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自然与精神

在其他方面依然保持骄傲和强大。我们现代人认为上帝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与之相比，我们感到渺小和微不足道。我们能控制自然，但无法了解它：我们能“从因果角度”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它，但这样的意志是不可知的、深不可测的————说到底，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如此。

    并非巧合的是，心理学和物理学都沉湎于自卑的自我认知中。我们遭受的这种“自卑感”不只是一种“神经质情结”，需要阿德勒的教学方法来“治愈”；它更是一种消极发展过程，在其中宗教人无法掩饰他所丧失的重要地位。

    我们在这里站在心理学的分水岭，这个学科从灵魂信仰发展而来，从对自然的投射性认识到道德上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只要心理学是投射————泛灵论的、宗教的，抑或是科学的————它就是治疗性的，即一种有用的幻觉。随着自我意识和洞察力的增强，它变得具有破坏性，直到知道关于它自己的真相，它在自己无能为力的后果中死去。科学的胜利不能被冠以自我认知的胜利，而是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如果说用科学知识控制自然是我们的最大胜利，那么来自自我意识的自我认知就是我们的最大失败。尼采正确地认识到，只有把负罪感重新评价为意志，即回到对意志的积极肯定中，我们才能得救。但这似乎不可能，所以尼采的著作从理智的角度打破旧的价值观，揭露它的起源，而他的积极意志哲学只是拼凑之作。

    精神分析的治疗意识形态

    精神分析在治疗方面比较符合逻辑，但自相矛盾的是，当它深入道德问题时，它就面临着无法克服的负罪感。精神分析试图用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进行“因果”解释，这两种情结一方面从生物性欲（俄狄浦斯）角度对应着意志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从叔本华铲除“意志中心”的意义上对应着对意志的谴责（阉割）。在这两方面，通过性的正当性和对意志的谴责来起到治疗效果，弗洛伊德所做的已经超出心理学的领域，而且都是以科学因果原则的名义进行的。

    从性欲角度对意志所做的因果解释旨在证明其正当性；从焦虑角度对抑制意志所做的因果解释符合对意志的道德谴责。但是，把因果原则应用于灵魂只不过是做最后的、隐蔽的尝试，试图把旧的意志原则保留在它原来的范围内。弗洛伊德必然会失败：将因果原则应用于意志原则的悖论最终导致人们认识到它们是相同的。但这并不是抹杀他那宏伟的尝试，而是说我们要正确地看待它。虽然通常来说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他的努力是无价的，我们从中收获了很多。

    从最广泛的幻觉角度来看，精神分析应该被理解一种治疗。心理学的基础是“我”和“你”的关系，无论我们是从宗教角度（如荣格）、社会角度（如阿德勒），还是从婴儿时期角度（如弗洛伊德）来理解这种关系。心理学既不了解也不承认个体，由此个体的意志被从“因果角度”解释为力比多／性欲，个体的意识最终由“无意识”决定。弗洛伊德的理论试图用因果和个体本身的方式解释作为整体的人，但是个体意味着超越因果关系的元因果关系。

    在治疗过程中，意志在神经症患者和治疗师二者身上都悄然地发挥着作用。对于似乎是意志薄弱的神经症患者，分析师认为他无法清楚地做事，把他所表达的意志解释为“阻抗”，而治疗师常被认为具有神一般坚强的意志力。尽管一个人会影响另一个人的情境几乎不符合因果原则，但意志还是被理解成因果性的。奇怪的是，弗洛伊德的理论越发展越变得更加强调因果关系。在我看来，这是他的理论走到尽头的原因。在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Freud 1911）中，人们还能看到个人的自由，但这似乎是从生物学角度由快乐的性本质决定的。

    面对人们并不总是按照快乐原则去行事这个事实，弗洛伊德越来越深陷在因果原则中不能自拔。如果他没有在更广泛的因果关系中寻求庇护的话，即他所描述的“重复强迫”，他的《超越快乐原则》（1920）也许可以“超越因果原则”。就其优点而言，这种重复强迫是由意志原则控制的。在1881年提出“同一物的永恒轮回”（eternal return of the same）之后，尼采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声称“快乐要永恒”（pleasure wants enternity）————意志导致重复强迫。此外，尼采的永恒轮回说并不完全是“因果性的”。通过诉诸力学的物理概念，他领悟到自然法则的不确切性“是存在的条件，是行为的条件；没有它我们就会饿死；怀疑论和谨慎性只是后来才出现的；而且通常来说，几乎不允许这样做”（引自写作《欢愉的知识》［The Gay Science 1881］期间未发表的材料）。

    因果确定性的庇护所

    正如在任何地方一样，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类对宇宙的同化（这是神话、宗教、占星术和科学的基础）反映了一种愿望：通过利用自然规律，来否认自己命运的不可估量性。时间概念也是如此，伯格曼（1929）曾这样说道：“我们确定，实际上是‘指定’一个可见的媒介来表示绝对时间顺序。比如，把围绕地球的恒星的运动当作我们的‘时钟’（不是为了计时而是为了规定出一个时间顺序）。据此，我们读出所有事件的时间顺序，以及由此而来的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从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到伪客观确定性的一个常见例子是日历，日历本是（在埃及、巴比伦、中国、墨西哥等国家）对命运的记载————“是一个把日期按适宜和不适宜做事进行评价的列表”[14]。

    在《真理与现实》中，我表达了关于心灵机制的思考，这个思想类似于尼采关于自然法则作为存在条件的不确定性学说。在那里我提到（1929c，49ff），正是我们灵魂中虚假的“非因果”联系使我们有可能适应现实世界并在其中行动。我们采用否认、移置和合理化作用使现实变得能够忍受，而不是认识到具有破坏性的心理真相。看似矛盾的是，我们灵魂中的错误联系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因为它们是我们在心理学中观察和研究的所有人类反应的“根源”。这就使作为自我认知的心理学失去了地位，伦理学和认识论重新建立取而代之。

    正如心理学不能替代宗教和道德一样，它也不能替代通过思想获得的知识。然而精神分析似乎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至少人们愿意相信它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内在的倾向，弗洛伊德学说不可能被称赞为一种新的宗教和道德体系。事实上，宗教、道德和心理学都反复尝试过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意志问题：宗教做了投射的尝试，道德是通过内省的方式，哲学是通过合理化作用，而心理学则采用了解释的方式。宗教和道德起源于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分别起源于宿命论观念和道德观念；哲学和心理学则起源于对终极状态的思考。也就是说，它们分别是理性主义的和解释性的。但因果原则本身符合意志原则的道德形式，因此不能应用于对个体人格的纯心理学研究。这一观点虽然没有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但却构成了最近心理学的两大趋势————构造理论和格式塔理论的基础。在这两种理论中，客体和主体都是不可测量的，不受严格的因果关系的制约。客体和主体的存在方式是整体而不是部分，是理解而不是解释，是描述而不是概括。这种“适度的”（moderate）倾向类似于近代物理学，但两者都过于消极、胆怯，甚至惶恐。在这里，我看到像物理学家那样，心理学家有一种自我贬低的倾向。这当然是时代的特点，但展现出的却是科学家的心理学，而不是普通人的心理学。

    我把心理学本身描述为精神意义上自由意志的创造性表达：我已阐明源于灵魂信仰的心理学是如何依然像它的起源那样努力去维护永生意识形态的。然而，心理学不再相信使它得以存在的灵魂。首先，人们曾相信肉体本身可以永生，然后是集体的灵魂；接着是负责生育的性；最后是个体和集体的成果（科学）。但在这一演化过程中，灵魂概念已经改变了，尤其是灵魂的处所：从最初位于有活力的物质（血液、呼吸），然后到重要器官（肝脏、心脏等），再是转移至生殖————到了女性的性器和男性的精液，最后到了意识。这些不同的处所分别对应着泛灵论、性和心理时代。直到意识概念完全建立起来的时期，灵魂得以归于意识，才使心理学成为可能————意识作为一种观察工具，其特征是指向内心的意识：自我意识。

    如上所述，心理学重点关注消极的意志现象，即那些已经从道德角度解释过的现象。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在心理时代意识所遭遇和解释的心灵现象；然后我们聚焦意识本身及其心理意义。原始时代的积极意识的自由行动就在这里成为心理时代的反应————不仅仅是对通常所说的外部刺激，也包括内在的、自我建构的抑制和抗拒，这些就像外部刺激一样起到了“原因”的作用。意志的自由现在看来只是对强迫的否认；所残存的自由，即积极意志在道德上被合理化为因果强迫或不可避免的命运，或以其他方式被正当化。因此，正是心灵现象这一心理学的焦点构成了灵魂的绝对消极面。积极的投射，即自由意志在那里独断独行，没有负罪感。

    意识作为灵魂的最后处所

    与这些现象相对立的意识，即灵魂的处所，除了作为自然事件和生命过程的知识载体外，还有另一层意义。它还带给我们关于性和死亡的知识。就算这一点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它也还是以两种方式消除了我们在面对死亡时的疑虑。首先，像在做梦时那样，它时常让我们觉察到自己，自己的存在。这一点总在活着的时候受到威胁，或者受到生命的威胁。其次，从更高更大的意义上来说，作为灵魂的处所，它稳固地象征着灵魂的存在。这里我们得出最后一个悖论：尽管我们相信肉体是脆弱短暂的，而原始人曾认为肉体能够永生，但被死亡消灭的、转瞬即逝的意识让我们感到了不朽。我们经由意识而知道的死亡受到了来自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否认，这种自我意识用它自己的方式解释心灵的意志现象。难怪心理学，包括从未分析过观察到的意识的精神分析，都是产生于自我欺骗。这种自我欺骗就像作为心理学起源的原始灵魂信仰一样，尽管被证明是相反的，但心理学试图保留、保护这种信仰。

    这就是困扰现实科学心理学的根本错误。灵魂也许不存在，就像永生的信仰一样，它也许是人类最大的幻觉。但它既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内容，因为正如包括科学心理学在内的我们全部人类现实那样，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事实，而是由灵魂信仰创造的思想。心理学只涉及对灵魂现象的解释————无论是具体化的现象，还是存在于自身（self）并涉及自我（ego）的主观现象。但是，解释本身只不过是理智化的意志现象。无论我们解释的是这个世界、其他人还是我们自己，在这样的理解中，通常都存在着字面意义上的“掌握”————从自我的角度、以自身的形象进行的征服、违背、创造。创造性的人格以其那有意识的意志自我（will-self）来形成这个世界；神经症患者在心理上用负罪自我（guilt-self）来解释它；精神病患者对世界的认同来自一个虚幻的灵魂自我（soul-self）。

    心理学：现代世界的意识形态

    泛灵论是原始时代的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带有古代的特征，中世纪是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心理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这只能通过我们的讨论来理解，因为今天的心理学既是解释灵魂（和其他）现象的科学，又是心理现象的延续和补充性的替代。心理学形成了我们看待和改变世界的当代意识形态。然而，逐渐取代宗教和道德意识形态的心理学却无法完全取代它们，因为这是消极、破坏性的意识形态————尼采意义上的怨恨意识形态。它摧毁了无法抵抗发展中的意识的各种错觉和意识形态，直到达到并摧毁作为最后一种意识形态的自己。

    心理学不能取代道德，这是因为用自然的因果法则代替人类意志所创造的戒律通常是行不通的————物理学和生物学亦是如此。就像康德最先质疑的那样，所谓的自然法则是个人意志向外投射的法则。“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这一著名说法之所以是正确的，不是因为道德具有宇宙的合法性，而是因为对宇宙的解释来自道德，即更高的（神圣的）意志。

    生物学和物理学中的科学因果原则都受到了挑战。由于精神分析强调的是生物因素而非道德因素，对于心理意识形态的瓦解，生物学的影响更为明显。我们不仅是生物体更是道德存在，这一矛盾揭示了所有的人类问题。意志在生物领域表现为行为，在道德领域表现为反应。所有教育和治疗的目的都是将这些反应再转变成行为，换言之，将强迫意志变成自由意志。

    在生物系统中，这种“自由”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现在，物理学家不得不承认它存在于无机的“细胞”————原子中。可以还原为化学的生物学不能“在因果意义上”产生由有机细胞组成的生命。根据魏斯曼的观点，即使是死亡似乎也是一种“偶然的”事情，而非必然。[15]根据他的观点，“在单细胞的生物体中，根本不存在源于内在原因而发生的‘自然死亡’”（1892，17）。自然死亡首先出现在不是依靠分裂而是依靠“生殖”的多细胞生物体中。然而，这只涉及体细胞，而不是生殖细胞。因此，现代生物学承认了永生，而且也发现，就像在原始信仰中，“死亡的直接原因实际上是生殖”（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根据生育期的长度和成就对生命力的校准”；Weismann 1892，65）。

    在本章之前的讨论中，我把心理学称为最后的科学意识形态，因为所有的解释都涉及解释工具本身，即人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为什么用人类意识解释这一自然特定元素比用随着时间和人可以改变的自我意识解释其他现象更具有确定和持久的真理性，目前尚不清楚。在心理学中也许比在其他学科中更是这样，最关键的不是把目前最受欢迎的当作解释，当然也不能把它当作每一个解释背后的现实。在心灵领域，唯一的现实是现在（Now），就是被物理学家认为无法理解、毫无用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同一个现在（Now）。

    我（I）和现在（Now）

    科学心理学和它的方法论模型————物理学————之间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此。如前所述，“物理学的任务是构建一个物体的世界，意识被完全排除在外”（Bergmann 1929，25）；与之相对，心理学探讨完全由意识构建的世界。在他的学术专著《世界的因果结构和过去与未来的区分》（The Caus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1925）中，物理学家汉斯·赖欣巴哈采用拓扑方式解释因果关系，试图将现时点（now-point）确立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界限，不再依靠心理因素。伯格曼对赖欣巴哈这样做是否能成功表示怀疑，因为“现在（Now）这个概念与自我（self）这个概念紧密相连”（1929，28）。类似于物理学的做法，弗洛伊德想给心灵现象一个基于过去的因果解释，从而使其在预防和治疗方面的可预测性成为可能。但他这样做却忽略了真正的心灵元素————当前活跃的自我（self），以及与之对应的现在（Now）。即使在物理学中，这些因素也都是必需的。无视这些不符合心理学的要求，因为心理学的确研究当前的意识现象。

    心理学与事实的关系不如物理学那样紧密。心理学绝不能不包括意识，因此无法像物理学或者生物学那样成为自然科学，但它是关于关系的科学————一种观察关系和相关性的路径。因此，心理学甚至不解释事实（像物理学和生物学那样）而是解释自我的态度。在所谓的客观心理学中，我们把自我投射给他人。就像物理学通过自然进行自我解释那样，心理学通过他人进行自我解释。这样一来，作为对他者的认知，心理学的作用在于自我确证（self-affirmation）或自我主张（self-assertion）。作为对自我的认知，心理学的作用在于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即扮演信仰的角色，因为永生一直是人类的心理信条。

    * * *

    注释

    [1]参见伯格曼著作（Bergmann 1929）的前言。

    [2]在《梦的解析》（1900）一书中，弗洛伊德试图在灵魂领域建立严格的决定论。在《性学三论》（1905）中，他竭力证明心灵现象和生物学之间的因果关系。

    [3]参见伯格曼的深入研究（Bergmann 1929）。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在他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发布于1927年，1928年以《物理世界的本质》出版）中很好地发展了哲学的不同方面。本章开头的格言就来自这本书。在我写作本书时，我不知道上述著作的存在。事实上，我一直到写本章的时候才开始阅读它。

    [4]参见Rank 1929a，1929c。

    [5]参见Hessen 1928。

    [6]丁吉尔（Dingier 1926）将“科学的崩溃”归因于缺乏对意志的首要性及其心理后果的考虑。

    [7]尤其是在《出生创伤》（Rank 1924b）中，我也发现了神经症不可量化的诸多方面。后来，我进一步讨论了这些问题（Rank 1927，31ff）。

    [8]同样，爱因斯坦没有放弃旧的因果概念，而是用一个更加“个人的”因果概念取而代之。相对论集合了这样的思想：每一个观察者都从他自己的视角看见和观察事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有他自己的“真相”。然而，这样的真相同时是由时空决定的，是动态的，与事件（而非物体）及其间隔（而非分离）有关，与结构（而非物质）有关，因此更关注直接的环境（在解释引力时也如此），而不是牛顿的因果意义上的“远距离作用”。对“局部作用”原理的一贯坚持（或多或少与我在本书中所称的“实际［直接］因果性”相对应）使量子理论认识到“不连续性”，这确实动摇了因果原则本身。因此，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因果原则。相对论考虑到更强的但却是个人的因果性，这最终意味着个体自由无法用与宏观物质行为相关的统计因果性来解释。

    [9]参见Heisenberg 1927。玻尔（Bohr 1928）将海森堡的（测量的）不确定性原理发展成一种互补性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测量过程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排除了对两个互补量的同时测定。在这个理论中，因果和时空的观点被认为是描述经验内容的互补而又互斥的方面。这是量子力学的基本定律，即对一个过程的时空和动能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排斥的。波尔用它来阐述光的两种理论：波动理论需要一个时空概念，而量子（发射）理论需要基于因果概念的计算。因此，不可能有统一的光理论，就像（出于同样的原因）不可能有统一的心理学一样。

    [10]Rank＆Ferenczi 1924.

    [11]尤其参见Hans Beth，“Die Psychologische Grundlage der Magie”[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magic]，1927，168ff。

    [12]在戈德伯格（Goldberg 1925）非常有趣的论著中，我注意到有人试图将“错误”和“灾难”的非道德延续，作为《摩西五经》因果道德（原罪和惩罚）背后的基本哲学（尤其参见Goldberg，“Die amoralische Auffassung”[The amoral view]，1925，127ff）。

    [13]对此的精彩论述，尤其参见Sawicki 1926。

    [14]参见Danzel 1928，65。

    [15]参见Weismann 1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