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放弃：自由的吸引力259

处一种非常紧绷的家庭氛围之中，可能在情感交流上极为封闭，以至于他无法施展个性，并有压垮他的危险。与此同时，他可能得到喜爱，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喜爱让他感到厌恶，而不是觉得温暖。例如，有的家长太过以自我为中心，不理解孩子的需要，却严格要求自己去理解孩子或者给予他情感支持。或者，有的家长情绪变化无常，一会儿对孩子热情洋溢，充满了温情，一会儿又大发脾气，无缘无故地骂他打他。简而言之，他所处的环境会或明或暗地要求他这样或那样做，没有充分考虑到他的个性，让他面临被吞没的威胁，更不要说什么鼓励他的个人成长了。

    所以，这个孩子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备受折磨：一方面试图获得情感和关心但却徒劳无获，另一方面又憎恨加在他身上的束缚。他解决这种早期冲突的方式通常是：退出与他人的关系。通常让自己在情感上与他人拉开距离，他让自己的冲突不再产生作用。[4]他不再需要他人的喜爱，也不想反抗他们。这样一来，他就不再因为对他人的矛盾情感而备受折磨，并与他们相处得相当和谐。此外，由于他退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中，因此挽救了自己的个性，使之不至于被完全限制和吞没。所以说，他早期的超然态度不仅是为了自身的完整统一，而且也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保持内心生活的完整。没有了束缚，276他才有可能保持内心的独立。但他必须要做的不仅仅是抑制自己的情感或反抗他人。他还必须收回所有那些需要他人去实现的愿望和需要：他对于理解、分享经验、情感、同情、保护的自然需要。不过，这有着非常深远的含义。这意味着他必须独自感受自己的快乐、痛苦、悲伤与恐惧。例如，他常常可怜但又拼命地努力克服自己的恐惧————对黑暗、狗等的恐惧————但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他训练自己（自动地）不仅不表现出痛苦，而且不去感觉这种痛苦。他之所以不需要他人的同情或帮助，不仅是因为他有理由怀疑他们的真诚，而且还因为即使他人只是暂时性地给予他同情或帮助，它们也将成为他将受到危险束缚的警报信号。除了遏制这些需要之外，他还觉得不让他人知道他看重些什么更为安全，否则，他怕自己的愿望会遭遇挫折，或者被当成一种让他依赖于其他人的手段。于是，放弃过程的显著特征————收回所有的愿望————开始出现。他依然知道自己喜欢某件衣服、某只小猫或者某个玩具，但他通常不会再说出来。但慢慢地，就像他处理自身恐惧的方式一样，他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也会觉得根本就不要有任何愿望更为安全些。他实际的愿望越少，他在收回这些愿望时就越安全，他人就越难控制他。

    到目前为止，因此而产生的现象还不是放弃，但它通常蕴含了放弃得以发展的萌芽状态。即使情况一直保持不变，它也会严重危及未来的发展。我们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长，不与他人亲近、发生摩擦。情况很难保持静止不变。除非有利的环境使它好转，否则，这个过程就会凭其自身动力而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就像我们在其他神经症发展中所看到的一样。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一种这样的循环。一个人为了保持其超然态度，必须抑制其愿望和追求。不过，“收回愿望”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它确实会让他更独立于其他人，但同时也会削弱他。它往往会削弱他的活力，并损害他的方向感。这样一来，他用来对抗他人之愿望和期望的东西就更少了。他必须加倍警惕任何的影响或干涉。277引用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的一句妙语，他必须“精心打造自己的距离机器”。

    对早期发展的主要强化通常来自内心过程。那种驱使其他人追求荣誉的需要在此也起了作用。如果他能一直坚持，那么，他早期的超然态度就能消除他与其他人的冲突。但这种解决方法的可靠性往往取决于“愿望的收回”，而且在早期阶段，这个过程是波动起伏的，它还没有发展为一种成熟的坚决态度。他仍然需要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满足他内心的安宁。例如，当受到强烈的诱惑时，他可能就会卷入一种亲密的关系之中。这样一来，他的冲突就很容易被激发，而且他需要更多的完整性。但是，早期的发展不仅让他出现了分裂，而且也使他疏离了自我，使他缺乏自信并觉得自己无法适应现实生活。只有保持一个安全的情感距离，他才能与他人交往；如果身处更为亲密的关系之中，他就会由于不再反抗而遇到阻碍，而且还会受到抑制。因此，他同样也会受到驱使，要从自我理想化中找到这些需要的答案。他可能也会尝试在现实中实现其雄心壮志，但由于他自身的诸多原因，一遇到困难，他往往就会放弃追求。他的理想化意象主要是对这些已经得到发展的需要的美化。它由自信、独立、安宁、没有欲望和情感、坚忍、公正组合而成。在他看来，公正更是一种对“不做任何承诺”“不侵犯任何人之权利”的理想化，而不是对报复的美化（就像攻击型个体的“正义”一样）。

    与这样一种意象相对应的“应该”让他陷入了新的危险之中。起初，他必须反抗外在世界以保护自己的内在自我，但现在，他要想保护自己的内在自我，就必须反抗这种可怕得多的内心暴行。其结果取决于他迄今为止所保护的内心活力的程度。如果内心活力强大，而且他似乎在无意识中已经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维持它，那么，他依然能够维持部分活力，只是他必须要付出代价：被迫接受我们在开始时讨论过的那些限制————只能以退出积极生活、抑制自我实现的驱力为代价。

    没有临床证据表明此处的内心指令比其他类型神经症的更加严格。278确切地说，其间的区别在于：由于他需要自由，因此这些内心指令让他更加恼怒。为了应对这些指令，他采取的部分方式是将它们外化出去。由于他对攻击有禁忌，所以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只能采取一种被动的方式————这意味着他人的期望（或者他自己的感觉）往往具有一种命令的性质，必须绝对服从。而且，他深信，如果他不顺从他人的期望，他们就会冷漠无情地跟他对着干。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他不仅外化了自己的“应该”，而且将其自我憎恨也外化了出去。如果他不符合自己的“应该”，他人就会像他自己一样严厉地与他对抗。而且，由于这种对敌意的预期是一种外化，因此无法用相反的经历来补救。例如，一名患者长期以来感受到的都是分析学家的耐心和理解，但一旦受到胁迫，他可能就会觉得如果公开反抗的话，分析学家立刻就会抛弃他。

    因此，他对外界压力的原有敏感性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强化。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他会不断地感受到外在的威胁，尽管后来的环境可能仅施加了极小的压力。此外，他的“应该”的外化，虽然缓解了内心的紧张，但同时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种新的冲突：他应该顺从他人的期望；他不应该伤害他人的情感；他必须缓和他们对他的意料之中的敌意————但与此同时，他还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种冲突常常体现在他对他人的矛盾反应中。它有许多变体，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将顺从与反抗混合到了一起。例如，他可能有礼貌地遵从某个要求，但却又会忘掉或者推迟去做。这种遗忘现象可能会达到一种令人不安的程度，以至于他只能靠一本记事本，记下各种约会或者要做的事情，才能维持有条理的生活。或者，他会敷衍地顺从他人的愿望，但却又在心里毫无意识地破坏这些愿望。例如，在分析中，他可能遵从某些明显的规则（比如准时、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等），但对所讨论的东西却不加理解，以致分析工作毫无成效。

    这些冲突不可避免会给他的人际关系造成一种压力。279有时候他自己也可以意识到这种压力。但是，不论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种压力，它都确实会强化他从与他人的关系中退出来的倾向。

    在那些没有被外化的“应该”方面，他用来反抗他人之期望的消极抵制也会起作用。只要想到他应该做什么事情，通常就足以让他无精打采。如果“应该”只是局限于他心底所厌恶的一些活动，如参加社交聚会、给某些人写信、让他付钱等，那么，这种无意识的静坐抗议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他的个人愿望消除得越彻底，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不管是好的、坏的还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就越可能被当成他应该做的事情：刷牙、读报、散步、工作、吃饭或者与女人发生性关系等。于是，所有事情都会遭到无声的抵制，从而导致一种普遍的惰性。因此，活动被限制到了最低程度，或者更常见的情况是在压力之下进行。所以，他毫无成效，容易疲惫或者遭受长期疲劳的困扰。

    在分析中，当这一内心过程变得清晰可见时，我们便可以看到，有两个因素使得该过程永久存在。只要患者不求助于自己的自发能量，他就有可能充分认识到这种生活方式碌碌无为，且令人不满，但他看不到改变的可能性，因为————就像他感觉到的那样————如果不是他自己鞭策自己，他根本什么都不会去做。另一个因素是他的惰性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在他看来，他的“心理瘫痪”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改变的痛苦，他利用它来回避自我谴责和自我轻视。

    因此而产生的对“不活动”的重视，也会受到另一来源的强化。就像他解决冲突的方法是将其冻结一样，他也会尽力使其“应该”失去作用。他常常通过回避那些困扰他的环境，从而使“应该”失去作用。因此，这也是他回避与他人接触、回避认真追求某物的另一个原因。他遵从了无意识中的这个座右铭：只要什么事情都不做，他就不会违背任何“应该”和禁忌。280有时候，他认为自己的任何追求都会侵犯他人的权利，这样一来，他便将这些回避行为合理化了。

    内心过程通过这许许多多的方式不断强化最初那种超然的解决方法，而且逐渐产生了各种复杂的混乱现象，并最终导致“放弃”的出现。这种状况无法治疗————因为改变的动机很小————如果不是因为自由的吸引力中存在积极因素的话。与其他人相比，这些积极因素在其身上占据上风的患者往往对内心指令的有害性有更为直接的了解。如果条件有利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因为自己实际所受的束缚而认出这些指令，并有可能立场鲜明地做出反抗。[5]当然，这样一种有意识的态度本身并不能消除它们，但对于逐渐克服它们却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如果从保持完整的角度回顾“放弃”的整个结构，我们便可以观察到一些一致的现象，这些现象颇具意义。首先，真正超然之人所具有的完整性总是会引起一位警惕的观察者的注意。我本人作为这样一位观察者一直以来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以前没有认识到它是这个结构固有的核心部分。持超然态度的放弃者由于对影响和亲密关系的蔑视和警惕，因此可能会表现得不切实际、迟钝懒散、毫无效率、难以相处，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思想与情感————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仍具有一种基本的真诚和天真，它们不会因为权力、成功、奉承或“爱”的引诱而被诱惑或腐化。

    而且，我们在保持内在完整性的需要中，还看到了这些基本特征的另一个决定因素。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些回避和限制都是为了获得完整性。接着，我们看到，它们也取决于一种对自由的需要（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意义所在）。现在，我们明白了，他们为了保持其内心生活不被破坏、不被玷污，他们需要没有纠葛，不被影响，没有压力，也没有雄心和竞争的束缚。

    患者通常不会谈论这一关键问题，对此我们可能会迷惑不解。281事实上，他会以许多间接的方式表明，他想保持“自己”，害怕分析会使他“失去个性”，害怕分析会使他同其他任何人没有区别，害怕分析学家一不小心会按照他自己（即分析学家）的模式来塑造他，等等。但分析学家常常领会不到这些话的全部含义。这些话的语境表明，患者想要保持的要么是他神经症的现实自我，要么是他夸大的理想化自我。而且，患者实际上是想捍卫自己的现状。但是，“他坚持成为自己”也表明他迫切地关注保持真实自我的完整性，尽管他还不能对此加以界定。只有通过分析工作，他才能明白这样一个古老的真理：一个人必须先失去自己（神经症的美化自我），才能找到自己（真实自我）。

    这个基本过程产生了三类截然不同的生活形式。第一类是一贯放弃（persistent resignation），即相当一致地选择放弃及其结果。第二类是反抗（rebellious group），自由的吸引力把消极抵制变成了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反抗。第三类是肤浅生活（shallow living），恶化过程占据上风，并导致肤浅的生活。

    第一类的个体差异与扩张倾向或自谦倾向的普遍程度，以及从活动中退出的程度有关。虽然已经刻意把自己训练得在情感上与他人拉开距离，但有些人还是能够为他的家人、朋友或者工作上接触到的人做一些事情。而且，很可能正是因为其公正无私，他们往往能够提供有效的帮助。与扩张型个体和自谦型个体都不同，他们并不期望得到他人太多的回报。与后者相反，如果他人将他们的乐于助人误解为是个人情感，而且，除了提供帮助之外还向他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们就会非常生气。

    尽管对活动有所限制，许多这样的人还是能够做日常工作的。但他们常常会觉得这是一种压力，因为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违背了内心的惰性。一旦工作越积越多，需要他积极主动，或者关系到为某事或者为反抗某事而斗争，这种惰性就会变得更加显著。282做日常工作的动机通常很复杂。除了经济上的需要和传统的“应该”之外，往往还存在一种帮助他人的需要，尽管他们自己是放弃者。此外，日常工作也是一种消除他们独处时产生的无用感的手段。他们常常不知道如何打发自己的空余时间。对他们来说，与他人接触压力太大，因此没什么乐趣可言。他们喜欢独处，但没有效率。甚至是读本书，也会遭到内心的抵抗。因此，如果不用努力就可以得到的话，他们就会做梦、思考、听音乐或欣赏大自然。他们大多数情况下意识不到内心潜藏的对无用的恐惧，但会不由自主地以某种方式安排自己的工作，使自己几乎没有空余的时间。

    最后，惰性及与之相伴随的对日常工作的厌恶可能普遍存在。如果没有经济来源，他们可能会做一些临时的工作，要不然便沦落到过寄生生活的地步。或者，如果有适当的经济收入，他们就会极力限制自己的需要，这样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不过，他们所做的事情通常具有兴趣爱好的性质。或者，他们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屈从于一种完整的惰性。这一结果在冈察洛夫（Goncharov）笔下令人难忘的奥勃洛莫夫（Oblomov）身上得到了精彩的体现，他甚至对穿鞋都恨之入骨。他的朋友邀请他去其他几个国家旅游，并为他做好了一切细致的准备。奥勃洛莫夫想象自己到了巴黎，到了瑞士的高山上，而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悬念：他到底去还是不去？当然，他没有去。只要一想到要面临各种吵闹的到处走动和各种不断变化的景象，他就觉得难以忍受。

    即使没有到如此极端的地步，一种普遍存在的惰性中往往也存在恶化的危险，这一点也体现在了奥勃洛莫夫及其仆人后来的命运中。（因此，从这里将过渡到第三类，即肤浅生活。）之所以说它也很危险，是因为它不仅会产生对行动的阻抗，而且还会扩展到对思想和情感的阻抗。因此，思想和情感都有可能会变得完全被动。某次谈话或者分析学家的某些评论可能会让患者产生某些想法，但由于它调动不了精力，因此很快就会消失。某次拜访或者某封信件也许会激发某种积极或消极的情感，283但同样不久之后便会消失。一封来信或许会激发回信的冲动，但如果不马上行动，便很快就会忘记这件事。在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思维的惰性，这种思维惰性对分析工作来说往往是一个极大的障碍。简单的心理操作也变得极为困难。因此，不管一小时面询中讨论了什么，患者都有可能会统统忘掉————这不是因为任何具体的“阻抗”，而是因为患者将讨论的内容视为异物存储在了大脑中。有时候，他在分析中会觉得无助、混乱，在阅读和讨论某些困难问题时也是如此，这是因为把各种信息联系起来所带来的压力太大了。有名患者在梦中表达了这种漫无目标的混乱状态：他梦到自己到了世界各地。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打算去这些地方；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达那儿的，也不知道自己从那儿到哪儿去。

    惰性越普遍，个体情感受它影响的程度就越大。他需要更为强烈的刺激才能引起他的反应。公园里一片美丽的树林已经不再能够引起他任何的感受，他需要的是一种缤纷的日落情景。这样一种对情感的惰性中往往包含悲剧的成分。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放弃型个体为了保持其情感的真实与完整，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己的扩张倾向。但如果走向极端，这一过程就会抑制他想要保持的那种活力。因此，当他的情感生活变得麻木时，他的情感就会枯竭，而他因此要比其他患者承受更大的痛苦，这可能是他确实想要改变的一件事情。随着分析的深入，一旦他总体上变得更为积极主动，他有时可能就会感觉到自己的情感更有活力了。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愿承认自己的情感枯竭其实只不过是自己身上普遍存在之惰性的一种表现，因此也不愿意承认只有减少惰性才能改变情感枯竭的状况。

    如果某种活动得以维持，生活条件也相当合适，那么，“一贯放弃”就可能会给人一种静止不变的印象。放弃型个体的许多特点结合到一起，就导致它让人产生了此种印象：他在奋斗追求及期望方面的抑制、他对于改变及内心斗争的厌恶，以及他容忍事物的能力等。不过，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自由对他的吸引力————影响了这一切。事实上，放弃者是一个被制服的反抗者。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研究中已经看到，284这种品质表现在一种对内外压力的消极抵制中。但它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转变成一种积极的反抗（active rebelliousness）。至于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则往往取决于扩张倾向和自谦倾向的相对力量，也取决于个体尽力挽救其内心活力的程度。他的扩张倾向越强烈，越有活力，他就越容易对生活中的限制感到不满。如果对外在环境的不满占据上风，那么它主要就是一种“对抗性的反抗”。或者，如果他对自己的不满占据上风，那么，它就主要是一种“为争取什么而做出的反抗”。

    环境情况————家庭、工作————可能会变得令人极其不满，以至于个体最终再也无法忍受，并以某种形式公然反抗。他可能会离开家庭或者放弃工作，对周围与他有关联的任何人以及传统习俗、机构等都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攻击性。他的态度是：“不管你对我有什么样的期望，也不管你怎么看我，我根本都不在乎。”这可能会以多少有些文雅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以多少有些无礼的形式表现出来。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极为自私的发展。如果这种反抗主要指向外部，那它本身就不是具有建设性的一步，而且，尽管它释放了个体的精力，但也会驱使他更加远离自我。

    不过，这种反抗更可能是一种内在过程，主要对抗内心的暴行。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它能起到解放的作用。在后一种情况下，这往往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狂暴的反抗；是一种演变，而不是变革。因此，个体在自身的束缚之下，痛苦日益加深。他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困难，他是多么不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多么不愿意遵守规则，而且事实上多么不在意周围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标准或道德标准。他越来越热衷于“成为自己”，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成为自己”是一种将抗议、自负以及真实成分混到一起的奇怪混合物。他的能量得到了释放，而且他能采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让自己富有成效。在《月亮与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毛姆通过画家斯特里克兰德（Strickland）这个人物描写了这样一个过程。高更（Gauguin，斯特里克兰德这个人物基本上是以高更为原型刻画的）以及其他一些艺术家似乎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285创造物的价值自然往往取决于所拥有的天赋和技巧。不用说，这不是变得富有成效的唯一方式。这是以前受到遏制的创造力得以自由发挥的一种方式。

    尽管如此，在这些情况下，解放的程度也是有限的。获得这种解放的人依然具有放弃者的许多特征。他们依然必须小心地守护着自己的超然态度。他们对世界的整个态度还是防御性或攻击性的。他们对待自己个人生活的主要态度依然是漠不关心，只有一些与其成效有关的问题，才会令他们兴奋。所有这些都表明，他们其实并没有解决自己的冲突，而只是找到了一种可行的妥协方法。

    这个过程在分析中也可能会出现。因为它毕竟产生了一种明显的解放，所以，一些分析学家[6]认为这是一种极为理想的结果。不过，我们必须记住：这只是部分的解决方法。深入研究“放弃”的整个结构，不仅会释放创造性能量，而且还会使个体总体上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与自己以及他人保持联系。

    从理论上看，积极反抗的结果表明了自由的吸引力在“放弃”结构中至关重要的意义，也表明了它与维持自主内心生活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反，现在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人越疏离自我————他与自我的疏离程度越大————自由就越没有意义。个体由于退出了自己的内心冲突，远离了积极的生活，对自身的成长也不再产生积极的兴趣，因此，他也将面临脱离其深刻情感的危险。于是，在“一贯放弃”中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的无用感（feeling of futility）往往就会导致对空虚的恐惧，不断地对个体产生干扰。对奋斗追求和有目标定向之活动的抑制往往会导致个体失去方向，结果就会随波逐流。他坚持认为生活应该是轻松的，应该没有痛苦、摩擦，这种坚持可能会成为一种腐化因素，286特别是当他屈服于金钱、成功及声誉的诱惑时，更是如此。一贯放弃意味着生活将受到限制，但并不是毫无希望，人们还是有赖以生存的东西。但当他们看不到自己生活的深度与自主权时，放弃的消极特性便会保留下来，而其积极价值会逐渐消失。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会觉得毫无希望。他们往往会走到生活的边缘。这就是最后一类（即肤浅生活）的特征。

    所以说，一个以离心的方式远离自己的人，往往会失去其情感的深度和强度。他对他人的态度会变得毫无区别。任何人都可以是“非常好的朋友”“这样的一个好人”“这样一个漂亮的姑娘”。但眼不见，心不想。如果他人激怒了他，哪怕是最轻微的挑衅，他也可能甚至懒得去审视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对他们失去了兴趣。超然度外的态度会不断恶化，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毫不相干的态度。

    同样，他的乐趣也开始变得肤浅起来。性交、吃饭、喝酒、聊八卦、游戏或政治构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丧失了理解本质的能力。兴趣变得越来越肤浅。他不再有自己的判断或信念，而是一味地人云亦云。他常常被“人们”的想法吓到。除此之外，他还失去了对自己、他人以及任何价值观的信任。他开始变得愤世嫉俗起来。

    我们可以区分“肤浅生活”的三种形式，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对某些方面的强调不同。一种是强调乐趣（fun），强调玩得开心。这种形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它完全不同于“放弃”的基本特征————不需要。但这种情况下的动力不是迫切追求享乐，而是需要通过一些快乐的事情让自己转移注意力，从而压住一种令人痛苦的无用感。我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看到了下面这首题为《棕榈泉》（Palm Springs）的小诗[7]，它描绘了有闲阶层对乐趣的追求：

    啊，给我一个家，

    那里有百万富翁在闲逛，

    还有可爱迷人的小姑娘在玩耍。287

    没有妙语珠玑，

    我们每天都在聚拢金钱。

    不过，这绝不仅限于有闲阶层，而且也包括收入有限的社会阶层。毕竟，是在昂贵的夜总会、鸡尾酒会和剧院找“乐趣”，还是在家中喝酒、打牌、聊天找“乐趣”，这仅仅只是一个金钱的问题。此外，这还有可能更局限于集邮、当美食家或看电影上。只要它们不是生活的唯一真实内容，所有这一切都不成问题。“享乐”不一定要参加社交，它也可以是看神秘小说、听收音机、看电视或者做白日梦等。如果乐趣就是参加社交活动的话，那就必须严格避免两件事情：一是任何时间的独处，二是严肃的交谈。后者常常被视为极不礼貌的行为。愤世嫉俗被披上了一层“宽容”“豁达”的薄外衣。

    第二类强调的是声望或投机的成功。对奋斗和努力的抑制（这是放弃者的特征）在此没有任何消减。其动机很复杂。一部分是希望有了钱，生活便可以容易一些；一部分是需要人为地提高自尊，因为这类肤浅生活的人已没有了自尊。不过，由于他们已经丧失了内心的自主，因此只能通过抬高他人眼中的自己来提高自己的自尊。有人写书，是因为这本书可能畅销；有人结婚是为了钱；有人加入某个政党，是因为这个政党可以提供某些有利条件。他们的社交生活很少强调乐趣，而更多强调隶属于某些圈子或去过某些地方的声誉。唯一的道德准则是聪明地蒙混过关而不被发现。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罗慕拉》（Romola）一书中精彩地刻画了蒂托（Tito）这样一个机会主义者。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对冲突的逃避、对舒适生活的坚持、不做任何承诺的状态，以及道德的逐渐堕落。随着道德品质的日益败坏，道德堕落并非偶然，而是必定会发生。

    第三种形式是“适应良好的”自动化机器（“well-adapted”automation）。在这里，由于丧失了真实的思想与情感，因此往往会导致个性的普遍消退，288这在马昆德的许多人物形象中已经得到充分的描述。因此，这样的人会与他人相处得很好，并遵从他人的规则与传统习俗。他的所感、所想、所做、所信正是他人希望他去感、想、做、信的，或者是周围环境认为对的事情。这种人的情感麻木并不比其他两类更为强烈，但更为明显。

    埃里希·弗洛姆[8]详细描述了这种过度适应，并看到了它的社会意义。如果我们将肤浅生活的另两种形式也包括进来（我们也必须这样做），那么这种意义就更大了，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出现的频率极高。弗洛姆清楚地看到这种人与一般的神经症患者不同。这种类型的个体不像一般的神经症患者那样容易受到驱使，他们也不会明显受到冲突的干扰。此外，他们通常也不会表现出像焦虑、抑郁这样的特殊“症状”。简言之，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没有因为某些障碍而感到痛苦，但他们往往缺了些什么。弗洛姆断定，这些是小毛病，而不是神经症。他认为，这些小毛病并非生来就有，而是早期生活中受到了权威人物的压制所致。他所说的小毛病与我所说的肤浅生活，似乎只是说法不同而已。但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说法的不同往往源于对某一现象之意义的理解的显著差异。事实上，弗洛姆的观点提出了两个有趣的问题：肤浅生活是一种与神经症毫不相关的状况，还是我在此所提出的神经症过程的结果？沉溺于肤浅生活的人真的没有深度、道德品质和自主性吗？

    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我们来看看分析观察的结果如何。因为这种类型的人可能会前来求助于分析，因此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观察。如果肤浅生活的过程已得到充分发展时，那当然就不存在治疗的动机。但是，当这个过程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时，他们还是有可能想接受分析的，因为一些身心障碍、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工作中的抑制现象，以及与日俱增的无用感会让他们感到困扰。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状况越来越糟糕，并因此而感到焦虑不安。289在分析中，我们对他们的最初印象已经从一般好奇心的视角做过描述。他们总是停留在表面，似乎缺乏好奇心理，经常油嘴滑舌，只对与金钱或声望有关的外部事务感兴趣。所有这些都让我们认为，他们的经历远不止我们眼中所看到的这些。就像前面就趋向放弃的一般行动所描述的一样，在以前的某一段时期（青春期或青春期前后），他们曾有过积极的对奋斗之追求，而且情感上经历了一些痛苦。这不仅表明这些状况开始出现的时间比弗洛姆所假定的要晚一些，而且还表明它是神经症所导致的结果（这种神经症在某个阶段非常明显）。

    随着分析的深入，在他们的清醒生活与梦境之间常常会出现一种令人不解的矛盾。他们的梦清楚表明了其情感的深度和混乱。这些梦（而且常常也只有这些梦）会揭示一种深藏心底的悲伤、自我憎恨、对他人的憎恨、自怜、绝望、焦虑等。换句话说，在平静的表面之下，隐藏着一个充满了冲突和激情的世界。我们试图唤醒他们在梦中表现出来的兴趣，但他们往往将其抛置一边，不予理睬。他们好像生活在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世界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并非生来肤浅，而是迫切地想避开自己的深度。他们匆匆瞥一眼便紧紧地闭起双眼，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之后不久，各种情感可能会突然从被抛弃的深渊中奔涌而出，出现在他们清醒的生活中：某个记忆可能会让他们大哭一场，某种怀旧感或宗教情感可能会出现————然后消失。后来的分析工作证实了这些观察结果，这不仅与弗洛姆提出的“小毛病”概念相矛盾，而且还表明了一种要逃避其内在个人生活的决心。

    如果把肤浅的生活视为神经症过程的一个不幸结果，那么，无论在预防方面还是治疗方面，都会让我们更为乐观一些。目前肤浅生活出现的频率极高，因此，最为可取的做法是：将其视为一种障碍并进而阻止其发展。肤浅生活的预防与神经症的一般预防措施相一致。在这方面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而且很明显这些工作是可以做到的，尤其是在学校里。

    对放弃型患者的任何治疗，首先要做到的是：290将这种状况视为一种神经症障碍，而不是把它看成一种体质特征或文化特征从而置之不理。后一种观点意味着它是不可改变的，或者它不属于精神病学家要解决的问题范畴。不过，与其他神经症问题相比，它较不为人所知。它之所以较少引起人们的兴趣，原因可能有二。一方面，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障碍虽然可能会限制一个人的生活，但这种限制并不十分明显，因此并不急于治疗。另一方面，这一背景下可能产生的障碍总体上与基本过程没有关联。其中，精神病学家完全熟悉的唯一因素是超然态度。但放弃是一个包含更广的过程，在治疗中，它会呈现出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困难。只有充分了解放弃的动力和意义，这些问题才能被成功地解决。

    * * *

    注释：

    [1]更多关于这种超然态度之本质的内容，可参见Karen Horney, Our Inner Conflicts, Chapter 5, Moving away from People。

    [2]弗洛伊德观察到了这种特殊现象；他认为这种现象只出现在男性身上，是其恋爱生活中发生的奇怪现象。弗洛伊德试图根据他们对母亲的一种分裂态度来解释这种现象。Sigmund Freud, “Contributions to the Psychology of Love,” Collected Papers, Ⅳ.

    [3] Karen Horney, Self-Analysis.Chapter 10, Dealing with Resistance, W.W.Norton, 1942.

    [4]参见Karen Horney, Our Inner Conflicts, Chapter 5, Moving away from People。

    [5]参见“Finding the Real Self：A Letter with a Foreword by Karen Horne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Ⅸ, 1949。

    [6]参见丹尼尔·施耐德（Daniel Schneider）于1943年在纽约医学院上朗读的论文《神经症模式的运行，以及它对创造性掌控、性能力的歪曲》（The Motion of the Neurotic Pattern; Its Distortion of Creative Mastery and Sexual Power）。

    [7]引自“Palm Springs: Wind, Sand and Stars,”by Cleveland Amory。

    [8]Erich Fromm,“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Origin of Neuro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