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

。害怕失败是一个现实来源，这首先是因为失败的概率通常远大于成功的概率，还因为在一个竞争社会中失败会导致实际需要的挫折。这些东西不仅指经济保障，还指声望损失和情感挫折。

    成功之所以是一种如此令人着迷的渴望，另一个原因是它影响我们的自尊。不仅他人会根据我们的成功程度来评判我们，甚至我们的自我评价也遵循着同样的模式。根据既定的思想意识，某人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其内在的优点，或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恩惠的明显证据；但事实上，成功取决于诸多不可控的因素————机遇、手段，诸如此类。然而，在既定思想意识的压力下，即使是最健康的人也会情不自禁地在获得成功时感到欢欣鼓舞，而若遭遇了失败则自感一文不值。无须说，这说明自尊的基础并不是始终稳固的。

    所有这些因素————竞争及其同伴间的潜在敌意、恐惧、受损的自尊————在心理上使得个体感觉自己是孤立无援的。即使他与别人频繁接触，即使他有一个幸福婚姻，他在情感上仍然是孤立的。任何人都难以忍受情感孤立，但如果这种情感孤立伴随着忧虑以及对自我的不确定，就会变成一种不幸。

    对于我们时代的正常人来说，正是这种情境激发了我们对于爱的强烈需要，以作为一种补救。他人的爱会使我们觉得不那么孤立，不那么受敌意威胁，对自己也不那么迷茫。因为爱成了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因而在我们的文化中被大大高估了。犹如成功一样，爱也成了一种幻影：似乎有了爱，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爱本身并非一种幻象————尽管时下的人们往往会打着爱的旗号去满足与爱无关的愿望，但由于我们对它的功能抱有太多、太大的期望，在人们心中，它就变成了一种幻象。而且我们在思想意识上强调自己重视爱，也是为了掩饰那些致使我们过于渴求爱的因素。因此，个体（此处是指健康的个体）处于需要大量的爱却很难得到的尴尬境地。

    当前的时代可称神经症形成的沃土。对正常人也会造成困扰（把他带往不稳固的自尊、敌意、忧虑、产生恐惧和敌意的竞争，并因此更加需要良好的个人关系）的那些因素在更大程度上困恼着神经症患者，而后果则更为严重————粉碎性的自尊、毁灭性、焦虑、产生焦虑和破坏性冲动的竞争更为激烈，以及过度渴求爱。

    考虑到任何类型的神经症患者身上都存在某种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文化中是否也存在某种构成了典型神经症冲突之基础的特定矛盾？研究和描述这些文化矛盾是社会学家的任务。于我而言，概要性地指出一些主要矛盾倾向就够了。

    要提到的第一个矛盾是，一边是竞争与成功，另一边是兄弟情谊与谦逊。一方面，所有事情都在鞭策我们成功，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必须独断，还要进取，要能挤对别人；另一方面，我们又深受基督教理想的熏陶，它声称为一己之利是自私的，我们必须谦卑、宽容、让步。由于这个矛盾，正常范围内只有两个解决途径：重视其中一个而忽视另一个；或者两个都重视，结果个体在这两方面都遭到严重抑制。

    第二个矛盾是，刺激我们需要的事物，与满足需要所带来的现实挫折之间的矛盾。在我们的文化中，出于经济原因，必然会不断受到某些形式的刺激，诸如广告、“炫耀性消费”、攀比理念等。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需要的现实满足受到严格的限制。对于个体来说，其所造成的心理后果就是他的愿望和愿望的实现之间始终存在隔阂。

    第三个矛盾在于，所谓的个人自由和他所面临的现实局促之间的矛盾。个体被社会告知他是自由独立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活；“人生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 of life）向他开放，只要他精明能干、精力充沛，就能得到他想要的。而现实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有限的。人们曾开玩笑说我们无法选择父母，这句话可以很好地延伸到一般生活中————我们无法选择职业，无法在事业中有所成就，也无法选择消遣方式、选择伴侣。对于个体而言，其结果就是，感觉自己在完全自主决定自身命运和完全无能为力之间无地自容。

    我们的文化中这些根深蒂固的矛盾恰恰是神经症患者努力调和的冲突：他的攻击倾向和他的屈从倾向；他的过度要求和他对一无所获的恐惧；他对自我扩张的追求和他个人的无助感。与正常人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正常人能够在无损个人人格的情况下处理这些困难，而在神经症患者看来，所有冲突都扩大了，以至于不可能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途径。

    看起来，更有可能罹遭神经症困扰的人所体验到的是突出形式的文化困境————大都始发于童年时期的经历；当时的他们无力解决这些困境，或者尽管解决了这些困境，但其人格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或许可以称他们为我们文化的“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