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拒绝两国皇帝的要求（不，应该说是命令）的同时，还给沙皇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他不愿意同沙皇讨论因对条约的解释不同而产生的权利问题，而是向他致以友谊的问候，祝他幸福安康，希望他相信土耳其政府不会采取使他在世界上丢脸的措施。另外，苏丹又重申他本人将把流亡者置于不能为害的状态。阿卜杜勒·梅迪德派他国内最有能力和最贤明的人之一的福阿德·埃芬迪 【104】 带着这封信亲赴圣彼得堡。也向维也纳写了这样一封信，但这封信是通过土耳其驻奥地利的大使交给奥地利皇帝的，这种一看就明白的小小差异，表明在请求两国皇帝的同意方面有轻有重。这些情报在9月末便到了我的手里。我首先考虑的是，要把这些情报转给英国。我同时给我国的驻英大使写了一封私人信件 【105】 ，我在信中对他说：

    “对这个问题比我们还关心，而又不会置身于这个问题可能产生的纠纷之中的英国将要采取的行动，当然将对我们具有巨大的影响。要使英国政府明确而断然地说出它要走到什么地步 。我一直没有忘记皮埃蒙特事件。如果英国想让我们把事情讲得明明白白，那它可以期待我们非常坚决。否则，我们可以搪塞。您要确实了解各类托雷党人对这些事件持有什么态度，这也特别重要。要知道，一个代议制政府，由于议会的支持变幻不定，执政党的支持并不总是十分安全的。”

    尽管局势严峻，但英国政府的大臣们当时因国会休会而四散在各地，要想召集他们开会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在这个世上唯一还由贵族统治的国家，大臣们大部分也是大地主，一般都是大贵族。他们这时都在自己的领地休养其疲于政务的身体。他们懒得离开领地。在这期间，英国的所有报刊，不分党派，都搞得热火朝天。它们怒斥俄奥两国皇帝，煽动舆论支持土耳其人。受这种热浪冲击的英国政府，立即决定了自己的方针。它宣称，问题不只关系到苏丹 【106】 ，而且关系到英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107】 。于是，英国政府决定：一、派使者去俄国和奥地利；二、令地中海舰队开赴达达尼尔海峡，以增强苏丹的信心，必要时保卫君士坦丁堡。英国政府要求我们采取同样的行动和与它共同行动。当天晚上，它就下达了出动英国舰队的命令。

    得到这些最后决定的消息，给我带来很大困惑 【108】 ，但我立即感到必须承认我国大使采取的勇敢行动，支持土耳其苏丹 【109】 ；而至于动武的做法，我并不认为动用武力是明智之策。英国人约我们与他们一起行动，但我们的立场同他们的完全不同。使用武力保卫苏丹，英国是拿它的舰队冒险，而我们则是拿自己的生存冒险。在这样的非常局势下，英国的大臣们可以指望他们将得到国会和国民的支持，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问题发展到战争，则很可能被议会，甚至全国人民所抛弃，国内的贫困和危机这时会成为超过其他一切的现实问题。我还认为，这时进行强制不但无助于我们实现自己的任务，反而会发生破坏作用。要知道，问题在于俄国（我认为奥地利对俄国只起帮凶作用），如果它要突然提出占领土耳其后分割东方的问题（我实在难以想象它会提出这个问题），则我们派遣舰队也阻止不了这个危机；如果它只是表现得很凶，而实际上是发泄它对波兰人的愤恨，我们不但难以依靠舰队阻止沙皇，反而会因为他感到发泄不满时失去面子，而使危机更加严重。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参加内阁会议的，但我在会议上立即得知，总统已经发出出动舰队的命令，而且像他在命令中所说的，舰队已经出发了。总统的这个决心是受英国大使诺曼比 【110】 勋爵的影响而作出的。这位有18世纪风度的英国外交官深受路易·拿破仑的信赖，同路易·拿破仑的情妇霍华德 【111】 小姐一起生活，甚至叫他的夫人来陪伴他们。正确地说，路易·拿破仑的这个情妇应该是他最宠爱的情妇，因为他同时拥有好几个情妇。我的大部分同僚同路易·拿破仑一样，也认为我们应当答应英国急速共同行动，派我国的舰队去达达尼尔海峡。

    由于不能推迟我认为不够成熟的这个方案，我提议至少在执行它之前 【112】 应当派人去询问一下法卢的意见。法卢当时由于操劳过度暂时离开巴黎，在乡下休养。朗瑞内承担了这项任务，到乡下去见了法卢，向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他回来向我们报告说，法卢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派舰队出征。于是，立即下达派舰队出征的命令。但是，法卢在这之前既未同多数派的领袖，又未同他的友人商量，甚至没有很好地考虑他的这种表态的后果。这种思考不周的活动，是他时常有的，因为在教育和生活习惯使他养成善于盘算，甚至耍两面手法之前，他的天性就已使他轻率而冒失了 【113】 。大概他在向朗瑞内表示意见之后，又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不同的建议，或自己作出与发表的意见完全不同的反思。因此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而又表达混乱的信 【114】 ，其中极力辩解他没有很好理解朗瑞内的意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谁都知道朗瑞内的言行是最清楚和最明了的），而且对问题又不许作含糊其辞的回答。他又回到他原来的观点，但努力推脱自己的责任。我立即写了如下的便函，对他作了回答：

    “亲爱的同僚！内阁的决定已经作出。现在，除了等待事件的发展之外，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而且，关于这个问题，全体阁僚都负同一的责任，这里没有个人的责任。我虽不同意所采取的措施，但措施既已通过，我就义无反顾地拥护。” 【115】

    在对法卢进行这样安慰的同时，我对自己的任务总是有极为不安和甚为困惑的感觉。我对维也纳的反应一点也不感到不安。但是，在行为上如此粗暴地、在言词上如此不容置疑地对待苏丹，并想对我们对其虚荣心的指责鲁莽地碰一碰的沙皇，想干什么呢？幸亏我在圣彼得堡和维也纳各有一位精干的外交官，他们可以使我对发生的事情心明眼亮。我命令他们 【116】 ：“要精心处理问题，要留意我们对手的自尊心而不使他们反对我们，要避免同英国的大使发生过于亲密和过于露骨的关系，因为他们的政府是你们所在国家的嫌恶对象，但你们要与英国的大使保持正常的良好关系。为了获得成功，要表示友谊，而不必畏缩。要真实地显示我们的立场，我们不要战争，我们厌恶战争。我们害怕战争，但我们不能让自己丢脸。土耳其政府要我们提建议时，我们不能劝他们做卑鄙可耻的事情。当土耳其政府表现出来的勇气，使我们认为可能带来灾难的时候，也不能拒绝他们要求的援助。因此，我们要准备好摆脱困难的手段。科苏特的生命值得发动全面战争吗？东方问题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不是出于列强的利益吗？不能找到一个不伤全世界名誉的折衷办法吗？人们最终希望什么呢？人们不想叫一些可恨的恶魔投降吗？这的确不值得引起重大的纷争。如果这是一个借口，而在这个问题的深处，事实上存在着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伸手的野心，就将决定着一场有人希望的全面战争，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些极端的和平主义者也不能不拿出剑来而听任君士坦丁堡陷落。”

    幸亏在这项训令到达圣彼得堡时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拉莫里西埃在没有接到训令前就采取了适当的行动。他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慎重而有理有节的行动，使不了解他的人感到惊讶，但我一点儿也不惊异。我知道他的性格是急躁的，但在所有的外交中最难处理的阿拉伯外交中培养起来的他的精神却是审慎、洗练甚至巧妙的。

    拉莫里西埃一从俄国的直接渠道听到纷争的消息 【117】 ，就迅速地、非常激动地表明了他对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事情的态度；他的语气虽然柔和，但不乏谴责的味道。他注意自己是正式的外交代表，避免采取威胁的语气。他既要同英国的大使步调一致，又要留意不陷入共同行动之中。当福阿德·埃芬迪带着阿卜杜勒·梅迪德的信来见他时，他秘密地转告说，他不能会见他，以免影响会谈的成功，但土耳其可以指望法国的援助。

    他得到土耳其苏丹派来的使者的极好协助，这位使者聪明机智，思维敏捷。尽管土耳其苏丹已要求法国和英国的支持，但福阿德·埃芬迪到达圣彼得堡后，并没有要求去会见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在他没有向沙皇表达他的自由意志之前，他拒绝会见任何人。他说，他的使命的成功全凭沙皇的一句话。

    沙皇看到他的威胁没有成功，事态没有按照他的预期发展，自然十分不快，但他能够克制自己，没有发作。尽管不久以前他顺便说过，“奥斯曼帝国已经死了，剩下来的事情只是安排出殡下葬了”，但他的内心深处还不想把东方问题明挑出来。

    以发动战争来迫使苏丹引渡投靠他的避难者和指责他违反国际法，是十分困难的。在这个问题上，沙皇得到本国人民的野蛮的激情的支持，但却受到整个文明世界的舆论的抨击。他已经知道英国和法国的反应。沙皇在还有时间对苏丹施压之前，就决定了让步。于是，这位大帝在他的臣民，甚至外国人的深为惊异之下退却了。他召见了福阿德·埃芬迪，撤回了他对苏丹提出的要求。奥地利紧跟其后，学习沙皇的做法。帕默斯顿勋爵的照会到达圣彼得堡时，整个事情就结束了。最好的结果是任何方面都没有意见，但在这个问题上，法国所要的只是成功，而英国的内阁，除了成功之外，还要好名声。为了激励国内的民心，得个好名声是必要的。英国大使布鲁姆菲尔德勋爵在沙皇的决定公布后次日，便前往会见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伯爵，虽受到冷淡接待 【118】 ，但还是向他宣读了帕默斯顿勋爵的照会。照会以谦恭的而非强硬的口气要求俄国不要强制苏丹引渡流亡者。————俄国回答说，它很难理解这项要求的目的和对象，这个问题好像得到解决，但它与英国没有任何关系。布鲁姆菲尔德勋爵问他事情已处理到什么地步。涅谢尔罗迭伯爵高傲地拒绝回答，而且什么理由也没有说。他说：“因为这样就要承认英国有权干涉与其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务的权利。”英国大使坚决要求把照会的副本留在涅谢尔罗迭的手里，他最初拒绝，后来很不情愿地留了下来，但他无精打采地说，要答复这个长得惊人的照会将要使人疲惫不堪，然后将英国大使打发走。这位大臣最后说：“法国已向我说了这件事。但它说得更早、更好。”

    在我们获悉这个危险的纠纷终于解决的时候，即在看到原来悬而未决的两个影响世界和平的重大外交问题：皮埃蒙特战争和匈牙利战争有幸解决之后，我们的内阁也就要垮台了。

    注　释

    【1】 　关于这“前一段时期”中间的活动，见本书《附录》所收的文章。

    【2】 　1849年4月末，托克维尔得到机会休养，携妻子到莱茵河对岸旅游。在法兰克福，他目睹了当地国民议会的垂死挣扎（见《附录》Ⅳ）。他不在国内期间，国内发生了两件他反对的事：向罗马出兵和选举立法议会。

    撒丁国王查理·阿尔贝于1849年3月23日在诺瓦拉的惨败，给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带来致命的打击，但也是这个半岛即将出现强烈的反抗的信号。人们焦急地看到已经占领波河谷地的奥地利人，即将进军罗马，推翻1849年2月9日宣布成立的共和国，迎接为躲避革命者的暴力而去那不勒斯王国境内的加埃塔避难的教皇庇护回罗马。但是，法国不能容忍奥地利人占领罗马，于是出兵干涉。1849年4月25日，一支法国小部队在乌迪诺将军的指挥下在奇维塔韦基亚登陆。这次远征的目的是什么呢？各派都以自己的观点为这一行动辩解。其中，一个含糊其辞的说法是：要赶走奥地利的占领军，成为这一严重纠纷的理由，并被各派所接受。但是，右派还是希望恢复教皇在这个国家的世俗权力，而左派则不愿意支持法兰西共和国对姊妹共和国的干涉。

    就在这时候，1849年5月13日举行了准备代替制宪议会的立法议会的选举。一年之间，局势就完全变了。曾是1848年4月的胜利者的右翼共和派，在1849年5月成了败北者。他们当选的代表还不到80人，极“左”的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获得出乎一切人意料的成功，共得150个席位。山岳派、天主教保守派和秩序党联合起来控制了普瓦提埃地区选举委员会，获得将近500个席位。

    在这次使保守派获得绝对优势的选举之后，乌迪诺将军的举措便清晰地表现他反对罗马的革命政府。最初在4月30日大败于罗马城下的法国，6月初又开始采取军事行动。6月3日，法国军队围攻罗马，激战1个月后，罗马于7月2日被占领。

    【3】 　不是因为我的观点

    【4】 　托克维尔的名字，同时出现在民主派和保守派两派的候选人名单上。他得票最多，在94500张票中得票82500张，总投票人数中有将近一半弃权，超过保守派的总投票人数。见Ch. H. 普达斯，前引书第31页。

    【5】 　有时我觉得，我见到的人心变化，比政治上发生的变化大得无限。

    【6】 　规律

    【7】 　莱昂·福舍（1803——1854），记者和经济学家，1846年当选为众议员，属于左翼中心。先后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在第一次巴罗内阁中先任公共工程部部长，后任内政部部长（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14日），在第二次巴罗内阁（1851年4月10日——10月14日）中留任内政部部长。

    【8】 　这个委员会是为支持秩序党竞选立法议会而由保守派集结王朝派和天主教派成立的联合委员会。

    【9】 　［他要求我们，不，应该说他恳求我们成为他的同僚。］：这句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10】 　这一切问题，使已经出现的实施细节产生困难。

    【11】 　在团队精神和军纪的压力下

    【12】 　注：选举在6月1日举行，托克维尔在597票中以336票当选。

    【13】 　阿尔弗雷德·德·法卢伯爵（1811——1886），1846年当选为正统派众议员。先后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巴罗的两次内阁的国民教育部长（1848年12月20日——1849年10月31日）。他以天主教的最热情捍卫者之一而著称，也是1850年的教育自由法的创案人。

    【14】 　在这下面，原稿里留出几行空白。下面引述的对话记录，是安德烈·雅尔丹从托克维尔的文件中发现的。

    1849年5月

    在我接受入阁的要求的前夜，我和里韦在与朋友们会餐时的对话记录。

    “要对梯也尔和莫莱关闭内阁的大门。否则将会遭到背叛。至于法卢，如对他开门，也会遭到背叛。”

    “对联合的一般看法和对我个人的看法，您有什么要说的？”

    “我认为联合是危险的，对你要接受的任务我很犹豫。对法卢和尚加尼埃，都要特别小心！至于外交问题，我认为所有的反对派都把目光投在这里。您干不了巴斯蒂德那样的工作。”

    “您觉得由帕西担任外交部长，而由我代替法卢现在的职务的组合如何？”

    “因为您觉得自己出任外交部长比帕西好，所以我不敢说什么。但是，他已经卷入现在的竞争热潮，而您还是局外人。”

    经安·雅尔丹查证，上述对话的“提问”部分为托克维尔的手笔，而“回答”部分是里韦的字迹。

    【15】 　气质

    【16】 　路易·约瑟夫·比费（1818——1898），律师，孚日省的制宪议会代表，后为立法议会的代表，在议会中支持右翼。第一次巴罗内阁的农商部长（1848年12月29日——1849年6月2日），在福舍内阁仍任农商部长（1851年4月10日——10月14日）。

    【17】 　使我认为他像一只慌慌张张跑回自己窝的母鸡，但发现窝里除了自己的小雏还有别人的小雏。结果不得不变相放弃，而实际上是接受 。

    【18】 　伊波利特·帕西（1793——1880），经济学家，众议员，七月王朝时期的大臣和贵族院议员。立法议会代表。

    吕利埃尔将军（1797——1862），先后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代表。

    特拉西（1781——1864），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先后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代表。

    关于拉克罗斯，见第71页注【101】。

    【19】 　1848年12月至1849年6月2日的内阁。

    【20】 　在栏外用铅笔写道：没有像他这样安心地沉湎于达观的幻想的人。

    【21】 　尼古拉·尚加尼埃（1793——1877），将军，在阿尔及利亚立过战功。塞纳省的制宪议会代表，后在立法议会连任。被卡芬雅克任命为国民自卫军和巴黎正规部队总司令，镇压1849年6月13日的起义。他的总司令职务在1851年1月9日被撤。

    【22】 　栏外旁注：在我描述法卢与迪福尔的争吵时，他或许就是完全如此。

    【23】 　而人心暧昧和多变的世界

    【24】 　对立关系

    【25】 　明智的人

    【26】 　都更令人不快

    【27】 　妓女

    【28】 　雇用

    【29】 　染上霍乱，死于1849年6月10日。

    【30】 　栏外旁注：我认为，他们的行动出自一时的冲动，而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在面临内战中他们停步了。

    【31】 　而今天，多数派则是狂怒。

    【32】 　栏外旁注：后来知道，这是各派领袖们昨天夜里准备的。

    【33】 　［至于我，我更喜欢他能有更英勇的表现。在我看来，他所有的缺欠在今天都成了长处。］：这段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34】 　即皮埃尔·勒鲁。

    【35】 　主要是出于愿望而不是出于思想观点参加造反的民众

    【36】 　那种也很简单的事情

    【37】 　以纯真的直率语言

    【38】 　栏外旁注：在这里，或许可以加一段前言，以说明我们的次要目的。

    【39】 　没有内阁其他部长的同意

    【40】 　［这个党派会造成许多麻烦］：这句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41】 　在原稿中，日期是空白的。

    【42】 　［这些成员之间仍然存在的联系纽带是看不见的。但非常紧密，以致我发现同这些在利害关系和观点方向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绅士达成协议，比同与我们的观点一致而利害关系又相似的资产阶级达成协议要容易百倍。在第一种场合，我与他们虽然意见有分歧，但我至少能够说我要说的话，并从本能上知道可以说什么和应当说什么。］：这段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43】 　蒙骗的人

    【44】 　图谋

    【45】 　真诚

    【46】 　不看他一眼，或者以一种责怪的斜视目光扫他一眼。

    【47】 　这位昂热省省长叫博尔第戎，1849年调到格列诺布尔，不久后被撤职。法在他的《一个保王党人的回忆录》（共2卷，巴黎，1888）中提出一个与此略有不同的法（第1卷第1章，第499页）。

    【48】 　［他曾担任卡芬雅克内阁的内政部长。有几个必须被免职的工作人员又被他录用或至少保留了原职。他的虚荣心使他保护了这些人，而这些人的诽谤者使他产生疑心，又足以使他下决心抵制这些诽谤者的叫骂，他也抵制了这些叫骂。他不久就使自己成了他们这些人攻击的目标，他们不敢在讲坛上同他斗，因为在讲坛上他是辩论的高手。但他们背地里在走廊的阴暗角落不断攻击他。而我不久也发现，一场攻击他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这段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49】 　独身生活

    【50】 　栏外旁注：这一段太长了，准备对这一段的后半部分另行处理。

    【51】 　异文 ：他年青时期勤奋努力，思想内向，几乎有点孤僻。尽管他后来学到如何理解群众的理智。但仍然是孤僻的、拘板的，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人。［他参加政治活动后，稍微改变了他的习惯。他不仅同各种阴谋活动离得远远的，而且不与政党接触。他勤于工作，但不愿意与人往来。他厌恶议会活动，害怕议会的讲坛，但这个讲坛是他发挥作用的唯一地方。他有自己的野心，但能被控制而且平平凡凡。他认为与其说是管理政治，不如说是控制政治。他40岁时，与一位长相并不漂亮但他喜欢的女人结婚（我认为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女人），这个女人是值得他敬重和爱恋的。这桩婚姻只是给他的孤僻带来新的形式。于是，他留在家里，不再孤独生活，但也时常离开家里。］带方括号部分被圈起来，预定删掉。

    【52】 　维克多·卡斯特拉内伯爵（1788——1862），复辟时期为旅长，七月王朝时期为少将和贵族，第二帝国时期为法国元帅和贵族院议员。

    【53】 　1848年7月1日，欧仁·布里索·瓦尔维尔出任办公室主任。

    【54】 　［但是，他们对于不是他们推举的和拒绝作他们的工具的部长们的工作表示不满。］：这段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55】 　最好只请他们做他的监护人

    【56】 　［他们在责任内阁旁边成立一个秘密内阁。］：这句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57】 　栏外旁注：绝对有必要着重指出，我们的担心因总统需要钱而更加有根据了。在做梦都想弄钱的激情的驱动下，他走上冒险的道路，而且这种激情也使他喜欢过舒适而物质享受丰富的生活。他想充实他的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

    【58】 　［但我认为，这不等于完全没有下文，因为我不久发现他有双重人格。第一个人格是他昔日的阴谋家、相信命运的梦想家的人格，认为命中注定他要成为法国的主人并因此再成为欧洲的主人。第二个人格是享乐主义的人格，这使他除了从容不迫地享受由现有的地位轻易得到的新的安乐生活之外，还不断梦想有朝一日高升。这两种人格在他身上轮流地交换，但每一次时间都不太长。］：这段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59】 　有必要说一说博蒙的逸事。他是我所说的急公好义的典型，也为我所作的叙述提供过证据。或许应当放弃这个主意。

    【60】 　这里关于博蒙的段落在书报检查时被删去。

    【61】 　法国军队进入罗马后，便着手回复罗马教廷的权力，但一开始便遇到困难。庇护九世不听人们一再向他提出的建议，不同意进行他在巴黎答应的自由主义改革。路易·拿破仑对于用法国部队去复辟意大利的反动政权的想法十分反感。这个对于担任外交部长的托克维尔来说十分重大而复杂的罗马问题，为路易·拿破仑接近议会中的保守派多数提供了机会。因此，路易·拿破仑也发现部长们不太顺从他的意志。最后，他要求内阁集体辞职。1849年10月31日，内阁向他提出辞呈。关于托克维尔与罗马问题，请参看：外交部图书馆的保守分子莫理斯·德格罗的《回忆录》中的《托克维尔及其与罗马问题》一节（1859——1959百年纪念丛书，巴黎，1960年）；A. B. 迪夫和M. 德格罗的《外国人占领下的罗马和教廷国》中的《致加利耶上校的信》（1849年7月——1850年3月），巴黎，Imp. Nat., 1950年；《托克维尔全集》第9卷中托克维尔与戈比诺的通信。关于内阁的倒台，可参看奥迪龙·巴罗的《遗著回忆录》第3卷。

    【62】 　现在，我回过头来，叙述这个问题中与我有关的部分。

    【63】 　能干的工作人员

    【64】 　就感到着急和混乱而困惑

    【65】 　我的精神的弱点不是羞怯而是自豪

    我的精神的弱点是羞怯之心大大少于自豪心。［我害怕平凡甚于毁灭。］：括号内的一句被圈起来，预定删掉。

    【66】 　［由于他们的野心或贪欲，自然要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这段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67】 　栏外旁注：我在这里需要声明，希望大家知道我并没有有系统地 请教他们，我只是采纳了一些我认为好的建议，但我以为有义务拒绝更多的在我看来是从党派利益出发或由懦弱的人提出的建议。例如，在1840年执行过蛮干政策，以后就只想按照自己的习惯执行政策的梯也尔先生，出于无限宽容精神对我说……（我去努力回想这句很能说明问题的话。）

    【68】 　在我向他说明事态的真实情况的细节时

    【69】 　维克多·菲亚兰·德·佩尔西尼（1808——1872），路易·拿破仑年轻时代的伙伴，1848年成为拿破仑派的最积极的成员之一。当选为立法议会的代表，曾暂时出使德意志（1849），1881年12月2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70】 　栏外旁注：对于德意志的整体情况，我在法兰克福旅游期间自然作了仔细观察。

    【71】 　夏尔·菲兰杰里（1786——1867），那不勒斯的将军，写过关于1848年和1849年西西里岛叛乱的著作。

    【72】 　无政府主义者

    【73】 　21日

    【74】 　人们把这个原则当做政治制度的基础，或用它装饰政治制度，但它总是存在于某个地方。

    【75】 　实际上不是

    【76】 　我们法国未能承担

    【77】 　［而且，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我们将被拖入一些道德原则的战争，为了避免征服，我们不得不腾出手来制服革命的狂暴。在两个极端的政党之间，既没有想要共同行动的伟大设想，又没有即时行动的伟大联盟。］：这段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78】 　下面的一长段，是托克维尔准备删去的，因为他写道，“这一大段，会破坏行文”：

    在对我所述的一切进行深思熟虑以后，我选定了两个行动准则。它们在我担任外长期间对我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我认为以后对负责指导我们现在的法国外交工作的人也将有很大作用。

    第一个行动准则是：毫无保留地与国外的革命党断绝关系，因为我们不能采用黎塞留的那种在法国打击新教而在德国帮助新教复兴的政策。但同时他又决定不能随便否定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和宽恕的诸项原则，鼓励恢复秩序，不激励旧政权时期的激情，而且他认为这种激情是不可能消灭的，因为在法国，当人们都在为革命而战斗的时候，作为人民的精神风貌特点的自由风气是不会消失的。当然，法国的自由风气本身不会使法国将来被人征服，因为只有放肆才能使共和政府失去人心，而自由风气至少会对共和政体有用，直到它可能使人们害怕共和政体之前会使共和政体受到尊重。

    第二个行动准则是：不做显然超出我们的能力的事，不做我们做不了的事，绝不逞强支持我们支持不了的事，绝不进行我们无力进行的威胁。一句话，保持好我们现在所能占据的地位，而不要指望将来。我们在世界中的现实地位不再让我们居于前排，但我们能够坚守在前排。在人们议论我们的地位时，我们也要不顾一切地坚持在前排。如果总统和议会认为我碍事，可以马上把我辞掉。我在初次接见外国大使时，我对他们说：“我不是职业外交家，我想向诸位说的，从头至尾都不离开主题。我知道，法国已不能再控制欧洲了，也不想预测欧洲未来会出现什么事件。因此，我们对欧洲没有任何企图。请大家记住，我们完全听任你们在我们国门以外的事务上自由行动，甚至不想在这方面有所动作以显示我们的重要性和我们要参加竞争。但对我们周围的邻国和与我们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我们有权施加不仅重大的而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绝不参与欧洲的其他部分以及一些公国、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问题。但在比利时、瑞士和皮埃蒙特，我警告你们不要进行任何与我们的意见不同和引起我们争执的活动。对于我们不仅根据有关的协定而且出于战争的需要而可行使我们的权力的国外土地，我们要冒一切风险加以保护。我不想掩盖，在这时候进行对外战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和十分危险的，而且会引起社会秩序大乱，使我们的财产和生活受到严重损失。但请你们注意，即使在我方才说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将走上战争的道路。你们至少应当相信，如果总统和议会不让我像现在这样走下去，我将辞职。”

    我对派往各国的我国外交官，总是以这样的话来叮嘱他们。

    【79】 　这个注里的第二段，曾被托克维尔删去，并说“至少对于读者来说，或许应当删去”。但在第一版时，又被编者加了进来。

    再也没有比这些革命家的行为更卑鄙的了。在暴乱开始的时候驱逐了或杀死了他们的长官的工兵，而见到普鲁士军队就逃跑了。带头闹事的人，不去指挥防卫战，只是互相指责和非难，并在掠夺公有财产和国家的钱财之后逃往瑞士去了。

    在斗争进行期间，我们坚持不让暴乱者从法国得到任何援助的方针。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渡过莱茵河，来到我国避难，但我们把他们解除武装监禁起来。正像可以不难预想的那样，胜利者马上实行了胜利后的暴行。被抓进监狱里的人大多数被处死，一切自由被无限期地禁止，刚刚重建的政府也被置于严格的监护之下。我不久发现，法国驻大公国的代表不仅不去制止这种暴行，而且认为那里发生的事情是好事。我立即致函对他说：“先生，我听说有许多人被军队处死，还有许多人被宣判死刑，我不理解这些事情为何没有引起你的注意，你为何不设法阻止，即使没有接到我的指示，你也可以加以阻止。我们应当在尽力不参与斗争的范围内协助平息暴乱。我们尤其希望，有我们协助的胜利，不要被法国一向谴责的和总是认为恶劣的、不策略的强暴行为所玷辱。有一个我们十分关心，而你或许不像我们这样关心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关于大公国的政治制度问题。请不要忘记，共和国政府的目的是帮助这个国家清除无政府状态，但又不助长它破坏自由。我们绝不能帮助它恢复违反自由的制度。立宪君主国需要我们在法国的周围建立或维持一批自由国家。共和政体更需要我们负起这项责任。政府要求在那里的每个外交官，必须忠实地按照我们的紧急需要与政府保持步调一致。请去晋见大公，让他理解法国的想法。绝不允许在邻近我们的边界建立一个由普鲁士控制的州，也不允许以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去代替独立的立宪的君主国。”

    不久以后，停止了屠杀和处决。大公声称他接受和决心维护立宪体制。这时，凡能做到的一切都做到了。［因为统治都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普鲁士人成了真正的主人。］：括号内的文字被圈起来，预定删掉。

    【80】 　［往往不了解对手的甚至自己的真实状况。］：这句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81】 　如果他曾经敢于

    【82】 　冯·普弗尔滕（1811——1880），巴伐利亚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

    【83】 　托克维尔注：1849年9月7日电报。

    【84】 　托克维尔注：1849年10月10日博蒙发自维也纳的个人书简。————1849年7月23日勒费布尔先生发自慕尼黑的电报。

    【85】 　在这个注里，还有第三段，后来被托克维尔删去。他写道：“我想删掉，或加注说明，因为它切断了我的思路。”在《回忆录》的第一版中，编者曾把删去的第三段加在注里。

    我一开始就曾预见，奥地利和普鲁士不久就将回到旧的道路上去，相继受到俄国的影响。我在方才叙述的事件发生之前很久，即7月24日发给我们的一位途经德意志的大使的训令中，就已提到这个预见。也像我发出的其他许多电报一样，这个训令是我亲笔写的。其内容如下：

    “我知道，这种折磨着整个欧洲旧社会的疾病是不可救药的，它的病征可能有所不同，但它的本质到处是一样的；欧洲的所有旧政权，都将或早或晚地受到政变或破坏的威胁。但我不愿意放弃下述想法：最近发生的事件不会使全欧洲的权威加强。在共同防卫的利益的压力下，在最近发生的事件的共同影响下，俄国并非不可能不愿意和不能协助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的和解，不愿意和不能使奥地利与普鲁士接近，而整个强大运动依然在推进以牺牲二流政府和公民的自由为条件的三个君主国在原则问题上的新同盟。请您根据这个观点来考察形势，并汇报考察的结果。”

    【86】 　托克维尔注：1849年7月4日致布瓦斯勒孔德的电报。

    栏外旁注：我认为需要注出电报的内容：

    “奥地利皇帝陛下政府给皮埃蒙特规定的各项条件，无疑是严酷的，但并没有威胁这个王国的领土完整和它的荣誉。这些条件既未剥夺王国应当保存的力量，又未剥夺它对欧洲的一般政局和特别是对意大利的政局应当发生的正当作用。奥地利要求它签署的协定，无疑使它感到不痛快，但它又不是灾难性的，而且在战争状态宣布结束以后，它就不会遇到因害怕而自然产生的一切问题了。

    “法国过去和现在都不遗余力地去促使这个问题得到和平解决。今后，法国将坚持主张奥地利政府进行它认为不仅符合皮埃蒙特的利益，而且有利于永远和容易保持全面和平的改革；法国还期望利用外交可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取得这样的结果，但它的期望不会超过这个范围。法国并不认为，把问题提出来，皮埃蒙特的利益得到保证，就万事大吉了。由于法国持有这种坚定而成熟的看法，所以它要毫不迟疑地向他们解释这一看法。要使他们默默地相信一些紧急的决定不会使他们上当受骗；要暗示他们，不要指望得不到法令支持的行动能通过命令而实行或直接推行。简而言之，不要这样做，不要自己作出担保，不要担保而后又不承认和不想承认。这就是一个政府能够单独实行的我认为是慎重而适中的工作方法。

    “先生，您可能记得，在我蒙总统先生的信任而出任此职时，共和国政府并没有受到这样的谴责。它除了自己准备实行的事情以外，什么也没有宣布；它除了自己决定的事情以外，什么也没有承诺。这样，它既可以自豪地事先宣布它不想做什么，又可以迅速而有力地执行它宣布要实行的事情。”

    “希望您向阿泽利奥先生详述这封电报的内容。”

    马西莫·塔帕雷利·阿泽利奥侯爵（1798——1866），皮埃蒙特王国1849年议会主席。

    【87】 　拉德茨基伯爵（1766——1858），奥地利的陆军元帅，在意大利的北部建立起奥地利的统治，在诺瓦拉战役中击败皮埃蒙特军队（1849年3月23日）。

    【88】 　托克维尔注：1849年7月25日致布瓦斯勒孔德的信。

    布瓦斯勒孔德生于1799年，起初在军队中工作，1848年2月出任拉马丁内阁秘书长，3月被任命驻都灵大使，后转任驻那不勒斯大使，1849年10月为驻华盛顿大使。

    【89】 　亚历山大·冯·休伯纳男爵（1811——1892），1849年在巴黎负责奥地利的外交事务，同年9月被任命为驻法大使。

    【90】 　以粗暴而激烈的措辞

    【91】 　双方几乎要缔结和约

    【92】 　施瓦岑贝格公爵（1800——1852），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出任首相后把革命镇压下去，恢复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权威。他制服了匈牙利的造反，抵制了普鲁士的要求，使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原有优势得到恢复。

    【93】 　爱德华·德鲁安·德·吕（1805——1881），外交家，七月王朝时期众议院的自由反对派议员，先后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代表，曾任第一次巴罗内阁（1848年12月20日——1849年6月2日）的外长，后来出任驻伦敦大使。

    【94】 　托克维尔注：1849年7月25日和26日电报。

    【95】 　显示它的良好作风和它所论述的良好理论

    【96】 　恭维它的精神好于给予它以利益

    【97】 　托克维尔注：似乎应当加注。

    【98】 　亨利·德姆宾斯基（1791——1864），波兰将军，1849年任匈牙利起义军司令。

    拉约什·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爱国者，1848年人民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起义失败后逃往土耳其，被监禁到1851年。

    【99】 　托克维尔注：8月22日和24日来信。

    【100】 　穆斯塔法·雷希德巴夏（1802——1858），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外交大臣，在1846年和1856年间多次出任首相。

    【101】 　托克维尔注：1849年10月11日和25日来信。

    【102】 　约瑟夫·贝姆（1795——1850），波兰将军，在1849年匈牙利人民起义期间因帮助匈牙利人民反对奥地利和俄国而出名。

    【103】 　列昂·拉齐维尔亲王（1808——1885），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副官。

    【104】 　阿卜杜勒·梅迪德（1823——1861），1839——1861年土耳其苏丹。

    福阿德·穆罕默德巴夏，即福阿德·埃芬迪（1815——1869），土耳其国务活动家，1849年以特使身份赴俄。

    【105】 　托克维尔注：1849年10月1日的私人信件。

    【106】 　这次，英国政府没有犹豫。正像它自己说的，问题不只是关系到苏丹。

    【107】 　托克维尔注：1849年10月2日德鲁安·德·吕先生的私人来信。

    【108】 　使我不知所措

    【109】 　托克维尔注：1849年10月5日和9日致拉莫里西埃和博蒙的私人信件。

    【110】 　康斯坦丁·亨利·菲普斯（1797——1863），诺曼比第一侯爵，1846——1852年英国驻巴黎大使。著有一部关于1848年革命的轶史《革命的一年》，于1858年出版，后被译为法语，因揭露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而知名。

    【111】 　霍华德小姐（1822——1865），路易·拿破仑的情妇，曾为路易·拿破仑的政变筹款。参看安德烈·莫洛亚《霍华德女士：一位造就了一个皇帝的女人》（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

    【112】 　在采取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步骤之前

    【113】 　因为教育和生活习惯使他养成了城府很深和玩弄手段的习性，而天性又使他轻率而诡计多端。

    【114】 　托克维尔注：1849年10月11日法卢来信。

    【115】 　托克维尔注：1849年10月12日致法卢的信。

    【116】 　托克维尔注：1849年10月5日和9日致拉莫里西埃和博蒙的私人信件。

    【117】 　一从君士坦丁堡得到消息

    【118】 　托克维尔注：拉莫里西埃1849年10月19日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