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类的精神决定命运。

    ————希罗多德

    自以为是或过多的理论假设无助于我们获得对人性的科学理解。与此相反，我们需要以一种谦逊的态度去实践和理解人性。自古以来，探索人性就是一项繁杂艰巨的科学任务，解决人性的问题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因此，这门科学的目标应是让每一个人都能理解自己或他人，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临时培养一批所谓的学科领域专家。对于研究者来说，不应将他们的研究成果视为研究团队的专属财产，而应共享这一点是比较难于接受的。

    与以往传统的大家庭和注重邻里交流的生活方式不同，当今社会，人们处于相对孤立或隔离的生活状态之中，使得几乎所有人都对人性了解不多。从童年早期开始，我们就很少有机会接触人性。我们所有的生活方式都限制自己与亲人之间发展必要的、亲密的人际关系，与家庭成员处于隔离的状态。然而，家庭成员中亲密关系的建立对于个体从科学和人文角度发展出对人性的理解至关重要。由于与亲人没有足够的接触机会，对他们不够了解，我们不能准确判断他们的言行和意图，常会做出错误的行为反应，成为他们的“敌人”。因此，“在社会或是家庭的生活圈子中，人们都将他人视为陌生人，尽管一起生活、谈话，但却不能真正地交流，是熟悉的陌生人”就成了至理名言。在家庭成员间我们最常听到的抱怨就是：父母总说理解不了孩子，孩子总说被父母误解。究其原因，对他人整体态度的形成有赖于对他人的了解，这种了解必须建立在彼此间有社交联系的基础之上。当家庭成员彼此隔离，无法深入了解对方时，上述现象就会出现。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更透彻地理解人性，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会更容易，令人困扰的人际关系问题会大大减少。我们就会知道，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仅仅是由彼此不够了解，互相掩饰，使得对方形成一些错误判断所造成的。

    因此，本书的主要目的是确定理解人性这门科学的前提、所需解决的科学问题，以及预期结果，并尝试从医学的角度来解释并奠定人性研究的科学基础。

    首先，我们已经熟知精神病学是一门需要很多人性知识的学科。精神病学家必须拥有快速并准确洞察神经症患者精神世界的能力。在这一特殊的医学领域，只有准确掌握患者当前或即将出现的精神活动状态，医师才可以进行有效的判断、治疗和下医嘱。医师被患者的表象所欺骗，没有做出准确判断，会给诊治过程带来严重后果。相反，医师能够充分了解患者的疾病表现，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治疗效果。换而言之，治疗是否成功是精神科医师对人性知识了解与否的有效检验指标。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需求的错误判断可能并不会立即产生这样明显的后果。因此，那些在误解他人和产生的不良后果之间经历较长时间的个体，并不能清楚地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常常会对误解他人在几十年后才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点感到震惊。由此可见，学习科学的人性知识对于每个人都非常必要，也应成为每个人的社会责任。

    神经系统检查结果显示，神经症患者常表现出精神异常、复杂的认知行为症状和错误行为，但在症状构成、诱发因素和行为表现方式上与正常个体没有本质差异。唯一的区别在于患者的精神症状和行为表现更为明显，更易被识别。利用这一发现，我们可以从病例中学习，以便更敏锐地观察和掌握与正常的精神活动相关的外在行为表现或特征。除此以外，在任何专业领域中，系统的训练、对学科的热情和耐心都是不可或缺的。

    弗洛伊德理论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个体童年早期的经历是其成年后的人格和精神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他的许多学生在不同时期围绕这一观点进行大胆探索，获得了相似的研究结果：个体能将最早被自己回忆和肯定的童年经历、印象和态度整合到成年后的精神活动中；个体的童年经历和成年后的精神活动处于一个明确的、持续的动态模式之中。因此，我们能将童年早期的经历和态度与成年后的经历和态度做比较。从二者的联系中，可以发现，个体当前精神活动的单一表现对于理解这一个体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这些表现只能作为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当我们发现这些表现在个体的整体生活方式、普遍行为模式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了解了个体童年早期隐秘的生活目标与成年之后的生活态度存在一致性时，这些单一的表现对于我们了解个体就具有了价值。简而言之，上述研究的发现可以归纳为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自童年期到成年期，个体的精神活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某些精神活动的外在形式、具体化和口语表达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它们的本质、目标和驱力等因素都会保持不变，这些因素会驱动个体的精神活动始终朝向最终目标而努力。例如，对于一位主要表现为猜疑和不信任他人、与社会隔离的成年焦虑障碍患者，在他3~4岁时就可以看到与成年期相一致的性格特质和行为表现，只不过他小时候的类似行为更容易被大家当作孩子气的表现。因此，我们对所有患者进行精神状况检查时应遵循一条准则：要在患者主动告知他们的童年经历之前，通过患者成年的表现来揭示他童年的性格和行为特征，以及告知患者我们在其成年时观察到的特点是其童年经验的直接投射。

    当听到已身为父母的患者回忆自己幸福美好的童年，并对这些回忆赋予有意义的解释时，我们能通过这些回忆对患者当前的性格进行准确的重构。这一重构过程的事实依据是：尽管成年期所处的生活环境已与童年期完全不同，但是患者在童年期所形成的行为模式很难改变，并会沿袭至成年。尽管成年期的生活态度已发生改变，但患者在童年期和成年期几乎会保持相同的心理活动轨迹和行为模式，并据此形成稳定的人生目标。如果我们想要对患者进行深入了解，试图改变他病态的行为模式，我们应将重点放在挖掘患者童年期的经历，发现他们基本的行为模式而不要试图在患者成年期的众多生活经历和主观印象中去寻找线索改变患者。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准确了解患者的性格特征，以及这些性格特征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贡献至关重要。

    因此，儿童的性格基础和行为模式应该成为我们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许多研究者已致力于开展关于童年早期的研究。这些研究资料极有价值，但现在还未被有效利用。在这一领域的每一位研究者都有可能在其中发现新的、有价值的资料，并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证明这些资料对于我们理解人性意义深远。

    开展人性研究是为了全人类福祉，而非研究者个人的成果私利。因此，我们也需要发展出预防“不良性格特征”的有效方法。对于想采用实证方法来考察人性，并将研究结果付诸实践的研究者来说，教育学领域是其用武之地。因为教育学知识与人性知识一样，需要通过实践来验证理论的有效性。为了在实践中检验人性研究成果，我们在教育学领域做了长时间的探索，尝试采用教育学手段来预防儿童和青少年期的不良性格和行为模式的形成，促进健康成长。

    此外，我们必须通过洞察灵魂的喜怒哀乐并感同身受，来识别自己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获得对人性的理解。这就像一个优秀的画家能在肖像作品中赋予他所观察体会到的肖像人物的性格特征。人性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有着多种测量工具，其研究成果能为其他艺术门类所用，与其他艺术相辅相成。例如，在文学和诗歌中，人性知识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性研究的首要目标是拓展我们对人类的了解，换而言之，它会给予我们所有人获得丰富、成熟发展人生的更多可能性。

    人性研究最大的困难是人们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对人性的了解不够，认识不深。大多数学生都认为自己了解人性，即使他们在攻读学位过程中并未涉及相关研究。如果教师要考查学生对人性知识的理解程度，很多学生会觉得不可理喻。只有那些具有共情能力，在自己经历的心理危机中成长的学生，才能够体会他人的价值和可贵之处，同时认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才会真正懂得人性研究的重要意义。

    由于大多数人对人性了解匮乏，并对别人洞察自己具有抵触情绪，如何运用有效的策略和技术将人性研究的成果付诸实践，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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