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追求荣誉17

    一个孩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长大，只要没有智力上的缺陷，他都将学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他人打交道，而且，他还很可能获得某些技能。不过，他身上也有一些力量不是通过学习就可以获得或发展的。你无须，事实上也不可能教一粒橡子长成一棵橡树，但是，只要给橡子一个机会，其内在的潜能就会得到发展。同样，只要给予人类个体一个机会，他就能发挥他所特有的人类潜能。这样一来，他也就会发挥他的真实自我所具有的独特活力：他自身情感、思想、愿望和兴趣的澄清和深入；开发自身资源的能力，自身意志力的加强；他可能具有的特殊能力或天赋；表达自己的能力，以及自然而然地与他人交往的能力。所有这些迟早会让他发现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目的。简而言之，他会朝着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而不会偏离太远。而这就是我现在以及在整本书中屡次说到真实自我（real self）是内在力量之核心的原因，这种内在的核心力量是人人所共有，但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又各不相同，它是人类成长的深刻根源。[1]

    只有个体自己才能发展他既定的潜能。18但是，就像其他任何活着的有机体一样，人类个体也需要有利的环境才能“从橡子成长为橡树”。他需要一种温暖的氛围，这种氛围能给予他内心的安全感和自由感，使他能够拥有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并能够表达自己。他需要他人的善意，这种善意不仅有助于满足他的多方面需求，而且能指导和激励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实现自我的人。他还需要与他人的愿望和意志进行健康的摩擦。如果他能因此而在爱和摩擦中与他人一起成长，那么，他也就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自我来成长。

    但是，由于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一个孩子有可能不被允许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和潜能成长。这些不利因素太多了，不胜枚举。但概括起来，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即身处一定环境之中的人，由于过于沉溺于其自身的神经症，以至于没有能力爱自己的孩子，甚至不能把孩子看成一个独特的个体。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神经症需要和反应。[2]简单说来，这些态度可能是支配性的、过分保护的、威胁性的、易怒的、过于苛刻的、溺爱的、反复无常的、偏爱其他兄弟姐妹的、伪善的、漠不关心的等等。它绝不是某一个因素的问题，而是会对一个孩子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的所有因素的问题。

    结果，这个孩子不能形成一种归属感，不能形成一种“我们”这样的同在感；相反，他会产生深深的不安全感和模糊的恐惧感，在这里，我称之为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这是他生活在一个觉得充满潜在敌意的世界里所产生的疏离感和无助感。这种基本焦虑引发的紧张压力使得这个孩子不能以其自发的真实情感与他人交往，并迫使他寻找其他方法与他人打交道。他必定（在无意识之中）以各种方法加以应对，这些方法不会唤起或增强焦虑，而是会缓解他的基本焦虑。这些特殊的态度产生于无意识的策略性需要，它们既取决于孩子先天的气质，也取决于后天环境中的相倚联系。19简言之，他可能会试图依附于身边最强大的那个人；他可能会试图反抗和斗争；他还可能会试图将他人摒弃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之外，在情感上与他们保持距离。总的来说，这意味着他可能会接近他人、反对他人或逃避他人。

    在健康的人际关系中，也不排除彼此之间的接近、反对或逃避。索取和给予爱的能力、屈服的能力、斗争的能力、独处的能力————这些是搞好人际关系所必需的补偿性能力。但是，在那个由于其基本焦虑而感觉自己置身于危险环境之中的孩子身上，这些行为则往往会表现得非常极端和僵化。例如，爱往往会变成依附，顺从会变成姑息。同样，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他会被迫进行反抗或表现得冷漠无情，不考虑他自己的真实情感，也不管其态度是否恰当。其态度之盲目和僵化的程度与他内心基本焦虑的强度成正比。

    由于在这些条件之下，儿童不是仅仅朝着某一个方向发展，而是朝着所有方向发展，因此，他会从根本上形成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于是，接近他人、反对他人和逃避他人这三种行为就构成了一种冲突（conflict），这是他与他人之间的基本冲突。当然，他迟早会试图通过让其中一种行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来解决这种基本冲突————试图让顺从、攻击或冷漠这三种态度中的一种成为他的主要态度。

    试图解决神经症冲突的最初尝试绝不是表面上的。相反，它会对个体神经症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不只涉及对待他人的态度，它还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整个人格的某些改变。根据其主要的发展方向，儿童还会发展出某些恰当的需要、敏感性、抑制力以及道德价值观的雏形。例如，一个相当顺从的儿童，不仅倾向于让自己屈从于他人、依赖他人，而且还会力求善良和不自私。同样，20一个具有攻击态度的儿童会开始重视力量、忍耐力和战斗力。

    不过，这第一种解决方法的整合效果不如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神经症解决方法那样稳定、全面。例如，有一个女孩，她的顺从态度已表现得相当突出。这种顺从态度表现为：盲目地崇拜某些权威人物，具有取悦和满足他人的倾向，怯于表达自己的愿望，经常做出牺牲。8岁的时候，她将自己的一些玩具放到大街上，让那些更为贫困的儿童拿去玩，而且她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11岁的时候，她在祷告时以其孩子气的方式，试图寻求一种神秘的屈服。她幻想自己遭到了她所迷恋的那些老师们的惩罚。但到了19岁的时候，她还很容易接受他人设计的那些报复某些老师的计划；尽管大多数时候，她就像一只小绵羊，但偶尔她也会在学校里带头造反。而且，当她对所在教堂的牧师感到失望时，她也会从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暂时转变为一个玩世不恭者。

    整合效果差————上面所引的例证相当典型————的原因有一部分在于成长中的个体还不成熟，还有一部分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早期的解决方法旨在取得与他人关系的一致性。因此，还存在一定的余地来获得更为稳定的整合。事实上，这是一种需要。

    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发展，绝不是单一的。对每一个个体来说，发展的路线和结果都是不同的，同样，不利环境条件的特殊性在每一种情况下也各不相同。但是，它始终会削弱个体的内在力量和一致性，因此，它总会产生某些迫切的需要，以弥补由此产生的缺陷。尽管它们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我们还是可以区分以下这些方面：

    ·尽管个体早期试图解决他与他人之间的冲突，但他依然是分离的，他需要一种更为稳定、更为全面的整合（integration）。

    ·个体一直没有机会形成真正自信的原因有很多：由于不得不进行的防御，由于与他人的分离，21由于早期的“解决方法”所导致的片面发展方式，他内心的力量一直受到削弱，从而使得他大部分的人格不能发挥建设性的用途。因此，他迫切地需要自信，或者是自信的一种替代品。

    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他并不觉得软弱，只是觉得与他人相比，自己不是特别强大，而且也没有做好充分的生活准备。如果他有归属感，那么，他觉得自己不如他人的感觉就不会严重到成为一种障碍。但是，由于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而且从内心深处感到————正如他所感觉到的那样————孤立和敌意，他只能产生一种让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迫切需要。

    与上面这些因素相比，甚至更为基础的因素是：他开始疏离自我。不仅他的真实自我会阻止他顺利成长，而且除此之外，他还需要发展一些人为的策略性方法来与他人打交道，这种需要也会迫使他无视自己真实的情感、愿望和想法。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安全成了最为重要的事情，其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和想法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事实上，内心最深处的这些情感和想法会不得不沉寂下来，从而变得不那么清晰。（他感觉到的无论是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安全就好。）这样一来，他的情感和愿望就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可以说，他不再是一个主动的追求者，而是一个被驱使者。此外，他内心的分裂状态不仅会在整体上削弱他，而且由于增加了一种混淆的因素，他与自我的疏离得到了加强。他再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或者自己是“谁”。

    这种“开始与自我的疏离”之所以更为基础，是因为这种伤害强度会导致其他方面受到损害。如果我们设想一下这种情况————要是一个人没有疏离自己活生生的自我之中心，那可能就会有其他过程出现————那么，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能会有内心的冲突，但他不会被这些冲突弄得辗转不安；他的自信（self-confidence，就像这个词所表明的，它需要有一个自我可以将信心置于其上）将会受损，但不会被连根拔起；他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受到干扰，但其内心不会与他人脱离关系。因此，一个疏离了自我的个体，最为重要的是需要————若说是“替代”了他的自我，则未免荒唐，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某种东西能够给予他一种支持、一种认同感（a feeling of identity）。这会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意义，尽管他的人格结构仍有很多弱点，但还是会给他一种力量感和意义感。

    如果他的内心状况没有（因为幸运的生活环境）改变，他因此而没有22我在上文所列出的那些需要，那么，可以满足他的需要并且可以一下子满足他所有需要的方法似乎就只有一种了，那就是：想象（imagination）。想象会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发挥作用，并在他心中创造出一个自己的理想化意象（idealized image）。在这个过程中，他赋予了自己无限的力量和崇高的能力，他变成了一个英雄、一个天才、一个最高尚的爱人、一个圣徒、一个神。

    自我理想化（self-idealization）总是包含一种普遍的自我美化，因此会给予个体迫切需要的意义感和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但它绝不是一种盲目的自我夸大。每一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特殊经历、早期的幻想、特殊的需要以及天生的才能等材料构建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如果这种理想化意象不符合自己的个人性格特征，他将不会获得认同感和一致感。一开始，他会理想化自己解决基本冲突的特定“方法”：顺从变成了善良，爱变成了神圣的东西，攻击性变成了力量、领导力、英雄主义和全能感，冷漠变成了智慧、自我满足和独立性。按照他那种特定的解决方法，那些看起来是短处或缺点的东西总能变淡或被掩饰。

    他可能会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的倾向。首先，这些矛盾的倾向也可能会被美化，但仍在不为人知的暗处。例如，只有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看到一个具有攻击性的个体，对他来说，爱情似乎是不应该有的温柔，但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他不仅是一个身穿闪亮盔甲的骑士，而且是一个伟大的爱人。

    其次，除了被美化之外，这些矛盾的倾向还有可能被隔离在个体的内心之中，这样它们就不再构成令人不安的冲突。一个患者在他的自我意象中，可能会把自己想象成人类的恩人，是一个处变不惊的智者，是一个勇往杀敌的人。这些方面————所有这些都是有意识的————对他来说，不仅不矛盾，甚至不会引起任何的冲突。在文学作品中，这种通过将矛盾倾向隔离起来从而消除冲突的方式在史蒂文森（Stevenson）的《化身博士》（Doctor Jekyll and Mr.Hyde）中曾描述过。

    最后，23这些矛盾的倾向还可能会升华为杰出的能力或成就，这样，它们就成了丰富人格中与之相容的方面。我在其他地方[3]曾引用过一个例子：一个极具天赋的人将其顺从的倾向转变成了基督般的美德，将其攻击的倾向转变成了超绝的政治领导能力，将其超然态度转变成了哲人的智慧。这样，他的基本冲突的这三个方面立刻就得到了美化，而且彼此之间能和谐共处。在他自己的内心之中，他成了现代相当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万能之人（l'uomo universale）那样的全才。

    个体最终可能会逐渐认同于这个理想化的完美意象。于是，这个意象不再是他暗自怀有的虚幻意象。他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变成这种意象————这种理想化意象往往会变成理想化自我（idealized self）。这种理想化自我之所以比他的真实自我更为真实，不仅仅是因为理想化自我更具吸引力，而且还因为它能满足他所有的迫切需要。这种重心的转变完全是一种内在过程，在他身上没有任何可观察到的或明显的外在变化。这种变化是其存在之核心的变化，是其自我感觉的变化。这是一个奇妙的、人类所特有的过程。一只英国可卡犬几乎不会想到，它“真的”是一只爱尔兰雪达犬。这种转变之所以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仅仅是因为他的真实自我在这之前一直模糊不清。虽然在这个发展阶段————或者说在任何阶段————健康的过程都是朝向真实自我的，但现在，他为了理想化自我却开始明确地放弃真实自我。理想化自我开始向他呈现他“真正”的样子，或者他有可能成为的样子————他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成了他看待自己的视角和衡量自己的标杆。

    从各个方面来讲，自我理想化就是我所说的综合的神经症解决方法（comprehensive neurotic solution）。也就是说，这不仅是一种解决某一特定冲突的方法，而且它以含蓄的方式承诺它能满足个体在某一特定时间产生的所有内在需要。此外，它不仅允诺解决他那些痛苦的、难以忍受的情感（迷失感、焦虑感、自卑感和分离感），而且还允诺最终会实现他那神24秘的自我及其生活。因此，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法时，便会不顾一切地抓着它不放，也就不足为奇了。用一个很好的精神病学术语来说就是：难怪它会变成一种强迫性的（compulsive）[4]方法。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自我理想化之所以经常出现，是因为一种易于引发神经症的环境所滋生的强迫性需要经常出现。

    我们可以从自我理想化的两大优势来看待自我理想化：它是早期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且，它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它必定会对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没有比放弃真实自我更为重要的步骤了。但自我理想化之所以会产生革命性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个步骤的另外一种含义。追求自我实现的能量被转化成了实现理想化自我这一目标。在个体整个生活和发展的过程中，这种转化只不过是意味着一种变化。

    在整本书中，我们都将看到，这种方向的转变以多种方式对整个人格产生了定型的影响。它所产生的更为直接的影响是，使自我理想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内在过程，而是迫使其进入了个体生活的整个循环之中。个体想要————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迫————表达自己。而现在，这意味着他想要表达他的理想化自我，并在行动中加以证实。这种理想化自我通常会渗透进他的抱负、目标、日常生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因此，自我理想化必然会发展出一种更为广泛的驱力，我给它起了一个比较符合其性质和范围的名字：追求荣誉（the search for glory）。自我理想化依然是它的核心部分。追求荣誉所包含的其他因素，尽管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强度和意识程度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会表现出来，这些因素就是：追求完美的需要、神经症野心以及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

    在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驱力中，追求完美的需要（the need for perfection）是一种最为基本的驱力。25它的目标是要将整个人格塑造成理想化的自我。就像萧伯纳（Bernard Shaw）作品中的卖花女（Pygmalion）一样，神经症患者的目标不仅是修正自己，而且要将自己重新塑造成由其理想化意象的具体特征所规定的特别的完美形象。他往往会试图通过一种有关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的复杂系统来达到这一目标。由于这个过程既关键又复杂，因此，我们打算用单独的一章来专门讨论。[5]

    在追求荣誉的各种因素中，最为明显且最为活跃的是神经症野心（neurotic ambition），这是一种追求外在成功的驱力。虽然这种追求卓越的驱力在现实中很普遍，且倾向于追求事事卓越，但通常情况下，它会最为强而有力地应用在某一个特定个体在某个特定时间里最容易取得卓越成就的事情上。因此，野心的内容在一生中很可能会多次发生改变。上学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取得班上最好的成绩，他可能就会觉得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到后来，他可能同样会以强迫性的方式驱使自己无数次地与那些最心仪的姑娘约会。再往后，他可能也会整天想着赚最多的钱，或者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这样的改变很容易引起某种自我欺骗。一个在某一时期曾像疯了一样决定成为最伟大的体育英雄或战争英雄的人，到了另一个时期，可能也会同样热衷于成为一个伟大的圣徒。然后，他可能会认为自己已经“丧失”了野心。或者，他可能会断定，成为体育英雄或战斗英雄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因此，他可能会认识不到自己仍然航行在野心之船上，只不过是改变了航行路线而已。当然，我们也必须详细地分析是什么使得他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改变了航线。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改变，是因为它们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受野心控制的人往往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内容几乎没什么关联。真正重要的是卓越本身。如果认识不到这种无关联性，那我们就难以理解许多的改变。

    为便于讨论，我们几乎不关注特定的野心所觊觎的特定活动领域。不管问题是成为群体中的领导者、成为最出色的健谈者、成为最出名的音乐家或探险家，还是在“社会”中发挥一定作用、写出最佳的图书，或是成26为着装最佳的人，其特征都是一样的。不过，因所希望的成功的性质不同，其表现在很多方面也会有所不同。大致说来，它可能更多地属于权力的范畴（直接权力、次于王权的权力、影响力、操纵力），或者更多地属于声望的范畴（名誉、称赞、受欢迎、钦佩、特别的关注）。

    相对而言，这些野心驱力是扩张性驱力中最为实在的。至少从人们为追求卓越的目的而实实在在地投入努力这个意义上讲，这么说是正确的。这些驱力之所以看起来也更为实在，是因为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拥有这些驱力的人可能真的会获得所渴求的魅力、荣誉和影响。但与此同时，当他们确实获得了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荣誉、更大的权力时，他们也会逐渐感觉到这种徒劳追求的整个影响。他们通常无法获得更多的思绪安宁、内心安全感，也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为了补救他们所开始的对虚幻荣誉的追求，其内心的痛苦一点都没有减少，依然一如往常。由于这些不是偶然的结果，只是碰巧对这个人或那个人如此，而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切追求成功的尝试从本质上讲都是不现实的。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种充满竞争的文化中，因此，上面这些评论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或不谙世故。竞争的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所有人的内心之中，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超越他人、超越自己，以至于我们都觉得这些倾向是“正常的”。但是，追求成功的强迫性驱力只有在一种充满竞争的文化中才会出现这一事实，并没有减少他们的神经症症状。即使在一种充满竞争的文化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其他价值————例如，特别是那些作为一个人而成长的价值————比用竞争的方式出人头地更为重要。

    追求荣誉的最后一个因素是追求报复性胜利（toward a vindictive triumph）的驱力，与其他因素相比，这个因素更具破坏性。这种驱力可能与27追求实际成就与成功的驱力密切相关，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用自己的成功来侮辱他人或击败他人；或者是通过让自己出人头地从而获得权力，并将痛苦施加在他人身上————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羞辱性的方式。与此同时，追求卓越的驱力可能会降低为幻想，而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则往往会主要表现为不可抗拒的且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冲动，以便在人际关系中挫败、智取或击败他人。我之所以称这种驱力为“报复性的”驱力，是因为其往往来源于因童年期所遭受之屈辱而想要采取报复行动的冲动————而且，这些冲动在后来的神经症发展中又得到了强化。很可能就是后来这些冲动的增强，导致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最终成了追求荣誉中的一个常规部分。追求报复性胜利这样一种需要的强度以及每一个人对它的意识程度都大不相同。大多数的人要么完全意识不到这样一种需要的存在，要么只是在稍纵即逝的瞬间有所察觉。然而，它有时候也会公然出现，然后几乎毫不掩饰地成为生活的动力。在近代历史人物中，希特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经历过屈辱，他将其一生都投入一种疯狂的欲望之上，即他企图战胜数量日益增加的人民大众。在希特勒的例子中，恶性循环（即需要不断增加）清晰可辨。其中一个是从这样一个事实发展而来：他只能根据胜利和失败的范畴进行思考。因此，对失败的恐惧便会进一步增强胜利的必要性。此外，他的伟大感会随着每一次胜利而增强，这使得他越来越不能忍受任何人，甚至任何一个国家不承认他的伟大。

    历史上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只是程度小一些而已。我们仅举一个现代文学的例子《注视火车远去的人》（The Man Who Watched the Train Go By）[6]。作品中有一个认真负责的职员，整天忙于家庭生活和办公事务，除了自己的职责，他从不考虑其他任何事情。后来他发现，他的老板运用欺诈的手段，结果导致公司破产，于是，他的价值尺度完全崩溃。他对上等人和下等人所做的人为区分被击得粉碎，28他原以为，上等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而像他自己一样的下等人只允许做很有限的正确行为。他认识到，他也可以是“伟大的”“自由的”。他也可以拥有一个情妇，甚至是他老板的那个漂亮迷人的情妇。现在，他的自负感完全膨胀，以至于他真的去接近她，而当遭到她拒绝时，他竟勒死了她。被警方追击时，他有时候也会感到害怕，但他的主要动机是胜利地击败警察。甚至当他企图自杀时，这也是他的主要驱动力。

    更常见的情况是，这种追求报复性胜利的驱力被隐藏了起来。事实上，由于这种驱力具有破坏性，它成了追求荣誉中最为隐秘的因素。可能只有疯狂的野心才会显露在外。只有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才能看到，隐藏在追求权力之驱力背后的就是这种想要通过凌驾于他人之上来击败他人、羞辱他人的需要。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追求优越的需要看起来对人的伤害越小，它所容纳的破坏性冲动就越多。这就使得一个人可以将他的需要表现出来，并觉得这种需要是正当的。

    当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个体在追求荣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的具体特征，因为它们始终是我们必须加以分析的具体特征。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们看成一个统一体的各个部分，那我们将既不能理解这些倾向的性质，也无法理解它们的影响。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是第一位将它视为一种综合现象的精神分析学家，而且，他还指出了它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意义。[7]

    各种确凿的证据都表明，追求荣誉是一个综合的、连贯的统一体。首先，上面所描述的所有这些个别倾向会经常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当然，某个因素可能会占据主导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某人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某人是一个耽于梦想的人。但这并不是说，某一个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就意味着没有其他因素的存在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也有关于他自己的夸大的形象；一个耽于梦想的人也想获得现实的至高权力，尽管后一种因素只有在他人的成功侵犯了他的自负时才有可能表现出来。29[8]

    此外，所有这些个别的倾向都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主导的倾向在一个特定个体的一生中可能发生改变。他可能会从一个爱做白日梦的人转变为一个完美的父亲和老板，然后又转变为一位史上最伟大的爱人。

    最后，所有这些个别倾向都具有两种共同的一般特征，从整个现象的起源和功能来看，这两个一般特征都是可以理解的：即它们的强迫性和想象性。这两个特征在上文中都提到过，但我们还是应该对它们的意义做一个更为完整但又简洁的描述。

    它们的强迫性（compulsive nature）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自我理想化（以及随后对荣誉的全面追求）是一种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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