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因素。但如果他既有天赋，又有获得发展的外在可能性，却还是一无所成，或者他有值得感到开心的事物，却并感到快乐，再或者尽管貌美如花，但她仍觉得无法吸引男性，这也是神经症。换句话说，神经症患者给人的印象是：他在为难自己。

    先不谈显性表现，说说引发神经症的动力作用。所有神经症中都存在一个基本因素，那就是焦虑和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和神经症结构一样错综复杂，焦虑是推动和维系神经症运作的马达。这个观点会在后面的章节里详细讨论，所以现在就不举例引证了。不过，尽管这只是作为暂时接受的基本准则，但仍需要仔细论述。

    毕竟这种说法显然太过泛泛了。焦虑或恐惧（我姑且在此交替使用这两个术语）是普遍存在的，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也是如此。一只被危险惊吓到的动物，要么反击，要么逃走，我们的恐惧和防御也是如此。比如，我们害怕被闪电击中而在屋顶安避雷针，害怕意外事故而买一份保险。在不同文化中，恐惧和防御有各种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且可能是制度化的，譬如，因为害怕“恶魔之眼”而佩戴护身符，因为害怕死人而忌讳对其指名道姓，因为害怕灾祸而回避经期女性的禁忌，等等。

    这些相似性引起了一个逻辑错误。如果恐惧和防御是神经症的基本因素，那么为何不把这种对抗恐惧的制度化防御手段作为“文化”神经症的证据呢？这个逻辑的错误在于，当两种现象具有共同点时，不一定它们就必然相同。我们不会因为房子的建材和石头一样，就把房子叫作石头。那么，神经症性的恐惧和防御手段的特征是什么？可能是神经症恐惧的幻想性？不可能，因为我们也会因幻想死亡而唤起恐惧；并且对于两种情况，可能我们所屈服的是一种模糊的观念。可能在于神经症患者不知道恐惧的原因？也不可能，因为原始人也不知道他们为何害怕死人。这个区别与意识层次或理性无关，而在于以下两个因素。

    第一，每种文化的生活环境都会引发某种恐惧。这些恐惧也许来自外部危险（自然、战争），或社会关系（由于压制而导致的敌意、不公正、强迫性依赖、挫折），或无端的文化传统（对恶魔、禁忌的传统恐惧）。个体所遭受到的这些恐惧有深有浅，但大体可以断言，这些恐惧强加在处于既定文化之下的所有人身上，盖无例外。然而，神经症患者不仅怀有其所处文化之下所有人的共有恐惧，并且由于其个人生活环境（肯定是与大环境相关联的），他在程度和性质上，都有着不同于文化模式的恐惧。

    第二，既定文化中的恐惧被一系列保护性手段（如禁忌、仪式、习俗）阻隔在外。一般来说，相对于神经症患者自己建立起来的方式，这种处理恐惧的防御方式更为经济。因此，尽管一个正常人也有其所处文化之下的恐惧和防御手段，但他一般都能施展自己的潜力，享受生活所赋予的一切。正常人能充分利用既定文化所赋予他的潜力。反过来说，正常人所遭受的痛苦都是在他所处的文化中无法避免的限度之内的。另一方面，神经症患者的痛苦肯定比正常人要多。由于这种损害的持久性和扩张性，或更具体地说，由于这是他获得成就和愉悦的障碍，他总是为防御而付出极高的代价，这就导致了我所说的反差。事实上，神经症患者一定是个饱受痛苦的人。在讨论所有神经症患者可从表面观察到的特征时，我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这一点并不一定能从外部观察到。甚至，神经症患者自己也未必意识到他正在遭受痛苦这个事实。

    讨论恐惧和防御时，恐怕已经有许多读者开始不耐烦了，感觉没必要对什么是神经症这样简单的问题长篇大论。对此我得说，心理现象总是错综复杂的，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在此遇到的困境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但无论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个困境都将贯串全书。描述神经症的特定困难在于：一个满意的答案既不可能出自心理学方法，也不可能出自社会学方法，而必须交替使用这两种方法。先用一个，再用另一个，这也正是我们所做的。如果我们仅从动力学和心理结构的角度去看待神经症，那我们应这样假设正常人：他并不存在。当我们跨出自己的国家或相似文化的国家，便会很快陷入更多的难题当中。而如果仅从社会学角度，只是把神经症视为偏离某个社会的共同的行为模式，那我们就严重忽略了我们已知的所有神经症心理学特点，而且，任何学派或国家的精神病医生都不会认为这是他所惯常指称的那个神经症。这两个取向的协调取决于一种观察方法，这种观察方法认为在神经症的显性表现和心理过程的动力中都存在偏离，而不考虑偏离是不是重要且具决定性的因素。这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使用。总之，我们正是采用这种方式来说明，恐惧和防御是神经症的动力中心之一，但是，只有在程度或性质上偏离了相同文化下的恐惧和防御模式才会引发神经症。

    我们还得朝着这个方向再进一步。神经症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出现种种冲突倾向，而神经症患者不知道这些冲突倾向的存在及其具体内容，也不会尝试着去找到某种和解方案。弗洛伊德曾强调过这个特征，认为它是神经症的必要构成要素。神经症冲突之所以有别于一个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冲突，既不是因为它的内容，也不是因为它本质上是无意识的，尽管一般的文化冲突在这两方面都可能与之相同，但神经症患者的冲突更强烈、更突出。神经症患者尝试并达成一种妥协的解决办法，不妨归其为神经症的解决方法，这些解决办法比正常人的方法更难令人满意，还成功地扩散到了整个人格。

    回顾所有的观点，我们还是不能给神经症下一个全面的定义，但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描述：神经症是由恐惧及其防御手段以及试图找到冲突倾向的和解方式而导致的心理障碍。出于实践原因，只有在其偏离特定文化下的普遍模式时，这种定义才是可取的。

    * * *

    [1]参见斯卡德·梅基尔的《诊断与文化》，载于《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第30期（1935年），第292——300页。

    [2]奥普勒：《对两个美国印第安部落矛盾心理的解释》，载于《社会心理学》第7期（1936年），第82——116页。

    [3]参见人类学资料的精彩论述：玛格丽特·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鲁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哈洛韦尔即将出版的《人类学工作者心理学指导手册》。

    [4]爱德华·萨丕尔：《文化人类学与精神病学》，载于《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第27期（1932年），第229——242页。

    [5]参见鲁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

    [6]弗洛伊德在他的论文《性别间解剖学差异的若干心理结果》中提出，解剖学上的性别差异必然使女孩嫉妒男孩有阴jing。随后，她想拥有阴jing的渴望转变为想占有一个作为阴jing载体的男人。然后她会嫉妒其他女性拥有异性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嫉妒她们占有男性，因为她起初是嫉妒男孩有阴jing。在作这样的陈述时，弗洛伊德还是禁不住他那个时代的诱惑：尽管他的概括只出自一种文化区域下的观察，但还是对全人类的人性作了概论。

    人类学家不会质疑弗洛伊德观察的效度。他们会接受是因为它们适合于某个时代下某种文化中的部分特定人群。然而，他们也会质疑弗洛伊德概论的效度，从而指出，人类嫉妒的差异是无穷尽的，既有男性比女性更易嫉妒的人群，也有两种性别都不会嫉妒的，还有两种性别都非常容易嫉妒的。考虑到这些已有的差异，他会反驳弗洛伊德（或事实上任何人）从解剖学性别差异来解释这些现象所做出的成果。相反，他会强调有必要调查生活条件的差异及其对男性或女性嫉妒发展的影响。例如，就我们的文化来说，弗洛伊德的观察对于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女性是正确的，但不得不质疑它是否适用于我们文化下的正常女性。这个疑问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那些精神分析学家日复一日地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往往看不见同样存在于我们文化中的正常人。还不得不质疑的是，什么样的心理条件导致了膨胀的嫉妒和对异性的占有欲，在我们文化中的男女生活条件上，是什么差异使得嫉妒的发展不同。

    [7]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禁忌与图腾》。

    [8]彼得·弗洛：《北极冒险与爱斯基摩》。

    [9]罗伯特·布里福特：《母亲》。

    [10]许多作者都承认文化因素在心理条件的决定性影响上的重要性。埃里希·弗洛姆：《基督教义的起源》，载于《意象》第16期（1930年），第307——373页。在这篇论文中，他第一个在德国精神分析文献中提出并详尽阐述这种取向方法。之后，其他人也接受了这点，如威尔海姆·赖希和奥托·费尼切尔。在美国，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第一个看到考察文化内涵对精神病学的必要性。其他注意到这点的美国精神病医生有阿道夫·迈耶、威廉·怀特（《二十世纪精神病学》）、威廉·希利和奥古斯塔·布朗纳（《青少年犯罪新解》）。近来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如亚历山大和加德纳，逐渐对心理问题的文化内涵产生兴趣。社会科学家中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拉斯韦尔（《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定》）和约翰·多拉德（《生活史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