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耶尔和逻辑实证主义

    以“逻辑实证论者”闻名于世的英国哲学家艾耶尔（A．J．Ayer）逝世已经一年多了。他的逝世引起了国际哲学界的哀悼。英国哲学界赞誉艾耶尔在哲学中的地位仅次于罗素（B．Russell）。的确，艾耶尔一生对于分析经验论这一哲学传统的发展作了许多贡献，这是无可怀疑的。

    艾耶尔在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毕业之后，即由他的导师，英国哲学家赖尔（G．Ryle）介绍，前往维也纳，跟从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Schlick）进修。他在那里深得石里克的赏识，应邀参加了“石里克小组”讨论会，并成为维也纳学派成员之一。但他在维也纳的时间并不长，大概在1932——1933年间，即应母校之召，返牛津任教了。

    这段时间，正是维也纳学派最兴盛的时期，当时在“石里克小组”讨论会中，诸如证实原则，反形而上学，知识基础和真理问题，精神——身体问题，“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等等都是讨论的中心问题。艾耶尔除听石里克的课和参加讨论班之外，还和石里克、卡尔纳普有个人亲密的交往，这样的交往对于艾耶尔的思想发展来说是很有影响的。

    如艾耶尔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他返牛津之后，即计划以“剑桥的语言分析学派”（The Cambridge School of Linguistic Analysis）和维也纳学派“联盟”为基础，写一部关于“实证哲学”的书。他的《语言、真理和逻辑》一书就是他这个理想的实现。这本书于1936年出版之后，博得英国哲学界普遍的赞赏，但同时也受到不少尖锐的批评。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本书一直到50年后的今天，仍然在国际上拥有众多的读者，仍然是读者们所喜爱的书，这是现代哲学读物中很少见的。

    对此，英国哲学家斯特劳逊（P．Strawson）说得好：“《语言、真理和逻辑》这本书，是艾耶尔25岁时写的，但是至今仍然是本世纪一部著名的、被广泛阅读的好书。他从反偶像论观点出发，应用流畅的语言，把充满新鲜血液的逻辑实证论介绍到英国来，这使他的保守的前辈黯然失色，使有远见的学者得到深刻印象。艾耶尔这本书吸引了许多青年读者，并为他们所喜爱。”（《卫报周刊》，1989年7月9日）

    斯特劳逊称艾耶尔为“反偶像论者”，是十分恰当的。艾耶尔对任何哲学观点从不盲目接受，都有其自己的看法。虽然他的看法不能说有很高的创见性，但能表现其哲学风格。例如，以石里克提出的证实原则论点来说，他和卡尔纳普一样都持批评的态度。石里克说：“命题的意义是它的证实方法”，就是说，命题之有无意义，必须通过观察其为真为假来断定。至于形而上学命题之所以无认识意义，就因它原则上没有这样证实的可能性。卡尔纳普对此则说：“石里克对证实原则的说法和可证实性的要求过于简单化了，它们不仅给科学语言以狭隘的限制，而且所排除的不仅仅是形而上学句子，就连科学句子也包括在内了。我们对科学句子所能要求的，只能是“更多的检验”或“确认”（confirmation）而不是完全的证实（verification）。因为一切科学理论体系原则上都是带概率性的。（参见《试验性的意义》，1937，421——445）

    艾耶尔完全同意卡尔纳普对石里克的批评，但并不因之同意卡尔纳普以“检验代替证实”的观点，他认为石里克的证实原则的缺点，是忽视了证实原则的两层性：“强的证实”和“弱的证实”，而把它绝对化了。艾耶尔所谓“强的证实性”所要求的，就是一个命题之有无意义，取决于它能否直接通过观察断定其为真为假。“弱的证实性”所要求的，则是一个命题之为真为假，取决于和相关命题的“观察结果”是否有联系。艾耶尔采用了弱的证实性标准，并且宣称，我们应用它就能阐明形而上学的无意义性，因为任何形而上学的特征，就在于原则上排除和经验观察有任何联系：它们原则上是超验的。

    艾耶尔提出证实原则的两层性之后，即进一步宣扬其“新的证实方法”，即放弃“强的证实性原则”，而单纯以“弱的证实原则”作为检验命题真假的标准。但是，艾耶尔这个新的证实方法，在《语言、真理和逻辑》出版后不久，即遭到英国哲学家拉泽劳维茨（Lazerowilz）尖锐而中肯的批评。他说：“如果‘强的证实原则’在原则上无其实际应用的可能性，那么，艾耶尔就不能给‘弱的证实原则’以应有的意义。因为‘弱的证实原则’是凭借‘强的证实原则’来设定的、来阐明的。”（《精神》，1936）

    至于艾耶尔的弱的证实理论从逻辑方面而言，更是被驳得体无完肤。对此，艾耶尔自己坦白地说：“到如今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关于检验的形式理论，能给证实原则以满意的阐明。在《语言、真理和逻辑》第二版中，我作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但是这个尝试被丘奇（A．Church）的水雷粉碎了。”（伽多尔编：《合理性与科学》，p．50，1982）

    反形而上学问题是传统的实证论和逻辑实证论的中心问题。艾耶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但是，从他论述石里克和马赫的关系这点来说，就有点美中不足。艾耶尔曾经提出石里克在他的《普通认识论》第二版之后（1925）即认为科学的基本命题是“观察命题”，这和马赫的科学观是一致的。我深信石里克的思想方法在某些方面和马赫确有其相似之处，但从他们科学基本观点来说，则是对立的。石里克强调说，马赫所谓“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是错误的。因为关于我的感觉的命题和关于外在世界的命题，是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命题。如果我们把物体溶化在“自我”之中，并否定“非我”之独立存在，那么无疑地就会走向唯心论的形而上学。

    艾耶尔在“证实原则”理论方向，深受卡尔纳普的影响，他的“强的证实原则”和“弱的证实原则”是从卡尔纳普的“直接检验”和“间接检验”那里套来的。然而在其他理论方面，他们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例如，卡尔纳普提出了“哲学命题是句法命题”，而形而上学命题则是“假的客体命题”（pseudo-objective-statement），并且认为形而上学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应用语言时，没有区分“实质方式”和“形式方式”的缘故。艾耶尔对此不以为然，他既否定“哲学命题是句法命题”，也否定通过那两种说话方式的区分，就能取消形而上学。他认为，“使句法学行使语义学的职务”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我们不仅能构成“冒充句法句子”的形而上学句子，同时也能构成“冒充客体句子”的非形而上学句子。关于这个问题，根据卡尔纳普的两种说话方式的区分是无法作出判断的。

    当然，艾耶尔并不否定这两种语言的说话模型有其可取之处，即它们指示我们，哲学命题仅是一种“伪装的关于语言的命题”。艾耶尔认为其错误之处就是卡尔纳普认为它们是句法的命题。因为判断一种命题的意义，不仅是它的形式结构和语言体系，重要的是它的用途。但是我们在卡尔纳普关于两种说话模型的例子中，就找不到“语言用途的痕迹”。因此，艾耶尔宣称卡尔纳普“实际上非法地将语意学偷运到句法学中去了”。

    艾耶尔的“取消形而上学”在理论上深受维也纳学派的影响，但对形而上学的价值观方面，则有其独立的见解。石里克说：“形而上学是生活，不是知识；是概念的诗歌，不是理论的系统。”对此，艾耶尔则说，把形而上学和文学等同看待，无非说它们都在那里“胡说”（talk nonsense），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见解。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之下，文学家和诗人的作品确有其实际的意义，所不同的，是它们和科学家的工作目标不同。就以形而上学家来说，他们并不想“胡说”，他之所以有此结果，是由于他们被语言的逻辑语法所蒙蔽。然而这种错误，我们是不能应用到文学家或诗人身上去的。

    在石里克小组讨论会中，当时讨论最热闹的，还有“知识基础”问题，以及因而引起的“真理符合论”（theory of correspondence）和“真理贯融论”（theory of coherence）的问题。所谓“知识基础”问题，简言之，就是科学既然是在观察命题基础上构成的知识理论系统，那么那种基本观察命题本身是否再需要继续观察检验呢？对此，石里克持否定的态度。他肯定科学中和日常生活中有一种命题，它既不需要继续检验，也不能继续检验，石里克名之为确证命题（af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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