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焦虑

于强盗的恐惧，但是，由于引发焦虑的根源并未改变，持续存在的焦虑所带来的其他后果必然始终存在。她依然孤僻、羞怯，自感多余，没法着手从事任何有建设性的工作。

    神经症患者大多数时候不会作这种有意识的决定。这个过程往往是自动发生的。然而，他们与常人的差异不在于作出这种决定的意识程度，而在于其结果。神经症患者通过“自我振作”所能得到的只是消除焦虑的某些特定表现本身而已，如那个女孩不再害怕强盗。我无心刻意贬低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也许有其现实意义，在增强自尊方面也可能有一定的心理意义。但由于此类结果的意义往往会被高估，因而有必要指出它消极的一面[4]：他们的人格基本动力一成不变、人格障碍的该种显性表现被消除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促使问题获得彻底解决的刺激物。

    面对焦虑的这种无情行径，在许多神经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往往没被识别出来。比如，许多神经症患者在某种情境下表现出攻击性，这种攻击性常被认为是敌意的直接表达，但这也可能是“被攻击”的压力之下的恼羞成怒。然而，某些敌意总是引发焦虑，这就催促他去克服自己的懦弱，于是就将攻击性表现得十分过头。如果忽略这点，便有将恼羞成怒错认为真实攻击的危险。

    第三种逃避焦虑的途径是麻痹。这个途径可能是有意识的，甚至依靠酗酒或嗑药。然而，还有很多关联并不明显的方式。其中之一便是出于对孤单的惧怕而投身社交活动，无论是确凿的害怕，还是隐约的不自在。另一种麻痹的方式是投身工作，其特点是工作上的强迫性倾向和节假日中的焦虑不安。无节制地需求睡眠也能达到麻痹的效果，尽管更多的睡眠已无助于恢复精力。最后，性行为成为安全阀，性行为被用来释放焦虑。人们早就意识到了强迫性手淫可能源于焦虑，但事实是所有性行为都是如此。那些主要通过性行为去缓解焦虑的人一旦不能得到性满足————哪怕只是暂时的，就会变得极度焦躁易怒。

    第四种逃避焦虑的途径是最激进的：它在于回避所有可能引起焦虑的情境、思想或感受。这也许是个有意识的过程，如害怕潜水或爬山的人避免做这类事。更准确地说，一个人可能知道焦虑的存在并有意识地逃避它。然而，他也可能只是隐隐约约地感知到了或者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焦虑和逃避。例如，他可能拖延事务，这无关于他的知识，而关乎焦虑，如作决议、看医生或写信。或者，他会“假装”————主观地认定————他考虑参与的这些活动（如参与决议、对员工发号施令、与他人分离）并不重要，或者“假装”不喜欢做这些事，并且因而置之不理。因此，一个害怕在派对上被人忽略的姑娘，可能会设法让自己相信她并不喜欢社交聚会，从而彻底避免参加派对。

    若要进一步探讨这种自发逃避缘何发生，就得提到抑制作用的现象。抑制作用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无力执行、感受或思考某事，其功能则在于逃避执行、感受或思考这些事时所引发的焦虑。个体既不会觉察到焦虑，也无法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去克服抑制作用。抑制在癔症性功能损失方面的表现最为惊人：癔症性的失明、失语或肢体麻痹。在性方面，性冷淡和性无能也表现出这种抑制，尽管性抑制的结构非常复杂。在心理方面，抑制作用也常出现在注意力、形成或表达观点以及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

    我们可以花大量篇幅来列举抑制作用，并详述它们的各种形式和发生频率。然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让读者去回顾自己的相关观察，因为如今抑制作用已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倘若它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是很容易辨认的。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简单思考一下意识到抑制存在所必备的先决条件。否则，我们会低估它们的发生频率，因为我们有可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种抑制作用。

    第一，要觉察到自己的无能，就必须先察觉到我们做某事的渴望。比如，在觉察到抑制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这方面的抱负。人们可能会说，我们至少始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明显不是事实。例如，我们试想，有个人聆听一篇论文并对此抱有批判意见。轻微的抑制会使他怯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严重的抑制则足以阻碍他组织自己的观点，等到讨论结束或第二天早晨，他才组织好自己的观点。甚至，抑制作用竟然能阻碍批判意见出现。而且在这个例子中，即便他确实有批判意见，他也倾向于盲目接受一切言论，甚至表示赞赏，他可能完全意识不到任何抑制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抑制作用到了抑制愿望或冲动的地步，我们就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了。

    如果抑制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以至于他宁愿坚称这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就会出现第二个阻碍意识的因素。例如，如果某种难以遏制的焦虑与竞争性工作有关，导致他在各种努力之后极度疲惫，那他也许会坚称，他无法胜任这份工作。这种想法保护了他，因为他若承认了抑制，就不得不回去工作，从而使自己陷入令人厌烦的焦虑当中。

    第三种可能性将我们带回到文化因素上。如果个人抑制得到了文化的认可，或与现存的思想意识一致，那他可能永远都意识不到抑制的存在。一个对于与女人打交道抱有严重抑制的病人也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觉得自身的行为所依照的是女性神圣不可侵犯的共有观念。对于提出要求这方面的抑制，往往是依据谦逊是一种美德这个教条。对于主导政治、宗教或任何兴趣领域的教条，我们很难观察到这方面的批判性思考，也完全没有觉察到关于惩罚、批判或隔离的焦虑的存在。然而，要评估这一点，我们当然必须极其详尽地了解种种个人因素。缺乏批判思想并不一定暗示着抑制的存在，也有可能是源于一般性的思维惰性、无知，或者因为确实与主导教条一致。

    这三种因素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我们无法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抑制，甚至是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学家也可能因此无法察觉。但是，即便我们能够意识到所有的抑制作用，我们仍然过于低估抑制作用的发生频率。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的行为反应，尽管这些行为反应并非完全成熟的抑制反应，但它们正走向抑制的顶点。我的观点是：我们仍有能力做某些事情，但与这些事情有关的焦虑会影响我们做事。

    首先，从事那些我们感觉焦虑的活动会使我们感到压力、疲乏或筋疲力尽。例如，我的一个病人，她正从上街的恐惧中康复，但她在这方面仍有许多焦虑，周日她出去散步，仍然感觉筋疲力尽。这种筋疲力尽并非由于身体羸弱，因为事实表明她做繁重的家务就一点儿也不疲惫。是外出的焦虑导致她筋疲力尽。这种焦虑已使她尽量减少外出，但仍然足够使她筋疲力尽。许多问题常常被归因于过劳，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由工作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于有关工作或同事关系的焦虑。

    其次，与某种活动有关的焦虑会导致功能损伤。例如，若一个人有发号施令的焦虑，他的举止风格就会表现得谦卑有礼、唯唯诺诺。再如，骑马的焦虑会致使一个人无法控制动物。而且，对于这一点，意识的程度也大相径庭。一个人可能意识到焦虑使他无法以满意的方式执行任务，或者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再次，与活动有关的焦虑会掠夺其本有的愉悦。轻微的焦虑不至如此，相反，还可能会激发额外的兴致。怀着一定的忧惧玩过山车会更刺激，但强烈的焦虑则会使坐过山车变成一种折磨。有关性关系的剧烈焦虑会使当事人完全无法从中获得快乐，并且，如果他没有意识到焦虑的存在，还会觉得性关系没什么了不起。

    最后一点可能令人困惑：我之前说过，厌恶感可能被当作回避焦虑的手段，现在我说的是，厌恶感或许是焦虑的结果。事实上，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厌恶感可能是焦虑的手段，也可能是焦虑的结果。这一点正好揭示了理解心理现象的困难。心理现象是错综复杂并密切相关的，除非我们下定决心考虑无数彼此交织的交互作用，否则在心理学知识上我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探讨如何防御焦虑，并不是为了详细描述所有可能的防御手段。事实上，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更多防御焦虑的激进方式。但现在我主要关心的是要证实：没有意识到焦虑的人可能比意识到焦虑的人更焦虑，或者，一个人身上可能存在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的焦虑。与此同时，我还将阐释一些更为普遍的观点，这些观点也许正是读者试图在这里找到的。

    因此，简而言之，焦虑也许隐藏在身体不适感的背后，如心跳加速和疲乏；也许躲在大量看似合理、正当的恐惧背后；也许它就是一种隐形动力，驱使我们酗酒或沉没在各式各样的障碍当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它正是我们无法执行或享受某事的原因，而且会发现它是抑制作用背后的促进因素。

    我们的文化给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带来了大量焦虑，至于其原因我们将在稍后予以讨论。因此，事实上每个人都建立了我前面提到过的这样或那样的防御手段。一个人的神经症问题越严重，其防御手段越是贯穿并决定他的整个人格，他无法做或不打算做的事情也越多，尽管根据他的生命力、心理能力或教育背景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能够做好这些事情。神经症越是严重，出现的抑制作用也越多，这一点不易察觉却又显而易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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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的《焦虑与本能生活》章节中，对“现实性”和“神经症性”焦虑作了类似的区分，他将前者描述为一种“对危险的有意义的反应”。

    [2]这里只是阐述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因素重要性的基本发现的一个方面。

    [3]参见桑德尔·雷多的《一个过度焦虑的母亲》。

    [4]弗洛伊德总是通过强调症状的消失并非治愈的充分迹象来突出这点。

    [5]舒茨·汉克在《精神分析导论》中曾特别强调“空隙”的至关重要性，即我们在生活中发现的差距和神经症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