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亲近他人

变得温顺听话。但许多源头都源源不断地产生敌意，所以攻击性倾向也借由后期经历得以加强。这样说下去会使我们离题太远而不能面面俱到，这里只需要说，谦逊和“善良”会遭致践踏和利用。再者，依赖他人会造成异常脆弱，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他感觉自己被忽视、被拒绝，以及没有立即得到过度的爱或支持时就会感到被羞辱。

    当我说所有这些感觉、动力和态度被“压抑”，我是采用弗洛伊德对于这个词的观点，意思是个体并非只是没有意识到它们，而是永远也不要意识到它们给他带来的无可替代的好处，以至于他严防死守，唯恐向自己或他人泄露任何迹象。因而每种压抑都会使我们面临疑问：压抑心中的某些动力究竟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对于依从类型，我们能找到诸多答案。大部分只得放在后面讨论理想化意象和施虐倾向时来了解。现在我们能了解的是，对于敌意的感受或表达会危及他喜欢他人和被他人喜欢的需要。此外，任何形式的攻击行为，或甚至是自我主张，对他来说都是自私自利的。他自己会谴责这种行为，因而觉得别人也会谴责这些行为。而且他无法冒谴责的风险，因为他的自尊实在是太依赖他们的支持了。

    压抑所有主张、报复和野心的感受与冲动也有其他的功能。这是神经症患者消除冲突并取而代之以完整统一感的众多努力之一。我们内心对统一的渴望并不是秘密，但产生于对生活机能的现实需要————除非这个人一直受到相反方向的驱使————以及最终会导致我们极度恐惧分裂的那些东西。通过掩埋所有违逆部分而给某个倾向赋予主导地位，是一种组织人格的无意识努力，它是解决神经症冲突的主要途径之一。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不断严格核查所有攻击性冲突的双重利益：否则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会濒临危机，他臆造的统一性也会被戳穿。而且攻击性倾向越具有破坏性，就越是迫切地想要驱逐它。他会矫枉过正，绝不表现自己想要谋一己私利，绝不拒绝请求，总是喜欢每一个人，总是退居幕后等。换言之，依从和姑息倾向得以加强，变得更具有强迫性、更不加区分。[5]

    当然，所有这些无意识努力并没有使被压抑的冲动停止运作，但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符合这种人格结构的。他会提出要求，“因为他太悲惨不幸了”，或以“爱”为幌子暗中控制。被压抑敌意的积累也可能表现在或多或少的怒气爆发，从偶尔的烦躁易怒到发脾气。这些爆发虽然并不符合亲切与温和，但对他自己来说却是正当合理的。而且根据他的诸多前提，他也是无比正确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对他人的要求既过分又自私，有时还不禁觉得自己遭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以至于他简直忍无可忍。最后，如果被压抑的敌意具有狂怒的力量，就可能导致各种功能紊乱，诸如头痛或肠胃疾病。

    因此，依从类型的大多数特征都有双重动机。例如，当他使自己居于次要地位的时候，就能避免摩擦，从而与他人和谐相处；但这也可能是一种手段，用来消除想要超越他人的所有痕迹。当他让别人利用他时，就是依从和“善良”的表达方式，但也可能是厌恶自己剥削他人的欲望。要克服神经症依从，就要修通冲突的两面，并有条不紊地按顺序处理。我们从保守的精神分析著作中能看到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攻击行为的“释放”是精神分析治疗的本质，但这种方法说明作者对于神经症结构的复杂性和具体变式一无所知。只有对于现在所讨论的这种类型，这个方法才具有一定的效度，但即便如此，这个效度也有效。揭露攻击动力的确是一种释放，但如果这种“释放”是为释放而释放，那也很容易损害他的发展。如果最后要整合人格，这个方法就必须放在修通冲突问题之后。

    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到爱和性在依从类型中的重要性。对他来说，爱常常是唯一值得追求、值得为此而活的目标。没有爱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空洞无聊的。借用弗里茨·维特尔斯[6]对强迫性追求的说法就是，爱变成坐地自划的幻影。人、自然、工作或任何兴趣娱乐都索然无味，除非有某段爱的关系赋予其趣味。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这种痴迷在女性身上比男性更常见、更明显，这就使我们认为它是女性特有的渴望。实际上，这与女性气质或男子气概完全无关，而是一种神经症现象，因为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强迫性动力。

    如果我们明白了依从类型的人格结构，我们就能知道为何爱对他如此重要，以及为何“他的疯狂中自有条理”。由于他矛盾的强迫性倾向，这其实是实现他所有神经症需要的唯一途径。它能够保证他既满足被喜欢的需要，又满足（通过爱）控制别人的需要，既满足屈居次要地位的需要，又满足（通过对方一心一意的尊重）超越他人的需要。它能使他基于正当、无辜或甚至值得称颂的基础上实施自己所有的攻击性冲动，同时又让他能够表达自己所要求的所有可人品质。而且，由于他不知道自己的障碍和痛苦来自内心的冲突，所以爱似乎能保证他治愈一切问题：只要他能找到一个爱他的人，一切都会好起来。这种希望显然是荒谬的，但我们也必须明白，他的这个逻辑多多少少是一种无意识推理。他认为：“我软弱无助，如果我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孤立无所依，我的无助就是一种危险、一种威胁。但如果我找到一个爱我胜过其他的人，我就不再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她）会保护我。和他在一起，我就没有必要自我主张，因为他会明白并且给予我想要的，而无须我要求或解释。事实上，我的软弱就是资本，因为他爱我的无助，因为我可以依靠他的力量。如果要为他付出，或甚至是为我自己，就能够发挥我自己振作不起来的主动权，因为这是他想要的。”

    他所制定的推理有部分是谨慎思考而来的，部分只是一种感觉，还有部分基本上是无意识的，同样根据这些推理进行重整，他觉得：“孤独太折磨我了。我不仅无法享受任何不与人分享的乐趣。更有甚者，我感觉茫然若失，焦虑不安。我当然可以在周六晚上独自看电影或读书，但那是种耻辱，因为这是在向我说明没人需要我。所以因为这样，我必须小心翼翼地计划，免得周六晚上（或其他任何时间）孤零零的一个人。但如果我找到一个好恋人，他就会让我免受折磨；我再也不会孤单；现在了无生趣的事情，不管是准备早餐、工作还是看日落，都会是令人高兴的事。”

    而且他还认为：“我没有自信。我总是觉得别人都比我有能力、有魅力、有天赋。即使是事情是我完成的也算不上什么，因为我确实无法归功于自己。我可能是蒙混过关，或只是侥幸。我一定无法保证自己还能再次完成。而且如果人们真的了解我，他们一定用不着我。但如果我找到一个人，像我一样爱我，无比重视我，我就能成为重要人物。”于是，难怪爱具有幻影的一切诱惑力。难怪牢牢抓紧爱胜过由内改变自己的艰苦过程。

    如此一来，性关系除了生理功能，还具有证明自己被需要的价值。依从类型的人越是倾向于超然独立————即害怕卷入感情，或越是对爱心灰意冷，性就越可能只是爱的替代品。于是，性关系似乎就是人类亲密关系的唯一途径，而且还会被高估，就像高估爱一样，因为它有解决一切问题的力量。

    如果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两种极端，即要么认为病人对爱的强调“只是天性”，要么当作“神经症”而不予考虑，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依从类型的人在这方面的期望来自他人生哲学的逻辑推论。在神经症现象中总是如此————或是否总是如此？我们发现，病人的推理过程，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都是天衣无缝的，但却是基于错误的前提之上。这些错误前提就是，他误以为需要爱、需要随之而来的一切产物就是真正的爱的能力，而且他完全忽视自己的攻击倾向，甚至是破坏性倾向。换言之，他忽视整个神经症冲突。他指望不对冲突本身做任何改变就摆脱未解决冲突所带来的恶果，而这正是每种神经症尝试解决途径的态度特征。这也是为何这些努力注定会失败的原因。不管怎样，我们势必可以把这种爱形容成一种解决途径。如果依从类型的人足够幸运，找到了一个既强大又好心的伴侣，或这个人的神经症刚好与他合得来，他的痛苦可能就会大大减轻，还可能寻得一定的幸福。但是通常情况下，他期望从中寻得人间天堂的这段关系，只是将他推入更深的苦难当中。他非常容易把自己的内心冲突带到这段关系中，从而毁掉这段关系。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也只是缓解现实压力，除非他的冲突得以消除，否则他的发展仍然会受到阻碍。

    * * *

    [1]“类型”这个词用在这里，只是为了简化那些带有独特性格特征的人。我当然不打算在这章或后面两章建立一种新的类型说。类型说肯定是可取的，但必须建立在一种更广阔的基础上。

    [2]引自卡伦·霍妮，《自我分析》，1942年。

    [3]参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第二章和第五章中关于爱的神经症需要，以及《自我分析》第八章关于病态依赖。

    [4]参见第六章，理想化意象。

    [5]参见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6]弗里茨·维特尔斯，《神经症中的无意识幻影》，载于《精神分析学季刊》第8期，第2部分，19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