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復愚遺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問題

; 今者欲三十歲矣。今年冬見乙（原注：集作丁。）酉詔書，用閣下以古道正時文，（原注：一作聞。）以平律校羣士，懷才負藝者踴躍至公，蜕也不度，入春明門，請與八百之列，伏（負）階待試。嗚呼！蜕也材不良，命甚奇，時來而功不成，事修而名不副，將三十年矣。

    寅恪案，此書乃上裴休者，前已考定，兹不復贅。此書作於大中三年（西曆八四九年）之冬，此時復愚自謂將三十歲，即二十九歲也。

    （八）與京西幕府書

    文苑英華陸柒叁復愚與京西幕府書云：

    獨蜕家居甚困，白身三十過於相如者。

    寅恪案，依前所考，復愚年三十則應在大中四年。但復愚爲是年進士，而此書言是白身，則當在是年尚未放榜以前所作。或者三十之語不過舉成數而言，仍是大中三年年二十九時所作也。

    （九）論令狐滈不宜爲拾遺疏

    全唐文柒捌玖載復愚論令狐滈不宜爲拾遺疏，當是從册府元龜伍肆柒諫諍部直諫門劉蜕咸通四年爲左拾遺條轉録，而曾釗面城樓文鈔貳天啓吴本劉蜕集跋謂全唐文據韓本增入此疏，殊爲失實，蓋曾氏未見四庫全書原本，以意揣測也。又舊唐書壹柒貳令狐楚傳所載復愚上此疏在咸通二年（西曆八六一年），當是傳寫之誤，今傳世史籍除册府元龜外，其他如舊唐書壹玖上懿宗紀云：

    ［咸通四年］（西曆八六三年）十一月，長安縣尉、集賢校理令狐滈爲左拾遺。制出，左拾遺劉蜕、起居郎張雲上疏，論滈父綯秉權之日，廣納賂遺，受李琢賄，除安南，致生蠻寇，滈不宜居諫諍之列。時綯在淮南，上表論訴，乃貶雲興元少尹，蜕華陰令，滈改詹事司直。

    及通鑑貳伍拾唐紀云：

    ［咸通四年］冬十月甲戌，以長安尉、集賢校理令狐滈爲左拾遺。乙亥，左拾遺劉蜕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綯用李琢爲安南，致南蠻至今爲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十一月丁酉，雲復上言：滈父綯執政之時，人號白衣宰相。滈亦上表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

    等紀事俱以此疏上於咸通四年，故舊唐書令狐楚傳「二」字必是「四」字之譌無疑也。兹以岑建功刊舊唐書校勘記偶未照及，而此事實爲復愚一生大節所關，故備録史籍之文，爲之校正。

    （十）諫遊宴無節疏

    此疏上於咸通四年，見通鑑貳伍拾唐紀。

    （十一）論以閣門使吴德應爲館驛使疏

    此疏上於咸通四年，亦見通鑑貳伍拾唐紀。

    （十二）投知己書

    文苑英華陸玖叁復愚投知己書一作與大理楊卿書云：

    蜕生二十餘年，已過當時之盛，棲遲困辱者，未遇當時之人。

    寅恪案：復愚爲大中四年進士，是年年三十歲，據以逆推，會昌元年，年二十一歲，此書之作雖不知在何年，但言二十餘年，則必在會昌元年以後大中四年以前也。以其無確定之年可考，故附載於此。

    綜合前所考證者，取其結論，列表於下：

    長慶元年（西曆八二一年），復愚生。

    會昌二年（西曆八四二年），二十二歲。文泉子集自序。與韋員外書。

    會昌四年（西曆八四四年），二十四歲。古漁父四篇。獻南海崔尚書書。復崔尚書書。

    大中二年（西曆八四八年），二十八歲。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大中三年（西曆八四九年），二十九歲。上禮部裴侍郎書。與京西幕府書或作於此年。投知己書或與大理楊卿書或作於此年及會昌元年以後。

    大中四年（西曆八五〇年），三十歲。與京西幕府書或作於此年。

    咸通四年（西曆八六三年），四十三歲。論令狐滈不宜爲左拾遺疏。諫遊宴無節疏。論以閣門使吴德應爲館驛使疏。

    下章

    北夢瑣言叁劉蜕舍人不祭先祖條云：

    唐劉舍人蜕，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戒之曰：任汝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若没後，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娱，竟不知其所適。（原注：不審是隱者，爲復是漁師，莫曉其端倪也。）紫微歷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恩，於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嘗與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重於喪祭，劉氏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隱逸之流，何傷菽水之禮？紫微以儒而進，爵比通侯，遵乃父之緒言，紊先王之舊制，以時（一作報本）之敬，能便廢乎？大彭通人，抑有其説，時未喻也。

    寅恪案，劉蜕、劉纂父子皆以進士釋褐，蜕仕至中書舍人，纂仕至禮部尚書。所謂「以儒而進」及「名教之家」也。而累世「無菽水之禮」，「闕報本之敬」，揆諸吾國社會習俗，已不可解。又蜕父「乘舟以漁釣自娱，竟不知其所適」，尤爲可怪。據復愚復崔尚書書云：

    況蜕近世無九品之官，可以藉聲勢。

    及上禮部裴侍郎書云：

    四海無强大之親。

    則復愚家世姻戚皆非仕宦之族可知。若此兩端已足令人致疑於復愚氏族所出實非華夏族類，而其籍貫問題則與此點亦有關係也。兹先考定其紛歧之籍貫，然後依次推證其所著籍之地俱有賈胡僑庽之蹤跡，庶幾復愚氏族之真相既得以明瞭，而談唐代異族華化史者又增一新例矣。四庫全書總目壹伍壹集部别集類文泉子集提要云：

    王定保唐摭言載：劉纂者，商州劉蜕之子，亦善爲文。則蜕當爲商州人。又孫光憲北夢瑣言載：劉蜕，桐廬人，官至中書舍人，有從其父命，死不祭祀一事，所敍爵里復不同。或疑爲别一劉蜕，未之詳也。

    寅恪案，唐摭言之劉蜕與北夢瑣言之劉蜕自是一人，提要疑爲同名之二人，殊爲不當。但其所引唐摭言之文與太平廣記壹捌肆貢舉類柒劉纂條同，其文云：

    劉纂者，商州劉蜕之子也，亦善爲文（此據文友堂景明談愷本）。

    此文即見唐摭言玖惡掇科名條，惟「商州」作「高州」。蔣光煦斠補隅録依雅雨堂本唐摭言參校諸善本，俱作「高州」，不作「商州」。「高」「商」二字形甚近似，孰爲正是，未易判定。據文苑英華復愚上禮部裴侍郎書云：

    家在九江（原注：集作曲。）之南，去長安近四千里。（寅恪案，「江」「曲」二字亦不易定其是非，「九曲」殆指黄河而言乎？近温廷敬先生廣東通志列傳肆劉蜕傳以「九曲」乃指衡山湘水言，故定復愚爲桂陽人，而以長沙爲郡望。其論證雖頗新確，但寅恪檢水經注叁捌湘水篇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朱謀瑋箋謂轉面二字叶韻，其説甚是。温氏讀面爲曲似乖歌韻之理，且與「望衡」二字意義亦自不貫。縱謂隨湘流舟行，既能望見衡山之九面，則湘水亦得言「九曲」，義或可强通，然解釋迂迴，終疑有未洽也。至温氏以北夢瑣言之桐廬乃桂陽之譌，謂「初譌『桂』爲『桐』，後校者見地名無『桐陽』復臆改爲『桐廬』，其蹤跡猶可尋也。」則屬於假想，可以不論。又元和郡縣圖志貳玖連州西北至上都三千六百六十五里。道州西北至上都三千四百一十五里。温書以連州至上都爲三千四百一十五里，蓋偶涉筆誤，僅附校正於此。）

    則復愚必非商州人，蓋商州去長安不逾三百里，（見通典壹柒伍州郡典，他書俱略同。）又不在九曲或九江之南也。據北夢瑣言「出典商於」之語，是復愚曾任商州刺史之證。（貫休禪月集叁有上劉商州詩，劉商州未知是蜕否？俟考。）然則「商」字若果非誤寫，則唐摭言所謂「商州」者乃爲復愚之官職，而非其籍貫。四庫提要蓋有所誤解也。至高州則雖在九曲或九江之南，但通典壹捌肆州郡典舊唐書肆壹地理志等俱載其去西京或京師六千六百六十二里，是其距離與復愚之所自言者不合。然則「商」之譌「高」其來已久矣。假使「高」字别有依據，非復誤寫，則嶺外海隅本賈胡僑寄之地，復愚又曾至南海上書於崔龜從，是與本篇本章之所欲推證者適合，亦無待贅考。故今仍認「高」字爲「商」字之譌，而高州非復愚繫籍之地，不復加以討論也。若就復愚上禮部裴侍郎書言，則其著籍之地非桐廬莫屬，何以言之？據通典壹捌貳州郡典新定郡睦州條云：

    去京三千六百五十九里。

    領縣：桐廬。

    舊唐書肆拾地理志睦州條云：

    在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

    桐廬。

    元和郡縣圖志貳伍江南道睦州條云：

    西北至上都三千七百十五里。

    桐廬縣。

    桐廬距長安之里數諸書雖微有出入，但均與上禮部裴侍郎書所謂「去長安近四千里」之語相合。且復愚自稱長沙人（見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序），而長沙去長安僅二千五百十九里，（此據通典壹捌叁州郡典舊唐書肆拾地理志潭州條所載，若元和郡縣圖志貳玖潭州條所列西北至上都里數尚少於此。）與四千里之數相差甚遠，故云若就復愚上禮部裴侍郎書所自言，則其繫籍之地非桐廬莫屬，（温廷敬先生復愚爲桂陽人之新説雖亦可通，但以證據未充之故，仍不敢遽捨桐廬之舊説也。説見前注。）孫光憲北夢瑣言謂復愚爲桐廬人，殊可信從也。

    復愚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序云：

    文冢者，長沙劉蜕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

    寅恪案，此復愚自稱長沙人之明證，故方志載長沙有復愚故宅，如嘉慶一統志叁伍伍長沙府古跡門載：

    劉蜕故宅（在長沙縣城西北湘江邊）。

    之例是也。由是言之，復愚於上禮部裴侍郎書中等自言桐廬人，於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序中明白自稱長沙人，此二者既是復愚所自言，必無舛誤。唐人例稱郡望，而此兩者皆非劉氏顯望，故知均是復愚僑寄之地，非其家世祖居之原籍也。杜甫解悶十二首之一云：

    商胡離别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爲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遊。

    范攄雲谿友議上夷君誚條云：

    登州賈者馬行餘轉海擬取昆山路適桐廬，時遇西風，而吹到新羅國。（此條承何格恩先生舉以見告者，附注於此，以申謝意。）

    據此，西陵爲杭越運河之要點，桐廬則轉海乘舟之步頭，皆唐代商胡由海上經錢塘江出入内地之孔道，然則復愚之家僑寄於桐廬，而其父之「扁舟漁釣，莫知所適」，豈無故耶？

    袁郊甘澤謡韋騶條略云：

    韋騶者遊岳陽，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弟騋舟行，溺於洞庭湖。騶乃於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估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

    寅恪案，藤田豐八教授東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壹捌肆頁引此條估胡之語，以證成其胡人往來通商之説。鄙意「估胡」二字於此或是唐人行文習用之詞，不過僅表示富商大賈之意耳。未必涵有種族之義也。故唐代雖必有賈胡行舟洞庭之事，但不敢遽引此爲據，以其解釋不能確定無疑也。惟杜甫在潭州所作清明二首之一（此據涵芬樓景宋分門集注杜工部詩集本叁時序門）云：

    朝來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浄客船。繡羽銜花他自得，紅顔騎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賈傅井依然（下略）。

    寅恪案，「胡童」二字所見諸善本皆不著異讀，（僅近日坊賈翻刊杜詩錢注本作「夷童」，蓋錢注本原避清代疑忌，故以「胡」字作空闕，翻刊錢本者遂臆補「夷」字，非别有依據也。）自無舛誤，亦必非「湖童」之譌脱，蓋「湖童」一名殊爲不辭故也。據此，「胡童」之「胡」必作「胡人」之「胡」解無疑，不論杜公在潭州所見之胡童爲真胡種，抑僅是漢兒之喬妝，以點綴節物嬉娱者，要皆足證成潭州當日必有胡族雜居。若不然者，則其地居民未嘗習見胡童之形貌，何能仿效其妝束，以爲遊戲乎？故依杜公此詩，潭州當日之有胡商僑庽，可以决言，然則復愚之自稱長沙劉蜕，即其寄居潭州之證，又豈無故耶？

    又近刊廣東通志劉蜕傳以復愚實桂陽人，其自稱長沙不過郡望而已（見前子注）。若其説果確，則據元和郡縣圖志貳玖連州條云：

    秦爲長沙郡之南境，漢置桂陽郡。

    東至韶州陸路五百里。

    西至賀州捷路二百七十里，取道州桂嶺路三百六十里。

    西南至封州六百三十里。

    東北度嶺至郴州三百九十里。

    南至廣州八百九十里。

    陽山縣。

    本漢舊縣，爲南越置關之邑，故其關在縣西北四十里茂口。史記尉佗移檄陽山關曰：「盜兵且至，急絶道，聚兵自守！」今陽山北當騎山嶺路，秦於此立陽山關，漢破南越以爲縣。

    是桂陽亦近值嶺路交通要點，嶺外賈胡往來中州，其於桂陽有旅寄之所，非不可能，特以「九曲」一語之解釋尚有疑問，故未敢遽信，姑存其説於此，以供參證。至若復愚以荆州發解（見唐摭言貳海述解送條及北夢瑣言肆破天荒解條等），故方志有列之爲江陵人者（如輿地紀勝之類），則其不當，自不待贅辨也。

    近年桑原隲藏教授蒲壽庚事蹟考及藤田豐八教授南漢劉氏祖先考（見東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皆引朱彧萍洲可談貳所載北宋元祐間廣州蕃坊劉姓人娶宗室女事，以證伊斯蘭教徒多姓劉者，其説誠是。但藤田氏以劉爲伊斯蘭教徒習用名字之音譯，固不可信，而桑原氏以廣州通商回教徒之劉氏實南漢之賜姓，今若以復愚之例觀之，其説亦非是。鄙見劉與李俱漢唐兩朝之國姓，外國人之改華姓者，往往喜采用之，復愚及其他伊斯蘭教徒之多以劉爲姓者，殆以此故歟？關於復愚氏族疑非出自華夏一問題，尚可從其文章體製及論説主張諸方面推測，但以此類事證多不甚適切，故悉不置論，謹就其以劉爲氏，而家世無九品之官，四海無强大之親，父子俱以儒學進仕至中書舍人禮部尚書，而不祭祀先祖，及籍貫紛歧，而俱賈胡僑寄之地三端，推證之如此。

    （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一分册）