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为拉拢王朝正统派也确实需要他，而没有王朝正统派的支持，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但我在当时对这一点却没有充分的认识）。然而，人们当时确信…… 【19】 在十分危急的时候，要办好什么事都是不可能的。

    在制宪议会作出决议的3天前，就发出进攻罗马的命令。这项消息开始传播。巴黎革命骚动。新议会在原众议院的会议厅开会。山岳派不久便采取好战的和非立宪 的态度，他们为在选举中意外获得成功而发疯，在罗马问题上找到良好的革命题目（原文如此）。它要求弹劾几位部长。我的处境十分困难：我不想对罗马问题的过去负责（我在入阁前就向巴罗言明这一点），但我又不想推掉这个问题。我以问题被夸张、情报错误和赖德律——洛兰在议会的讲台上发动进攻为由实行主动出击，猛烈地抨击了赖德律——洛兰。多数派对我狂热支持，我从今天起在多数派中建立了威信。虽然出现过一些不快，但我一直是最受多数派欢迎的内阁部长。

    坊间都在注意我们的行动。一种革命的行动显然在准备之中。来自各省的报告，巴黎警察的报告，这些报告都有些夸张。我从这种夸张中看到各省政府的真实情况之外的虚伪情况，最后还能依靠全面的认识作出比依靠虚伪而夸张的细节的了解更为准确的判断。尽管警察报告上来的危险极其大于我自己根据情况所作的判断，但我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而且我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陷入难以摆脱的不安。

    6月13日事件 【20】 。这一天的特点是：一年前是军队没有参谋部，而这次是参谋部没有军队。梯也尔的紧张；对造反和霍乱表示的恐怖。梯也尔躺在议会的议长圆椅子里，抚摸着自己的肚皮，在政府还没有提出要求的条件下怒气冲冲地下令在巴黎实施戒严。议会也有同样的焦急态度。我到内政部去拜访迪福尔，请他向议会提出这个要求。3点钟的时候，他来到议会。巴黎实行戒严。造反者溃散，几名领导人物被捕。我们实际上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专心从事自己的工作，只是从6月13日才开始。

    我对自己本身和对新工作的工作能力的几点自评 【21】 。我觉得自己做大事比做小事更能成功，负大责任比负小责任更坚定。地位和事业的重大，使我产生某种坚持力，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开始产生绝望的心理 【22】 。我还发现，政治工作的难度并不与它的重要性成正比，看起来难办的事情，而实际做起来并不困难。我愿意以一句名言自况，这句名言是：平时韬光养晦，而后一鸣惊人 【23】 。

    法国的国内问题，我在法国所遇到的问题，欧洲的情况，在废墟中再建起来的一切旧政权，在任何方面也没有建成合理而巩固的自由的二月革命，到处疯狂的革命家，法国的政治地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法国没有发生应有的作用，各国旧政权对法国保持警惕，仍然信奉与我们的新思想和新制度对立的原则。更有甚者，我们在保卫新思想和新制度方面永远不可能发挥主要作用，这项作用属于俄国了。这些政权的敌对党派，怪诞荒谬的革命者不可能进行支持，因为：1）人们不能相信他们能指导行动，不能以理喻人；2）他们的激情和过激行动很快就将使法国自垮。

    另一方面，也不能使法国对国外实施重大的举措。国外的所有重大运动，在国内的破坏中几乎肯定都存在机会。政府当前除了煽动群众的党，再也得不到其他党的支持，而且，力量的平衡变得对法国不利。总之，外交部长就是在可悲的背景和可悲的处境下处理国家的对外事务，而国家有影响力的思想不可能再有了，国家没有力量可以自负，因而它希望它的政府总以大声发言，但人民对政府却非常不满，政府则剑拔弩张地对付人民 【24】 。

    我过去一直是从远处旁观这一切的，而现在是亲临其境观察其详情的。这使我感到，我们过去在对外问题上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攻击是过火的。（尽管这个政府实际上没有廉耻和缺乏国民的感情，但它面临的困难也确实是巨大的。）

    我认为这个政府没有任何远大的企求，只等待事件的自然发展，努力使权力保持自由而稳健的性质；从不积极行动，而停留在尽量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在一切方面给人以讨好的印象，决不饶舌，但还坚持高傲的态度；只说法国应当说的话，也要对方只说他们应当说的话，如果对方不同意，也冒险做一两件使对方不满的事，而遭到对方反对，便退缩回来，不使对方因此而受辱。

    在这些普遍困难中的一个特殊纠纷产生于罗马问题 【25】 。因这个问题而产生国内困难；我立即决定使其他一切问题服从这个问题。

    欧洲给我造成的一些麻烦，而国内出现的麻烦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真想把煽动民众的党派打倒，使法律和政府恢复活力，我们就能同多数派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良好的理性关系（我所以说较长的一段时间，是因为多数派实际上希望时间更长一些，他们要在这个期间恢复地位、权力，真正回到王朝时期）。但是，这样做一开始就使我们的地位处于险境，何况6月13日以后，看到各党派的领袖们的令人讨厌的贪心，就不再为他们等待掌握政府和进行排他性统治而苦恼了。但他们也非常清楚，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但不会成为他们的手下人。由此产生一场小小的连续不断的明争暗斗 【26】 。不间断的阴谋，为使总统控制政府而作的不断努力。他们利用这种方法与总统合谋推翻共和国，而王朝正统派阻止这样做。

    王朝正统派不可能使他们完全喜欢，而迪福尔的粗暴而冷漠的做法又激怒他们 【27】 。我完全采取另一种方法，我认为我这样做很对。我在各方面都对他们想要满足自己的自尊心而显示影响的做法表示让步，同时我又执意保持自己的实权。在小事方面，以及关于人事问题，只要我能做到，我就做到使他们尽量满意。

    特别是我常请他们提意见，并仔细地聆听他们提出的意见；或到他们家里去交换意见，或经常请他们到我处来交谈。说来也真奇妙，我虽然在大事上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提议办，但却没有失去他们对我的好感，特别是与梯也尔的关系。在皮埃蒙特问题上，在匈牙利流亡者问题上，部分地在罗马问题上，我的做法都与他的想法完全相反，但却维持着良好的友谊。

    内阁的内部障碍与困难

    除了法卢，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是同道。他们之间信念一致，现实的情感一致，互相尊重。（而且，据昔日的一些内阁部长说，在过去的任何一届内阁中，都没见过这样的现象。）法卢是一个例外。法卢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主要代表教会，而不代表某一个政党。我知道，在我入阁之前他与巴罗之间有过一些争吵，但他对迪福尔和梯也尔有天生的反感，只是没有立即破坏内阁而已。迪福尔与法卢的关系 【28】 ，使他们难于在一起工作，只有我能担负起使双方互相爱慕和尊重的任务。我的努力。

    最后，所有困难中的最大困难是总统。我对总统的评价是：对他的支持者所要求的事情来说，他是最无能的人；从他赢得反对者对他的信赖来说，他是最有能力的高手，甚至那些为了利用他而提名他当总统但最后放弃提名他的人，也信赖他。我对他的基本看法，为了不让他去追求非法的未来，就要给他一个合法 的未来，因为屈就临时总统的职位绝不是他的所愿。我一再向我的内阁友人提出这个看法。我甚至当总统的面表述同样的看法。我经常对他说：“我不会帮助你推翻共和国，但我愿意帮助你在共和国获得稳定的最高位置。”我的做法很快就使我同他建立良好关系，除了法卢以外，我同他的关系比其他任何阁僚都好。但是，我又必须反对他作出的某些决定，因为他不断提出一些坏主意。但是，我以正当的理由反对他，并在事情有可能办理的时候以真诚的愿望 【29】 使他感到快乐。

    他的周围是一些骗子和坏蛋，据尚加尼埃说，这些人总是对内阁怀有极大的敌意，经常背叛多数派的领袖。他们心中的最大不满，是我们没有把所有的官位交给他们。

    总统的一些老朋友或在选举时结交的朋友。

    迪福尔当面顶撞他。帕西的不当态度和爱戏弄人的粗野。

    事实的进展。

    在内政方面，由于迪福尔态度生硬和录用多数派所反对的人，致使多数派内部反对我们的声浪高涨。他不可能使他们满意，但手段要在形式上 和次要问题上却采取让步的手段，以缓解他们的敌对情绪 【30】 。

    外交问题

    重读有关的文件之后，再专门叙述所有的外交问题 【31】 ，并以罗马问题结束。这个问题使内阁诞生，也使内阁垮了台。从头叙述到尾，直到我们退出这个事件的经纬，并附带一段简短的结束语。在结束语里，将告诉人们我们被推翻的情况，因为我们没有表现出活力，同时不仅对罗马，而且对整个意大利，我们都作了让步。

    如果我一开始不做这样长篇的叙述，而能够在叙述当中加上一些想法，比如把迪福尔与法卢的争吵加进去，也许会更自然和更有趣 【32】 。

    六

    1851年5月15日我与共和国总统的谈话（我从意大利回国后与他首次见面）

    5月13日，我接到总统府副官的便函，通知我总统要在后天1点接见我。我按时去了。寒暄之后，总统立即问我对政局的看法。

    我————请允许我对您直言不讳。

    总统————当然啦！

    我————那好吧！我认为局势恶化多了，对全世界、对法国、对您来说，都恶化多了。

    我们暂时各自想如何说下去。随后，我决定自己先说：

    “必须紧扣着问题说。既然你问到我，我就当面谈一谈局势。你有三种方法从现有的政体下摆脱出来：依靠议会，依靠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即行政权赋予你的力量。对于最后一种方法，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求助这种方法，你不仅要把国家推向巨大的灾难，而且会使你自己陷进真能使你灭顶的危险。

    “至于依靠议会的支持来摆脱现有的政体，则需要有使事情能够成功的时机。在目前条件下，我认为你应当放弃这个希望，也不要相信已经高喊要修改宪法的多数派会跟着你一起去按照你的利益破坏宪法。那些劝你以撤掉某些部长并改任其他人来使你达到这个目的的人，完全错了。”（我认为确实如此，并真诚地向他表示，我跟他谈话的目的不是求他赐予部长的位置。）

    他表示同意。

    “只剩下依靠人民的支持来摆脱现在的政体的办法了。据我的理解，这就是不顾宪法的规定而去再次竞选总统，于是政变的责任就由人民自身来负。这是最没有暴力、最不违法的解决办法。我还认为它是可能的。但要采取的行动与你的不同…… 【33】

    ……“（1）您的国内行政是令人讨厌的、挑拨性的和暴力的，是为某种野心和某种地方的怨恨服务的。所有的错误在福谢的领导下将会更加严重。这样的统治方式不仅使您不断地离开朋友，而且将中间色彩的人推向红色一边，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可能引起革命的选举。

    “（2）您的政府看来过于支持神职人员，投入到极端的天主教派和神甫的怀抱。这不仅对您是危险的，而且对宗教也是危险的，还会使一切中立派自愿地靠近红色一边。”

    谈话又从另一侧面转向5月31日法令 【34】 。我当时就说：“我认为这项法律是巨大的灾难，几近犯罪。它剥夺了我们在今天的社会还享有的唯一权利即普选的道义力量，但并没有消除普选所带来的危险。它把一大群民众推到我们面前，但这一群民众并没有享有权利 。”总统跟我一样，也敌视5月31日法令。他说：“但是，也不能否认这项法律产生了一些良好的效果。而我也不像福谢和巴罗什 【35】 那样认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要修改这项法律，但要在选举稍前进行。你认为我以600万张选票当选之后就喜欢仅以400万张选票就能使我当选的选举制度吗？”

    谈了45分钟后，我们就分别了。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谈话会如此诚恳；他向我致谢，并热情地约我常去他那里小坐。

    没有任何困难透过这个人的不动声色的面容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这样的谈话也不能不给你留下印象 。

    我的印象是：

    第一，他几乎 （不是完全）放弃通过议会来达到目的的想法。

    第二，还没有放弃独自发动政变的想法。

    第三，他相当欢迎他所说的人民通过选举进行的政变，认为这是最好的出路。但他不想采纳我提议的办法，而破坏5月31日法令的思想终于占了上风，但在最后时刻，又想向人民呼吁和打击议会。

    七

    修改宪法————1851年6月21日应我之邀来我家会晤中贝里耶与我的谈话。我们二人都是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我首先对他说：关于如何表达的问题，我们之间可以暂时放在一旁不管。你们没有做过关于修改宪法的宣传，而只参加过选举运动。他回答说：不错，您判断很对。我对他说：好吧，我们马上可以看到你们如何正确地工作了。我随即要对您说的是，我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不能抛开许多重要工作，特别是我已参与的工作，而只参加完全以拯救稳健党派为目的的策划活动。你们是主动使宪法的修改体现出共和主义的特点，从而使稳健的共和派有公正的理由赞成修改宪法，还是等着我们推动你们去完成这一任务，这要你们自己选择。他表示同意，但摆出一些他的党友的激情和偏见所造成的困难。我们用了一些时间讨论应当如何行动后，又就事情的实质问题，研究了应当采取的政策本身。

    下面是我就我准备留下记录的问题对他的谈话大意。

    我对他说：贝里耶，您应当知道，尽管我们站在一个位置上，但你们要独自负责，使我们一切都得跟着你们走。如果王朝正统派同那些想要反对总统的人联合起来，斗争还是可能发生的。您曾经有些不顾贵党的利益，把贵党引向相反的道路。从那以后，任何联合抵抗，我们都不可能了；我们也不能只同山岳派在一起。因此，我们受到挫折，随后你们也受到挫折。但结果怎么样了呢？我明白您的想法，您的想法显然是：您认为局势使总统的影响力加强是难以遏止的，有利于总统的动向也是阻止不了的。你们抗拒不了这个潮流，便冒险投入这个潮流使它更加激化，但你们、你们的朋友和不大同情总统的秩序党的一些反对者又希望斗到下届议会开会。你们认为，只有在议会里可以找到抵制总统的坚强支柱。于是，你们今天在抵制总统的过程中，就想在议会里保存一个可能反抗总统的人们的核心。反对现在拥护总统的潮流，可以使他失去民心而不能再次当选，但又将使社会主义政党和波拿巴主义者占便宜，而你们又不愿意看到他们任何一方取得胜利。这太好了！这项计划有其合情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一个主要困难。这就是说，如果选举能在明天举行，而且你们的策划能像12月选举那样立即创造出破纪录的成果，则我可以理解你们的计划，但我们离举行选举还有一年多。不管你们怎样努力，恐怕在来年春天以前也不能把选举的事情办成。你们认为受到你们帮助和促进的波拿巴主义运动从现在起到那时候能够停止不前吗？你们提出修改宪法的要求以后没有看到被政府的一切走狗操纵和没有受到我们的有力打击的舆论接二连三地提出各种要求，直到提出欲把我们引向公然支持总统的非法连任和干脆执行他的计划的要求吗？你们能往那里去吗？如果你们愿意这样，你们的党也愿意这样吗？你们不愿意这样。因此，你们到了必须停下来的时候，以便加固自己的地位，抵制国民与行政权结合起来的努力，也就是使一方失去民心，使另一方失去支持，或至少令政府在选举中采取你们所希望的中立态度。你们将会屈服，将会使你们所反对的力量无限增强。这就是一切。我在这里向你们预告：你们不是完完全全，以致最后在忍受总统加于你们的屈辱下走下去，就是在收获你们策划的所有成果的时候把成果丢尽，而对自己的人和国家承担起建立一个可能是由平庸之辈治理的，但由于局势的意外力量而被革命和我们的君主继承的政权的责任。

    贝里耶一言未发，呆若木鸡。应该分手的时间已到，我们彼此告辞。

    注　释

    【1】 　朱尔·拉斯泰里侯爵（1810——1883），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院议员，先后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右翼保守派代表。

    【2】 　皮埃尔·马涅（1806——1879），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院议员，1847年为副大臣，1851年又进入路易·拿破仑的内阁。

    【3】 　栏外旁注：这除了说明博蒙早些时候正式向我谈的事情外，还更说明在新内阁的根本思想上已在某些地方作了让步。

    【4】 　热拉尔伯爵（1773——1852），法国元帅，七月王朝时期的大臣（1830）和内阁秘书长（1834）。

    【5】 　艾蒂安·阿拉戈（1802——1892），法国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天文学家阿拉戈的弟弟。制宪议会代表。

    【6】 　莱昂·马尔维尔（1803——1879），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王朝左派的成员，先后被选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代表。第一届巴罗内阁的内政大臣，10天后辞职（1848年12月29日）。

    【7】 　让·夏尔·里韦（1800——1872），经过十余年的行政官生活后，1839年由科雷兹省选为众议院议员。1846年竞选罗讷省的制宪议会代表失败，1849年被选入国家行政法院。他是托克维尔的朋友。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退出政界，一直到第二帝国垮台没有复出。

    【8】 　费迪南·巴罗（1806——1883），律师，奥迪隆·巴罗的弟弟。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1848年12月10日选举后任总统的秘书长，后出任内政部长（1849年10月31日——1850年3月16日）。

    【9】 　德·蒙塔利韦（1801——1880），法国贵族院议员，在七月王朝期间多次出任大臣。

    【10】 　栏外旁注：从六月事件以后至我入阁（5月11日）期间。这一期间的事件，均与年鉴核实过。

    【11】 　栏外旁注：第二次演说是一个重要行动，使我要这样作的是舆论。我在演说中提出的理由，已经说过了。

    石婵娟1848年9月12日关于劳动权的演说，后来收在博蒙编的《托克维尔全集》，第9卷，第536页。而10月5日关于分权的演说，见10月6日的议会讨论公报。

    【12】 　栏外旁注：迪福尔比任何人都先被提名。尽管他是共和国成立之前最稳健的人，并曾拒绝参加改革宴会运动。他与七月王朝的最后内阁没有任何合作，忠心支持共和国。具有民主主义的感情。他是主张立宪的人，真能与他的手下人维维安共事。

    【13】 　原稿如此，应为人名。

    【14】 　1848年10月，卡芬雅克将军任命托克维尔为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法国代表，会议的一方为法国和英国，另一方为奥地利和皮埃蒙特，以调节后两者之间的纠纷。这次会议没有开成。路易·拿破仑当选共和国总统后，托克维尔便于1848年12月10日提出辞呈。

    【15】 　《商业报》，一份报道政治、商业和文学进展的日报（1837——1848）。我们从托克维尔致雷夫的信（1844年7月7日）中得知，《商业报》的所有者曾要求托克维尔对该报的编辑宗旨给予庇护性支持，托克维尔认为这是在报刊上发表反对派所持观点的机会，特别是不让梯也尔“垄断所有的报刊”，而同意了这项要求。见梅耶编：《托克维尔全集》，第6卷，载《英国通信》，第1卷，第75页。还可见勒迪耶的前引书，第148页和151页。

    【16】 　德塞萨尔是卡昂上诉法院法官，芒什省的制宪议会代表。

    【17】 　栏外旁注：从迪福尔加入卡芬雅克内阁到12月10日选举这段时期，还要参阅博蒙这一时期的来信。

    【18】 　栏外旁注：这一篇到此结束。我同时告诉读者：在读完这封来信后，我几乎是立即出发了。

    石婵娟1849年5月21日，里韦写信给托克维尔劝他回国。里韦十分悲观地描述立法议会选举后法国的政治局势后，接着写道：

    石婵娟“在局势发展到危险的地步，被恐怖驱使的思想继续控制着人们的头脑，反映在失落的社会的方方面面；被这种思想推上暴力道路的人们，千方百计地梦想没有理性的举动，幸亏他们为此还没有建立一支坚强而有力的军队。最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希望能够拯救国家，并在这时坚毅地把国家从迷途中领出，走上理性和宪法的道路。我在这样做的人们当中，只看到迪福尔是最坚定的和最勇敢的。他在巴黎的成功，使他的努力得到公正的评价。虽然人们只是刚刚看到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但还是要这样认为的。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事情做得对国家有利。我实在感动极了，我采取坚决的态度已经有3天了。他面对肯定到手的权力既未表示虚伪的谦虚，又未表示徒劳的追求。我们8个人在我家围着一张桌子坐着，只缺你这位大人物！这8个人中，有两个人，即弗雷龙和朗瑞内，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他们是选举现场上的拼命英雄。一位新参加的，是贝多将军。我们的谈话十分严肃，就像面临敌人的围攻，但产生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每个人像是接受任务似的，受到迪福尔的决心和意志的鼓舞，完全理解自己负有应当执行的重大任务。我认为，这里在议会即将召开的会议期间，不会发生某种灾难性的动乱；而我以坚定的和爱国主义的精神面对的新任务，只是设法安抚民众的情绪，使他们产生某些希望，挫败无政府主义者的计划。”

    石婵娟（托克维尔档案）

    【19】 　在这里，原稿缺一页，没有找到。

    【20】 　栏外旁注：总统这天的态度是冷静而坚定的。

    【21】 　栏外旁注：我在与总统、党派领袖、议会往来时的观点，我在与欧洲往来和处理欧洲事务时的观点。

    【22】 　栏外旁注：为什么？要加以研究，值得注意的心理学研究。

    【23】 　栏外旁注：我还发现，我自己一个人独处比在群众当中更容易宽宏、仁慈和专心。

    【24】 　栏外旁注：只想指挥而不想实际作战，摆出一副自我尊大和爱好和平的样子。

    【25】 　栏外旁注：我与有关国家的宫廷及其大使交换意见。我对此十分清楚。语言清楚简洁，而无豪言壮语，但这是一个决心使自己所要求的稳妥事情成功的人的话语。

    【26】 　栏外旁注：对尚加尼埃的人身攻击。

    【27】 　栏外旁注：他的做法的实例。他与卡斯特拉内的会见。他为内阁首脑，表现出最怕被支配的样子。什么也不允许朋友干，总是听部下的话。

    【28】 　栏外旁注：昂热的行政长官问题。

    【29】 　栏外旁注：总统是绅士，他与我的主要联系渠道。在任用博蒙时他向我提议的简捷方式。我对他能够这样做而高兴。为什么？

    【30】 　栏外旁注：我认为是最大的敌对情绪。

    【31】 　栏外旁注：瑞士问题、皮埃蒙特问题、匈牙利逃亡者问题、罗马问题。罗马问题的全部历史，放在最末一章叙述。

    【32】 　栏外旁注：一些可以自立一项的轶事，比如，我对诺曼比爵士的态度、向俄国派遣拉莫里西埃、侵犯通信秘密等，我不知道放在何处叙述为好。私拆信件这种卑鄙手段是无用的。密探。总统的反对派害了自己。

    【33】 　在这里原稿缺一页，没有找到。

    【34】 　1850年5月31日选举法。这项法律歪曲了普选制度，它规定的选民资格是：在当地居住3年以上，有证据证明是当地的纳税人。因此，这样的选举资格规定，使工人占多数的300万选民失去了选举资格。

    【35】 　朱尔·巴罗什（1802——1870），福谢内阁（1851年4月10日——10月14日）的外交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