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诗经与楚辞

    我们开始叙述中国的文学，觉得有一件事很奇怪：中国在她的文学史的第一章，乃与希腊与印度不同，中国无《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无《摩诃波罗多》与《罗摩衍那》，乃至并无一篇较《伊利亚特》诸大史诗简短的、劣下的、足以表现中国古代的国民性与国民生活和伟大的人物的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的人物，足以供构成史诗资料的，当然不在少数，却仅能成为简朴如人名、地名字典的编年史与叙事极简洁的《史记》的本纪或列传中的人名，而终于不能有一篇大史诗出现。我们不能相信，古代的时候，中国的各地乃绝对的没有产生过叙述大英雄的、国民代表的伟大事迹的简短的民歌；但其所以不能将那许多零片集合融冶而为一篇大史诗以遗留给我们者，其最大原因恐在于：那时没有伟大天才的诗人如所谓荷马、跋弥之流以集合之、融冶之；而其一小部分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的大学者如孔丘、墨翟之流，仅知汲汲于救治当时的政治上、社会上、道德上的弊端，而完全忽略了国民文学资料的保存的重要。因此，我们的在古代的许多民间传说，乃终于渐渐地为时代所扫除、所泯灭而一无痕迹可寻了。这真是我们的一种极大的损失！

    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中国古代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只有两部：一部是《诗经》，一部是《楚辞》。这两部大作品，都是公元前3、4世纪后商之中叶）至公元前1世纪（汉中叶）的出产物。《诗经》是公元前3、4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北部的民间诗歌的总集（《诗经》内容甚杂，但以民间诗歌为最多）；《楚辞》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中国南部的作品的总集，其中亦有一部分是“非南方人”所仿作的。除了这两部作品以外，古代的中国文学中，没有什么更重要的、更伟大的作品了。虽然有几篇作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26世纪，如《吴越春秋》所载之《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相传以为是黄帝时作，又如《帝王世纪》所载之《击壤歌》，《尚书大传》所载之《卿云歌》三章，相传以为尧、舜时作之类，虽我们不能说其伪迹如明人所作之《皇娥歌》《白帝子歌》之明显，然其真实之时代我们却绝不能断定能较《诗经》更早至1、2世纪以前。记载这些诗歌的书，本不甚可靠，也许其时代较《诗经》为更后。且此种作品，俱为不甚重要之零片，在文学史上俱无甚价值可言，自上古以至秦，除《诗经》与《楚辞》外，合真伪的诗歌而并计之（其实大部分是伪的），其总数不过百篇，只能集成极薄的一小本。所以我们论中国的古代文学，舍《诗经》与《楚辞》以外，直寻不出什么更重要的、更伟大的文学作品出来。且这两部不朽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都产生过极伟大、极久远的影响。

    《诗经》

    《诗经》出现在孔子、孟子时代的前后，对于一般政治家、文人等等，即已具有如《旧约》《新约》及荷马的两大史诗之对于基督教徒与希腊作家一样的莫大的威权。政治家往往引《诗经》中的一二诗句以为辩论讽谏的根据；论文家及传道者亦常引用《诗经》中的一二诗句以为宣传或讨论的证助；有的时候，许多人也常常讽诵《诗经》的一二诗句以自抒叙其心意。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磐，与地；……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晋人许之。（《左传》）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

    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宋玉让其友。友曰：“……妇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齐有良兔曰东郭?，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若蹑迹而纵，则虽东郭?亦不能离。今子之属臣也，蹑迹而纵与？遥见而指属与？诗曰：‘将安将乐，弃我如遗。’此之谓也。”其友人曰：“仆人有过，仆人有过！”（《新序》）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可谓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可谓能武矣。成王壮，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可谓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变者，所以应时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韩诗外传》）

    像这种例子，在《左传》《国语》，以至其他诸古书中到处皆是。由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诗经》的势力，在那些时候是如何地盛大！到了汉以后，《诗经》成了“中国圣经”之一，其威权自然是永远维持下去。

    从文学史上看来，《诗经》的影响亦极大，汉至六朝的作家，除了《楚辞》以外，所受到的影响最深的就是《诗经》了。自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东方朔的《诫子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仲长统的《述志诗》，曹植的《元会》《应治》《责躬》，乃至陶潜的《停云》《时运》《荣木》，无不显著地受有《诗经》里的诗篇风格的感化。不过，自此以后，《诗经》成了圣经，其地位益高，文人学士都不敢以文学作品看待它，于是《诗经》的文学上的真价与光环，乃被传统的崇敬的观念所掩埋，而它在文学上的影响便也渐渐地微弱了。

    《诗经》里的诗歌，共有305篇；据相传之说，尚有《南陔》《白华》等6篇笙歌，有其义而亡其辞（此说可信否，待后讨论）。此300余篇的诗歌，分为风、雅、颂三种。风有十五，雅有小雅、大雅，颂有周、鲁、商三颂。现在据《毛诗》的本子，将其前后的次序列表如下：

    这个次序究竟可靠不可靠呢？所谓风、雅、颂之意义如何呢？风、雅、颂之分究竟恰当与否呢？这都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

    据传统的解释家的意见，以为：“风，风也，歌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卫宏《诗序》）他们的这种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他们承认《关雎》《麟之趾》以及其他“二南”中诸诗篇，为受王者之教化，而其他的大部分国风之诗篇，则为刺上的、讥时的；于是“二南”中的情诗，便被他们派为“后妃之德”，其他国风中的同样的情诗却被他们说成“刺好色”了。其实“二南”中的诗与邶、卫、郑、陈诸风中的诗其性质极近，并无所谓“教化”与“讥刺”的区别在里面的。他们关于雅、颂的解释，也极不清楚。

    续表

    推翻他们的传说的附会的解释的，是郑樵的“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之说。（见《通志·乐略》，郑樵的《六经奥论》亦畅发是说。）

    郑樵以为古之诗，即今之辞曲，都是可歌的，“仲尼……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华》《华黍》《崇邱》《由庚》《由仪》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诗而得声者三百篇……得诗而不得声者则置之，谓之逸诗……有谱无辞，所以六诗在三百篇中，但存名耳”。这种解释，自然较汉儒已进了一步，且在古书中也有了不少的证据。但《诗经》中的所有的诗，果皆有谱乎？果皆可以入乐乎？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且诗之分风、雅、颂，果为乐声不同之故乎？他说：“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实则孔子固常言：“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孔子对于诗之观念，恰与郑樵所猜度者不同，他固不专以诗为燕享祀之用，而乃在明了诗之情绪，诗之意义以至于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以为应世之用。

    据我的直觉的见解，《诗经》中的大部分诗歌，在当时固然是可以歌唱的，可以入乐的，但如几个无名诗人的创作，如《无羊》《正月》《十月》《雨无正》（俱在《小雅》），都是抒写当时政治的衰坏（如《正月》等），及描写羊、牛与牧人的情境的（如《无羊》），都是一时间的情绪的产品，绝非依谱而歌的，也绝无人采取他们以入乐的（《诗经》中入乐的诗与非入乐的诗，似有显然的区别，细看可以知道）。所以说全部《诗经》的诗篇当时都是有谱的乐歌，理由实极牵强。

    至于风、雅、颂的区别，我个人觉得这也是很无聊、很勉强的举动。就现在的《诗经》看来，此种分别早已混乱而不能分别，“雅”为朝廷之歌，而其中却杂有不少的民歌在内，如《小雅》的《杕杜》与《魏风》的《陟岵》，一言征夫之苦，一言行役之苦，如《小雅》的《菁菁者莪》《都人士》《裳裳者华》，及《隰桑》诸诗，与国风中的《草虫》《采葛》《风雨》《晨风》诸诗置之一处，直是毫无差别！如《白华》《谷风》，也都是极好的民歌；“颂”中都是祭祀神明之歌，似无将所有的颂神诗都归入“颂”内，而不料许多的颂神诗，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如《大雅》中之《凫鹥》却又不列于“颂”中而列于“雅”中。似此混杂无序的地方，全部《诗经》中不知有多少，现在不过略举几个例而已。这种混杂无序的编集，不是因为编定《诗经》的无识，便是因为汉儒的窜乱。我以为“汉儒窜乱”的假定，似更为可信，因编定《诗经》者，当他分别风、雅、颂时，必定有个标准在，绝不至于以应归于“颂”的诗而归之于“雅”，或把应归于“雅”的诗而归之于“风”。汉儒之窜乱古书，与他们之误解古书，是最昭显的事实。所以一部《诗经》如非经过他们的窜乱，其次序断不至于纷乱无序到如此地步。不知今古来许多说《诗经》的人，怎么都只知辩解诗义或释明“风”“雅”“颂”之意义，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注意到这一层。

    现在，我们研究《诗经》却非冲破这层迷障不可了！我们应该勇敢地从诗篇的本身，区分它们的性质。我们必要知道《诗经》的内容原是极复杂的，“风”“雅”“颂”的三个大别，本不足以区分全部《诗经》的诗篇。所以我们不仅以打破现在的《诗经》的次序而把它们整齐地归之于“风”“雅”“颂”三大类之中，且更应进一步而把“风”“雅”“颂”三类大别打破，而另定出一种新的更好的次序来。

    我现在依我个人的臆见，姑把全部《诗经》中的诗，归纳到下列的几个范围之内：

    诗人的创作，在《诗经》中并不多，卫宏的《诗序》所叙的某诗为某人所作的话，几乎完全靠不住。在我们所认为诗人所创作的许多诗篇中，大概都是无名的诗人所作的，只有一小部分，我们从他们的诗句中，知道了作者的姓名，如《小雅》的《节南山》言“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的《嵩高》《烝民》俱言“吉甫作诵”之类。此外我们从《尚书》《左传》以及汉人所著的书里，也可以知道几个诗人的姓名，但这种记载，却都是不甚可靠的。不过在许多诗篇中，哪一篇是诗人的创作，我们约略可以知道而已。在这些创作中，有几篇是极好的诗，如：

    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鳢匪鲔，潜逃于渊。（《小雅·四月》）

    彼何人斯？其为飘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只搅我心！（《小雅·何人斯》）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豳·鸱鸮》）

    都是很美的，很能表白出作者的真恳情绪。

    民间歌谣都是流传于大多数孺妇农工之口中，而无作者的名氏的。其中最占多数的是恋歌；这些恋歌真是词美而婉，情真而迫切，在中国的一切文学中，它们可占到极高的地位。例如：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皙皙。（《陈风·东门之杨》）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魏风·十亩之间》）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郑风·子衿》）

    自伯之东，首如飞篷。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卫风·伯兮》）

    随意举几首出来，我们已觉得它们都是不易见的最好的恋歌了。“结婚歌”在《诗经》中也有好多首，如《关雎》《鹊巢》《桃夭》之类，我们看：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周南·关雎》）明明可以看出前者是嫁女时乐工唱的祝颂歌，后者是娶亲时所唱的乐歌。（近人辟《诗序》释《关雎》之错误，以为《关雎》本是“恋歌”，其实也错了，《关雎》明明是一首结婚歌。）

    “挽歌”《诗经》中很少。只有《蓼莪》《葛生》等数首。《葛生》为悼亡而作，如：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诸句，读之使人凄然泪下；《蓼莪》为哀悼父母之歌，如：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诸句，亦至情流溢。

    “颂贺歌”如《麟之趾》等是，但不多，且不甚重要。

    关于“农事”的歌，《诗经》中亦不甚多，但都是极好的，如《七月》，是叙农工的时序的；如《楚茨》《信南山》，是农家于收获时祭祖之歌；如《甫田》《大田》，是初耕种时的祷神歌；如《行苇》《既醉》，似都是祭事既毕之后，聚亲朋邻里宴饮之歌；如《无羊》，则为最好的牧歌：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矣，室家溱溱。”

    其他不属于上列范围的民歌亦甚多。

    贵族乐歌，大部分都是用于宗庙，以祭先祖、先王的，或是祷歌或颂神歌。其他一部分则为宴会之歌，为田猎之歌，为战事之歌。这种乐歌，我们都觉得不大愿意读，因为它们里面没有什么真挚的诗的情绪。（正如当我们翻开《乐府诗集》时，不愿读前半部的《汉郊祀歌》《齐明堂歌》之类，而愿意读后半部之《横吹曲》《相和歌》之类的情形一样。）

    《诗经》的时代之难于稽考，也与它的诗篇的许多作者姓名之难于稽考一样。我们现在仅知道，除了《商颂》中的5篇，为商代（公元前1700年以后，公元前1200年以前）的产物以外，其余301篇都是周代（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550年前后）

    的产物。在这301篇诗歌中，多数诗篇都是带着消极的、悲苦的辞调，对于人生的价值起了怀疑，有的言兵役之苦，有的则攻击执政者的贪暴，有的则因此遁于极端的享乐之途。如：

    踧踧周道，鞠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小雅·小弁》）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小雅·采薇》）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风·伐檀》）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唐风·山有枢》）

    诸诗，都足以表现出丧乱时代的情形与思想。而这个丧乱时代，大约是在周东迁的时代前后，（《小雅》中的《正月》且明显地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所以那些诗篇，大约都是东迁前后的作品。我们研究《诗经》的时代，仅能如此大略地说。至于如卫宏的《诗序》，何楷的《诗世本古义》所指的某诗为某王时的产品，则其不可信，也与他们之妄指某诗、某诗为某人所作一样。

    《诗经》的编定者是谁呢？《史记》言：“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删定为305篇，这是说，《诗经》为孔子所删定的，汉人都主此说。其后渐渐有人怀疑，以为孔子不会把古诗删去了十分之九。郑樵则以为孔子取古诗之有谱可歌300篇，其余则置之，谓之“逸诗”。有一部分人则以为古诗不过三百，孔子本不曾删。崔述也赞成孔子未删诗之说，以为：“文章一道，美斯爱，爱斯传……故有作者即有传者。但世近则人多诵习，世远则就湮没；其国崇尚文学而鲜忌讳，则传者多，反是则传者少；小邦弱国，偶逢文学之士，录而传之，亦有行于世者，否则失传耳。”（《读风偶识》）其意盖以《诗经》之流传，为有人爱好诵习之故，并没有什么人去删定。但以上诸说，都有可疑之处。古诗三千余首之说，原不足信，但古代之诗不止《诗经》中的三百，则为显然的事实。在《国语》《礼记》《左传》《论语》诸书中，我们曾看到好几首零片的逸诗，故古诗不过三百之说全不足信；郑樵以300篇俱是有谱可歌的诗，也不足信（上面已提过）；崔述之说，理由甚足；但口头流传的东西，绝不能久远，如无一个删选编定的有力的人出来，则《诗经》中的诗绝难完整地流传至汉。（如当时没有一个编定者，恐《诗经》的诗，至汉时至多不过存十分之一。观古诗除《诗经》中之诗外，流传下来的极少，即可知。）这有力的删选编定者是谁呢？当然以是“孔子”的一说为最可靠，因为如非孔子，则绝无吸取大多数的传习者以传诵这一种编定本的《诗经》的威权。大约在辗转传习之时，其次序必有被窜乱的，也必有几篇诗歌被逸散了。如《六笙诗》，恐就是有其题名而逸其辞的，并不是什么“有其义而亡其辞”，也不是郑樵所猜度的什么本是“有谱无辞”。

    古代的诗歌，流传到现在的虽仅有《诗经》中的305篇（此外所存的极少），然在《诗经》中的这305篇诗歌，却有好些首是重复的，因地域的歧异，与应用之时不同，而一诗被演变为二、为三的。有一部分的诗，虽不能截然断定它们是由一诗而演变的，但至少却可以看出它们的一部分的诗意或辞句的相同。现在且举几个例：

    在第一及第三组的这10首诗里，显然地可以看出每组里的几首诗，都是由一首诗演变出来的。这种演变的原因有二：

    一、因为地域的不同，使它们在辞句上不免有增减歧异之处，如现在流行的几种民歌《孟姜女》与《五更转》之类，各地所唱的词句便都有不同。（此种例太多，看近人所编的各省歌谣集便更可明了。）

    二、因为应用的所在不同，使它们的文字不免有繁衍雕饰的所在，如民间所用的这个歌是朴质的，贵族用的便增出了许多浮文美词了。（第一组的《樛木》《南山有台》及《采菽》即是一个好例。第二组的二首诗，则仅开始的辞句相同，这个例最多。）

    古诗的辞句，大概都是四言的，如《书经·皋陶谟》所载的舜与皋陶的赓歌：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帝舜）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皋陶）之类，即为一例。《诗经》也不能外此，其中大多数的诗都是四言的；间有三言的（如：“螽斯羽，诜诜兮。”），五言的（如：“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以及杂言的，但俱不甚多。所以我们可以说，《诗经》中的诗篇，四言是其正体。

    《诗经》在文学上给了我们以不少的抒情诗的瑰宝。同时，在中国的史学上，也有极高的价值，因为它把它的时代完完全全地再现于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可以看出那时代的生活、那时代的思想、那时代的政治状况以及那时代的人民最熟悉的植物、禽兽、鱼类、虫类（植物有70种左右，树木有30种左右，兽类有30种左右，鸟类有30种左右，鱼类有10种左右，虫类有20种左右），以及那时代的人民所用的乐器、兵器之类。这种极可靠的史料都是任何古书中所最不易得到的。

    《楚辞》

    《楚辞》虽没有《诗经》那样的普遍的威权，虽没有什么政治家或传道者拿它的文句为宣传或箴谏的工具，虽没有什么论文家引用它的文句，以为辩论的根据，如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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