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者 注 释

德的学说持观望态度，但在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下令惩办路德时保护了路德。

    52.这里说的是路德于1520年冬季在维滕堡发表的著作《论基督徒的自由》。

    53.这里说的是莱布尼茨以其《人类理智新论》（1765年）对洛克的《人类理智论》（1757年）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

    54.这是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的巨大贡献的颂扬。

    55.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年）里说，“我坦率地承认，正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见中译本，北京1982年，第9页）

    56.费希特对法国革命的结果的评论。

    57.给这个思想提供了一个典范的是费希特家中所藏的约·冯·米勒《瑞士联邦史》（卷一，莱比锡1806年）。

    58.费希特1月23日所作的第七讲在送审时没有遇到问题。

    59.在这里，费希特按照古代高地德语，把Deutsch（德意志）解释为dem Volk eigen（民族特有的）；在本书第十二讲中，他又给这个解释作了明确的概括。这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例如，约·克·阿德隆编的《高地德语字典》（维也纳1808年）第I卷第1472栏：“卓越的语言学家都主张deutsch是从古代的Thiod、Volk演绎来的。”

    60.这里暗指雅可比来信中暴露的观点：“真的，我的亲爱的费希特，如果您或随便什么人想把基督教称为这样一种思想，而我已把这种思想与那种被我写为虚无主义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这将不会使我心中不快。”《费希特全集》，第Ⅲ辑第3卷，第223页。

    61.这里暗指霍布斯以来的社会契约论观点。

    62.这里暗指马基雅维里《君主论》。费希特在1807——1808年研究了此书，他写出的评论见诸《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9卷，第226页以下。

    63.费希特当时在国家的本质与职能问题上已经开始从形式方面吸取柏拉图的理念论；参看《关于学者的本质》第一讲与第八讲和《现时代的根本特点》第十讲至第十一讲。

    64.在1804年柏林知识学演讲中，见《费希特全集》，第Ⅱ辑第7卷第359页和第8卷第5页与第300页；在第I辑第8卷第196页：“只有这样一种观点才堪称哲学观点，这种观点把经验的现有多样性归结为一个共同原理的统一性，然后用这种统一性详尽地说明和推导那种多样性。”

    65.费希特于1808年1月31日所作的第八讲在送审后又遇到了麻烦。诺尔特在当日写的审查意见中说，“在第八讲的最后六页上出现一些段落，它们在当前的情况下使我不得不指望我的一位同事先生再对它们加以审核，就它们是否可以付印，供广大读者了解，表示自己的意见”。（《同时代人谈论中的费希特》，第4卷，第111页）弗·萨克在2月1日写的鉴定意见中说，“不管费希特先生在第八讲里的论证是否有根据，我没有从中发现什么根据书刊检查敕令不能予以付梓的东西。但是，像最后几页上出现的那些对德国现状的暗示，是否在政治上明智，是否会依然毫无实效，而不给作者惹起麻烦，这却是另一个问题。一位法国书刊检查官如果从另一角度认为这篇手稿值得读懂，则起码难以给它签发出版许可证。”（同上书，第111——112页）舍费在2月3日与高等教会监理会其他成员讨论过这篇讲稿以后，于2月4日将它呈交直属维和委员会约·奥·萨克主席和该会成员卡·格·冯·劳默尔（K.G.von Raumer，1783——1865），询问它是否会在政治上引起疑问。在未得到回答以前，诺尔特于2月7日审查了费希特当日作过的第九讲，在鉴定意见中认为：“如果像我希望的那样，国王直属维和委员会没有发现什么不能印刷第八讲的东西，那么，也就不可给当前的第九讲————在这一讲里，只有第5页、第7页与第25页上用铅笔画出的段落可能让某个外邦的权威认为不对头————拒发印刷许可证。”（同上书，第113页）2月8日，舍费收到直属维和委员会的肯定答复以后，给第八讲与第九讲同时签发了印刷许可证。约·奥·萨克向普鲁士国王弗利德里希·威廉三世报告说，“费希特教授继续在此间作报告，向他的时代传播振奋和唤醒民族主义的强烈言辞。”（同上书，第115页）

    66.这个思想早先出现于柏拉图《高尔吉亚篇》493a：“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坟墓，住在其中的灵魂的性质是摇摆不定的。”

    67.贺拉斯《流浪艺人诗歌集》，第3卷第2首；西塞罗《司祭集》，第1卷第57节。

    68.阿米尼乌斯（Arminius，公元前18——公元19），彻路西部族首领泽基穆尔之子，10岁赴罗马学武艺，曾经作为军团副将参加罗马帝国皇帝提比略对日耳曼尼亚的征讨，以卓著战功获得罗马公民权和骑士头衔；公元7年返回家乡，成为罗马帝国的反对者，公元9年大败罗马人，歼敌三个军团，公元16年顶住了罗马发动的全面进攻，公元17年与马科曼尼国王进行战斗，胜利以后，被他人杀害。

    69.塔西佗《编年史》记载了阿米尼乌斯和日耳曼的其他首领让他们的部族记住：“或者是继续保持自己的自由，或者是被奴役而死，在这之外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可走么？”（见中译本，北京1997年，上卷，第78——79页）

    70.见法国弗·马·伏尔泰的悲剧作品《宗教狂热或穆罕默德》（1740年），它于1742年上演时遭禁。

    71.由此往下是诺尔特在审查时用铅笔画出的六个段落。

    72.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9段与第40段。

    73.约·海·裴斯泰洛齐（J.H.Pestalozzi，1746——1827），瑞士教育家，深受卢梭关心民众的思想的影响，献身于民众教育事业，在教育史上建树卓著，费希特在苏黎世时期即与他建立友谊。

    74.裴斯泰洛齐《格特鲁德是如何教育她的孩子们的》，第31页以下、第34页、第35页与第38页以下。

    75.同上书，第187页：“语言的最终目标显然是把我们人类从晦暗的直观引向清晰的概念。”

    76.裴斯泰洛齐《母亲必读》，第1册，苏黎世、伯尔尼与图宾根1803年。在这本书里，只有前言出自裴斯泰洛齐之手；正文是由他的助手赫尔曼·克吕西（Hermann Krüsi）写成的。当然，裴斯泰洛齐本人也认为家庭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77.裴斯泰洛齐《格特鲁德是如何教育她的孩子们的》，第119——122页；这里谈的是他聘请的数学教师约·克·布斯（J.Ch Buss，1776——1855）的报道。

    78.同上书，第55页：“为了把孩子们引向理性，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我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预防，使他们不要毫无顾虑地夸夸其谈，不要习惯于对自己只从表面上了解的事物发表看法。”

    79.同上书，第342页以下。

    80.费希特2月14日作过的第十讲在送审时没有遇到问题。

    81.《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8章第6段。

    82.裴斯泰洛齐《格特鲁德是如何教育她的孩子们的》，第52页以下：“我已经在我三十年前的试验中就此取得了最重要的结果。我当时已经使孩子们在纺织期间达到了一种预计的熟练技巧，而这种技巧是我本人不看操作规程就无法达到的。孩子们必定会完全掌握他们靠学习而从事的手工劳动，因此，他们在劳动之外学到的课程必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仅仅是对他们已经能做的工作的一种简单补充。”

    83.费希特2月21日作过的第十一讲在送审时没有遇到问题。

    84.1807年10月9日普鲁士宣布废除隶农制（Leibeigenschaft）。这里的臣属制（Untert nigkeit）应理解为隶农制；同样，前后文中的臣民亦应理解为隶农。

    85.费希特3月6日作过的第十二讲在送审时没有遇到问题。

    86.关于费希特的这个解释，梅林指出，“不难了解，崇高的东西可以变为可笑的，如果不是在一步之中，就是在一世纪之中。”（见“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载《新时代》第26年度第1卷）

    87.普鲁士官员亚·亨·缪勒（A.H.Müller）在其《关于德国科学与文学的演讲》（德累斯顿1806年）里曲学阿世、讨好拿破仑，这是费希特对他的言论的批评。

    88.索布语（Sorbisch），亦称汶德语（Wendisch），一种西斯拉夫语言，中世纪时广泛使用，目前在德国东部仍有大约10万人操这种少数民族语言。

    89.莱布尼茨在其《关于德语的应用和改善的不成熟想法》中写道：“如若我们的基本核心语言就这么由于我们疏忽大意而走向毁灭，因而几乎可能使人遇到任何不妙的事情，这仍然可以说是永久的遗憾和耻辱，因为采用一种异邦语言通常会导致自由的丧失，而给自己戴上一副外来的枷锁。”费希特是从美茵茨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德意志纪事》（1792年，第12期）读到这篇著作的。

    90.由此往下的三段行文中，费希特用对比和影射的方法说出了自己对拿破仑的看法。

    91.费希特于3月13日作过的第十三讲在14日就通过了审查。诺尔特的鉴定意见是：“在我看来，我们高等宗教监理会方面也不能给这第十三讲拒发印刷许可证。”（《同时代人谈论中的费希特》，第4卷，第127页）但手稿连同印刷许可证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费希特十分恼火，通过赖默尔要求高等宗教监理会仔细查找。查找的结果是：在该会文书室有发出舍费签署的印刷许可证与手稿的存根，但没有赖默尔收到批件与手稿的存根。舍费于4月13日正式通知费希特说第十三讲手稿业已遗失，并请他重写。费希特又请赖默尔于4月16日给舍费写信，说明他坚持要求找回手稿的立场，而且他已无法再有撰写那一讲时的心情，因而重写的部分必定难以与其他部分统一，其结果就是损害全书的风貌。舍费虽然也责成诺尔特再查找手稿，但拖延甚久，未作答复。在这种情况下，费希特于5月2日向直属维和委员会告状，一方面指出手稿的丢失与重写给自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另一方面要求请人审查重写的手稿。该会很快作出了答复，一是委托汉斯坦审查重写的手稿，二是责成高等教会监理会再查找手稿。舍费于5月7日向直属维和委员会复函，说手稿仍未找到，可能是在送交出版社以后丢失的，把责任推给了赖默尔。汉斯坦审查了由直属维和委员会转来的第十三讲内容通报，认为可以付梓，但对于末尾附的说明，则一直等到费希特将其中措辞激烈的段落删改以后，才于5月9日让它也获得印刷许可证。

    92.这里说的是荷兰胡果·格劳秀斯建立的海上自由原则，它服务于确保六国在海洋拥有的特权。在英法海上对抗时，法国公使代办巴歇尔于1806年8月1日传达给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会议的外交照会说：“陛下〔即拿破仑〕已经声明，他绝对不把法国的疆界扩展得超过莱茵河。他永远恪守自己的语言。现在他的唯一要求是能应用天意托付给他的手段，以期解放海洋，赋予贸易以自由，从而确保世界的安宁与幸福。”（文柯普编《莱茵同盟文件》，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808年，第27页以下。）

    93.这里谈的是《锁闭的商业国》中提出的计划经济模式和它遭到的批评。见《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7卷，第47——141页，以及《费希特著作评论集》（斯图加特1995年），第3卷，第175——290页。

    94.塔西佗在《历史》中记载了巴塔维亚起义领袖奇维里斯（Civilis）向罗马人求和，说当时在这个日耳曼部族的民众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把这一多难的战争拖下去了；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摆脱加到世界上的奴役。”“罗马人不要我们缴纳租税，只要我们拿出勇气和人员来。这个条件几乎同自由差不多了。而且如果我们要选择我们的主人的话，我们忍受罗马皇帝的统治较之受日耳曼女人的统治要更光荣一些。”（中译本，北京1985年，第356页。）

    95.由此往下的两段文字中，费希特用对比和影射的方法说出了自己对拿破仑的看法。

    96.对于费希特3月20日作过的第十四讲，诺尔特在3月28日写出的审查意见中认为，用红笔标出的段落会引起外国权威的反感，应加以修改。舍费于4月2日给费希特发出便条，要求他以缓和的语气修改这些段落。费希特于当天就作出答复说，“在标出的最后两段，我已经缓和了语气。但第9页上的第一段我无法修改。”（《费希特全集》，第Ⅲ辑第6卷，第237页）诺尔特看过修改以后认为，最令人感到有顾虑的段落已经改变，所以这一讲可以付印。弗·萨克依然坚持其过去的立场，认为这类涉及政治的论著不属于高等教会监理会的审查范围，而这些被认为有问题的段落并不与宗教抵触，所以高等教会监理会不应不允许它付印。舍费仍有顾虑，便请示直属维和委员会主席约·奥·萨克。这位财政大臣复信说，这篇手稿在总体上仍属于高等教会监理会审查的范围，但画红线的地方确实令人担忧，希望作者为了出版全书而修改这些地方。于是，舍费再次要求费希特修改或删除这些地方。费希特转向当时正在柏林的普鲁士首相亨·弗·卡·施泰因男爵（H.F.K.Freiherr von Stein，1757——1831），寻求支持。不料这位政治家在涉及法国的问题上亦爱莫能助，劝他再作妥协。在这种情况下，费希特于4月11日给舍费回信说，首相认为，“第9页上带有附加补充的第一段不动，第20页第二段可照我压缩过的那样付印。”（同上书，第239页）这样，舍费才在4月13日签发了印刷许可证。

    97.费希特已经在其《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中把当前的时代称为“恶贯满盈”的时代。见《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8卷，第207页。

    98.谢林在其《对于自然哲学与经过修订的费希特学说的真正关系的阐述》（图宾根1806年）中就此回答道：“我们已经向他〔费希特〕证明，是他把原罪的真正本原、自我性确立为哲学的根本（《哲学与宗教》第42页以下）；他现在恰恰把这个时代解释为恶贯满盈的时代。”（第9页）

    99.由此往下，到本段为止，根据费希特4月2日信中用“遭殃”（übelgehen）和“交好运”（wohlgehen）谈遣辞造句的情况，可以推断，就是原稿第9页上他认为无法修改的段落。

    100.同样可以推断，由此往下的条件从句就是所谓的“附加补充”。（见《同时代人谈论中的费希特》，第4卷，第141——142页）但费希特附加的这句话有违前一句话的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