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聲三問

nbsp;   南齊書貳叁王儉傳（南史貳叁同）云：

    ［永明］二年，領國子祭酒、丹陽尹，本官如故。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寅恪案，南齊書九禮志建元四年太祖崩，罷國學。永明三年復立。南齊書王儉傳永明二年下「國子祭酒」四字當依南史删正。）

    梁書拾叁沈約傳（南史伍柒同）云：

    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南史肆捌陸厥傳（參閲南齊書伍貳陸厥傳）云：

    ［永明末］盛爲文章，吴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蠭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暗與理合，非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顔、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宫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約答曰：宫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别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自古辭人豈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吕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爲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唱導。

    梁書肆玖庾肩吾傳（南史伍拾同）云：

    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

    鍾嶸詩品云：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鋭精妍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宫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宫商者異矣。今既不備管弦，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宫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顔憲子乃云：律吕音調，而其實乃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造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於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

    建康爲南朝政治文化之中心，故爲善聲沙門及審音文士共同居住之地。二者之間發生相互之影響，實情理之當然也。經聲之盛，始自宋之中世，極於齊之初年。竟陵王子良必於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以前即已嫺習轉讀，故始能於夢中詠誦。然則竟陵王當日之環境可以推知也。鷄籠西邸爲審音文士抄撰之學府，亦爲善聲沙門結集之道場。永明新體之詞人既在「八友」之列，則其與經唄新聲制定以前之背景不能不相關涉，自無待言。周顒卒年史不記載，據傳文推之，當在永明七年五月王儉薨逝以前，永明三年王儉領國子祭酒及太子少傅之後。即使不及見永明七年二月竟陵王經唄新聲之制定，要亦時代相距至近。其與沈約一爲文惠之東宫掾屬，一爲竟陵王之西邸賓僚，皆在佛化文學環境陶冶之中，四聲説之創始於此二人者，誠非偶然也。又顒傳言：「太學諸生慕顒之風，争事華辯。」其所謂「辯」者，當即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宫商朱紫，發口成句。」及其子捨「善誦詩書，音韻清辯」之「辯」。皆四聲轉讀之問題也。梁武帝雖居「竟陵八友」之列，而不遵用四聲者，據隋書拾叁音樂志載「帝既素善鍾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而梁書叁武帝紀（南史柒同）又載其「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蓋由於好尚之特異，後來簡文帝之詆娸永明新體之支派者（見梁書肆玖南史伍拾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書），殆亦因其家世興趣之關係歟？沈約宋書壹佰自序云：「［永明］五年春，又被勑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謝靈運傳論之作正在此時。是其四聲之説實已成立於此時以前。當與周顒不甚相先後，蓋同是一時代之産物，俱受佛經轉讀之影響而已。至范曄自序之所言，觀曇遷一傳，可知其實受當時善聲沙門之薰習，而自來讀史者所未嘗留意也。總之，四聲與經聲之關係，迄今千四百餘年，尚未有人略能言及。故司馬氏資治通鑑壹叁陸於永明二年記竟陵王子良招致名僧，講論佛法事，全襲用南齊書南史舊文，而删去「造經唄新聲」之語。謝氏小學考貳玖録南史陸厥傳亦不載王斌附傳。是皆「不了此處」。兹特爲發其覆如此。而今而後，庶幾不致「此祕未覩」乎？

    據僧傳後論，轉讀與梵唄有别，竟陵王所造新聲乃轉讀之聲，非梵唄之聲。蓋轉讀之聲即詩品所謂不備管弦，而有聲律者也。梵唄問題非本篇範圍，似可不論。但二者實互有關係，而又俱託始於陳思。故轉讀與陳思之關係，即魚山製契之傳説，則尤不得不先推求其起原之時代，以爲「四聲説史」之「前編」也。考瑞應本起經爲支謙所譯。謙事迹載高僧傳壹康僧會傳中。據傳，謙以漢獻帝末避亂於吴。孫權召爲博士，舉韋昭諸人輔導太子。從吴黄武元年至建興中先後共譯出四十九經。又據魏志拾玖陳思王植傳，植以魏明帝太和三年徙封東阿。六年封陳王。發疾薨。魚山在東阿境。植果有魚山製契之事，必在太和三年至六年之間。然當日魏朝之法制，待遇宗藩，備極嚴峻，而於植尤甚。若謂植能越境遠交吴國，删治支謙之譯本，實情勢所不許。其爲依託之傳説，不俟詳辨。此傳説之記載，寅恪所知者有二：一出劉敬叔之異苑（在今本卷伍中），一出劉義慶之宣驗記。（見唐湛然法華文句記伍所引，但湛然誤以劉義慶爲梁人。）二人皆晉末宋初人。是此傳説東晉之末必已流行無疑。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伍載支謙譯瑞應本起經二卷。下注云：

    黄武年第二出，與康孟詳譯者（寅恪案，此即第一出。）小異。陳郡謝鏘、吴郡張洗等筆受，魏東阿王植詳定。見始興録及三藏記。

    寅恪案，今僧祐出三藏記集貳載有支謙譯瑞應本起經二卷。並無「魏東阿王植詳定」之語。出三藏記集全襲道安經録，可知道安經録中無此語。道安録成於晉孝武帝寧康二年（見出三藏記集伍引道安經録自序）。又可知晉孝武以前無曹植删定瑞應本起經之説也。然則此語必出於始興録。此録今不傳。今存之佛藏諸目録亦皆不言其爲何時何人所作，無從詳考。但歷代三寶記玖載：「晉孝武世沙門聖堅於河南國爲乞伏乾歸譯十四經。其十經見始興録。始興即南録。」又檢三寶記所著録之經目注出始興録者，計其譯述時代，下至卷十一之

    灰河經一卷見始興録

    （南齊）武帝世沙門釋法度出

    爲止。故據此可斷定始興録之作者必爲江左南朝之人。而其生年至早爲南齊武帝之世，或即永明時人，亦未可知。是始興録中曹植詳定瑞應本起經之語乃受經唄新聲之影響，採用東晉末年之傳説。其書晚出，遠在劉敬叔異苑及劉義慶宣驗記之後也。又考高僧傳載江左善聲沙門始於曇籥。籥於東晉孝武時夢天神授以聲法，覺因裁製新聲。證以成於孝武時之道安經録未有曹植詳定瑞應本起經之語。可知東晉中晚時代經聲雖已流行，而尚無魚山製契之神話。逮東晉末年，始有此傳説。此傳説實含有一善聲沙門與審音文士合作之暗示。而此二種人之合作即四聲之起原。然則「四聲説史」之「前編」謂在典午南遷之季世，縱或不中，亦不甚遠乎？又梵唄亦肇自陳思之説，因認太子頌及睒頌等爲陳思所作之故。太子頌姑不論。睒頌者即據康僧會譯六度集經五睒菩薩本生而作之頌。考高僧傳壹康僧會傳云：會以赤烏十年始達建業。魏志拾玖陳思王植傳云：（太和）六年發疾薨。吴大帝赤烏十年，即魏齊王芳正始八年，上距魏明帝太和六年，即植薨之歲，已十五年之久。陳思何能於其未死之前，預爲未譯之本作頌耶？其説與删治瑞應本起經事同爲依託，而非事實，固不待詳辨也。

    三問曰：讀宋書謝靈運傳論南史陸厥傳所載厥與沈約問答之書及詩品所記王融告鍾嶸之語，竊有疑焉。凡約之所論，及厥之問約，約之答厥，融之語嶸者，皆四聲之問題也。然俱以宫商五聲爲言，而絶不及四聲一語。若四聲與五聲同物，則約仍用五聲之舊説可矣，何必又新創四聲之説，别撰四聲之譜乎？若四聲與五聲不同物，則約論非所論，融語非所語，厥問非所問，約更答非所答矣。然則四聲與五聲之同異究何在耶？

    答曰：宫商角徵羽五聲者，中國傳統之理論也。關於聲之本體，即同光朝士所謂「中學爲體」是也。平上去入四聲者，西域輸入之技術也。關於聲之實用，即同光朝士所謂「西學爲用」是也。蓋中國自古論聲，皆以宫商角徵羽爲言，此學人論聲理所不能外者也。至平上去入四聲之分别，乃摹擬西域轉經之方法，以供中國行文之用。其「顛倒相配，參差變動」，如「天子聖哲」之例者，純屬於技術之方面，故可得而譜。即按譜而别聲，選字而作文之謂也。然則五聲説與四聲説乃一中一西，一古一今，兩種截然不同之系統。論理則指本體以立説，舉五聲而爲言，屬文則依實用以遣詞，分四聲而撰譜。苟明乎此，則知約之所論，融之所言，及厥之問約，約之答厥，所以止言五聲，而不及四聲之故矣。

    又此第三解答之意旨實啓自段（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古四聲説子注）、王（王國維觀堂集林捌五聲説）。今更借喻同光舊説，重爲引申。至王氏以陰陽平上去入爲三代秦漢間之五聲，其言之當否，别是一事，可置不論。此解答所竊取者，止段、王同主之一誼，即「四聲之説專主屬文」而已。斯誼而是也，固不敢掠美於前修；斯誼而非也，則願俟知音之新解。

    （原刊清華學報第九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