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沙利?路易?孟德斯鸠

财富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的正确的结论。他只是把生产看作影响社会生活的许多因素之一。孟德斯鸠认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是人体的生理现象所派生的。这就是说，他用生物学的观点 来说明社会过程。孟德斯鸠断言，产生社会的原因之一是每一个动物机体都有一种纯粹的生物本能和同种动物的接近。他把这种本能叫做人的第三条自然规律。

    孟德斯鸠用社会契约论的精神从第三条自然规律中引申出第四条规律，这条规律就是：人认识到必须建立社会和国家。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议论说，希望过社会生活是由于人们能够理智地进行思考和作出决定。

    孟德斯鸠关于在原始社会中没有私有制的天才猜测具有特别巨大的吸引力。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宣称：人们放弃了自然的独立性，在国家法的控制下生活，然后他们放弃了自然的财产公有制，在民事法的控制下生活。由此可见，他认为私有制是在历史发展的后期产生的。不过孟德斯鸠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唯心主义者，他从这个事实中做出了错误的结论。在他看来，私有制似乎是社会契约的产物，这就是说，是以法律规范为转移的。在他看来，似乎私有制是文明的最高表现。孟德斯鸠力图证明，即使承认公有财产比私有财产先进，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剥夺个人的财产，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他宣称，如果国家政权想要在私有土地上建造公共房屋或者修筑新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一定要充分考虑到私有者的利益，并且赔偿业主的损失。

    大家知道，孟德斯鸠崇拜私有财产权并不是特殊的情况。这种崇拜是革命以前那个时期大多数法国启蒙运动者所共有的。

    孟德斯鸠认为国家政权和私有制是社会“正常”生活的必要条件。他规定国家政权有三种基本形式。按照他的意见，这些形式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有益的社会职能。这三种形式是：共和制度、君主制度和专制制度。孟德斯鸠所理解的共和制度是指最高权力全部或部分操在人民手中的一种政体。他把君主制度说成是通过固定的法律来实现的寡头政权。至于专制制度，它是完全由一个人专横独断、藐视任何法律的一种国家制度。

    孟德斯鸠教导说，每一种国家制度都取决于一定的客观原因，如气候、土壤、领土的大小等等。孟德斯鸠就是用这些论点来驳斥基督教所谓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的著名论断。他论证说，一种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种政治制度在原则上是可能的。

    孟德斯鸠关于共和国的合理性并不比君主政体差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虽然他本人同情开明的君主政体，但是他在世界通史中发现许多事实证明共和制度比君主制度有一定的优越性。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驳斥了那些不重视共和政体的封建的历史编纂学者。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不仅以古希腊、古罗马或迦太基的历史为根据，并且指出，无论在意大利、西班牙或者德意志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都存在过共和政体。他把古希腊史看作是希腊居民逐渐摆脱君主制政权而获得解放的历史。孟德斯鸠总结说，只有在共和国中，希腊人民才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大大地发展了经济和文化事业。

    虽然孟德斯鸠反对通过革命来推翻法国的君主制度，但是他毕竟不能不承认革命斗争在古代世界中的作用。他不得不断定，古代的共和制度是通过同君主政体的拥护者进行无情斗争的道路才实现的。

    虽然孟德斯鸠本人并没有把这些原理推广运用于法国，甚至主张同国王政权妥协，但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却用另一种眼光对待他的言论。他们引证孟德斯鸠的著作论证法国必须建立共和制度。

    在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中包含着关于共和制度在经济上的优越性的卓越思想。孟德斯鸠公开宣称，公民平等促进居民的福利，而专制政体却使受压迫的人民大众贫穷困苦。在共和国中，国家的财富引起人口的增长。孟德斯鸠写道：

    “政府温和，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人口蕃衍，所有的共和国，即为经常的例证。其中尤其是瑞士与荷兰，如果从它们的土地性质考虑，可以说都属于欧洲最坏的地区，但是人口最为旺盛。”

    “最吸引外国人的，莫过于自由与富裕；富裕永远随自由而来；自由本身，为人所追求，而我们则为需要所引导到那些富裕的国度中去。”

    “在这样的地方，人口可以倍增。在这里，物产丰富，足供孩子们的需要，同时毫不减少对父亲们的供应。”

    “从公民间的平等，通常可以产生财产的平等，并且将富庶和生命带到政治机体的各部分，从而散播到全国。”

    “在那些屈服于专制政权之下的国家，情形就和这不同。那里君主、廷臣以及若干个别人士，占有全部财富，同时别的人却全体呻吟在极度贫困中。”

    “假若有人，生活并不舒适，而且自己觉得他生了儿女一定会比他更贫苦，他就不结婚了；或则他虽结婚，却怕有为数过多的儿女，他们可能把他的财产整个打乱，他们的生活处境，可能比他们父亲更为下降。” [13]

    孟德斯鸠的这些话打中了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的要害，那些人硬说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人民的贫困是由于他们繁殖过度引起的。孟德斯鸠早已懂得贫穷的原因根本不在这里。他弄不明白的只是这样一点，即无论在封建制度下或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劳动群众都不可能得到幸福。

    孟德斯鸠反对法国专制制度的思想斗争具有很大的意义。他在《波斯人信札》中发挥了一种思想：法国国王的那种残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反动政权，却胜过东方的苏丹和巴迪沙赫的暴政。孟德斯鸠深信，如果波斯人绝对服从他们的君主，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思索。法国人甚至使自己的思想也服从于国王政权。他们自觉地替专制者服务，这就是说，他们是国王的死心塌地的奴仆。但是，按照孟德斯鸠的意见，人民群众对待自己的君主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无论“好”君主和“坏”君主同样都是第三等级所不需要的。“即使有十个国王，一个接一个，先后互相杀死，人民只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对于他们生死，并不感觉任何区别，就像先后统治过人民的只是一些鬼魂。” [14]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议论说，法国国王是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他并不同西班牙国王一样拥有金矿，但是他比其他所有的国王更加富裕得多。因为他丧尽天良地剥削自己的臣民，进行掠夺其他民族的非正义战争，采取欺骗性的财政措施。他讽刺地写道，法国国王用同样的天才治理他的家庭和国家。他赏赐那些替法国服务的人，也赏赐那些最会向他拍马奉承的人，不过他认为后者比前者还要好些。

    如果说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援引古代和当代的具体历史事实并特例批评专制制度，那么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就力求从理论上揭露专制制度是腐败透顶的恶劣的制度，至于某个专制君主的个人品质的好坏则是不关重要的。他宣称，所有的专制国家都无所谓法律。这些国家同样也无所谓保障法律的制度。至高无上的君主总是把政权转托给阿谀者和坏蛋，这些人所想的不是祖国的幸福，而是个人如何发财致富。至于专制君主本人，则习惯于阿谀、奉承和愚昧无知，以致丧失一切高尚的品质，变成一个卑鄙无耻的、为兽欲所推动的人。孟德斯鸠宣称，在专制国家中，人的五官经常告诉他说，他就是一切，而其他的人则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形下，人自然会好吃懒做和愚昧无知。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证明说，专制制度是一种恐怖的制度，它所奉行的唯一政策就是对公民进行威胁。因此孟德斯鸠得出结论说专制制度是不巩固的。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5章第13节中拿专制政体同路易斯安纳的野蛮人的习惯相提并论。路易斯安纳的野蛮人想从树上摘下果子，竟把树干连根砍倒。专制政体的行为正好比自己砍倒支持它的统治的树干一样。

    孟德斯鸠把君主立宪制度或共和制度同封建专制制度对立起来。他像洛克一样发挥一种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妥协理论。孟德斯鸠深信，如果君主不干涉司法事务，立法机关只颁布法律，不管理国家，那么封建社会的一切主要等级都会满意，特别是资产阶级就不再是贵族的敌人了。和洛克一样，孟德斯鸠在这个问题上的理想是英国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这次革命的基础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政权之间的阶级妥协。孟德斯鸠幻想在法国实行同样的妥协。

    孟德斯鸠企图从原则上划分君主制度和专制制度，这也是一种保守的和妥协的看法。孟德斯鸠坚信，共和国中盛行的原则是德行，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而专制制度的特殊原则就是恐怖。马克思在《德法年鉴》的一篇通讯中尖锐地批评了孟德斯鸠的这种论法。马克思写道：“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 ；而孟德斯鸠认为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他完全错了。他竭力在君主政体、专制制度和暴政三者之间找区别，力图逃出困境；但是这一切都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说法，它们至多只能指出在同一原则下习惯上有所不同罢了。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 [15]

    孟德斯鸠保卫君主制原则的时候和卢梭不同，他是从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出发的。他自己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公开写道，如果没有少数特权分子，没有富商和大企业主，没有世袭贵族，就无法设想君主政体的存在。但是，即使孟德斯鸠有许多阶级局限性，在这个问题上毕竟比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高出万万倍。他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并且要求君主政权以应有的尊敬对待人民。孟德斯鸠断言，只要国家的重要职位被不受人民尊敬的大臣们所窃占，只要卑鄙的小人认为向国王效忠高于向自己的祖国效忠，君主制的原则就会瓦解。君主制度应当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最低限度的政治自由。君主没有权利使自己的臣民受到侮辱，没有权利破坏法律。如果君主把自己放在法律之上，他就要变成暴君。

    孟德斯鸠在叙述对政治自由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的时候指出，有些人所理解的自由，是指可以推翻他们曾授以暴政的那个人和有权选举他们应该服从的那些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们从孟德斯鸠的这些话里找到了推翻法国国王的暴政的思想基础。

    孟德斯鸠的国家学说是同他关于战争的学说密切相关的。在这里，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的主要功绩就在于他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虽然孟德斯鸠喜欢用生物学的观点说明历史，但是他同那些认为战争是一种“自然规律”的社会学者不同。在这方面，孟德斯鸠无疑要比霍布斯强。在孟德斯鸠看来，只是在有了国家的存在以后才产生了战争。战争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国家想征服另一些国家。在孟德斯鸠的著作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合理的思想，即战争的性质取决于各个交战国家存在着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他特别有力地揭露专制国家的侵略性，并且强调指出，敌视本国人民的专制者不可能用人道主义的精神对待别国的人民。

    孟德斯鸠生活和活动的年代正是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彼此进行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年代，这些战争带来了灾害，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由于非正义的封建战争，热中于国际贸易，亟亟于寻求自己商品的国外销售市场的资产阶级也受到了损失。所以，孟德斯鸠坚决地进行了保卫和平和争取民族合作的斗争。

    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详细地说明了各种战争的具体原因，并且表示出对那样一些战争的愤慨情绪：这些战争的目的在于掠夺别国的财富，霸占他人的领土，奴役被征服的民族等等。有时，君主们由于个人的争吵而开启战端。孟德斯鸠愤怒地宣称：如果这样，这些君主就应当处以死刑。他写道：“只有两类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一类是为了抗拒敌人的侵袭而进行的战争；另一类，为了援救被侵袭的同盟者。” [16]

    孟德斯鸠详细地谈到战胜者对战败者的态度。他公开地宣称，凡是杀害战败者或者把他们变为奴隶的人，自己最后也会落得一个失败的下场。孟德斯鸠根据历史经验指出，由于法国人粗暴地对待妇女，曾经几次被赶出意大利。他写道，被傲慢的胜利者所压迫的人民，不可能忍受他们恣意放纵和暴虐无耻的行为，不可能忍受他们的无穷的侮辱。孟德斯鸠证明了人民群众憎恨干涉者的爱国主义感情是一支能够创造奇迹的伟大力量。他具有关于爱好和平的“穴居者”的原始民族的有趣空想，这种民族尽管没有军事经验，却善于沉重地打击侵犯他们的掠夺者。“穴居者”的力量在于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于保卫自己的祖国和妻室不受残暴的敌人的侵害的坚强决心。孟德斯鸠把“穴居者”同掠夺者的战争称做善良和非正义之间的战争。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在保卫和平思想的时候，绝没有站到和平主义的道路上。这位伟大的法国启蒙运动者教导说，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民应当受到高度的赞扬。

    孟德斯鸠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非常重视军事技术问题。他称赞火药的发现，认为这是使人不受强盗们攻击的有力的防卫工具；同时他也指出，火药的使用本身也包藏着严重的危险。在发明火药以后，就不再有非正义和暴力攻克不下的防身洞了。因此必须设法不让火药落在罪犯手里。孟德斯鸠问道，如果人们发明出更加残酷的杀人工具，结果会怎样呢？这样的发明不会给人们造成不可弥补的灾难吗？他立刻声明说：“不然。这样万恶的发明一朝出现，它将迅速遭受人权的禁止，由于全国一致同意，这发明将被埋葬。” [17]

    这位十八世纪先进的法国思想家的这个声明在我们今天具有特别的意义。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着争取普遍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的斗争。资本主义各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不分民族属性和政治信念，正在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准备新战争的犯罪政策的斗争。对于从思想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说来，孟德斯鸠的进步观点，正如过去许多其他先进活动家的观点一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必须特别注意孟德斯鸠试图揭露形形色色的觊觎世界霸权的人。他特别谈到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的远征，并且指出，这些远征照例带有冒险的性质，因为它们违反了历史的客观规律。瑞典人对俄罗斯国家的进攻是特别轻率的，因为俄国的潜力比瑞典国王的力量大得不可比拟。孟德斯鸠否认查理的失败是由于偶然的情况。他肯定说：不是波尔塔瓦断送了查理，瑞典统帅必然要败亡，如果不在这里，就会在另一个地方。命运的偶然性可以改变，这不困难，但是不可能保证使自己避开事物的内在本性经常引起的事件。与其说卡尔的主要敌人是自然条件或时运不济，不如说是他自己。孟德斯鸠证明，人们不应当凭一时之念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而要使自己的活动符合事物的现状。

    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妨碍了孟德斯鸠正确地理解像“事物的本性”、“事物的现状”这样的概念。但是关于统帅们的活动不能改变历史事件的方向和进程的这一思想则是有卓著成果的，它严重地打击了社会学和历史编纂学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孟德斯鸠是那些硬说上帝创造历史的人的死敌，他也是那些认为国王或天才统帅的侵略活动可以决定社会生活的人的死敌。他对封建制度的教会辩护者和世俗辩护者也抱着同样的敌视态度。

    为了同封建思想体系进行斗争，孟德斯鸠非常注意文化问题。他的启蒙主义思想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孟德斯鸠把文化理解为人们的风尚、他们的家庭关系、他们对公民义务的履行以及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利用。孟德斯鸠断言，人们的风尚一方面决定于地理环境，另一方面依赖于现存的政治制度。在这两种场合下，他都驳斥了宗教的定命论。人们的风尚归根到底是从周围的自然界和社会环境中产生的。社会环境的概念在他那里等于政治制度的概念和占统治地位的法制概念。

    孟德斯鸠在断定风尚的区别决定于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区别时忽视了阶级的区别。不了解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是孟德斯鸠的社会学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在这方面，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远远落后于像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样一些企图揭示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学者；另一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像法国的梯也里、米涅和基佐这样一些企图根据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孟德斯鸠用政治原则的斗争代替了社会阶级的斗争。他宁愿说明贵族制度原则 的崩溃，而不是说明贵族制度的崩溃，他宁愿批判专制制度的思想 ，而不是批判专制制度。但是就是在这里，孟德斯鸠也不能不承认，在“思想”和“原则”的斗争后面隐藏着实在的社会力量的斗争。在指出民主制的原则不同于贵族政体的原则以后，他立即提出了问题：民主制的原则以人民为后盾，贵族政体的原则以一小撮奴役人民的人为后盾。

    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有一节叫做“贵族如何倾向于拥护王室”。这一节里面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思想：即王权可以得到贵族的支持；英国贵族和查理一世共同被埋葬在王室的废墟下。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虽然和所有的唯心主义者一样把支配社会的现实关系和阶级斗争归结为思想斗争，但是同时在若干场合下，他天才地猜测到生活本身必然产生出思想。他承认，在各种思想背后隐藏着特定等级的利益，把这种猜测运用于法国，孟德斯鸠理解到，这就是说无权的第三等级进行反对封建社会两个特权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斗争。

    在阐明社会风尚和习惯的时候，孟德斯鸠在个别地方把农民、手工业者和资产阶级同贵族对立起来。他表扬第三等级的代表对劳动的热爱，而批评世俗的和教会的封建主的寄生生活。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驳斥了这样一种武断：好像法国人是轻浮的、懒惰的人民，他们只想到吃喝玩乐。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法国人都在忠诚地和热情地劳动着。孟德斯鸠写道，法国人民生来就有工作热忱，没有劳动就不会有法国的文化、不会有法国的城市和乡村、不会有古代的建筑和手工工厂，没有劳动就不会有巴黎。

    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不可能揭露第三等级自身所固有的阶级对抗。他无法理解劳动人民和资本家之间、手工工厂的工人和厂主之间的根本区别。孟德斯鸠把普通法国人的劳动活动同商人和工业家的追求财富混为一谈。他深信，“这种发财的狂热，从这一社会阶层发展到另一阶层，从手艺工匠直到大人先生。” [18]

    孟德斯鸠衷心地相信，只有法国国王及其近臣才过着寄生的生活方式，只有他们才有无穷的财富。他完全承认罗马教皇本人和他的大主教们都是些寄生虫。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把封建贵族和教会贵族上层特权人物的寄生生活，把他们的风尚和习惯，批判得体无完肤。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再三再四地宣称，国王的部长和他们周围的人都是些极不道德的人，这些人所考虑的不是法国的幸福，而是卑鄙的低级趣味。孟德斯鸠用讽刺的口吻写道：“所谓大贵人，乃是一个能见到王上的人，他可以和大臣们说话，他有显贵的祖先，有债权与年俸。如果他能借此用忙碌的神气，或假装寻欢作乐，来掩饰闲散的生活，他就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19]

    孟德斯鸠悲痛地承认，盛行于封建社会上层的非道德主义对第三等级的代表也发生着有害的影响。他谈到工业家和银行家、商人和手工业者的道德堕落的情形。

    孟德斯鸠提议用什么方法同这一切罪恶作斗争呢？

    孟德斯鸠不敢从自己对封建文化的批评中直接作出革命的结论，就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精神将重点放到对年青一代的正当教育上。他认为自己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合理的道德。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拿人同植物来比较：如果植物得不到很好的照料，它绝不会顺利地生长。因此法国人需要能够同时成为教育学家和立法者的、灵巧的园丁。在《论法的精神》第7章第8节中，孟德斯鸠写道，最好的立法者不仅善于从共和国中除去不道德的行为，甚至能够把同不道德行为相近的东西也除掉。孟德斯鸠认为法国人的根本任务在于培养忠于自己，忠于家庭，而主要是忠于祖国的真诚正直和谦逊朴素的人。孟德斯鸠教导说，先进的、道德高尚的人都愿意使自己的祖国得到荣誉，同时“在各国，对于光荣的追求，和人民的自由同增，亦与之同减；光荣绝不是奴役的伴侣，这是可以立为格言的”。 [20]

    孟德斯鸠宣布了爱国主义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联系起来，同时他也反对唆使一些民族侵犯另一些民族的反动行为。孟德斯鸠指出中国人、印度人、非洲各个民族的功绩，对他们的评价并不低于对英国人、法国人和西欧其他国家的人民。孟德斯鸠教导说，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社会出身怎样，都应当受到重视和尊敬。

    孟德斯鸠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家之一。他的人道主义尽管有许多阶级局限性，却是一封反对主要把人看作剥削对象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起诉书。过着寄生生活的现代资产阶级对待劳动人民并不是采取仁慈的态度的。它的唯一的生活动力就是追逐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作为刚要建立政权的年轻阶级利益的代表，孟德斯鸠忠诚地相信他所保卫的是全体法国人民的利益。弗?依?列宁关于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写道：“法国1789年的问题是推翻专制制度和贵族的问题。资产阶级在当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上，相信它的利益同农民的利益协调一致，不担心自己统治的巩固性，而同农民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保证了革命的彻底胜利。” [21]

    在腐朽的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帝国主义者执行着反人民和反民族的政策。他们打着世界主义的旗帜，把民族主权的原则宣布为过时的东西。

    孟德斯鸠的社会学是他的社会政治纲领的理论导言，这个纲领主张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

    《论法的精神》的第15章是专门批评奴隶制度的，不过孟德斯鸠的奴隶制的概念也包括农奴制关系。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把民事奴隶制规定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生命财产的绝对统治；除了民事奴隶制以外，孟德斯鸠还谈到政治奴隶制，即公民在国家面前的无权地位。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反对奴隶制的言论就是反对封建农奴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的言论。

    孟德斯鸠断言，民事奴隶制按其本性是不道德的。它给整个社会造成损害，它不仅摧残奴隶，而且也不利于奴隶主。政治奴隶制剥夺人民基本的人权。孟德斯鸠反对允许欠债的人卖身为奴隶的罗马民法。孟德斯鸠从形式的法律观点出发，机智地指出：好像自由人可以卖身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出卖以支付为前提。但是既然被购买的奴隶连同自己的财产一起变成自己主人的所有物，那就是说，主人没有付出任何东西，奴隶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孟德斯鸠同样坚决地反对父亲有权把自己的子女出卖为奴隶。他宣称，如果一个人无权出卖自己，他就更加不能把自己的后代出卖为奴隶。

    保卫奴隶制和农奴制的人们是这样证明这些制度的“慈善”性质的：奴隶主或封建主有义务养活靠他为生的人们。孟德斯鸠批评这个论据，并且机智地宣称：如果这样，奴隶制或农奴制就只能适用于没有劳动力的人。但是，无论奴隶主和农奴主都只关心有劳动力的奴隶。由此可见，替奴隶制作辩护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孟德斯鸠驳斥那些从经济学的观点支持奴隶制关系和农奴制关系的谬论，这些谬论的根本内容是自由人绝不会去完成某些特别繁重的工作。孟德斯鸠引证历史，并且回忆只有奴隶或罪犯在矿山工作的时代。他宣称，在我们今天，自由的公民自愿在矿山工作，他们甚至热爱自己的职业。孟德斯鸠不仅表示了他对农奴制度的否定态度，而且也阐述了自己的、使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形式上平等的积极纲领。他把靠出卖自己劳动力给资本家以维持生活的自由人同奴隶和农奴对立起来。

    此外，孟德斯鸠提出另一个更加可信的理由来反对强迫劳动。他断言，没有哪一种繁重的工作不能用机器来代替。只要人操纵着完善的生产工具，全体人民就会得到愉快的、幸福的和富裕的生活。

    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孟德斯鸠没有根据这个论点作出激进的结论。他停留在一般的思想上面，这种思想是：技术和科学应当替历史的进步服务，并且帮助人类从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甚至在这个有限的意义上，孟德斯鸠的卓越思想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

    在《论法的精神》第19章第27节中，孟德斯鸠阐明了他认为是最完善的政治制度的各种基本原则。在自由的国家中，每一个公民应当具有自己的意志，应当是独立的人。全体公民都有权对法律的明文规定没有禁止的一切东西用口头或书面发表意见。大臣们必须在人民大会上报告自己的工作。这种国家的领导人物在对外关系上，要保持正直的态度和坦率的精神。人们都有信仰的自由。在这种国家里，任何宗教派别都是允许的。孟德斯鸠用一种比较谨慎的说法同意无神论者应得到合法的存在。教会要和国家分离，它不可能强迫命令，而力求通过说服进行活动。孟德斯鸠用资产阶级同贵族妥协的精神肯定说，贵族人士所继承的优点不仅要保存下来，而且还要巩固下去。但同时，贵族将比从前更加接近人民得多。孟德斯鸠在影射专制的法国的时候断言，在他所理想的国家里，治理国家的人们所喜欢的不会是阿谀谄媚和拍马奉承的人，而是老老实实和真正有用的助手。最后，孟德斯鸠宣称，在真正的国家里，人们尊敬公民不是因为他们有华而不实的才能和特性，而是由于他们的真正的品质，他所谓真正的品质是指财产和个人的特长。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的政治理想没有越出资本主义的范围，没有越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在思想上准备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孟德斯鸠的著作有助于彻底破坏封建旧制度的威信。孟德斯鸠的历史功绩使他有权在法国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中占据显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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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专门考察一下孟德斯鸠关于俄国的言论，就不可能充分地了解他的思想。孟德斯鸠同伏尔泰、狄德罗和其他许多法国启蒙派一样，对俄国人民和俄罗斯文化始终是特别同情的。因此，俄国的进步活动家们也高度地评价了孟德斯鸠的著作。孟德斯鸠同那些千方百计对俄国的一切大肆诬蔑的法国反动分子不同，他详细地研究了俄国的历史，广泛地考察了沙皇政府的经济政策，对于俄国人民的未来发表了极端乐观的见解。

    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通过一个捏造的、驻莫斯科的波斯使臣的口谈到俄国。沙皇俄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得到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的同情。他把俄国君主描写成自己臣民的生命财产的绝对主人。他写道：甚至是波斯的统治者，“众先知的全权大臣，众王之王，他以天为梯阶，而对权力的执行，情况并不比这更可怕。” [22]

    但是孟德斯鸠并没有把沙皇专制制度同俄国人民混为一谈。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强调指出，俄国人民在同瑞典人作战时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感情、坚忍顽强的精神，他们在失败的时候绝不垂头丧气，而且善于争取最后的胜利。

    孟德斯鸠赋予气候条件以巨大的意义，并且认为俄国寒冷的气候和广阔的幅员是产生沙皇专制制度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他同时指出，地理环境并不能防止俄国人同自己的君主们进行政治斗争。

    特别值得指出孟德斯鸠关于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和俄国经济向前发展的利益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论断。他说，俄国首先需要贸易，而稳固的贸易则必须有金钱交易。但是这些交易同禁止与外国建立金钱关系的专制法律发生冲突。孟德斯鸠感慨地说，俄国人民由两种人组成，一种人是农奴，他们实际上是奴隶，另一种人是教会人士和贵族人士，他们是俄国皇帝的政治奴隶。俄国最突出的现象是没有手工业者和商人，这就是说，没有第三等级。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通过一种谨慎而且婉转的说法，主张必须要根本改造俄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取消农奴制度，废除不公正的法律和鼓励第三等级的活动。他的俄国社会政治纲领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是同改革法国政治的纲领一致的。

    孟德斯鸠在谈到最重要的俄国历史事件的时候，特别仔细地分析了彼得大帝的活动，并且说明了彼得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他看来，彼得大帝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大胆的措施遭到了俄国最反动的社会力量的抵抗。

    孟德斯鸠宣称：“俄罗斯人绝不能离开国境，即使为了旅行。因此，由于本国的法律使他们与别的国家隔绝，所以他们保存了古旧的风俗习惯；尤其因为他们不信有其他风俗习惯之可能，所以对自己的风俗更坚持。”

    “然而当朝君主，却想要把一切都加以改变。关于胡须问题，他和国人曾经大起纠纷；教会与僧侣为了坚持他们的无知，进行斗争也不比别人少。”

    “这君主一意设法使工艺昌盛，并且不遗余力，欲令本国的荣誉，远扬于欧亚二洲；直到目前，那是一个被遗忘的国度，知道它的，几乎仅仅是它自己。”

    “君主心神不宁，并且经常坐立不安；他在他的辽阔的领域之内彷徨，到处留下他的天性严厉的烙印。”

    “他离别自己的国土，仿佛国内容不下他，而到欧洲去寻求别的行省，新的王国。” [23]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评述了彼得大帝颁布的一些法律，并且着重赞扬了在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看来或多或少可以改善农奴的地位的那些法律。他写道，彼得大帝下了一道目前仍在俄国执行的极端明智的命令：贵族向农民征收捐税，然后缴纳给沙皇。如果农民人数减少，他得照旧支付。如果农民的人数加多，贵族仍然只支付同样的数额。孟德斯鸠推论说，这样一来，就有一种经济利益使得农奴主不排挤他的农民。

    然而孟德斯鸠不是一味地赞扬彼得。他也批评彼得过分专制的表现，批评他在许多场合下忽视了人民的习惯和传统。他引证培里1717年在巴黎出版的《大俄罗斯的现状》一书来批评彼得的一项命令，这项命令规定，他的臣民只有在他们预先把两份以上的申诉书递给他的官吏以后，才能把申诉书呈交沙皇。孟德斯鸠说，从那时起，谁也不敢向俄国沙皇呈递申诉书。孟德斯鸠委婉地责备俄国沙皇不愿意同人民群众建立比较紧密的联盟。同时他力图证明，可能有一种民主主义的君主制度：它的基础是一切阶级和社会集团，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资产阶级在内。

    孟德斯鸠对俄国的友善态度、他所发挥的思想，在俄国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间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占统治地位的贵族思想体系的代表们，包括女皇叶卡捷琳娜第二在内，力图利用孟德斯鸠的不彻底性、他的君主主义思想，以进一步巩固农奴制国家。俄国人民的进步活动家，从拉吉舍夫、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到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则保卫了孟德斯鸠的先进的启蒙思想、他反对专制制度的英勇斗争以及他对教会经院哲学世界观的批评。在对待孟德斯鸠的著作遗产的态度问题上展开了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反动派想歪曲这位卓越的法国启蒙运动者进步活动的真正意义的企图遭受了破产。在俄国读者的心目中，孟德斯鸠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的天才揭发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是一个在社会学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篇章的杰出学者。

    孟德斯鸠的主要著作，早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就译成了俄文在俄国出版。比如《罗马盛衰原因论》是1769年译成俄文的。《波斯人信札》是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头一年在俄国出版的。至于孟德斯鸠的基本著作《论法的精神》，则于1809——1814年在俄国刊行。

    叶卡捷琳娜第二追求开明女皇的荣誉，因此保持着同像伏尔泰和狄德罗这样一些法国大思想家的通信往来。她大声地宣布自己是孟德斯鸠的崇拜者。1767年，叶卡捷琳娜第二向俄罗斯国家新法典起草委员会委员们发布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直接地援引孟德斯鸠的地理主义，特别是孟德斯鸠关于辽阔的幅员似乎宜于建立专制制度的主张。叶卡捷琳娜第二在《指示》中宣称，专制政权在俄国是完全自然的，因为“任何其他的政权在这样的国土上都无法动作，那些政权不仅有害，而且还直接使公民遭到惨重的损失”。同时，为了达到收买民心的目的，叶卡捷琳娜在自己的《指示》中叙述了孟德斯鸠关于支持工业和商业、关于宽容异教以及关于发展教育的积极的启蒙思想。

    非常明显：叶卡捷琳娜绝不会想实现反映在她的《指示》中的孟德斯鸠的进步思想。并且，她曾授意她的元老院颁布1767年9月24日的特别命令；这个命令甚至禁止沙皇官吏阅读《指示》，并以57份来限制它的流传。

    赫尔岑在1852年出版的名著《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中十分恰当地刻画出叶卡捷琳娜第二对待孟德斯鸠和其他启蒙运动者的态度。赫尔岑写道：“1789年以前，女皇的宝座得意洋洋地披上启蒙运动和哲学的庄丽的饰物。人们曾经用纸扎的农舍和彩色木板做的宫殿来哄骗叶卡捷琳娜第二，这是理所应得的……谁也不会像她一样善于用豪华的布景迷惑住观众。在爱尔米塔什，一片谈论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培卡里的声音。诸位，你们知道，实际情况完全相反。” [24]

    赫尔岑公开地谴责了叶卡捷琳娜第二对孟德斯鸠的阳奉阴违的态度。他懂得：要拥护孟德斯鸠就不能同时迫害拉吉舍夫和俄国人民其他先进的儿子。

    叶卡捷琳娜第二的拥护者之一波尔金比较忠诚、比较公正地对待孟德斯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肯定地评价了孟德斯鸠在社会发展中寻找客观规律性的意图。波尔金通过温和慎重的方式支持了孟德斯鸠和其他法国启蒙运动者的理性主义以及他们对经院哲学的蒙昧主义的否定态度。

    拉吉舍夫对孟德斯鸠的态度就不一样。他一开始就认为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是反对可恶的专制制度的斗士。拉吉舍夫在自己卓越的革命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引证了孟德斯鸠的言论。

    孟德斯鸠从普希金那里得到了真正的推崇。在自己未完成的关于维克多?雨果的论文中，他把孟德斯鸠和蒙台涅、伏尔泰、卢梭等人同等地看成是法国最好的作家，是机智而且优秀的法国人民的最光荣的代表。普希金深刻地研究了孟德斯鸠的著作，他特别赞赏《波斯人信札》和《论法的精神》。在《洛巴诺夫对外国和祖国民间文学的精神的见解》一文中，普希金称孟德斯鸠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在同一时期（1836年）所写的关于伏尔泰的论文中，普希金谈到这位天才的法国启蒙运动者时写道：“这位伟大作家的每一行字都将成为后世的珍品。” [25]

    十二月党人很好地理解了孟德斯鸠作为一个反对专制制度的斗士和杰出的社会学家的意义。除了卢梭、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的著作以外，伯斯特尔还研究了孟德斯鸠的著作《论法的精神》。

    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指出了孟德斯鸠的巨大的进步作用。在《自然研究通信》中，赫尔岑把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称做特别勇敢的书籍，并且拿它同好像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这样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著作相提并论。赫尔岑在自己的《日记》中谈到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时候写道：“十八世纪的哲学建立了多么巍峨的建筑物……” [26] 。

    革命民主主义者们对孟德斯鸠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们公正地驳斥了他的观点中的不彻底性，驳斥了他对君主制度的妥协态度。在《亨利?海涅》一文中，皮萨列夫尖锐地批评了孟德斯鸠和其他法国启蒙运动者所谓立法者万能的信条。

    皮萨列夫写道：“十八世纪先进的思想家们深信：好人政府能够在最短期间使任何人民跃升到最文明最幸福的阶段。他们认为，英明的立法者和黄金时代是好像原因和结果一样互相衔接的两个概念。人类的任务用最粗浅的说法来讲就是：推翻暴君，让贤人主持国务院，然后乐享太平。假使你想永远增进自己的幸福，那只要监督这些贤人不干蠢事和不耍狡猾。一旦发觉失职或作弊的行为，就马上撤换贤人的职务，用另一个正人君子来代替他，并且要深信，你的幸福是无法估量的。信仰宪法是万应灵药的那些人正是这样议论的，因为一切可能的立宪保证和平衡措施都只能归结为：把已经腐朽无能的贤人免职，并且遴选另一些贤人来继承他们的职位。” [27]

    同其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样，皮萨列夫也反对孟德斯鸠所谓“立宪保证”和资产阶级改革的信条；他深信，只有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斗争才能真正沉重地打击旧制度。

    1900年出版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的新译本。著名的俄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柯瓦列夫斯基替这个译本写了一篇洋洋大观的序言。从对孟德斯鸠观点的总的估价方面来看，柯瓦列夫斯基的研究还赶不上革命民主主义者们对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所作的评价。柯瓦列夫斯基在自己活动的初期阶段写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曾经得到马克思肯定的评价。但是后来，他就变成了一个平庸的自由主义者。列宁曾经称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敌人。在《论法的精神》一书新版序言中，柯瓦列夫斯基从孟德斯鸠社会学思想中阉割掉一切可以利用来进行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的东西。但是如果从材料方面着眼，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却有很大的用处。特别是其中引用了许多事实证明孟德斯鸠对于像伏尔泰、爱尔维修和狄德罗这样的活动家的影响。柯瓦列夫斯基关于孟德斯鸠影响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各派政治活动家的论断同样也是非常有用的。

    由此可见，在评价孟德斯鸠的社会学方面，革命民主主义者们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持的立场是截然相反的，而且客观真理完全落在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一边。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孟德斯鸠的社会学观点作了经典式的阐述。在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学说史》、《法兰西内战》中，在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以及在其他许多论著中，孟德斯鸠都被看成是一位杰出的启蒙运动者、一位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斗士。

    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们也再三指出了孟德斯鸠的观点的历史局限性。他们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替孟德斯鸠搽脂抹粉的做法，又反对缩小他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尽管孟德斯鸠有不少的缺点，他仍然是自己时代的进步思想家。正因为这样，抛弃人类思想史上一切进步东西的现代反动的资产阶级科学也抛弃了孟德斯鸠的启蒙主义思想。

    苏联人民怀着真诚的敬意对待孟德斯鸠的卓越的著作遗产。1936年，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在苏联重新再版以后，立即受到苏联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一版的孟德斯鸠著作选集收进了他的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即《论法的精神》、《罗马盛衰原因论》、《欣赏自然作品和艺术作品的经验》。这些著作全面地叙述了这位法国思想家的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观点。

    （王承植译）

    【注释】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页。

    [2] 参阅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65页。

    [4] 斯宾诺莎：《伦理学》，参看《斯宾诺莎著作选集》上卷，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22页。

    [5]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01页。

    [6]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93、196页。

    [7]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3页。

    [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8页。

    [9]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9页。

    [10]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3页。

    [11] 爱尔维修：《论人及其智力和教育》，苏联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193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55——356页。

    [12]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20——221页。

    [13]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0页。

    [14]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页。

    [16]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2页。

    [17]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1页。

    [18]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2页。

    [19]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页。

    [20]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页。

    [21] 列宁：《论革命的两条路线》，载《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5页。

    [22]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4页。

    [23]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6页。

    [24] 赫尔岑：《著作和通信全集》（莱姆克编辑）第6卷，彼得格勒1919年版，第455页。

    [25] 《普希金全集》第12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9年版，第75页。

    [26] 《赫尔岑全集》（30卷本）第2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版，第208页。

    [27] 皮萨列夫：《哲学和社会政治论文选集》，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9年版，第602——6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