的编年史家对雅罗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倍加赞扬的悼念条款和对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感情，部分地可用这样的事实来说明：雅罗波尔克、他的妻子和女儿（死于1158年）是佩切拉修道院的慷慨的大施主。伊帕季编年史在1158年条，说他的女儿表现出好像“与自己的父亲雅罗波尔克展开施舍竞赛”，她为佩切拉修道院倾囊施舍，甚至自己的“头巾”，而“这位雅罗波尔克向（佩切拉修道院）捐献了自己的全部地产————涅勃利乡、杰里维乡、卢奇乡以及基辅附近的领地”。

    ［726］ 即摩诺马赫的父亲弗谢沃洛德修建的维杜比茨的米哈伊尔修道院。米哈伊尔教堂建于1070年。

    ［727］ 源于15世纪罗斯托夫汇编的各编年史在此条报道之后写道：“达维德·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坐镇诺夫哥罗德”（参阅特维尔编年史、利沃夫编年史、叶尔莫林编年史等）。但是，最后这一条报道和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初级抄本的989年条记载的罗斯王公名单较为可信的材料有矛盾。根据这一名单，1088年坐镇诺夫哥罗德的是姆斯提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他在此统治了5年，然后于1095年又重新回到诺夫哥罗德执政。

    ［728］ 按伊帕季编年史的记载，佩切拉教堂是“由总主教伊凡、别洛戈罗德主教卢卡、罗斯托夫主教伊赛、切尔尼戈夫主教伊凡和古里戈夫修道院长安东尼”举行的圣洁仪式。

    ［729］ 拉夫连季编年史是第一次提到杨卡（安娜·弗谢沃洛多芙娜），而伊帕季编年史在1086年条已曾提到过她。“以前提到过的”这话表明拉夫连季编年史删掉了1086年条有关杨卡的文字，在《往年纪事》中最初曾对杨卡有所记载。

    ［730］ 在佩列斯拉夫利的所有主教中，只有叶弗列姆在此被称为“总主教”，仅此唯一的一次。

    ［731］ 尼康编年史（16世纪）补充说：“开办医院，所有来投医者都可免费得到治疗，这种医院还在自己故乡米利京及总主教区的其他城市开办，使人们从各县、乡、村都来医治。”尼康编年史这条在文化史上有重要价值的报道，如同此时期的其他报道一样，其史料来源不详。《往年纪事》的1090年条见于尼康编年史的1091年条。此年条以下面报道结尾，其来源还是不得而知：“同年，总主教希腊人狄奥多尔来自罗马教皇，带来很多圣徒的干尸。同年，各种果实得到丰收。”

    ［732］ 特维尔汇编对这条报道作了更正，认为南佩列亚斯拉夫利为石头城（即城堡的城墙），奠基的是弗谢沃洛德（也是6598年〔1090年〕条，但位置较为提前）。

    ［733］ 此处讲的“关于寻得和转葬佩切拉的狄奥多西干尸的传说”，以某些更动的形式收入佩切拉《圣僧传》（卡西安第2版）中，并认为它属于编年史家涅斯托尔的手笔（“8月14日，圣言9，佩切拉修道院的修士涅斯托尔记述了我们的圣父佩切拉的圣徒狄奥多西的干尸移葬之事”）。大多数研究人员（Д.И.阿勃拉莫维奇、A.A.沙赫马托夫、B.Λ.科马罗维奇、B.П.阿德里亚诺娃——佩列特茨等）都认为编年史的这段故事出自涅斯托尔之手，但是另一些学者————И.П.赫鲁肖夫（《古罗斯的历史小说和传说》，基辅1878年版，第16页）和E.E.戈鲁宾斯基（《俄罗斯教会史》，第1卷，第2部，第945页）————则不承认涅斯托尔是此传说的作者。看来，前者是对的。

    ［734］ 关于狄奥多西干尸移葬的故事全都是用第一人称写成，有充分根据可以认为其作者是编年史家涅斯托尔。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是涅斯托尔的典型风格（参阅他的传记作品）。修道院院长伊奥安去和涅斯托尔商议移葬干尸之事完全合乎情理，因为是涅斯托尔编写狄奥多西传记。

    ［735］ 《关于寻得和迁葬佩切拉的狄奥多西干尸的传说》，其作者是涅斯托尔这一推测，我们在沃斯克列先编年史中找到了旁证（近似伊帕季编年史的12世纪《基辅编年史》是沃斯克列先编年史的史料来源之一）。上述引文之处，在沃斯克列先编年史里是这样写的：“我这有罪之人，在撰写此编年史 之时 ，拿起了锄头 。”

    ［736］ 但是修道院院长伊奥安有言在先，命令本文作者只带一名“弟兄”（“找一个你想要找的人”），后来和本文作者一起干的也只有一个“兄弟”（“干累了，就让另一个兄弟接着挖”），（“我开始拼命地挖，而我的那位兄弟在洞前睡觉”）。因此，A.A.沙赫马托夫的推测是完全可能的，他认为在初稿中写的不是“两名弟兄”，而是写“马尔克”。从《基辅——佩切拉的圣僧传》中知道：一般都是马尔克为修道士兄弟挖坟，在那书中也暗示是他参加了狄奥多西的迁葬（“与此同时，把圣狄奥多西遗体从洞中运出”），（A.A.沙赫马托夫：《往年纪事》，卷1，彼得格勒1916年版，第26页）。

    ［737］ 原文为“вариманътью”，此词源于希腊文 和 ，意为“很厚很沉的”“长袍”（修道士穿的无袖的外衣），此处为修道士外面穿的暖和的法衣。

    ［738］ 索菲亚第一编年史在这位主教后补充说：“波罗斯的安东尼。”《基辅——佩切拉圣僧传》把安东尼较确切地称为“波罗斯的”（《基辅——佩切拉圣僧传》，Д.И.阿勃拉莫维奇主编，基辅1931年版，第81页）。“波罗斯的”（“ ”）————即罗斯河流域各城市的主教。但是尤里叶夫的马林是罗斯河畔尤里叶夫城的主教，这似乎又和下面这一情况相矛盾：安东尼是罗斯河流域的主教。

    ［739］ 这一记载完全正确。按天文学家的资料，1091年5月21日早上出现日环食（上午2点钟处于凌晨时分）。尼康编年史把这次日食错误地记在1093年，而沃斯克列先编年史记在1088年。（Д.O.斯维亚茨基：“以科学批判的观点看罗斯编年史中的天文现象”，《科学院俄语和文学部通报》，第20卷，第1册，1915年版，第104页）

    ［740］ 这里指的是落下陨石。陨石在古罗斯通常被理解为火蛇。

    ［741］ 死者的灵魂称为“那维叶”。在古罗斯多神教时代，相信这种鬼魂的现象非常普遍。

    ［742］ 德鲁茨克或德柳捷斯克是德鲁季河上游的一座城市，离明斯克不远（M.H.季霍米罗夫：《古罗斯城市》，莫斯科1946年版，第89页）。

    ［743］ 佩列亚斯拉夫公国的3座城市，位于与波洛韦次草原交界的边境上。普里卢克在伊帕季编年史中提到过（拉夫连季编年史未提它）。B.H.塔季谢夫把普里卢克，称为乌斯季耶（也在该地区）。（《远古以来的罗斯史》，卷2，圣彼得堡1773年版，第144页）。

    ［744］ 指第聂伯河两岸。

    ［745］ 伊帕季编年史此处写的不是年轻人，而是“基温”（“ ”————宫廷总管，宫廷仆从），这种拼写法和以前的文本不同，应认为是错误的。

    ［746］ 复活节后的第一个礼拜天称为倒复活节。

    ［747］ 托尔茨城或托尔切斯克是由托尔克人而得名，显然这里是托尔克人的居住区。此城的确切位置说不清楚。K.B.库德里亚绍夫写道：“综观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当年追击波洛韦次人的路线，先到托尔切斯克，然后到尤里叶夫，最后在克拉斯纳亚河一带击溃敌人，从而得出结论：托尔切斯克位于尤里叶夫的南面。1093年，当波洛韦次人包围托尔切斯克城时，罗斯王公自基辅出兵，先渡过斯图格纳河，然后路经特列波利，穿过土城，但由于被波洛韦次人所击败，罗斯王公败退，渡过斯图格纳河，撤回特列波利，而波洛韦次人见此情景，又返回托尔切斯克城。”这就是说，按所描述的路线，托尔切斯克城位于斯图格纳河和特列波利城以南（K.B.库德里亚绍夫：《波洛韦次草原》，莫斯科1948年版，第135页）。也可参阅И.М.伊瓦金所引用的那些很有价值的资料。（《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王公及其训诫》，莫斯科1901年版，第179——182页）

    ［748］ 伊帕季编年史、拉济维尔抄本和莫斯科科学院抄本的数字都是800名。尼康编年史（16世纪）的数字是700名和20000名（参阅1094年条）。

    ［749］ 在尼康编年史中，这一数字已接近了16世纪军队的规模：80000名。编年史的整个这一年条款见于尼康编年史的1094年条。

    ［750］ 这是除杀人外一切犯罪行为的罚金，它首先被提出来是在1072年前后制定的《雅罗斯拉维奇法典》中。看来，编年史讲的这段话反映了这一新法规颁布初期几十年执行的结果。只是在《详编法典》（最早是在摩诺马赫时期）中就已规定：征收者可以从犯罪的罚金（和命金）中提取的百分比（20%）。看来，以前在这方面是为所欲为的。有时因此使人“破产”（参阅伊帕季编年史的1174年条）。试比较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圣彼得堡1888年版，第2页）关于“古代”王公与现代编年史家对立的著名争论：“那些王公既不谋取很多领地，也不收取压在人们头上的命金和罚金，即使是法定的（即正当的，而不是‘创造的’，暗中安排的）命金，而在收取后也是给亲兵队购置武器”（Б.A.罗曼诺夫注释）。

    ［751］ 位于基辅郊区的米哈伊尔————维杜比茨修道院附近。

    ［752］ 特列波利是第聂伯河支流斯图格纳河河口附近的一座城市，该城纳入该河流域城市防御体系。（M.H.季霍米罗夫：《古罗斯城市》，莫斯科1946年版，第107页）

    ［753］ 《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也以诗歌的形式回忆罗斯提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在斯图格纳河溺水身亡的事件：“据说，斯图格纳河并非如此；她原来只是一股涓涓细流，逐渐蓄纳别的大川小溪，在河口附近形成了宽阔的水域，她把罗斯提斯拉夫王公吞噬在自己的洪流之中。罗斯提斯拉夫王公的母亲在第聂伯河黝黑的河岸上为年轻的罗斯提斯拉夫王公哭泣。花儿也忧郁悲戚，树木悲痛地弯向地面跪拜。”《基辅——佩切拉圣僧传》把关于罗斯提斯拉夫淹死的传说看作是上帝对杀死基辅——佩切拉修士格雷高里的报应（Д.И.阿勃拉莫维奇主编，基辅1931年版，第134——138页）。可参阅后文对摩诺马赫《训诫书》的一句话：“不管是无罪还是有罪之人都不要杀”的注释。

    ［754］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23章41节：两个和耶稣同上十字架受戮的罪犯中的一位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译者注）

    ［755］ 约伯————圣经中的人物，见《旧约全书·约伯记》（译注）。

    ［756］ 这几行讲述了罗斯的惨败和罗斯居民受到波洛韦次人蹂躏的痛苦，它激发了现今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编年史家认为罗斯的失利是暂时的，不会降低其人民的伟大形象及其光荣。编年史家充满自豪的信念：罗斯人民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自己的特殊地位。

    ［757］ 据B.H.塔季谢夫考证，在一些手抄本中这句话之后有结尾语“阿门”。根据A.A.沙赫马托夫的意见，基辅的《初始汇编》（它先于《往年纪事》）是以这些话作结尾的。基辅的《初始汇编》较好地保留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初级抄本的开始部分中（参阅“考证”有较详细的叙述，第11页），然而从B.H.塔季谢夫文中可以看出，“阿门”在此是一般祈祷文的结尾语：“主啊，你慈悲为怀，拯救我们吧。你是唯一洁身自好、强大、仁慈，圣者中的最美好者，愿你与世共存，阿门。”因此，在上下文中不能把“阿门”看成是编年史结尾的标志。Л.B.切列普宁和A.A.沙赫马托夫、M.Д.普里谢尔科夫的观点不同，他们推测“《初始汇编》应以描述1097年的柳别奇代表大会为结尾，因汇编大致也产生在此期间，并与上述事件有关系。”Л.B.切列普宁对此论断作了有力的论证。他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1097年的柳别奇代表大会“是基辅罗斯政治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它确立了新的公国世袭领地制度。这一制度应该能制止王公的内讧，使罗斯国家有防御能力，团结其力量，首先是为了与波洛韦次人作斗争。由于这一切，自然会产生编写一部编年史的想法，这部编年史将会给罗斯历史确定总的观点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王公之间的关系和罗斯与波洛韦次人的关系。而《初始汇编》确实提供了这样一种思想体系。这样，《初始汇编》序言的内容就可以理解了。《初始汇编》曾按照索菲亚年鉴文本修改过。它的基本思想正是柳别奇代表大会及其以前各种事件所形成的局面而引起来的。”接着，Л.B.切列普宁还注意到，编年史1094——1097年条和1093年条及《初始汇编》序言在内容上具有有机联系，还注意到1054年条智者雅罗斯拉夫的《训诫书》和柳别奇代表大会规定等也有联系。（Л. B.切列普宁：《往年纪事》，《历史论丛》第25期，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年版，第321——330页）

    ［758］ 尼康编年史在此年条还有下面的补充报道（在本年条的中间）：“格尔曼主教去世。该年格尔曼主教从诺夫哥罗德到了基辅，在那里逝世，当时任基辅和全罗斯总主教的是叶弗列姆。”

    ［759］ 拜占庭皇帝阿列克塞·科穆宁的女儿安娜·科穆宁关于立奥（列夫）·狄奥格诺维奇有一段记载。据她说，立奥·狄奥格诺维奇是罗曼努斯·狄奥格内斯皇帝的儿子，早在1073年就被杀。后来出现一位冒充立奥的人，声称自己是立奥，要求继承王位。伪立奥被关押在科尔松，但得以越狱潜逃，1095年联合波洛韦次人进军拜占庭。当立奥围攻亚得里亚堡时，他中计被擒，双眼被弄瞎。安娜·科穆宁的这段记述早已引起俄国史学家的怀疑。问题在于立奥是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女婿（参阅1116年条：“是年，弗拉季米尔的女婿立奥王子突然进攻阿列克塞皇帝，多瑙河沿岸的几座城市归降”），摩诺马赫未必肯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一个僭冒者（另一些人猜测嫁给立奥的是摩诺马赫的妹妹，参阅B.Г.瓦西利叶夫斯基写的“米哈伊尔七世杜卡皇帝的两封信”，《著作选》卷2，第1部，第38——48页）。伊帕季编年史在1136年条谈到立奥·狄奥格诺维奇的儿子：“瓦西利科·马里季奇。”（参阅立奥·狄奥格诺维奇的材料简编：И.У.布多弗尼茨：“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及其军事学说”，《历史论丛》第22集，莫斯科1947年版，第96——98页）

    ［760］ 可比较摩诺马赫对盟誓的态度，见他《训诫书》中的说法。

    ［761］ 伊帕季编年史比较准确：“在干草棚里”（赫列勃尼克抄本和波戈金抄本都说：“在拉季鲍尔的干草棚里。”）

    ［762］ 尤里叶夫城位于罗斯河河畔，为雅罗斯拉夫所建。

    ［763］ 维季奇山岗位于第聂伯河的支流斯图格纳河河畔。

    ［764］ 关于达维德在诺夫哥罗德的行事在诺夫哥罗德编年史1095年条有所记载：“斯维亚托波尔克和弗拉季米尔出兵斯摩棱斯克攻打达维德，达维德则占领了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可比较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

    ［765］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初级抄本989年条的罗斯王公名录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从未见于其他编年史，说的是姆斯提斯拉夫如何在诺夫哥罗德开始执政的历史：“弗谢沃洛德派了自己的孙子、弗拉季米尔的儿子姆斯提斯拉夫，担任（诺夫哥罗德）王公5年后，去了罗斯托夫，而达维德来诺夫哥罗德任王公，统治2年后被驱逐，姆斯提斯拉夫重新回来，坐镇诺夫哥罗德达20年。”《往年纪事》1095年条讲的显然是姆斯提斯拉夫第二次在诺夫哥罗德称公，一直任职到1117年（在名录中差错一两年是可以理解的）。姆斯提斯拉夫第一次在诺夫哥罗德担任王公是在1088年（1095－7＝1088）。显然，它应和《往年纪事》1088年这一条的下列报道相对照：“那年，斯维亚托波尔克从诺夫哥罗德迁往图罗夫居住。”但是源于15世纪罗斯托夫汇编的各编年史与此不同，在谈到斯维亚托波尔克离开诺夫哥罗德后写道：“达维德·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坐镇诺夫哥罗德”（参阅特维尔编年史、利沃夫编年史、叶尔莫林编年史等）。显然，15世纪罗斯托夫汇编之一因疏忽出现了错误：编年史家在斯维亚托波尔克之后马上按上达维德，而没考虑到（或许是不知道）姆斯提斯拉夫第一次曾在诺夫哥罗德统治过5年。

    ［766］ 库尔斯克是谢姆河上游的一座城市，可参阅M.H.季霍米罗夫的《古罗斯城市》，莫斯科1946年版，第96页。

    ［767］ 尼康编年史在此年条有下面的补充报道（在这一年条之始）：“任尼基塔为主教，基辅及全罗斯的总主教叶弗列姆委任尼基塔为诺夫哥罗德的主教。”同样的报道还见于诺夫哥罗德第三编年史，那里还有下面一段有意思的补充，力图用歌颂这位尼基塔的教堂短歌当作史料阐述：“在尼基塔任主教时期，在其主持的第2年，诺夫哥罗德发生了一场大火，在其教堂短诗中写道：‘奋力精心地为自己的人民祈祷，终于熄灭了城中火灾’。”看来，这里谈到的正是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在1097年条所报道的那场大火……

    ［768］ 尼康编年史在此处作了16世纪很典型的正统思想的补充：“或是我们贵族的斯麦尔德。”因为提及斯麦尔德的文献极少，此文引起了我们学术界对它的评论，并且成为这一社会术语的两重含义的理论支柱————广义和狭义；狭义的斯麦尔德，是指农民，似乎除狭义的斯麦尔德之外，还存在一种广义的斯麦尔德，这就是指除神职人员和王公以外的所有人。这后一种含义从本文经过直接比较王公之间的对话就可以得出来：邀请的一方请奥列格当着“主教、修道院院长、我们父辈的群臣及市民”的面进行谈判，而对方在自己的回答中，单独提到神职人员后，就用斯麦尔德这一名称来概括表示其他所有人。对此答话的解释放掉了谈话的状态，因为在该编年史的叙述中，把奥列格的回答当成是傲气发作的证据（“态度傲慢，蛮横无理”）：奥列格简单地用双方都感到是有损尊严的字眼“斯麦尔德”来称呼父辈的将官和基辅市民。（Б.A.罗马诺夫：“编年史和罗斯法典中的斯麦尔德制度和斯麦尔德”，《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部通报》，1908年，卷13）

    ［769］ 斯塔罗杜勃————切尔尼戈夫附近的一座城市。

    ［770］ 别列斯托沃是基辅城郊的一座皇庄，属于基辅王公所有。

    ［771］ 乌斯季耶是佩列亚斯拉夫公国的一块领地，可能在特鲁别日河的河口处。

    ［772］ 特维尔汇编说的是转往“穆罗姆”。梁赞是现在的旧梁赞古城遗址。目前的梁赞是在18世纪由梁赞的佩列亚斯拉夫利改名而来。关于梁赞可参阅A.Л.蒙盖特：“旧梁赞”，《历史问题》杂志1947年第4期。

    ［773］ 伊帕季编年史和沃斯克列先编年史此处为“5月31日”。

    ［774］ 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娶图戈尔坎的女儿为妻（见《往年纪事》1094年条）。

    ［775］ 扎鲁勃是佩列亚斯拉夫州，在第聂伯河河畔的一座城市，面向特鲁别日河河口。

    ［776］ 伊帕季编年史的说法较为准确：“把他安葬在别列斯托沃的陵墓里。”

    ［777］ 《基辅——佩切拉圣僧传》中的叶夫斯特拉季·波斯特尼克传记较详细地记载了这次侵袭被劫掠的一些罗斯俘虏的命运。叶夫斯特拉季正是在这次鲍尼亚克偷袭中被波洛韦次人俘虏，然后和别的许多人一起被卖到科尔松的。传记中写道：“没过多少天，大家就被饥渴折磨得精疲力尽：有的人忍受了3天，有的人————4天，有的人————7天，身体健壮的达10天，最后所有人都被饿死和渴死了。他们共达50人：修道院的工作者30人，从基辅来的20人。”这里讲的只是卖给科尔松一位奴隶主的俘虏处境（《基辅——佩切拉圣僧传》，Д.И.阿勃拉莫维奇主编；基辅1931年版，第106——107页；也可参阅《圣僧传》的其他版本）。

    ［778］ 伊帕季编年史在此处是这么写的：“焚烧斯捷凡修道院，木质的和格尔曼的。”“格尔曼的”或“格尔曼”应怎样理解呢————是村庄，还是修道院，不得而知。E.E.戈鲁宾斯基推测：“格尔曼的”是指别列斯托沃救世主修道院，以其修道院长格尔曼的名字命名，在前面1072年条曾提到过（E.E.戈鲁宾斯基：《罗斯教会史》，卷1第2部，莫斯科1904年第2版，第585——586页）。很可能，“斯捷凡修道院”也是以其修道院长的名字命名：该修道院位于克洛夫（离佩切拉修道院和别列斯托沃救世主修道院不远），其修道院长是斯捷凡（在此以前曾担任过佩切拉修道院院长）。此外还应指出，“деревня”一词在南方古文献中很少见，它未必是指村庄，而更可能是指“森林”，“树木”，“木房子”等意思。

    ［779］ 王公郊外的邸宅常称为“红的”，即美丽的，不仅是因为其建筑风格美丽，还由于它坐落在景色秀丽的处所。伊帕季编年史在讲到长手尤里死后基辅的骚动时指出：“那天恶事多起：他的（尤里的）“红宅”被抢劫一空，他的第聂伯河对岸的另一处邸宅也遭洗劫，该处他本人曾称之为天堂。”南佩列亚斯拉夫利的“红宅”也坐落在城郊。

    ［780］ 耶特里弗荒漠位于“东方和北方之间”，史料上缺乏确定具体位置的根据。显然，编年史家推测，波洛韦次人来自东北，就以此来确定该荒漠的位置。

    ［781］ 这段引文来自“帕塔尔的美多德的《天启》”。这是大约公元4世纪一位匿名作家的著作，被错误地说成是美多德的作品。美多德是吕基亚（在小亚细亚）的帕塔尔城的主教（公元3——4世纪）。这部著作讲的是从亚当到世界末日的世界历史事件，世界末日说是从“创世”起的第7000年。这就是《天启》的最后一部分，是讲世界末日的，使中世纪的读者特感兴趣。它不仅被用来解释波洛韦次人的起源（本文此处），还用来解释某些东北部族的起源（文中稍后的1096年条），后来又用以解释鞑靼人的起源（编年史中关于卡尔卡之战）。编年史家把此前引用的波洛韦次人的材料（“他们来自东方和北方之间的耶特里夫荒漠……”）看成是部分地应验了帕塔尔城的美多德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第7000年的末日来临，波斯王国毁灭，这时以实玛利部落走出耶特里夫荒漠，整个北方和从东到西全都受其统治……那时不再有供奉上帝的仪式，不再有教堂的歌声，人们备受凌辱……”帕塔尔的美多德的《天启》在罗斯有保加利亚翻译的两种译本。按B.M.伊斯特林推测（《拜占庭和斯拉夫——罗斯文献中的帕塔尔的美多德的〈天启〉和但以理伪经的幻想》，莫斯科1897年），编年史家知道的《天启》是第一种译本，第二种译本传入俄国是在13——14世纪。但是П.И.波塔波夫在“编年史中文献的成分问题”（《俄国语文学通报》，1911年第11期）一文中就曾指出编年史中的文字有的地方和第一种译本一致，有的地方和第二种译本一致。A.A.沙赫马托夫又进一步发挥了П.И.波塔波夫的观点。（《往年纪事》及其史料，古罗斯文学部著作集，卷4，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92等页）

    ［782］ 编年史家认为，东方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都起源于《圣经》中的以实玛利族，儿子阿夫拉玛及其女奴阿加里（由此而称为以实玛利人和阿加里人）。编年史家从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那里得知：以实玛利有12个儿子。编年史家上述的计算就由此而来：8支（即以实玛利8个儿子的后代）逃往荒漠，4支（即以实玛利的其他4个儿子的后代）被基甸杀戮（按《圣经》传说，基甸是以色列的一位法官，是东方游牧部落的战胜者）。这一数字是编年史家独自创造的，是违反帕塔尔美多德的《天启》的。在《天启》中，基甸把8支部落赶到荒漠，并没有提到其他的部落。

    ［783］ 看来，这里说的“另一些人”指的是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因为下文直到“而以实玛利生了12个儿子”为止，可以认为是从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中引来的事实。（A.A.沙赫马托夫：《往年纪事及其史料》，古罗斯文学部著作集，卷4，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58页）

    ［784］ 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训诫书》只载于拉夫连季编年史。在此编年史中，《训诫书》被人为地插在对波洛韦次人起源的推论和关于编年史家与诺夫哥罗德人在古里亚塔·罗戈维奇谈话的中间。在其他的编年史中，这段行文是连贯的，完全没有割裂，不像拉夫连季编年史插进了这段《训诫书》（参阅伊帕季编年史、拉济维尔编年史等）。A.A.沙赫马托夫对拉夫连季编年史为什么把《训诫书》插在1096年条中间的原因作了如下的解释。被收入《训诫书》中的摩诺马赫远征的大事记显然是他本人编写的。这份大事记写到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征讨雅罗斯拉夫·斯维亚托波尔科维奇的1117年。由此可以明白，《训诫书》插进编年史正文绝不会早于这一年。《训诫书》所以写到（在这部编年史部分中）那一年，是因为《往年纪事》第3版写到1118年。看来，《训诫书》进入拉夫连季编年史正是由于这部《往年纪事》第3版和随后的编年史家与诺夫哥罗德人古里亚塔·罗戈维奇的谈话。如同从A.A.沙赫马托夫的著作中所知道的，拉夫连季编年史文本乃是《往年纪事》第2版和摩诺马赫的长子姆斯提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的第3版的结合。《训诫书》首先是对他，这位基辅王位的继承人————姆斯提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说的（1118年姆斯提斯拉夫被摩诺马赫从诺夫哥罗德召回，准备在父亲去世后继任基辅王位）。那么，《训诫书》为什么被转移到正是1096年这个地方呢？A.A.沙赫马托夫对此作了这样的回答。关于波洛韦次人起源的推断属于第2版，而和古里亚塔·罗戈维奇的谈话属于第3版。我们很清楚，1185年整理弗拉季米尔文集，拉夫连季（或是他的前人，如果他只是抄写编年史，而不是由他编纂的话），在下列词句后作了一个明显的记号：“在这8支人之后，本世纪末将走出来的是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封锁在山中的不洁净的人”在这里做的记号（例如“зри”）用以表明此处应插进别处的资料。当抄写者抄到上述记号时，发现了相应的记号（也是“зри”），在有两篇辅助材料的情况下（A.A.沙赫马托夫推测，它就是14世纪初的弗拉季米尔编年史〔 полихрон〕，假设是他提议的，它就是《往年纪事》的第3版————原注），一篇是拉夫连季也想收入自己编年史的摩诺马赫的《训诫书》，不过显然是要收到另一年条；另一篇是叙述编年史家和古里亚塔·罗戈维奇谈话的文章。拉夫连季或另一位抄写者没觉察到6604（1096）年条上的符号正应该是只抄写第二篇文章，而错误地把抄写第2篇文章的地方抄上了摩诺马赫的《训诫书》，后来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在《训诫书》及其附带的文献之后，又重新抄上编年史家和诺夫哥罗德人古里亚塔的谈话（《罗斯编年史评述》，列宁格勒1938年版，第23——24页）。M.A.普里谢尔科夫在其《拉夫连季编年史手稿及其出版史》（《赫尔岑师范学院学报》第19期，列宁格勒，1939年）一文中对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训诫书》为什么会落入拉夫连季编年史这个偶然的地方作了较为简洁的解释：“拉夫连季在自己的跋中……说自己有一部编年史原本。”他肯定地说，这部“编年史”在他工作时期已是一本破旧的书。正如拉夫连季所说的，这就使他从这部“编年史”抄写时出现了种种目前的笔误和残缺不全的重复现象。与此同时，他，拉夫连季，作为一位年轻而无经验的抄写者，就不可能总是令人满意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手头是本破旧的书，而本人才疏学浅，考虑不周。”的确，可以想象往年纪事在拉夫连季的抄本中有他所说的抄写上的种种疏漏，其中最醒目的是他没抄上的，即他在书中空着的地方，当然他那上面空出的地方大小和拉夫连季所持原本的字母多少相符。其中我们现在深感遗憾的首先是拉夫连季在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训诫书》开头几行后空出的那4行半（《训诫书》流传至今只有拉夫连季编年史这一种版本），正如拉夫连季所说，拉夫连季编年史所用的原本已破旧不堪，很多地方连抄写者也难以辨认。有时，抄写者尽管不清楚，还是看出了应抄的文字，但是连他本人也感到他所抄下的地方还有拿不准和不明白的，这时他就把所写的和挨着的其他语句用许多圆点隔开……但拉夫连季又为什么在《训诫书》中干脆留下4行半的空行，而不作任何识别的努力呢？显然，答案是拉夫连季的破旧书中有需要重新抄写的地方，拉夫连季在这4行半，也像在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就连大致意思也难以识别。但是，正是在这里，在《训诫书》正文的开头部分出现如此弄脏或如此严重磨损的几行，是怎样发生的呢？早已查明，所谓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训诫书》乃是这位作者的3篇独立的作品：一开始是对孩子们的教诲（没有结尾），接着是摩诺马赫写给叔伯兄弟奥列格的信（没有开头部分），最后是祭祀内容的文章，它可能是该作者的手笔。同样早已查明，这些包含摩诺马赫3篇作品的缺损页稿，在拉夫连季编年史中或在它的原稿中不是放在应放的地方：要知道，摩诺马赫这3篇作品的文章割裂了1096年条编年史正文的叙述，如果把《训诫书》从现在的位置上拿走，那被割裂的1096年条编年史的叙述就紧密吻合，恢复一个完整连贯、循序相当的叙述……那些页稿在拉夫连季要抄写的书中已不在原来的位置上。实际上拉夫连季是有可能重新整理好已经多次抄写的旧书的：那么他果真不能把它放在比现在所处的更合适的位置吗？比如把它放在叙述的任何年条的结尾。但是给自己提出下面一个问题完全是适时的：那么，在拉夫连季所抄写的那本书里哪个地方对这些页稿才是适合的呢？既然这个称之为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作品集虽现在已被收进，但它不能和拉夫连季编年史的任何文段相联系，即要联系得不致引起疑问，那么还是认为把这部摩诺马赫文集放在拉夫连季编年史全文之前，或之后更正确。由于《训诫书》第一页正面有4行半被磨损或弄脏的地方，这正是我们都已知道的不能令人满意的阅读情况，那连拉夫连季都不能为我们恢复原状，从而促使我们倾向于同意前两种推测的第一种。事实上如果我们设想拉夫连季所抄写的“编年史”这本破旧的书没有封皮，那么它的第一页由于手总拿它就确实很容易破损，因为查询的读者或阅读编年史的读者的左手大拇指总要压在它的正面（接近上方），即用自己的右手翻书。我们关于《训诫书》及摩诺马赫其他文章放在该编年史正文前面的推测未必是武断的。应该联想到在拉夫连季编年史正文之首的就是受摩诺马赫的委托西利维斯特修订的《往年纪事》。这部西利维斯特版《往年纪事》和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著作在一起，在佩列亚斯拉夫利（南佩列亚斯拉夫利）主教区的编年史传统中可以很自然地看到。西利维斯特在1119年被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任命为佩列亚斯拉夫利的主教。如我们所知，12——13世纪苏兹达尔的弗拉基米尔的编年史家，从佩列亚斯拉夫利主教区得到许多编年史文本，用来补充自己报道南方事务或“罗斯大地”的材料。当一本不是精装的书现在脱落了前面或后面的一些书页，特别是当发现从书上脱落的有些书页已经破损，为使剩下的部分不致再遭损坏，一般都把它夹在书中，即放进随便翻开的地方。古代手抄本书当然也有这种情况。拉夫连季所抄写的那本破旧的编年史前面脱落的书页所遭遇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本破旧书的某位读者，在拉夫连季抄写它以前，发现书中脱落的有些书页已破损（我们可以联想到现在的《训诫书》没有结尾，摩诺马赫致奥列格的信也没有开头部分），为防止现存的书页以后不再遭受损坏，就把它夹在书中随便翻到的地方。拉夫连季只是抄写交给他的那本书：书中怎么放的书页，他就怎么抄写（上述著作，第186——188页）。尽管М.Д.普里谢尔科夫重新构画摩诺马赫的《训诫书》是如何被放入1096年条中间部分的，说得相当清楚，并且几乎感觉得到当时的情形，但它还是引起了严重的反对意见。首先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从拉夫连季抄写的那本“破旧的编年史”的开头部分脱落下来的正好是有摩诺马赫著作的那几页，同时也没有丢失连着的《往年纪事》的文章，也没有把摩诺马赫文章留下一部分？其次搞不明白的是，拉夫连季怎么会没发现他所抄写的是偶然夹进手稿里的书页呢？况且，这里的页数并不少，用М.Д.普里谢尔科夫自己的话来说，它的第一页就遭到严重破损。近来，B.Л.科马罗维奇不容争辩地认定，拉夫连季不是一位普通的抄写者，他对待自己所抄写的原稿非常认真，凡有关他的修道院和他的故乡城市（下诺夫哥罗德）的奠基人————弗拉基米尔王公尤里·弗谢沃洛多维奇的稿子，他都作了重要修改（《俄罗斯文学史》，卷2，第1部，苏联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莫斯科——列宁格勒1945年版，第90——96页）。我认为，摩诺马赫的著作在《往年纪事》中所处的位置不是偶然的。拉夫连季或其前人极力想确定《训诫书》写作的时间，他们只能够确定摩诺马赫作品中的一篇————致奥列格的信的日期，这封信很可能写有日子，因此编年史家把摩诺马赫的文章放在1096年条。他所放的位置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放在那相似的一般议论材料所在的地方。他把摩诺马赫的文章放在从一种议论转为另一种议论之处，虽然它割裂了原文之间的相互联系，但对前后也并无妨碍。摩诺马赫的文章也可放在“老朽编年史”的开头，但它总还是一个独立的部分。把它放在相对恰当的地方，当然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Л.B.切列普宁也认为《训诫书》放在1096年条不是偶然现象。根据Л.B.切列普宁的意见，《训诫书》被插入《往年纪事》第3版，是和这第3版的任务紧密相联：在雅罗斯拉夫·斯维亚托波尔科维奇发动的内讧被平息以后，要用新的视角来观察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和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的相互关系。无论是《训诫书》，还是摩诺马赫致奥列格的信，就其内容而言都十分确切地回答了1118年摆在《往年纪事》第3版编者面前的政治任务。把《训诫书》放在记述柳别奇代表大会和那时的王公们纷争事件之前，就能使摩诺马赫得到对所有这种事件的关键作出他所需要的政治说明（Л.B.切列普宁：《往年纪事》，《历史论丛》第25期，莫斯科，1948年，第319——321页）。————《训诫书》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关于这方面发表了大批文章，众说纷坛。第一次公布《训诫书》的穆辛——普希金（《弗拉季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摩诺马赫大公的遗嘱》，圣彼得堡，1793年）把它说成是1119年至1125年间写的（同上，第50页，注80）。H.М.卡拉姆津认为，摩诺马赫写《训诫书》时已年高望重，“不早于1117年，因为大公提到自己对弗拉基米尔公雅罗斯拉夫的征战”（《俄罗斯国家史》，卷2，附注230），把《训诫书》写成时间定得最早的是М.П.波戈金————1099年。М.П.波戈金对“坐在雪橇上”一语从字面上理解，认为《训诫书》是在路上写就的。他把《训诫书》中还有两处提到雪橇联系起来：一处是摩诺马赫谈到在伏尔加河上接见自己堂兄派来的使者；另一处是他谈到“现在前往罗斯托夫”。М.П.波戈金说：“很明显，摩诺马赫是在去罗斯托夫的途中，由于兄弟派来使者建议驱逐罗斯提斯拉维奇而想写《训诫书》的，在到达该城之后才把它写完。我们只要找出兄弟们出征罗斯提斯拉维奇的时间就可以了。”这时间按М.П.波戈金的计算是在1099年（М.П.波戈金：“论摩诺马赫的《训诫书》”，《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部通报》，卷10，圣彼得堡1861——1863年版，第265等页）。至于《训诫书》中提到1099年以后发生的事件（如1117年对弗拉基米尔城的雅罗斯拉夫的征战），М.П.波戈金处理得很简单：他认为那是抄写者后加的。C.М.索洛维约夫看来是同意М.П.波戈金的观点，不过他顺便提出这样一个想法，《训诫书》是在和达维德·伊戈列维奇和解后写成的：“在维季奇代表大会上（1100年————原注），和达维德·伊戈列维奇的内讧结束后，他（摩诺马赫————原注）去了北方的罗斯托夫地区，当他在伏尔加河上时，接见了堂兄派来的使者，他们建议攻打加里奇的罗斯提斯拉维奇”，并威胁说如不应允将断绝和摩诺马赫的关系。“兄弟威胁要和他断绝关系使摩诺马赫十分痛心；他在悲伤中翻开圣诗集，看到这几句：‘心啊，你难过什么？什么使你困惑？’等等。摩诺马赫经圣诗集的安慰，决定马上给自己的儿子们写训诫”（《俄罗斯史》卷1，《社会利益》出版社出版，第760页）。同意М.П.波戈金意见的并非只有C.М.索洛维约夫一人。提出这一时间（1099年）的还有C.普罗托波波夫（《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训诫书〉是罗斯在鞑靼以前时期宗法观念和生活的文献》，国民教育部杂志，1874年，第2期，第232页，第235——237页）和古罗斯文学史共同课教程的作者们，有И.波尔菲里叶夫（《俄罗斯文学史》第1部，喀山1897年第6版）和A.H.佩平（《俄罗斯文学史》，卷3，圣彼得堡1907年第5版，第118页）。A.A.沙赫马托夫于1897年1月31日在“莫斯科古文献爱好者协会”上作了题为“编年史《往年纪事》是谁和何时编写的”报告，他讲了这样一种想法：摩诺马赫早在1096年就开始写自己的《训诫书》，一直写到《训诫书》被收入到编年史的那1118年。按A. A.沙赫马托夫的观点看来，《训诫书》是摩诺马赫的日记，他的大事记（参阅1896——1897年的古文献爱好者协会报告，第23页）。遗憾的是，A.A.沙赫马托夫对《训诫书》并没有进行细致的研究，因而我们难以检验其全部论证。1900年出版了H.B.什利亚科夫的著作：《论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训诫书〉》。H.B.什利亚科夫在非常巧妙对比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训诫书》是在离罗斯托夫不远的伏尔加村社里于1106年2月8——10日斋期第一周祈祷仪式的深刻影响下写成的。另一位研究人员И.М.伊瓦金的文章：“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王公及其〈训诫书〉”（第1部，莫斯科1901年版）把《训诫书》写作的时间说成是在1117年讨伐雅罗斯拉夫·斯维亚托波尔科维奇（正如已指出的这次征讨，在《训诫书》中有所提及）及1125年（摩诺马赫逝世的日期）之间。B.Л.科马罗维奇对《训诫书》写作的时间提出了新的假设。他对比了三件事：（1）《训诫书》中最后提到的摩诺马赫远征是1117年对明斯克的格列勃的远征；（2）《训诫书》是在大斋期仪式的强烈影响下写成的；（3）伊帕季编年史说，摩诺马赫在这次对格列勃的远征中在自己大斋期情绪的影响下产生了对格列勃的怜悯情绪。由此，B.Л.科马罗维奇得出结论：《训诫书》是在1117年大斋期或大斋期后不久写成的，它被收进《往年纪事》的第3版是因为这第3版的编者表彰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和格列勃的和解是在大斋戒期对摩诺马赫的影响下做到的，所以编者能够知道整篇《训诫书》的内容（《俄罗斯文学史》卷1，苏联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第295页）。我们把B.Л.科马罗维奇关于《训诫书》正是写于1117年斋戒期，关于甚至连编者似乎都知道这种有争议的推测暂且放在一边，我们不能不同意他在这个问题上和他前人的一个观点，那就是《训诫书》写作的时间不能早于《训诫书》中提到的那些事件。换言之，《训诫书》中最后提到的一个事件是1117年对明斯克格列勃的远征，所以《训诫书》写成的时间决不能早于 1117年。И.Y.布多夫尼茨同时也提请上述作者注意，《训诫书》写成的时间也不能晚于1117年，因为摩诺马赫讲述自己和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一起远征捷克时，他补充说此时“他在诺夫哥罗德的大儿子得子”。然而，姆斯提斯拉夫在诺夫哥罗德是从1095年到1117年。摩诺马赫在此以后未必会把他再称为诺夫哥罗德的。总之，《 训诫书 》写于1117年 。各派“比较语言学”的文学家力图为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训诫书》在世界上的一切文学中找到类似的典型，从拜占庭开始直到古法兰西终结。但是，除了每个父亲完全自然地父教子的思想本身之外，在各种《训诫书》、《遗训书》与摩诺马赫的《训诫书》之间，再也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任何类同的地方。这是可以理解的。摩诺马赫出自本人 的生活经验，出自11世纪末——12世纪初的罗斯 历史的实际经验，他写了本人 一生中经历的事件，并告诫自己的孩子们，考虑到他们的未来；同时还告诫罗斯 的读者，充满对自己祖国利益的关心。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罗斯的现实，摩诺马赫的政治活动，他的世界观————这就是那些最重要的资料，这些资料首先应当成为评价《训诫书》的出发点。

    ［785］ 11——13世纪，某种程度上在此以后，罗斯王公通常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基督教的名字，即受洗礼的名字，另一个是“罗斯的”、“世俗的”或“王公的”名字。例如，摩诺马赫的曾祖父有两个名字，分别为瓦西里（基督教的名字）和沃洛季麦尔（罗斯名）（后来由于开音节规律的作用，发展成现代俄语的弗拉季米尔————译注）。摩诺马赫的名字就是祖父雅罗斯拉夫为了纪念他（弗拉季米尔一世·斯维亚托斯拉维奇）而起的。雅罗斯拉夫自己也有两个名字：格奥尔基（教名）和雅罗斯拉夫（罗斯名）。双名并不局限于王公阶层。例如，诺夫哥罗德地方行政长官奥斯特罗米尔也有另一个名字（基督教的名字）约瑟夫（在奥斯特罗米尔经书的后记中说到这一点）。有时，如果孩子的母亲是外国人，还会给孩子起第3个名字，即母亲所属民族的名字。例如，摩诺马赫和他的第一夫人基塔（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哈罗德的女儿）所生的儿子就有3个名字：姆斯提斯拉夫（罗斯名）、格奥尔基（教名）和哈罗德（盎格鲁撒克逊名，即母系名）。安德烈·鲍戈柳勃斯基的母亲是波洛韦次人，他还有一个波洛韦次名字————基泰，如此等等。B.H.塔季谢夫不知有何根据断言，摩诺马赫洗礼名为费奥多尔。因此，《训诫书》的第一位出版者A.И.穆辛——普希金在“瓦西里”的地方代之以句号，并在附注中指出：摩诺马赫的名字“难以搞清”，而自己的译文中写了名字“费奥多尔”。然而，“瓦西里”这个名字清楚地见于拉夫连季抄本。达尼尔修道院长在其《游记》一书中也称摩诺马赫的教名是“瓦西里”。

    ［786］ 弗拉季米尔被称为摩诺马赫显然是为了纪念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摩诺马赫。弗拉季米尔的母亲是希腊人，出身于皇族。“摩诺马赫”当然不是正名，而是别名：伊帕季编年史1124年条把它称为“外加的号”（绰号）。拉夫连季编年史在“摩诺马赫”这个单词后空了4行半。这空白显然是由于拉夫连季所抄原本已破旧不清。拉夫连季作此空白是想要某位读者日后能将它填上。他自己写道：“老爷和父兄们，本书由于原本破旧，而本人又才疏学浅，不到之处，未抄之处，望众填补之。”拉夫连季在《训诫书》的该处显然“没能抄上”，但他对读者说的“望众填补”也无人补遗。显然，《训诫书》在他当时已是稀缺之物。

    ［787］ 12——13世纪的编年史都不止一次地提到祖辈（祖父或父亲）的半多神教的祈祷。例如拉夫连季编年史的1171年条说到上帝和“祖父的和父亲的”祈祷在战斗中帮助了佩列亚斯拉夫公米哈伊尔·尤里叶维奇和弗谢沃洛德·尤里叶维奇。后来在14——15世纪先辈们不合教规的祈祷态度来源于这样一些风俗习惯，比如有人说，祖辈们在阴间为其活着的后代祈祷。摩诺马赫提到“父辈的祈祷”特别有意思：它证明甚至在宗教领域仍和罗斯传统风俗有联系，这和有些学者（A.A.沙赫马托夫、M.Д.普里谢尔科夫）的观点相反，他们力图把摩诺马赫描述成希腊宗教在罗斯的拥护者。

    ［788］ 比较《训诫书》稍后的下文：“在长途的旅程中，坐在雪橇上，说出的一堆废话。”摩诺马赫这句话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摩诺马赫在此话中讲他自己的《训诫书》，当然不可能是在冬天坐在雪橇上写的。因此，坐在雪橇上应看作是一种形象化的表达方式。它作为一种形象说法可能有两种意思：或是一般在“冬季的旅途中”，或是表示“年事已高”，“濒临死期”。这样表达的第一种理解对弄清《训诫书》的整个开头部分帮助不大：不明白为什么摩诺马赫在此上下文中要谈起自己的《训诫书》写于途中：同样也不明白，在途中写《训诫书》对某种“废话”能起什么辩解作用。然而，这样表达的第二种理解能给《训诫书》的整个意图透射出一定的亮光。摩诺马赫把自己的《训诫书》看作是一种“遗嘱”。他在《训诫书》中不仅总结了自己征战和狩猎方面的经验，而且还总结了自己全部的人生体会和国家管理方面的经验，他以这种表达方式来强调自己这位即将度完一生的人所持的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并请人们对他老人说出某些“废话”不要过分地指责。“坐雪橇”这话的意思是根据古罗斯殡葬的习俗而来，表示“在暮年”，“濒临死期”。把死者遗体放在雪橇上送葬是古罗斯殡葬习俗的主要部分。1015年用雪橇送葬了弗拉季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1078年也如此安葬了伊兹亚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1113年又这样安葬了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等等。与此同时，放上雪橇的不仅可以是死人，也可以是濒临死亡的人。后一种情况也就适合摩诺马赫的这种形象的说法————“坐在雪橇上”，正是这种情况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一形象。这就是编年史家讲述佩切拉的狄奥多西死时那样：狄奥多西感到自己死期将至，“吩咐把自己抬到院里，修道士弟兄们把他放在雪橇上 ，抬到教堂前”。然后，狄奥多西命令集合修道院全体弟兄，他就在这雪橇上向他们讲了自己最后的决定。

    ［789］ 这里当然应该看到摩诺马赫写这些话指的是年事已高。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的年龄都不能说感谢上帝的恩惠，“受其庇护”而活到这个年龄（“迄今”）。在《训诫书》末尾部分还有一处类似地指出摩诺马赫已经年迈：“我赞美上帝，颂扬他的仁慈，他使我这个有罪之人到此暮年 还留于尘世。”摩诺马赫在晚年写自己的《训诫书》，总结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国事经验。

    ［790］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摩诺马赫写这篇《训诫书》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他赋予它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按其训导的性质而言，《训诫书》首先是针对那些将掌握王公大权的人，但同时其中也有对于每个封建主都必须遵循的规范。

    ［791］ И.М.伊瓦金注意到以这句话开头的这一段和上文不相连接。“是啊”一语，似乎是说这里对上面某种共同思想所举的例证。但这种思想以前并无交代。И.М.伊瓦金推测此处缺了整整一页。抄写者连续转抄，没注意到已漏掉了一部分。（《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及其训诫》，莫斯科1901年版，第77——78页）

    ［792］ 这里指的是摩诺马赫的堂兄弟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和斯维亚托斯拉夫·达维多维奇。

    ［793］ “ростиславича”此词在语法上是双数第二格形式————罗斯提斯拉维奇兄弟。罗斯提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有3个儿子：柳里克、佩列梅什利王公沃洛达里和捷列鲍弗利王公瓦西利科。柳里克死于1092年。因此这里说的只是沃洛达里和瓦西利科。看来，斯维亚托波尔克于1099年派使者来见摩诺马赫，建议把罗斯提斯拉维奇兄弟从他们领地上赶走。至少，在《往年纪事》1097年条，在记述捷列鲍弗利王公瓦西利科失明的《瓦西里故事》中谈的都是1099年事件：“斯维亚托波尔克赶走了达维德后，开始考虑对付沃洛达里和瓦西利科，说：这是我父亲和兄弟的领地；于是发兵征讨他们。”

    ［794］ 在这种场合下，这一说法是表示拒绝结盟的一种通用格式（试比较西诺达尔第一编年史1232年条：“他们坚决反抗他们，他们说：‘把他们的妻子和货物送还给他们，我们也放回维亚切斯拉夫；否则你干你的，我们干我们 的 ’。”等等）

    ［795］ 摩诺马赫在这里讲的是用《圣诗集》来占卜。在古罗斯经常用《圣诗集》来占卜。甚至有专门算命用的《圣诗集》，在它的本文下还有附注，解释那篇《圣诗集》的“预言”意思。占卜者随便打开《圣诗集》的一页，读那打开的地方，如果有注释，还要看它的解释。

    ［796］ 摩诺马赫写自己的训导从摘引“上帝的话”开始。摩诺马赫的所有摘录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一个统一的话题，至少也有统一的意向。所有摘录都是表明在他拒绝发兵攻打罗斯提斯拉维奇兄弟后的心情。一开始摘录的是通常在教堂里或大斋戒前夕或其最初一礼拜颂读的赞美诗。在摘录这些忏悔性圣诗之后，接着抄录的是在古罗斯早已闻名的瓦西里一世大帝的《教诲》，它的译文于1076年收在斯维亚托斯拉夫文集里。然后摘录的是收入12——13世纪罗斯《预言集》中的一段《教导》、伊萨伊的预言和所谓《三重颂歌》中的祈祷词。不清楚摩诺马赫所说的把自己的摘录“按系列”排好是什么意思：可能摩诺马赫指的是按各本书摘录的顺序排列。

    ［797］ 摩诺马赫所说的“前面的语句”好像指的是他所摘抄的“上帝的话”，而“后面的语句”指的是在前者之后的自己的教诲。摩诺马赫想说，即使他的读者不喜欢他作的训导，那他提请读者至少应“接受”从“圣书”里抄录下来的内容。

    ［798］ 根据斯拉夫的一些民间传说，鸟类飞往乐土————神话中的国度过冬。那里没有冬天，整个生机勃勃的自然界一到冬天就躲到那里去……

    ［799］ 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这里的“首先”应改为“交到”，但论据不足。更好的应理解为“首先飞到我们手里”。这是因为：按中世纪的观念，乐土在东方；在基督教国家中，罗斯是最东面的国家；因此，鸟儿在春天从乐土飞出，首先飞到罗斯人的“手里”，然后并不在这里————在罗斯“这一国土”停留，而是“无论猛禽，还是弱雀都要飞往各国”。

    ［800］ “грешить”（犯罪）这个词毫无疑问摩诺马赫在这里用的是其俄语意思：放过（试比较“грешиться”————即“промахнуться”落空，耽误）。摩诺马赫是想说：做祷告的事不要放过一个晚上（可参阅后文）。

    ［801］ 试比较拉夫连季编年史1212年条谈弗谢沃洛德·尤里叶维奇（大窝）公的情况：他“不允许自己那些有权势的大贵族欺凌弱小贫穷者和孤儿，予以公正、准确和真实的审判；”同样可比较摩诺马赫《训诫书》的下面一句：“不让权势者欺凌弱小的斯麦尔德和贫苦的寡妇。”和“不要随便就让地方长官代劳，需要的话就自己亲审”。雅罗斯拉维奇（其中包括弗谢沃洛德————摩诺马赫的父亲）《法典》第33条也谈到王公的亲审：“如某职未奉王公的命令擅自刑讯欺凌斯麦尔德，处以3格里夫纳的罚金”；关于亲审的事可参阅《往年纪事》1071年条的注释（Б.А.罗马诺夫注）。

    ［802］ 这里讲的不是法庭判处的死刑，因为当时罗斯法律还没有死刑。这些话指的是封建主的独断专行。这种横行霸道的具体实例在《基辅——佩切拉修道院的圣僧传》中有所描述（圣彼得堡版，1911年，第199页）。1093年，摩诺马赫的弟弟————罗斯提斯拉夫在出征波洛韦次人之前，在亲兵队（青年侍从）的陪同下前往修道院请求祝福和祈祷。在第聂伯河河岸上他们碰上了前来取水的格雷高里修道士。青年侍从们开始戏弄他，而他对他们预言说：“你们所有人连同自己的主公都会淹死在水里。”这话传到罗斯提斯拉夫公那里，他勃然大怒，吩咐把他————格雷高里的手脚绑上，脖子上挂上石头，把修道士扔进水里，格雷高里也就被淹死了。《圣僧传》的作者此时责备地指出，罗斯提斯拉夫“由于愤恨”也没去出席淹死者的葬礼，而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去“做了祷告”。随后不久，“当他们在特列波利附近遭到波洛韦次人的猛烈攻击（参阅1093年条）时，我们的王公们在敌人（波洛韦次人）面前败阵而逃。弗拉季米尔通过祈祷的保佑过了河，而罗斯提斯拉夫及其随从像仙逝的格雷高里所预言的那样，淹死在河中”（Б.А.罗马诺夫注）。

    ［803］ 提温————管家，宫廷管事，总管，侍役。

    ［804］ “出巡”除一般的意思外，还有其特定的意义：“征收贡物。”试比较《往年纪事》945年条，伊戈尔对自己的亲兵队说：“你们先把贡物运回家，我回去一趟，再收一次。”或伊帕季编年史1238年条：“达尼尔和瓦西利科让他（切尔尼戈夫城的米哈伊尔————原注）在自己地区巡行，并送给他很多小麦、蜂蜜和牛羊，满意而去。”摩诺马赫此处说的显然是征收贡物。

    ［805］ 摩诺马赫《训诫书》的此处应和他于1103年在多洛勃斯克的代表大会和1111年的代表大会上所表达的关心斯麦尔德经济的演说相比较。“弗拉季米尔说：‘亲兵们啊，我真感到奇怪，你们竟吝惜用以耕种的马匹，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去想一想，当斯麦尔德刚开始耕种，波洛韦次人杀来，会用箭射他，夺去他的马匹，然后闯进他的村庄，掳走他的妻子和孩子及他的全部财产呢？’”（1103年条）“弗拉季米尔还说：‘你的亲兵队和我的亲兵队想蒙骗诬陷我，说我想危害斯麦尔德和斯麦尔德的耕地，可我又能怎么说呢？但兄弟啊，我奇怪的是你们吝惜斯麦尔德及其马匹，但却不想一想，春天斯麦尔德刚开始用马耕地，波洛韦次人会闯来向斯麦尔德射箭，夺走那马和他的妻室儿女，焚烧他的谷仓。对此为什么不去想一想呢？’”（1111年）。保护斯麦尔德的经济利益是摩诺马赫一项特别重要的政策。

    ［806］ 这里的“унеин”是指谁？这是一个什么字？这个问题引出了一系列文章，可至今还没得到解决。H.M.卡拉姆津认为这个词来自卡巴尔达语（！）“унна”，意为“房子”（《俄罗斯国家史》，卷2，注232）。A.И.穆辛——普希金和C.П.舍维列夫对此词也进行了解释。Ф.И.布斯拉叶夫建议把这词分读为“уне ина”，并译为“比别的好”（《历史文选》，476一栏）。在另一处Ф.И.布斯拉叶夫认为这词来源于“унить”：“请求”，译为“行乞之人”（《罗斯文选》，莫斯科1894年版，第74页）。C.M.索洛维叶夫在其《俄罗斯史》（社会利益出版社，卷1，第316页）中，此处按一般意思译为“无论去哪里，无论在什么地方住下，都要给穷人水喝，提供食物”。B.A.沃斯克列先斯基主张把“унеин”一词看作是“унеиша”（年轻的，年幼的，弱小的），受损害过的样式（《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对孩子们的训诫》，圣彼得堡1893年版，第15页）。И.M.伊瓦金关于“унеина”写道：“能否把这‘унеина’一词解释为纯粹是古字体的误解？因为后面提到的过路人 ，不用怀疑既属明显的客人，也属于不明显的унеина。如果过路人 同样属于前者和后者，这就是说两者应是同类的东西。这样是否可以得出унеина是由于分辨不清而来自两个词：穷人和乞丐，或穷人和云游教徒呢？”。（《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公及其训诫》，莫斯科1901年版，第134页）

    ［807］ 试比较达尼尔·扎托奇尼克在其12世纪的故事中写道：“民间劝诫故事中说：……让老婆管得严严的男子，非男子也……”（《达尼尔·扎托奇尼克对12——13世纪作品编选的论述》，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列宁格勒1932年版，第26页）（Б.A.罗马诺夫注释）

    ［808］ 《训诫书》的第一位出版家A.И.穆辛——普希金对此写得好：“从此遗嘱（指《训诫书》————原注）可以看出我们的先辈虽然没有大批地到异国他乡去受想象往年纪事中的教育，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他们似乎不懂外语，更不应以自己的天赋不好来解释。弗拉季米尔写道：我的父亲在家就学会了五种语言————这是对那种说我们先辈乐于无知的论调的有力反驳。”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究竟通晓哪些语言呢？对此问题众说纷纭，但所有的研究人员首先都一致指出的是希腊语（弗谢沃洛德娶希腊女人为妻）。研究人员提出弗谢沃洛德可能会的其他语言有拉丁语、德语、匈牙利语、波洛韦次语、伏尔加流域的保加尔语、立陶宛语、托尔克语、卡索日语、奥别兹语、“斯堪的纳维亚语”等。掌握5门外语在11世纪的西欧无论怎么说也是一种超群现象。欧洲作家把通晓5种外语的殊勋加在德意志皇帝查理四世的头上，甚至在16——17世纪，欧洲学者还记得这件事，并大加赞赏。

    ［809］ 试比较以后的1103年条和1111年条详细讲述王公在出征波洛韦次人的前夜都要和亲兵队进行这种商讨。关于和亲兵队商议立法事宜，可参阅《详编罗斯法典》第53条：“弗拉季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摩诺马赫）在斯维亚托波尔克死后（即1113年后），在别列斯托沃（基辅附近的王公皇庄）召集自己亲兵队将领开会：出席的有基辅的千人长拉提鲍尔、别尔戈罗德千人长普罗科皮、佩列亚斯拉夫千人长斯塔尼斯拉夫、纳日尔、米罗斯拉夫，还有奥尔加的丈夫伊凡克·丘季诺维奇（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摩诺马赫的叔伯兄弟），会上决定：……（接着是关于限制高利贷的决议等）（Б.A.罗马诺夫注）

    ［810］ 这里指的是审判。“Оправливати”————意思是恢复法律的公正，给受冤屈的人维护公理（试比较945年《伊戈尔条约》：“罗斯人或希腊人有谁干了坏事，将予以公正裁决”）。

    ［811］ 此处写的是“C 13 ”（从13岁起），但在拉夫连季编年史手抄本上写的是“13 лет”，这里没有前置词“C”（从……起）。然而在编年史中写摩诺马赫第一次出征是在1076年条，因此不管我们把《训诫书》的写作放在哪一年（1099年、1105年或1117年），说“四处征战和狩猎13年”，很明显均难以接受。И.М.伊瓦金推测，抄写人把一面遭磨损的数字53（ ）当作13（ ）了。但是即使作这样的更正也讲不通。句中“лет”（年岁）的格的形式也明显不当。因此，我们认为（随М.П.波戈京之后）该句只是丢掉了“C”（从……起）字，应该读成“C 13 лет”（从13岁起）。实际上，年轻的王公在举行骑马仪式后才被认为是步入成年，该仪式一般都约在此年龄（12——14岁）举行。

    ［812］ 根据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989年条上的罗斯王公名录所说，罗斯托夫是雅罗斯拉夫封赠给摩诺马赫的父亲————弗谢沃洛德的（“于是开始分封领地，分得最多的是伊兹亚斯拉夫：基辅、诺夫哥罗德及基辅地区的其他很多城市；而斯维亚托斯拉夫分得切尔尼戈夫及整个东部地区，直到穆罗姆；分封给弗谢沃洛德 的是佩列亚斯拉夫利、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别洛奥泽罗及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像以前指出过的那样，这个名录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尽管《往年纪事》说，弗谢沃洛德只得了一座佩列亚斯拉夫利城，但名录所指出的是应该相信的。如果情况属实，即弗谢沃洛德确实领有罗斯托夫，那摩诺马赫去罗斯托夫就不应该看作出征，因为摩诺马赫去的是自己的领地。文中后一句也和该情况符合：“我父亲派我（到那里），而他自己去了库尔斯克（就任）。”

    ［813］ 维亚提奇人居住于奥卡河和捷斯纳河流域。前往罗斯托夫的水路是沿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上游而行。显然，摩诺马赫走的是直路，穿过维亚提奇森林，这虽为近道，但在11世纪是大胆的冒险行动。

    ［814］ 摩诺马赫的父亲弗谢沃洛德去库尔斯克，不是出征，而是前往自己的领地。库尔斯克在11世纪划归佩列亚斯拉夫公国管辖，它是弗谢沃洛德的领地。可以推测，弗谢沃洛德前往库尔斯克，而派儿子去罗斯托夫是在1068年。正是在这一年，伊兹亚斯拉夫和弗谢沃洛德被起义的基辅人赶出基辅。伊兹亚斯拉夫投奔波兰。弗谢沃洛德去往何方————编年史没有记载，至少他没去波兰。很可能他躲在自己的库尔斯克，并把儿子打发到自己领地罗斯托夫。弗拉季米尔不能走第聂伯河的水路，因为第聂伯河水路控制在基辅人的手里，他只好冒险“经由维亚提奇人的土地”。

    ［815］ 拉夫连季编年史写的是“和斯塔弗科·斯科尔佳季奇”。斯科尔佳塔这个名字，如同科尔佳塔一样，令人怀疑。因此建议此处应是“和戈尔佳季奇”。“戈尔佳塔”这个名字见于《往年纪事》的945年条（“现今的戈尔佳塔邸宅和尼基福尔邸宅就在那里”）。“斯塔弗科”这个名字在编年史中任何地方再也没有提到，但在当时他显然是一位知名的人物，否则摩诺马赫不会不加解释他是何许人也。

    ［816］ 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去斯摩棱斯克执政看来也是在1068年。他的随从斯塔弗科跟伊兹亚斯拉夫去了别列斯季耶，伊兹亚斯拉夫经由别列斯季耶前往波兰（50年前另一位政治逃亡者————斯维亚托波尔克·弗拉季米罗维奇也是经由别列斯季耶逃往波兰的）。C.M.索洛维约夫就是这样来理解这次斯摩棱斯克征战的历史背景的。И.М.伊瓦金认为这次征战发生在较后的1069——1070年间。这时，伊兹亚斯拉夫已从波兰回国，并开始与弗谢斯拉夫发生冲突。（И.М.伊瓦金：《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公及其训诫》，卷1，莫斯科1901年版，第149页）

    ［817］ 别列斯季耶————西布格河畔的一座城市，现今的布列斯特。

    ［818］ 指前往沃伦地区的弗拉基米尔城。关于摩诺马赫的这条“路线”，И.М.伊瓦金作了下述推测：“摩诺马赫到沃伦的时间无疑是当罗斯不是有三个雅罗斯拉维奇兄弟，而是只有两兄弟的时候，即在1073年3月22日以后，此时伊兹亚斯拉夫被迫远走波兰，斯维亚托斯拉夫取代他在基辅执政。斯维托斯拉夫自己就任大公后，自然要给儿子们分封更好的领地。不过，他的大儿子格列勃早在伊兹亚斯拉夫统治年代就已坐镇诺夫哥罗德，在1069年春季或夏季是从特穆托罗坎调到那里的。他的第二个儿子罗曼看来接替了格列勃在特穆托罗坎的位置。那么，第三个儿子达维德应该推测斯维亚托斯拉夫按长幼顺序分给他斯摩棱斯克。但是，他是否把摩诺马赫调往弗拉基米尔（指沃伦地区的弗拉基米尔————原注）去了呢？有些材料似乎说明了这一点。看来，那年冬天“两兄弟（即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谢沃洛德）调派”摩诺马赫从弗拉基米尔“前往别列斯季耶”。看来，他从弗拉基米尔到父亲所在的佩列亚斯拉夫利参加复活节，并从那里返回弗拉基米尔；看来，他作为离波兰最近的一名王公，受命到苏捷伊斯克和波兰人缔结和约。在这种情况下，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奥列格又镇守何方呢？能否假设父亲不想封给他比达维德更好的领地呢？未必会这样。从《训诫书》中得知，奥列格于1077年镇守弗拉基米尔；那么他在那里镇守的时间还会更长（即从1073年起）。这么说来，摩诺马赫的领地又在哪里呢？在斯维亚托斯拉夫统治时期，他再也没提斯摩棱斯克。再重复一次————线索断了。在斯维亚托斯拉夫时期，摩诺马赫是什么领地的王公呢？我们不得而知。是不是在图罗夫？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在伊兹亚斯拉夫从基辅逃往波兰，他的姻亲————大胆鲍列斯拉夫大概要采取威胁的态势时，摩诺马赫在沃伦活动。（《乌克兰文集》，第150页）

    ［819］ “兄弟”在这里用的是双数形式：“брата”，指的是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谢沃洛德这两位雅罗斯拉维奇兄弟（即摩诺马赫的伯父和父亲）。

    ［820］ 波兰人为何和何时会焚毁别列斯季耶？伊兹亚斯亚夫于1073年逃往波兰，但他于1075年1月在美因兹就已投靠当时和波兰国王大胆鲍列斯拉夫关系远非友好的德国皇帝亨利四世。这是否表明伊兹亚斯拉夫和波兰人有某种不和呢？它的后果则是波兰人烧毁罗斯的城市别列斯季耶。（И.М.伊瓦金的推测，《乌克兰文集》，第151页）

    ［821］ 《训诫书》的一些诠释者（米克洛希奇，И.М.伊瓦金等）认为此处的“тихъ”（平静）应是“ ”（那些），指的是别列斯季耶附近的城市。本文在这里还是保留了拉夫连季编年史上的写法。

    ［822］ 去南方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父亲那里（弗谢沃洛德的公国）。

    ［823］ 苏捷伊斯克的具体地点不详。相似名称的地方有几处。

    ［824］ 指沃伦地区的弗拉基米尔城。

    ［825］ 摩诺马赫这次远征的目的是帮助波兰人对付捷克人。可参阅《往年纪事》的1076年条。

    ［826］ 捷克森林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之间的埃格尔以南，分布在多瑙河和弗尔塔瓦河的分水岭地区。但是，这里说的捷克森林可能是指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山脉的森林。格洛戈瓦即奥德河畔的格洛加乌。

    ［827］ 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长子姆斯提斯拉夫于1076年出生。姆斯提斯拉夫在1095——1117年担任诺夫哥罗德王公，此前在1088——1093年也曾在那里执政。

    ［828］ 可能是在1076——1077年。图罗夫是弗拉季米尔管辖的城市。

    ［829］ 斯维亚托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死于1076年12月27日。看来，斯维亚托斯拉夫死后，又重新开始领地的分封。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得到斯摩棱斯克。

    ［830］ 即援助诺夫哥罗德的格列勃·斯维亚托斯拉维奇，显然这是在1077年春出兵攻打波洛茨克的弗谢斯拉夫·勃里亚奇斯拉维奇。弗谢斯拉夫是格列勃的宿敌。

    ［831］ 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在诺夫哥罗德公格列勃死后坐镇诺夫哥罗德，格列勃于1078年5月30日在扎沃洛奇耶被害。

    ［832］ 奥德列斯克这座城市的具体地点不详。H.М.卡拉姆津认为奥德列斯克是德里尤捷斯克的笔误（《俄罗斯国家史》，卷2，注134），这种说法根据不足。

    ［833］ 摩诺马赫宴请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只能在1078年4月10日之前，因为在4月10日这一天奥列格逃往特穆托罗坎（参阅《往年纪事》1078年条）。这里说的父亲是摩诺马赫的父亲弗谢沃洛德。看来，摩诺马赫是在1078年4月8日（正好是复活节那天）摆设宴席（И.М.伊瓦金：《乌克兰文集》，第159页）。据1078年条记载，奥列格于4月10日“从弗谢沃洛德那 里 ”逃往特穆托罗坎。因此，在摩诺马赫举行的宴席上，奥列格和弗谢沃洛德发生争吵，其结果是奥列格在复活节后的第三天逃往特穆托罗坎。

    ［834］ 王公的红宅在编年史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它都建在郊外：基辅郊外、佩列梅什利郊外、南方的佩列亚斯拉夫利郊外均有。切尔尼戈夫的红宅显然也在郊外。

    ［835］ 在1076年年初，摩诺马赫的父亲弗谢沃洛德在斯维亚托斯拉夫死后继任基辅王公。伊兹亚斯拉夫得知斯维亚托斯拉夫去世的消息后，从波兰返回。在沃伦达成协议：伊兹亚斯拉夫接收基辅，弗谢沃洛德前往切尔尼戈夫，而把斯摩棱斯克分封给摩诺马赫。摩诺马赫来到切尔尼戈夫后，转交给父亲300格里夫纳黄金，这很可能是摩诺马赫在斯摩棱斯克征收的贡物。这笔款项可折合为3000格里夫纳银子。下面有几个可作比较的例子：1）3000格里夫纳————这是1150年斯摩棱斯克公国全部预算的收入（参阅斯摩棱斯克主教区罗斯提斯拉夫王公的文书，主教区是这预算的计算单位，《弗拉基米尔的布达诺夫文选》，卷1；2）诺夫哥罗德人远征弗谢沃洛德王公，共耗费了1500格里夫纳；弗谢沃洛德于1137年离开诺夫哥罗德，去了普斯科夫（参阅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的1137年条）；3）基辅王公弗谢沃洛德·奥利戈维奇和加利奇的弗拉季米尔王公于1144年“发生争执”，并已准备和另外3名王公共同发兵，但在双方还未交火前敌对双方和解，弗拉季米尔被迫承担弗谢沃洛德动员费用，支付“劳务费”1400格里夫纳（伊帕季编年史1144年条）；4）大家知道的明斯克王公格列勃·弗谢斯拉维奇在世时曾向基辅——佩切拉修道院捐赠了1100格里夫纳，在他死后他的妻子又捐赠给这个修道院600格里夫纳，即修道院总共收到1700格里夫纳，而40年后当格列勃妻子临终躺在病榻上所能捐给修道院的只有几个村庄及其奴仆和一些私人用品了（伊帕季编年史1159年条；这里已根本谈不上格里夫纳了）（Б.А.罗曼诺夫注）。

    ［836］ 1078年8月25日，弗谢沃洛德在索日查败北后，波洛韦次人侵入罗斯国土。摩诺马赫一直拼杀到南方的佩列亚斯拉夫利，在那里碰上了战败回来的自己父亲弗谢沃洛德（“遇上了远征归来的父亲”）。

    ［837］ 指的是1078年10月8日发生在切尔尼戈夫附近的涅扎金田野上的战役。在此次战役中摩诺马赫，他的父亲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和伊兹亚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共同战胜了鲍里斯·维亚切斯拉维奇和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戈里斯拉维奇”）。伊兹亚斯拉夫和鲍里斯在战役中阵亡。弗谢沃罗德继任基辅王公，而摩诺马赫占有切尔尼戈夫，看来仍保留斯摩棱斯克。这就是为什么现已上任切尔尼戈夫公的摩诺马赫“率领切尔尼戈夫人”追击弗谢斯拉夫。

    ［838］ 奥勃罗夫在佩列亚斯拉夫公国，但具体地点不详。“奥勃罗夫”可能是南佩列亚斯拉夫利附近的一座土堡。

    ［839］ 这里是关于1078年冬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追击波洛茨克的弗谢斯拉夫·勃里亚奇斯拉维奇到斯摩棱斯克的详细叙述。他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次远征：“斯维亚托斯拉夫去世，于是我又一次来到斯摩棱斯克”。（关于此事的详细情况可参阅И.М.伊瓦金的文章，《乌克兰文集》，第159页）

    ［840］ 卢科姆利和洛戈日斯克————波洛茨克公国的城市，属于波洛茨克王公弗谢斯拉夫。

    ［841］ 即1078年冬季。

    ［842］ И.М.伊瓦金认为（《乌克兰文集》，第168页），阿萨杜克王公可能是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岳父，他娶波洛韦次姑娘为妻。但是这种说法缺少其他可靠的根据。波洛韦次王公萨乌克在别的地方再没有提及。

    ［843］ 指北诺夫哥罗德城。

    ［844］ 别尔卡特金在别处再也没有提及。

    ［845］ 这里原文为“семечи”，那么“семечи”是什么呢？有的注释者把它分开读：“се мечи”（那些剑），于是可译为“缴获他们的剑和所有俘虏”（А.И.穆辛——普希金，А.克列瓦诺夫，И.拉什纽科夫等）。И.М.伊瓦金不认为是“семечи”，而是“ вежи”（所有的帐幕）（《乌克兰文集》，第42页和第169页）。H.什利亚科夫认为“семечи”是谢米河流域的居民。更确切的为“семеци”，但在《训诫书》手抄本中把“ц”和“ч”混淆了（H.B.什利亚科夫：“论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训诫”，《国民教育部杂志》1900年第5期，第121页和第7期，第20——21页）。可能“семечи”（或“семеци”）一词应和后面提起的“семцем”（奴仆）联系起来。

    ［846］ 科里德诺城只在《训诫书》中提到，它的具体地点不详。《往年纪事》1080年条提到摩诺马赫对托尔克人的远征（“佩列亚斯拉夫的托尔克人进犯罗斯，弗谢沃洛德派自己的儿子弗拉季米尔迎敌。弗拉季米尔率兵打败了托尔克人”）。远征科里德诺是不是就是这次对托尔克人的远征呢？在《训诫书》中从没有提到对托尔克人的远征，而摩诺马赫未必会忘记说一说这次胜利的远征。

    ［847］ 拉夫连季编年史记载：“追击伊兹亚斯拉维奇兄弟。”但是这里说的看来是罗斯提斯拉维奇兄弟（佩列梅什利的沃洛达里·罗斯提斯拉维奇和捷列鲍弗利的瓦西里科·罗斯提斯拉维奇），而不是伊兹亚斯拉维奇兄弟（雅罗波尔克和斯维亚托波尔克，他们是伊兹亚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的儿子）。比较《往年纪事》1084年条：“此时二位罗斯提斯拉维奇兄弟自雅罗波尔克处逃出，返回赶走了雅罗波尔克，弗谢沃洛德派自己的儿子弗拉季米尔赶走罗斯提斯拉维奇兄弟，委派雅罗波尔克坐镇弗拉基米尔城。”

    ［848］ 米库林————加利奇州的一个城市，位于谢列特河畔。

    ［849］ 布罗迪位于沃伦地区，是罗斯和波兰交界的一座边境城市。看来是在1084年春摩诺马赫在此和雅罗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会晤。

    ［850］ 霍罗尔河————普肖尔河的支流。戈罗申是佩列亚斯拉夫公国的一座城市，位于苏拉河和鲍里奇卡河的两河流域，在霍罗尔河的西南。

    ［851］ 关于在布罗迪和雅罗波尔克会晤的事前已提过。那么会晤是一次还是两次呢？И.М.伊瓦金详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只是一次（《乌克兰文集》，第171——173页）。但摩诺马赫在讲这些会晤的时间时所出现的差异与上一说法相违背：摩诺马赫说第一次会晤是在“那年春季……”，说第二次是在“是年冬季……”。我们不清楚摩诺马赫所有“征途”的顺序，因此只能加以推测。摩诺马赫自己在列举自己的“征战”时，不仅是为了历史的目的，而是为了教诲。他没有列举自己所有的“征战”活动；他甚至没提编年史上都已记载的一些远征。特别是在摩诺马赫和雅罗波尔克的关系上，应该指出摩诺马赫1085年那次对卢茨克的远征，当时雅罗波尔克为躲过摩诺马赫，甚至丢下自己的母亲和亲兵队，逃往波兰。《训诫书》连这次远征都没有提。对摩诺马赫来说，重要的是强调自己和雅罗波尔克的友好关系。

    ［852］ C.M.索洛维约夫认为此处有误，其根据是摩诺马赫已镇守切尔尼戈夫，而切尔尼戈夫的历史比佩列亚斯拉夫利更古老。И.М.伊瓦金提出此处应作如下理解：“春季，父亲让我去 佩列亚斯拉夫利”（《乌克兰文集》，第175页）。我认为这种更改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佩列亚斯拉夫利在12世纪，能取得那里王公位一般是在基辅大公死后应在基辅继任的人。佩列亚斯拉夫利————这是一块有其特色的“基辅的叩门砖”（B.B.马夫罗金：《左岸乌克兰史纲》，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157页）。因此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把自己的长子摩诺马赫调到这更接近基辅的地方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列在众兄弟之前”这种提法也使И.М.伊瓦金感到奇怪。И.М.伊瓦金此时举出一个事实：摩诺马赫只有一位弟弟罗斯提斯拉夫。摩诺马赫的“众兄弟”显然应理解为所有罗斯的王公。可能，摩诺马赫想强调他被父亲委派主持佩列亚斯拉夫利，是为了使他在弗谢沃洛德归天之后能更容易地取得基辅王公的宝座，并使他在所有罗斯王公中更加突出，把他置于所有罗斯王公之首。

    ［853］ 苏帕河————第聂伯河左岸支流，在南佩列亚斯拉夫利注入第聂伯河。在苏帕河往下的另一条第聂伯河左岸的大支流是苏拉河。苏帕河和苏拉河是罗斯和波洛韦次草原的界河。

    ［854］ 普里卢克城在佩列亚斯拉夫公国。在《往年纪事》的有些抄本中，佩列沃洛奇纳城被称为普里卢克。很可能，这是同一座城市。下面这一情况也可资证明：“普里卢克”意思是“避难所”、“客栈”。旅店在“连水陆路”（两水路之间最近可以拉过船只的陆地，俄文为переволок————译者）地区是完全必需的，由此而得名“佩列沃洛奇纳”（переволочна）。

    ［855］ 罗斯武器研究家A.B.阿尔齐霍夫斯基写道：“军人在出征中一般不让甲胄成为自己的繁重负担，这从特别指出穿盔甲的征战中可以看出：‘斯维亚托斯拉夫听说，保加尔人在伊萨德集结部队等他，就下令自己人马全穿上盔甲，竖起旗帜，军队从水陆并进，军队投入战斗，战鼓齐鸣，号声笛声震响，王公自己身临其间’（《罗斯编年史全集》，卷7，第127页）”（A.B.阿尔齐霍夫斯基：“10——13世纪的罗斯武器，”《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学院的报告和报道》，莫斯科，1946年第4期，第16页）。头盔、环甲一般只在打仗前才穿上（“穿上盔甲”）。

    ［856］ “семцю”一词是什么意思？有些研究人员以及拉夫连季编年史的出版者认为“семцю”是一个专有名词。这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而是拒绝回答问题。看来А.И.索鲍列夫斯基正确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семца”是“ ”（家庭）的同族词。据他的推测，该词的词源形式为“ ”，其意义为“家庭最小的成员、仆役”（《敖德萨市高校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卷2，1922年，第61——62页）。神秘不解的“семечи”一词的含义报道是否就是上面那个词呢？

    ［857］ 圣母升天节（8月15日）或圣母诞辰（9月3日）称为“圣母日”。

    ［858］ 这里指的是奥斯特尔河畔的奥斯捷尔白堡，而不是顿河上的白堡（萨尔克尔）。关于奥斯捷尔白堡可参阅B.B.马夫罗金：《左岸乌克兰史纲》，列宁格勒1940年，第199——200页。

    ［859］ 斯维亚托斯拉夫利的具体位置不详。

    ［860］ 托尔切斯克由当地居住的托尔克人而得名，它位于斯图格纳河和特列波利以南。

    ［861］ 罗斯河畔的城市。

    ［862］ 克拉斯恩城位于克拉斯恩河畔，此河在特列波利附近注入第聂伯河。

    ［863］ 指罗斯提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摩诺马赫的弟弟。

    ［864］ 瓦林的所在地不详。

    ［865］ 指沃伦地区的弗拉基米尔城。

    ［866］ 雅罗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于1086年11月22日被杀害（参阅《往年纪事》同年条关于他死的详细记述；伊帕季编年史是在1087年条）。他任沃伦的弗拉基米尔王公“不多几天”。因此，弗拉季米尔委任他去沃伦也是1086年。

    ［867］ 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死于1093年4月13日。

    ［868］ 拉夫连季编年史记载的“在斯维亚托波尔克以后”不对。这里所说的这件事发生在斯维亚托波尔克统治时期。

    ［869］ 拉夫连季编年史把“斯图格纳河”写成“苏拉河”。И.М.伊瓦金作此更改，其想法是：“如果这里提及的事件发生在‘父亲死后’，那就是说它发生在1093年4月13日之后，因为那正是摩诺马赫的父亲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去世的时间。但是，它不可能晚于1095年，因为《训诫书》接着就提到奥列格进犯切尔尼戈夫，那是1095年7月的事。我们从编年史上知道，波洛韦次人得知弗谢沃洛德逝世的消息后，派使臣来会见已登上基辅王公位置的斯维亚托波尔克，商议缔结和约的事。斯维亚托波尔克的鲁莽举动激怒了他们（斯维亚托波尔克扣留了来使————原注），于是导致斯维亚托波尔克、弗拉季米尔和罗斯提斯拉夫的联军于1093年5月24日耶稣升天日这一天在斯图格纳河畔惨遭失败。战斗结束后，弗拉季米尔在逃跑时亲眼见其弟弟罗斯提斯拉夫王公在斯图格纳河溺水身亡。显然，《训诫书》这里所说的正是这场战斗，或准确地说是在斯图格纳河上的惨败，甚至还提到了哈列普，即哈列皮耶，它在今天也离斯图格纳河不远，离特列波利不超过一俄里”。（И.М.伊瓦金：《乌克兰文集》，第183——184页）

    ［870］ 《往年纪事》1094年条对此说道：“斯维亚托波尔克和波洛韦次人缔结和约，他娶波洛韦次王公图戈尔坎的女儿为妻。”

    ［871］ 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某位身份高贵的波洛韦次人取了一个罗斯名字“格列布”。波洛韦次人取罗斯名已见过不止一次（如拉弗尔————1185年条，格列布·季里叶维奇————1185年条等）显然，这事本身证明罗斯文化对波洛韦次人的影响。《往年纪事》在描述斯图格纳河的战斗时说：“弗拉季米尔率领少数亲兵队渡过了河，他的军队中很多人离散，损失惨重。”但是，从《训诫书》此处可以明显看出，弗拉季米尔亲兵队的损失说明不仅“阵亡”大部，而且一部分还沦为俘虏。

    ［872］ 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于1084年率波洛韦次人进犯切尔尼戈夫，对此《往年纪事》有详细记述，在细节上均和《训诫书》讲的一致。

    ［873］ 切尔尼戈夫郊区有两座修道院：一座是在鲍尔达山上的三一修道院，大约在1069年为佩切拉的安东尼所建；另一座是伊利亚修道院，看来也建于同一时期。

    ［874］ 圣鲍里斯节是在7月24日，纪念鲍里斯·弗拉季米罗维奇的节日。在古罗斯，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试比较《往年纪事》1093年条：“这是全罗斯的新节日。”）此节日的意义如此重大，因为它是纪念罗斯 圣徒的第一个节日。

    ［875］ 这里说的山显然指的是切尔尼戈夫近郊的鲍尔达山，渡口是捷斯纳河的渡口，切尔尼戈夫就位于捷斯纳河的右岸。摩诺马赫和亲兵队去南佩列亚斯拉夫利就得经过这个渡口。应注意摩诺马赫的生动的形象的语言，在这里他把波洛韦次人比作一群对离去的猎物垂涎三尺的狼。

    ［876］ 摩诺马赫在南佩列亚斯拉夫利担任王公的时间不是3年，而是18年（1095——1113年）。显然，这里说的只是他在佩列亚斯拉夫利执政时期最艰难的前3年。

    ［877］ 里莫夫是与草原交界的边界河————苏拉河畔的城市，此河是第聂伯河左岸的支流。远征里莫夫的具体时间不详。屠杀伊特拉里的部队发生在1095年2月24日。远征里莫夫可能在此之前。

    ［878］ 关于屠杀伊特拉里部队的事件可参阅《往年纪事》1095年条。

    ［879］ 戈尔塔夫————佩列亚斯拉夫公国的戈尔特瓦河流入普谢尔河入口处的城市。远征戈尔塔夫在《往年纪事》1095年条有所记述。这次远征是弗拉季米尔和基辅王公斯维亚托波尔克共同完成的。

    ［880］ 斯塔罗杜勃————切尔尼戈夫公国的一座城市。摩诺马赫和斯维亚托波尔克远征奥列格见于《往年纪事》1095年条。此次事件是由于奥列格拒绝参加摩诺马赫和斯维亚托波尔克前述的为争夺戈尔塔夫共同出兵攻打波洛韦次人而引起的。奥列格逃离切尔尼戈夫，躲藏在斯塔罗杜勃，它被围困了33天。

    ［881］ 这里指的是布格河还是鲍古斯拉夫利城（罗斯河畔的），不详。很可能是指布格河。

    ［882］ 鲍尼亚克于1096年6月20日进犯基辅，但很快就撤走了。这里说的摩诺马赫去追击鲍尼亚克显然就在此时。罗斯河是第聂伯河右岸的一条支流。《训诫书》随后还提到两次对鲍尼亚克的追杀。И.М.伊瓦金认为所有3次追杀均在1096年。（《乌克兰文集》，第195——196页）

    ［883］ 沃罗尼查————具体地点不详。

    ［884］ 看来，“去”罗斯托夫是在1099年，那么“去”斯摩棱斯克就分别在1100年，1101年和1102年。据伊帕季编年史的记载，摩诺马赫于1101年在斯摩棱斯克为“石砌圣母”教堂奠基。

    ［885］ 拉夫连季编年史记载：“и се иду Ростову.”（我现在前往罗斯托夫）。在描述“路线的过程”中，讲述者前后用的全是过去时，唯有此处用现在时。我由于对这种用法的怀疑，也随其他研究专家把这句改为“и-Смолинска идох Ростову”，把现在时改为过去时。М.П.波戈金及其他一些学者认为这里用现在时是因为摩诺马赫在此途中写的自己的《训诫书》，而摩诺马赫随后列举的所有征途都是抄写者后来插进去的。但这未必可信。更可能的是只有这一句受损严重，因为拉夫连季所抄写的《训诫书》原稿是很破旧的。

    ［886］ 此处有严重的破损。

    ［887］ 1107年的复活节是在4月14日。

    ［888］ “尤里的母亲”是指摩诺马赫的妻子。这是按摩诺马赫最小的儿子————尤里的名字来称呼的。摩诺马赫这位妻子是盎格鲁撒克逊最后一位国王哈罗德的女儿。哈罗德于1066年与诺曼人征服者威廉在哈斯丁斯附近的战役中阵亡。他的女儿基塔受教育于丹麦，约在1074年或1075年嫁给摩诺马赫。М.П.阿列克谢耶夫收集的有关基塔的情况（《古罗斯文学部著作集》，卷2，莫斯科——列宁格勒1935年版，第49等页）。基塔死于1107年5月7日。尤里可能生于1090——1095年之间。

    ［889］ 摩诺马赫出兵攻打鲍尼亚克在《往年纪事》的1107年条有所记述。其参加者有：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此外还有摩诺马赫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维亚切斯拉夫、雅罗波尔克以及伊戈尔·雅罗斯拉维奇的孙子————姆斯提斯拉夫（他的父称不详）。

    ［890］ 关于与阿叶帕缔结和约及摩诺马赫的儿子————尤里·弗拉季米罗维奇和阿叶帕的女儿联姻的事，在《往年纪事》1107年条有较详细叙述。摩诺马赫所说的年表（“在圣诞节后”）和编年史相符：尤里和阿叶帕女儿的婚礼在1月12日举行。

    ［891］ 编年史中没有关于摩诺马赫于1107——1109年远征乌鲁巴或乌鲁索巴的报道。《往年纪事》中只提到1103年对乌鲁索巴的远征。编年史上的“乌鲁索巴”要比《训诫书》中的“乌鲁巴”更准确。

    ［892］ 关于这次远征鲍尼亚克在编年史上没有记载。在《训诫书》中，1107年弗拉季米尔及其他王公联合攻打鲍尼亚克，前已提及。

    ［893］ 拉夫连季编年史把“К Воиню”（去沃伊尼）写成“въ воину”（参战），但这是明显的错误。这里指的是《往年纪事》1110年条提到的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和达维德·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联合远征。沃伊尼城位于苏拉河注入第聂伯河的河口处。

    ［894］ 关于这次远征《往年纪事》第3版，1111年条有详细记载。

    ［895］ 关于波洛韦次人进犯维拉（维拉河畔的一个居民点），《往年纪事》第3版1113年条有所记载：“波洛韦次人得知斯维亚托波尔克去世，就集合队伍前往维拉；弗拉季米尔召集自己儿子，并联合奥列格前往维拉迎战，波洛韦次人逃遁。”

    ［896］ 罗缅城位于苏拉河畔。

    ［897］ 拉夫连季编年史1115年条记载了摩诺马赫这次进军明斯克，讨伐格列勃·弗谢斯拉维奇，但更详细的记载见于伊帕季编年史1116年条。

    ［898］ 关于摩诺马赫进军沃伦的弗拉基米尔攻打雅罗斯拉维茨·斯维亚托波尔契奇的记载，见于拉夫连季编年史1118年条；而伊帕季编年史记于1117年条。这位雅罗斯拉维茨是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和姘妇所生的儿子，显然因此在他的名字上加了表卑的后缀“ец”（耶茨）（试比较狄奥多列茨、涅拉杰茨等）。

    ［899］ 这里指的是教堂仪式————晚祷。在古罗斯一般按教堂的仪式来确定一天的时间。古罗斯的晚祷约在现在时间下午3时左右或稍晚，但一定要在太阳落山以前。

    ［900］ 摩诺马赫在其《训诫书》中并未全部列举自己所经历的“大仗”，只讲了69次。至于有多少“小仗”，我们可以部分地从摩诺马赫提到从切尔尼戈夫到基辅达100次的走动中可以想象往年纪事出来，因而小“仗”达数百次。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对波洛韦次人所取得的胜利受到后人高度的评价……（下略）

    ［901］ 有趣的是罗斯王公和沙皇向草原人民的统治者赠送衣服的习俗一直牢固地保持到17世纪末。

    ［902］ 编年史记载沙鲁坎于1107年被摩诺马赫所杀。《伊戈尔远征记》中说到要为沙鲁坎的失败进行复仇的事：“这些哥达族美丽的姑娘，在蓝色的大海的岸边歌唱：她们发出罗斯黄金的鸣响，赞颂布索时代，她们满怀为沙鲁 坎复仇的志向 。”谁是沙鲁坎的两位兄弟，不详。

    ［903］ 《训诫书》前已提到，在征战白堡时俘虏了两名波洛韦次人王公————巴古巴尔斯的两兄弟：阿西尼和萨克齐。巴古巴尔斯的第三个兄弟是谁，不详。

    ［904］ 拉夫连季编年史写的是“奥弗钦的四位兄弟”。看来，这是错误的。И.М.伊瓦金建议把“奥弗钦”改为“奥谢尼”（《乌克兰文集》，第271页）。

    ［905］ 塔列夫是什么，不清楚。

    ［906］ 摩诺马赫俘虏、释放或杀戮的敌人的巨大数目证明，《训诫书》是摩诺马赫在1103年、1107年和1111年几次胜利后 写成的。

    ［907］ 关于“кметь”一词的意义，Б.Д.格列科夫院士写道：“这一斯拉夫词的意思是自由人，后来‘кмет’在一些斯拉夫语中开始表示地位高于普通群众的人。（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写的是‘кьметьство’〔战士、勇士〕，在另一个————即科学院抄本上写的不同：把‘кьметьство’〔战士、勇士〕写成‘доброименитых’〔名门高贵的〕）”（Б.А.格列科夫：《罗斯的农民》，莫斯科——列宁格勒1946年版，第18页）。《训诫书》在此处“кметь”一词的意义和《伊戈尔远征记》中说的意义相同：勇敢的战士、勇士。试比较《往年纪事》1076年条，该词的意思是“自由人”、“战士”。

    ［908］ 拉夫连季编年史记的是：“抛入斯拉弗利河”，看来是笔误。“斯拉弗利”小河的具体地点不详。显然，摩诺马赫说的是1111年的远征，是在萨利尼查河取得的胜利。

    ［909］ 关于古罗斯的“тур”（野牛），H.B.沙尔列曼写道：“这一名称在古史料中大概指两种野牛：一种是原始的公牛、真正的野牛（Bos primogenius Bojan），家畜牛即由其驯化而来（灰毛的乌克兰牛被认为是野牛的直接后代）；另一种野牛是欧洲野牛，亦称‘欧洲鬃封’（Bison bonasus L.）。在乌克兰不久以前还把大公牛称为当地的野牛。乌曼一带把‘牛’都称为‘野牛’（турiв）说：‘赶牛’（‘погнав турiв’），‘大声吆喝牛’（‘напувати турiв’）。这种对家养的公牛的称呼，一直保持在乌克兰西部加利奇地区。至于‘зубр’（欧洲鬃封）的名称在我们史料中看来没有提到，并且‘зубр’和‘тур’好像已无区别。下面一段真实情况可资证明。据编年史记载，当拜占庭皇储安德罗尼克·科穆宁于1154年访问加利奇王公雅罗斯拉夫·奥斯莫梅斯尔时，雅罗斯拉夫和基辅大公及其他王公一起为自己的客人举办一次狩猎‘野牛’的活动。当时拜占庭历史家就此活动写道：安德罗尼克在罗斯杀死‘许多野牛’————这种野兽在该国很多，其体形比熊和豹都高大。基辅罗斯的真正野牛早已灭绝，但它的名称被转到欧洲鬃封身上。这种欧洲野牛大约在17世纪初消失。”（H.B.沙尔列曼：《伊戈尔远征记》切合实际的《注释》，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手稿和文献部著作集，卷6，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年版，第116——117页）

    ［910］ 这“猛兽”具体指的是什么兽，不清楚。有些研究者认为是狼————这不大可能：狼窜不了那么高，并且狼习性胆怯。看来，这是猫科类动物。“猛兽”在《伊戈尔远征记》中也曾提及，在谈到波洛茨克的弗谢斯拉夫时说：“半夜有一头猛兽从别尔戈罗德他们（指基辅人————原注）那里跃出，消失在黑暗中。”

    ［911］ 原文此处зима（冬天）只表示“寒冷”和“酷寒”。试比较《往年纪事》1093年条说5月 被抓的俘虏“都冻僵了”，以及伊帕季编年史1187年条：“那年秋季 ，天气特冷”，用的都是зима（冬天）这个词。

    ［912］ 摩诺马赫这一文学自画像并不夸张。例如，一位不止一次和摩诺马赫有交往的来自希腊的基辅总主教尼基福尔（1104——1121年在职），在写给他的信中对摩诺马赫作了如此评价：“对这样的王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更多的时间睡在潮湿的土地，常不在家，不爱穿华丽的衣服。当穿行树林时，身着褴褛的衣裳。只是在需要时，进城才套上一身官服！……我们知道，你为别人举行丰盛的宴席，邀请大家————有身份的显贵，也有偶然被约请的人，以显示公国的强盛富足；你亲自主持工作，亲手干活，你的赈济工作十分周到，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公国和权力：当别人酒足饭饱，尽兴欢乐时，而你自己坐着，只是看着别人如何吃喝，而自己仅满足于很少的食物和水。你就是这样款待自己的臣民，耐心地坐观你的奴隶是如何得到欢乐，并以此真正取悦于他们而加以征服。你就是这样对待享受，我本身很了解……我知道你自出生之日起就充满智慧，当到了行善的年龄时，托上帝的恩赐，你的手伸向一切；你从来都不掩藏宝物，从来不看重金银，合起双手一把把地分掉……”（A.C.奥尔洛夫翻译：《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莫斯科——列宁格勒1946年版，第51——52页；《尼基福书函》，见于16世纪手抄本，载于6月20日《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日读月书》；出版于《罗斯重要文献》，卷1，莫斯科1815年版）

    ［913］ “отроки”————王公身边的一种特殊侍役，他的“御林军”、“保镖”、“卫队”的年轻成员。（译者注）

    ［914］ “бирич”————传审被告出庭的传审官，以及征收贡赋和罚金的征收官，维护秩序的监理官。

    ［915］ 玩猎鹞和猎鹰在罗斯是封建上层人物喜爱的娱乐活动。早在《罗斯法典》中就有规定：在他人之捕鸟地偷窃鹞和鹰，须付罚金3格里夫纳（《罗斯法典》简编第37条；详编第81条）。猎鹰的形象已收入编年史（可参阅《往年纪事》1097年条：“把乌果尔人追杀得团团转，犹如鹰抓寒鸦一般”）和《伊戈尔远征记》。阿列克谢·米哈洛维奇时期的“猎鹰军士”是对猎鸟的一曲颂歌。其描述可参阅C.T.阿克萨科夫《带枪猎人笔记》。

    ［916］ 可能，摩诺马赫想起了1093年那件惨事，他的弟弟罗斯提斯拉夫当他的面溺死于斯图格纳河。显然，他本人也险遭厄运。

    ［917］ 从这句话开始了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给自己堂兄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伊戈尔远征记》称其为奥列格·戈里斯拉维奇）的信。摩诺马赫著作最权威的研究者И.М.伊瓦金证明，此信写于1096年（《弗拉季米尔·摩诺米赫公及其训诫》，卷1，莫斯科1901年版）。如我在前面所推测的那样，这个日期也就说明了《往年纪事》把摩诺马赫的所有著述都放在1096年条的原因。B.Л.科马罗维奇是这样来说明摩诺马赫写此信的背景（《罗斯文学史》，卷1，苏联科学院文学所，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295——296页）：“正如已经说过，摩诺马赫写给切尔尼戈夫的奥列格的信是被插进《训诫书》中的。正是那位奥列格在《伊戈尔远征记》中因他‘制造’内讧而不被称为斯维亚托斯拉维奇，而被称为带有痛苦讽刺意味的‘戈里斯拉维奇’（隐含有灾难之子的意思；‘горе’（戈列）————‘痛苦、灾难’————译注）。《训诫书》中插进这封给奥列格的信，看来是从《我啊，历经沧桑和苦难！》开始的。写信的时间要比《训诫书》本身早得多，正是写在那1096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引发写这封信的事件。一场为争夺奥列格的世袭领地————切尔尼戈夫的斗争，如《训诫书》所说，在1094年又重新开始了。在过去切尔尼戈夫曾被不公正地分给弗拉季米尔，但如《训诫书》所说，弗拉季米尔又把切尔尼戈夫还给奥列格。在对付帮助奥列格的波洛韦次人方面，只因摩诺马赫联合斯维亚托波尔克才得以占据上风。被赶出切尔尼戈夫的奥列格躲进斯塔罗杜勃，在城市被围困后他被迫接受胜利者提出的条件。但是内乱像烈火一样，已蔓延到更远的地方。摩诺马赫的小儿子伊兹亚斯拉夫入侵穆罗姆————梁赞的奥列格领地，在此之前伊兹亚斯拉夫镇守库尔斯克，他曾一度占领了穆罗姆，但奥列格领兵赶到，在一场战斗中伊兹亚斯拉夫阵亡，时为1096年9月6日。正是这一事件成为摩诺马赫和奥列格通信的缘由。不过坐镇诺夫哥罗德的摩诺马赫的大儿子姆斯提斯拉夫对此倍加关切。他本来已从诺夫哥罗德出兵保卫本族在罗斯托夫的领地，只因奥列格在战胜了伊兹亚斯拉夫后已占领了它。姆斯提斯拉夫迫使奥列格撤出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编年史上说：姆斯提斯拉夫，进入苏兹达尔，执政后派人和奥列格讲和，对奥列格说：‘我愿意与你讲和，你要派使者去见我父亲。’他早在从诺夫哥罗德出兵前就曾给奥列格写过同样的信：‘我和我的亲兵队可派人去劝说我父亲，让你和我父亲结好。如果说你杀死了我的弟弟，那也不是什么值得惊奇的事，自古以来有多少皇帝和勇士阵亡在疆场上。’显然，姆斯提斯拉夫从苏兹达尔就已给父亲写过这样的信，并促使摩诺马赫给奥列格写信。摩诺马赫在给奥列格的信中直接提到写此信是由于自己的大儿子的动议：‘我给你写此信，是因为我儿子说动了我这么做……他派人送来书信说：让我们相互和好吧，我兄弟的事还是让（上帝）来仲裁吧！我们不要去做他的复仇者，把这让上帝来裁判，让他们自己去站在上帝的面前，而我们不能让罗斯国土遭殃。’摩诺马赫采纳了自己大儿子的建议，给奥列格发出和解的信：‘我听从了自己儿子的意见，写了此信。’因此，我们面前是三位人物相当频繁通信的一部分，他们是产生这样来回通信事件的直接参与者。”

    ［918］ 编年史中经常引用王公祖先们的爱国主义典范，通常借助王公或市民之口说出来。例如，1097年摩诺马赫得知捷列鲍弗利王公瓦西利科被弄瞎双眼后说：“如此伤天害理的事，在罗斯国土上无论是在我们的祖父时代，还是我们的父辈时代都不曾有过。”同年，基辅民众对弗拉季米尔说：“王公啊，我们恳求你和你的兄弟不要毁灭罗斯国家。如果相互间兵戎相见，你争我夺，那蛮族会喜出望外，趁机抢夺我们的土地，那是你们的祖祖辈辈在罗 斯土地上南征北战，英勇拼杀 ，并付出巨大心血才得来的 。这些土地将归并入别人的疆土，而你们却想毁灭罗斯国家。”摩诺马赫听此话后：“放声大哭说：‘那真是我们祖父和父辈开创的罗斯国土 ，而我们却想毁灭它。’”

    ［919］ 摩诺马赫在这里指的是自己的长子姆斯提斯拉夫，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曾为他洗礼。

    ［920］ 1096年9月6日，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打败伊兹亚斯拉夫后（伊兹亚斯拉夫在此次战斗中阵亡）“占领了穆罗姆和罗斯托夫的全部土地”。姆斯提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从诺夫哥罗德出兵，把奥列格从苏兹达尔赶往穆罗姆——梁赞地区，“坐镇苏兹达尔，并派使节去见奥列格，要求言和。”显然，姆斯提斯拉夫是在圣诞节和大斋戒之间坐镇苏兹达尔的。

    ［921］ 关于“复仇者”一词可参阅911年《奥列格条约》的注释。

    ［922］ 姆斯提斯拉夫在此及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对整个罗斯国土的关心使他更接近他的父亲摩诺马赫。“不要让罗斯国土遭殃”的号召也不止一次出于摩诺马赫之口（试比较，例如1097年条）。

    ［923］ 姆斯提斯拉夫出生在1076年，因此在1096年的下半年时，他才20——21岁。

    ［924］ 摩诺马赫的儿子伊兹亚斯拉夫死于1096年与奥列格的一次战斗中。看来，他也像姆斯提斯拉夫一样是奥列格的教子，因此说：“我的和你的孩子。”

    ［925］ 这里说的父亲，摩诺马赫指的是自己，而母亲指的是他的第一个妻子，即伊兹亚斯拉夫的母亲————基塔·哈罗多芙娜。

    ［926］ 谁是摩诺马赫的儿媳————他儿子伊兹亚斯拉夫的遗孀，情况不详。

    ［927］ 由此可见，伊兹亚斯拉夫是在死前不久结的婚，摩诺马赫未能出席婚礼，显然是因为他当时和斯维亚托波尔克在征讨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

    ［928］ 摩诺马赫在这里无疑是使用了民歌里的形象诗句，试比较哀诗：

    我犹如森林中的一只不幸的杜鹃，将咕咕地在窗下悲泣；

    我坐在一棵枯树上，坐在那可怜的白山杨树上。

    ［929］ 罗斯托夫是摩诺马赫的领地，他给了伊兹亚斯拉夫。因此，奥列格无权对罗斯托夫提出要求。

    ［930］ “这里”指的是南佩列亚斯拉夫利。

    ［931］ 试比较前面姆斯提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1096年给奥列格的信中说：“虽说你杀死了我的弟弟，但也不用惊讶，要知道有多少国王和勇士捐躯于疆场。”加里奇的达尼伊尔在鼓励士气低落的波兰将士时也说过军人的智勇气概：“为什么要害怕？你们不知道吗，战争不死人是不可能的？你们不知道吗，战场上要的不是女人，而是勇士？如果大 丈夫战死在沙场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其他人在家无谓地死去，而他们是光荣牺牲；下定决心，拿起武器，奋勇杀敌吧！”（《伊帕季编年史》，1254年条）。因此，摩诺马赫这句话反映了所有古罗斯战士的最喜爱的想法，表现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

    ［932］ “我们的”（“наю”）是人称代词的双数形式，即伊兹亚斯拉夫的父母之心，也就是指摩诺马赫及其妻子之心。

    ［933］ 1096年，斯维亚托波尔克和摩诺马赫将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包围在斯塔罗杜勃。他们包围了33天后，放了奥列格。

    ［934］ 由于奥列格拒绝联合进攻波洛韦次人，斯维亚托波尔克和摩诺马赫于1096年讨伐奥列格，攻打切尔尼戈夫。

    ［935］ 指姆斯提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和自己的弟弟尤里·弗拉季米罗维奇（“长手”）。

    ［936］ 这是封建时代的说法，其意为坐镇于本族的封邑；在这种情况下，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地区，是姆斯提斯拉夫的世袭领地。

    ［937］ 指穆罗姆——梁赞世袭领地。

    ［938］ 这里指的是摩诺马赫和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同奥列格的兄弟————达维德·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于1096年达成的协议。

    ［939］ 一部新作品————祈祷文用这句话作开头语。只因摩诺马赫写了前面的两部作品————《训诫书》和致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信，所以新的作品————祈祷文也认为是他写的。这篇祈祷文总的情调在某种程度上充满了克里特岛的安德烈忏悔教规的味道。在这篇祈祷文中提到的城市是基辅，它的“庇护神”被认为是圣母。

    ［940］ 编年史家的这句话很清楚是指他从事编纂本编年史工作以来的4年前。如果这是1118年《往年纪事》第3版的编者写的，那他听诺夫哥罗德人古里亚塔·罗戈维奇说这些话的时间应是1114年。《往年纪事》1114年条确实又一次提到编年史家和诺夫哥罗德地区的拉多加本地人交谈的事，又转述了关于北方各国类似的故事。又在学术引文中得到证实（请参阅1114年条）。

    ［941］ 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家是这样说明尤格拉给的是什么“毛皮”：是“黑貂皮、貂皮和松鼠皮”。

    ［942］ 整个下面这一段，直到“也有这帮深居北方深山里的未开化的部族”为止，是帕塔尔的美多德《天启》一书解释世界末日的。现在根据《天启》的两种俄文译本引用相应部分：“亚历山大之父腓力普是马其顿人，他和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女儿福洛瓦生下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率军队大举东进，灭大流士，夺取了大片土地和城池，建立了统一的疆域，一直打到称为太阳故土的海边，见到了一群未开化的人，他们属雅弗族。他目睹了他们的肮脏习俗：吃各种动物，脏东西，腐烂的和恶臭的，蚊虫、苍蝇、猫、蛇、死人肉、女人的堕胎————不是男孩的胎儿及各种不洁净之物；死人不埋葬而吃掉。到了那里的亚历山大目睹这一切，害怕会蔓延而玷污自己统一的大地，就向神祈祷，把他们男女老少都集合起来，把他们从东方土地赶到北方边区……并马上向神祈祷，上帝听了他们的祈祷，下令把北方群山合拢……只留下12肘大的地方没封死。上帝修一扇铜门，涂上一层松克利特。如果有人想用铁器劈开大门，那是办不到的，用火也毁不了它，因为松克利特这东西是铁攻不破，火烧不掉，火碰上马上会灭。魔鬼们费尽心机，束手无策，无论费多大力气，无论用火用铁及各种计谋也动不得大门，只好拔腿逃窜。近来，叶泽金预言：近期，在世界末日之际，多神教的首领戈格和马戈格将出山，来到以色列的土地，他们就是被亚历山大赶到北方，被封闭在大门里的人。”（《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手稿和文献部文集》，卷4，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98——100页）

    ［943］ 肘尺————古罗斯长度单位，自肘到中指指尖的长度，约合半米，详细可参阅注87（译注）。

    ［944］ 帕塔尔的美多德写的是：“ ”（非混合的）：这是一种神奇的化合物，它可以抵御火和铁器的破坏。

    ［945］ 大斋戒期的第一周。

    ［946］ 拉济维尔编年史和伊帕季编年史都没说“率罗斯托夫人”。很可能《往年纪事》拉夫连季抄本是在罗斯托夫把这个词加上的：拉夫连季于1377年为拉夫连季编年史抄写《往年纪事》之前，13世纪在罗斯托夫曾不止一次地转抄过。无论是伊帕季编年史，还是拉济维尔编年史在自己的历史上都没有这个罗斯托夫阶段。不过，加上“率罗斯托夫人”并不违反事实，因为前面也曾提到：“可是军队在那几天都向姆斯提斯拉夫那里集结，诺夫哥罗德人、罗斯托夫人 和别尔奥泽尔人都来了。”

    ［947］ 弗拉季米尔大旗，即摩诺马赫大旗，挥舞弗拉季米尔大旗为的是造成一种摩诺马赫亲临战场的假象，以恫吓奥列格军队————译注。

    ［948］ 一百多年之后，诺夫哥罗德人在1216年的利皮查战役中还想起了他们在库拉奇查河战役的徒步战斗：“诺夫哥罗德人说：‘王公啊，我们不想让马匹多受损失，要知道我们父辈在库拉奇查的战斗中也是徒步作战的。’”我们面前见到的是在历史的口头传说中存在着人民强烈的历史意识的重要证据。

    ［949］ 库拉奇查河可能是科洛克沙河。

    ［950］ 从这句话开始讲述一个具有广泛联系的历史故事，其中心事件是瓦西里科·罗斯提斯拉维奇的不幸命运。此故事结束于编年史的1097年条。看来，它是一篇独立的传说，仅被编年史家插进自己著作中的。这一点从下面情况就可以看清楚：这个故事被人为地放在1097年条，而实际上那是几年间发生的事（从1097年秋到1100年8月30日）。本故事的作者知道达维德·伊戈列维奇死在多罗戈布日，并认为沃伦的弗拉季米尔落在雅罗斯拉夫·斯维亚托波尔科维奇的手里（参阅1097年条末尾）。由此可见，故事写于1112年5月25日（达维德·伊戈列维奇逝世之日）之后和1118年之前，在那年雅罗斯拉夫·斯维亚托波尔科维奇从沃伦的弗拉基米尔城逃往匈牙利。然而很可能故事的结尾曾被编年史家修改过。这样一来，上面引用的日期应是这个故事被收入编年史的日期。后一日期更有可能使整段故事蒙上耸人听闻的色彩。故事作者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事。这是一位叫瓦西里的人，他有外交使命，并且故事部分内容直接取自瓦西里科·罗斯提斯拉维奇的亲口讲述。至少除了瓦西里科本人之外，没有人能向瓦西里讲出如此精确的失明和沿路遭遇的情况，还有瓦西里科那件血迹斑斑的衬衣的故事。大家一般认为瓦西里是位“神父”，但在故事中我们并没有见到直接指出身份的地方。外交使命并不是只有神职人员才能担任（例如1151年条伊帕季编年史就讲过大贵族彼得·鲍里斯拉维奇执行出使波兰的使命）。同样还应指出，就瓦西里对瓦西里科的态度来说，他采取了独立的立场：他曾两次责备瓦西里科残忍成性（“向无辜者复仇，使无辜者流血”；另一处：“这是第2次复仇，他本不应这么做。”）尽管有这种对瓦西里科的斥责，但总的来说他还是同情瓦西里科的，并积极为他的利益而奋斗。故事的目的是强调捷列鲍夫利的瓦西里科的正确及其敌人的罪孽。这是讲述“王公罪行故事”的最早的一篇，旨在揭露11——13世纪王公间封建内讧的这个或那个敌对一方的罪行。（参阅《罗斯编年史》，列宁格勒1947年版，第12章：《关于王公罪行的编年史故事》）

    ［951］ 柳别奇代表会议力图恢复王公们团结一致精神与波洛韦次人作斗争：“让我们从此精诚团结，共同保卫罗斯土地。”与此同时，正如Б.Д.格列科夫院士写道：这次大会“已经完全确认现存的新的政治格局。大会正式声明和承认：‘各自管理好自己的领地。’大会承认这一现实是今后王公间政治关系的基础。”（《基辅罗斯》，莫斯科1949年版，第494页）柳别奇会议的决议违背了雅罗斯拉夫的遗训（1054年），它不再奉行长者继承制。现在受欺凌者的权益不是由年长的王公来保护，而是由全体王公一起来保护。但是，无论是雅罗斯拉夫的“遗训”，还是柳别奇会议的决议都难以阻止罗斯的分裂，无法恢复过去的统一。王公们刚散，就发生了编年史1097年条后一部分讲述的流血事件。此后又开过多次王公会议：“1097年同年召开的戈罗杰茨会议，1100年乌维季奇（维季切夫）会议，1101年基辅近郊的佐洛季恰会议，1103年多洛布湖会议。”Б.А.格列科夫院士写道：“王公会议已不能调和封建领主的利益矛盾。他们之间继续起主导作用的是强权政治。势力强大的封建主可以鄙视王公会议的决议。封建割据已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其不可避免的后果是连绵不断的封建战争。罗斯历史的基辅时期已一去不复返了”（同上，第495页）。按Л.В.切列普宁有趣的推测，先于《往年纪事》的初始汇编由于这次柳别奇会议而产生，也以对这次会议的记述而结束。M.C.格鲁舍夫斯基认为，1097年条说的不是切尔尼戈夫附近的柳别奇城，而是基辅附近第聂伯河左岸波德柳布湖畔的一个小镇。（M.C.格鲁舍夫斯基：《乌克兰罗斯史》第2卷，利沃夫1899年版，第66页及第329页）

    ［952］ 捷列鲍弗利是谢列特河左岸支流格涅兹德河畔的一座城市。

    ［953］ 鲁季查的具体位置不详。

    ［954］ 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的教名是米哈伊尔。大天使米哈伊尔的节日（即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哈伊尔的命名日）是11月8日。

    ［955］ 图罗夫————在普里皮亚特河畔，它离戈雷尼河注入普里皮亚特河河口往下去不远。平斯克位于图罗夫之西（M.H.季霍米罗夫：《古罗斯城市》，莫斯科1946年版，第109——110页。）

    ［956］ 前廊————二楼的长廊，有屋顶，有楼梯通向前廊，廊下有柱子支撑（译者注）。

    ［957］ 伊帕季编年史把“别尔戈罗德”误认为是兹维尼戈罗德。沃斯克列先编年史在后面也有类似的错误。

    ［958］ 1俄里相当于1.06公里（译者注）。

    ［959］ 对捷列鲍夫利的瓦西里科的惩罚在11——12世纪的罗斯现实生活中尚十分罕见。但是在拜占庭用剜眼的刑罚作为对付造反者的手段被广泛采用。И.У.布多夫尼茨对此写道：“В.Г.瓦西里叶夫斯基院士认为，他（瓦西里科）曾统率5000山民（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罗斯人），据拜占庭编年史家的报道，这些山民于1091年和波洛韦次汗图戈尔坎和鲍尼亚克一起，援救帝国免遭佩彻涅格人的侵犯。还是在1091年，他参加了波洛韦次人对匈牙利的侵袭（В.Г.瓦西里叶夫斯基：《佩彻涅格人和拜占庭》著作第1卷，彼得堡1908年版，第100——102页）。尽人皆知，1092年瓦西里科曾和波洛韦次人一起远征波兰。他所遭受的悲剧正是在他策划更大行动的时刻。瓦西里科在被达维德·伊戈列维奇囚禁时，曾和瓦西里神父促膝谈心，对他讲了这些计划。原来，他在等待别连杰人、佩彻涅格人和托尔克人组成的一支雇佣军的到来，和他们集结在一起，准备首先征服波兰，以报昔日之恨，因为波兰人曾给罗斯土地带来很多痛苦；然后再把多瑙河的保加利亚人抓来，把他们迁往自己的公国。拜占庭人可能知道这位罗斯王公的计划，这位王公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对佩彻涅格人进行可怕的镇压时曾使拜占庭人有机会领略过他的蛮勇。罗斯王公的保加利亚计划一定会引起拜占庭政府的担心和恐惧，这就是自然产生的一个问题：在弄瞎瓦西里科双目的问题上，拜占庭政府是否有所参与呢？拜占庭的密使们会使达维德·伊戈列维奇关心将来夺取属于罗斯提斯拉维奇的切尔文城市。在瓦西里科失明后，达维德确实想占有这些城市，而对利欲熏心的斯维亚托波尔克，一定会用重金收买”（И.У.布多夫尼茨：“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及其军事学说”，《历史论丛》第22期，莫斯科1947年版，第78页）。基辅——佩切拉《圣僧传》中的普罗霍尔·列别德尼克的故事也讲述了在捷列鲍夫利瓦西里科双眼被弄瞎的事。（Д.И.阿勃拉莫维奇出版物，基辅1931年版，第151页）

    ［960］ 沃斯克列先编年史把此桥称为“兹维尼戈罗德”桥（参阅前面说过的伊帕季编年史把别尔戈罗德误认为兹维尼戈罗德。因为沃斯克列先编年史在很多地方都取材于伊帕季编年史）。兹维日坚（又名兹别日坚或维兹德维任）是基辅西面兹维日河畔的一座城市。

    ［961］ 沃斯克列先编年史把它错误地说成：“在兹维尼戈罗德城。”

    ［962］ “格鲁达”（груда）————冬天路上冻结的车辙。“格鲁坚”（грудень）按H.B.斯捷帕诺夫的说法是指古罗斯阴历的第13个月，它每隔2年加到第3个年头上。（《日历————年代顺序手册》，莫斯科古罗斯和历史协会读物，1917年，第1册）

    ［963］ 别列斯季耶————即现在位于西布格河畔的布列斯特城。波戈里纳————戈雷尼河的沿岸地区（伊帕季编年史叶尔莫拉叶夫手抄本的解释）。

    ［964］ 因此，此处说的是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继母。在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到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曾结过两次婚。

    ［965］ 编年史家的这些话把我们又引回到故事中的那段情节：瓦西里科被押到沃伦的弗拉基米尔城，关在“瓦克耶夫邸宅里，派有30名勇士和王公的两名少年卫士————乌兰和科尔奇克看守”（参阅前文）。M.A.普里谢尔科夫推测，包括在下列语句之间的整个这一段（在“派有30名勇士和王公的两名少年卫士————乌兰和科尔奇克看守”和“被关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地方时”后面的这一句之间），是编年史家加进瓦西里故事里去的（“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编年史编纂”，《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学报》，历史专集第7期，列宁格勒1941年版，第6页）夹在中间这一段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是插进去的，旨在颂扬弗拉季米尔，从“弗拉季米尔以爱为本”到“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966］ 舍波利————尼康编年史误为捷列鲍夫利，索菲亚第一编年史和沃斯克列先编年史误为奥波利。舍波利是沃伦地区的一座城市，位于斯塔瓦河河畔，距卢茨克不远。

    ［967］ 佩列米什利————沃伦地区的城市，位于斯蒂拉河畔。

    ［968］ 从《往年纪事》的此处及12——13世纪编年史的许多地方都可了解，古罗斯的外交谈判都是通过使者口头进行的。使者尽可能确切地用口述转达他们领受的“旨意”。使者完成使命后，对自己的谈判情况作出书面的汇报。（详情可参阅：Д.利哈乔夫“11——13世纪罗斯使臣的习俗”，《历史论丛》第18期，莫斯科——列宁格勒1945年版）

    ［969］ 别连季奇人————又称别连杰伊人，这是一支突厥血统的游牧部族；编年史在此处首次提到他们。编年史有时把别连季奇人称为托尔克人（例如：“托尔克人打来了，他们又名为别连季奇人”）。后来，编年史像称呼其他托尔克人一样，也常常把他们称为戴黑筒高帽的人。

    ［970］ 布日斯克————沃伦地区的一座不大的边境城市。位于西布格河上游。关于布日斯克的情况可参阅M.H.季霍米罗夫的《古罗斯的城市》，莫斯科1946年版，第114页。

    ［971］ 伊帕季编年史订正为：“敲钟召集市民会议。”

    ［972］ 卢切斯克————又名卢茨克，是沃伦地区的一座城市。

    ［973］ 图里斯克————沃伦地区的一座城市，位于图里亚河畔。

    ［974］ 看来，编年史家往瓦西里讲述捷列鲍夫利的瓦西里科被弄瞎双眼的故事中又插进了第二段话。这一段是从这话开始，一直到“达维德则逃往波兰”为止。这一段是第一段插话的直接继续：上段插话最后讲的是联合起来的王公们向斯维亚托波尔克建议，要么逮捕达维德，要么把他驱逐。这段插话和瓦西里讲的故事部分没有直接联系（М.Д.普里谢尔科夫：“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编年史的编纂”，《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学报》，历史专集第7期，第6——7页，列宁格勒1941年版）。————后期的有些编年史就从此开始6607（1099）年条。

    ［975］ 弗拉迪斯拉夫一世————波兰国王（1079——1102年在位），卡西米尔一世的儿子，继其兄鮑列斯拉夫二世（大胆者，1058——1079年在位）为王（译者注）。

    ［976］ 切尔文————加利奇公国的一个城市，是切尔文城市群中的一座。

    ［977］ 罗日涅原野————西布格河上游的一个地区，距加利奇的兹维尼戈罗德不远。

    ［978］ 科洛曼————匈牙利国王（1095——1114年在位）。

    ［979］ 瓦格尔河（又名维亚格尔河）在加利奇公国，于佩列梅什利附近从右侧注入桑河。

    ［980］ 阿尔图诺帕————波洛韦次的汗（译者注）。

    ［981］ 尼康编年史（16世纪）写的是“12万人”，尼康编年史这一更改的史料来源不详。

    ［982］ 关于在捷列鲍夫利的瓦西里科双眼被弄瞎的故事的作者瓦西里从这两个字上（“глаголаху бо”据说）暴露出其故事来自口头史料。这种口头史料还可以从上文中看得出来：1）夸大敌军的数字（两军力量的对比是匈牙利人10万对付达维德的100名兵士和鲍尼亚克的300名兵士，这是明显的夸张；2）夸大死亡的人数（4万）；3）鲍尼亚克汗夜里占卦的场面；4）用诗歌的比较手法描述被打败的匈牙利军队，把它比作雄鹰“追捕”群鸦。据М.Д.普里谢尔科夫推测，瓦西里故事用作史料的是波洛韦次人歌颂阿尔图诺帕的“胜利赞歌”。试比较后来加利奇编年史在1201年条记载的波洛韦次赞歌（参阅伊帕季编年史），它歌颂奥特罗克汗和叶夫尚草地（М.Д.普里谢尔科夫：“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编年史的编纂”，《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学报》，历史专集第7期，列宁格勒1941年版，第10——11页）。在1103年条，关于这位阿尔图诺帕写道：“波洛韦次人进军，派阿尔图诺帕打先锋，他以自己的勇敢精神获得荣 誉 （‘словяше’）。”“словяше”这个字在当时语言中意思是为他唱“赞歌”。————尼康编年史在此故事中提供的数字有所不同。虽然匈牙利伤亡人数被夸大了，但他们确实遭到惨败。匈牙利自己的编年史家也承认这场败局。（参阅G.Pray：《Annales regnum Hungarlae》，p.I，Vindabonae，1764年，第100页）

    ［983］ 苏捷伊斯克在摩诺马赫的《训诫书》中曾提及。

    ［984］ 维戈舍夫人是沃伦地区维戈舍夫城的居民，其准确地点不详。

    ［985］ “забрала”————城上的木板台，守城的兵士就站在那上面作战，外侧有胸墙护围，胸墙有的用圆木造的，也有用木板钉的。此处的胸墙是用木板钉的，木板钉的胸墙有缝隙。

    ［986］ 瓦西里在捷列鲍夫利的瓦西里科失明的故事中谈到1098年摩诺马赫联合达维德和奥列格进攻斯维亚托波尔克的远征。瓦西里的故事包括几年来发生的事件。

    ［987］ 伊帕季编年史手抄本在6606年（1098年）条末尾补充说：“同年，弗拉季米尔在王公官邸建造了佩列亚斯拉夫利的石砌圣母教堂。也在这一年，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在沃斯特里河畔兴建了一座城市。”在此报道中的弗拉季米尔指的是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所有消息都来自《往年纪事》第3版。

    ［988］ 1099这一年的事件（斯维亚托波尔克征讨达维德，匈牙利人在佩列梅什利被歼，斯维亚托波尔克的儿子在弗拉基米尔城被杀）在上面1097年条瓦西里写的在捷列鲍夫利瓦西里科失明的故事中都已经被讲到。

    ［989］ 伊帕季编年史抄本在“赶往波兰”一句后补充了下面一段报道：“同年4月，弗拉基米尔城上空出现一种征兆：两个圆圈，中间像太阳，继续到6点。夜里犹如3面很亮的旗帜，一直到黎明。”这里说的弗拉基米尔城指的是沃伦地区的弗拉基米尔。全部信息来自《往年纪事》第3版。

    ［990］ 基辅——佩切拉的《圣僧传》把姆斯提斯拉夫·斯维亚托波尔科维奇在沃伦的弗拉季米尔之死说成是上帝对他杀死佩切拉僧人瓦西里的惩罚。并且在那里对此事作了如下详细报道：“姆斯提斯拉夫在和达维德·伊戈列维奇战斗时……在弗拉基米尔城的战台上被射死。”（А.И.阿勃拉莫维奇主编，基辅1931年版，第170——171页）

    ［991］ 伊帕季编年史记的是“8月14日”。

    ［992］ 关于在乌维季奇召开的代表大会，在前面1097年条瓦西里写的捷列鲍夫利的瓦西里科失明的故事中已作报道，该故事包含几年的事件。

    ［993］ 城堡，原文为острог，这是罗斯人最初在边区作为防御据点所建的（译者注）。

    ［994］ 现在搞不清“在布日斯克在城堡”讲的是两个地方还是一个地方（布日的城堡）。这两个（或一个）地方在这个地区中的准确位置不详。可能这里指的是后面提到的布热斯克。它是波尔特瓦河流入西布格河入口处的一座城市。杜宾是沃伦地区的城市。恰尔托雷斯克也在沃伦地区是斯蒂尔河畔的一个城市。

    ［995］ 达维德·伊戈列维奇于1112年5月25日死于多罗戈布日城。因此，编年史家是在此时期之后写的。这句话几乎一模一样重复了放在1097年条的瓦西里写的在捷列鲍夫利瓦西里科失明的故事的最后结语：“但是给了他多罗戈布日城，他也就死在那里。”显然，编年史家是在1112年5月25日之后写的，手头已有瓦西里的故事，这个故事正是讲到此事件发生前，或者瓦西里知道了《往年纪事》的文本。

    ［996］ 尼康编年史还补充一句：“雅罗斯拉夫为一名妾妃所生。”

    ［997］ 在6609年，3月起算的年，4月14日是礼拜六，而在9月起算的年4月14日是礼拜日。在3月起算的6609年，4月11日和4日才是礼拜三。（按东正教纪年方式。————译者注。）

    ［998］ 别列斯季耶————现今的布列斯特，位于西布格河畔。

    ［999］ 佐洛季恰————第聂伯河支流，在基辅对面注入第聂伯河。

    ［1000］ 萨科夫————佩列亚斯拉夫公国的一座城市，在第聂伯河左岸，维季切夫稍北。

    ［1001］ 伊帕季编年史在6609年条末尾还有下面一段报道，信息来源于《往年纪事》第3版：“是年，弗拉季米尔为设主教区在斯摩棱斯克近郊为石砌的圣母教堂奠基。”这里说的弗拉季米尔指的是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尼康编年史还注有确切时间：“5月2日，下午3点。”

    ［1002］ 努拉是西布格河的一条支流。

    ［1003］ 伊帕季编年史在“翌年”这个词组后面又补充下面报道：“同年，弗拉季米尔得子安德烈。”尼康编年史把这条报道直接放在8月11日雅罗斯拉夫·雅罗波尔季奇去世的消息之后，用“那一天”（即8月11日）开头。我们在特维尔选集中看到在8月11日生日之后还补充说：“8月18日给他起名为安德烈·斯特拉季拉季。”伊帕季编年史在该年条末还写道：“是年，波兰王公弗拉迪斯拉夫去世。”这两条消息均来自《往年纪事》第3版。

    ［1004］ 嫁给鮑列斯拉夫指的是嫁给波兰国王鮑列斯拉夫三世（1102——1138年在位，绰号“歪嘴”）。

    ［1005］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的西诺达尔抄本在此年条还补充报道：“是年，姆斯提斯拉夫王公在古城遗址（诺夫哥罗德的留里克古城遗迹————原注）为报喜节教堂奠基”（可参阅诺夫哥罗德的其他编年史）。

    ［1006］ 《往年纪事》的这个故事描绘了斯麦尔德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是自由的土地占有者一村民，拥有自己的经济，特别是耕马。Б.А.罗马诺夫在这个故事中注意到：斯麦尔德本人没有参加对波洛韦次人的远征，但意思是只提供马匹（《斯麦尔德的马匹》，科学院俄语和俄罗斯文学部，1908年，卷13，第3部）。但是《往年纪事》后面的1111年条也是讲出征波洛韦次人的情况，开头部分是讲述出征前的王公会议，基本上和1103年的报道相同，但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斯麦尔德不仅是马匹的提供者，而且是讨论当前这场远征的参加者。这段文字在苏联史学界成为争论的另一个焦点：这里说的斯麦尔德是直接租种封建土地而依附于私人土地所有者的人呢，还是自由的直接生产者和王公赋税的缴纳者呢？Б.Д.格列科夫和C.B.尤什科夫主张第一种理解，理由是否则就很难解释亲兵队反对远征，并且王公自己出面争取亲兵队对远征的赞同。Б.А.罗马诺夫则反对这种理解，他认为《往年纪事》1103年条上反映的不是王公利益和亲兵队利益的对立，而是斯维亚托波尔克的亲兵队考虑不周和摩诺马赫（而不是和斯维亚托波尔克）的才略的对立，因此这里和“斯麦尔德”这个专有名词的意义没有关系。（参阅Б.Д.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斯科1949年版，第209等页；C.B.尤什科夫：《基辅罗斯封建制度史纲要》，列宁格勒1938年版，第94页；Б.А.罗马诺夫：《古罗斯的人和习俗》，列宁格勒1947年版，第130等页）

    ［1007］ 普罗托尔奇是第聂伯河河弯处的风景区，它位于浅滩激流的下游，但在霍尔季切夫岛的上游，“就是在那自古以来都是在此穿过第聂伯河的有名的过河浅滩徒涉处”。（K.B.库德里亚绍夫：《波洛韦次草原》，莫斯科1947年版，第130——131页）

    ［1008］ “苏坚”这个地名在编年史的别的地方再也没有提到。K.B.库德里亚绍夫认为“苏坚”就是莫洛奇河（突厥语süten————奶的）。莫洛奇河注入亚速海，它距浅滩激流正好是四天的路程。（参阅前面提到的“在霍尔季切夫岛附近的普罗托尔奇宿营……在田野上走了四天”。对此还可参阅K.B.库德里亚绍夫的《波洛韦次草原》，莫斯科1948年，第91——94页）

    ［1009］ 这是指一般在葬礼之后，用以飨客的蜜粥（译者注）。

    ［1010］ 1103年罗斯王公对波洛韦次人的胜利进军是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组织的第一次向草原的远征。后来又进行了1109年、1111年及1116年的远征，这4次对游牧的波洛韦次人的远征使罗斯国土的疆域大大推进到远方。难怪编年史家在摩诺马赫死后对他大加赞赏，在1125年条对他这样评价道：“他威震全国，名扬海外”（拉夫连季编年史）。看来，部分波洛韦次人被摩诺马赫的军队赶往北高加索。伊帕季编年史在1201年条谈到加里奇的罗曼，说他“非常尊敬自己的祖父摩诺马赫，因祖父把称为波洛韦次人的蛮人赶走，把伊兹马伊尔人歼灭，把阿捷拉克赶走……这样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用金盔畅饮顿河水，赶走了蛮人，占领了他们的全部土地”。沙鲁坎汗的儿子阿捷拉克到了外高加索在格鲁吉亚的史料中也得到证实（《记述高加索地方和部落的史料集》，高加索教学区出版，第22期，第比利斯，1897年）。只在摩诺马赫的儿子姆斯提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死（1132年）后，波洛韦次人的敌对行动又嚣张起来。基辅——佩切拉的《圣僧传》关于1103年的远征也有简要的叙述（Д.И.阿勃拉莫维奇主编，基辅1931年版，第154——155页）。

    ［1011］ 普列德斯拉娃————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的女儿，嫁给匈牙利王子洛迪斯拉夫为妻（译者注）。

    ［1012］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在此年条还补充报道：“是年，（诺夫哥罗德人————原注）出兵拉多加作战；教堂起火，火势从（诺夫哥罗德的费多罗夫————原注）小溪旁经斯拉维诺，一直蔓延到圣伊利亚教堂（也可参阅其他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伊帕季编年史在此年条还有如下补充报道，材料来自《往年纪事》第3版。在这条一开头写道：“圣安德烈（教堂）屋顶塌陷。”在这条末尾：“是年，西方天空出现了一个带尾巴的星，为时一个月。是年冬季，鲍尼亚克入侵，在扎鲁布（页边上还补充说：打败了）托尔克人和别连杰伊人。”

    ［1013］ 此处的扎列切斯克的具体位置不详。无论如何，它决不是（伊帕季编年史在1150年条提到的）沃伦地区的扎列切斯克。

    ［1014］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说：“斯维亚托波尔克派扬·维沙季奇和兄弟普佳塔·伊凡克·扎哈里伊奇和科扎林前往迎敌（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

    ［1015］ 伊帕季编年史补充说：“把波洛韦次人驱逐到多瑙河流域，夺取了大宗战利品，而波洛韦次人被砍杀无数。”

    ［1016］ 《往年纪事》中关于诺夫哥罗德的那些故事，看来是属于扬·维沙季奇及其父亲维沙塔的。维沙塔个人和诺夫哥罗德的关系是通过自己的祖先建立起来的。编年史上还谈到维沙塔家族的代表人物曾参与罗斯历史上的那些事件（维沙塔是诺夫哥罗德地方行政长官奥斯特罗米尔的儿子、诺夫哥罗德地方行政长官君士坦丁的孙子、弗拉季米尔的舅舅多勃雷尼亚的曾孙、姆斯提沙的玄孙、伊戈尔·斯维涅利德将军的玄后孙）。特别是关于斯维涅利德和姆斯提沙的故事、关于多勃雷尼亚（后来他成为罗斯壮士歌中的主人公，多勃雷尼亚在诺夫哥罗德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帮助弗拉季米尔当上诺夫哥罗德王公，多勃雷尼亚和弗拉季米尔攻打保加尔人，多勃雷尼亚帮助弗拉季米尔向罗格涅达求婚）的故事、关于君士坦丁帮助雅罗斯拉夫的故事、关于弗拉季米尔·雅罗斯拉维奇于1043年远征拜占庭过程中维沙塔的英雄业绩的故事、关于扬·维沙季奇在别洛奥泽罗镇压术士起义的故事等等，都属于维沙塔和扬的。与此同时，《往年纪事》不仅讲述了编年史家从扬及其父亲的故事中汲取的材料，还反映了当时对新制度不满的老亲兵队队员的思想意识（更具体可参阅：Д.利哈乔夫：“往年纪事中的口头编年史”，《历史文集》第17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5年版）。Л.В.切列普宁推测《伊戈尔远征记》中的鲍扬就是扬（Л.В.切列普宁：《往年纪事》、它的版本及其以前的编年史，《历史文集》第25卷，1948年，第328——329页；试比较А.Ф.维利特曼类似的假定：《伊戈尔远征记》中的“鲍扬”就是涅斯托尔提到的长老扬，《莫斯科人》1842年版，第1卷）。

    ［1017］ 伊帕季编年史在此年条的“伊兹贝格涅夫逃亡，去投奔斯维亚托波尔克”这句话后补充说：“是年8月发生日食。”这一记载完全正确。日全食发生于1106年8月1日（Д.O.斯维亚茨基：“以科学批判的观点看罗斯编年史中的天文现象”，《科学院俄罗斯语言和文学部通报》，第20卷，第1册，1915年，第105页）。伊兹贝格涅夫————波兰国王鮑列斯拉夫三世之弟，争夺王位失败后逃往罗斯（后者为译者注）。

    ［1018］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补充说：斯维亚托斯拉夫·达维多维奇（绰号为“斯维亚托沙”）在切尔尼戈夫剃度为修士。伊帕季编年史波戈金和赫列勃尼克抄本指出了他另一个新名————尼科拉。参阅关于基辅——佩切拉《圣僧传》中关于切尔尼戈夫——斯维亚托沙公的传说。（Д.И.阿勃拉莫维奇主编，基辅1931年版，第113——119页）

    ［1019］ 齐麦戈拉人————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西德维纳河下游的一支部落。

    ［1020］ 印刷的编年史根据古代某些记载在本年条还报道了保加尔人进犯苏兹达尔的事件：“是年，上帝和圣母在苏兹达尔大地创造了奇迹。保加尔人兵攻苏兹达尔，围困了城市，作恶多端，占领村庄和村社，杀死很多农民。城市里居民难以对抗他们的军队，当时他们的王公不在，他们就向上帝及圣母用忏悔和泪水祈祷，并紧闭城门坚守。大慈大悲的上帝听到了他们的祈祷和忏悔：像怜悯古尼涅弗格人一样，拯救他们脱离灾难，使保加尔军队失去视觉，他们被迫撤离，并被杀无数。”

    ［1021］ 6615年（1107年）是月晕的3年，而日晕是7年；在6616年（1108年），月晕是4年，而日晕是8年。（关于月晕和日晕可参阅Л.В.切列普宁的著作：《罗斯的年表》，莫斯科1944年版，第39页和第53页）

    ［1022］ 卢宾在佩列亚斯拉夫公国，是苏拉河畔的一座城市。

    ［1023］ 霍罗尔河是普肖尔河的一条支流。

    ［1024］ 指波洛韦次汗奥谢涅夫的儿子阿耶帕和基尔格涅夫的儿子阿耶帕（译者注）。

    ［1025］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在此年条报道说：“1月30日，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尼基塔逝世。春天，靠神圣君主的捐献，开始装修圣索菲亚教堂。”在索菲亚第一编年史中更明确地指出：“在阿基姆和安娜的圣索菲亚教堂”（即在约阿基姆和安娜境内）。

    ［1026］ 尼康编年史说的日期不同：“3月9日。”而特维尔汇编说得很简单：“春季。”

    ［1027］ 尼康编年史补充说：米哈伊尔修道院的金顶教堂有“15个圆顶”，教堂装修“十分考究”。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特别是西诺达尔抄本）说教堂奠基于下一年，即6617年。近来，考古学家（例如M.K.卡尔格尔）提出了质疑的根据：到不久前一直很著名的名为米哈伊尔修道院金顶大教堂的基辅建筑确实建成于1108年，只是日期定得较早。

    ［1028］ 格列勃·弗谢斯拉维奇是佩切拉修道院的大施主。伊帕季编年史在1158年条说道（显然，它是根据佩切拉修道院的施主登记簿）：“格列勃在自己生前曾和夫人捐赠了600银格里夫纳和50金格里夫纳；王公夫人在王公生前，自己捐赠了100银格里夫纳和50金格里夫纳；王公夫人在自己生前还捐赠了5座村庄及其依附民，她捐献出一切，直到自己的头巾。”

    ［1029］ 伊帕季编年史写的不是“修道院长”，而是“修士大祭司”。佩切拉修道院院长只在12世纪后半叶才取得“修士大祭司”称号。显然《往年纪事》中的这一更改不会早于这一时期。

    ［1030］ 追荐亡灵名簿（希腊文为συνοδτχóν）————这是登记已故的人名字的簿册，以便祷告时祈祷他们的灵魂得以安息。

    ［1031］ 伊帕季编年史上的日期有所不同：“7月24日”。看来，伊帕季编年史所说的日子较为正确。拉夫连季编年史的一位编者在此不自觉地重复了米哈伊尔金顶教堂奠基的日子————7月11日。

    ［1032］ 克洛夫是基辅附近的景区，处于基辅和基辅——佩切拉修道院之间。

    ［1033］ 伊帕季编年史在此年条的“在顿河河畔夺取了波洛韦次人的帐篷什物”这句话后补充说：“弗拉季米尔王公派来的人夺取了1000顶帐篷。”尼康编年史在此年条还收入了下面这个神奇故事：“在基辅的圣大天使米哈伊尔金顶教堂上飞来一只人们不认识的鸟：‘它有羊那么大，闪烁异彩，不停地鸣啭，身上散发出甜蜜的芳香。它站在教堂顶上长达6天，然后飞走，人们再也没有见到它’。”尼康编年史的编者在此及前一年条对米哈伊尔金顶修道院十分重视。

    ［1034］ 德米特尔·伊沃罗维奇————基辅的将军（译者注）。

    ［1035］ 伊帕季编年史在此年条有下面的补充，它源于《往年纪事》第3版：“是年，入侵的波洛韦次人在佩列亚斯拉夫利附近、各村落一带 作战。”“同年，波洛韦次人在撤退中夺取了很多村落。”B.H.塔季谢夫认为此处是“在谢姆河一带”（《远古时代以来的俄罗斯史》，卷2，圣彼得堡1773年版，第206页）。伊帕季编年史的赫列勃尼克抄本记载的不是“撤退中夺取了很多村落”，而是“在丘钦附近集结”。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在此年条报道说：“12月20日大主教约安来到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的很多其他编年史也都有此报道）。

    ［1036］ 拉夫连季编年史在1111年条又提到了罗斯王公们的这次远征：“斯维亚托波尔克、弗拉季米尔和达维德在春季对波洛韦次人用兵，一直打到沃伊尼而归。”类似的消息也会重见于拉夫连季编年史和以后的编年史里：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之死记载于1115年条和1116年条；格列勃恢复在基辅的统治记于1168年条和1169年条；佩列亚斯拉夫的米哈尔卡的远征记于1169年条和1171年条等等。其原因在于扎列斯克的弗拉基米尔在12——13世纪初使用的是罗斯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的两种编年史：主教的和王公的，两者之间的年代顺序有所不同：双方的年代系统也不一样。此时，王公的编年史家有误，而主教的编年史家所写的日期是准确的。扎列斯克的弗拉基米尔的编年史编纂工作反映在拉夫连季编年史中（对此可参阅М.Д.普里谢尔科夫：“拉夫连季编年史”，《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学报》，历史专辑，列宁格勒1939年版，第92——93页）。1110年远征这个日期属于主教编年史家的手笔，因而明显是对的。

    ［1037］ 此文本的直接延续部分可见于伊帕季抄本。显然，西利维斯特手稿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几页已经丢失。西利维斯特后来的记事有的记在最后记事本后的特殊附页上，有的记在封皮的背面，因此保存了下来。拉夫连季编年史、拉济维尔编年史和莫斯科科学院编年史中的《往年纪事》都写到1110年条就中断了。看来，它是这三位一体教堂遗失的。伊帕季编年史（及与其相关的抄本）中的《往年纪事》一直写到1117年，此后按年写的年条篇幅则明显减少。

    ［1038］ 西利维斯特是离基辅佩切拉修道院不远的维杜比茨的米哈伊尔修道院的院长。该修道院是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父亲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修建的，是他家族的一座“王公”修道院。A.A.沙赫马托夫认为西利维斯特是《往年纪事》第2版的编纂者。但有些研究人员（如C.A.布戈斯拉夫斯基）认为西利维斯特只不过是《往年纪事》的一位普通抄写者。从1118年起，西利维斯特被任命为佩列亚斯拉夫（南佩列亚斯拉夫利）的主教。西利维斯特死于1123年。

    ［1039］ 耶皮法尼是塞浦路斯的大主教，是公元4世纪的作家。此处阐述的学说见于他的著作：《安科拉特》（《信仰之锚》）。

    ［1040］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在此年条补充报道说：“是年，姆斯提斯拉夫（指诺夫哥罗德的弗拉季米罗维奇————原注）发兵奥切拉”（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初级抄本也有此报道）。

    ［1041］ 1111年远征波洛韦次人开端的记述，显露出其文学手笔来自于《往年纪事》1103年远征开头的记述。现把两条文本引用如下：

    1103年

    上帝启示罗斯王公斯维亚托波尔克和弗拉季米尔在多洛勃斯克聚会。斯维亚托波尔克和自己的亲兵队，而弗拉季米尔和自己的亲兵队各坐在一个帐篷里。斯维亚托波尔克的亲兵队考虑说：“现在春季出兵不合适，它会毁坏斯麦尔德及其耕地。”弗拉季米尔则说：“亲兵们，我很奇怪你们吝惜耕地的马匹，而不去想一想这样的情景呢：当斯麦尔德开始耕种，波洛韦次人打来用箭射死他，夺走他的马，闯进他住的村庄，抢走他的妻子和孩子及他的全部财产。你们可惜马匹，却为何不怜悯一下自己呢？”斯维亚托波尔克的亲兵们无言以对。于是，斯维亚托波尔克说：“我已准备就绪。”斯维亚托波尔克起身，弗拉季米尔对他说：“兄弟，你为罗斯国家做了件大好事。”于是派使者去见奥列格和达维德说：“一起出兵攻打波洛韦次人吧，一定要决一死战。”达维德接受了建议，而奥列格对此不加理睬，推托说：“我健康状况不佳。”弗拉季米尔吻别了自己的兄弟，去了佩列亚斯拉夫利，而斯维亚托波尔克随他动身，还有达维德·斯维亚托斯拉维奇，达维德·弗谢斯拉维奇，伊戈尔的孙子姆斯提斯拉夫，维亚切斯拉夫·雅罗波尔季奇，雅罗波尔克·弗拉季米里奇。

    1111年

    上帝使弗拉季米尔产生一个念头，促使自己的哥哥斯维亚托波尔克向蛮族发动春季攻势。斯维亚托波尔克则把弗拉季米尔的话告诉了自己的亲兵队，他们说：“现在不是时候，这时让斯麦尔德离开耕地会毁了他们的。”于是，斯维亚托波尔克派人去见弗拉季米尔说：“我们应聚在一起就此事和亲兵队商量。”使者来到弗拉季米尔那里，转达了斯维亚托波尔克的话。弗拉季米尔来到，他们相聚在多洛勃斯克。斯维亚托波尔克和自己亲兵队坐在一个帐篷里，而弗拉季米尔则和自己的亲兵队坐在一起。弗拉季米尔沉默一会儿说：“兄长啊，你年纪比我大，还是你先讲一讲，我们应怎样来保卫罗斯国土。”斯维亚托波尔克说：“兄弟，还是你先说吧。”弗拉季米尔说：“我怎么能说呢，你的亲兵队和我的亲兵队就会诬陷我，说我想伤害斯麦尔德和他们的耕地。但我惊奇的是你们吝惜斯麦尔德和他们的马匹，却不去想一想，这位斯麦尔德在春季用那匹马耕地时，波洛韦次人闯过来，把箭射向斯麦尔德，抢走那匹马和他的妻子儿女，放火烧掉他的谷仓。对于这种情况你们又为何不去想想呢？”于是，所有亲兵们都说：“确实如此，事情真是这样。”斯维亚托波尔克说：“兄弟，现在我准备和你（一起去征讨波洛韦次人）。”于是，派使者去见达维德·斯维亚托斯拉维奇，让他和他们一起出征。弗拉季米尔和斯维亚托波尔克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相互告别。斯维亚托波尔克率领自己的儿子雅罗斯拉夫，弗拉季米尔率领自己的儿子们，达维德率领儿子共同发兵征讨波洛韦次人。

    第2个文本在文学描述上依赖于第1个文本是显而易见的。第1个文本简短而富有逻辑性（如第1个文本：“现在春季出兵不合适，它会毁坏斯麦尔德及其耕地。”而第二个文本：“现在（？）不是时候，这时让斯麦尔德离开耕地会毁了他们的。”再如第1个文本：“亲兵们，我很奇怪你们吝惜耕地的马匹……”而在第2个文本：“我们吝惜斯麦尔德和他们的马匹。”等等）。但是，这种文学的依赖性并不意味着有一次多洛勃代表会，（1103年或1111年）就根本不存在了。编年史家只不过把第1次代表会的描述用来讲在意义和内容都和第1次代表会相近的第2次代表会。A.A.沙赫马托夫对相互复杂的依赖关系作了推测：西利维斯特是根据1111年实际发生的事件来描述1103年代表会，以自己的描述来替代涅斯托尔编写的不利于摩诺马赫某一别的事件。而《往年纪事》第3版的编者根据西利维斯特描写的1103年代表会来描写1111年代表会（《往年纪事》，卷1，彼得格勒1917年版，第31页）。如此复杂的解释未必有必要。

    ［1042］ K.B.库德里亚绍夫考证出罗斯军队1111年远征进军日程表：“2月26日（礼拜日）————自佩列亚斯拉夫利出发远征。3月3日到达苏拉河；3月4日到达霍罗尔河；3月6日到达戈尔塔河；3月7日到达沃尔斯克拉河；3月8日进入波洛韦次草原，‘渡过众多的河流’；3月19日（礼拜日，即第5个礼拜日）逼近‘顿河’；3月20日休息和筹措军备；3月21日（礼拜二）‘傍晚时分’向沙鲁坎进发，当夜就夺取城市；3月22日（礼拜三）来到苏格罗夫，并焚毁它；3月23日（礼拜四）离开‘顿河’；3月24日（礼拜五）‘在杰格亚湍流滩上’战斗；3月25日（礼拜六）休整和庆祝报喜节；3月26日（礼拜日）————在行军途中；3月27日（受难周的礼拜一），早晨在萨利尼察激战。”详细叙述可参阅K.B.库德里亚绍夫写的《波洛韦次草原》一书中的“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1111年对波洛韦次国的远征”，莫斯科1948年版。

    ［1043］ 沃斯克列先编年史写的是“斋戒期的第5周”。正如K.B.库德里亚绍亚夫指出的：大斋期从礼拜一开始，而礼拜日结束一周。因此，斋戒期的第5个礼拜日是在第6周上（《波洛韦次草原》，莫斯科1948年版，第113页）。伊帕季编年史和沃斯克列先编年史的资料之间并没有矛盾。

    ［1044］ 沙鲁坎城是以其可汗沙鲁坎的名字命名。K.B.库德里亚绍夫指出：“波洛韦次的城市往往以自己可汗的名字命名（如佩彻涅格人那样）。汗是城市的占有者，随汗位的更替，城市也以接替者的名字易名。有些编年史抄本把沙鲁坎称为奥谢涅夫，名为阿桑（奥谢尼）。奥谢尼死后，该城才以沙鲁克汗的名字命名。沙鲁克于1107年在霍罗尔河差点成为罗斯的俘虏”（K.B.库德里亚绍夫：《波洛韦次草原》，莫斯科1948年版，第119页；书中此处力图确定该城的准确位置）。

    ［1045］ 在波洛韦次的城市里，罗斯居民的势力很大。И.У.布多夫尼茨写道：“显然，沙鲁坎城虽受波洛韦次人的统治，但城市居民不是波洛韦次人，而是斯拉夫人，至少也是基督教徒。波洛韦次人不住在城里。基督徒们隆重的祈祷仪式会给他们，也确实给他们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及其军事学说”，《历史论丛》卷22，莫斯科1947年版，第84页）

    ［1046］ 如K.B.库德里亚绍夫所指出的：“苏格罗夫以苏格拉汗的名字命名，苏格拉汗在1107年罗斯王公进攻卢勃纳时被俘。”K.B.库德里亚绍夫如研究沙鲁坎城那样，正确地考证出苏格罗夫的地理位置是在北顿涅茨地区。（《波洛韦次草原》，莫斯科1948年版，第119页）

    ［1047］ 维杜比茨的米哈伊尔修道院的编年史家在下面关于天使的整个故事和议论就是想把该修道院的庇护神，“无形体力量的领袖”大天使米哈伊尔说成是罗斯战胜波洛韦次人的造因者：“我说，天使是我们对付敌军的保卫者，他们又有（领袖）大天使米哈伊尔”等等。编年史家发展了那种思想，认为每支部队都有天使，异教徒的军队也有天使，当天使本着上帝的旨意去引导异教徒时，异教徒也就取得胜利。应该把1110年条和整个1111年条相对比，1110年条也是维杜比茨修道院编写的。1110年条把佩切拉修道院上空出现的火柱现象也说成是天使所为，并继续发扬关于天使的学说。

    ［1048］ K.B.库德里亚绍夫把这个萨尔尼查确定为一条不大的小河，在伊久姆渡口区（在伊久姆和伊久麦茨之间），它流经北顿涅茨，但现在已不存在了。（《波洛韦次草原》，莫斯科1948年版，第66等页）

    ［1049］ 拉多瑟尼————戈罗杰茨附近的一个景区，而这里所说的戈罗杰茨离基辅不远，在基辅的东面。

    ［1050］ 伊波利特————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的作家。他著有《达尼尔预言释义》，该书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对预言家达尼尔著作的诠释；另一种是关于基督和反基督者的传说。这些著作的译本流传至今的有12——13世纪的手抄本。（И.斯列兹涅夫斯基：《关于反基督者的传说》，圣彼得堡版，1874年，第10——11页）

    ［1051］ 叶菲米娅————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女儿，嫁给匈牙利国王科洛曼（1095——1116年在位。）

    ［1052］ 弗拉赫尔娜教堂在克洛弗小河畔，离基辅的佩切拉修道院不远。它是前佩切拉修道院的院长斯捷凡为敬奉圣母“弗拉赫尔娜”而修建的。

    ［1053］ 安德烈教堂为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于1086年在基辅修建（参阅伊帕季编年史的1086年条：“弗谢沃洛德在总主教圣伊凡时期修建了圣安德烈教堂；在教堂附近修建了一座修道院，他的女儿扬卡在此处剃度出家。这位扬卡收容了很多和她一样来到修道院的修女”）。

    ［1054］ 在尼康编年史中，这条报道如同1112年条的其他报道一样，都收入到1113年条里，并且日期也有所不同：“1月11日。”

    ［1055］ 谢肉节————大斋前的一礼拜。这是欧洲民间的一个节日，亦称“狂欢节”。因斋戒期间教会禁止肉食，故称为“谢肉”。这也是斯拉夫人在基督教传入前的春天的一个节日，表示送走冬天迎来春天的古斯拉夫的一个传统节日（译者注）。

    ［1056］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在此年条补充报道说：“是年，姆斯提斯拉夫在鲍尔战胜了楚德人。”（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初级抄本也有此报道）

    ［1057］ 这次日食发生在1113年3月19日，确实看见太阳犹如镰刀一般，弯头朝下（Д.O.斯维亚茨基：“从科学批判观点看罗斯编年史中的天文现象”，《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部通报》，卷22，第1册，1915年，第105页）。拉夫连季编年史把这次日食记载在1114年条。

    ［1058］ 参阅正文6573年（1065年）条和注释〔627〕。

    ［1059］ 复活节————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基督教称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后第3日复活。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规定每年过春分月圆后第1个礼拜日为复活节，但东正教因改用格列格里历法，复活节的具体日期同天主教、新教相差一两个礼拜（译者注）。

    ［1060］ Б.Д.格列科夫清楚地揭示了起义的性质和原因，统治阶级为什么要求助于摩诺马赫以及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所采取措施的性质（《基辅罗斯》，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496——498页）：“1113年，基辅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城市的小市民利用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王公去世的机会，群起反抗，农村也支持他们的起义……斯维亚托波尔克刚一去世，基辅人民就发动起义，首先冲向基辅千人长普佳塔的邸宅，普佳塔一贯支持斯维亚托波尔克及其儿子。然后捣毁了百人长和高利贷者的府邸。有产阶层惊恐万状，他们赶忙一批又一批地派人去求助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当时，摩诺马赫并不想积极干预基辅的事务。这样，陷于万分惊慌的统治阶级开始向摩诺马赫指出起义扩大的可能性。他们让人转告弗拉季米尔，如果他不马上出兵基辅，那将被抢劫的不仅仅是王公的一些亲属、统治的显贵和高利贷者的府邸，还会袭击修道院，摩诺马赫将为姑息抢劫在上帝面前承担责任。弗拉季米尔启程，被迫违反了柳别奇王公代表大会通过的协议：每位王公应该治理好自己的领地，而基辅不是摩诺马赫的世袭领地。维彻会议推举了弗拉季米尔为王公。这次维彻会议不是在广场召开，而是在圣菲亚教堂，因为起义的民众已占据了广场（B.H.塔季舍夫：《俄罗斯史》，卷2，第211页），圣索菲亚教堂收容了害怕人民怒火的‘可靠的’群众。然而，这些‘可靠的’群众在索菲亚教堂高墙的掩护下，却不肯正视基辅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这位王公被选中是因为他能为这些人民群众所接受，他被认为是反对那些为所欲为的封建主的坚强斗士。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以其所作所为确实表现出能迎合城乡下层的明显倾向。在1113年的基辅事件中很可能是第一次表现出市民和强大的大公政权联合的倾向，联合的矛头指向封建内讧。这种基辅市民的支持是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政治力量的主要源泉。当时形成的局势使他明白，必须首先减轻受高利贷利息盘剥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债务人的困境，也必须帮助那些向主人预借了钱款而不得不为老爷们当牛做马的人们，即债农。弗拉季米尔做到了这两点。”Б.Д.格列科夫这样评价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所采取的措施（同上，第196——197页）：“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是在基辅下层民众起义反对统治阶级，特别是负债者起来反对自己的债主的时候前来就任基辅王公的，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一些妥协办法来平息叛乱。详编《罗斯法典》中标题为‘弗拉季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立此法’的那一部分是他在这个时期活动的非常生动的文献。这部《法规》各条的来源至今已难以确定，但无须怀疑它首先相关的主要内容是各种形式的债务问题，而债农，作为通过金钱和自己主人相联系的一个人，有充分法律理由写进《法规》……关于债农立法的革命渊源的痕迹十分明显。保证债农有和自己的债主一起受审的权利，‘为筹措款项’有离开主人的权利：债农对债主财富应负的责任规定得相当明确，债农的财产权利和个人权利受到很多的保护。有关债农的一些条款旨在取得政治效果，具有明显的宣言性：主人只能在‘有理’情况下才能殴打债农，不能‘无理’殴打，‘随便’殴打和酒醉后殴打。从所有这些保障中可以看出，债农在1113年揭竿举事之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立法者想对债主们为所欲为的肆虐行径划定一个界限，有时哪怕纯粹是口头上的规定也好。总主教尼基福尔在一篇信函中非常清楚地指出，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这一举措的性质，说弗拉季米尔‘为全国制订出一部法典，他是一位仗义执言的法官，捍卫流芳百世的真理’。如果有充分根据认为，这些‘保障’经一段时间推行后就已被遗忘，但还是可以完全确认出债农在主人庄园中那种处境的真实轨迹。”Б.Д.格列科夫接着用专门一节来讲述被收入详编《罗斯法典》的摩诺马赫法规中的债农情况（同上，第197——204页）。M.H.季霍米罗夫在《罗斯法典研究》一书中也相当详尽地叙述了摩诺马赫法规的内容。（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版，第206——211页）

    ［1061］ 维里————佩列亚斯拉夫公国的一条河流，是谢姆河左岸的支流。

    ［1062］ 拉扎列夫女修道院只在这里提到一次，有关的其他消息全无。

    ［1063］ 姆斯提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于1113年所建的王公府邸地区的尼古拉大教堂是蒙古统治时期以前的最优秀的建筑之一。这是王公府邸的大教堂，教堂内装饰有大量华丽的壁画（对此可参阅M.K.卡尔格尔的《大诺夫哥罗德》，莫斯科1946年版，第24——27页）。关于该教堂的修建还有一段特别的故事：“为纪念我们的尼古拉圣父，在大诺夫哥罗德为王公府邸区兴建一座以圣尼古拉命名的大教堂，教堂建成后许多人集聚在市场区，集聚在雅罗斯拉夫府邸，为教堂命名时在教堂内园版上出现了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的形象。”H.K.尼科利斯基院士发表了这一叙述故事。（《科学院俄语语言和文学部选集》，卷82，第4页）

    ［1064］ 尼康编年史在此年条补充了一段后期编写的关于摩诺马赫皇冠的故事，似乎它是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摩诺马赫传给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还有一长条“关于麦格林的主教伊拉里昂”的报道。尼康编年史在此年条（像伊帕季编年史一样不在1116年条）还谈到罗曼·弗谢斯拉维奇在梁赞去世，和报道派基里尔担任主教（没说在什么地方）的消息。尼康编年史在1116年条还报道了（含曲解之意）西利维斯特院长的有名的附记，说它是拉夫连季编年史中《往年纪事》的结尾。

    ［1065］ 这里说的是沃尔霍夫河水从拉多加的古文化遗迹层冲刷出来的透明的“有眼的”珠子。透明的五颜六色的装饰品（珠串、手镯等）是古罗斯城市居民最普遍的饰物。它们是罗斯作坊的制品（Б.А.雷巴科夫：《古罗斯的手工业》，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年版，第152——155页）。拉多加早在12世纪初就已有几世纪的历史，如B.И.拉夫多尼卡斯在1947——1949年的考古发掘证明，拉多加早在公元13世纪就已经有人居住。因此，在我们面前编年史上的这段记述是罗斯领土上“考古发掘”的最古老的证据。

    ［1066］ 古编年史1114年条关于幼鹿从云团中落到地面的美丽故事，很像斯季格·斯季格松所写的《瑞典故事集》中一个故事所说的拉普人的传说：“鹿不是大地的儿子，它是太阳的儿子，它属于上帝本人；许多老年人都可为此作证：他们知道，首批鹿群是从云彩中下来的”（С.Ф.普拉托诺夫：《罗斯北方的往事》，彼得格勒1923年版，第14页。普拉托诺夫的引文中提到的斯季格·斯季格松这个人，是瑞典女作家A.T.阿格列莉的笔名。A.T.阿格列莉于1898年主要根据民间传说和民族学的材料以此笔名出版了一本书《从北方来》）。

    ［1067］ 这里指的是《希腊编年史》类型的根据别人著作改编成的《罗斯年代记》。《希腊编年史》的内容包括收集到的世界历史的各种翻译材料和罗斯材料。两位拜占庭编年史家————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和约翰·马拉拉斯为编成这种年代记的内容提供主要材料。1114年条在所引的这句话后可读到这段来自这本罗斯年代记的文字，其中是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的文章被罗斯年代记的编者加以改编而成（特别是罗斯编者把格费斯特和格利奥利说成是罗斯神斯瓦罗格和达日博格）。

    ［1068］ 普洛布斯————罗马帝国皇帝（276——282年在位）（译者注）。

    ［1069］ 奥勒利安————罗马皇帝（270——275年在位）（译者注）。

    ［1070］ 罗斯神斯瓦罗格在这里与格费斯特等同起来————即火神、铁匠神。

    ［1071］ 罗斯神达日博格在这里和格利奥斯等同起来————即太阳神。

    ［1072］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在此年条补充说：“而在诺夫哥罗德，姆斯提斯拉夫及其亲兵队的所有马匹都死绝。同年夏季，知名商人沃伊于4月28日兴建圣费多尔·季隆教堂”。（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的初级抄本也有此报道）

    ［1073］ 这里提到的“δель”自然是指灰鼠皮，而不是银币，因为后文还提到银币（“сереσреники”）。

    ［1074］ Л.В.切列普宁出色地揭示出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这一举措的政治含义：“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十分重视干尸搬迁活动的巨大政治意义。”鲍里斯和格列勃是“罗斯土地的庇护者”，王公中的某一支系如得到他们的庇护，就会得到罗斯大地首领的权利。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维什戈罗德教堂发生的这场王公间的争论。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想把鲍里斯和格列勃的干尸安放在教堂的中央，在它的上方造一个“银制的华盖”。但是，摩诺马赫这一愿望遭到切尔尼戈夫王公达维德和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兄弟的反对。他们坚持要把干尸放在教堂的右侧，安放在“我父亲选中的拱门中”。这里指的是奥列格和达维德的父亲————切尔尼戈夫公斯维亚托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按总主教和主教们的建议，争议用抽签的裁决方式解决，结果中签的是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兄弟。可以十分肯定，这次争论决非偶然，而是政治上重大的原则性分歧，它在1115年并非初次发生，而有久远的渊源。智者雅罗斯拉夫后裔各支系间为争夺领先地位的斗争，使一些热衷于执牛耳的觊觎者力求得到全国最知名的圣者鲍里斯和格列勃的庇护。斯维亚托斯拉夫早“就想（在维什戈罗德）修建一座石结构的圣徒教堂，当教堂修到50肘尺（约25米）高时，他去世了。”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继承了他的事业，他基本建成这个教堂：“建成就立即把干尸护送进去，加以保护。”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常“举办庆典，夏天，他常莅临维什戈罗德”。摩诺马赫和他争雄，摩诺马赫于1102年把鲍里斯和格列勃的干尸匣镀金。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于1111年在维什戈罗德建成了石结构的教堂。摩诺马赫想超过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在新教堂里又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银楼”，目击者无不为之叫绝：“异口同声叫好，满意而归，很多从希腊及其他外国来的客人都说：哪里都没有如此华丽的，而他们可都是见过许多圣干尸匣的人。”（引自《关于鲍里斯和格列勃的传说》）尽管在1115年和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兄弟的较量，以抽签的方式扫兴而结束，但摩诺马赫仍继续处心积虑地传播对鲍里斯和格列勃的崇拜，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一件政治大事。《往年纪事》指出，1115年在维什戈罗德隆重举行庆典之后，“他们各自返回老家，弗拉季米尔用白银包钉干尸匣，并镀金，装饰了他们的灵柩，同时也用金银包钉了拱门。人们向他们顶礼膜拜，祈求恕罪。”1117年，弗拉季米尔在阿利塔，即鲍里斯遇难的地方建造了一座石结构的教堂（Л.В.切列普宁：“《往年纪事》，它的出版及其以前的编年史”，《历史论丛》第25期，1948年，第309——310页）。Л.В.切列普宁认为对鲍里斯和格列勃的崇拜具有政治意义，据他推测《往年纪事》第1版的编写可能与1115年鲍里斯和格列勃的干尸被迁移到维什戈罗德新教堂，而教会举行的政治庆典有关系（因此，编写后来称为《往年纪事》的编年史，这一编写任务就交给了涅斯托尔，他是鲍里斯和格列勃的传记作者，为他们编写了名著《读本》）（同上）。关于1115年维什戈罗德事件的详情可参阅《鲍里斯和格列勃传记》：“鲍里斯和格列勃传及对他们的奉祀”，Д.И.阿勃拉莫维奇主编，彼得格勒1916年版。

    ［1075］ 在诺夫哥罗德各编年史中也有关于日食的记载。日食发生于1115年7月23日清晨，在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逝世的前9天（Д.O.斯维亚茨基：“以科学批判的观点看罗斯编年史中的天文现象”，《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部通报》，第20卷，第1册，1915年版，第105——106页）。拉夫连季编年史两次提到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之死：在1115年条和1116年条。这是由于拉夫连季编年史掺和了两种不同年表的史料所造成的。这两种年表是：佩列亚斯拉夫王公编年史和佩列亚斯拉夫主教编年史。实际上，奥列格死于1115年，这可以从编年史家对奥列格之死和日食之间的联系中得以肯定。而日食如上文所述是发生在1115年。

    ［1076］ 斯卢切斯克————在沃伦地区，斯卢奇河畔的一座城市。

    ［1077］ 原文为Ръша（罗沙）————即奥尔沙。科佩斯城在奥尔沙附近，位于第聂伯河左岸。

    ［1078］ 热尔季，又名热尔尼————佩列亚斯拉夫公国苏拉河畔的一座城市，距苏拉河注入第聂伯河河口处不远。

    ［1079］ “熊首”是指爱沙尼亚的奥坚佩城堡。

    ［1080］ 立奥·狄奥格诺维奇（“德夫格尼奇”）是拜占庭王子，摩诺马赫的女儿玛丽娅嫁给了他。

    ［1081］ 德列斯特尔————即多瑙河畔城市多罗斯托尔。

    ［1082］ 在多瑙河下游曾有过一些罗斯的居民点。多瑙河流域的一些城市通常隶属于加利奇王公。试比较《伊戈尔远征记》中的描述：“加利奇的奥斯莫梅斯尔·雅罗斯拉夫啊！你高坐在包金的宝座上，你以自己的铁军，支撑住乌果尔的群山，挡住了国王的通道，关上了多瑙河的大门 ，你的利剑刺破云霄，将法庭建到多瑙河边 。”16世纪的沃斯克列先编年史在罗斯城市的名单上有多瑙河下游城市的名字。对多瑙河上罗斯城市的记忆因而一直保留到16世纪。在17世纪和18世纪，多瑙河沿岸的城市（主要是别尔拉德）聚集了一些不满现状的人和被驱逐的人等。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在战胜波洛韦次人及把他们赶到草原深处以后，得以往多瑙河地区派遣自己的地方行政长官。然而，摩诺马赫的地方行政长官未能长期统治多瑙河城市。1116年摩诺马赫派自己的儿子维亚切斯拉夫和福马·拉季鲍罗维奇到多瑙河区，但这两位“来到德列斯特尔，无任何建树而返”。

    ［1083］ 苏格鲁夫和沙鲁坎都是波洛韦次人的城市，位于北顿涅茨地区。巴林的具体位置不详。

    ［1084］ 看来，这里讲的是托尔克人和佩彻涅格人反抗波洛韦次人的起义。这次起义所以能发生是摩诺马赫远征后波洛韦次人的军事实力被削弱的结果。

    ［1085］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西诺达尔抄本在此年条有下面一段补充报道：“是年5月14日10时，诺夫哥罗德圣索菲亚教堂出现雷击征兆。一位助祭在做晚祷时，被雷击倒，教堂唱诗班和在场的所有人吓得魂不附体，跪拜在地；而到晚上，月亮又出现征兆。同年，修道院长安顿为圣母修道院石结构教堂奠基。是年12月6日，诺夫哥罗德地方行政长官多勃雷尼亚去世”（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初级抄本也有此报道）。

    ［1086］ 别洛维茨人是白堡城的居民。白堡（白维扎）又名萨尔克尔，它是可萨人的城堡，位于现今顿河下游，距齐姆梁斯卡雅镇不远。

    ［1087］ 拜占庭皇帝阿列克塞一世·科穆宁，死于1118年，继承人是伊奥安二世·科穆宁（1118——11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