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想大学时

    我在大学修习的诸多课程中，唯独“植物学”这门课怎么都过不了。原因在于这门课的学生每周都得花若干小时窝在实验室里用显微镜观察植物细胞，而我偏偏无法透过显微镜看到东西————我从未在显微镜下看到任何细胞。这使我的老师大为恼火。老师会在实验室里走来走去，为学生们在绘画复杂且————我是这么听说的————有趣的花朵细胞结构方面展现的进步而欣喜，可他一走到我这儿，就欣喜不起来了。我往往只是杵在原地。“我什么也没看到。”我会这么对他说。接下来，他便会甚有耐心地向我解释人人都可透过显微镜观察到细胞，但说到最后又不免大发雷霆，说我其实也能看见显微镜下的东西，只是装作看不到罢了。

    “不管怎么说，这种观察方式都有损于花的美感。”我以前总会这么告诉他。

    “这门课不是要探讨花有多美————”他则会如此告诉我，“我称之为‘花的构造’的东西才是我们要全心研究的对象。”

    “好吧……可我什么也没看到。”

    “再试一次。”

    我便把眼睛凑上显微镜，可依旧看不见任何东西，除了偶尔出现的某种形体不明的乳白色物质————显微镜没调好的话就会这样。我理当看见生动鲜明、始终处于规律的运动状态，并有着清晰轮廓的植物细胞。“我只看到很多牛奶状的东西。”我告诉他。他遂声称这是我没法调准显微镜的缘故。然后，他就会帮我————倒不如说是为他自己————重新调好显微镜。我再凑近一看，眼下却依旧是那牛奶状的物质。

    最后我申请了大家口中的“延期及格”，一年之后再从头来过。（我们必须修完一门生物学科的课程才能毕业。）那时教授刚度完假回来，人晒得跟颗浆果似的。他两眼炯炯有神，一副等不及再次为班上学子讲授植物细胞构造的样子。“我说呀……”我们在新学期的第一堂实验室观察课上碰面时，他便兴高采烈地对我说，“这回我们总该看到细胞了，对吧？”“是的，先生。”我答道。我左右两边和前面的学生都在观察细胞，甚至开始将观察到的细胞形态静静画在笔记本上。我呢，可想而知，还是什么也没看见。

    “让我们竭尽人类迄今掌握到的显微镜调整知识————”教授板起脸对我说，“再试一回。苍天为证，我绝对要调好透镜，让你看到植物的细胞，否则这辈子就不教书了。想我教了二十二年的植物学————”他倏地打住，因为他就跟莱昂内尔·巴里莫尔一样全身颤抖了起来。他是打从心底想压住自己的情绪；我们这一来一往已经让他元气大伤。

    他就跟莱昂内尔·巴里莫尔一样全身颤抖了起来。

    于是我们开始善用人类迄今掌握到的显微镜调整知识，而且每每校正完就试上一回。有那么一次，我看到的终于不是一团乌漆抹黑或那熟悉的乳白色混浊物质，而是一堆色彩缤纷的斑斑点点。我感到又惊又喜，也赶忙动手描绘那堆斑斑点点。老师注意到我的举动后，便自邻桌走了回来。他笑逐颜开，眉宇间泛着殷殷的期盼，不过，他看了我画的植物细胞图之后，便质问我：“这是什么？”从那声音听起来，他好像快尖叫了。

    “我看到的东西。”我说。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他放声尖叫，情绪瞬间失控，接着就弯下腰、眯起眼凑上那台显微镜，再猛地把头一抬。“那是你的眼睛！”他大喊，“你调整过的镜片反光了！你画的是你自己的眼睛！”

    经济学是另一门我不喜欢，但终究能勉强过关的课。我植物学下了课就直接去上经济学，不过这种安排对我在这两门课的理解上可说是毫无助益。我常常会把这两堂课搞混，但若和那位直接从物理实验室赶来上经济学的同学相比，我这搞混的程度恐怕也只是小巫见大巫。这位同学名叫博伦虬茨威克兹，是我们橄榄球校队的阻截球员。当时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橄榄球校队在全国可具有数一数二的实力，而博伦虬茨威克兹就是这队上最耀眼的球星之一。为了取得出赛资格，他势必得努力跟上学业，可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这人固然不比牛笨，却也没聪明到哪儿去。

    他的教授们大多对他十分宽厚，也从不吝于多拉他几把。这么一群教授中，我们的经济学教授会在博伦虬茨威克兹回答问题时给予最多的提示，或向他丢出最简单易答的问题。这位教授叫巴苏姆，是个性格腼腆的瘦子。那天，教授讲到运输与物流的时候，恰巧又轮到博伦虬茨威克兹回答问题了。“请举出一种运输工具。” 教授对他说。这位魁梧的阻截球员眼神一片茫然。“任何一种运输工具都行。”教授说，而博伦虬茨威克兹只是坐在位子上盯着他瞧。“也就是说————”教授进一步补充，“能从甲地移动到乙地的任何媒介、工具或方式。”如今，博伦虬茨威克兹那样子就仿佛正被人一步步诱向陷阱的表情。“看是靠蒸汽、用马拉，还是电力驱动的交通工具，任君选择。”老师说，“不妨想想我们长途旅行时，经常搭乘的那种陆上交通工具。”整间教室变得鸦雀无声，而大家就在这片静默之中不安地躁动着，包括博伦虬茨威克兹和巴苏姆先生。突然之间，巴苏姆先生以一种令人诧异的方式打破了这片静默。“噗————噗噗————”他刻意压低声音，脸则登时通红。他用哀求的眼神扫了全班一眼。我们当然和巴苏姆先生一样，都希望博伦虬茨威克兹能在这堂经济学的课上与全班齐头并进，毕竟跟伊利诺大学的那场比赛，亦是该赛季最艰巨、最重要的比赛，一个礼拜之后就要开打了。“嘟嘟、嘟、嘟呜呜呜————”有个嗓音低沉的学生叫了起来，然后全班都对博伦虬茨威克兹投以鼓励的目光。不知谁还学了火车头放出蒸汽的声音，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最后是巴苏姆先生自己为这场小小演出画下完美的休止符。“叮当、叮当————”他满怀期待地说。此刻的博伦虬茨威克兹瞪着地板努力思考着；他那粗眉深锁，一双大手搓呀搓的，脸也涨红了。

    “博伦虬茨威克兹先生，你今年是怎么来学校的？”教授问道，“嘁锵嘁锵锵、嘁锵嘁锵。”

    “我爸送我来的。”这名橄榄球队员说。

    博伦虬茨威克兹瞪着地板努力思考着。

    “靠的是？”巴苏姆问。

    “我有零用钱。”本校的阻截球员用低沉而粗哑的嗓音回答，显然有点难为情。

    “不、不。”巴苏姆说，“我是指运输工具。你是搭什么来的？”

    “火车。”博伦虬茨威克兹说。

    “非常正确。”教授说道，“接下来，纽金特先生，请你告诉大家……”

    假如植物学和经济学的课让我痛苦万分（痛苦的原因不尽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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